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范文1
农田水利建设是水旱灾害防治的重要措施。近代云南水旱灾害防治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丰富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为当今云南水利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近代；云南；农田水利；灾害防治
云南地处边疆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田水利建设相对滞后，近代自然灾害频发。农田水利建设是有效防治水旱灾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云南遭遇干旱的现实也让我们反思云南水利建设问题。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云南而言，有效的水旱灾害防治和农田水利建设有助于推进边疆地区的治理，进而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因此，考察近代云南农田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水利建设的研究还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当今学者对中国水利史研究，就地域而言，集中在华北、关中，江浙和东北地区，对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水利研究鲜有涉及。从学术史意义上讲，本课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丰富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另外，本课题通过研究云南水利反思既有理论，为“水利社会史”分析范式提供佐证。
1近代云南水旱灾害防治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现状
国内方面，对于近代云南水旱灾害和农田水利建设问题关注很多，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体现在：①国家和云南地方的科研院所进行水旱灾害资料整理工作，突出表现为以《云南水旱灾害史料》为代表的水旱灾害资料集；②学者运用上述资料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吴瑞良《云南省水旱灾害概述》，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德宏分局编著的《德宏州水旱灾害规律及对策研究》，白树明等人《云南水旱灾害与粮食安全浅析》，尚志海《20世纪云南省农业干旱灾害脆弱性的成因分析》以及数篇博硕论文，等等。上述论文突破了资料整理研究思路，探讨了水旱灾害成因和防治措施，使云南水旱灾害研究逐步丰富和立体化。当然，以上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大多数成果内容粗疏，缺乏精细的研究；其次，资料挖掘不够，尤其是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比较缺乏；最后，研究视角的陈旧。水利建设是水旱灾害防治的重要措施，从民国至今，学者一直关注云南的水利建设问题，有代表性的有丘勤宝的《云南水利问题》，吴绍墨《云南农田水利事业的检讨》，周琼《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张琰等《近年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问题的研究：以云南为例》等。以上研究为我们了解云南的水利，尤其是农田水利提供了参考，但是其侧重于常态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对于非常态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水利纠纷的研究鲜有提及，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国外方面，针对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的“治水社会”观点，行龙在《“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一文中，提出了“水利社会”范畴，并指出水利社会的四种类型：“流域社会”、“泉域社会”、“洪灌社会”、“湖域社会”，这为我们研究云南水利提供了分析工具。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在继承和批判魏氏思想之上而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钞晓鸿的《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则对“共同体”理论提出质疑，这些构成本课题提出问题和深入研究的前提。
2近代云南水旱灾害防治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本课题首先通过批判和反思“治水社会—水利共同体”理论，接着引入“水利社会史”理论和环境史视角的分析框架，为本课题的具体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研究范式。基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云南水旱灾害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论述近代云南水旱灾害防治的措施，农田水利建设恰恰是防治水旱灾害的重要举措。在发展农业，进行水利灌溉的过程中，水案（水权的水利纠纷）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水案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复杂的利益关系，是观察社会变迁的新维度。政府采取措施解决水利纠纷也是想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个别地区的水案放大到一个区域的社会：湖域社会，这是“水利社会史”分析范式的具体应用，这个社会是一个由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是整个云南乡村社会的缩影，它的变动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通过云南地区水利和环境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反思“水利共同体”理论不足，进而论证了“水利社会史”的合理性，进而做到前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该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云南水旱灾害和水利史研究新视野：“水利社会史”理论与环境史视角的新诠释，主要从方法论角度论述以往云南水旱灾害和水利史研究的不足和改进之处。②近代云南的水旱灾害防治与社会控制，通过近代（1840-1949）云南所发生的典型的水旱案例，论述政府和社会的对策，分析水旱灾害之影响，评价政策的得与失。③近代云南省地方农田水利建设，主要论述云南省的农田水利政策，梳理农田水利建设成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④近代云南省农田水利纷争及其调试，通过具体的水利纠纷案例，分析纠纷原因，阐述处理水利纠纷的原则以及影响。⑤公共秩序的形成与变迁：对近代以来云南湖域社会的历史考察，主要考察滇池的水环境、水资源与水经济、水利组织与政治权利、水权与争水，水信仰与民俗。⑥反思水利共同体：以云南地区农田水利和自然环境关系为中心的考察，主要通过分析水利与环境的关系，来反思水利共同体理论。在研究方法上:①注重方法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援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学术资源，尤其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著作，以扩大学术视野，提升理论水平。②注重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相互印证，除了运用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市图书馆，云南省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外，还会去云南省各个农田水利区域搜集碑刻、文书、方志资料，并选择若干典型村落，对在世老人进行口述访谈，扩大资料来源，加强感性认识。③注重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虽然本课题研究范围是整个云南省，但是不同的地区也有自己的具体实际，对其特点应予以总结。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①通过引入“水利社会史”分析范式，为近代云南地区的水利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促进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利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拟采用文献解读法，统计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充分完整地研究农田水利问题，并实现研究方法上一定程度的创新。②以水利为平台，关注国家、社会、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反思“水利共同体”理论，为“水利社会史”理论提供新的实证支撑。③本课题也能为今天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借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参考。④本课题运用新的材料，要支撑材料是档案资料，参考民国时期的报纸作为佐证，主要的报纸包括：《云南省政府公报》、《西南边疆》、《导淮委员会半年刊》、《旅行杂志》、《云南建设》等。在研究过程中，也搜集有关水利和水旱灾害的资料，这也能为云南水利史，乃至云南社会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来源，特别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档案资料和民间文献。
3小结
通过上述方法和创新，本研究的结论是：①“水利社会史”理论的引入，打破了“治水社会—水利共同体”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范式，丰富了中国水利史和社会史的研究。②政府试图通过防治水旱灾害，加强基层社会的控制，地方基层和社会也与政府角力，也介入防治水旱灾害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水旱灾害防治的无效性。③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动机，来源于维护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定和服务于抗战云南作为大后方的现实需要。农田水利建设的特点是因地制宜，资金筹措多渠道，工程规划长远性，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④水案是研究云南水利史的一个切入点，为我们动态地了解区域社会变迁提供了可能。⑤湖域社会（以滇池为中心）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合力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分水，用水体系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开关”。
作者：杨天虎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云南省历史洪旱灾害史料实录（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Z].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
[2]云南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编：云南水旱史料（内部资料）[Z].昆明：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印装，2000.
[3]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云南天气灾害史料[Z].昆明：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1980.
[4]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Z].昆明：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85.
[5]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Z].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2
（一）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相关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2003年以来的研究文献中，10篇是大陆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1篇是台湾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赵德成发表《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法律的特点及启示》一文，该文介绍了台湾地区以《特殊教育法》为核心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并分析了其法律的六大主要特点。侯晓燕、张岩宇（2007）、郝晓岑（2003）、陈久奎、阮李全（2006）、徐巧仙（2004）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其中侯晓燕、张岩宇（2007）对特殊教育立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郝晓岑（2003）总结了我国教育体系的结构特征并分析了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层次。陈久奎、阮李全（2006）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在考察特殊教育立法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阐释了特殊教育立法的法理基础，并提出和阐明了特殊教育立法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促使特殊教育事业进入法治的轨道。徐巧仙（2004）在介绍新时期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特殊教育立法的特征与功能。
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行政领导不到位、政策难贯彻；传统教育体制与特殊教育规律存在着冲突；特殊教育法制环境不完善；课程和教学方法难以满足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缺陷。于靖（2010）指出中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立法层次低、体系不完善、法律用语不规范、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庞文（2011）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概述了现有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的体系不完善、立法滞后、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汪放（2006）在借鉴外国特殊教育发展及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教育公平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我国特殊教育的立法如何保障特殊需要人群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问题。此外，刘贤伟（2007）认为“全纳教育”是有影响的国际共识之一。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较早实施全纳教育政策的国家，拥有成熟和完善的“全纳教育”体系。将这些国家的“全纳教育政策”与中国的特殊教育政策进行对比，可以找出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不足。国际与国内的教育发展形势需要中国在“全纳教育”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完善特殊教育政策和特殊教育立法。
（二）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比较研究
一部分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将国内与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现状及相关条例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刘坤（2009）、钟玲(2007)、侯俊（2009）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刘坤（2009）总结了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两大特点：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及时改进特殊教育立法；特殊教育立法与评估标准想结合。钟玲(2007)在分析美国《障碍者教育法》的起因、基本原则以及该法案的演变与成效的基础上，与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作一比较。侯俊（2009）总结美国特殊教育立法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特点，同时，注意对其先进的特殊教育立法理念的分析。李继刚（2009）认为特殊教育判例法在美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保障特殊学生的合法权益，及解释、说明、修正特殊教育制定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韦小满（2005）通过回顾美国30年来特殊教育立法中有关评估的法律法规的发展历史，发现任何法律法规的建立都必须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原则到具体实施办法，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此外，还有刘颂、王辉（2000）发表的《特殊儿童家长参与的权利———英美两国有关特殊教育立法的述评》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并对比了英美两国特殊儿童家长的法定权利。
二、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研究文献数量偏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这类研究文献的数量偏少，而且从时间上看，只是近十年才开始关注我国特殊教育立法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较多采用理论性研究，重视文献分析，研究者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收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资料，掌握最新研究动态。在对文献进行研读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见解。
（二）研究深度不够
综观建国来有关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的文献，多数为事实描述性质的文献。这些文章篇幅较小，仅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作简要介绍，而真正就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仅有一篇。综述性质的论文仅有刘坤《二战后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及庞文（2011）《我国特殊教育法律研究综述及立法建议》两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尚显得不够深入。
（三）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狭窄
仔细审视后可以发现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例如对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的研究多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内容、特征、问题、及建议的角度来论述。出现内容———启示；内容———特征———启示；内容———问题———启示这三种形式的论文占多数。例如：《我国特殊教育立法演变的历程及启示》《我国特殊教育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我国特殊教育缺陷及其立法学术建议》《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现状及完善》等可以查阅的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大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的。除了我国特殊教育法规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研究对象外，不能从现有条件发掘新的研究对象。从特殊教育立法的背景来论述的就极为罕见。
（四）从研究的视点看
前人的研究只是对特殊教育法律制度中个别问题有所涉及，缺乏法学特别是立法学的视点。
三、深化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的建议
（一）深化特殊教育立法现状和历史的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对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研究，考察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层次和结构体系，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发展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笔者认为，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现状的研究应包括美国具体国情、立法背景的研究。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事实上美国每一部法律的颁布都有其立法的背景，对其立法对背景的研究更具借鉴意义。
（二）深化对社会变迁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向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深受时展与社会变迁的影响，显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1.特殊教育从慈善型向权益型转化，特殊教育普及运动方兴未艾；2.特殊教育从隔离走向融合；3.特殊教育制度从一次性封闭教育向开放性、反复回归的终身教育制度体系转型；4.特殊教育从培养一技之长的“工具理性”观向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观的转变；特殊教育在量的扩张同时，更加关注质的提高;5.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改善残疾人的生存状态和学习方式、提高特殊教育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6.特殊教育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如何面对和适应这一转型过程？国际化进程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中给予回答。
（三）深化对特殊教育发展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
纵观国内外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特殊教育的发展除了受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还总是和特殊群体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特殊教育的发展促使特殊教育法律的健全，而特殊教育法律的健全有利于特殊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因此，对二者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利于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健全和特殊教育的专业化历程的加速。
（四）深化对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个案研究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3
关键词：伪满时期;殖民统治;哈尔滨地区;美术形态
一、伪满时期东北殖民美术的组织形态
（一）总务厅弘报处———伪满官方管理机构
1932年3月1日伪满政权建立。日伪政府马上开始对东北人民的思想进行管理与统治，设立了资政局弘法处。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加强对东北殖民地区思想和文化的统治，废除了资政局设立了情报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对内部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以达到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逐步的将总务厅情报处扩大为伪满的思想文化统治中枢———总务厅弘报处。
（二）满洲艺文联盟———伪满官方组织机构
《艺文指导要纲》发表之后,为适应“国策”的需要,日伪政府于1941年8月25日在新京正式成立“满洲艺文联盟”。“满洲艺文联盟”由伪满各艺文协会以及各地文化会组成，是以“求得艺文的综合发展”为宗旨，在“满洲艺文联盟”协会构成中，“以进行艺文谘议会，并加盟各艺文协会以及各地文化会之间的联系事宜”为目的而结成的官方文艺团体。“满洲艺文联盟”的建立，从政策上、组织上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民众思想文化的控制。“满洲艺文联盟”在成立之初，由“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文艺家协会”及“满洲乐团协会”四个文化团体组成。在“满洲艺文联盟”的协会构成中，美术方面的艺术团体主要有“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书法家协会”“满洲工艺家协会”三个协会构成。
（三）新京美术院———伪满官方教育机构
1940年,日伪当局在新京创办了美术方面的官方教育机构———新京美术院，以“培养伪满美术的后进力量”为目的。新京美术院在伪满统制本地招收研究生。学生在学习期满毕业回国后，“不仅为全满美术家之先驱者，且可担后辈之指导”，目的是研究生毕业后能够胜任伪满美术界的中坚力量。留日学习的研究生可以成为新京美术学校的助教。
（四）满日文化协会与美术研究所———伪满官方研究机构
1.“满日文化协会”
1933年，日伪当局在新京成立了“满日文化协会”。倡导“满日学界合作保存振兴东方文化”“维护发展满洲文化”。除此之外，“满日文化协会”还着手于美术展览会的策划工作。日伪时期的东北地区,还有“满洲协会”“满洲民族学会”“开拓文化会”等包含了美术研究、美术考古等方面的官方文化团体。
2.“美术研究所”
《艺文指导要纲》出台以后，日伪政府渐渐加快了文艺界殖民活动的步伐。在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和吉林等地设立了美术研究所,主要针对美术方面的学术研究和政治统制。1941年12月1日，新京美术研究所成立于永乐盯的艺文会馆内。后期又移址到新京市的大同公园内。美术研究所的教学内容分为石膏部和人体部两部分。教学管理实行定员制度，约为150名上限。其中，包括在新京居住的满洲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和一些志愿从事美术研究的人员。
二、哈尔滨地区伪满统治下的文艺概况综述
“伪满”是“伪满洲国”的简称。1932年3月1日建立，定都新京（今长春），国号为大同（后改为康德），殖民范围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全境（不包括旅顺、大连）。伪满时期“美术”这种艺术活动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意义。在伪满统治的近14年里，关于哈尔滨地区殖民化的研究仅限于文学方面为主，就目前搜集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仅有对《哈尔滨五日画报》的研究、对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大范围美术研究、或在美术展览等事件上的简单记载。并没有学者以伪满统治下哈尔滨地区美术文化为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关于“伪满洲国史、抗日战争史”等历史问题研究中简单涉及到。在对伪满洲国统治时期的美术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被各方学者略过或少提及的部分，对于这个时期的哈尔滨地区殖民文艺中的美术研究更少之又少。针对伪满时期哈尔滨地区美术的发展状况就更没有系统完整的资料整理，仅仅在《满洲国.研究》一书中将美术活动作为伪满洲国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有所提及。更多关于美术元素的研究大多体现在图案、颜色、空间规划设计等建筑设计方面。介于伪满时期的政治原因，“美术”在当时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要远远大于这些对于视觉表面的设计研究。
三、伪满时期哈尔滨本埠的画家群体梳理
1932-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哈尔滨本埠出现的美术形式和画家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的分类梳理。以求在相对宽泛的文化语境下,能够客观地陈述这段特殊历史环境中，美术文化的发展形态。根据美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和主题内容，以及作家身份等进行按专题归类整理。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市井民生专题
主要是针对刊登在报纸、报刊上的商业广告海报；关注市民生活的摩登漫画；摄影照片（包括反映社会事件的照片、社会的各界名人肖像，名胜美景等艺术摄影作品）；电影的情节画报，这类关于市井民生、休闲逸趣的美术图片。
（二）名家名作专题
针对名家名作专题，十分注重古人古画、中国画坛大师及作品的普及。主要是针对古代名家的名人字画；当代名家的书画创作；本埠优秀青年书画家的绘画作品。
（三）古迹描摹专题
包含了篆书、行书、楷书、隶书四种书法体系，大多数临摹作品都完整地延续了清末民初推崇的汉魏南北朝碑学思想体系，将中国传统书法文化精髓理念延续继承。以伊墨卿、吴昌硕两位清代文人最受推崇。
（四）国外名家专题
伪满期间为了迎合日本侵略者，经常会有日本较为著名画家作品。因为受洋画运动影响，西方绘画方法与西方美术教育理念开始在中国多元化发展。日伪时期的哈尔滨当时汇集了大量的俄国人，在经济边贸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对文化艺术方面也会形成必要的融合性影像。
（五）伪满政要专题
在伪满洲国政要中，以郑海藏原名郑孝胥，曾在伪满时期担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文教部总长等重要职务；伪满洲国开原县城街长马小秋；张燕卿，曾担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大臣三人为代表。
四、伪满时期哈尔滨地区的美术特点
伪满政府在中国东北地区执政的近十四年里，对中国本土教育一再实行文化限制和压迫政治，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迫于生存压力，在绘画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不配合”“简单敷衍”“积极配合”等情况。因此，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大多都将这一时期的美术研究简单概括忽略。伪满统治时期的画家并未进入我国主流美术史论研究之中，导致关于伪满时期的美术相关详细介绍很少。所以，伪满统治时期的美术资料留存也比较零散，有的甚至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这些画家作为20世纪30-40年代殖民文化中的一部分，他们的艺术作品中会涉及当时哈尔滨地区的社会文化和地域风情，这对哈尔滨地区的艺术文化发展研究有重要影响。
（一）美术作品的表现形式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受制于日本傀儡政权的伪满美术，已经成为日伪主要的思想统治手段。伪满时期哈尔滨本埠的美术表现形式相对比较集中，主要以中国画、书法为主，也包含了一些工艺美术作品。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表现市民生活或社会百态的记叙性漫画作品，通过漫画批判当时社会的不良现象，引导民众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思考。
（二）美术作品的主题内容
在伪满时期的殖民统治下，哈尔滨地区的美术也严格受到了“奴化”思想的控制。为了能够在严重的政治高压下生存，当时所有的美术作品都避免了政治敏感题材的涉及。西洋画中表现自然或街道的风景、静物等；中国画中表现花、鸟、虫、鱼的借物言志等等，还有一些日本画家带来的日本绘画，这都是在受制于日本黑色的殖民文化圈中传统绘画艺术的存在特点。除此之外，以在报纸上刊登的商业插画海报为主的商业美术。
（三）美术文化中总体的社会性征
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压迫下，各位美术家表面上受文化压制随声应和，但都以自己的抵抗方式间接地表达作为中国人的坚决态度和高尚气节。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社会阶层、社会经济、社会变迁等社会因素对绘画艺术的影响。书法家高澄鲜曾说道：“我在伪满时期所有的书画作品款识中，一般不写伪满的年号，有的作品只用天干地支农历纪年，有的作品干脆不写年代。其他书画家也有如此者。”
五、伪满时期哈尔滨地区美术文化的影响与意义
伪满洲国是“出现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现象。”1932-1945年期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了残酷的武力镇压。除此之外,又给东北人民带上了殖民思想的沉重枷锁。伪满统治时期的文化属于“官制文化”。美术在当时文化普及不高的社会情况下，已经成为文化侵蚀与侵略的“最佳手段”。对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化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社会表象，更需要进一步探究其它的文化再现形式,如文学、艺术、社论等。因此,对于伪满时期美术形态的深度研究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哈尔滨是伪满统治时期东北的重要中心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积淀，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方面发展超越其它的东北城市。对于哈尔滨伪满时期的美术发展变化情况进行梳理研究,对于了解伪满时期东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一，美术作品可以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伪满统治时期，哈尔滨地区的美术发展必然受到东北本土文化的深远影响。哈尔滨人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和外来先进文化,诗人冯至曾在诗中用“不东不西”来概括三十年代的哈尔滨,而哈尔滨伪满美术的发生和发展也必然受其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以某种形态反映于美术作品之中。其二，在中国东北沦陷的十四年间,深入研究伪满统治时期的美术形态，不仅揭开日本侵略者利用美术手段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无耻行径，而且也能更加清晰地评述日寇统治下美术形态的扭曲。哈尔滨作为当时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中的北方城市，属于伪满洲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一时期的美术发展状况，更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不可忽视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和时代意义。总体看来，对于伪满时期哈尔滨殖民统治下的美术研究也比较零散、不够系统。从而导致我们对这一特殊语境下，哈尔滨地区的美术整体发展状况缺乏细致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因此，正视这段特殊时期的特殊存在，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是美术史学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钤坤.《哈尔滨五日画报》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年.
[2]路岩.伪满洲国美术研究———以第一、第二回“满洲国美术展览会”为例[A].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届申请硕士学位论文[C].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年.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4
本文在分析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发挥导师的引领作用；强化辅导员的陪伴作用；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积极开展体育锻炼等文体活动。
【关键词】
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原因；教育对策
研究生是我国最高层次教育培养出的高层次人才，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更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近年来，国家逐年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而且缺乏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控制，导致研究生整体素质下降。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承受多重压力的研究生也随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如何改善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成为国家、社会和高校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各个专家机构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都做了大量的调查与分析。2011年，马喜亭、李卫华用SCL-90及《研究生压力问卷》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压力做了调查研究，存在心理问题的研究生占44.16%；与全国成人常模比较“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及“精神病”五个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1]同年龚惠香以浙江大学为例，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及需求做了研究，显示男性把“压力问题”排在首位，女性把“职业发展问题”排在首位；未婚的心理健康问题大于已婚的；农村家庭的心理健康问题大于城市家庭的。[2]2015年赵红伟、徐海燕用SCL-90量表对高校研究生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三成学生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并且与学历呈正相关的关系。心理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问题”、“学业问题”、“自尊问题”上。[3]
二、高校研究生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
1、追逐功利的心态
现在研究生越来越多抱着功利的心态进行学习和科研活动，这与个人有关，也与学校的教育有关。研究生的教育都强调论文、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而这些又直接影响到奖学金的评定。僧多粥少的局面也必然导致同学之间关系的疏远和相互猜忌。随着论文要求的越来越严格，而且对发表质量和数量都有规定，这也让研究生的心理负担加重。
2、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随着研究生的全面扩招，研究生的文凭价值降低，就业前景也不如以前那么好，有时甚至还比不上本科生的就业率。学历越高，期望值越高，对未来的期待也越大，但在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更愿意用更低的工资去聘用本科生，而一些研究生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去与专科生竞争同一个岗位。研究生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面前，往往都会产生挫败感。
3、网络导致人际关系淡漠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成为研究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网络交往淡化了生生与师生之间多方位的人际关系；沉迷于网络容易使研究生漠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降低现实的人际沟通能力；网络“教育”和“监控”功能的弱化，大量的不良信息正在慢慢侵蚀着研究生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长期人际关系的淡漠就会引发研究生心理和生理各方面的问题，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易怒、思维缓慢、反应迟钝、精力不集中、丧失学习兴趣等。
三、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国家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虽然很重视，发展迅速，力度也大，但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研究生作为国家高素质、高层次人才，人们会认为研究生各方面素质都会高于大学生，但其实不然，要面对比本科生更大压力的研究生在心理素质方面相应会更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的问题也会比大学生的更严重。对比本科生心理教育工作的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资源配置方面：服务层次不够深入；硬件设施方面不够完善；专项经费投入较少且来源单一。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培训力度不够；兼职为主且专业不对口，专职教师较少；男女教师比例不协调，女教师居多。教育体系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四、加强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1、发挥导师的引领作用
导师的治学态度、个人作风、道德修养对研究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学业科研方面，还要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做到关心每一个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感受到亲人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减压策略，共同应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2、强化辅导员的陪伴作用
辅导员作为研究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与学生成为朋友，帮助研究生应对心理压力和问题，促进研究生健康成长。为了更好地做好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辅导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应提高自身能力素质，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指导，以体验式教育为模式，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向上的态度、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理论知识投入到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
3、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建立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资料数据库，及时更新，全面动态地掌握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督导制度，依靠专兼职心理咨询师，为学生提供工作日全天候个体咨询，对学生的心理危机进行及时的干预、有效的防范。因为心理咨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时候还可能出现反复，所以需要建立跟踪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4、积极开展体育锻炼等文体活动
体育锻炼不仅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而且对心理健康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学生通过参与集体的体育活动，锻炼了身体，超越了自我，培养了团队合作意识，增进了同学间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和幸福感，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使生理和心理各方面都得到积极的发展。
作者：李绮雪 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注释】
[1]马喜亭,李卫华.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生活压力调查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
[2]龚惠香.社会变迁与研究生心理健康调适—以浙江大学为例[J].浙江学刊.
[3]赵红伟,徐海燕.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与心理咨询趋势的调查研究[J].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5.01.28+40.
【参考文献】
[1]欧阳丹.广西地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04.84-85.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5
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19世纪开始，文学月报、周报、日报等定期报刊成为推动文学市场发展的规范化主体，如《检测者》《每周政治纪录》《每月报》（亦称《每月杂志》）《纪事晚报》《家常话》等。这种定期报刊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期刊文学的广泛发展。其中，1808年亨特创办的周刊《检测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刊物逢周日出版，以宣传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目的，是托利党的核心政治刊物，发行范围非常广泛，办刊时间长达14年之久，是当时英国文学与政治相融合的典型刊物。文学周刊、日报等定期出版的读物，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社会提供了文化滋养，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起到了促进作用，是英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英国期刊文学的早期发展
1．18世纪：文人办报办刊，推动了期刊文学的兴起
18世纪初，英国文学家、政治家开始办报办刊。1709年，知名散文家斯梯尔创办的《闲谈者》就是英国首份文学刊物，该刊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之后，斯梯尔又与好友一同创办了另一份上层阶级读物《旁观者》，同样风靡上流社会。1710年，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文学创造者”的英国著名文学家斯威夫特担任了托利党官方期刊《考察者》的主编，在18世纪初发表了众多抨击辉格党的文章，为托利党在英国政治中积累了声望。1731年，《绅士杂志》成为英国首个正式采用“杂志”字样的刊物，著名评论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就曾经多次为该刊撰稿。文人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较能接受新潮思想。当时许多的英国文人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艺术家。虽然当时文人群体办报办刊的初衷更多的是为推广自身的文艺与政治主张，但客观上也推动了英国期刊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期刊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成为影响社会主流舆论的重要文化因子。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选题多样，既有政治类新闻、评论，也有生活化的故事；期刊文学体裁丰富，既有诗歌、小说、散文，也有纪实、评论文［2］。政党拥趸们虽开始通过期刊进行舆论造势，但是争论并不激烈。
2．19世纪初期：以评论文为主的期刊文学蓬勃发展
进入19世纪后，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英国政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评论文成为19世纪初期期刊文学的主流文体，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当时期刊文学的重要特征。1802年，服务于辉格党政论宣传的《爱丁堡评论》是英国第一份明确以“评论”为文体特色的期刊。刊文以论文的形式给出论点、论据和参考文献，通过宣教式的语言传播政见主张。在《爱丁堡评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托利党也被迫创办了《评论季刊》，其以同样的方式传播保守派政治思想，并对济慈、拜伦等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者进行抨击，公开与《爱丁堡评论》开展论战，以期增强政党的影响力。除《评论季刊》外，《布莱克伍德杂志》也是保守派攻击辉格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其通过带有讽刺性、批判性的语言，细数自由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诸多弊端，并为传统的贵族政治辩护，大量的文学家、政治家成为该刊调侃、讥讽的对象。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名人的评论能够吸引大批读者，这也使得《布莱克伍德杂志》在英国广为流行。1820年，与《布莱克伍德杂志》针锋相对的《伦敦杂志》诞生，其公开反对保守派的顽固思想，鼓吹自由开放，将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党争论使得评论文在英国风靡开来，期刊文学进入政治与文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1829年，《伦敦杂志》停刊，一个评论文发展的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中，政治的斗争逐渐进入到经济、军事等领域，期刊文学逐渐从政治评论走向多元化领域，题材亦开始回归现实生活，变革下的时代也正孕育着全新的文体和格式。
3．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主流
随笔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在议论文、书信等文体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杂论式文体，能够凸显作者的情感、想象和语言个性。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掀起了英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一时间，浪漫主义运动席卷英国，大量的现代化、纯文学性期刊开始出现，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逐渐成为异军突起的主流文体。随笔多描写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能够将作家的思考、体验和主张融合其中，是表达个人思想的理想窗口，其贴近现实的特征亦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赫兹里特是英国浪漫派散文四大家之一，其不仅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随笔大师。《圆桌集》《闲谈集》就是他在期刊上发表的随笔作品合集。赫兹里特的作品有着简洁朴实的文风，且能够对形容词加以灵活运用，因而在民间广泛传播。德•昆西是一位辗转于两个党派的随笔作家，最开始担任《布莱克伍德杂志》的职员，但是由于文艺理念的不同，其离开了杂志社，并转而向《伦敦杂志》投稿。《瘾君子自白》就是他发表于《伦敦杂志》上的一篇著名随笔，以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身份，真实记录了鸦片成瘾之后所经历的幻想和梦境，“猴子”“鹦鹉”“宝塔”等意象均与作家发生虚拟的关联，使得文章新奇有趣，生动而富于张力——读者从德•昆西的随笔中，能够读到一个现实的、普通的社会人物，从而能够与之产生情感与体验共鸣［3］。擅长描写伦敦城市情调的随笔大师兰姆，其并不在乎政治斗争，而是侧重于刻画城市生活，商人、店铺、咖啡屋等均成为其笔下的城市景象，乞讨者、公司职员、儿童等人物形象也被刻画得具体而生动。在兰姆的作品中，对过去时光的感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深怜悯，对社会发展状态的无奈与憧憬均成为感动人心的震撼力量。随笔的异军突起，其根源在于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的关注。19世纪20年代前后，大量文学家脱离政治的束缚，期刊文学亦开始向生活回归。随笔的自由性，释放了文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特点
1．语言朴实却极富洞察力
英国早期期刊文学以极富洞察力的语言风格，将社会、生活、政治等融为一体，并通过故事和人物形象与读者交流。以《拜特尔太太谈打牌》为例，该文是兰姆的一篇随笔，刻画了一个喜欢打牌的拜特尔太太，这位太太在打牌的过程中绝不吸烟，也绝不呼唤奴仆，其口头禅是“打牌就是打牌”——体现了一种尊重竞争、乐于竞争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打牌的结果上，她对于输赢并不过分看重，而是追求打牌过程中的娱乐和满足，她喜欢与堂姐去打“只为了开心”的牌局，在自己悲伤的时候会叫上堂姐一起打牌［4］。兰姆塑造的拜特尔太太形象，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批判了政治评论文学的争斗不休；另一方面，拜特尔太太对打牌结果并不太在意，则恰好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普通民众对于政治斗争的漠视，也是作家对于喋喋不休的政治斗争的一种讥讽。文学家们通过经典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描写以及极富洞察力的语言，推出了众多来源于生活，却给人以力量的期刊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语言风格虽然朴实，但语言犀利、富有洞察力，体现了作家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社会观察能力。
2．具有批评与反批评精神
批评与反批评精神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典型特征。“伦敦佬派”和“布莱克伍德派”之间的争论将政治批评推向高潮，济慈、兰姆、亨特等文学家均成为政治批评的“靶子”。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及纯文学类期刊的发展，文学批评逐渐成为期刊文学的又一重要标识。1798年，《英国评论》指出，兰姆的文学作品“不如他的朋友们，但是爱幻想，能够取悦年轻朋友”，并认为“爱幻想是整个时代的通病”，这一“评论”被视为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开端，之后大量的文学批评开始见于期刊。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批评仍带有明显的政治批评色彩。如1818年，《评论季刊》称济慈的《恩底弥翁》语句不通，不知所云，掀起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激烈争论，并将文学评论演变为一场政治批评。19世纪初期，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以至于在批评交锋中，以兰姆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反批评文学风格。在兰姆的随笔《往年的和如今的教书先生》中，他以自嘲的手法阐述了自己的诸多缺点，直接对自己在读书、算数、地理等方面的无知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小角色”，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5］。这种自嘲式的反批评手法与反批评精神，极具反讽意味——反批评文论将生活相关的嬉戏与玩笑当作主题，是对当时政治批评浪潮的有力回击，更为重要的是，其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亦吹响了英国文艺形态变革的号角。
3．浪漫主义色彩渐浓
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期刊文学亦开始将生活与娱乐融入作品之中，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文化的价值逐渐被社会认可，文学家成为令人敬重的一类职业。尤其是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文学意识上，大众逐渐从政治舆论的围墙中逃离出来，开始关注与生活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也倾向于关注社会生活。随着随笔文体的兴起，文学创作的样式更为灵活多变，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期刊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渐浓。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兰姆的随笔作品大多描写城市生活，因为他对伦敦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偏好——“斯特兰德大街和舰队大街那灯火通明的店铺，数不清的买卖、商人和顾客……咖啡屋、厨房里飘出的汤的热气；伦敦本身就是一出童话剧，一场化装舞会——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进入我的脑中，对此我也乐此不疲。对于这些景象的留恋驱使我经常在夜里漫步，在她拥挤的街道上”。兰姆将个人体验融入文学创作之中，通过事物的描述、意象的堆积、情感的释放，将这些事物赋予个体情感，诠释了人类最本真的真善美，凸显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6］。19世纪初，《伦敦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检测者》等许多期刊都刊载过兰姆的随笔。不可否认，文学期刊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6
关键词:武术;武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与内隐的民族精神愈发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术无论是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还是区别于西方的人类身体文化和艺术,对于国人而言都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目标和要求.在这种历史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武术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为迫切.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武术与中医、书法等能够反映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武术传承人群体文化的理念与信仰、精神与追求或可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武术作为一种活态传承,文化保护的意义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价值.而其中,作为活态传承的主体———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值得广大研究者高度关注和重视.
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研究进展
1．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关注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始.从2003年我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出国家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以及«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重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要求,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并于当年公布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其中有110余武术拳种入选目录.作为我国较早从非物质文化视角关注传统武术的学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确提出了传统武术作为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尽快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此后,更专家学者针对如何保护传统武术,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内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发展,如邱丕相、王岗、吕韶钧、周伟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国家公布的五批部级非遗保护项目中,已有60余项武术拳种入选.近年来,非遗视角或背景下和武术保护、传承与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武术文化当展的梳理与分析,力求从文化层面上对当前武术的发展与保护提供学理层面的贡献,该领域研究成果丰硕,代表者如王岗(2013)、陈青(2006)等.二是运用地域学理论,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地域武术文化进行研究,该领域研究学者有郭志禹(2000)、韩雪(2002)等.三是对民间武术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研究,提出发展相关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龚茂富(2013)等.四是运用跨学科理论对武术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相关研究,如戴国斌(2004)、乔凤杰(2005)、吉灿忠(2000)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武术学者开始关注武术文化及传承人相关的研究,如刘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处,关于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学、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再进行赘述.
1．2武术“非遗”保护学术研究问题的思考
不难看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武术传承虽成为热点,但是对于“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关注度不高,研究成果相对薄弱.通过中国知网对“武术传承人”进行关键词的搜索,仅发现了30余篇以“武术传承人”为篇名的学术文章.其中,2008年牛爱军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传统武术传承人”保护问题的探讨»成为较早关注“武术传承人”的学术文章.2010年河南大学胡继云的«传统武术拳种传承人保护机制研究»成为国内较早以“武术传承人”为研究内容的硕士学位论文.自此后,相继有«陕西关中红拳传承人调查分析及传承对策研究»(张志成,2011)、«陈家沟陈式太极拳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影响研究»(郭建菊,2013)、«甘肃天水通备武学传承人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张含亮,201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峨眉武术传承人现状调查及传承对策研究»(林霞,2014)、«西宁市八门拳传承人研究»(武少洋,2016)、«武术传承人现实困境的三重视域解读———基于对雷家村梅花拳的考察»(宋领兵,2017)等硕士学位论文对“武术传承人”进行了相关研究.从整体上看,当前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拳种传承人的个案研究,其中不乏有较好的学术研究启示与学术成果展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宏观背景下的微观传承人层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参考与实践推进价值,但总体来讲,可能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学理困惑和学术拓展的方向.在研究内容方面,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密切,基于文化学思考的学术研究多趋向宏观和表层,多局限于单项技术层面或者历史文化因素的归因分析,以及局部特征的文化“模式”探讨,故研究内容点多线少,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主题与内容相对单一,尤其表现在对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内容相对匮乏和缺失.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对象拓展性不够,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度不够深入,对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研究不够,主要表现在对民间武术传承群体社会空间特征研究的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相对较少,跨学科应用的真正成果不多,同时也存在理论性的阐述较多,而微观的田野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的现象.在研究创新上,过多集中在“文化影响技术,技术反映文化”的传统立论,对于民间武术社会传承存在的核心深层问题与运行机制缺乏新颖立论和理论融合、创新.
2武术“非遗”传承人的文化研究关注
2．1武术文化研究更应关注“人”的文化活动
“文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1]武术文化的研究,其实质是在研究民族文化如何通过武术形式的载体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文化的流动”始终是武术文化研究给予关注的学术思维脉络.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大背景,民间武术文化保护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热点和焦点.民间武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关注更倾向于民间底层、大众草根文化,与传统的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研究视角有较大的区别.其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更关注于“人”进行的各类文化活动现象,如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传承法则、习武信仰、生存状态等问题将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与学院派的竞技武术文化研究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也就是民间武术文化研究的起点和意义所在.民间武术研究不仅仅要看传统的文化,更要涉及武术在当地社会变迁中文化的变化,因为只有真正意义上厘清了武术文化脉络中的“变”与“不变”,才能更好地去保护文化.因为文化保护并不仅仅在讲传统,民间武术的保护也不是“博物馆”意义上物品封存和文化固守.也因为没有人能拒绝现代,更不可能操控文化的静止与流动,因此,须从实践理论反观、诠释和重构民间武术文化,学术洞察武术活动的主体传承人的社会实践、文化空间与文化创造,以及通过文化写实来思考武术存在于当前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以及深入了解和诠释传承人的社会生存意义和学术启示等相关问题.
2．2构建武术“非遗”传承人“民族志”的整体系统研究方法与视角
从当前跨学科的视角看,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应用相对较为广泛.因此,无论是以注重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还是以文化为研究主体的人类学,在关注结构的同时,都无法回避对人的社会活动意义的深层学理探究.在一定意义上,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学理问题.正因为如此,早期以关注和研究“异文化”而起源的人类学,自费孝通“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的研究模式就开启了后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广泛融合,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交叉发展.因此,在某种层面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自觉融合发展都表现了其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拓新,都表明了两者在研究时无法回避或者忽略研究对象的整体系统性观察.如人类学的“民族志”就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民族志”既是最主要学术成果的展现形式,也是人类学整体性研究方法的体现.民族志主要从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亲属制度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来全面考察人类的文化活动.以民族志的形式从整体文化脉络中去梳理、分析和抽提民间武术文化,去勾勒和描绘出更加原生态的民间武术文化图景.而作为人类学较为新兴发展起来的影视人类学,其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表现,诠释图像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寻求对人与文化更本质的了解,除了记录、保存的功能,也是建构文化事实的一种展示.因此,可以设想,对武术传承人的研究是否可以采用此类方法,即运用影视人类学新兴手段和跨学科方法,以“武术民族志”人类学影片的成果形式,在学术文本和视觉文化两个层面,较为全面地反映武术文化社会现象存在的真实和传承人社会活动的文化空间,突破民间武术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武术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和研究空间,或许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但总而言之,全面系统性地把握“传承人”的文化空间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和方法.
3武术“非遗”传承人保护发展的思考
3．1“田野中”寻找传统武术传承人文化脉络的中国逻辑
在2016年«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一文中,我曾经提出:“微观式的田野调查将成为地域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2]“事实上,田野工作之于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3].田野工作的学术贡献在于注重实践,为广大武术科研工作者重新强化和梳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让研究者更加尊重事实,做到有理有据,而非断章取义或者坐而论道式的“空谈”.武术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历史.正因为如此,武术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在注重社会田野调查中横向存在现象分析的同时,也不应忽略纵向的文化历史“惯习”(布迪厄)分析.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中,我们或许才能发现、找寻其文化的脉络和传统的逻辑.或许,这也正是印证了人类学家郭于华提出的“实现学术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自由穿梭”.此外,田野中寻找武术传承人的真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所在的地方.正如格尔兹所说:“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4].因此,所谓文化脉络的中国逻辑,是期望在武术传承人群体的调查中,能够发现武术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等系列问题,并以此围绕而展开深层次的理解.正如在«农村代际冲突中老人行动方式变迁研究»一书中,作者对安徽省某村的38位老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重点“讨论了老人在代际冲突中的行动方式,并从中揭示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过程和实践特征问题”[5].从我个人的理解,此类田野式的操作与实践正是武术传承人相关问题研究可以借鉴参考的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当然,近年来有关武术传承人的研究成果中,也有相似的探索和思考.
3．2“活态中”实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开展对于民间武术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众所周知,“重申报,轻保护”的老问题依旧存在并延续至今.国家非遗认定的部级、省级、市级等各类级别的武术传承人,这些特殊的群体(包括民间大量未入选成为传承人的武术拳师)在支撑着中国传统武术的“过去”与“未来”,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来进行传承与传播的,如何在活态文化语境中去推动民间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到利益与实效有机结合,则是今后中国武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传统武术是中国现代武术发展的根”,这句话好像已经“余音绕梁”了很多年,然而,在竞技武术对现代武术的推广方面,尤其是国际推广做出卓越贡献同时却带来了诸多发展问题的当下,传统武术的保护似乎更是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从2006年国家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然而,传统武术的保护与发展工作现状却依然严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武术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在“非遗”有利背景下推动民间武术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传承人的保护、技术传承的规范与体系化、经济收入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相关书籍、音像资料的整理等内容.特别是在民间经济收入较低、没有稳定工作却依然常年坚守武术传承的那部分群体,或许是更应该值得关注和保护的研究对象.2017年,一部纪录片«寻找手艺»感动和震撼了诸多有着或多或少传统文化情怀的国人,这种感动不仅仅是为了纪录片中拍摄者的无私奉献和守望传统的执着精神,通过镜头寻找的中国199名民间艺人平凡的生活空间,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何谓中国文化、何谓中国传统、何谓中国精神和文化自信.“当时我不懂,现在我懂了”[6](徐皓峰«逝去的武林»),文化的记录与研究在于对民族文化的顿悟、尊重与自信,武术传承人的研究也亦当如此.
参考文献:
[1]罗红光．人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07．
[2]陈振勇．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2):51G55．
[3]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2．
[4]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29．
[5]乔超．农村代际冲突中老人行动方式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7
关键词：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偶然性；必然性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用博士论文代称）是马克思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马克思表达青年时期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人生中许多思想的启蒙点，在论文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可以单独加以论述与研究，它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原子论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的偶然性观点的发展源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之间的分歧。德谟克利特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等同于阿纳克萨戈拉种子说的延伸。阿那克萨戈拉把世界万物的出现与灭绝归结为种子的聚散与分离，相当于每一事物的新生与消亡都源自于种子的碰撞，认为自然万物是由多种多样的种子所构成的，以此彰显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种子的性质也决定了自然万物的性质。德谟克利特将虚空空间添加到原子运动的空间，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离，没有偶然发生的东西，一切事物的来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终也都是必然，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很相似，相信命定论，而德谟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与真理割裂开来，导致德谟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谓的真知，是个实实在在的唯物主义者。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是种子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强调原子在形状位置上的差别从而才有了自身内部的运动；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做了一些改变，认为原子非线性运动而是偏斜运动，他所谓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线运动，而是在下落过程中呈现为各种结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现，而且他认为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支配统治世界和人类的必然性的东西并不存在，主张反对宗教、迷信带给人们的束缚，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也是个教条主义者、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实的，相信感觉的存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把两位哲学家关于原子论的观点做了对比之后，回归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中来，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被看作是当时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认为原子是沿直线运动的，但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方式，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观点；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运动，认为万事万物产生于各原子之间无规则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观点，超越了“因果关系”的枷锁，代表了对绝对必然性的挑战，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有着打破命运束缚、高扬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虽然德谟克利特是哲学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这一概念的哲学家，但是对于他本人而言放弃了对偶然性的研究，则更注重必然性的观点，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是必然性统治着这个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个体的随机性、倡导人的个性自由；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性则被看作一种限制、规范，具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被看作一对相互联系的基本范畴而存在。而马克思结合辩证法思想不仅看到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缺点，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解释，从追求个人自由的意义上理解原子运动与必然性、偶然性之间的联系。纵观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被作为一对相应的范畴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关的具体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可以找到相关例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变迁、历史洪流对于个人来说是无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历史阶段的政权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变革的偶然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所倡导的是在必然性的规定下，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动必然性往积极方面发展。在整个人类进程中，赫斯曾说“马克思作为人类思想的宝库”，至今仍为受用，可以说是作为了积极的偶然性出现，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机和国家革命中发挥作用，甚至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同时也会有像天灾、人害的这种消极偶然性的出现，在无法避免的同时也并非全无用处，可以让世人吸取教训并加以警醒，马克思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数偶然性构成了必然性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场当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绩，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否则就会陷入英雄史观，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绝不是单指个体性格人物的成长发展，而是要求全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他需要全人类的充分和自由发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识的自由。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鸠鲁，也是因为伊壁鸠鲁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视人本身的发展，用人的自我意识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虽然当时并没有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做出明确的区分，但对于当时受黑格尔唯心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来说，有一个启蒙点思想的发现是很宝贵的。
三、面对偶然性与必然性时人的自我发展
在人类历史必然发展的大趋势和人类社会偶然发展的小浪潮的进程中，即使是作为食物链顶端具有自主创造性的人类，无论认识水平怎样提高，都不能彻底撇开或避免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就像人类抓住了科技这条锁链，或者说是偶然性的契机，利用它越来越造福人类，但是不得不说它却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地逐步服从于科技的规范要求；科技发展至今如果属于发展的必然性，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科技发展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性么？我们不能单单把偶然性与必然性割裂开来分析，虽然偶然性的产生是无缘由的，但是马克思认为偶然性与必然性作为一对关联范畴，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生活中，一方面要尊重客观必然性的要求，重视各方面的作用，只有在认识了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拥有行动中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视偶然性在其中的作用，任何一个偶然性都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要善于利用和把握，利用偶然性为必然性发展开拓道路。苏联的李森科曾宣称“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一度反对分析偶然现象。结果导致苏联的生物学领域被形而上学思想所控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正所谓“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人作为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客观存在的主体，除了善于抓住契机之外还要发挥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充实自身，在遇到任何困难时不是畏首畏尾，而是积极主动应对。只有作为人民群众组成部分的个体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发展，才能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有效作用；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良好向前发展。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各方面条件极为有限，博士论文中的潜在价值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得到极大的理论价值体现，放置于当代中国，而且经过历代学者的潜心研究，马克思的偶然性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思想，有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必然发展和更好地掌握历史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1]俞娜.试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创新[D].华中科技大学，2006.
[2]朱丽梅.马克思哲学中的偶然性思想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6.
[3]周嘉昕，张一兵.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J].理论探讨，2005（4）.
[4]颜岩.马克思对黑格尔偶然性论题的继承与超越[J].哲学研究，2017（11）.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8
一、巧导入
导入的设计除了要自然，还要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灵活多变。导入的内容最好做到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构思精巧的导入能让学生每节课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无形之中把精力集中起来，使历史课堂教学活力倍增。
二、巧过渡
历史课堂教学中令教师感觉较难的是如何体现历史教材知识内容之间的过渡和衔接。由于历史课的知识点具有整体的有机性和普遍的关联性，如何巧妙地把每节课中的知识点串连起来，体现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也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过渡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历史知识之间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从而更好地把握历史知识框架。如在“俄国十月革命”一课中，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我们可以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当时俄国各阶层，主要是对农民阶级的影响中得出结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后削弱了工农联盟，不适应新时期苏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自然而然地导入新经济政策。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历史知识点之间的过渡要自然巧妙、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使整节课连贯畅通，知识结构严密紧凑，从而突出了历史知识相互间的联系。
三、巧扩展
教学过程中，对某些历史知识点进行必要的扩展和补充，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丰富历史教学内容具有重要的作用。历史课堂中的知识点扩展，不仅要让学生能从中增长知识，也要考虑到教学整体的关联，更多地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加深学生对课堂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为目的。如在讲授“孙中山的民主追求”一课的“三民主义”时，可以恰当补充海峡两岸的互动时事，既增添了教学的知识性趣味性，又贴近学生的生活，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四、巧设疑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合理巧妙地设置疑问，也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问题的设计要以深化学习、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为目的。设疑要合情合理，掌握好难度。如在讲授“俄国十月革命”一课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可以通过设疑“假如同学们是生活在当时俄国的农民，你们是否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引导出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必然性。设疑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使各层次的学生都能有所启发，从而让学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五、巧用多媒体
在信息社会的今天，计算机多媒体课件教学已成为现代教学中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用活用好多媒体课件教学，很多时候可以收到常规教学达不到的效果。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历史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历史课的系统性和趣味性，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增加人文关怀。如在讲授“南京大屠杀”中，通过展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如新闻媒体报道的《向井敏少尉与野田岩少尉在南京举行杀人竞赛》的图片、《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军民》、《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割下的中国人的头颅》等图片，再将这些图片与现在的一些时事如“日本右翼分子重新抬头，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新闻相对比，仅仅是几张真实的照片就能震撼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在历史场景中陶冶爱国情操，正视中华民族的耻辱历史，从而在历史课堂中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六、巧收尾
好的收尾能使历史知识前后呼应地得以深化，使整个知识结构更加和谐紧凑，从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历史课的收尾一般可采用总结、回顾、点明重难点的概括式，也可使用故意设疑、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总结的设疑式，更可以通过布置作业的形式，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的作业式等等，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率、优化课堂教学的效果。
七、总结
历史是一门时间性、综合性、概念性、趣味性都比较强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历史教师要紧扣教学大纲和新课标，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总结积累经验，进一步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转变，从而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艺术水平。
作者：杨卓弋 单位：四川省阆中市水观中学校
第二篇
一、紧扣课标，整合教材
整合教材的另一个依据是以生为本，教学过程和教材内容的调整要适合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认知水平。我校是一所三级达标高中，学生多来自八县农村，基础比较差，很多学生初中时没有开设历史课，而新课改的高中历史按专题史、模块来编写教材，学生需有扎实的通史基础，否则高中历史知识对其就像是“雾里看花”。因此整合教材要充分尊重学情，降低难度，深入浅出，以适应生情。如必修一《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课标要求“列举1840年到1900年间西方列强的侵华史实”，这部分内容初中用一个单元讲授，而高中仅安排一课时，对于我们这类学生就要求很高，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史实，结合初中教材，给学生作个补充讲解，并可适当增加课时。因此教材整合一定要符合学情，否则历史教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情景生疑，教材解惑
高中历史课程教学中既要发挥学生主体性和主动作用，而且教师又要创设情境，加以引导是提高有效性的必要手段。通过设置课堂情景，让学生发现问题，并学会运用教材提供的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从而达到“用教材教”的效果。如果说整合教材是为了解决历史课堂教什么的话，那么情景创设则是针对历史课堂怎么教，是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新课改的理念是“用教材教”，如何做到用教材教，现在我以上学期开设的《美国1787年宪法》一个片段教学为例进行论述。设置情景：某同学撰写介绍美国中央政府职责的历史小论文，指出文中错误之处。接着同学们依据刚从教材中学到的三权分立、平衡制约的知识点指出文中的错误并画出美国中央政府三权分立、相互监督的结构示意图，最后把一个学生画的示意图进行实物投影，让其他同学对示意图进行讲评，加强学生对“三权制约”原则的理解。通过学生纠错、画美国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关系示意图，有利于加深对美国宪法的理解，也使学生学会用图示表达历史知识的方法。创设情景实际上是让学生运用前面刚刚学到的知识解决问题，这既是一种及时巩固，又是一种及时评价，也达到“用教材教”的效果。
三、兴趣培养，情感共鸣
在教学中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教师若语言乏味，只会照本宣科，学生必定感到枯燥乏味，无法吸引学生听课，达不到情感共鸣，教学效果更无从谈起。因此教师要善于用生动诙谐的语言，刺激学生的感受，引起情感共鸣。在讲述“二战后国际关系中冷战”时，笔者借用了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的一段话“我的一边坐着一条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问学生：“为什么俄国熊北美野牛之间不敢直接开火？因为牛看到了熊掌而熊看到了牛角。”诙谐的教学语言使学生从“牛角”“熊掌”对等的威慑力感受到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带来的暂时和平，但又时刻面临发生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从而深刻感受到冷战影响的深刻，激发学生认知兴趣，引起情感共鸣，课堂教学也就实现了有效性。
四、更新观念，信任学生
“持什么观念去教”是影响教学有效性的一个关键问题，作为转型的教师还深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希望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一股脑儿地灌输给学生，把结论告知给学生，就像往一个瓶子里灌水，只管灌而不考虑溢出来多少，归根到底还是对学生不信任，最终导致教与学的脱节，因此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必须树立新型的教学观即“历史知识并不能简单由教师传授给学生，而只能由学生依据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加以建构”。信任学生，让学生发挥聪明才智，“言之有物，自圆其说”，只有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使学生学有所得。必修二《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一课，我是先把学生分成“服饰”、“饮食”、“建筑”、“婚丧礼俗”四组，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头去找资料，然后推出主讲人在课堂演说，由另外三个小组进行评价。这样做既活跃了课堂，又提高了学生与他人合作、收集材料、语言表达的能力。把课堂交给学生获得的教学效果甚至超过老师的满堂慷慨激昂，相信学生，他们始终是课堂的主人，激活他们的热情，让历史在他们身上生动起来，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自然就实现了。
五、总结
紧扣历史课程标准，整合历史教材是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前提；根据学生情况，更新教学观念，创设历史课堂情境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键；通过教学反思，总结经验并不断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有效途径。
作者：吴捷单位：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第三篇
一、教学资源丰富化，营造生动趣味氛围
以中国近现代报刊、影视与互联网的普及为例，引导学生小组制作有关教学题材的网页，撰写《我与网络》的小习作，或上网发送一封E－mail，拓宽思维。其次，开发与利用历史教材、图书馆、历史音像资料等学校资源，既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帮助理解。另外，社会与家庭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教学《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时，家庭中的实物、照片等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可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衣食住行的变化，理解社会变迁。再如教学《交通和通信工具的进步》时，运用小组活动、社会调查等方式，要求学生撰写调查报告、历史小论文等，将学习延伸到社会生活，充分发挥社会、社区资源的教育意义，提高学生实践、探究能力。
二、教学方法多样性，打造生动活跃课堂
在生动课堂教学中，教学策略与方法的选择和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同样，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若要提高教学的生动性与趣味性，教师需要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激活思维，带动氛围。如教学《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时，可综合运用讲述法、图片展示法与合作探究法、讨论法。比如新课伊始，开门见山，直接介绍课题，总结为“衣、食、住、习俗”四个方面。而后运用讲述法与图片展示法，分析旗袍改良、居室建筑的演进以及丧葬礼俗等具体史实。通过相关的历史图文资料，可让近代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场景得以再现，增强学生直观感受。同时，引导学生对比近代与现实的照片，更深刻地体会社会生活的变迁，拉近学生和历史的空间距离。而后运用合作探究法、讨论法，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分组讨论合作学习:结合历史史实，探究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影响。
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打造生动活跃的课堂。另外，拓展延伸，分析现代流行服饰。这一内容贴近学生生活，是他们能够观察、感受到的，学生的参与度高。同时，在这一环节，引导学生以历史经验对现实社会加以评析，发掘事物本质，巧妙渗透美育教育、德育教育。如对比流行元素与中学生发型、穿着要求的冲突，以班上个别学生的“个性化”着装为例，相互点评，然后教师点拨引导，既肯定这些学生敢于追求时尚的开放思想，也提醒学生吸收时尚因素的时候需要考虑自身特征与社会身份，不要盲目从众，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三、教学语言艺术化，构建生动魅力课堂
历史事实与学生实际有一定的距离。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才能让学生们喜欢历史课程，教师既要巧用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与工具、教学策略与方法，还需要讲究教学语言艺术，如此才能提高教学效果，给学生美的享受。正如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的:“同样的教育方法，因为语言的不同，效果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需要注意教学语言艺术，让历史学习变得饶有趣味，焕发生命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