作者：杨东芳 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各民族文学史中，生态都是其中重要内容。当代生态灾难的加剧彰显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在美国文学中，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批评理论，即从生态视角研究文学，探讨自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生态文学批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在这些方面，美国的生态文学及其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其数量众多、思想深刻、影响广泛而处于当代世界生态文学的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它对传统浪漫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的同时，又从现实主义和实证的角度开创了生态文学的新视角，将传统生态文学的一元性直接拓展为二元性，完成了现代生态文学双重价值的建构。走出生态文学一元化情感的困境，实现二元化的转变，是解救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出路，也是认识和发展未来生态文学的必由之路。
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以及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描写和歌颂大自然。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宗旨是回归自然，将自己的理想人物置身于纯朴宁静的大自然中，衬托现实社会的丑恶及自身理想的美好。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现实主义，一般是指19世纪30年代后在欧洲兴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以冷静的目光来观察和评价现实，真实、客观地描写日常生活，并从剖析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中揭示造成种种罪恶的社会根源，并竭力揭露和批评现实呈现和隐藏的问题。
二、美国生态文学思想二元性的根据
从整体上说，西方主流文化信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颂扬人类征服、控制、改造与利用自然的思想，但其生态文学也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在文学意义上，浪漫主义被认为是生态文学的一个理论源头，回归自然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宗旨。浪漫主义先驱卢梭提出应遵守自然规律和把人类的发展限制在自然所能承载的范围内。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库珀是最早关注生态破坏的作家之一。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梭罗等对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其实，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学，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是对自然内在价值和相互依存关系的赞美；在内容上主要是通过各种生态要素，如山川河流、动物与植物等，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之爱、对异化文明的焦虑、以及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主张回归、融入与感悟自然，这种生态情感体现了生态人性的内在性和主动性特征。浪漫主义运动作为整体的定义性标志之一就是鼓励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界的尊重和评价。从文学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角度看，它主要表达这样一种观点：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内在根据，是人类许多真实价值的生成之源，人类的行为应该是这种内在人性和价值的外化，自然存在与人的存在构成完整和谐的统一体，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作为生命个体和普遍生命总是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在本质上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类正是在生命的运动中实现着个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自古以来，在人与自然之间就始终维系着这种和谐的关系”。［2］这正如浪漫主义先驱卢梭所言，“带着滋味无穷的迷醉消融在他自觉与之浑然一体的这个广袤而美丽的大自然中”。［3］在浪漫主义作家的眼里，自然是神秘、可爱而有灵性的有机整体，他们讴歌自然，崇尚自然，他们的整体自然观代表了其精神追求和内心向往。近代以来，由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把人的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个人的情感与信仰则受到了普遍的压制，使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一种二元分离的倾向，人不在自然之中了。在对工业文明的憎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声中，英美一批浪漫主义作家与生态文学家创作了大量反映和描写自然的诗歌及其文学作品。其中美国最伟大的生态作家梭罗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自然生态恶化的忧虑及他对自然生命依念、沉醉、感激、敬畏的情怀，并完美地表达了他对大自然最为亲近和细致的了解，把浪漫主义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而，英美生态文学的浪漫传统在后工业化时代，依然凸显浓厚的时代主题，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所不能忽视的。我们认为这种生态文学思想是对人类生态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属于传统的生态文学形式，是现代生态文学的一个自然源头，它具有完全的信仰性，成为生态文学的精神之元。它的根基是人源于自然，人与自然不可分，在人的本性中，人应该承担对自然“善”的责任和义务。传统生态文学在人类保护生态的历史上、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中曾经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当今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看，传统生态文学的价值正在逐渐地被颠覆和破坏，虽然从逻辑上看它可以从源头上厘清生态文学的历史，可是它没有脱离传统生态文学惟信仰之槽臼，不能解释历史上的生态情感变异问题，也不能解释当代人的生态情感问题。
它所倡导的人类的生态情感正在被人类的物质利益所替代和挤压，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缺失。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传统生态文学所坚持的生态情感在价值上是有其局限性的。人类的价值体系也是一个随环境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体系。传统生态文学所秉持的部分生态信仰和情感价值等已被现代科技和社会“袪媚”了。二是在新的价值世界里，生态文学必须有一个新的源头———现实主义，以开创人类精神家园的新领地，弥补传统生态文学表现形式和内容上的不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复媚”人的生态情感。这是生态文学的另一个源头，即现实之元。它具有实证性和知识性，属于非完全信仰之元。它的根基是通过科学知识实证产生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揭露并痛恨人类灵魂深处的“恶”及其反自然性，实现人类生态情感的进化与转向，由传统的人对生态主动的“善”和“爱”转向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人的“怒”和“恨”。当代生态文学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必然的承继关系，在方法和内容上也相去甚远，但在目的上是相同的，其批判性是一致的，都对现实生活中的丑与恶进行揭露与批判，警示人是如何破坏生态环境的，旨在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蕾切尔•卡逊正是从现实的、批判的角度开创了这个生态文学思想的新源头、新形式。1962年，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深刻揭示了人外在于自然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从《寂静的春天》开始，“卡逊为当代生态文学创作树立了以揭露、批判、警告和救赎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为写作主旨的典范，很多作家沿着她开创的道路，通过对生态灾难现实的揭露和无情批判，使生态恶化的现实和令人忧虑的远景无所隐匿地呈现在大众的眼前。”［4］35卡逊从现实的、批判的角度强调了自然必须成为人类新的对象，人类必须以新的方式敬畏自然，因为在她看来，自然是有限的、非万能的，人与自然非一体了，自然已经成为人类破坏和驾驭的对象，如果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自然必将遭到人类的毁灭。卡逊发现、揭示了人类生态人性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即被人类由物质欲望而引起的对生态破坏行为和结果所逼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态情感，唤起了人类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态人性。传统生态文学的目的是唤醒人类自发地产生热爱生态的一种良知，是从人的生物本性提升而成的人的一种主观境界；卡逊又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在人类物质目的的作用下生态的脆弱性和危险性。她说“具备了无限能力的人类，如果继续不负责任、没有理性、缺乏智慧地征服自然，带给地球和他自己的只能是彻底毁灭。”因而她的生态人性是源自于对自然的哀怜和对那些破坏自然的人的愤怒和鄙视，从文学情感的表达方式上看是“恨”、“哀”和“怒”的一类，具有外在性和被动性。与传统生态文学相比，在创作方法、内容和情感上，卡逊的生态文学具有显著的差异，所以我们认为把卡逊的文学生态观并入传统的文学生态观来认识是不合理的。卡逊的生态人性是客观的、有根据的、不容选择的、不可替代的，应该是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和发展的另一个必然的源头。#p#分页标题#e#
三、当代生态文学思想发展的两种必然方式
历史地看，人类的情感世界始终是二元的，即唯物性和唯心性并存。从价值的角度看，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生态文学的发展也应该是二元的，即精神之元与现实之元。它们是现今生态文学思想发展的两种必然方式和现实。精神之元指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人对生态的信仰和赞美。尽管文学也有对自然生态不敬的心理和行为的批判，但本质上说，它相信自然是上帝之外的又一个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对象，尊重自然理应是人的本性和道德义务，否则就是在道德上和行为上对自然的不敬，这种言行应该成为文学批判的对象。所以它不是实证的、知识的生态文学，应该归结为精神方面的。传统生态文学研究者把这种形式的批判文学也归结为现实主义生态文学是有失深层根据的。现实之元指文学对生态或自然物质生产和内部关系维持能力的有限性和脆弱性的同情以及对人类破坏这种天人合一关系的一种憎恨与厌恶，奉劝、警告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有限性，向自然贡献人类的现实关怀。文学艺术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现实，但它却能改变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感受，提供关于生命和意义的体验，让人们获得生命在场的那份博大挚爱的情怀，从事件、过程出发激发人们的情感，唤醒人们的良知。生态文学可以唤起人的灵魂对生态恶化的反思和行动的自觉，一个人的生态观点和立场一旦确立，“它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它还可以成为一种信仰，一种终身和彻底的信仰，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终极关切。”［4］67传统的生态文学作品，虽然并未直接提出“生态”这个词语，也没有将生态危机的后果推导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但是作品中渗透着人与自然相交融的生命和谐意识，隐含着对人与自然疏离对立的现代文明的批判。通过文本叙事加强人对生态人文的素养，重新塑造人的心灵。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激发人的情感、敲击人的灵魂，提升人从自然母体中生存的内在精神世界观，对自然的颓败和地球的困境有感同身受的危机感。同时，“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审美的危机。当人类的存在具有审美的追求和向度的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是对自身心灵的呵护，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和自由，这样的生活状态和境界与生态的和谐具有内在精神的相似和一致。”［4］30“文学拯救失衡的生态环境不是扯着嗓子向麻木的民众空喊，不是直白的表露，而是从人类心灵和情感世界中去感动，感动那些丧失自己文化观念或是走上歧途的人们，把被工业文明制造的审美粗俗化、商业化的文化垃圾清理出我们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生活。”［4］33因此，传统的浪漫主义生态文学是优秀历史继承的结果，具有不可抗拒的历史价值，必然是未来生态文学的一元，必须继承与发扬，并且在现代生态文学的影响和证实下，从内容、形式和情感深度上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面临着内在世界和外在生活现实的双重异化，人类鲜活的生命和情感被盲目的欲望所左右，被冰冷的机械复制，传统生态文学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情感上力度越来越弱，对人的物质欲望失去了感悟和情感的引导能力，导致了现代生态情感淡化。在人的情感中，自然的灵性被人的物质欲望湮灭了，在人的心灵中消失了，传统生态文学也好，生态文化也好，就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唤醒作用了。从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看，浪漫主义的作用是有限的，无法阻止人性异化，它所赞扬的生态情感对解决当今生态危机表现为“诉诸于良心的力量———羞耻的力量”。［5］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这种羞耻的“控制钮”常常是无效的。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类的物质欲望破灭之后，人类的生态情感将走向一个新阶段。面对新的情感危机，以卡逊的生态文学思想为典范的现实主义生态文学探索了生态文学发展的一个新路径———现实之元，对物质的结果提出感情上的反向认识，即“痛恨”与“厌恶”的情感，解释了一元生态文学的困境。大多数生态文学作家及批评家吸取的主要是生态哲学思想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而蕾切尔•卡逊采用了自然主义文学的方法，把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相结合，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发现并指出了滥用农药对自然环境的致命破坏乃至对所有动植物的巨大危害，表达了对那些破坏自然、毁坏环境的人及其行为强烈的憎恶与痛恨。人的情感世界向来至少存在着两种境界———爱和恨，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这是一对关系十分难于确定的概念，往往会出现因爱而恨的状况，爱的与恨的是同一个对象。但在人与生态之间则明显不同，传统的生态文学———精神生态文学主张人要爱自然。爱生态，爱的对象为自然，而现代生态文学———现实生态文学主要通过事实告诫人们我们所处的生态危机情况，将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联系起来，为了双重目的，形成双重证明。当人类不断破坏自然，出现生态危机时，它认为责任在那些破坏自然的人，诅咒、痛恨那些破坏自然、毁坏环境的人及其行为。除了热爱、歌颂、赞美自然等传统的生态文学思想外，卡逊的生态文学思想所倡导的精神主要是“恨”，恨那些破坏生态环境，危害我们生存条件、使我们精神家园丧失的人和行为，要“扬善”、“惩恶”，如很小的时候她就痛恨哥哥打猎，与他大吵大闹，不允许他打猎。又如，她痛恨、揭露并抨击了那些滥用化肥农药使环境遭到毒害的人，反过来又遭到他们的攻击与痛斥。这样，生态情感由传统的人和生态之间爱的关系转化为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之间恨与恶的情感关系了，新的生态文学就是人要“恨”人，即唤醒人们对那些失去生态人性的人及其行为的憎恶与鄙视。这将成为弘扬人类生态正义的一种新的情感。人类对生态的行为无非是爱护与破坏两种行为，那么，生态文学情感的内容必然是爱和恨两种表达方式。
浪漫主义生态文学是为了精神和信仰，是从行为或精神到精神的一种文学创作理念。而现实主义生态文学则是从精神到行为的一种创作理念，精神是既定的。所以，浪漫主义生态文学是现实主义生态文学的自然前提，现实主义生态文学是浪漫主义生态文学在新生态环境情况中的一种自然延伸与必要补充。在生态情感和行为上，浪漫主义生态文学要唤起人的精神对自然之美的一种自然响应，自然之美是人类心灵之美的模板。而现实主义生态文学则激起了人们一种新的生态情感和热情，一种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行为的现实反抗，在目的、方法和对象上把生态文学中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转化为一类人和另一类人的关系。在传统的生态信仰已经失去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控制时，只有建立这种新的社会义务和人与人之间的制约关系才能重新塑造人类的生态情感。卡逊是两种生态文学境界的完美统一，因为在她的灵魂深处存在对生态“绝对的善”，同时对破坏生态行为的“恨”。#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