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体系，既可以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要求，也可以适应同一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适应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这是宗教产生发展的规律，也是宗教长期存在的内在机制。宗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俄罗斯是一个笃信基督教的民族，俄罗斯文化以宗教为中心，重视群体主义，强调人的合作与友爱，主张顺从，认为这些才是拯救人类的法宝。在这种大同式的人际关系中，潜藏着对人的个性、价值、尊严、自由的忽视乃至否定。而世俗文化是以人性为中心，主张顺从人的本能欲望、情感满足，尊重人的独立、尊严、权利、价值和自由，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显然具有矛盾性。俄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就挣扎于两种文化的冲撞之下，她的悲剧是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矛盾性的典型表现。 一、世俗文化熏陶于外 安娜生活在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时代，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曙光依稀照进俄国大地，造成人们强烈的心灵震荡。新旧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使人们纷纷调试自己的行为准则，以适应新的环境。而此时世俗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加强调人的情感满足和由个人自由选择情感。当时虽然农奴制被废除了，但封建势力仍很强大，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顺从意识、罪孽意识根深蒂固。由于深受宗教文化的约束，安娜毫无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和自由。她的婚姻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幸的祸根，她生活在一个追求爱情而又不允许爱情存在的时代，在她还不知道爱情为何物的时候，由姑妈作主，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官僚机器卡列宁。八年冷酷的家庭生活让她明白不可能从卡列宁那里获得爱情，她也无法爱卡列宁。她有着丰富的情感、强烈的追求，她的潜意识反对她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永远埋葬在这个不幸的婚姻中。恰好此时渥伦斯基象幽灵一样闯入她的生活中。“自己是一个女人”这个“自我”在引诱她潜在的爱欲，于是，她的爱欲象洪水般撞开了自我的闸门，以女人所特有的狂热与冲动闯入了渥伦斯基的怀抱中。安娜与渥的结合，是一种正常的人性的需要，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的搏动，是资产阶级的人文理想与陈旧的社会意识之间的搏斗，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猛烈撞击。“我知道我不能再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了我这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安娜的这段话，是对剥夺了做人权利的愤怒控诉，是对世俗文化中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大力张扬。她要冲破虚伪家庭的牢笼，追求真正的爱情，实现做人的权利。既然这权利在卡列宁那里得不到，她就只有背叛卡列宁，去享受真正的生活。 二、宗教文化根植于心 在世俗文化的熏陶下，安娜发出了寻找生命意义的最强音。但安娜毕竟是在俄罗斯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宗教文化深深地植根于她的意识中。安娜记忆中最美好的感情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她是在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中成长起来的。在自己生命危难的时刻，她首先想到的是上帝，是教会。在安娜决定一死了之以后，她来到了铁轨旁，站在那里“划个十字”。尔后如我们所知，她像圣徒那样跪到铁轨上，向上帝忏悔着结束了自己尘世的生命。由此可见，对宗教的信仰深深地植根于她的灵魂之中，规范着她的心理和行为举止，使她具有真诚、高尚的人格，并且使她具有良心和羞耻心。 （一）无尽的羞耻感 俄国人有一个说法：没有羞耻感的人也就没有良心。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认为，“羞耻的自然感觉是建造整个民族道德大厦的所有道德的基础”。俄罗斯的学者列昂季耶夫有一种理论，认为在俄罗斯圣徒身上更容易看到羞耻感和良心，这也是俄罗斯传统人文精神中的一种表现。安娜的情形显然是与列昂季耶夫的理论相一致。自从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与渥伦斯基“有一点什么”那刻起，她就陷入了极度的不安、惶恐和羞愧中，这种感觉始终伴随着她。莫斯科舞会之后，在她对杜丽谈起自己是如何无意识地抢走了吉提的舞伴渥伦斯基时，“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直到她脖颈上波纹般的乌黑卷发”。这甚至使杜丽感到了“惊骇”。当安娜突然在途中和渥伦斯基再次相遇时，她既惊喜，又害怕，心中充满了犹疑和矛盾。她在开始对渥伦斯基抱有感情上的希望之后，灵魂的深处很为这种恋情感到羞耻，在极度的感情矛盾中她对渥伦斯基说：“我来告诉您这是一定得结束的。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是您使得我感觉到自己像有什么过错一样。”并且说：“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吉提饶恕。”当渥伦斯基向安娜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欲望时，安娜低下了她那“曾经是自负和快乐的、而现在却深深羞愧的头。她弯下腰，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拉住的话，她一定会扑跌在地毯上面了。‘天啊！饶恕我吧！’她抽抽噎噎地说，拉住他的手紧按在她的胸前”。“她感觉得这样的罪孽深重，这样咎无可辞，除了俯首求饶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她在自己精神的裸体面前所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传染给他了。”安娜感到，“这些接吻———就是用那羞耻买来的东西”。她对渥伦斯基说：“一切都完了。”在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怖和厌恶，感到：“在此刻她不能把她进入新生活时所感到的羞耻、欢喜和恐怖用言语表达出来……”安娜的羞耻感和罪恶感使她经常地做噩梦，这些梦恶魔似的折磨着她。正是这种随时会向安娜袭来的羞耻感，使她的爱情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她没有失去道德感并且不住地自责，无法忘记自己的责任，始终过着既饱尝爱的幸福，同时又受良心谴责的苦乐掺半的生活。 （二）深重的良心谴责 俄罗斯人特别看重良心的问题。伊利英给良心下了一个定义：“每个人都要有良心，良心是对完美的积极和整体的意志。”它是一种品格，“是责任感的首要的也是最深层次的来源……是内在自我解脱的基本的行为……是公正的富有生命力和强大力量的来源……也是唤起人的具体行动的主要力量”。他认为，在俄罗斯人的直觉当中，良心就是“品格、责任、自由、公正、直观、诚实和互相信任的光辉”，它是规划文化生活的积极的因素。科列索夫认为：“欧洲人的自由的界限是由义务来确定的，而俄罗斯人的意志是由良心来指引的。”“良心总是与意志进行斗争，这正是俄罗斯对自由的理解：用良心去限制为所欲为。”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良心的问题在她的身上体现得十分突出。她在彼得堡再次遇见渥伦斯基的时候，“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虽然那闪光一下子就消逝了”。也就是说，她的良心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她，不能有任何的越轨的感情流露，并且按照东正教的教规，只要有越轨的意念就已经是犯罪了。当安娜独自在家里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常态以后，她才感到了“自己很坚定，无可指责了”。安娜一发现在自己内心深处对丈夫并不满意时，马上找理由为他辩护：“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他自己的事业方面也是卓越的。”但与此同时，“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的那股生气已经是丝毫没有了”，“相反的，现在激情好似已在她心中熄灭，隐藏在远远的什么地方去了”。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作为妻子的良心对安娜情感的约制达到了一定程度。这种恪守“妇道”的女人的良心曾使千千万万的俄罗斯女人终生默默地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屈从于命运的安排。#p#分页标题#e# 诚然，在安娜被渥伦斯基的爱情之火“点燃”以后，她确实是抛弃了丈夫和儿子，一味地追求与渥伦斯基恋情的欢乐和幸福。不过，就在她陶醉于爱情的同时，却不时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在她发现自己已无法摆脱对渥伦斯基的热恋时，良心谴责的痛苦时时占据着她的心，使她不得安宁。她感到自己对不起儿子谢辽沙，在他的面前有深深的负罪感，目光中透出有罪的恳求的神情。所以，在她偷偷地回家去探望儿子时，听说卡列宁要到儿子的房间里来，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甚至没有把她精心挑选的玩具交给儿子，而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与儿子会面这个情节是十分著名的，但人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安娜的母爱，却很少注意这种母爱背后深藏着的妻子和母亲的良心。在安娜面临产后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时候，她的全部思绪都在进行忏悔。她热切地盼望着卡列宁的到来，祈望他能宽恕自己。当她看见丈夫走进来时，“突然地她畏缩了，静默了，她恐怖地把手举到了脸上，就好像在等待什么打击，在防卫自己似的”。然后她对丈夫说道：“不要认为我很奇怪吧。我还是跟原先一样……全是在我里面有另外一个女人，我害怕她。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是整个的我。我现在快要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完全饶恕我！我坏透了……”在安娜“临终”前的忏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她受到良心谴责的深重和由此造成的人格分裂。 三、两种文化冲撞的结果 在世俗文化的影响下，安娜渴望实现自身价值，成为自由的人，而在宗教文化的教育下她又是笃信上帝的人。她把所有的幸福都倾注在爱情上，但爱既是她的幸福之源，也是她的痛苦之源。由于两种文化的矛盾性，在她的情感世界里也充满了各种矛盾：幸福与痛苦，情感与理性，人性的自由和宗教的义务，理想的天国与现实的地狱。在上帝面前，她常常有一种罪恶感，但幸福感又恰恰蕴藏在这种罪恶感之中。因此，她惊慌不定，疑窦重重，正是这两种幽灵在她灵魂深处撞击的结果。作为自由的人，她摆脱了卡列宁软硬兼施的压力，忍受了母子分别的巨大的悲痛，置上流社会的嘲讽于不顾；作为笃信上帝的人，她却无法超越基督教与世俗心理的重重障碍，无法抑制自身精神的崩裂。当爱情的火焰熄灭的时候，她失去了与传统宗教心理抗衡的精神支柱，只能在恳求上帝饶恕的悲鸣中自杀。因此，正是这种具有矛盾性的民族文化，决定和导演了安娜的悲剧。因此，安娜的悲剧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文化的悲剧，因而具有深广而永久的概括与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