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暨2006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年会于2006年11月18至19日在苏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主办，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来自各高校及工艺美术研究单位的3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1篇。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主持会议，苏州大学白伦副校长致开幕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廖军扼要汇报了该院的发展情况。与会代表在霏霏细雨中，兴致浓厚地考察了吴中区光福镇太湖村、山墩村和太湖度假旅游区舟山村的手工艺。从大会交流情况来看，学者们围绕年会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宽视野的深入探讨，大家秉承关心民间、关注社会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各抒己见，表现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美术的高度重视和人文自觉。会议涉及的几个相对集中的问题评述如下：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内刚刚起步，迫切需要人们对此进行理性思考，探寻符合中国实情的客观规律，深化认识和实践，避免盲目、机械、片面和功利。与会学者主动站在学术前沿，结合现实，从各个角度讨论了这一新课题。 张道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议》为题，阐发了独特见解。他认为，非物质文化是相对物质文化而言的，就非物质文化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内容，而在对“非物质”性的理解。在传统观念中，像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可称作精神的和非物质的，但工艺美术和传统手工艺所表现的东西，却是以“物质”为主的。这是由于所有的艺术表现必有一个“载体”，这载体就是物质。艺术依托物质世界而成立，物质的繁杂决定了艺术的多样。那么，为何艺术在人们观念中又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呢？张先生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界限和标准，主要看艺术的倾向和人们的习惯，就像“日出日落”、“天圆地方”一样是一种感觉，实际上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地球也不是方的。由于艺术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精神，故统称为“精神的艺术”。至于实用性的艺术（主要是工艺美术），它的物质特点显露得比较明显，人们也没有将其视为纯然的“物质文化”，一般只称其为“工艺品”，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由此再看“非物质文化”，其倾向便易理解了。其中，技艺的特点最为明显，它是一种工艺加工手段，即所谓“心灵手巧”。一方面，只有做出了成品才能显示出“巧”来；另一方面，它又是长期磨练出来的形成历史的传统。过去的师徒制传承，为了维护其传统，有些家族式的“绝技”和“秘方”不得外传，虽有其历史局限性，却也充分说明了“非物质遗产”的性质。 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总工艺师朱培初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由来、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意义，综合报告了近年来了解到的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情况，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保护工作起步较早。他特别强调中国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在《文化白皮书》中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所持的新理念。书中指出：一种文化如果只是依赖先人的遗产自豪，是不对的，因为文化不仅是固（原）有的部分而已，它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要使文化的内涵不只是固守在传统文物和古代经典的范围，就必须使文化成为一个具有发展性的形态，让它充满生机，有转换或转型的可能。要不断有新的质素参与进来，也要不断吸纳、消融和转化这些成分，最后自我融汇成崭新的形态。所以，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可以继续兴起的新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进，对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而言，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备受学者重视。清华大学的王连海发表见解说，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积极意义很明显，首先引起了业外人士的关注，促进和提升了全民全社会对传统工艺美术及传统民间文化的再认识，发挥的宣传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促进了理论界思维的活跃，引发了专业人士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新思考；其三，对开发保护具体品种确实起了作用，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负面影响较突出的是在理论界引起了混乱，至今尚未消除；再者，概念的引进还导致了地方或地区间相互攀比、恶性造假的现象；五是对各地民间美术的破坏相当严重，有的品种被列入名录后反而毁了，形成了摧毁性破坏。西安美术学院的赵农分析了《辛巳年》生肖邮票引发的侵权诉讼民事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中民间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他指出：社会在界定民间艺术品“原创”或“复制”问题上，在保护民间艺人权利的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这与民间艺术品多被确定为“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作活动过程的产物”[1]，作者是“创作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2]有关。概念的不确定，导致了法律保护的模糊和民间艺人权益保护的被动。他进一步指出：对民间艺人权利的有形和无形的侵害剥夺，已非常严重。如一些领导和专职人员利用职务权力将民间艺术品变成私人的收藏；主流艺术家在采风过程中的非法律行为；民间艺人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地方政府对民间艺术的粗放式经营等。他认为，对人文学者的关怀，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生态的关怀，这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方式。现阶段，大量民间手艺人的生活仅处于温饱水平，目前最迫切的就是通过手艺致富，而出台相关的法律是根本问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徐思民讲述了近几年考察齐鲁民间艺术的概况。他发现：在民间艺术的采访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假调查和卖弄、糊弄的问题。他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表示担忧，认为靠近城市或地处城内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民间艺术，通过市场经济运作尚能发展起来，延续下去，但许多地方性的民间艺术则是传不过来也承不下去。他以山东地区剪纸、泥玩具、旋木玩具、面塑为例，说明民间艺术不是萎缩，而是消失了，这是因为艺人生活艰难，民间艺术作品生存艰难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p#分页标题#e#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的问题。湖南商学院的李立芳，以湘绣申遗为例，强调在进行申报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必须首先廓清艺术的历史文化渊源，比较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握自身的文化形态，才能有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守住自身的文化优势。 二、有关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传统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是工艺美术理论界长盛不衰的话题。但要探讨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首先得加深对古代工艺美术的认识，使认知有一个深厚的基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全面考察了古代工艺美术的特点，扼要而客观地陈述其整体发展脉络，体现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观察视角和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方向。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朱孝岳，则对中国传统工艺美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中国工艺美学思想有四大特点“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一是礼乐相济，礼、乐二者统一在产品的设计、制作和使用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人既不畏艰难又随遇而安的特有性格；二是线的舞蹈，中国工艺美术设计讲究线的动态、味道，以线表现气韵，将生活中的变化、情感的起伏化为线乃是了不起的加工；三是中和之美，追求含蓄，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四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天性与人力的巧妙结合。 目前，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工艺美术将面临怎样的态势？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的李砚祖通过实际调研，对现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遭遇到的三大矛盾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首先回顾了传统工艺美术的历程，对建国以来的工艺美术发展作了分期，在归纳了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产业、就业、市场和文化价值后，提出了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其一，经济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矛盾。工艺美术的经济性和文化性，使其常游走于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间，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两者矛盾。因此有必要将工艺美术既看作经济产业，又看作文化产业，还可将其作为文化艺术事业来认识、理解、研究和扶持，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其本质和特征，从具体工作出发，加以不同处理。其二，技术更新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矛盾。工艺美术既是物质文化又是非物质文化。它从材料到产品均有显见的物质内容和形态，而工艺技术、方式方法、过程，乃至设计创意、作品功能都是非物质的。社会的变迁，使工艺美术业在技术层面上遭遇到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一些传统工艺失传或消亡的问题，形成了技术更新带来的对传统工艺技术保护的矛盾。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技艺保护，应有传统的和手工的两种限定。若不注重对手工性的保护，最终将导致传统工艺美术的消亡。其三，文化变迁与传统工艺美术传承的矛盾。工艺美术的传承是内在文化的传承，要求其不变，而文化的总体趋势则是变，这就带来了矛盾。现代社会，工艺美术传承的目的是文化保持，同时它亦有为当代生活服务的创新要求，因此而具有必然性。但这是有限度的创新，是在传承与保持基础上的创新。最后，针对工艺美术技艺失传、后继无人和传统技艺、工艺美术大师保护不力等现状，他呼吁：要从国家层面上关注和解决工艺美术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对传统技艺和大师予以保护，要真正从组织上、制度上、人员安排及资金等方面落实到位，应在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同下，制定更为细化的具体到保护品种、技艺的方案和规划。苏州大学的诸葛铠结合纷繁的实际情况，在题为“适者生存：工艺美术的蜕变和再生”的发言中对李砚祖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他指出：中国手工艺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但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认为，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是手工艺在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脱离的产品、“推陈出新”中的误区必然导致现代工艺美术的蜕变；而再生之路则可通过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技艺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实用性的分离与移植等途径实现脱胎换骨。 此外，还有学者撰文，通过个案对传统工艺美术发展进行探讨。苏州工艺美术学会的冷坚，以苏州戏衣业为例，探究其发展及缘由。苏州戏衣业因昆曲而兴，它成型于明代，繁荣于清代，在全国同行中占首位，行业中心地位始终未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影视业的兴盛，苏州又成为全国影视服饰的主要生产基地。仅改制后的苏州剧装戏具厂，剧装戏具的产销量就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来自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的吴元新，书面报告了近30年来对蓝印花布艺术的调查、实践经历和对其现状的认识。他说，蓝印花布已伴随江浙百姓走过了近500年历史。20世纪70年代始，蓝印花布在沉寂后借助外销而求得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工艺美术行业对蓝印花布进行了挖掘、研究、收集，开发设计了一系列新品。但近年来，蓝印花布却因缺少销售渠道而陷于困境，为此，他呼吁积极抢救蓝印花布艺术。 三、有关工艺美术教育和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问题 艺术可以解救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为此，工艺美术教育问题同样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湖北美术学院的张昕从文化自觉高度，就高等教育改革中应如何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强化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在人文学科中开设人类文化遗产课程，建立文化遗产与知识体系的联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山东艺术学院的许大海重新审视了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阐明了建立艺术设计比较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分析了比较视野中艺术设计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提出了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创新模式的新观点。苏州职业大学的濮安国，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长，介绍了该所的发展计划和目标：对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作了有益探索。 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出新，对于跳出旧框框，促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具有重要意义。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张朋川，引用最新材料，从湖南宁乡铜器群发掘谈起，以商代青铜虎卣为个案，对青铜艺术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青铜器纹样的组合应有一定的规律性、地域性，不是任意的。而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却将器型与花纹分开研究，我国的工艺美术史沿着考古思路来编青铜艺术，造成了青铜艺术研究中的一大问题。此外，中原是最早拥有青铜容器的，该地方恰恰不产铜。而湖南宁乡却出土了300多件铜器，其成分与中原的不同，并发现了古矿。这是否意味着到了商代晚期，作为一个方国会不会生产铜器呢？他独到的分析、介绍和由点而及纵横，再行融合的研究方法，对在研究方法上多加探索，由此提高整体研究水平无疑是很好的启迪。#p#分页标题#e#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王连海以南宋画家李嵩《货郎图》中的玩具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风筝、泥人和不倒翁、扑扑噔、拨浪鼓、风车、鸟笼等六类玩具之样式、形态、材料、工艺、功能、用途、发展历史进行了解析，图文互证，体现了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深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以“一幅巨作，几点猜测—关于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刻丝大威德曼荼罗”为题，对作品完成时间、开机时间、御容织于哪里、出自哪个作坊、性质作了详细考定，将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一个注充实成了一篇新论文。态度科学严谨，重视材料的搜索考辨，细密求证，精深而有新解，对工艺美术史的治学有积极影响。 在涉及到对民艺的田野调查方法时，张道一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我们研究时，多注意于艺术的外在形式，对于制作艺人及其技艺和艺术思想挖掘不够。今后，一定要关心它的制作者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关心做的方法和技巧。护树要护根，保标要保本。徐思民则提出，民间艺术很丰富，有些在文献资料中很难查到，但艺人却能自圆其说，有头有尾。搞民艺调查，就是要把民间艺人的境界、味道记录到位，而不是带着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走马观花，那样是无法把握民间艺术本质和真谛的。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的袁宣萍，以撰写《浙江丝绸文化史》的体会，提出在工艺美术调查中当注重行业神崇拜、与行业相关的神话与传说、行业生产与生活习俗、古老的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 四、特点、展望和发展方向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年会是一次高端会议，既有老一辈理论家，也有国内中青年一代的专家，机会难得，受益匪浅。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至产业政策、宏观理论，下到具体的一件作品，既有宏观思考，也有考据派的论述，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学习。他指出，本次年会还是一次新的开端，大家集中起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问题，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民族精神留住，把民族脊梁留住，把民族传统留住。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会议闭幕之际发言，他认为本届年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来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明他们十分关注会议主题，还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新面孔，证明大家对热门话题非常关心。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部主任卢莹的发言反映出她对工艺美术的未来充满信心。她为专家学者都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而感动。她觉得特别可喜的是，原先大家都以为工艺美术技艺留下了，但文化失去了，工艺美术艺人很无助。现在有这么多人都来研究工艺美术的发展，工艺美术将拥有更好的前景。 综观本届年会，学术前沿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达到了举办者的预期目标。年会主题促使与会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而新情况的出现，新问题的提出，新视野的拓展，新方法的运用，使得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都有所深化，今后的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深入：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如何强调理性，坚持人本原则和人文立场已成为重大课题。怎样尊重民众的权益，实现理性保护和完整的人文关怀，避免因保护而牺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避免将文化保护变为文化践踏或生态破坏将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与之相关的保护中的共性与特性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地运作，张扬文化个性，体现文化遗产价值也将得到深入的探讨。 2.新时期，传统工艺美术原生态的衰落和蜕变形态的衍生两种基本态势仍将持续下去。如何在蜕变过程中保留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怎样以传统形式承载新的内容，怎样正确处理原生态与蜕变形态、手工技艺与机械生产、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变异等一系列矛盾，使传统工艺美术融入现代生活，怎样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观照传统工艺美术，都将成为探索热点。 3.理论研究方法上，加强寻因寻根意识，提倡多元方法的碰撞与互补，使研究成果富有个性也是一个动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年会上号召大家，传统工艺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对它的保护抢救研究非常重要，关系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存亡问题。此事迫在眉睫，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不做谁来做？我们肩头的责任重大。希望我们以此召唤为动力，辛勤耕耘，并期待下届年会结出更加丰厚的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