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光和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
胡适对现实主义的偏爱是与关注现实生活、解决现实问题的态度分不开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他的潜移默化之外，还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着直接的联系：杜威的兴趣逐渐集中到周围的社会问题上来，他对改善贫民的命运、增加他们进取机会的计划特别感兴趣。他的哲学也越来越集中讨论社会重建问题。……他宣称，哲学家应像科学家一样用实验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问题，哲学家得到的结论，不论看上去是多么颠扑不破，都决不能认为是最终的或永恒的。此外，杜威认为哲学最伟大的贡献，不在于用抽象感念进行思辨，而在于处理人的社会冲突，尤其是那些在科学、民主和工业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冲突。[1]193-194杜威把他的哲学看作是一门实用的科学，把它同改善贫民的命运、增加就业和社会重建联系在了一起，是改善民生的工具。他还进一步发挥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认为美术（泛指文学艺术）与哲学、科学技术一样都是属于实用的事情，要反映现实，揭示社会矛盾，解决具体的现实的问题。杜威的美学思想与20世纪初美国工业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美国社会一方面是物质和经济的大发展，同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以及人性的异化。人变成了金钱和机器的奴隶，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度空虚和恐惧，工作中没有快乐，生活的意义无处追寻。同样，艺术也随着开始异化。为了抗拒艺术的商品化、技术化，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至上主义，从而使艺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越来越远离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土壤，它钻进了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象牙塔。由此美也被认为只存在于象牙塔之中，似乎在生活中人们是找不到美的体验的。精致的抑或高雅的艺术成了权贵的独享和身份的标识，平民百姓为了消解和释放工作中的压抑恐惧，只能去寻找廉价的、低俗的东西，以获得暂时的刺激和麻痹。在杜威看来，在现代工业时代，艺术提供给人们的满足越来越少，人民对艺术的厌恶也就开始滋长和蔓延。我们说，杜威的美学思想正是来源于对这样一种社会、人的状况的关注和反思。为了实现社会的变革，帮助人们摆脱精神的失控，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幸福，他在改造传统二元论美学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经验”为核心，“艺术即经验”为基本命题的美学体系，力图“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回到对普通或平常的东西的经验，发现这些经验中所拥有的审美性质”[2]45-46。
一、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美学观念的影响，胡适强调文学就是“生活”，强化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工具意识，认为“有意识地进行的美术具有特殊的工具作用的性质”，“美术和工业技术都属于实用方面的事情”，杜威反对这样的文艺观念：“因为礼仪的、文学的和诗歌的艺术跟工业的和科学的艺术有着十分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不同的后果，所以就远不像当代一些学说所假定的那样，说他们丝毫也没有成为工具的力量，或者说，在对它们的欣赏性的知觉中并不包含有它们具有工具行动的这一种感知。”[3]227-249杜威的工具意识十分强调关注社会与现实。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中对民主、民生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成为其区别与以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问题剧”、“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理性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哲学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增强了文学对反映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感。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是“生活”，是现实的生活，重在求真、求实和实践性，富有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杜威关注民生和社会，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之途径。“杜威之所以对于‘人的问题’（theproblemsofman）特别关注，关注眼前那个令人沮丧的、缺少正义、完全混乱的社会，能够对自己的学说特别注意，尽量避免纯粹抽象、含糊其词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爱丽丝以及她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对于杜威的良好影响。杜威思想的魅力也正是来源于这种美国社会种种弊端的切实关注和令人鼓舞的信仰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4]56。在杜威看来，艺术的功能不仅仅是去批评现实而且也要改变现实，后者才是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
他认为，如果艺术继续是一个封闭的领域，那么就不能期望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因此杜威建议，“艺术应当走出神秘的角落，走到日常生活中来，成为富有建设性的向导、榜样和动力，而不仅仅是某种想入非非的装饰或逃避现实的处所”。杜威试图“剥掉艺术身上那种以超越性的权威为伪装的独裁气氛，使之焕发出一种脚踏实地的、民主的光彩，从而提升人的生活，丰富人的交流，也因此建立起新的艺术理论，使之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部分”[4]108。杜威坚定地认为，文艺来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东西。文艺只是人的经验的一个样式。因此，杜威的美学与建立在所谓美术基础上的、对艺术产品顶礼膜拜的美学有着极大差别，充分体现了其哲学关注现实人生的特点。杜威的实验主义之于胡适人生、政治和学术等方面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观念层面，也表现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技术层面。胡适对他的导师的哲学精髓也是心领神会的：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在《思维术》（HowToThink）和《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inExperimentalLogic）里面，他制出这项技术。我察出不但于实验科学上的发明为然，即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内容的详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评也是如此。在这种种境域内，曾由同是这个技术而得到最佳的结果。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个实验的思想技术，堪当创造的智力（creativeintelligence）这个名称，因其在运用想像机智以寻求证据，做成实验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结实所发出满意的结果上，实实在在是有创造性的。[5]18可以这样认为，杜威是现代美学史上第一个将艺术（包括文学）界定为实用主义经验的理论家。这种界定看似不够准确和明晰，但却是一个虽然宽泛但很贴切的界定。而对胡适来说，杜威美学观念中的平民色彩及关注社会改造的特点与中国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是相通的。也正因为此，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观念的胡适与杜威哲学一拍即合，并被其深深吸引。胡适自己也多次提到，杜绝思想的影响涉及到自己思想的各个方面，对自己“一生的文化生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5]264。胡适接受和服膺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五四时期启蒙的需要，也跟他早年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甚至家学渊源有着一定的联系。实际上，杜威的实用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很多的相通之处，与儒家的“通经致用”、“知行合一”等观念很为相似，而正是胡适的“中国化”的解释，迎合和满足了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五四知识分子们的实用心理，再加上时势等其它方面的因素，使得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接受顺理成章，成为了非常犀利的重要的反封建武器。#p#分页标题#e#
二、胡适主张和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与创作态度也与杜威的经验主义文艺观念有一定的关系。胡适特别重视传记，这是文学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的一种体裁。胡适坦白，他终究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在写传记时，往往“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不过，他觉得这样更为真实，因为“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5]28-29。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已经敏锐地捕捉到“真实”和“经验”或“体验”的必然联系，“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1918年4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在谈到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说：“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丝精彩。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6]53-541921年1月他又在《梦与诗》（收录在《尝试集》）的自跋里阐释了经验与诗歌的关系：“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em－piricism）’。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需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北京一位新诗人说‘棒子面一根一根的望嘴里送’，上海一位诗学大家说‘昨日蚕一眠，今日蚕二眠，明日蚕三眠，蚕眠人不眠！’吃面养蚕何尝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但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连吃面养蚕都不配说———何况做诗？”[7]166胡适在这里如此强调“经验”，其中渗透了杜威的经验美学观念。“经验”是杜威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其整个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杜威认为可以简单地把“经验”理解为“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因此而承担的后果的全部（allourdoingsandsufferings），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经验’就是我们生活的过程（thelivingpro－cess），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悟，构成了我们经验的所有内容”[4]85。杜威的“经验”观念是对英国经验派的继承，但涵盖面要远丰富于后者，它不仅包括心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学的感官经验，还涉及了很多的社会学内容。杜威还主张“，经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需要进行学究式的烦琐解释。说“经验即艺术”，并不是说“经验就是艺术”，而是强调艺术的经验性质，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密切联系，经验与艺术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胡适认为，如果没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就不能成为文学家，也是在强调文学的经验性质，正如胡适的《梦与诗》（见《尝试集》）中所写：“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语言，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7]166而前述在反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时，胡适也是用“经验”一词来批判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杜威把经验等同于我们生活的不断的过程，并不是把问题简单化，而是要说明：关注人的经验，才是真正的关注人生。杜威的经验艺术观，还具有平民的色彩，因为他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高雅的、通俗的，无论价值有多大，其根源都永远来自于人的经验，而不是人生经验之外的某种神秘之物。他批评传统美学那种为“美”寻找某种虚无缥缈的根据的做法，努力恢复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连续性，让艺术走向普通人，让艺术平民化。
杜威也对“有意”的浪漫主义有些反感，“在所谓浪漫主义的艺术中，这种超越于圆满终结限度以外而发生作用的倾向感太过分了，对不现实的可能性的一种生动的感知附着在上面”，“任何具有特别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激起所提示的可能性不仅仅超过了实际的现实，而且超过了任何经验中能有效地达到的范围。就这一点来讲，有意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乃是任意做作的，因而也就不成其为艺术”[3]240。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胡适1921年7月在约见沈雁冰、郑振铎的谈话中就劝他们要慎重，不要在《小说月报》中滥收西方浪漫主义作品。胡适认为，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必须有经验作底子。他明确提醒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胡适还认为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存在，是因为它经过了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8]。沈雁冰当时主持《小说月报》，正大力提倡新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的口号当时是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混合在一起的。沈雁冰接受胡适的建议、批评，立即转向介绍、倡扬自然主义，希望新文学能够从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过渡走向现实主义。
三、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成美国的“道统”。胡适留学美国多年，深受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从托马斯•潘恩《呼唤爱国者》到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到乔治•华盛顿的《告别词》、到亚伯拉罕•林肯的《最后解放宣言》、伍德罗•威尔逊的《要求国会对德宣战》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论四大自由》，其思想的精髓就是自由主义。美国的宪法中也赫然标举人权、自由和幸福三面旗帜。
胡适受杜威信奉的“相对自由主义”或者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尤为深刻，他所倡导的“健康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平衡和统一，是对杜威“相对自由主义”的一种简洁的阐释。杜威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了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大众并没有特意去理解支撑这些思想的基础的哲学观点。新自由主义不认为自由是某种个人随时具备的可以随时获取的的东西，也不认同获取自由的可能性是由个人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的观点，相反，他们主张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有责任创制使个人有效发挥其潜能的制度。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大多数承认这样的原则，那就是：“有组织的社会必须运用权力创造条件，以使个人享有真正的自由，而不单单是法律自由。”[9]77杜威从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出发，要求用具体的发展的眼光认识个人与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反对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权利和作用。他认为个人和社会之间必须达成平衡和统一。因为离开强而有为的个人，构成社会的绳索纽结就没有东西可以牵缠得住。而离开了相互间的共同关系，个人也就彼此隔离而凋残零落，或相互敌对而损害个人的发展。因为，“法律、国家、教会、家族、朋友、实业联合和其他制度组织都是个人生长和获得特殊能力和职业所必须的”[10]100。因此，我们可以说，杜绝所提倡的是一种具有社会关怀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所说的“健康的个人主义”，而反对只追求自己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杜威还指出，他所理解的民主并不完全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杜威最为关注的不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而是作为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民主。这才是民主的实质。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民主意识，没有形成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要想推行作为制度的民主，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在论及胡适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时，应该要先指出胡适与自由主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不可分离主要是精神上有大致相同的追求。具体而言就是，对独立的个人价值的执着追求，以及由此自然发展而来的对思想自由的坚定信仰。胡适在发动文学革命的同时，就向国人推介“健全的个人主义”。#p#分页标题#e#
胡适所倡导的个性意识是源于他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有益借鉴和吸收：一是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民主政体和社会自由的推崇以及杜威的影响；二是受易卜生的文学思想的影响。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期间。他在留美7年（1910-1917）中，全方位地体验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惯和家庭生活，备受新大陆自由主义气氛的熏染。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经历，使胡适开阔了眼界，振奋了精神，转而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民风非常向往。这些都在胡适的留学日记中有所记录。甚至胡适在出国留学前的郁闷、悲观情绪也是在美国“医治”好的。在杜威、安吉尔、罗素等国际知名思想家的影响下，他身体力行地参加了一系列反战运动。在胡适看来，世界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并最终确立了对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信仰。这一思想的选择表明胡适开始形成的强烈的自我开放意识，有着极具有包容性的世界性眼光。
在文学革命发起的初期，对白话文最终能不能完全代替文言文、白话文能否产生活文学、白话诗能否获得成功等问题，胡适虽然有进化论的理论依据和中西方文学发展史的历史证明，但他依然抱着尝试的态度，在实践中去证实这些议题，期望能在实践中使之成为为大家信服并接受的正确思想。在这一点上，陈独秀要比胡适激进，虽然陈独秀也信奉进化论学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如此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起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6]26而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的结尾则谨慎地说，“谓之刍议，尤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6]15。两相比较，便可看出胡适对待学术论辩的宽容态度以及这种宽容所源自的实验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
五四时期，胡适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以实验主义为指导，提出中国变革不能走“根本解决”的路子，而只能靠一点一滴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又以易卜生主义为蓝本，发出“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的呼声，要求人们养成独立的人格，对社会和国家有用。胡适认为中国传统里有过人文主义的萌芽，有过一点科学、自由的思想，但大都是停留在书本上，没有促进社会的大进步。而从社会制度和物质发展的角度来看，胡适认为，先哲们虽然倡导人文主义，努力脱离宗教的羁绊，然而成效并不明显，晚清的中国仍旧落后和孱弱。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虽然推翻了中古时代的宗教，但是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善于利用科学方法，但也只限于图籍方面。“她的思想得了自由，但是她没有利用思想战胜物质的环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自由”[11]187。因此，仅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功利立场来评判，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就与西方近现代的自由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