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社会生态匹配的就业模型

人与社会生态匹配的就业模型

作者:程芳 单位:安阳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大学生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也是经济建设中的稀缺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开发好大学生资源是我国人才战略中的重要工作。在发达国家大学生占从业人员37-40%,而我国占5%左右。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已超过2300万人,但大学生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相对于13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基数,我国的大学生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然而,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加剧。大学生就业难的形成,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大到国家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小到每个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都与就业率息息相关。目前的就业形势严峻,但有相当多的高校毕业生单纯以就业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就业企业的性质、工资待遇作为就业标准,在就业上倾向于大城市、外资企业和事业单位,结果出现了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并存的局面。

存在就合理的,为什么会出现大多数大学生宁愿选择去东部沿海地区工作,有的甚至于放弃自己大学所学的专业,也不愿意选择急需人才的中西部地区、基层、民营企业去工作?西方的就业理论难以解释这些现象。我国学者龙立荣和黄小华在分析我国现实的就业环境下[1],提出就业过程中嵌套职业岗位的组织和地区环境的社会生态对个人的价值回报的大学生择业的社会生态模型。该模型完善了西方的就业理论,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我国大学生就业又出现了如人才回流、大学生村官、中西部地区学生留在本地工作等就业新现象,大学生就业的社会生态模型无法解释这些现象。西方的就业理论是建立在职业生涯规划体系相对完善的环境下,而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孔雀东南飞”从众效应是否理性?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是否有利?这需要我们的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大学就业部门进行客观冷静的指导,同时加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训练。从而,从深层次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窘境。本文试图通过对就业环境变化和大学生就业新现象进行研究,建立人与社会生态环境动态匹配的大学生就业模型,以期为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及国家制定就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一、就业环境变化对大学生就业影响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弱化了大学生就业的地域选择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格局,即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协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毋庸置疑,任何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我国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转移支付能力,党中央、国务院有能力、有信心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实行了重视沿海地区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沿海地区取得了先行发展,该地区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回报相对于其他地区较高些。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确立,也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沿江、沿边的“三沿”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等,从而东、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渐清晰起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外资政策趋严等,位于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内地和其他国家转移。中国政府转变吸引外资政策的同时,部分外企开始撤离东部沿海地区,转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中西部地区。因此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这些地区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回报的提升。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回报会随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大学生就业时不能仅考虑毕业时现实回报,更应该看到地区随着国家经济格局变化而发生的改变,动态评估就业的社会生态环境对个人价值的净回报或实际购买力。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淡化了大学生就业的组织选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目的是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外企进入,以助力中国经济发展。而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不佳;民营企业则刚刚起步。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改制和重组的深化,不少国企已摆脱亏损困境,效益大幅上升,步入良性发展。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4年我国民营经济在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超过82%,广义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66%左右,民营经济就业增长率高出全社会0.5个百分点左右,并且涌现出一批民营明星企业[2]。随着资本市场发展,中国本土企业正在狂掀上市热潮。无论国企、民企,现在都在走向资本市场,有的在香港、新加坡上市,有的早已远赴美国、法国、日本,这其中既如中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这样的国字号企业,又有如新东方、巨人网络、新浪网、阿里巴巴这样的民企名单,它们的股东甚至控股股东也会出现境外资本和境外股东,外企不再是“外国人”的企业,国企不再是“国家干部”的企业,民企也不再是“草根和底层”的企业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相同层级员工的回报差距正在日益缩小。另外,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惯例是高级管理者一般不进行本土化,而且由于管理高效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很细,致使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受到限制,但具有较多的积极文化属性;国有企业工作保障高、福利待遇好,但结构臃肿、效率低,人才的选拔很大程度上要论资排辈;民营企业机制活,效率高,但工作压力大,有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长;事业单位待遇较稳定、福利有保证,但官僚气息重、人际关系复杂、效率低下。毫无疑问,大学生的个体是有差异,因此就业定位就会不同,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选择也会不同。大学生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组织理性进行就业,而不是从众效应的就业。

(三)区域人力资源结构失衡,为大学生就业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在人才分布上,我国东部与西部、沿海地区与偏远山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大学生占有量差距很大。西部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1%,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仅为全国总量的15.5%;东部地区占国土面积的11%,却集中着占全国人才总量的43.2%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且其中有344万名专业技术人才处于闲置状态[3],这是多么惊人和可悲啊!人才供过于求时,职业选择需要妥协,放弃一些利益,根据Gottfredson的研究[4],妥协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首先牺牲或放弃的是个人兴趣,其次是社会声望,最后是性别类型,因此出现了媒体上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许多形象报导,如武汉曾经爆出的“大学生保姆中心”新闻,南京一家公司的擦鞋匠应聘者中有52名大学生等。大学生就业放弃自己的专业,而进入了下一层次的、不需要高等教育而只需较低教育程度的非技能蓝领市场,这对国家高等教育投资、学生家庭和学生自身发展都是巨大的浪费。经过30年的建设,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人才竞争激烈,对于大学生而言,一方面是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些学生为了找到工作,甚至于放弃专业;另一方面是即使找到工作,相对于大量优秀的人才,发展机会也较少,不论男女,都遭遇了难以逾越的玻璃天花板[5]。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需要很多的人才,并且能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大学生就业的“孔雀东南飞”从众效应是否理性,值得深入反思。从短期和长期净回报来看未必是最优选择,从大学生的个人职业发展来看也未必是最优选择的。因此,大学生应该客观评估主客观环境,选择中西部和基层就业对个人价值的净回报和职业发展未必逊于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p#分页标题#e#

二、大学生就业新现象分析

(一)人才回流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大量人才外流现象,外流的人才既包括在改革开放初期滞留不归的出国留学人员,也包括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国有企业人才向外资企业的流动。近几年出现的海外留学人才向国内企业、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才流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外资企业管理人才流向国企、民企的回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引人关注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点建设东部沿海地区,从当时情况来看,当时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和外资企业发展的潜力较大,而生活开支与收入相比不高,从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净回报的角度来考虑,许多人才离开内地和国有企业外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外资企业工作。经过改革开放的30年建设,加上国家“十一五”的规划,一方面是东部经济增长趋缓,而中西部经济逐步增强;另一方面,东部的生活开支相对收入而言,增长过快,如广州的房价收入比从2001年的6.49增加为2007年的12.09;深圳的房价收入比从2001年5.85增加为2007的13.15;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慢,如武汉的房价收入比从2001年5.14增加为2007年的8.89;重庆的房价收入比从2001年3.07增加2007年的5.15[6]。从动态职业发展和净回报来看,人才理应从发展机会较少、低净回报的地区流回向发展机会多和高净回报的地区。事实表明,“孔雀东南飞”就业现象已从原来的正确选择演变为目前的非理性选择。

(二)大学生村官现象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鼓励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基础工作,并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因而出现了大批的大学生村官。大学生选择“大学生村官”职业,放弃选择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大城市的岗位,如果从静态的价值回报而言,“大学生村官”就业可能是错误的。但从动态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大学生村官”就业,大学生职业决策可能是长远的,是有发展眼光的。因为农村能够提供最广阔的舞台,可以带领村民实施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充分发挥自己能力。另外,各个地区对大学生村官后续的职业发展还提供了一些优惠,如2007年大江苏省委组织部等7部门出台《选拔到经济薄弱村任职千名大学生管理办法》,规定被录用大学生“村官”列为事业编制,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直接转正定级,初定职称,工资高定一级。同时规定任职3年以上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可优先选拔担任县(市、区)、乡镇公务员;北京市则规定了在户口、考研、公务员录用方面的优惠等等。从就业的净回报来看,一位“大学生村官”接受采访时说:“生活要比在大城市拿2500元的同学滋润得多,电视、电风扇、取暖器一应俱全,更有10M带宽的网线接口,一日三餐在乡政府食堂吃,伙食标准可以参照学校水平,而所有这一切,只是象征性地一年交700元。”[7]更为重要的是中西部和基层对人才渴求,对个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其在发达地区放弃自己的专业,莫不如在中西部和基层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与人、与国家都是多赢的,这值得我们的大学生进行深入的反思。

(三)大学生就业多元化现象大学生就业趋势出现了多元化。其一是本地就业率提高,不再是“孔雀东南飞”。据统计,2007年武汉高校22万大学毕业生中,在本地就业的人数达到了9.3万,本地就业率达到42.3%。其中,本科生的本地就业率高达60%,比往年提高了三分之一[8]。其二是地域选择多元化。根据2008年毕业生就业首选调查报告4,2004年和2007年的调查中,增加了求职次选地区一项。东部沿海地区是毕业生在求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型城市遇阻时,最佳的备选地。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中部大中城市在次选地区中的排名明显靠前。2004年,只有少部分大学生乐于接受去小城镇及乡镇单位就业,接近半数的大学生只有在实在没有其他机会时被迫接受,而30%的大学生坚决不能接受。而到了2007年,80%的大学生可以接受到小城镇及乡镇单位就业,坚决不能接受的比例下降为20%。这说明今天的大学生在地域选择上更为多元化,更符合就业实际。其三是国有和民营企业受青睐。2007年,“甘肃省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衔接”课题组对甘肃省2007届高校毕业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学校和私营企业是西部地区高校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单位,分别占到29.4%、29.0%和17.0%;学生去外企、党政机关、高等学校、乡镇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比例较小,分别为9.6%、5.7%、4.0%、2.3%和1.6%[9]。与此同时,由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和个体企业占到了人才市场招聘单位的45%以上,与此相应的是到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逐年快速下降,而非公有制单位却成倍急剧增长[10]。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中西部地区经济和企业发展潜力较大。一方面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和企业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为优秀人才的发展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引导着大学生就业趋势发生改变。

三、人与社会生态环境动态匹配的大学生就业模型

基于大学生就业环境变化和就业新现象的分析,理性科学的就业首先强调职业所在的组织和地区综合环境对个人的价值回报。其二是考虑不同区域的支出有巨大差别的事实,即应该考虑是净回报或实际购买力。第三,职业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发展这个载体,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从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演变过程,东南沿海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大学生就业应该以动态发展的视角考虑就业。第四,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变动与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匹配的,应该考虑不同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对人才需求结构的差异性,并且考虑不同大学生专业结构的差异性、大学生本身的差异性和就业竞争力,以及大学生个体的差异性。考虑到以上情况,职业回报、组织回报、地区回报应该是一个系统,大学生就业时应基于大学生与社会生态环境动态匹配进行选择(图1)。大学生就业需要考虑的环境其一是大学生就业社会生态模型提出的嵌套职业岗位的组织和地区环境的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回报影响。其二由于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不同,收入的实际购买能力不同,仅考虑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回报总额是不太现实的,而应该考虑支出后的净回报,如图1中线条1。其三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除了受到职业、组织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国家政策环境的影响,这些政策将从长期来看影响着地区、组织和个人职业的回报价值,因此大学生就业应是基于发展前景的理性判断的净回报,即动态净回报,如图1中线条2。#p#分页标题#e#

四、结语

我国经济发展正从区域经济不平衡阶段向协调发展阶段过渡,各个地区的各类组织都有着各种不同发展机遇,这种机遇也必将成就一些选择在这些地区发展的人才。虽然大学生由于短期扩招和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过剩,但是不是绝对过剩[11],因此大学生不必要放弃自己大学所学的专业仅仅实现简单就业,需充分了解环境对就业的影响,科学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