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岗峰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由于人类的盲目活动造成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失衡、冲突,这是制约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过去,我们曾过于简单地把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忽视它非制度的一面,掩盖了本国生态破坏的事实。后来,我们又把环境问题归结为工业文明,认为是工业文明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对自然肆无忌惮地掠取,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使人类的发展陷入困境,从而忽视了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为全人类、全球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最高层面,就是以地球为核心整个人类与大自然共同生存的命运。
一、自然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不否认社会制度和工业文明对于环境问题的重大影响,但并不归咎于社会制度和工业文明。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和自然关系问题。关于人和自然关系马克思首先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他说:“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恩格斯也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②人和自然关系还包括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决定人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它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但是,处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人们都不可能穷尽对自然的认识,他们对于自然的改造必然带有认识的局限性,甚至错误的观念,例如“人定胜天”的观念。所以,他们活动的结果必然或多或少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恩格斯早在其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论述过:“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③他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报复我们。他例举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以及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干旱,而雨季又有洪涝灾害。这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的农业文明社会,他们同样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没有处理好自身与周围的环境、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我国黄土高原、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主要也是发生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过度开垦和放牧还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而且,发生在农业文明的生态问题不比工业文明产生的生态问题容易解决,我国黄土高原、西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的治理,它比工业文明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的治理还要困难得多,距成功时日还遥遥无期。
恩格斯在例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自然生态问题同时,也例举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咖啡树的肥料能获高额利润,结果造成水土严重流失而裸露山岩。①但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过程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也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批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恶果的话音未落,我国“三高”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现,比比皆是。甚至我们一些地方还接受西方国家的高污染的工业垃圾。马克思批评的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过程,我们现在同样发生,我们为提高土地肥沃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破坏了这种肥沃性的永久源泉的“进步”。城市化进程加剧,大量钢筋水泥路面和高楼,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土地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这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与是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无关。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深刻地批评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②但他们还没有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工业文明还没有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程度。而伴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工业文明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亲历过,如果经历过,他们肯定也会批评的。相反,恩格斯还是对生态文明发展趋势抱十分乐观的态度:“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③相反,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更注重社会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恩格斯说:“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④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渐渐认识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特别是贫富分化、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就有可能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恩格斯接着断言: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⑤我们之所以比较多,甚至整段引用恩格斯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论述,是因为有的学者对恩格斯的话误读了,特别是上述我们所引的最后一段话,误读者最多。明明是专门针对社会问题,而不是生态问题,误读者硬把二者扯在一起,说成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有从根本上改造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生态文明。
不可否认,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他们通过高生产高消费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前苏联)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追求快速经济增长,也同样日益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奴役和统治,使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特别是前苏联把技术的奴役和统治滥觞于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将社会主义设想成一架由中央来指导的工业机器,要求个人服从那架机器的要求,割断了他在生活世界中的任何系泊处,阻塞了个人解放和自主的愿望,复制了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我国长期处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或比较低的状况下,因为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占第一位的,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急于改变落后状态,解决温饱问题是很自然的观念。技术的奴役和统治依然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发生。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城市病”等问题也随之产生和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深刻反省的关键时候了。因此,自然生态问题的根源的判定,应在更高的层面进行思考,那就是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国家利益,都要服从人类共同的利益。无论哪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都应该如此。#p#分页标题#e#
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无机的身体”。①自然创造了人,人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和社会发展。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能成为自然的所有者,而只能成为自然的占有者。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人是万物之灵长,人是自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最强有力的因素,它比其他任何生物的活动、任何自然因素都更多、更迅速地认识自然规律,干预着整个生态平衡。因此,虽然一切生态平衡的破坏主要缘于人类错误的思维和行为,但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在于人类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此,自然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人类共同关心、共同解决的人类共同的利益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实践形成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必然会以一定的方式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自然生态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包括着与人和自然关系相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阶级对抗的社会,在充满仇恨和战争的世界,自然生态问题只能更加严重。要解决自然生态问题,必须具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要有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文化生态。
二、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下的文化生态
正如自然界的“生态”所追求的物种多样性一样,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文化,维持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解决自然生态问题相一致。当我国还处于轰轰烈烈中时,与这场文化浩劫、生态失衡相反,1968年4月,在意大利罗马林赛科学院,祖籍匈牙利的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负责人贝切伊,和一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通过争论,最后排除制度的、神学的干扰,成立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它是跨学科、跨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社会团体。罗马俱乐部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人类的全球时代,人们的知识不断扩展与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无知的矛盾。它要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有较为可靠和有深度的理解,在一切可用知识的基础上,激励那些能纠正现在环境问题的新的态度、政策和制度。贝切伊的口头禅是:“如果你不首先是一个好的世界公民的话,你就不可能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好的总理。”③1974年2月,罗马俱乐部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召开的会议宣言指出:“为使人类面对我们时代的挑战,一切人和一切国家之间积极团结合作的新精神是必不可少的。”④这就是“萨尔茨堡精神”。
要在世界形成这种普遍的新精神,社会必须和谐,世界必须和谐。和谐是多样性统一,我们对它民族、它国家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必须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求同存异。但是,当今的社会和世界是不够和谐的,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宗教、种族、党派的冲突经常发生。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他认为,冷战消失之后,一个和谐世界范式距离现实还很遥远,但世界上冲突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展开。他坦言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这是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它文明的冲突,因此,西方人要把自己的文明看做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避免全球文明战争要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亨廷顿讲的是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的关系。“人类困境”的全球自然生态问题解决必须依赖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又取决于文化认同。因此,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密切相关,不同的文化必须在和平的交往中,相互学习,丰富彼此的生活,共生共荣,才能达到社会和世界的和谐,为全球自然生态问题解决,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2005年4月,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9月,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中也包括环境污染问题:“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许多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在一些地区还相当活跃,环境污染、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他呼吁,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于和谐世界建设,他强调文化认同的关键作用:“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所以,环境问题解决与某种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关,但不归结于某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亨廷顿说的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与说的文明不强求一律,都说明任何民族和个人都有选择文化的自由,保护和发展自己文化的责任和权利。当然,我们不否定文化整合的重要性,社会成员必须接受和共同遵守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这共同价值观是各种文明社会都可以认同的,它使多样性文化下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谐共处,这是解决世界性各种危机和问题的前提条件,当然,它也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自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以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全球共识的积极响应。当然,我们也憧憬生态问题和文化问题得到真正解决的未来社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