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剧及移民潮的不断涌现，移民逐渐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定居在异国他乡的移民作家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也形成新的文学类型，即流散文学，而且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一些流散作家作品还频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因其“身份认同”等深度题材与思考成为比较文学或跨文化研究中的热点。皮拉•苏塔姆（PiraSudham）是当代泰国著名的英语作家，被认为是一位有丰富而曲折流散经历的作家（赵建苹，2010）：1942出生于泰国东北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十四岁时到曼谷的寺庙里做僧侣；进入泰国的顶端学府朱拉隆宫大学学习；得到新西兰政府奖学金资助在该国学习英语文学，随后陆续到过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国家游历和研究英语文学（杨立民，2010）。他在国外经历了30年左右的流散生涯，用英语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东北部系列作品四部《泰国故事》、《东北部人》、《季风国度》和《揭磨的力量》影响力很大，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赵建苹，2010），且《季风国度》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皮拉•苏塔姆一篇访谈式散文《老农和他的妻子》中一对农民夫妇的叙述，论述流散作家对本土文化中土地的深层次理解从而解构土地丰富的寓意，并根据流散作家复杂的文化身份从生态的角度解读其作品中反映出的对人与土地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 一、流散作家皮拉•苏塔姆文学作品中的土地 按照赵建苹（2010）所论，皮拉•苏塔姆可算是一位真正的“流散”作家，因其作品和作者本人都是具有流散性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具有跨民族特性的文学”，且作者本人也是“具有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经历的”（任一鸣，2008：96）。他的作品主要描写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泰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并为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特别是东北部的佬族和泰国农民代言，呈现出东西方之间以及新兴力量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作家在个人生活叙述中通过表现人物在混杂文化氛围中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困惑（赵建苹，2010）。这也是流散作家作品突出的主题，因为移民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和“身份的焦虑”使他们深刻地反思自己的身份和归属，并直接指向人类最深层次的精神困惑（钱超英，2007）。 土地，代表着故土，代表着自己曾经成长的民族文化，因此也成了流散作家们常见的主题和意象。皮拉•苏塔姆经历了30多年在西方的流散生活，坚持用英文写作故乡的人或事，从来没有忘记对“故土”的描写，以此来回归故土，寻找归属感；同时当他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泰国时，正目睹曾经以农业为主的家乡经历城镇化的过程，但作者长期由于文化背景的跨越性及文化身份的复合性又使他以异域的文化视角来反思和批判本民族的一些现象，对土地的怀念赞美的叙述必然掺杂了他带有来自西方文化视角的反思。《老农和他的妻子》（1982年出版，后收录于1987年的散文集《东北部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一对农民夫妇的叙述，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土地的热爱、尊敬与虔诚，同时也暗示了工业化进程中土地、人、家庭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作者从生态角度对土地伦理做了一些思考。 二、皮拉•苏塔姆在《老农和他的妻子》中对土地寓意的叙述 《老农和他的妻子》是作者访问泰国乡下一对老农夫妇的访谈式随笔。尽管文章中没有出现任何采访者提出的问题，通篇都是老农夫妇的谈话记录。从老农夫妇看似随意性的叙述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土地的深深热爱，对土地、家庭、村民等渐渐发生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无奈和遗憾。一般来说，采访式随笔的写作表述方式，既可以突出叙述者叙述内容的真实性，又可以让叙述自由发展，结构可开合自如，不拘一格，并通过叙述者“如实说来”的语言，惟妙惟肖地再现叙述者的个性。采访随笔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可以缩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容易引起共鸣，而且能使笔调显得亲切，易于读者接受（张建华，2008：163）。作品精心运用老农夫妇的第一人称叙述口吻，用词简洁生动、笔触细腻，使老农夫妇对土地的真实情感跃然于纸上，真实而极具口语化特征的叙述语言同时给读者也带来非常逼真的听觉体验。正是通过老农夫妇真实客观的叙述引导读者进行深入再思考土地的寓意以及土地的伦理，从而深化文本自身的艺术内涵。对于来自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上的农民，土地是他们考虑一切问题的中心，是决定人和事的标准，是支配他们行动的强大动力。因此这篇文章真实记录老农夫妇关于土地的访谈，折射出生活在乡下的老人面对逐渐失去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所表达出的深深的遗憾（付海燕，2010）。 （1）土地是不能改变的传统 作品一开始就讲述那片土地得来是缘于他们家乡的习俗“按照我们伊萨的习俗，我的三个兄弟一结婚就都搬到他们老婆家去了”，而老农妻子因为“是家里唯一的闺女，一直留在父母身边”，所以继承了这块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土地。可见，每一块土地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和传统渊源。对于这块土地，他们视它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一直在那块地里干活”，“从早到晚忙着插秧、割稻。疾病、伤痛、艰难困苦、缺衣少食是家常便饭。”他们珍视这种传统，“谁也不怨”。“三百多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我们家族的，我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我反正是永远也不想离开土地”。文章通过描述土地是如何获得、老农夫妇如何一直在土地上生活劳作、他们如何希望土地延续下去，表现了农民对土地有着不能割舍的信仰，说明土地作为不能改变的传统已根深蒂固在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 （2）土地是判断事物的根源 同样，作品中老农夫妇描绘的土地总是默默无语，目睹着一切的变化，包括“孩子都离开家乡到异地去寻找机遇；一切东西都需要用钱来购买；塑料遍地，代替了手工，年轻人都穿上了牛仔裤、涂上嘴唇或染了指甲。”尽管土地上一切都在变化，但从这对老农夫妇的话语中，我们知道“有些事是不能改变的”。在老农妻子的述说中，老农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老农却说“我的眼睛能看———看到了太多不该看到的事情；我的耳朵能听———听多了太多对我不好的事情；我知道的事我不去说三道四，因为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比方说我知道贪心、愤怒和欲望是所有邪恶的根源。”土地也一样，见证着一代代人的生活变化，尽管沉默无语，但源自土地的判断事物的观念标准，这对老夫妇是不想也不愿意改变的。#p#分页标题#e# （3）土地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 在《老农和他的妻子》中，老农夫妇提及的土地也是连接家人、村民等之间的纽带。老农忘不了在这片土地上“孩子在这块土地上捉青蛙、抓螃蟹、采野花。”他也忘不了妻子曾在这片土地上说过“老头子，如果我先死了，我就变成一片云，给你遮挡日头。”土地对于老农来说，把他和妻子、孩子都凝聚起来了，并留下难忘的画面。对于老农妻子来说，土地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连接了她和她的家人。同样，她和她的老伴永远在那块地里干活，尽管孩子们都离开土地，但他们总是“时常回来看望”父母。土地，无论孩子离开多远，总能把他们与父母缔结在一起。难怪最后老农希望“有一天我的几个孩子回来过日子，给我生几个孙子孙女，这样我就可以把土地的寓意传递给他们了。”对于村民来说，土地上的粮食可以“施舍给和尚吃”，可以“请来帮忙盖房子、收割稻子或是打井”。总得说来，土地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交往和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作家皮拉•苏塔姆以一对老农夫妇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对土地丰富寓意进行了解读，真实客观反映了作者对于家乡土地的深情和眷恋，同时又隐隐约约表现出在作者对家乡传统价值观念和人与土地关系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发生变化的困惑和迷惘。 三、流散作家对本族社会文化的生态焦虑 王宁（2006）提到流散作家的作品中有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散作家在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追寻中，为了突出其民族特性，又由于长期的流浪漂泊，流散作家通常对故乡的土地别有一番感情和眷念，对故乡的山、水、地的描写总有一种依恋之情跃然纸上，从而保留故土的文化意象。正如皮拉•苏塔姆在《老农和他的妻子》中赞美土地“十一月的时候，闻一闻成熟了的稻子香味真叫人舒坦。清凉的微风吹动着地里密密的稻禾，掀起了层层稻浪，像金色的波涛闪闪发光。是的，我热爱这片土地。” 由于流散作家拥有两种文化背景，一方面始终难忘民族文化，在作品中通常以特定的本土东西为写作对象追寻自我文化身份，同时又“从自我出发观照他者，又以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我”（刘宏凤，2007：34），以异域的文化视角来反思和批判本民族的一些现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工业化社会造成的普遍生态危机反思带来了生态文学创作热潮在西方国家的蔓延。人们由此反思生态危机，甚而情感危机和文明危机。生态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生态以及人类内部精神生态的开掘，试图揭示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之间的内部关联（史元明，2008：59）。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伦理”的主题———对土地的热爱、尊敬、赞美；对生态环境恶化、人文社会思想冲击、传统观念消失等的担忧成为西方生态文化文学的一大意识形态。而流散作家通常用异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对自己故乡的事物进行批判反思。皮拉•苏塔姆在《老农和他的妻子》一方面对土地的寓意浓墨泼彩，表达了自己对故乡、对土地的态度，同时在老农夫妇的叙述中，也不时提到：孩子离开家乡到城市工厂工作、熟料制品取代手工制品、一切帮忙都不像以前是免费的、家乡的土地也越来越贫瘠、人们不再乐善好施等等。这些展示了作者在西方生态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下，对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与土地、人与传统文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产生了隐隐焦虑，从土地伦理视角来思考本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四、结语 流落异国他乡的流散作家，因为接受的双重文化背景和身份，一方面追寻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以一种或者迎合异域文化的身份来判断和反思民族文化中的现象。像皮拉•苏塔姆等来自发展农业国家的流散作家，他们的作品往往离不开土地，对故土的眷恋表达了他们追求民族文化特性，对土地的寓意的叙述也必然很丰富；除此之外，熟悉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之后，在西方生态文化和文学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他们的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在民族文化意象的描述中加入一种现代土地伦理视角下的各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