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智慧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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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智慧论文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1

关键词:大学德育;转识成智;道德智慧建构

什么是大学德育?教育界、学术界对此多有探讨,关于大学德育的定义众说纷纭。究其核心内容,无非是围绕两个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关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二是高校大学生道德品质教育。有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的德育学,属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也有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学问,是接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并以之为本位的文化教育。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大学德育的内涵,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甚至情感心理和行为习惯进行的综合教育。什么是转识成智?认识与智慧既是哲学的范畴,也是教育的范畴。转识成智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是玄奘开创的佛教唯识宗的一个专业术语。通过转凡成圣、转染成净,以此来表示由“业识”到“智慧”的转化过程。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契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对唯识宗转识成智这一佛学术语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和发挥,使其成为冯氏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发展。在冯契智慧学说那里,智慧更多指向的是德性智慧,而非一般语义上的知识性的智慧。“德性之智”这个词原本是中国传统哲学所固有的。后来,清华大学胡伟希发扬了冯契的思想,在《转识成智:清华学派与20世纪中国哲学》一著中以转识成智为命题把其思想资源扩延到中国近现代哲学诸家,转识成智在中国哲学中渐渐具有普适性。之后,转识成智哲学思想又逐渐波及教育界,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思政工作者使用转识成智一词,以反对灌输式教育来表达新式的教育理念。

一、大学德育转识成智教育理念的偏离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大学德育建设创造出良好的局面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即使进入21世纪,中国现行高校的德育现状还是不容乐观。2010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坚持德育的重要性,将“德育为先”作为三大战略主题(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之首。2014年教育部颁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1]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高校宣传思想战线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2]。2017年党的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所以,大学德育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针对目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探寻规律、深化理论中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转识成智德育理念在教育界、学术界已然是一个认知度较高的教学手段和育人方法,学界也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转识成智德育理念作通识性推介,代表性论文有郭颖《论道德教育的“转识成智”》(《教育评论》2008年第5期)和王丹《“转识成智”思想对大学德育的重要启示》(《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来看待转识成智理念,代表性论文有刘贵祥、孙董霞《“转识成智”与大学德育———兼论中国传统哲学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转识成智,代表性论文有黄禧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转识成智”的思考》(《哲学动态》2012年第6期)。然而,大学德育对转识成智的理论深化和实际运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薄,并没有形成普遍性的共识,亟须对其进行总结性的概括。大学德育要突破知性德育的瓶颈实现转识成智,在真实的生活中践行并提升道德智慧是个长期的工程。现在的高校德育工作,真正意义上的转识成智依然迷茫,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

1.就“转”的主体而言,忽视了大学生个体的内生动力。通常认为,大学德育的传授主体是教师,是工作在教学岗位上的一线任课教师传授给学生道德知识,但是道德知识并不等同于道德智慧,我们往往忽视了大学生的内生动力对道德品质的内化作用。目前的德育工作重灌输式说教,重高压式管教,偏重教师的德育知识传授,许多教育理念和模式往往无视学生在德育主体中的地位,扼杀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因此,这对转识成智的主体性德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真正的德育是要感动生命的。如果说,思政宣传和道德规范只是停留在课堂上和试卷上,则会形成空洞的政治口号和道德教条,很难在大学生心目中引起共鸣,陷入只见规范不见人的窠臼。社会价值观念变迁、道德信仰危机对新时期的德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要想在学生中引起自发性,树立大学生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不能忽视大学生的个人需要和情感需求。高校教师要重视学生个体自身的体悟和道德内化,以完成大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和自由品质的成长。

2.就“识”的内容而言,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有些大学德育工作会把党的思政工作与个人道德修养分离开来。大学德育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两块。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道德也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道德和思想政治一样具有阶级性。当代德育工作的一大任务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素质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中包含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精神层次的内容。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本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转识成智教育理念中如何对德育知识体系进行构建?如何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观念结合起来?如何使得道德教化知识的更新符合中国新时代改革创新精神的需要?这些都对大学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高校德育课程的开设还是不够的。从课程内容上看,压力主要集中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一门全校必修课上。除此之外,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德育课程选修课和一些必修课,但是全国高校还没有普遍形成把传统文化纳入道德教育的通识课程。据笔者多次参加大学德育相关学术会议研讨的情况来看,开设传统文化道德课作为必修课程的有两类高校,一是仅仅针对个别院系学生开设专业课的学校,大多是那些本科、研究生就有哲学专业或国学专业等相关专业的高校;二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课的学校,如一些独立学院、民办大学和高职院校。再有,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初中及高中的德育工作处于真空状态。中学毕业生往往缺乏人之为人的基本品德和行为习惯,而高等院校在德育知识的传送上,则变成了基础德育的最后把关人。

3.就“成”的过程而言,弱化了大学德育的实践活动。大学德育工作往往就教育理念而谈理念,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弱化了真正的实践性,高校德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之间形成了脱节。而转识成智能否把德育知识化为智慧是一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德育活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知识的灌输,我们的课堂教学明知德育必须内化为学生真正的人生观、价值观,却难以展开有效的教学引导和效果评估。不可否认,德育是一种高水平、高层次的艺术,是教师传授、学生内化的双向互动。德育教化难以做到“知行合一”,实际效果是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道德修养课的把握仅仅停留在感性的初级层次,高校德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大学生记住一些与德育相关的政治、历史、哲学、道德、法律等知识。德育课的实践教学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身信念和道德修养,引导大学生积极走向社会,增强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养。

4.就“智”的目的而言,泛化了大学德育的智慧提升。当代教育重知轻智,泛泛而谈,把政治宣传标语和道德训条转变为智慧,已然成为某些大学德育工作者的口头禅。在一个高速知识化的社会里,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今天的大学德育工作很难把德性“知识”升华到德性“智慧”,真正实现大学生由知识此岸到智慧彼岸的摆渡。一个20多岁的青年大学生要拥有60岁老人的智慧,年龄本就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转识成智的最终目标在于大学生品德修养智慧的养成。思想品德教育、道德教育要突破长期以来知性德育的做法,以提升道德智慧,必须通过教化(culture)的耕作和培育,铸就具有道德精神的现代文明人格。教化不等同于教养,文化不等同于文明。教化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德育目的本身。一个大学生如果不能将所学知识内化为人生智慧,不能对社会做正确的价值判断,形成对社会责任的有力担当,这样的教育和教学就偏离了德育教育的方向。

二、大学德育主体:转识成智主体本位的建构

许多高校教师仍然坚持以教师为中心主宰着德育过程,这是一种较为保守的观点,不可否认有其积极的一面,正如檀传宝先生所说:“坚持教师是整个教育或德育过程的主体。本人所持的观点,可称之为教育主体认识上的‘新保守主义’。”[4]至于教师和学生双主体论,从辩证法来看,能够解决单一主体论(以教师为主体或者以学生为主体)的不足,但是这种理论也具有自身的理论困境,容易职责不清。本文提倡一种教师和学生主体转换论。师生本位互换、互动,把“转”字带进来,是为动态,而非静态,即为本文所重。师生主体转换的观点正是转识成智教育理念推广和运用的体现。21世纪的中国大学师资队伍中,基本上是“”以后恢复高考以来毕业的大学生,目前这部分人已占到在校教师人数的90%以上。而1978年以后出生的大学教师,则是构成大学师资的中青代力量。这批中青年教师,目睹了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物质改善和生活变化。他们处于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洪流之中,易于接受新颖的观念和思想,容易与新时代的大学生打成一片。不过,当今的大学教师们能否直面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否荷载本民族优秀的传统德育资源?能否进行综合创造?这对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德育课建设的创新提出了挑战。完全依赖教师为德育的主体,会出现当代教师本位角色的迷失。实践证明,大学生是德育主体的一个关键因素。德育新模式越来越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高校德育具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功能,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人具有一种特殊的自觉能动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说过:“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5]228笔者认为,争论教师和学生谁为主体,或者谁是双主体已经毫无意义,必须要超越主体论来谈,在施行具体德育活动过程中,必须进行本位主体的自由切换。我们也应该看到,德育课程是使人成为人的课程,应该发挥各自的主体性作用,只有通过教师和学生主体互动才能达到德育的完美效果。本文所申明的师生主体转换论的德育主体模式建构,表现在转识成智之“转”的本位角色上,有三个方面特点:其一,“转”的时间结构上主体是有先后的。德育活动的展开,前期是教师作为教学主体进行传授和引导,然后内化为学生自我道德品质,后期的主体转化为学生。其二,“转”的空间结构上主体是互动的。师生主体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要做到教学相长。双方是可以交流互动和切换的,因为大学生本就是教育的客体,要做到大学生主客体的统一,还要注重德育活动的社会实践性。其三,“转”的运动形式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转识成智主体切换必须考虑德育主体环境因素,主体环境是发展变化的,无论是教师主体还是学生主体,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作为主体一方的变化,其思维特征和价值观念,对判断和接受新事物的表现也不同。总之,德育转识成智主体本位转化的建构,要求跳出僵化、教条的静态思维教育模式,达到主体与客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环境之间的转化性、交互性的德育教化效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格的培养是马克思主义德育观的内在要求。转识成智是人类主体性解放的需要,是人类本质属性作为社会关系的人的反映,是大学生追求自由、自觉和自我超越不断发展的必然选择。教师和学生,都能做到意志自主、情感自得,最终大学生才能够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三、大学德育内容:转识成智知识系统的建构

我国当前的大学德育课程主要集中在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上。姬刚等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下德育课程影响力下降”[6]。实际上,除了全校的公共思修必修课,还有必要加大相关德育必修、选修课程的设置。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7]传统文化课程有着丰富的德育思想资源,这是中央传递给高校的一个重要信息,鼓励支持高校开设与德育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课程,而如何开设并开好这方面的教育课程是个亟待建设的系统工程。德育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道德知识须学科化、逻辑化,必须建构出像智育一样完整、系统的德育知识理论体系。德育知识体系要遵循知识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原则。德育的知识内容包括政治、思想、法纪、道德、心理教育等基础知识。要通过德育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法纪法规、道德规范和心理素质。知性德育范式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大学德育转识成智知识理论体系的构筑,分为课内知识和课外知识。高校、家庭、社会均是课外德育知识的教育场所。而课堂知识须注重两个方面德育知识体系的积淀和整合: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二是传统美德教育的知识。这些课程主要由马列主义思修课、传统文化道德课来承担知识的传播和教化。具体如图1所示。要注意课堂德育知识和课外德育知识的有机结合。除了理论课程知识,还要结合课外知识,例如宣传栏、公告栏、媒体等公共场所及社会舆论,以指导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潜移默化地引导大学生德育水平的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和传统文化教育知识的融合。要吸收传统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思想,大学生们在接触本专业技能知识的同时,还要思考自己的价值取向、道德信仰。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而言,涉及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课程知识,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德育观为指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民族的教学案例;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知识讲解;培养大学生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榜样知识。就传统美德教育的知识而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思想资源。古人对德育也高度看重,孔子重视求德问道的“大人之学”,认为一个人的智慧越大,就越成为“大人”。宋儒张载区分了“德性之知(智)”和“闻见之知(智)”,认为成圣成贤的“德性之知(智)”高于感官所得到的“见闻之知(智)”。《中庸》有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提法,南宋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产生了争论,争论的本质在于教育从知识灌输入手还是从德性养成入手?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学”德性知识,而非一种纯粹的知性知识。总之,一个完整的德育知识系统,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观融入大学生德育工作中,这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精神培育过程的重要考量标准。

四、大学德育过程:转识成智实践活动的建构

大学德育的普遍状况是脱离了社会实际,失去了生活中的鲜活色彩。德育知识不是从现实生活中完全游离出来的一门静态的学科知识。只有把思想品德理论知识与道德实践活动重新融合起来,大学生才能真正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锻炼、考验自我的品性和智慧。冯契先生转识成智的智慧哲学注重实践性。冯先生认为:“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人与自然、性与天道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互相促进,经过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终于达到转识成智,造就了自由的德性。”[8]39冯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和实践观。知行之辩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实践论》中就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他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136在转识成智过程中,经由德育知识达于修养智慧的生活境界,是一个大学生终生实践的过程。生活与德育不是分离的,道德在生活中,生活离不开道德。恩格斯认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9]。从历史的源头来考察,道德从根本上源于生活的需要,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德育不是简单地回归现实生活,而是建构可能生活。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学会书本切中实际的能力,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达到中国传统哲学所要求的“知行合一”,从而体现道德的实践精神。有学者提出“体验式”大学德育实践[10],这种新德育观在知行关系上普遍重“行”,认为只有道德实践才能确证道德知识的价值。甚至有些体验式德育论者极端地认为说教的知性德育,显得空洞、抽象,应完全服务于道德实践和生活。不过,本文认为,体验式德育实践的训练多集中在中小学,理论性较强的大学知识性德育虽然具有抽象性,但是具有自己的独立形式。从唯物辩证法角度而言,应秉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生活中实现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的相融通。转识成智德育实践,应注重融合式的德育实践活动。德育实践活动是大学生生命成长最为美好和积极的姿态,要加强理性认识与实践过程的有机统一。其一,师生相互融合。师生共同作为德育主体参与到教育活动中,师生是朋友,二者地位平等。其二,与校园融合。高校作为大学生德育实践的重要阵地,是激发学生美好的道德情感和思想品德养成的肥沃土壤。学校有义务营造一个良好的德育环境,可以将校史馆、文化广场、文化长廊、文化报刊栏等,作为展示校园德育文化重要基地。学校还要积极开展多样式的德育实践活动,如参观革命圣地、爱国主义知识竞赛、开展传统文化读书社活动等。其三,与社会融合。大学生要意识地走出校门,参与到家庭、社会生活中去。学生道德价值观念的生命成长只有通过身体力行,在经验中得以实现自我提升和自觉追求,才能实现大学生品德观念与社会实践双重维度的统一。大学生的德育实践活动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传统美德教养教育的实际效果,必须探求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来引领大学生德育实践的有效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意识出现了多元化,价值取向趋向复杂化。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融入大学生德育实践全过程中,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使之内化为大学生道德智慧的自觉追求。

五、大学德育目的:转识成智道德智慧的建构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2

(一)西方现代诗学中知性研究

诗学畛域下的“知性”内涵和特征。杨华丽认为,知性的内涵,在诗学观念上,是“智”,智慧,是体验、思想、哲理等等,但它们是从感性中升华出来的;在诗学策略上,是机智,思想知觉化、感觉形象化,此类诗“成为肉体感觉与形而上学的、玄思的完美结合”,诗歌手法上使用饱含感性与知性的意象,客观化、非个性化的戏剧性,建构富有反讽、悖论等闪现机智的语言。而李媛从文化诗学角度把知性内涵概括为四个层面:最表层,知性是将异质的意象强行结合,产生突兀、惊讶的效果;第二个层面,知性代表了使对立的或不调和的品质取得平衡或协调的力量,是诗人组织冲动的方式;第三个层面是平衡和协调感情和思想这两股冲动的能力;第四个层面意味着一种态度,即它能“充分理解几代人的经验”,且能“对经验进行不停息的审视和批评”。论者还指出,有价值的诗歌中知性有如下特点:非日常经验的、非逻辑的、包容的诗。

(二)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研究

1937年金克木提出的“智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的起点,徐迟的“放逐抒情”、穆旦的“新的抒情”和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等理论是其发展和完善。学界采用词源考辨、分析比较析理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对西方理论创造性转化。曹万生认为金克木从创作实践总结新诗出现的知性倾向,借鉴、变异了西方知性诗学的观点,对传统的哲理诗作了改造。主要表现为:承认情感与理性平衡说、综感论以及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淡化了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张力说和戏剧化理论。情感与理性平衡说,强调了知性因素的增强,这里的“知性”主要是思想和智慧,而“思想和智慧,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是可以被诗人接受和理解的”。对于徐迟和穆旦的知性诗学主张,子张认为,徐迟从抗战时期社会现实背景考察,推导“放逐抒情”源于无情可抒,是不周密的理论。而穆旦植根于抗战中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心,直接借鉴艾略特诗学和17世纪玄学派诗学,他的“新的抒情”是一种“具有理性化特征的深度抒情模式”,要求脑神经与激荡的血液融合,赋予“抒情”新的内涵,即“理性和感情的深层次融合。”

许多学者都认同四十年代新诗创作主体吸纳力创造力的增强,对西方知性诗学的接受是面对新诗自身诗学课题作出的一种诗学建构。邓招华指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聚焦的是“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具体表现为:以戏剧性张力的诗歌认知模式,指向了“现代经验”与“诗歌文类”的互动生成关系的考察;在思考改良现代汉语自身特质方面,用知性对语言进行重构,增强文本的包容性与语言的张力效果,关涉着“现代汉语”与“诗歌文类”之间互动生成。谭桂林精到地分析了以知性追求为鹄的九叶诗派在诗歌现代意识和现代形式的建构方面作出的贡献:1、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使诗歌内容从主观世界的倾诉到客观世界的揭示、诗歌对象由情感向经验的转移和感情处理从直接流露到心灵敏感的控驭。2、以“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突破了意象派(在中国主要是现代派)诗歌意象构造短小、凝固与个人化弊端,承担起深刻表达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状况和现代人紧张又没有确定性的精神世界。3、戏剧化原则在诗语表达方式和诗性思维方式两个层面改变了中国新诗原貌。它以包含和置疑两种形式“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

二、西方知性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大量原始资料的发现使学界对现代西方知性诗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发生质的突破:范围广泛,西方知性诗学重要理论家和诗人瑞恰慈、艾略特和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得到较充分研究;方法多样,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并重,并借鉴传播学、符号学理论研究;立意深掘,重在考辨社会文化语境对接受者的制约和诗人创造性转化的独立品格。

(一)瑞恰慈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瑞恰慈是西方知性诗学中坚人物。学界在已有学术成果基础上,通过新材料的发掘,绘制了一幅较完整的瑞恰慈诗学中国接受与变异图谱。陈越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新考察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译介瑞恰慈的史实。论者不仅辨正了早期瑞恰慈的中国译作的一些舛误,也梳理了诸多中国学者理解、接受、传播和运用瑞恰慈文学理论的情况。不仅考证了中国学者对瑞恰慈诗学的认同和接受,也辨析了对其的不同反响。黄一梳理了抗战胜利后袁可嘉等平津地区年轻学人、作家,受瑞恰慈文学思想的影响历程。作者指出,袁可嘉等借鉴瑞恰慈的“综感论”、“包容的诗”、“戏剧化”等诗学思想,提出“新诗现代化”理论,强调文学的兼容性、调和性和开放性。用“知性”对抗当时文学中情感泛滥、说教严重的毛病,充分肯定了“知性”在现代文学的价值。另外,刘涛重点分析了瑞恰慈对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深刻影响。

(二)艾略特诗学和诗歌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艾略特是西方知性诗学理论与实践的重镇,对中国现代诗歌知性诗学影响甚深。刘燕《T•S•艾略特与中国现代文学》和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两篇宏观探讨艾略特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的论文,辨析了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对艾略特接受和实践,前者考察时限为1949年,后者为整个二十世纪;前者重在分析译介传播情况和传播语境;后者聚焦中国新诗对艾略特诗观和诗歌的创造性转化。董洪川发表系列研究艾略特与中国新诗关系的论文:《叶公超与T•S•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九叶”诗论与T•S•艾略特:从理论建构到批评实践》[和《赵萝蕤与<荒原>》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第一篇梳理了叶公超对刚在西方诗坛初露峥嵘的艾略特的注目,奖掖学生翻译艾略特的诗作和诗论,并身体力行撰文推介、研究和应用艾略特诗论的历程。第二篇主要分析艾略特诗学观及其创作对九叶诗派构建中国现代诗论的影响。第三篇以赵萝蕤与《荒原》译介与研究为个案,辨析其在不同接受语境下不同的译介策略,以此管窥《荒原》在中国传播历程以及中国学界对《荒原》的解读与接受。

(三)里尔克诗学与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里尔克对冯至、郑敏等诗歌创作的影响已是学界公论。新世纪学界对里尔克的传播和接受研究趋向深化。马利安•高利克结合丰富史料,梳理了里尔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译介历程,评述了其在中国文学和批评中的接受状况,尤其评价梁宗岱、冯至和绿原等译作贡献,以具体作品辨析了冯至、郑敏诗歌对里尔克作品的借鉴和化用。张岩泉认为,中国诗人对里尔克译介有个从“生疏”到“亲切”的过程,使里尔克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刻下窄而深的印记。论者分析了冯至与里尔克守护一生的诗源,以及九叶派借鉴里尔克“诗是经验”说和静观物象、凝然沉思的写作范式,创制了一批新诗名篇。也指出译介忽视了里尔克晚期作品和思想,留下历史缺憾。范劲运用符号传播学理论,以里尔克神话的形成探析里尔克与中国现代诗歌精神脉息相溶的过程。陈芝国探讨吴兴华对里尔克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对学界过分集中探讨里尔克与冯至和九叶诗派的关系是个突围,拓展了里尔克诗学影响广度。

三、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研究

新世纪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研究,成果丰赡。研究视域看,涉及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知性诗歌与哲理诗、流派和诗人知性诗歌等。研究方法看,比较研究、影响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交互运用。

(一)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潘志存结合诗论与诗歌概括为哲思化的诗思、知觉化的诗美和体验化的诗意。左敏和石锋还原历史现场考察中国现代知性诗歌发展历程。左敏从文本知性构建和创作主体知性观照两个层面,具体分析出哲理小诗是知性的初步、新智慧诗是知性的逐步提升而冯至和九叶派的诗作里知性渐趋融合。石锋认为现代派知性诗歌从三个方面超越五四哲理诗,主要表现为:创作理念上知性对哲理的超越;诗情上理智对情感的超越;诗境构成上多维对平面的超越。学界对流派知性诗歌研究也有力作。罗振亚认为主情和主知把现代派分为前后期。他先比较主情和主知诗风的不同文本症候,再从审美趣味、想象图式和结构风貌区分两类诗歌的差异:“情趣”与“意趣”、情调象征与哲理象征、情态文本和意态文本。九叶诗派知性诗歌研究,这些年一直是研究热点。蒋登科认为,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是九叶派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它实质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把诗篇所关注的现实、诗歌形象的象征性和诗人的人生智慧、艺术机智交合为一个整体”。九叶诗派实践“感性与知性的融合”主要手段有:由具象生发抽象、具象与抽象交织、加重思辨色彩。而李丽平从艺术思维方式上理解九叶派的“感性与知性”,她认为西南联大诗人群“对知性与感性之间的平衡的追求,突破了传统诗歌单一的实象结构,在抽象与实象之间寻找内在的契合点,建立起诗歌的双重结构。”中国现代女性知性诗歌也得到学界的重视。殷红从几位现代女诗人诗歌文本的智性构建特征,探析女性诗歌知性文本的文本外原因,并指出不可忽略女诗人在新诗智性化的建构道路上的作用。欧阳小昱着重分析了现代女诗人对“人性、生命、社会的知性关注中使女性的自我的存在得到更深入的体现”。

(二)诗人知性诗歌个案研究

诗人知性诗歌个案研究,切入点小,便于研究和操作,成果宏富,但也出现重复研究,大多聚焦卞之琳、冯至和穆旦的知性诗歌。学界对卞之琳知性诗歌研究主要从诗思、诗艺和对西方知性诗学的变异三个方面展开的。罗振亚的《“反传统”的歌唱———卞之琳诗歌的艺术新质》,是新世纪对卞之琳知性诗歌研究起点。该文认为,对卞之琳诗歌“应从其反传统的智性向度上去进行解读”,才能领略其诗魅力所在。卞之琳“通过知性上的探险、冷隽的非个人化抒情、淘气的智慧挥发等一系列现代诗学策略,背离了传统诗学的内质,步入新诗现代化的前沿。”“提高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与深度,抵达了把握世界与人类的本质境界。”张洁宇认为,思辨贯穿卞之琳整个创作,成为其主要诗学风格。思辨主要以“相对”观念为主,在诗歌中以“距离”、“对照”和“变异”三大主题展开;在诗艺上借鉴西方“非个人”理论,从细微琐细的事物里发现诗歌,抽象哲理融入具体意象,“把握哲学与现实、智慧与情感等方面的分寸”在现代诗歌史上无可取代。而杨华丽则认为,在诗学观念上,卞之琳追求的“智性之美”,不是想建构出哲学思想体系,而是追求哲学诗化的乐趣。王捷认为由于文化境遇不同,卞之琳“只能用中国抒情的传统去涵盖知性”,知性在其诗歌中有了策略变形,“具体表现为:相对论思想、对时间的沉思及归家意识。”陈希侧重考察了卞之琳接受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过程中的变异,认为卞之琳在吸纳瓦雷里、艾略特等诗学时,有所选择和创造,并与民族文化审美传统有机契合,“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在智性的探求中发掘诗美”,显示出了创作主体独特的艺术个性,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冯至诗歌是三十年代知性诗学的发展。杨丽华从诗学观念和诗学策略两个向度,解读了《十四行集》的知性追求。她认为,《十四行集》中的存在主义诗学观念是对卞之琳引领的新智慧诗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选择和承担的自觉体认、死与生的玄思、真正个体的孤独和超越、联系。李福臣论证了冯至接受艾略特、里尔克知性诗歌影响,诗作独具形而上的玄思,以“本体的生命意识、人与自然的关联和否定之否定”的精神,将生活现实转化为艺术现实,完成了自己诗歌的知性追求。穆旦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西方知性诗学的吸纳,使其诗作充满矛盾和张力。杨恬认为穆旦诗歌的知性与其强烈的生命意识有关,迥异于卞之琳和冯至,表现在自我的探寻、向死而生中国化的死亡观、选择的痛苦和承担的责任,其诗“成为灵魂对世界沉思的认识经验”。邹英分析出穆旦诗歌呈现出的抒情主体“更多地是表现出个体内心的‘自我’和深刻内省的分裂的‘自我’”,凸显了“现代个人生存的矛盾、残缺、痛苦,荒诞与异化,”并指出这种自我形象来自主流话语培育的“异己形象”。刘燕认为穆旦诗歌中的分裂为多重自我的形象最后突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在自我的弃绝的同时也指向了最终统一,走向自我皈依。

四、中国现代知性诗歌形式研究

形式研究是新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研究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方向。王泽龙、叶琼琼等学者综合现代语言哲学、文化诗学等理论剖示知性诗歌意象、语言、结构等形式特征,实证研究与诗意领悟会通,披沥出知性诗歌的独特文体风貌。对知性诗歌意象研究王泽龙的成果最为突出。他的《论现代派诗歌意象艺术》,认为以卞之琳等代表的后期现代派意象有智性化特征,意象智性化是在意象艺术上转向了沉潜的智性体验方向,增强了意象的客观化和戏剧化表现因素,注意了知性与感性的融合,并试图把“西方的智性经验的表达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的营造相结合”。他的《九叶派意象艺术的现代化追求》,认为九叶派创制了意象的现实性、象征性和玄学性相互渗透的诗学原则;感性强度和理性深度的凝合形成了意象呈现的深度模式,即将人生经验转化为诗的经验的意象的智性化象征;“九叶派诗歌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特征:意象的扩展式和意象的凝结式。”也认为,九叶派诗歌意象化探索中智性过度造成意象过于晦涩难解的毛病。叶琼琼研究穆旦语言的系列论文,跨界语言学、文化诗学和形式诗学,阐述了穆旦知性诗歌文本的语言形态,是知性诗学研究的新成果。她的《穆旦诗歌词汇的现代性特征》,认为穆旦诗歌词汇分为三类:非传统诗意的新生词汇、身体词汇、翻新的传统词汇。其中,新生词汇表现出穆旦接受了西方知识系统和以理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价值体系,精密地认识世界与自身;身体词汇,对感性生命珍视,用身体思想,思想玄学化,改变了诗歌抒情方式。她的《论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特征》认为,穆旦诗歌语言欧化最凸显的特征是大量使用长句子,长句子“改变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功能,提高了表现力,扩大了信息容量,提高了细节描绘能力;革新了诗歌句子之间的关系,在诗句间建立起严密的逻辑思维。”同时指出,使用长句子是穆旦接受了以知性为主的西方现代诗学思想。她的《论穆旦诗歌语言的隐喻性》,认为由“新的抒情”的提倡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建构,穆旦诗歌语言的隐喻性显现三种类型,隐喻使得“穆旦诗歌语言肉感、抽象、智性和多义”与其诗歌知性化追求相符。《穆旦诗歌语言反讽论》是篇运思深远见解独到的宏文。作者指出,穆旦诗歌语言的新批评反讽和后现代反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性特征,最后得出“穆旦对反讽这种现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借鉴和创造,从创作而言,生发出诗歌内部的矛盾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从哲学层面来说,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诗歌形成了对接”。形式研究方面还涉及诗歌结构和诗性主体。黄葵认为:采用双层结构、戏剧化结构、无序化结构等诗歌结构方式,将形而下层面的事物关注与形而上层面的玄思有机融合,西南联大诗人群实现了诗歌深度模式的创作理念,揭示了人类的生存意义,扩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和力度。”王喆从人称选择变化考证了卞之琳与冯至诗歌诗性主体的不同及其内涵的各自诗学抱负。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3

关键词:智慧课堂;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医学教育领域启示

智慧课堂(wisdomclassrooms)是在互联网的新浪潮下,以移动智能终端的运用为支撑,构建高效化学习课堂,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学习需求,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的信息化课堂[1]。在“互联网+”大浪潮的推动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课堂深度融合,推动了智慧课堂的进一步发展[2]。2015年12月未来学校国际论坛、2016年6月未来教育高峰论坛、2016年12月“互联网+”教育之未来学校论坛等陆续举办,智慧课堂成为当下课堂变革和教育者研究的热点。然而,目前基于医学领域,智慧课堂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分析仍显欠缺。本文基于关键词[3]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文本内容分析方法,以国内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从多个视角透视智慧课堂在国内研究的最新进展,深度剖析其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针对医学领域与智慧课堂结合薄弱问题,提出智慧课堂与医学教育深度结合的合理化建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选取

在CNKI核心合集中,设定主题为“智慧课堂”,时间跨度为2010~2018年(截止日期2018年12月31日),共得到1198条检索结果。进一步对文献来源进行检索,研究其中国内核心期刊共刊登的123篇文章,对比智慧课堂在学段与学科方面文献数量。

1.2方法

对文本内容进行解读,基于统计结果进行文本内容的深度挖掘和分析,揭示出国内智慧课堂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热点。

1.3统计学方法

在CNKI中提取的123篇目标文献中的关键词,通过书目共现分析系统[4](BibliographicItemsCo-occurrenceMatrixBuilder,Bicomb2.0)将关键词构造词篇矩阵,运用SPSS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得到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见图1。

2结果

2.1文献数量分析

123篇目标文献在不同年度、学科和学段论文数量。从2010~2018年,目标文献中数量急速增长,智慧课堂逐渐成为中国教育者研究热点,见图2。学科方面智慧课堂领域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信息科技与哲学人文等领域涉及较少,医学领域未涉及,见图3。学段文献中,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院和大学都有涉及,其中大学阶段33篇文章研究方向集中于计算机、信息管理类学科,其他学科方面较为薄弱。

2.2关键词词频分析

经规范化处理后的关键词在123篇文献中的共计298个,累计出现频次663次。使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筛选频次阈值≥3的21个关键词作为高频词,用以反映国内2010~2018年智慧课堂的研究方向。

2.3聚类分析

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生成高频关键词的矩阵,数据处理过程中,为了保证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排除一些客观因素,由专业人士通读文献标题和摘要,提取文献中关联紧密的关键词,与电脑聚类结果比对后进行修正。转换成词篇矩阵后导入SPSS进行聚类分析,生成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在矩阵中,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由数值来体现,数值越接近1,相似程度越大;反之,数值越接近于0,相似程度越小,见表2。结果看来,智慧课堂在“信息化”的应用、“数据挖掘”的使用、优化“学习路径”等方面,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表2中未列出的一些关键词(如混合式教学、自适应学习等)与智慧课堂距离较远,相似系数较小。

2.4文本内容解读

经过聚类统计分析并通过对国内核心期刊进行有关智慧课堂文本内容的解读,深度解析国内智慧课堂的研究热点和趋势。当前研究主要涉及智慧课堂与信息技术融合、智慧课堂的价值追求、智慧课堂的构建策略三个分支。

3问题及建议

智慧课堂是借助于多种信息技术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主动学习并快乐学习,打破传统“一言堂”“满灌堂”教学模式。智慧课堂就是在智慧教育的大背景下,培养集“智能”(intelligence)“机智”(smart)和“智慧”(wisdom)于一身,具有主动实践能力的智慧型人才[5,6]。本研究运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SPSS分析系统经文献数量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相似系数矩阵多种方法,发现近年来研究者在智慧课堂的信息技术融合、价值认知、实施策略三个主要分支进行了大量系统化、持续化的研究。智慧课堂在医学领域方面目标文献中文章为0,基于医学领域与智慧课堂结合薄弱问题,从上述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3.1提高智慧教育在医学方面的价值认知,使师生互动高效化

在皮尔逊相似系数矩阵中,新形态一体化教学、教育理念、动机、高效课堂等关键词与智慧课堂联系紧密,可以划分为智慧课堂的价值追求一类分支,未列出的一些关键词(如混合式教学、自适应学习等)与智慧课堂距离较远,相似系数较小,说明与这些关键词相关的研究受关注程度较低,还有较大的探索和发展空间[5]。有研究[7]通过“智慧课堂”,实现了“交互式、大数据、精准化”教学,学习者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得到知识内化,化解初中“大班额”教学困境。智慧课堂应用于医学教育,利用虚拟化、数字化信息技术把抽象的东西(血液循环、病理发生过程)呈现真实化场景,易于理解与消化,提高学生对智慧课堂的价值认知,有利于师生之间开展及时、高效、多角度的互动,高效进行课堂活动,创造学生的课堂沉浸体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医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及医学教师忙于临床工作,对智慧课堂的价值认知不足,需要引起医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更多关注。

3.2多方面嵌入信息技术,为医学教育的应用提供良好载体

大数据、教育信息化、云教学、“互联网+”、信息技术、教学工具等高频关键词在皮尔逊相似系数矩阵中与智慧课堂结合紧密,可以划分为智慧课堂与信息技术融合一类分支。刘邦奇等[8]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过程数据、行为数据,基于这些数据的挖掘分析,对于精准掌握学情和教学效果,开展学习影响因素分析,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改进策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基于医学知识复杂性和抽象性,学生难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持久记忆。运用信息技术作为支撑,为学生推送文字、图片、视频、PPT等学习资源,同时通过大数据跟踪每位学生的学习方式、测试成绩、学习效果,分析每位学生的学习路径、学习习惯、学习特点,根据每位学生的个性特点,再次推送合适的学习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偏好,做到因材施教。打造虚拟化的学习环境,通过真实场景在线和多感官学习,去理解一些抽象的医学知识点,增强学生的浸入感,深化知识的学习与吸收。在医学教育领域方面,多媒体、数字化教学在课堂中取得优质的教学效果,但智能化、虚拟化等方面还未深入涉及,例如在人体解剖教学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构建血液循环过程和模拟神经网络,帮助学生记忆与理解血液循环途径和身体神经网状脉络,建立长效记忆。

3.3加强构建智慧课堂的框架策略,打造完整的智慧教学体系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4

[摘要]伴随新一轮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发展,在理论与现实的呼唤下,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受到广泛关注,国内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展开了研究。本文通过已有文献的梳理,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出发,归纳总结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价值、特征、表现、生成条件及提升策略,发现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关系紧密且相互联系。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存在研究内容过于宽泛且未细致深入探究、研究方法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以及实证研究数量不足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展望,可为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幼儿教师;实践智慧;文献综述   在我国,实践智慧被理解为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应对不确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素养,由个体的专业知识、敏锐的辨别力与良好的判断力、伦理意识和行动能力等构成。[1]实践智慧主要体现在实践的具体情境中,标志着个体的专业能力与素养的成熟水平。拥有实践智慧的幼儿教师不仅能在角色上从“知识型”向“智慧型”转变,而且能让智慧回归到教育实践中。如今,在教育改革整体趋势、教师专业发展的呼唤及幼儿发展需要的影响下,实践智慧已成为我国新时代幼儿教师需具备的基本素质,它不仅可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幼儿健康成长,而且可以提升我国学前教育的整体质量。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了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相关文章,共检索到66篇,其中期刊论文54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中国会议论文2篇。文章最早出现在2008年,有6篇,2015年、2017年和2018年达到最高值,分别有8篇。其中,以探究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应然性研究居多,实然性研究较少。由此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在2008年正式进入我国大众视野,其研究数量有限,研究程度较浅。在这些文章中,笔者并没有发现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研究的综合性评述。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国内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与总结。本文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将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研究划分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主要考察学理中的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包括论述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价值、特征。实证研究则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表现、生成条件及提升策略。   一、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范式之一,是以哲学、逻辑思辨的方法,对研究对象展开系统的理论思维方面的研究。纵观国内现有文献,对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理论研究较多,主要涵盖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价值及特征三个方面。   (一)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内涵的研究   目前,对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的看法,我国学者莫衷一是,常见的解读与认识主要有以下四个观点。一是理智说。杨彩霞认为,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是幼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将反思的态度与对实践的关切统一起来的一种理智,它是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升华,也是教师知识教育的理想目标。[2]二是智慧说。何叶等人认为,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是基于教师个人的经验积累,在对待和处理教育问题时所体现出的个人智慧,它是一种教学艺术,受教师个人的实践经历、处事风格及行为方式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教师对具体复杂教育情境的应对状况。[3]三是知识与能力说。封常秀认为,幼儿园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在已有知识、经验和职业精神的基础上,依据幼儿的表现对自身进行反思,从而表现出的机智应对和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综合能力及不断超越自我的专业精神追求。[4]四是综合品质状态与境界说。张亚妮认为,幼儿园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离不开幼儿园教育实践,是与当下教育情境相对应,所表现出来的迅速、创造性地采取合乎教育目的性与规律性的恰当教育行动的综合性品质、状态与境界。[5]这一观点表现为教师对教育情境中“应当做什么”的价值适切性判断与“应当如何做”的合理性行动相融合相统一的专业发展境界。[5]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国内学者对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解读尚未形成直观、清晰、操作性强且被学界公认的内涵定义。综观有关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内涵的研究发现,当前观点大致具有以下四个共同点:一是教师实践智慧为幼儿教师所拥有,二是教师实践智慧立足于幼儿教师自身知识、经验、精神和教育实践,三是教师实践智慧体现为教师在教育实践情境中的应对表现或适切判断,四是教师实践智慧追求教育的合理性。   (二)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价值的研究   实践智慧是幼儿园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探究实践智慧的价值意味着探究其意义所在。若实践智慧对幼儿教师和学前教育没有意义,那么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梳理国内幼儿教师实践智慧价值的研究后发现,幼儿教师实践智慧价值主要体现在幼儿教师、幼儿、学前教育事业三个方面。一是实践智慧促进幼儿教师个体与群体的专业发展。作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内容,实践智慧能帮助幼儿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产生理性与自觉的观念,使幼儿教师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专业的判断能力,形成个体的专业素养,进一步提升幼儿教师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与质量,促进幼儿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二是实践智慧有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具备实践智慧的幼儿教师会尊重和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能细致观察、及时反思,以科学合理的方法引导幼儿,使幼儿大脑得到良好发育,社会性得到良好发展,丰富幼儿知识与经验,引导和促进幼儿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使每名幼儿都能够健康成长。三是实践智慧推进学前教育的发展。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丰富了教育活动内涵,使教育活动更富有魅力。具备实践智慧的幼儿教师能深入观察教育中的每个情节,高效处理各种教育情境问题,充分展现自身独特的教育风格,提高教育教学活动质量。具备实践智慧的幼儿教师能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积极参与学前教育改革实践活动,更好地践行实践智慧,推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特征的研究   虽然学者对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特征的研究结论不同,但对其特征的理解达成了一些共识,进一步整理后概括为实践性、缄默性、个体性、反思性(表1)。第一,实践性。幼儿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实践性活动,是在具体的生活和实践活动中进行的。幼儿教师必须直面幼儿教育现场中不确定的、复杂的问题,在复杂多变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学习积累、反思感悟,这样才能形成自身的实践智慧。第二,缄默性。有学者认为,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是他们在经过长时间的理论积累和经验反思的理性直觉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面对教育问题时的直觉反应,而这种反应往往是无意识的,很难用语言具体地表述出来。[6]因此,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是一种无意识的理性直觉,它既是隐性的又是模糊的,具有不可言传性。第三,个体性。每名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都是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由于幼儿教师的个人经历、思维方式、教育教学行为不同,其表现出的实践智慧大不相同,因此实践智慧是幼儿教师所独有的,具有鲜明的个体性。第四,反思性。教育反思是实践智慧的重要核心,幼儿教师在教育经验和教育感悟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反思形成自身实践智慧。幼儿教师的反思贯穿教育实践全过程,分别开展于教育实践的前、中、后三个阶段,促使着幼儿教育朝向更高层次的教育合理性发展。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特征远不止这些,还包括行动实效性、灵活多变性等。虽然这些特点并未在学术界达成一致认识,但也是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   二、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另一种范式,以描述事实、在描述事实中提炼理论为主,注重研究框架的理论预设。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在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会借助以往研究,以自身研究角度确定幼儿教师实践智慧概念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设计行动研究、个案研究等质性研究,借助观察、访谈、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分析数据,最终得出研究结论,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已有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实证研究成果以硕博论文为主,这些论文主要探究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表现、生成条件及提升策略。   (一)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表现的研究   学前教育改革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并要求教师具备实践智慧。基于此背景,目前我国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表现研究有如下几种观点。有学者通过访谈与分析案例得出了结论,即幼儿教师实践智慧表现为幼儿教师能够秉持科学的教育理念、注重教育过程对幼儿成长的价值与意义、充分发挥教育机智及勇于追求教师自身专业发展与职业幸福。[6]有学者认为,拥有实践智慧的幼儿教师能在教育过程中信仰和践行“幼儿是学习主体”理念,敏锐地发现幼儿的兴趣点,并适时给予回应;能灵活选择、使用教学策略,选取处理并创造使用生活中的教育材料,妥善处理突发事件;重视每名幼儿,以多种形式促进幼儿全面发展。[10]有学者借助观察与访谈,从四大方面展开分析:在对幼儿的关心方面,幼儿教师能尊重幼儿的自然发展,平等对待每名幼儿及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在对教育实践情境的关照方面,幼儿教师能明晰教育目标、渗透融合多个领域、把握教育契机实施随机教育、机智处理偶发事件等;在对环境的关注方面,幼儿教师能创造性地设置室内环境、权衡整体教育环境;在对教师自身生命的关怀方面,幼儿教师能主动做出合理决策,彰显个人教学风格,乐教其中,释放自身压力,深刻认同教师的职业价值,不断完善,追求自身发展。[11]有学者通过行动研究得出,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表现具有共性和异性,共性体现在:拥有成长型思维,能不断学习、体验与反思;有高尚的职业理想和师德,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乐观积极,能平衡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异性则体现出具有热情型、理性型、创新型等不同的智慧类型。[5]综合上述研究,我国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表现是多种多样的。进一步整理后发现,主要体现在幼儿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能力及对自身职业价值追求三方面,具体表现为拥有科学合理的教育理念、教育过程中时刻关注幼儿、把握教育实践情境的机敏性、保持积极心态灵活应对工作以及追求自身专业发展与职业价值等。   (二)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生成条件的研究   在有关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生成条件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借助观察和访谈探讨了幼儿教师的教学实践智慧。结果表明,生成幼儿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条件具体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微观条件主要包括教师的教育信念和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中观条件主要有幼儿园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及物质文化;宏观条件主要有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教学改革的倾向。[8]有学者通过观察、访谈及文本分析法对一名幼儿园特级教师的实践智慧进行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共同影响其实践智慧的生成。内部条件主要包含幼儿教师优良的个人特质与丰富的学科教学知识;外部条件主要指其所在幼儿园拥有良好的平行班备课制度。其中,热爱、好学、注重反思、开放分享等属于幼儿教师优良的个人特质;独特的领域教学知识和丰富的日常教学经验是教师丰富的学科教学知识。[10]有学者通过“学习故事”行动研究,探讨了三名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研究结论为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要素涵盖内部原生系统和外部支持系统,两个系统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互为补充,共同制约或促进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内部原生系统包括教师个性品质、教师专业素养,外部支持系统包括组织文化引领、社会环境支持。[5]归纳上述观点不难看出,影响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条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多结构、多层次的,整理分析后将其分为教师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条件两方面。其中,教师自身的内部条件主要包括教师的个性特质和教师专业素养,外部环境条件主要包括园所组织文化引领与社会环境支持。幼儿教师通过这些内部与外部条件,逐渐在教育实践中形成自身独有的实践智慧。   (三)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提升策略的研究   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就能够产生的,而是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与培养。归纳有关幼儿教师实践智慧提升策略的研究后发现,如何提升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是国内学者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同时,他们也提出了针对性和具体性的提升策略,主要包括教师个体内生与外部环境支持两大方面。从教师个体内生角度来看,一是丰富幼儿教师的教育实践知识与经验。智慧是通过获取知识与经验而开启的。幼儿教师只有不断地实践、反思、总结,逐步完善自身的知识经验,才能形成实践智慧。因此,幼儿教师必须认真对待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实践,参加各种专业实践训练,既要注重向自己的经验学习,及时记录、梳理和反思自身教育经验,将其转换为教育实践知识,又要重视向他人的经验学习,通过研讨、观摩等方式学习他人的隐性知识和教育经验。二是提高幼儿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研究与反思是幼儿园教师实践智慧的枢纽,也是获得实践智慧不可或缺的手段。幼儿教师只有具备研究与反思能力,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实践智慧。对此,幼儿教师应立足本园实际参与行动研究,或以学习故事、教育叙事的形式强化教育反思,将理论融入实践,把实践升华为理论,提升研究能力。另外,幼儿教师要具有反思意识,在掌握科学合理的反思方法后,运用多种形式坚持反思。幼儿教师还可以借助集体反思畅所欲言,拓宽反思空间,提升反思能力。从外部环境支持的角度来看,一是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信念、共同目标的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构成的团体。[12]“学习共同体”是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土壤,为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李芳认为,通过学习共同体,围绕教师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困惑,以交流与对话的形式发挥教师个体和教师集体的智慧来共同解决问题,可以把公共的教育经验转化为带有个人色彩的实践,进而提升教师个体的实践智慧。[10]二是追求人文化的幼儿园教育管理机制。培养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需要自由、民主、温暖、和谐的教育管理机制,因此园所管理者需要建立人文性的教育管理新机制,营造出和谐、融洽、相互尊重的文化氛围,给予幼儿教师温暖的人文关怀。管理者还要赋予幼儿教师专业自主权,尊重相信其个性与能力,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主见,激发自身积极性、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幼儿教师的教育实践充满实践智慧。   三、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内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在近十年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由浅入深,不断深入细化,成果丰硕。其中,内涵、特征及价值研究是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研究的基石,学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表现、生成条件及提升策略等实践问题。具体来看,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为表现与生成条件研究提供了理论思考框架,而实践智慧的价值又突显了培养与提升策略研究的必要性。可见,已有研究为幼儿教师实践智慧领域做出了贡献,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同时,这些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关系紧密且相互联系。然而,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特征、表现、生成条件及提升策略等内容进行了探讨,研究中大多是同一研究者同时论述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多方面内容,研究内容过于宽泛,且并未针对某一内容展开细致深入讨论,使此研究言人人殊。这种言人人殊往往使读者无所适从,他们不明白学者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及其深层解读,更不能站在每位学者的角度理解和分析问题。以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内涵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对其内涵有着不同的看法。若有学者能结合教育实践,从不同角度深入剖释,或阐述不同内涵间的关系,对其进行梳理分类,专门分析其共性与异性,想必会使读者更加清晰明了,容易理解。因此,关于幼儿教师实践智慧这一主题,今后仍需开展更多精而细的研究。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研究,且以理论研究居多,实证研究数量并不丰富。学者们多以思辨或经验总结等方法开展理论研究,而实证研究皆借助访谈、观察等方法,通过行动、个案等质性研究来探究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然而,实证研究中仅采用质性方法,导致研究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致使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普适性不高。因此,大力注重实证研究的开展,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将会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邓友超.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41.   [2]杨彩霞.幼儿教师实践智慧形成的过程与机制[J].学前教育研究,2010(10):39.   [3]何叶,邓泽军.论教师实践智慧的优化策略[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2(4):1.   [4]封常秀.浅析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J].教育导刊(下月刊),2012(12):56.   [5]张亚妮.论幼儿园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生成———以“学习故事”行动研究为进路[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39-183.   [6]封常秀.论幼儿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14-58.   [7]张文娟.在园本教研中提升幼儿教师的实践智慧[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1):91-92.   [8]何叶.幼儿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2:44-125.   [9]苑璞,吕姗.幼儿园教师实践智慧的理论探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6):86-91.   [10]李芳.幼儿园特级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15-45.   [11]吕姗.幼儿园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个案研究[D].大庆:东北石油大学,2018:29-47.   [12]杨兰娟,袁敏.从学习共同体的新视角看教师实践智慧的培养[J].新课程研究(基础教育),2006(11):6.   作者:张宇 李爱秋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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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教育理念和通识课程的统一体

通识教育不是拼盘式教育,不是要培养多功能复合人才,不是仅仅为了找到好工作,拥有更好的物质基础。通识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心智与精神的培育,使人更文明、更好地过一种有价值的人生。通识教育的核心虽然在于理念的建设,但随着教育的发展,逐渐成为教育理念和通识课程的统一体,即通识教育本身已从单纯的教育理念发展成为融教育理念与科学化、系统化的课程设置模式于一体的通识教育体系。通识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理念,而为贯彻这种理念,则需要设置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的共同知识的通识教育课程作为载体和中介。也就是说,大学教育最终需要通过课程来落实,通识教育也必须通过通识教育课程来完成。

通识教育课程实施的误区:被动性和技能性

当前,在我国大学中通识教育的意义已得到普遍认同,许多大学也开设了通识教育的课程。但所开设的通识课程存在着问题,如果不明晰这种问题,那么通识教育的开展很可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教育是一个让人富有人性的过程。通识教育虽然是为了纠正专业教育的弊端而提出来的,但无论如何理解“通识”,最终的落脚点仍在“教育”,而教育最重要的不在于学习了什么内容,甚至不在于获得什么能力,它是一种心灵的习惯或者思维方式的养成,是智慧的养成。智慧的养成需要人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而我国的教育从课程实施层面而言根本上还是一种传统的被动功利的技能性教育。“杜威认为,传统教育方式的核心弊病,就是鼓励学生的被动性。学校被看做了听课和吸收之地,重视听讲甚于重视分析、考察和积极地解决问题。”[1]这种教育对人生是极为不利的。此教育方法基本上让学生习惯于抱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到学校去就是学习固定的知识,学会一些现成的结论和答案,这种做法让自己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书袋子和书呆子,遮蔽了人灵魂的眼睛。当下高等教育的主体是指向就业的专业教育,而这种专业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技能训练,将人制造成具备相应技能、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

在这种技能教育理念下,本应指向人的内心品格与精神养成的通识教育也可能变成一种技能训练,在这种机能主义理念的指引下的通识教育课堂,使得本来是化育人的心灵的通识教育人文课程也丧失了其本来的作用:哲学成为仅供背诵与默写的教条,历史成为事件的机械堆积,文学只是文学家生平加上标准化的作品概括,只要练出一套掌握这些“知识”的功夫,照样可以在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谋得一份体面差事,然而那些化育心灵的人类智慧、历史记忆、情感体验无论如何不是这种技能训练所能涵括的。没有人的内在主动参与的对象性的技能训练缺乏化育人心的教育本质,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若让其充斥于整个教育,那么所导向的只能是人的异化,心灵的封闭与思维的固着,从而造成整个人灵魂的粗鄙。我国当前有许多通识教育精品课程,但绝大多数仍然是大课的形式、照本宣科的讲解。老师们的知识广博,风度也佳,但课堂基本上是缺乏学生参与的“一言堂”,师生之间缺乏互动,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教育实质仍然是技能性的和被动性的,对通识教育的目的而言,充其量至多在知识的广博性上有些效果。人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需要人的内在主动把握,但在长期的被动性的技能教育中,内在主动性的丧失让其很容易迷失在当世的成功学中。这种成功学鼓吹人要充满激情地投入世俗的物欲洪流,获取人生的胜利。但越是充满技能性的激情,人生道路越危险。我们的教育让人如同一架失控的“灵魂马车”①,偏离了善好人生的道路。

“文学与人生”:一种通识课程实施的典范

通识教育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教育的主动性和人文性,这种情况下,虽然也讲通识,但很难达到教育的效果。因为整体思维方式的获得,价值领域、意义世界以及审美的境界都不属于可以教授的知识,它们不能满足知识的量化和确定性要求,不能简单地被传授。智慧的养成需要人的整体参与,和生命经验相关,和生命情景相联系,是活生生的,它是建立在老师和学生双方的体验性反思和对话的基础上的,是需要人参与其中的心灵成长。那么到底如何把通识教育落实到课程中来呢?其实,早在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吴宓先生就开设了《文学与人生》的选修课,堪称通识教育实施的课程典范。吴宓先生这门课程主要研究人生与文学的要义和关系,着重于诗与哲理,也讨论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问题[2]。吴宓先生虽上的是文学选修课,但却没有任何的学科壁垒,着重于人整体道德的养成,而非知识的累积。他和学生一起,通过文学研究人生,出发点是文学,落脚点是人生。就是在这样的研究中,学生多了很多人生经历,通过观看别人,照见自己,并获得自身人生路上的指引。在某种程度上,现今大学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在思想和精神上是处于空白的、野蛮人似的自然状态。而历史感构成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认真研读古代经典,获得人之为人的历史厚重感。也许回到原典,清理我们一路混乱的记忆,忘掉自以为是的“创造”,恢复对智慧和精神的倾慕,才是教育的正途。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总是诉诸我们更高的理性与想象,引领我们去追求内在更高的德性之善。在此课程中学生通过文本细读,藉由在经典中的澡浴,达到心灵的净化。

它指向人德性的养成,而不是就业,不以知识获得为目的,而是指向完整的人生。在上课前,学生都要通读指定书目,这书目中西兼顾,并涵盖了人文学科体系内的各个门类的经典,“有文有诗,或为哲理及文艺批评”[2],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中学部分有除《四书》、《礼记》、《毛诗》、《春秋左传》等经学经典外,更有《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典籍,另外还有《楚辞》等诗歌选集,以及《世说新语》、《红楼梦》等剧作小说。西学部分更是选择了现今被划归为“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典作品,《圣经》、《大藏经》也被涵括在内,更不必说各种哲理小品,以及无数的戏剧小说。吴宓先生把诗、哲学、小说都归入文学的行列,诗要用感情、哲学要用理智,而小说是实际经验与想象的重建。三者要分途并进,合观互成,才有可能至于完整的人生。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是“知道、理解、参与并享受物的、人的、思想的、感情的世界。这是真教育之理想”[2]。他强调“好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作家对人生与宇宙的整体观念,而不是他对具体的某些人和事的判断”[2]。整体的视角,整体的人生,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点。因当下的以专业为主导的教育遮蔽了教育的本质,才欲以“通识教育”之名,行真教育之道。早在民国时期,吴宓先生已有了这样的识见。上课时,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文本细读。这种读,吴宓先生特别说明是“在文学阅读作品中(intheliterarytexts)”[2]的细读,是“in”,强调主体的进入。只有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关注所学课程的内容时,真正有效的教学才可能发生,然后师生一起对文本进行解读,把自己的经验结构融进去,并随着对文本认识的加深,经验结构慢慢发生变化,心灵苏醒,长出自己的精神世界,获得属于自身的精神稳定性,从而获得我们看世界的视域,引发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包括自我、他人,个体与集体,以及其所生长的环境。只有进入作品,与之共情,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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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语教学;大学物理;国际班

1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现状

高校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现状。2001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高校“本科教学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作为课程之一,大学物理双语教学一直处于实验和探索中。吴烨在《大学物理双语教学探索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当前大学物理双语课程普遍存在吸引力不强、受学生欢迎程度不高的问题,他认为课程本身的难度、网络资源的缺乏以及大学生对双语教学认知不足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1]。杨普习的《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一文也对双语教学的现状进行了反思。作者指出,课程实效性不佳的原因主要是,许多高校和教师对双语教学实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一些错误的理解和做法。刘玉颖的《大学物理双语教学实践与研究》、杨卫红的《工科物理双语教学的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论文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关注和讨论[2]。这些学者提出的具体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对大学物理双语教学效果令人不太满意的现实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我校自2011年开始招生“2+2双学位”工科1个班,2013年新增“3+1双学位”工科2个班,目前每年招生规模约为90人,但是均未开设大学物理双语课程。因此,立足我校实际情况,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背景,积极探索开展大学物理双语教学。大学物理双语教学实效性现状。薛海国在《对实施大学物理双语教学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具体措施:第一,明确教学目标,不能把双语课上成“外语课”。第二,加强“双语”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业务素质。第三,主动了解教学对象的英语水平。第四,加强教材系统的建设[3]。这些建议虽然没有说明实施的高校类别,但是依旧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程昕在《大学物理双语教学模式的研究》一文中,应用Cummins提出的共有潜在能力模型和认知学术语言能力,实践并比较了“过渡型”、“保持型”和“强化型”三种教学模式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借鉴性和参考性。张红光的《MOOC教学模式与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的有机融合》、王会峰的《地方院校开展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的前期准备探索》、王帅伟的《地方院校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的思考》等学术论文从各自的授课对象或高校类别,提出了相应地改革对策[4]。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现状。2004年教育部下发的文件中《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指出,“中外办学项目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以不设立教育机构的方式,在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研究既有宏观的论证,也有微观的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总结。如林金辉在《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基本要素及路径》一文中提出,中外合作办学已经进入了高水平示范性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质量建设已成为鲜明主题。《中外课程教学及学生学习收获差异的实证研究》(汤美玲)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对接策略研究》(孙智慧)论文提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无缝对接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另一类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师资建设的探索,如李莉的《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师专业素质调查与探析》和阎黎明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策略初探》。这些学者大都是一线教师,他们根据自己丰富的教学实践对各自所在专业和所授课程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对同样在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大学物理双语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高的借鉴价值。目前,我校正通过各项有利措施来增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竞争力,如筹建国际班专业网络语音教室、购置在线学习和考试网络系统、采购国外原版教材、对专业教师进行“双语”培训等。

2大学物理双语教学资源和策略

2.1国际合作办学定位的需求

目前我校有4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安徽科技学院与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合作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3+1;国家教育部MOE34US2A20131550N),安徽科技学院与韩国韩南大学合作举办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2;3+1;国家教育部MOE34KR2A20131465N);安徽科技学院与韩国顺天乡大学合作举办网络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2;3+1;国家教育部MOE51SE1A20161769N),安徽科技学院与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合作举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2;安徽省教育厅皖教秘高﹝2011﹞17号),安徽科技学院与韩国韩南大学合作举办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新材料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2;安徽省教育厅皖教秘高﹝2014﹞29号)。经过四年国际合作教学,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内外学术前沿,具备专业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国际化工程技术专门人才。培养要求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能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人际沟通、团结协作、知识再生等社会适应和发展能力;具有文、史、哲、艺等基本知识,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较好的哲学修养、审美能力和热爱科学、献身事业的精神。

2.2开展双语教学实践的基础

我校大学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先后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省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的三大突破,初步构建了一支以安徽科技学院“中都学者”、重点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体,基于光电磁新材料研究方向的特色研究团队(以博士为主体),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研究成果。近3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3项、安徽省重点研究与计划开发项目1项、安徽省教育厅优秀拔尖人才培育资助项目1项、安徽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项以及校级科研项目7项,科研总经费累计达到194.3万元(含配套33万元);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收录科研论文19篇、人均1.19篇,另外发表二类科研论文6篇;获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团队中现有“中都学者”1人、重点学科带人1人、重点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2人、中青年骨干教师2人。

2.3双语教学实践困难及对策

大学物理双语教学实践面临的困境。国际班的同学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要远低于其它本科生录取分数线,也就是说这些同学中90%的学生会有自律性差、数学物理基础差等特点。以网络工程(中韩181)班的23名同学为例,50%的同学学习积极性差,具体表现:上课迟到、上课玩手机、上课睡觉、不写笔记。每次上新课,讲过的知识完全不知道。基本的微积分知识严重欠缺,知识点还停留在高中水平。实验动手能力差,本学期共计8次实验课,能顺利完成实验过程并取得正确实验结果的同学不到10%。任课教师尽管满怀激情讲解每节内容,学生的接受效果仍然非常差。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较差。面对这样的学习群体,如何开展大学物理教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改进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尽管他们基础差,但是他们有明显的优势就是创新意识强,学习能动性强。结合这样的特点,任课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改进双语教学效果。首先,任课教师要做到课前十分钟到,课后十分钟再走,每一次课结束后都留取一部分时间给学生辅导答疑,每一次作业,在批阅以后,对做不出来的学生,课后主动找学生进行讲解,这种方式既有利于师生交流也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其次,任课教师在教学方面通过良好掌握重点难点,运用灵活多变的多媒体技术和智慧教学手段,积极与学生线上线下沟通,引导大学生通过自学达到对知识点的熟练运用。最后,积极与班级辅导员及班主任的联系,掌握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长期重视对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提高大学物理双语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手段。前几年,曾经风靡美国、韩国、新加坡等的智慧教育在国内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得到快速发展。这些年,这股智慧教育发展的浪潮也席卷国内高校。全国各地学校开启了智慧教育的探索和实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教育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不仅能实现优质资源的自动推送,能对学生的口语和写作等能力进行自动评测,还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发现学生个性化问题,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推送网络资源。以我校为例,学校图书馆视频公开里囊括了比如网易公开课、搜狐名校公开课、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新浪公开课、耶鲁大学公开课、加州大学博利分校公开课、英国公开大学共计9家优秀公开课平台,里面的大学物理视频资源丰富,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学习。

3小结

大学物理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既要掌握物理概念和物理原理,又可以使自己的物理学习与国际接轨,对于国际合作班有很强的教学意义。我院教师科研、教研实力雄厚,为双语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我校学生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强,相信大学物理双语教学一定能取得较好的时效性。

【参考文献】

[1]吴烨,唐英.大学物理双语教学探索与实践[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35(2014)144-146.

[2]杨红卫,刘凤艳.工科物理双语教学的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J].物理与工程,25(2015)75-78.

[3]薛海国,吴玉婷.对实施大学物理双语教学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华文化论坛,(2008)53-54.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7

摘要:

目前我国的管理学研究深受西方管理研究的影响,变成了以西方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当前,关于如何探索基于中国的文化智慧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已经成为许多海内外华人学者热衷的研究课题。华为、乐高等优秀企业应用阴阳思维不断进行创新,取得了商业的成功。国内外本土管理研究学者应凝聚中华文化的精华,把中华智慧归纳起来,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架构。中华智慧可补充西方理论的不足,进而将管理之道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关键词:

传统文化智慧;本土管理研究;新概念;新理论

在过去一个世纪,管理学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研究,管理学已被学术界确立为一门对行为科学有实质及重要贡献的独立学科,而管理学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例如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和一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以及麦卡锡提出的4Ps(营销组合)等,已被视为每一位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和掌握的管理工具和模式。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管理学的理论也随西方的商品及意识形态一起被引入并学习借鉴。经过30多年的实践,从事管理实务的高管人员及从事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以下两个问题:①植根于西方土壤的管理学理论和分析架构,是否完全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例如中国;②中国传统的智慧和哲学思想,能否补充主要由西方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的不足之处,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养分。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需要对中西文化和管理的差异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1东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

1.1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主要受三大古代文化的影响,它们包括:①希腊文化,它孕育了西方追求科学及逻辑的思想;②罗马文化,它为西方完整的法律系统提供了基础理念;③希伯来文化,它阐释了人的来源,以及人与大自然及神的关系。西方三大传统文化造就了一种长于逻辑思辨,崇尚科学,热衷于知识、权力、法治以及追求物质生活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深深影响了西方宗教、思想等方面的发展。追溯西方的哲学发展,由希腊苏格拉底开始,到他的学生柏拉图,以至亚里士多德,都专注发展理性,因而形成宗教及上帝的概念。相对于西方文化,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则为儒、释、道3种思想或宗教理念。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品格修养及如何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仁”、“义”、“礼”、“智”、“信”、“五伦”等观念为儒家所倡议,并由此衍生出中国文化中一些用以维系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独特机制,例如人情、关系及面子等。佛家的理念主要强调人与时间的因果关系,当今的果是前世种的因,而今世的因结出来世的果。佛学的“因”、“果”、“业”、“报”等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道家思想则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主张人应与大自然维持和谐的关系,并致力达到“天人合一,浑为一体”的境界,正如庄子所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除了儒、释、道之外,法家的刑法思想、墨家的博爱思想对中国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2东西方管理的差异

整体而言,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基于人为万物的中心,环境与外物皆为辅。此外,为了维持人的自立和独立性,西方文化特别强调平等、自由以及法律等观念。相对而言,“和谐”———维持内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则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基于此,中国社会往往出现重关系、人情、面子而轻平等、法律等现象。MA等[1]通过研究中国最成功的15名企业家的管理实践,发现他们最主要的领导与管理理念是法,其次是儒,最后是道。在企业界,许多中日韩公司将《孙子兵法》列为其管理骨干的必读书目,以寻求竞争环境中的致胜之道。CHEN等[2]从“左右兼顾”的视角考察了亚洲企业后认为,比起西方企业,它们更善于同时兼顾毫不相干、甚至有时彼此干扰的两个目标,像拥有同样灵活的左右手一样。这种左右兼顾的作法在促进企业短期增长的同时,还确保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地位。左右兼顾和亚洲企业的文化(如阴阳)和制度(如规则不确定)传统是一致的。东西方在制度、哲学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情境差异,使得东方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实践与商业体系。“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中国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一命题,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从体用相结合的理论高度来立论的。儒、释、道在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强调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强调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然后再管理他人。这是东西方管理的一个本质性差别。中国管理哲学有“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两种基本模式以及多种管理手段,都强调重视实际,主张在变化之中探索最切合的方法,而忽视硬性规定的制度建设。西方管理理论强调黑白分明,着重计算和执行,更偏重硬实力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技术。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包括《易经》、《道德经》和其他经典,着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更偏重软实力的管理智慧,是为“道”,这是中西方管理的基本差异。

2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经过系统的学习,已经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工具或概念相当熟悉。但是随着时空的洗礼和验证,企业界普遍发现在管理决策时,这些由西方学术界开发出来的工具或理论,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或缺失:它们只是管理的专业知识,而不是管理的智慧[3]。企业领导人在决策时,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更需要的是管理的智慧。因知识只强调决策的系统性,而智慧则强调决策的灵活性;知识受到时空的限制,而智慧却具有永恒的特性和价值;知识会因时而变,智慧则历久弥新,而且能够灵活变通。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对中国自己的了解也不够。中国老祖宗的这些东西是已经过时了,可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智慧却没有新旧,很多东西是越久越香,历久弥新,只是你会不会运用的问题[4]。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为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滋养。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依然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为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及坚实的基础。中国两岸三地的学者在如何将中国传统智慧应用在管理方面,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华人管理研究中心编著的《华人管理之挑战:管理学本土化之验证》就是其中典型代表。这些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得出以下3个初步结论[5]:①西方的管理理论应用于中华文化的土壤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修改;②中华智慧可补充西方理论的不足;③中西智慧的配合,可将管理理论提升至一个更好的层次。因此,西方管理学与中国传统智慧应互取所长,而非互相排斥。

3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宝藏,葛荣晋[6]认为它主要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构成。在理论层面上,主要有4点:①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治国方略与管理之道;②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③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④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书中的管理思想。在实践层面上,主要包括三方面:①明清商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②近百年来的海外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管理之道;③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对于这些中国文化智慧,必须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对其进行新的诠释,为现代管理带来借鉴和启示。几千年来,我们仍然停留在“悟道”的抽象层面,没有结合中国现代企业的管理实践而进行情景化和理论化探索。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我们缺乏文化的自信和足够的话语权,导致许多学者有强烈的自卑心理,认为我们提出的东西不是前沿,不是大理论,盲目追随西方。其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核心思想的阴阳哲学便是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智慧的优秀代表,阴阳鱼图高深莫测,具有典型的“整体论”特征并能够“提纲挈领”。下面就以道家智慧为重点进行阐述其在现代管理中的思想应用。

3.1阴阳平衡思维及其应用

道家老庄运用阴阳思维说明了万物的起源以及如何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作为“道”的最为本源的规律,“阴阳”思维可用“相生相克”为主题的阴阳平衡(Yin-YangBalancing)理念具体表述[7]。什么是阴阳平衡或阴阳思维呢?太极图已经涵盖了智慧的精髓。从两个阴阳鱼的太极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阴阳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其核心原则是“对立互补”,既对立又统一。阴阳二元动态平衡哲学具体包含三大原理:①整体性原理;②动态平衡性原理;③对立统一性原理。阴阳平衡还能够用于现代管理研究中,钱•金教授和勒妮•莫博涅博士的《蓝海战略》就可以视为一部应用阴阳思维的经典之作。红海与蓝海本身就是一对阴阳,而且蓝海战略的具体操作工具,即四步动作框架(剔除和创造;减少和增加)就是两对阴阳[8]。阴阳二元平衡思维有着丰富的哲学底蕴,作为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结晶,其所蕴含的系统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于各种管理困境的解决有许多的启示。借鉴阴阳哲学,企业可以更好地在各种管理悖论(如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等)中实现阴阳平衡,从而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3.2道家智慧与企业成功之道:

华为与乐高(1)华为与任正非的“灰度管理”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在深圳成立华为公司。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3950亿元,同比增长37%;净利润369亿元,同比增长33%。而且华为整个集团超过70%的收入来自于海外,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品牌企业。消费者业务是华为2015年度最显著增长亮点,消费者业务收入达129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在Interbrand全球品牌100强排行榜中,到2013年为止,中国企业品牌的上榜数量还是零。2014年中国企业中仅有华为一家名列其中,位列第94名,2015年华为的排名已升至第88名。中国企业国际化有3个不同阶段的转型升级:“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走出去”意味着让全球都认识该企业和品牌;“走进去”意味着成为当地的主流产品;“走上去”意味着真正成为全球品牌。可以说,华为真正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升级为“走进去”和“走上去”。华为的巨大成功和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哲学(华为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武亚军[9]通过整体认识和把握任正非关于创新创业的重要讲话,并对其进行扎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任正非具有典型的“悖论整合式”思维模式。他能够在两种矛盾或对立的因素中进行悖论式整合从而形成统一的战略对策。早在2000年前后,任正非在讲话中就开始明确提出所谓的“灰色”理念(悖论整合),在坚持原则和适度灵活中处理企业中的各种矛盾和悖论。任正非在《开放、妥协与灰度》的讲话中则更加明确地体现了“管理的灰度”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在这篇讲话中,任正非明确地指出:“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把握方向和节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任正非本人认为华为崛起的秘密在于“灰度管理/中庸之道”。一如走钢丝的平衡,它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或套路,而是在混沌、颤抖中把握节律和平衡的实际体验,是很多尝试和失败的精华[10]。(2)克伊尔与乐高的“阴阳文化”创办于1932年的丹麦LEGO集团,靠着小小积木成为全球最大的积木玩具生产商,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玩具制造企业。1999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对人类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纪玩具”。根据乐高集团2015年年报,2015年的集团收入达358亿丹麦克朗,销售额同比增长19%。2015年的净利润达到了92亿丹麦克朗(约合13.4亿美元),较2014年的70亿丹麦克朗增长31%,创历史新高。现在乐高在玩具市场上把芭比娃娃和孩之宝甩在了身后。该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2016年有望实现更快增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2015年公司在中国市场业务增长35%,并仍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过去10年,该公司年均增长15%,净利润增长32倍。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北欧企业,驱动其高速持续发展的背后力量是什么?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又有何管理特色?老板克伊尔声称乐高的可持续发展来源于公司形成的“阴阳文化”,其企业文化的核心有11条原则所构成[11]:①和员工亲近,也要保持适当距离;②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③向员工展示权威,同时让他们感受到自我存在感;④有容忍心,但要牢记处理事情的原则;⑤对自己负责,同时忠于企业愿景;⑥工作要精细,计划须灵活;⑦勇于自我表达,但要注意策略;⑧要有远见,同时脚踏实地;⑨关注舆论,但不为其所累;⑩要有活力,但要三思而后行;○11自信而谦逊。乐高“童话”般的精彩,竟然是构筑在东方哲学之上,其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太极图”。这一丹麦首富家族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成长,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它以乐高积木“说着一种全世界人都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而骄傲[12]。

3.3道家智慧与现代创新思维

我们可以从新思想的内在表达出发,用“虚极”、“静笃”、“并作”、“观复”八个字全面系统地概括创新思维的途径。“虚极”和“静笃”概括了创新思维的前提和条件,“并作”和“观复”结合构成了创新思维的完整方略。因此,结合起来,“虚极”、“静笃”、“并作”、“观复”,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创新思维指导原则,推广应用这些指导原则将极大地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思维效率。刘汉辉[13]认为这一基于现代科学最新成果的创新思维途径本身却不是“新的”,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明确指出获得正确认识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德经》第十六章)”。“虚极”指的是人要做到“虚怀若谷”,暂时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常识、观念、信仰、情感(偏见)等等,统统搁置一边,真正做到没有“好恶”,没有成见,这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因此,要打破思维定式,才能有所创新。“日心说”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就有了,但被压制了2000余年才又由哥白尼提出。“静笃”指的是要实实在在地清静下来,这是创新思维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切切实实静下心来,大脑才能处于最佳状态。许多大科学家、大发明家都有如痴如醉的时候。具体的清净状态又有两种情况:“集中思考”和“放松畅想”(随机漫游),“有张有弛”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谓的“灵感”与“顿悟”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后实现的。如牛顿根据苹果掉下来突然想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与他既有的物理学知识储备密切相关。“并作”是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指要多线思维、并行、交替、反复思考,新思想才有可能“涌现”。“并作”要求同时思考两个以上的事物(并不要求严格的同时),造成代表不同思想内涵的神经通道簇并行同步激发,产生所谓“灵感”。“并作”的创新思维方法鼓励学科交叉,从多个角度、多个学科看问题,才更有利于创新的形成,比如头脑风暴法、隐喻等。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透露,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观复”指的是观察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注意客观过程的循环往复。“观复”是总体策略,是更高层次的看问题,考虑创新思维过程的整体功能和特性。客观事物都是循环往复的,因而要真正认识事物,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创新,就必须防止孤立和片面性,注重事物的相互作用,探究事物循环的总体。老子的说法与我们基于现代科学成果得到的结论居然如此一致,这有力说明《道德经》这一古老的东方文化典籍具有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13]。另一个与突破式创新思维有关的概念是“忘却学习”,它是以打破原有路径和规则为主的。“忘却学习”就是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与《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中的“为道日损”密切相关,只有逐渐淡忘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才有可能另辟蹊径,从而实现突破性创新。

4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的困惑与出路

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呼吁管理学走出西方苑囿,与东方管理实践相结合,汲取东方文化、哲学、以及更广泛的知识传统,从而丰富现有的管理学体系,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更好地在全球视野下理解和管理组织和行为[14,15]。然而,虽然使用亚洲数据的论文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长,但其理论框架大多还是西方现有的,鲜有创新与发展。尽管管理学在过去的6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其理论范式大多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北美,根据当时的管理现象及其文化、哲学和研究传统而创立。而在近几十年中,新理论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有着新的社会环境,而又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其管理实践很可能与众不同。因此,诸多知名学者呼吁并鼓励华人管理学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融合东方概念与情境来不断创造出新的管理理论和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也指出了在检验东方概念有别于西方概念的难度,特别是这些理论构念的对等性、突显性和融入性[16]。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管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和蓬勃发展,中国的管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学者还尝试将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的理论方法相结合,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管理学界仍然缺乏相应的本土管理研究,更没有形成所谓的“东方管理学”或“中国管理学派”。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不足:①缺乏本土理论的构建;②缺乏与本土哲学的衔接;③缺乏与西方哲学及理论的对话[17]。因此,需要国内外华人学者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更大的努力。谢佩洪等[8]在《管理学报》的文章中指出,可以借鉴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表述,提出了中国管理学研究如何“接着讲”的3个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对着西方管理学讲”。并将“对着西方管理学讲”放在最后的位置,以此强调先有本土研究,然后再与西方研究平等对话。

4.1为何要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中国的企业在经营与管理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国内外中国管理学者对于全球管理理论的贡献却与此并不相称,其中原创性的理论非常少。无论是丰富的中国管理实践还是悠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尚未对过去及当前的国际核心管理理论产生巨大影响。严格地说,完全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并能对国际主流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理论尚未产生[15]。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管理研究成为美国管理研究的附庸,甚至中国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成为了美国商学院在中国的分院,变成了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更多地聚焦于演绎式的西方管理理论的假设检验型研究。做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如果中国管理学者想要对全球管理知识有所贡献的话,那么应该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羊肠小道。这类研究需要从一个理论开始,而现在大多数的理论都是由美国的学者们创立的。当然,这些理论毫无疑问是根植于美国的制度、文化和历史情境之中。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是一个合理的学习策略,它有助于学者们学习符合国际标准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研究思想和研究成果。现在中国的这类管理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没有错,但是如果一直满足于当学生去模仿和学习,“吃别人嚼过的馍”,不积极主动地争取学术的独立性和主导权,面对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升级发展的现实问题,则将会导致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但是,30年过后,大量的研究并没有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中国管理理论[18]。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儒家文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转型和快速增长中很多独具特色的元素在现有管理理论中还没有得到体现。现在,我们十分需要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只有扎根于中国独特管理情景的管理知识创造,才有可能对全球管理知识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中国管理研究到底为全球学术界贡献了什么管理知识?JIA等[19]基于1980~2010年发表于7种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的259篇中国情境实证研究以及《组织与管理评论》自2005年创刊以来的43个实证研究作为样本,用来评价中国情境研究在构念(what)、关系(how)、逻辑(why)等方面的贡献。结果表明,过去的30年间中国管理研究仅仅贡献了市场转型[20]、网络资本主义[21]和关系[22]这3个新概念,并没有发展出真正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只是贡献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如面子、人情、仁、报等)而已。30多年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中国管理学研究对管理学贡献的新知却非常有限。采用中国样本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情境中发展出来的既有理论作为逻辑基础,缺乏对中国本土情境的关切,并没有揭示出中国管理实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专有性特征[23]。库恩认为概念、理论和范式是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现实中的困惑、问题和世界观的反映(具体反映在制度、思想和文化信仰)。早期理论家关注其所在时代的社会问题,致力于解决组织的生产问题,并因组织形式和实践的多样而感到困惑。创立理论的动机在于解开管理谜题,并解决当时的管理问题。在理论创立早期,由于无可借鉴,研究者只能选择与其相关的管理谜题、异象和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从而创造出新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商学院已经掌握了管理的基本研究方法,但在理论构建上依然很薄弱。因此,有关“如何构建理论”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提升的一个知识领域。本土管理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商学院的学者而言还比较欠缺,学习理论构建的目的是能够“解释和理解”本土情境的经验困境。我们为什么要开发本土管理理论,既不是为了发表文章,也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发展管理和商业世界里某些有趣但却深深困惑着我们的那些现象的富有洞见的理解和解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结构。

4.2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思路

鉴于东西方在制度、哲学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情境差异,东方社会有着不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体系,从而导致了本土化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台湾学者率先在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等领域开展的“本土化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天中国企业30多年的管理实践已经为理论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构建本土管理的新理论已经成为国内外大部分华人学者的共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应该离开美国式的循规蹈矩和旨趣需求,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实践性。我们应该敢于自我欣赏,敢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是留在原地继续做美国研究的婢女,还是勇敢地奔向自由与向往之境,摆脱“皇帝的新衣”般的思想贫乏型研究,进而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答案似乎不言自明[24]。DUBIN[25]是较早强调理论开发对科学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理论关注的焦点就是人类的思想。或者说,理论开发满足了人类对现实进行归类、理解的需求。60年前,卢因提出,好的理论具有无与伦比的实用性。44年以后,范德万重申了这一观点。好的理论非常实用,能够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理论通过提高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的关联性、有效性和结构性,推动科学的发展[26,27]。从实践角度来看,好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找到应该研究哪些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这些关系背后的原因。高质量的理论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关系存在的条件和界限[25,28]。因此,我们通过开发新理论来推动整个学术领域的发展。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是市场之手,但肯定也有管理之手。管理研究者应该走到中国组织管理实践中,探究新的管理实践。中国为什么仅有有限的贡献,或许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于追随西方现有概念与理论,而缺乏理论创新的自信[29];二是迫于制度的压力,如升职称等,追求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即SSCI导向的量化指标以及相关的制度羁绊导致不敢研究新的中国管理实践[30]。三是掣肘于当前主流研究方法论和所谓的研究范式。1996年,WE-ICK[31]在《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郑重呼吁组织管理学者要“DropYourTools”以便轻装前进。我们的问题,恰恰是WEICK所说的:因为装备过于沉重而落后。目前我国管理研究的理论探索仍需要在以下4个方面有所提升:

(1)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有待提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博文[32]教授认为,目前学术研究存在两大潮流:一是课题专门化,二是学科专门化。本质上说,专题化研究生产出了一些像素很高的拼图零片,但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拼装这些零片,装零片的包装盒上也没有拼图全貌的示意图。学科化构成了一种威胁,它制造了新的、被学科术语和特有兴趣阻隔的研究孤岛。这不仅抑制了跨学科的研究,也妨碍了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越来越把精力放在取悦学科同行上,而不是强调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现实有什么意义。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混合研究方法、高级计量技术、以及最近令许多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实验方法的时代,究竟是应该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社会现实对话呢?研究者殚精竭虑地确立某个关系,而顶级期刊的很多论文可以轻松地浓缩为一句话[32]。爱因斯坦提醒我们:“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必须成为科学关注的首要目标。你在琢磨你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中国国内却有不少管理思想创新的研究者,创新者的作品可能是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但往往因为原创性和本土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见解,并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中国学者必须摆脱过于注重计量、实验、统计的验证式研究范式而忽视其他探索性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盲目追求研究方法的复杂性与先进性,导致忽略了研究问题的本质,出现“高射炮打蚊子”的现象[33]。结果,顶级期刊上的论文长篇累牍地应付这些可能的方法论上的诘难,真正重要的研究发现也许反而黯然失色了。因此,管理学术研究需要在思想和验证之间,在理论想像和严谨研究方法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

(2)验证性研究为主而理论探索性研究不足

绝大多数组织管理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80年代之间,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和欧洲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期。提出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在理论形成的早期阶段在组织机构的管理中遇到的复杂现象。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停滞。自那之后,大多数管理理论构建停留在扩展(通常是增加一个新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限定(检验边界条件)、验证(如检验曲线效应)或改进现有理论的阶段[16]。从总体上说,在过去的20余年里,中国的管理学者热衷于检验从西方发展而来的管理问题、理论、构念乃至研究方法,而不是致力于挖掘基于中国现象的理论构建。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诠释、传播西方理论,那么,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产生,将会变得遥遥无期。知识的匮乏、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已经成为时代之痛。中国的管理者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挑战以及在理论上的困惑,都亟待通过详细描述方法和归纳式方法对它们进行解释和解析,因此,中国的管理研究迫切需要扎根式理论构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相比定量方法来说,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更有可能发展出高度中国情境化的理论[8,34]。正如徐淑英教授所言,我们需要通过案例研究方法来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案例研究方法的影响广泛,因为它引导研究者专注于那些没有明显答案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那些研究问题时常“意义重大”。而且它的研究结果时常贴近现实,甚至具有实用价值,让管理实践者感同身受[35]。通常情况下,案例研究方法比较适合对以下几类问题进行研究:难以明确定义的问题;隐含在过程之中且难以观察的问题;以及挑战现有理论逻辑的问题。除了案例研究方法之外,其他归纳的方法对于中国本土情境的探索性理论研究也是合适的。归纳的方法注重观察事实数据,提炼基于事实数据的抽象概念和关联系统。通过归纳的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既可以包含定量研究也可以包含定性研究。中国管理学者通过基于归纳的理论化方法,从而对所要研究的本土情境的经验困境提供最有力的解释,进而构建出本土独特的管理理论。

(3)管理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导致本土化不足

管理研究者似乎都更专注于验证和完善理论,而不是开发和运用理论,这就导致了一个很自然的结果,缺少切题性(relevance)。他们都太忠诚于自己的研究范式,过分强调严谨性而不是实用性。因此导致了目前管理学术研究的通病,即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如果没有现实世界的行,就产生不了理论世界的知。理论研究应以企业管理中的“实践问题”为导向。目前主流学术界重视的是对已有知识的理论贡献,即以“理论意义”为中心、以构建“一般规律”为先的研究范式[16]。观察西方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能发现理论联系实际以及理论服务于实践的重要意义。理论的发展不应该仅仅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更应该为真实管理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只有做到以“实践意义”为中心,以构建“地方知识”为先,本土管理研究才能有机会发展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36]。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研究者要抓住本土要素,特别要突出本土现象中的历史、语言、经验和文化内涵[37]。有了联系实际的理论,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商学院的研究一直饱受争议和批评,甚至有些人认为,当前的学术研究与商业世界严重脱节,已经沦为商学院和学者个人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活动。管理新知来自于管理实践,如泰罗制、行为学、领导学、战略理论等都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管理实践。反观战后的日本发展,其管理学研究至少贡献了诸如丰田制造技术(后发展为精益生产和精益思想)、核心能力、企业文化、知识创新公司、J组织、全员质量管理等全新概念和理论。这些理论和概念都是从日本企业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并抽象成管理知识的[38]。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企业和企业家的管理实践数不胜数,如华为与任正非,腾讯与马化腾,海尔与张瑞敏,格力与董明珠,阿里巴巴与马云,联想与柳传志等。中国企业在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目前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已成为美国管理研究的附庸,变成了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

(4)缺乏权威的专业学术平台和学术刊物

尽管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主要聚焦于组织管理领域),但是目前我国大陆仍缺少像美国管理学会(AOM)、战略管理协会(SMS)、国际商务学会(AIB)那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权威学术学会,更缺乏专门的某个学术领域(如战略管理)的全国性权威学术组织。成立于1936年的AOM是世界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致力于管理科学知识传播的学术性组织。截至2015年2月15日,在美国管理学会(AOM)的17846个会员中,来自美国的会员比例为54%,仍为大多数,而来自西方(北美和欧洲)以外的机构的会员仅占18%,且在这些机构中,又仅有9%在亚洲设有分支。此外,搭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发展的支持平台非常重要,尤其是应用型理论的学术期刊更适合中国探索性研究的需要,因此学术期刊界需要积极打造出中国式的《哈佛商业评论》和《斯隆管理评论》。AOM出版了6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杂志,它们风格迥异但又互相关联(如AMA可以进一步通向AMR,AMD也可以进一步通向AM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AMR)注重原创管理思想类理论构建文章的发表;《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AMJ)注重严谨验证性定量文章的发表;《A-cademyofManagementAnnals》(AMA)注重管理各领域最新研究进展的综述评论性文章的发表;《AcademyofManagementDiscoveries》(AMD)注重组织与管理现象探索性研究的发表;《AcademyofManagementPerspectives》(AMP)注重企业管理实践的实务类文章的发表;《TheAcademyofManagementLearningandEducation》(AMLE)注重管理学习和教育类文章的发表。AOM真正做到了让学者们能够百花齐放、学术争鸣,而这却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的学术刊物把计量模型和统计实证分析作为主流甚至是唯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大大限制了中国学术和理论的本土创新。

5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未来与展望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当关注中国的管理情景,发现有意义的独特管理实践现象,改进西方现有理论,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对全球管理知识作出贡献。是时候了,我们离开陈旧的华堂,披荆斩棘,去建筑自己心中理想的城邦。我们一直以“顶天立地”作为研究追求的目标,真正的顶天立地是,我们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腰板笔直,脑袋在中国的天空里[24]。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背景下,并在中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智慧的基础上,以“立足中国,关注实践,贡献主流,影响世界”为立意与宗旨,继续努力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丰富现有的管理理论体系,是海内外中国学者的重要时代使命[37]。那么,如何具体构建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呢?任兵认为在构建基于独特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时需要遵循5个原则:理论的构建要紧密联系实际、抓住“本土”、掌握“合适”的方法、提升理论的“品质”、保持“开放”[36]。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不是对西方主流理论的“修修补补”,必须实现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对原有理论体系硬核的突破。陆亚东[39]认为中国的管理学者既要了解和参照国际主流管理理论的构建模式,更需发挥自己的优势,走出独特而有效的6条路径:困惑驱动式、哲学引导式、分类式、框架式、比较式和隐喻式。笔者认为困惑驱动式、哲学引导式和隐喻式更有可能实现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突破。困惑驱动式是华人学者实现全球管理理论贡献的绝佳机会,我们缺乏对真正商业实践的足够关注和深刻洞察。中国独特的本土制度环境、市场特征、商业实践和管理文化给管理学者提供了许多困惑性的难题,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深入系统地探求实践中的真正困惑和问题。隐喻和哲学引导也是发展中国管理理论很好的方式,它既能包融中国特有的传统哲学和古典管理思想,又易被实践前沿的管理者理解和接受。这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智慧必将能够指引中国企业未来的战略制定和管理实践。德鲁克曾经明确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基础来转移的,并受社会价值、传统、习俗所支配,因而管理越是能够运用当地的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管理智慧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智慧经过概念化的过程,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因为很多中国传统智慧都没有经过概念化的过程,并发展成理论。比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们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中国人很久以前已经有“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已指出人的需要是分成不同层次的,但需求层次理论是由西方人提出,而非我们中国人,正是因为我们缺乏理论构架所致。中国人的智慧着重“悟”(非常深邃的直觉洞察力),强调靠个人的“修为”,因此,中国管理学派或东方管理学要在这方面下工夫。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基于文化深层结构这一基石的基础上。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的管理经验确有可取之处,管理的中国经验不仅具有“各美其美”的本土价值,而且还具备“美美与共”的全球价值[37]。形成中国的管理学派离不开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智慧,也离不开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更离不开我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应该秉承“以我为主、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自成一家”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学者构建本土管理理论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是如何“知古”,即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第二是中西的文化双融;第三是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双融[4]。21世纪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及智慧的探讨,相信定能为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提供养分,互补不足,将管理之道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中国学者通过“中西双融”、“古今双融”、“理论与实践双融”来构建本土管理理论仍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但只要找到了路,就不怕路有多远!鸣谢感谢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李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贾利军副教授与哥本哈根商学院李鑫助理教授的指导建议。

作者:谢佩洪 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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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陆亚东.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窘境与未来[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3):3~15

第二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要:

我国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过分重视学生应用技能的习得,而忽视了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导致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严重缺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思想文化素养培育的中心环节。安徽三联学院作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积极创新思政教育改革,开辟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新模式,在增强思政教育实效和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院校;传统文化;思政教育;人文素养

目前,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过于重视标准化、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思想文化素养培育的重要手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将传统文化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辟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不仅是促进思政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也为思政教育与学生人文素养培育找到了契合点。安徽三联学院积极探索,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开辟出“论坛•讲堂•主题”三位一体的思政教育改革模式,着力于广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和提升。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养的基本概念

人文素养中的“人文”,在广义上指:“强调人的地位与价值,关注人的精神与道德,重视人的权利与自由,追求人的旨趣与理想的一般主张。”[1]人文素养主要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终体现在人文素养的底蕴中,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人文素养的培养比数理能力的培养更为基础[2]。因此人文素养的培育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养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学校重工轻文,人文素养教育缺乏

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往往忽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不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健全人格等的形成。一是缺少人文学科的设置;二是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不足。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滞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出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等观念对大学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如“仁爱”“诚信”等思想为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却没有在大学生身上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不仅有利于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更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提供了契机。(三)大学生人文意识的欠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较强,但自身的人文素养基础较弱,对人文教育缺乏兴趣,表现为社会适应能力低,人际交往能力差等。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实际特点,运用恰当有效的方式,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显得至关重要。安徽三联学院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紧密结合学生实际,以丰富的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对学生人文素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养培育的探索———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

(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的目标与思路

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的目标与思路如下:①目标:依托安徽竹稞学宫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竹稞学宫”),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以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②思路:充分发挥竹稞学宫及学校社团的资源优势,开展竹稞论坛、竹稞大讲堂、主题教育活动等,以论坛、讲堂、主题活动等形式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学中。

(二)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的过程与方法

1.竹稞论坛———强化学术研究,夯实人文素养教育理论基础。竹稞学宫是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术性研究机构。2014年已成功举办了以“道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为主题的竹稞论坛,我校金会庆校长、安徽文史委副主任陆勤毅教授等30余名专家教授参加论坛。思政教师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形成了关于此次主题的论文集。

2.竹稞大讲堂———文化融入思政课堂,丰富人文素养教育内容。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竹稞大讲堂旨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展人文素养教育。竹稞大讲堂由竹稞学宫和我校思政部主办,每年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开展4~5场文化讲座。目前已成功举办了7场,从中国道家思想、哲学到儒家文化、剪纸文化等,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3.“中国梦•文化魂”主题教育活动———理论外化于行,拓展人文素养教育实践。为了将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思政部和竹稞学宫联合举办了以“中国梦•文化魂”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主要开展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故事汇”征文比赛、故乡文化摄影展、“激情足球•缘起蹴鞠”趣味足球赛三大品牌活动。活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以丰富有趣的形式吸引了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加深了广大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实现人文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四、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的主要成果

第一,竹稞论坛为我校思政教师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掀起了一股学习与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自论坛开展以来,已有多名教师发表多篇文化类论文,多项课题立项,形成竹稞论文集。以研促教,部分研究成果已被运用于思政课堂教学。第二,竹稞大讲堂的开设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很多教师、学生慕名而来,每场讲座座无虚席。从学生所写的感想体会中发现,讲堂的开设更易引起他们对价值观、人生观的思考。第三,“中国梦•文化魂”主题教育活动取得良好效果。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学生在丰富有趣的活动中不断学习和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征文比赛评选出的优秀作品结集出册。文化摄影展活动已有几十幅优秀作品在学校图书馆展出。趣味足球赛也已纳入到社团品牌活动,每年定期举办。第四,探索出了“研究中心、教学单位、学生社团”有机融合、合作育人的有效模式。思政部教师开展学术研究,研究成果反哺于思政课教学;竹稞学宫、思政部依托学生社团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学生社团是思政部的服务对象、得力助手,为思政部开展思政理论课第二课堂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三者之间作用机制。

五、结语

经过近年来的探索,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缺乏一种长效机制、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深度问题等。今后,学校应当继续深化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完善各项制度规范,推动并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取得理想的效果,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曾媛媛 单位:安徽三联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参考文献:

[1]何光沪.月映万川:宗教、社会与人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上官子木.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基础[N].南方周末,2004-02-26.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初中英语教学渗透

摘要:

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到初中英语的教学中,这不仅对传承中国文化有帮助,还能促进学生了解西方文化,使得中西文化完美的结合;同时还能促进学生对英语这们课程的理解和学习,挺高语言的运用能力。

关键词:

传统文化;英语教学;初中;渗透

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传达情感的重要媒介。由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中国与国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英语也成为了中国学生们学习的重要课程。语言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协同发展。因此在初中阶段的英语课程学习中,就必须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到初中英语教学中,将传统文化用英语的语言方式进行理解与表达,提升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增添中国元素,帮助学生们更好的掌握英语语言的运用与表达能力。

一、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初中生进行英语学习主要是为了能够与外国人进行友好的交流,并同时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更好的传播传统文化,初中生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从中体会到英语的表达习惯,避免在与他人进行英语交流时将所说的英文被中文化,或者是对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不能够被他人准确的理解,从而产生了交流障碍。因此初中生首先要了解两方文化的差异,这样在表达事物或者感情的时候,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方式,使得语言表达更容易被人理解和认可。例如老师在指导学生将中国的格言警句翻译成英语时,如果老师将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些词语直接翻译成英语,尽管我们能分辨其中存在的差异性,但是西方人却理解不了这其中的含义,也不懂这句话到底表达了什么,它的巧妙之处又在什么地方。因此老师在平时授课的过程中,就要多给学生们谈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将它与西方文化进行很好的对比,从中认识到差异所在,就能让学生们用符合西方逻辑的英语表达方式来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内涵。

二、运用翻译促进学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目前大部分的英语老师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让初中生做一些翻译类的题,因为他们觉得初中阶段的学生还没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并且掌握的英语水平还不能够达到翻译句子或者文章的水准。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英语翻译的同时,要意识到语言表达和语言翻译是存在差异的。当学生在用英语表述和传达对一件事物的想法时,使用的表达方式不正确或者太难表达时,就可以换一种方式,而翻译确是完全不同的。翻译的要求是要准确无误的体现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且要让需要翻译的人还能在翻译之后也能明白原文到底说了什么内容。尽管初中生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应定的缺陷,但还是要正确面对,以期找出弥补缺陷的有效措施。

三、运用科学的英语教学方式

在初中英语的教学中,要借鉴学生已有的英语学习模式,制定出科学的教学方法。教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找到正确引入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充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内容,提高初中生对两种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制定科学的教学方法时,首先要立足教材,探讨教材内容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同时在讲授课程内容时科学的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根据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的差异,英语的表达方式来对个节日的起源、内涵以及风俗进行阐述,从而更深层次的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区别所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还可以将中西文化中存在的鲜明对比以及多种多样的的教学内容相结合,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初中英语教学的实践中去,达到传播优秀文化,实现文化教学的目的。另外英语老师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内涵,夯实自己的文化语言基础,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解与研究,增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认知。这样在进行英语课堂讲授时,才能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四、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英语老师在进行英语课程讲授时,要善于发现那些思想已经被西方化的学生,纠正学生普遍认为的要学好英语就要学好西方文化的偏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学生的自豪感。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备课过程中深度探析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将其与西方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两者能够有效的进行对比。与此同时,要找到中国文化在艺术与其他领域向英语教学渗透的媒介,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的向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另外还要把两种文化时刻进行对比,突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优势,要让学生意识到我们学习英语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与西方人的交流,更是为了将我国的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到中国文化,展现出我国传统文化魅力与活力。

五、综合实践语与运用

学习语言的目的就是要使用它,能否熟练的运用语言是评判语言掌握程度和水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生在课堂学习结束后,要进行实践运用,从而更加熟练的掌握英语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平时英语老师要注重分析英语学习的运用和成果反馈的途径,为学生们提供一些实践训练的的活动平台,同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策划一些互动游戏,是学生在娱乐的同时还能将学习的知识加以巩固,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能从中获得学习得充实感与愉悦感。另外还可以组织一些文艺汇演,选择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小故事将其编成英语话剧或者是组织英语竞赛等,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到其中,提高英语交流的水平。

六、结语

综上所述,将中国传统文化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们认识和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更好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同时还能让初中生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掌握一门外语技能,提升初中生跨文化学习与交流的能力,更好的促进青少年的教育事业。

作者:王洁 单位:贵州省六盘水市第一中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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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电视广告创意运用

摘要:

当今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些媒体为了博得更多受众群体的眼球,将中国的传统元素融入媒体节目当中。其中,电视广告对传统元素的应用最为明显。本文主要研究电视广告当中,如何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创意结合起来。笔者从元素的种类谈起,并深入了解了传统文化元素所代表的各种文化内涵。本文还阐述了电视广告在文艺、道德以及民俗等方面的创意应用。

关键词:

传统文化元素;电视广告;创意应用

一、前言

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共融的时代当中,传统媒体要想得到发展就需要注入新的创意元素。传统的文化元素能够带给电视广告以新颖的创意思路,使广告获得更多的关注。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电视广告具有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传播效果上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促使电视广告拥有更多的创意灵感和发展空间。

二、传统文化元素分类

在传统文化当中,文化元素分为几个主要的类型。其中一个类型就是具有实体形象的元素。例如,十二生肖或神话传说当中的神兽,这类元素给予人们特殊的含义,使广告增添了神秘感和不一样内涵。广告在传统文化的融合下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实体元素以外,包含很多艺术内涵的元素也是广告创意者的最爱。一些传承的手艺赋予了广告以艺术美感,中国传统的剪纸、对联都是该类文化元素当中的一种。[1]很多现代广告当中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民众觉得该类型的广告更加古典和朴实,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除了以上两种文化类型,中国还有最为显著的文化元素代表,就是中国的道德观念比较强,在传统文化元素当中,存在很多强调道德伦理的名言古句。一些电视广告将这些朗朗上口的道德名句运用到创意当中,不仅给受众群体以道德方面的警醒,还使广告充满了公益的性质。

三、传统文化元素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寄托。包含了传统文化元素的电视广告同样继承了传统文化当中的中国情结,从思想上就得到了受众群体的共鸣。在传统元素当中,“龙、凤凰”等神话元素都代表了吉祥和幸福,给人以祝福的感觉,而传统元素当中的剪纸、对联则代表了喜庆、红火。那是中国年的标志,也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期待。广告创意当中传统元素的融入使广告被赋予了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2]

四、电视广告对传统元素的具体应用

(一)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传统的文化元素具有其独特的多样性,在众多的文化元素当中,很多适用于电视广告。在新媒体发展的时代,一些电影宣传片以及唱片宣传都需要以广告为宣传主体。那么,在广告盛行的时代,广告的创意已经成为受众群体较为关注的焦点。一些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电视广告正在呈现,一些以传统文化意境取胜的广告正在空前传播。剪纸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人们在传统节日当中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和对剪纸艺术的喜爱来凝结美好的艺术设计。除了剪纸,中国的文化元素当中还包含了代表着人性高洁的“梅、兰、竹、菊”以及传播久远的“酒文化”。当中央卫视将某品牌酒的广告播放出来时,观众们可以从该广告当中找到古典的音乐、酒与竹的结合。传统文化当中,竹的含义代表君子,而酒是君子结交过程中的一项媒介。[3]该广告将酒与竹的元素巧妙融合起来并配以古典的感觉,促使人们深深地感受到古人饮酒时的豪爽以及酒所带来的君子人文情怀。

(二)道德价值的核心渗透

道德元素在广告创意当中的应用往往出现在公益广告当中。一些公益广告将有明显道德文化元素的传统文化融合到广告当中,试图提醒观众应道德的要求,要多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对身边的事物多一些关心。也是在央视的广告当中,一个老人出现在画面中,同时广告配置了让人感到孤单的背景音乐,老人不断地拨打子女们的电话,但子女们都说没有时间回来,工作很忙。那天是老人的生日,老人一个人失落地看着桌子上的蛋糕和一桌子饭菜。无可奈何的老人将自己快要死亡的消息告知了子女。广告的最后是大团圆结局,老人的子女结伴归来,为老人庆祝生日,老人一家幸福地笑着。该广告从对父母恩情的元素入手,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德伦理融入创意当中,使观众感同身受,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父母,达到了公益广告的目的。[4]

(三)民间习俗的应用

中国的传统习俗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中国代表了民族的向心力,也代表了民族的包容性。在很多公益广告当中也存在对民间习俗的应用。很多广告创意设计师在设计广告时,将民间习俗当中比较能引起共鸣的元素放置到广告当中,不仅激发了观众对广告内容的兴趣,还能将广告的寓意顺利地传播出去。同样是央视的一则广告,为了提醒国人不忘中国的传统节日,广告将一些中国古典节日的习俗串联起来,组成比较好记的顺口溜,小孩子们穿着红色的上衣,拿着代表喜庆的灯笼,笑着闹着并唱着节日的歌谣。[5]该广告想要将已经被人们忘记的民间习俗再次宣扬,督促人们牢记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传统习俗。在这些节日里,人们相聚在一起,拥有团结的意识和凝聚力,增添了家庭的幸福感。

五、结语

尽管时代在变,但永远不会改变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电视广告当中所融入的传统元素能够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传达出来,具有正能量的电视广告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自信心,也能帮助电视广告建立更多的公信力。传统的文化元素已经成为电视广告创意的源泉,为电视广告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作者:王竞超 单位: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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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海鹏.广告创意中传统文化艺术的应用——以水墨元素为例[J].学周刊,2015,02(10):232-233.

[5]陈琳.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广告创意中的运用分析[J].大众文艺,2014,11(08):55.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环境艺术设计运用

摘要:

随着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也得到很好的运用,众多的设计师们运用自身的灵感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感悟,将其很好地融入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现代环境艺术的内涵,分析当前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现状,并对如何加强其运用给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传统文化元素;环境艺术设计;西方现代设计理念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

1.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

我国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且历史悠久的古国。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代表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风土人情等。将这些很好地运用服装设计、土木建筑、绘画艺术之中,不仅可以传达我国中庸和谐的儒家思想,还可以体现无所不容、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复苏和传承。

1.2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

环境艺术设计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了效仿日本,将原本的“室内设计”改名为“环境艺术设计”。它是依据环境而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强调色彩搭配合理、形态自然天成、材质肌理美观大方,能够体现出环境与艺术的高度融合。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环境艺术设计已经不仅局限于“室内设计”,当前还包括城市规划、室内装饰、建筑设计、景观园林规划,等等。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传统的土木建筑、园林艺术等方面自成一支,形成了拥有民族文化风格的独特艺术。艺术师需要结合时展,吸收先进设计艺术理念,对我国传统的文化元素进行提纯凝练,获取其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其能够创作出更加符合民族文化思想的现代化环境艺术作品。

2.1传统文化赋予环境艺术设计持久生命力

设计师们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应该以民族传统文化为理念,以当前设计方法为手段,科学合理的融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特色,使所要设计的环境艺术拥有持久的活力,赋予其永久的生命力,使创作出的作品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民族文化韵味,促进我国环境艺术设计事业的健康长久发展。

2.2传统文化增强中国环境艺术设计的含蓄性

我国的传统文化处处渗透出“含蓄美”,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环境艺术设计是艺术设计中的一个分支,它既包含形态语言,又存在感性语言,不仅有具体表现,还有抽象性的勾勒,不仅具体真实,而且还有朦胧模糊美感。所以,环境艺术设计时应注意以境感人,禁止艺术表达过于直观,言语运用过于泛滥,要让处于其中的人们拥有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为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想象力提供足够的机会,这样才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含蓄性,才能表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含蓄美的价值。

2.3传统文化增强中国环境艺术设计的和谐性

我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神形合一、虚实相生等众多的和谐理念,这些理念勾勒出和为贵、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了人与环境应该和谐统一,应该和谐相处,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由于我国过去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对于环境的保护,因此,使得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所以设计师们要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在设计时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才能设计出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作品,才能使得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进行。

3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现状

由于众多的外部因素,导致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走了许多的弯路,曾经设计师们一度崇洋,对西方的理念思想实行“拿来主义”,只追求高材质、高消费,而忽略设计中与环境的合理搭配,无视材料选取与实际景观的合理运用,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缺少整体规划的观念,这就使得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缺乏新颖、鲜有个性,对我国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极为不利。

3.1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当前我国许多设计师否认民族传统的风水学理论,认为传统风水学是封建迷信,应该对其舍弃,这使得我国环境艺术设计理论缺失,甚至处于空白,最终导致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乘虚而入。同时,由于众多的外部因素,使得崇洋思想盛行,导致我国众多古城特色、文化遗产遭到遗弃,使其逐渐失去原来的光彩。城市的设计由于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如今呈现千篇一律的形态,失去了原本地域特色,呈现出不伦不类的艺术形态。

3.2传统设计作品日渐减少,有待保护

我国现存的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环境设计作品每年都在减少,而且大多集中在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的偏僻乡村。这些乡村尊重传统,爱护古民居建筑,对当地的地域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但由于外部经济的冲击,金钱利益的诱惑,使得这样“神形合一”、“天人合一”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少,并且范围也在逐年递减,有的甚至受到城市规划的影响,使其损坏毁灭。

4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的策略

4.1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复制或者仿制

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应该把传统文化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理念融入进去,使得传统与先进相互碰撞,古代与现代相互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觉形态,使环境艺术品不仅具有现代化的艺术形式,简洁明了,而且具有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浓厚深沉。

4.2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变异和进化

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具有发展性,应该结合时代的特点,对其进行选择性继承和发展,对它本身的不足应该予以摒弃。所以,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时,应该发现传统文化中的亮点,然后将这些亮点放置到创作中去,之后运用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对其结构进行重组,使其表现出新的韵律,形成拥有传统文化气息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作品。

4.3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继承和创新

传统文化元素只有融合现代设计理念才能得以传承发扬,现代设计理念只有以传统文化元素作为支撑才能得以创新发展。就如同苏州博物馆新馆,它不仅融合了中国传统遗产的内涵,而且还有效利用了现代化的设计理念,采用了现代园林艺术的设计思想,使其成为苏州城的一座奇葩,人们出入其中,不仅可以体验现代文化几何构型的唯美,还可以感受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浓厚气息。

作者:陈妍 单位:大连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方,梁朝昆.浅析产品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创意[C]//节能环保和谐发展———2007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二).2007.

[2]宋志军.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出版营销过程的启示[C]//优秀出版物价值论: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优秀文集.2008.

[3]冯涛.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吉祥文化及其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8

第六篇:中国特色定格动画传统文化情怀

摘要:

定格动画或许没有二维动画自由的想象力和表达力,没有三维动画炫目的特效和场景,但定格动画有独特的魅力。定格动画中的手工物件所带来的视觉上的真实感与亲切感是其他动画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传统服装、器皿物件、建筑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受人们的喜爱。我们应以锦衣、亭台楼阁和陶瓷木器作为定格动画的元素,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巧妙,推动中国定格动画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

定格动画;中国特色;文化传承

动画工作者用各种材质制作出角色,操作角色的动作和表情,通过逐帧拍摄、连续播放的方式,述说故事和表现角色的特点,细腻质朴,清新有趣。这样的动画就是定格动画,这样的动画工作者是一名能工巧匠,也是一名能赋予动画角色生命的动画师。每一部定格动画的出现都是难能可贵的,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花一草,都需要手工创造。定格动画定格的不仅是过程,还有艺术创作情怀。正是这一针一线带来的强烈的感情,让每一部优秀的定格动画成为宝贵的经典之作。正如中国传统艺术精雕细琢的表现方法一样,定格动画艺术沉淀着文化、沉淀着韵味。文章将定格动画概括为四个字,即“珍”“宝”“国”“缘”,分别从这四个方面解读定格动画的特色与传统文化情怀。

一、“珍”字的内涵呈现

“珍”意为珍宝、珍贵。与主流的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相比,定格动画数量较少、质量较高,但定格动画传播速度慢、普及率低,这导致它急剧萎靡。定格动画既没有二维动画那样自由的想象力和表达力,也没有三维动画那样炫目的特效和震撼的场景,但定格动画的角色细腻、真实,还有精致的布料服装、黏土等材质的皮肤、随意变化的动作表情、点点滴滴的画作,可使观影者享受到造物的乐趣。在这个电脑动画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定格动画作为一种清新、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被传承下来。回顾动画的历史,动画在诞生之初是以单幅漫画形式存在的。中世纪之后思想解放,绘画风格由繁至简,漫画开始作为一种讽刺政治的夸张表现手法,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其后数百年间,漫画从讽刺政治发展为讽刺社会,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后发展为有故事情节的色彩丰富的漫画,被人们津津乐道。20世纪初期,电影的发展使漫画随之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动画。幽默风趣的动画展现着深厚的文化魅力,用令人震撼的、神奇的画面满足人们的感官体验,用夸张、个性化的角色表达情感,用风趣幽默的故事表现想象的情节。运用想象力进行自由创作成为动画创作者有力的创作手段。动画通过生动、有趣的形象和故事表达人们天马行空的想法,发挥人们的想象力。然而定格动画创作受限颇多,角色、场景均由现实的材料制作。定格动画与电脑制作动画的高效、夸张、收益大等特点相差较大。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我国著名的动画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较早的动画制片厂之一,出品了很多优秀的定格动画,如《神笔马良》《阿凡提》《孔雀公主》等。在半个多世纪的动画创作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定格动画艺术家,制作了许多珍贵的定格动画作品。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创作陷入低谷。人才、资金的缺失,制约了中国美术片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脑三维动画、Flash动画等快速地发展起来,就连传统二维动画中的描线、上色等手绘工作也被电脑操作取代。在电脑使用越来越便利的现代,动画创作者的选择渐渐偏向高效率的电脑动画制作。一个夜晚的三维模型制作,后期动作表情只需要操作骨架肌肉就可以快速成片,并且生动有趣。反观定格动画,为了表现更流畅的动作和更丰富的表情,动画创作者需要制作几十乃至数百个模型才可以实现,耗时耗力,相比之下,电脑动画制作的优势显而易见。定格动画没有可取的地方吗?时代的发展是否一定会淘汰旧的、迎接新的?近百年来,定格动画虽然发展缓慢,但没有消失,还有人在追求那种情怀,追求动手、玩耍中的快乐。

二、“宝”字的技艺魅力

“宝”意为宝物。下面文章先从定格动画精神层面的意义入手,阐释定格动画是“造物”动画,然后从定格动画的实际优势方面讨论定格动画的发展和潜能,展现定格动画的独特魅力。定格动画具有独特的魅力,它作为一种清新、亮丽的动画艺术表现形式一直传承至今。定格动画是旧物,但不是糟粕。时代没有淘汰定格动画,它还能在现代社会中利用自身的特点不断改进、发展。定格动画的人物和场景取材于大自然中的事物,材料可以是容易造型的黏土,也可以是不能轻易改变形状的金属,人们自由地运用五花八门的材料和工具表达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丰富的材料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也极大地调动了创作者的想象力。定格动画是一门手工艺术,不同的材质和手工制作技艺所带来的定格动画给予人们的视觉享受是其他动画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所以定格动画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定格动画技术门槛低,投资成本相对较低,对器材的要求相对于电脑动画而言也比较低,但并不是无要求。定格动画不是“捏泥巴”,除了要求制作角色的材料丰富、多样且追求创意外,骨架的使用对定格动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骨架(或称关节)是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严格的定格动画对场景和灯光也有一定的要求,成功的灯光布置可以准确地暗示时间和营造气氛。一个影视公司,一个动画工作室,一个学生团队,甚至一位动画爱好者就可以制作出优秀的定格动画。一部优秀的定格动画作品因惊人的创意和细腻的手工而熠熠生辉,这一独特的动画艺术虽不似电脑动画那样,如大河奔腾,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细水长流。

三、“国”字的特色风格

各国动画都有各自的特点,中国的动画创作者只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才能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动画特色。21世纪,世界上的主要动画出产国已经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摸索中确定了自己的动画风格,并且影响着世界。美国动画积极、乐观,娱乐性强;法国动画崇尚艺术,蕴含哲理;韩国动画表达了韩国人平和、静谧的思想,含蓄细腻,平和动人;日本动画深沉、庄严,令人深思。在世界各动画大国的绘画风格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笔者不禁思考:中国的动画应该是怎样的动画?我们看中国动画时,想到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旧的未必是坏的,在这样庞大的文化基石上弘扬并创新传统文化,是一条无法被模仿的路。动画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展现,鲜明的民族特点和风格会在动画中得以体现与传播,这也是中国动画的活力所在和命脉所系。

四、“缘”字的传承创新

下面笔者以皮影戏为例,叙述定格动画与中国的缘分。中国的定格动画创作者应该做到的不是让世界感叹中国的“巧物”,而是要让人们通过中国的“巧物”欣赏中国人的“巧手”,让人们欣赏的不仅是艺术品,还有艺术,传播的不仅是文化,还有精神。早在动画出现以前,定格动画其实就与中国结下了一段“缘分”——皮影戏,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皮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时,艺人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作影人,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配以打击乐和弦乐,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皮影戏其实就是最早的定格动画。皮影戏创作者用兽皮雕刻上色,对大自然中的物体进行加工、创造,使之变成生动的角色,就像定格动画一样,皮影戏艺人赋予物体生命,用角色创造故事。皮影戏对角色的动作要求没有那么严苛,角色的肌肉变化和微表情均很难被表现出来,但在服装和场景设计上别出心裁。定格动画在场景和服装上的要求很严格,优秀的定格动画能通过物件和服装更好地表现出自身的艺术价值。中国古代手工艺术璀璨夺目,雍容华丽的锦衣和精雕细琢的陶瓷,都是了不起的艺术品。从古到今,人们对于中国的手工技艺、人文与建筑等都有颇高的赞许,这样的艺术让全世界人民叹为观止。发展中国的定格动画,用有趣的故事、饱满的角色,配以华丽的服装、精致的器物,一定能让定格动画走向世界,从而继承并弘扬中国文化。从商业的角度分析,可通过传媒手段带动衍生艺术品的发展,获得经济效益。数十年来,我国试过用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和动画等手段传播、弘扬民族文化。人们在提及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时充满自信,却往往忽略了文化最重要的作用——交流。文化因交流、融合而得以接受,因独特而得以傲世。目前,我们在让世界接受我们的文化方面做得还不够。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等用他们自己的叙述方式讲述别人的故事;日本动漫创作者画出了欧美怪谈类作品,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让别人感动。

结语

定格动画“定格”的是一种传统文化情怀,它需要创新、交融,才能越走越远。

作者:邓亚荣 黄迅 单位: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花.中国动漫产业民族道路探析.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朱学勤.浅谈定格动画的特色教学.科技资讯,2014(18).

[3]王嵋.中国传统艺术对中外动画片的影响.电影评介,2012(11).

第七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心理健康教育作用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现代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以国内外心理学领域对道家思想的研究为切入点,以点观面,阐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作参考。

关键词:

传统文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用;道家思想

自我国高校扩招以来,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加上市场经济下,竞争压力大,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的想法存在于大部分学生心中。对处于青年时期的大学生来说,其心理上并没有完全成熟,容易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自闭、压抑、行为怪异、自杀、自残、杀人、伤人等恶性事件在大学生群体中时有发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针对大学生日益严峻的心理健康问题,用传统文化的精华缔造大学生的健康心理,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需要。

一、现代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

1、缺乏理想、信仰

有观念称:八零后、九零后是信仰缺失的一代。以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就业难,腐败严重,贫富差距大,加上教育改革初期,大学扩招,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成倍增长,毕业就等于失业等等问题,让一些大学生感觉前途一片迷茫,没有理想,信仰缺失,浑浑噩噩度日。

2、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进步,物质上的不断丰富,竞争意识,商品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也容易造成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的泛滥滋生。部分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娱乐至上的思想深植其内心。特别是在恋爱婚姻观念上存在严重问题,如试婚、同居、第三者插足、未婚先孕等等。

3、价值观混乱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代大众传媒十分发达,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目前的大学生群体,九零后为主,是生长在网络发达的一代,网络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但是其中充斥的暴力、色情、政治错误等等满是负能量的信息,对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存在严重的干扰,导致其价值观念混乱。

二、道家思想与心理健康教育

在目前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已经与思想政治教育渐渐融合,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教师的教育工作越发地艰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一派思想就在此基础上渐渐步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视野中。当然这仅仅只是中国璀璨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此外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等等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现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联系也越发的紧密。以道家思想来说,道家崇尚自然,倾向辩证法和无神论,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提倡道法自然,无为不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思想主张深受国内外心理学家和学者的青睐。荣格(瑞士分析心理学家)在其著作《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艺术中提出“真我实现”的概念。这是其深入研究道家思想后并纳入心理学体系中的结果。西方人本心理学,以人为主,而非以物,比如卡尔.罗杰斯(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提倡“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疗法。这些人本心理学的观念,也是受着道家文化中自然无为的人性论的影响。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普特执教的《中国哲学课》是深受哈佛学子喜爱的三大选修课之一。在其课上,强调道家哲学家庄子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培养“随性而为”的能力,不能只是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等等。很多有关道家思想内容在其教学中被采用。这是一个道家思想走出国门的一个典范。道家思想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充足的心理学资源。但就国内研究这一方面的学者为数不多,不如国外研究的深入。从国内外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道家文化结合起来的现状来看,道家思想中的心理学内容普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肯定。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上下五千年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心理学内容将是十分丰富的,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

1、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三观”不正确会造成大学生对社会和人生及身边的人和事错误的认识和认知,许多心理问题都是错误的认识和认知造成的。以九零后为主的当代大学生,面临着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人生、社会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对和思考。可是,受当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代一些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非、善恶标准混乱,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内容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合法之道、仁道,是人安身立命的本钱和原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的帮助。

2、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信乐观的生活态度

无疾病、无体弱的状态是较为狭义的健康,人的肉体、精神、社会处于完善状态才称为健康。这种健康强调的是一种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圣人的和谐理想追求是不谋而合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仁者爱人(孔子)”强调的是人际关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心理健康的指导思想是心理和谐,将传统文化中的“和”理念引入心理健康教育才是具有独特生命力的。心理健康的基础是自信、乐观,大学生的心理并未完全成熟,极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引起自卑、消极等方面的负面情绪。在这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是不断进取的,但不能受困于外物,需淡泊名利,崇尚中庸之道。这就是自信乐观的集中体现,比如“否极泰来”(语出《周易》)。这些乐观、自信、和谐的传统文化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信乐观的生活态度,可以有效地调节心理平衡,保持心理健康。

3、有利于学生的人际交往

正常的人际交往是保持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是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校园是大学生步入的社会的前哨,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由于网络的普及,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主要依靠寝室和网络。寝室中人际交往是大学生人际交往中比重较大的一环,与寝室中与其他同学关系处理不好的学生,极其容易产生心理失衡,甚至出现心理扭曲,憎恨他人,打击报复、悲观厌世等负面心理是比较常见的。殊不知,当前大学生自杀、自残、伤人等恶性事件频发的成因,与寝室关系处理不好有着很大关系。网络生活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长期的网络生活会导致人际交往能力减弱,容易诱发自我封闭,变得孤僻。和谐思想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种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的比重很大。“爱人者人恒爱之”,孔子的这一主张将完美的人际关系做了标准注解。“礼、义、仁、孝、智、信”的道德主张,就是为了达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目的。因此,将这种传统的和谐人际关系理论引入心理健康教育是十分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进行和谐的人际交往的。

作者:高朋敏 王新峰 单位:辽宁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研究成果[J].才智,2012,29.

[2]经纶.走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视野中的道家文化[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5,(5).

[3]徐秀梅,赵金科.论法家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

第八篇: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

汉字作为中国古老文明的载体,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的古老表意文字之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汉字的传承和记载,中华上下五千的历史文化才经久不衰。作为一种书写符号,它的形、音、义无不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汉字在起到反映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当中,具有其他文字不可复制和比拟的美感。

关键词:

汉字;历程;传统文化

课题来源: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课题,课题名称:河南省国际汉语师资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编号:2016KY39。

汉字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表意文字之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代表的意义也随着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演绎推进而逐渐被赋予更深层次的内涵。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形成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与稳定,而且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自汉字产生后,就注定与传统文化挂钩,它的形、音、义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汉字作为“活的化石”,记载了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我们从汉字的造字方式和内涵,便可以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然而,许多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我们当今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接,通过汉字,我们便可以找到书籍中所记载的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具体内涵。

一、汉字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虽然可信度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确实能够证明汉字的发展历史悠久。在汉字发展史上,由于历史悠久,发展历程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分期是以字体变化为根据,即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但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中的本质变化,因此传统的分期并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关于汉字的本质变化主要还是靠汉字构造方法的变化说明,在此基础上相关人员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包括商代以前的文字;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包括从甲骨文到秦代时期的文字;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同时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包括从秦汉到现代的汉字。

二、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一)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足之本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保留文化至今且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根本,而汉字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足之本。自商周时期甲骨文产生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便逐渐开始兴起。汉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记录了从上古时期到现代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为后人考察某段历史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正是因为有了文字的记载,先贤伟人们才能够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如《论语》《春秋》《四书》《五经》等,被我们后来人所熟知了解。

(二)汉字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保留

汉字是中国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传承、发展繁荣的重要载体。使中国传统文化永葆生机,促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一,汉字作为各民族的通用文字,记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为全世界所震惊的无数发明创造成果,直接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有文字记载的资料。以方块字为主要形式的汉字,体现出中华儿女严谨、有礼貌的民族秉性1。长期以来,中华儿女在汉字书写的千年伦理道德的熏陶下形成了重仁重孝、谦虚礼让、和谐融洽的优良民族传统。第二,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延续和繁荣离不开汉字的记载。汉字早已融入进中华文化里面,成为中华文化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对传播中华文明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方言都可以使用汉字作为书写载体,对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汉字的发展创作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对联等文化,以及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2。第三,汉字创造了谚语、成语、诗歌、对联、散曲等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通过对艺术形象的生动化形象化描述,淋漓尽致的将圣贤们想要表达的精神表达出来。

三、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物质生活

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了采集狩猎到农耕经济的转变,汉字对于中华民族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都有一定的记载,其中对农耕经济的记载最为全面丰富。随着铁器的使用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演进,生产方式也经历了渔猎、畜牧和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相应也出现了与生产方面有关的词语。在畜牧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就是牲畜,牲畜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提高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先秦时代便有“六畜”的说法。伴随着畜牧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之反映“六畜”的汉字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对猪、牛、羊、马的象形汉字最多,这也间接说明了猪牛羊马等牲畜,在畜牧经济时代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3。到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时代,农业文明在汉字中的记载更加丰富。据相关史料记载,我国农耕文明发端于上古时期植被茂盛的黄河流域,一场大火将森林变为耕地之后,“火耕”一词由此而来,这一耕作技术在汉字中反映为“焚”,《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记载的,“焚,烧田也。”

(二)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制度习俗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源远流长,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表意文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深刻而又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第一,汉字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最贴切的反映体现在古老的姓氏文化上面。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姓氏主要表示血统来源,但当时女性占主导地位,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血缘关系也只能靠母方决定,因此子女大都随母姓。第二,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祭祀在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包括对天地宗庙、山川神邸的祭祀都是祖先非常重视的活动。祭祀时采用的方法一般都是杀牲取血、供献牺牲,而这里的牺牲一般指的都是为祭祀所贡献的牲畜。许慎就曾在《说文解字》中把“牲”和“牺”合在一起统称为祭祀品。第三,汉字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习俗方面也有一定的体现。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曾记载,“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因为古代黄昏时迎亲,故“昏”。“婚”是从“女子”和“黄昏”中会意形成的字。“娶妇以昏时”,则是与先民传统的“抢婚”习俗相关,为避免抢夺女子行为引起的骚乱,以及防止女性逃婚和反抗,“抢婚”一般是在日落天黑时进行。因此,“日落成婚”的习俗也逐渐被流传下来,这一独特传统的婚姻习俗在汉字中也被逐渐显示出来。

(三)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汉字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生活和传统的风俗习惯,对我国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如:“以人为本”“对立统一”“天人合一”等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一,古代人观察世界,突出强调人亲眼所见的客观真实世界。在他们眼中,很多事物都包括“人”的特质,并且这种主体性质的思维方式通过不断地演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并在汉字中广泛生动的体现着。比如:两个人坐在地上为“坐”,三个人以上为“众”,趴在地上的人为“匕”等,类似于这样的“人”字构形的汉字还有很多。第二,汉字与许多伦理观念也相关。“君”的古字上面是两只两两相对的手,双臂的内侧是个一个“口”,组合在一起就像一个正面坐着处理政务的君王。“臣”的古字像一个面朝左边,趴在地上行匍匐大礼的大臣,而在《说文解字》中“臣”的解释为一只竖立着的眼睛,人在低头时,眼睛处于竖立的状态,故“臣”字的人体构形展示了为人臣子的俯首屈从之态。“民”的古字更像是一个面向左的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体。到了汉朝,君王的正面坐形改成面向左的侧面形,就是现在的“君”字。臣和民本应该面向君王,表示服从和恭敬,所以由原来的面向左改为面向右,便成了现在的“臣”和“民”。第三,孝文化在汉字中的体现。“孝”字很明显是由上面的“老字头”和下面的“子”构成的,其想要表达的意义主要是小孩搀扶着老人的形象,从字面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孝道”的文化,从小就要尽心侍奉父母,照顾父母。实际上到了汉代以后,孝道被统治者所大力提倡,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来维护孝道,对于不孝顺的子女就要定罪判刑。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最大”。在不孝的所有罪行中,没有后代被看成是最大的不孝。而这里的“无后”主要说的是没有男孩子,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这与当今我们竭力倡导的男女平等背道而驰。除此之外,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讲究“阴阳调和”。它反映的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辩证思想,即在把握矛盾双方统一对立的辩证关系中,用一分为二的眼光去看待客观的事物。

四、结语

汉字作为中华五十六个民族都通用的文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简单书写符号,它是音、形、义的统一结合体。形成于上古时期,被汉民族所发明创造,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到行书等多种书写形式的发展,再到成为一门书法艺术,中间经历了漫长久远的历史演变,才逐渐由繁体字演变成为今天的简体字。研究汉字发展的漫长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和了解到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作为文化的载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不可磨灭。不仅促进了中国汉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和稳定,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有利于当今对中国古老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本文主要通过简单介绍汉字的发展历程,根据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笔者查阅大量有关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从对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浅显的分析中得出:汉字中深深的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为学好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先从汉字中去体会,汉字作为当今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完全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命脉。

作者:季雪冰 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文理学院

注释:

1.徐旭春伊.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辨析[J].参花(上),2015,04:145.

2.紫烟.中国汉字与文化的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4.

3.金嘉祺.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J].赤子(上中旬),2014(15):63-64

第九篇:中国传统文化产品设计研究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人文和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积淀。如何以设计的手段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将从从中国传统文化在设计方面应用现状和对产品设计的影响着手,归纳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相关性。同时本文还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产品设计中的运用手段,希望以此能在相关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传统文化;产品设计;影响;手段

一、引言

随着时代快速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世界的多元化推进,传统文化也受到了现代社会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其自身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传统文化之重要性在于它往往包含着及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沉淀,并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演变为对美的追求。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文化内涵上,都能为我们的设计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将对我们设计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文化在设计方面应用的研究现状

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各国的设计也都在力求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此来向世界展现本国的形象,本土化文化价值正逐渐被体现出来。从目前我国传统文化在设计方面应用的现状来看,大部分设计师更多只是针对于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的借鉴,仅追求与古代某种相同的符号或“片段”,并没有有效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景观设计、酒店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领域有了较为满意的成绩。但在产品设计方面,设计所传达出来的文化符号,地域特色还不明显。因此,只有让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才能形成我们特有的民族设计风格,这也应该是我们现代设计应走之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产品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在此之间,不仅影响了古代的造物设计思想,同时影响了当代产品设计思想,同时也对当代产品设计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天人合一”与当代产品设计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道与自然和谐统一。而当代产品设计中,可持续性设计思想正与“天人合一”具有相同之处。因此,在现代设计的可持续性方面,我国古代“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可为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以及可借鉴的思想体系。

(二)“以人为本”与当代产品设计

尹慧《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及现实选择》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当代以人为本的文化基础。作者追溯了古代、近代民本思想的形成历程,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以人为本思想——产品设计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当代的以人为本对民本思想和人本主义的扬弃。

(三)“知行合一”与当代产品设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是设计哲学的本质。因此,思想与生活实践应是统一为一体的。那么,对于产品设计而言,其影响因素,既包括知识、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也包括形而下的具体造物形式,其过程事实上也是知行合一的体现。因此,“知行合一”的思想也将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对产品设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产品设计中运用的手段

设计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既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表达,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目前来说,在我国设计领域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重视了对传统文化的表达与继承,但总体来讲,当代产品并没有体现出很明确的民族本土化特征。那么,如何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产品设计有效结合,以达到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产品设计对传统文化形式上的借鉴

传统文化的形式是设计师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汲取营养,并将其运用到产品设计中,最容易呈现结果的一种表现手法。这一层次的设计作品往往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提炼、抽象、再设计而产生的。它表现在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图腾纹样,通过设计处理将其运用于产品设计中,从深层的角度来讲,缺乏深刻的内涵。但如果对传统文化的把握到位,对设计目标人群需求明确,对设计的创新性、协调性、整体性都没问题的话,且具有一定的表现力,这同样能够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和肯定。

(二)产品设计对传统文化意境上的借鉴

意境是中国古人追求最高境界,给人一种虚实相生的感觉,体现了生命律动、无穷韵味的境界。例如:中国书法艺术中古人崇尚的意境和精神体现;国画中高远、平远、清远的审美表达;园林设计中曲径通幽、情景交融的艺术诠释;古建筑中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思想境界等。在产品设计中,大部分作品都可以得其形,却很难得其意,因此我们很难做到对古人的这种意境借鉴和应用。产品设计对传统文意境上的借鉴属较高层次,同时也有较高的要求和难度,因此大多数设计师来都难以达到,当然所设计出来的产品也应属精品了。

(三)产品设计对传统文化思想上的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其思想体现在以儒、道、佛等多元文化之中。它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形成的思想结晶,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共鸣的,因此其设计思想是能够迎合消费者的需求的。例如《考工记》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设计理念,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体现,也正是明式家具受世人尊崇原因之一。因此设计的最高层次则为,设计师应继承和发展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思想上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设计出真正属于本民族同时又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设计作品。

五、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可见一斑。如果当今中国设计师想要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就必须要学会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有效地结合起来。当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不是直接的、生搬硬套的,而是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观念、历史以及生活习惯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借鉴,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来表达民族精神。

作者:姜杰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周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0.

[2]崔华春.酒包装设计发展趋势研究[D].江南大学,2004.

[3]尹惠.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及现实选择[D].山东理工大学,2010.

[4]何丽华.传统文化在设计应用中的现状探究[J].设计,2016,11

第十篇:中国化传统文化研究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不懈推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从鸦片战争?始,中华民族在各个方面都遭遇了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与挑战,民族、国家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大地上无数仁人志士虽然经过艰辛的探索,勾画了众多解决危机的方案,却都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民族危亡。直到马克思主义这样先进、科学的思想武器传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使这一窘境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创造解除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文化窘境。中国作为迟发展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是在外来压力和影响下启动的,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处于被动的、消极的状态。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奠定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中国传统化作为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以民族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体形态为存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中必将居于核心地位。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不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飞跃。从文化选择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相促进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并以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为原则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些奠定了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理论基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民族独立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前提。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成果奠定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中国丰富实践中的灵活应用,与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它们针对相互联系而又有所不同的时代主题,科学地指导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在继承、弘扬的基础上,不断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逐渐为其注人现代性,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发挥作用。这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3传统文化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现代化的不懈推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事业,是伴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而不断发展的,既有理论创新的要求,又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而且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要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将这一工作引向深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恰恰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精神动力。正是在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激发下,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为世人瞩目的人间奇迹,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新的境界。其次,传统文化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优化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和外来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符合文化传播、发展的规律。一个民族吸收的外来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外来文化与本民族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因此,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根,融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发挥作用,必须要有适合其生长的文化土壤。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可能会遇到这样两种情况。其一,产生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多的表面的相似性,如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就与中国的“天下大同”理想有着表面的相似。这虽然可能利于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的传播,但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其二,正如恩格斯所言:“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指导作用。这样两种情况都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展,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器”不对“用”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的深层次内涵正是一种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只有当中国文化逐渐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更为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土壤。因此,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提升中华民族成员的整体素质,就成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而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教训也是没有与启蒙现代思想联合,一方面利用其口号,另一方面却又否定其思想体系,导致公民道德教育的思想体系的逻辑混乱和内容空洞化”。因此,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取切实措施,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教育,促进传统人格的解体和现代人格的生发,从而造就具有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这样才能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的整体素质,在更高层次上坚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基础。

作者:杨宗党 单位:甘肃省华池县乔河中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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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8

自中世纪以降,现代大学开始挣脱与冲破旧有神道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与控制,得以迅猛与蓬勃发展。一方面,大学的兴盛与繁荣在给社会生活带来革命性巨变的同时,另一方面随着大学在招生数额、办学规模和教学管理上呈现出某种无序与混乱,从而使其陷于迷茫与困顿之中。怀特海认为,造成这一灾难性后果的症结在于我们对大学在服务于国家时所发挥的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洞察。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重新思考、理解与定位,而这也“可望成为迄今人类文明向前迈出的最幸运的一步”[2]。大学何以存在?在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过不同的主题。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3]。洪堡认为:“高等学校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它们把科学和学问设想为处理最终无穷无尽的任务———它们从事一个不停的探究过程。低层次的教育提出一批封闭的和既定的知识。……在高层次,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有正当理由共同探求知识。”[4]罗素认为:“大学乃是为了两个目的而存在:一方面,为某些职业训练人才;另一方面,从事与眼前用途无关的学术研究。”[5]这些较有代表性的对大学存在的本源性思考都对怀特海以有益的启迪,但他却不拘泥于此。在怀特海看来,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使大学传统的实施教育和进行研究这两种功能日趋弱化、式微与衰落,单依凭此两点大学已无存在的价值与必要了。他认为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是引领师生思想探险与行动探险融合的圣殿,是推动新老学者寻求知识与生命激情交汇的桥梁。

“大学是实施教育的机构,也是进行研究的机构。但大学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仅仅向学生们传播知识,也不在于仅向教师们提供研究的机会。……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使青年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6]怀特海强调,尽管传授知识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职责与使命,但这种传授方式绝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机械式、程序化、灌输式、模式化的,而应当是一种充满想象力、师生共处于一个平等、协商、对话、融洽的情境之内,孕育于自由探索精神之中的方式。“这种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会产生令人兴奋的环境氛围,知识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会发生变化。某一个事实不再是简单的事实:它具有了自身所有的各种可能性,它不再是记忆的一个负担;它充满活力,像诗人一样激发我们的梦想,像设计师为我们制定目标。”[7]在怀特海看来,正值生命活跃期的青年人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在这一阶段,如对这种富有想象的活力加以科学、合理、适切的训练与强化,它就有可能伴随整个人生旅程。所以,在开展训练的初始,个体就必须努力打破传统条条框框、陈规陋习的规约和羁绊,而无拘无束地进行正确的、甚至“荒谬”的思想与想象。当然,这种想象绝非是恣行无忌的脱离事实、脱离人的经验和知识的想象,而是源于事实、依凭事实和紧贴事实的;它是阐明事实、使事实增光添彩的一种方式。同时,他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悲剧在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缺少经验,而富有经验的人则想象力匮乏。而大学的任务就是要将受教育者的想象力和事实、经验融为一体。大学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就离不开富有想象力的教师队伍。怀特海认为,想象力极富传染性与感染力,它绝不能用尺码或磅称来衡量进而分配或强加给学生,而只能由那些本身就充满想象力的教师去传播。怀特海将这种想象力喻为“光明的火炬”,大学师生就是在想象之光的照耀下共同对学术世界进行无止境的探索与开拓。他甚至把这种充满想象力和创造精神的生活看作是一种生存方式,认为这是大学师生之所以能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

二、大学教学应使学生摆脱细节去掌握原理,生成智慧人格

怀特海认为,生命本质上是周期性的,如工作与娱乐的交替、活动与睡眠的更迭等。同样,一个人的智力发展也不是线性、均质和恒定不变的,而是极富周期性、循环性和节奏性。因此,涂上生命底色的教育也应具有这种节奏性,即“不同的科目和不同的学习方式应该在学生的智力发育达到适应的阶段时采用”[8]。事实上,“忽视智力发展的这种节奏和特点是导致教育死板无效的一个主要原因”[9]。怀特海把受教育者的智力发展看作是由浪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运用阶段构成的三重节奏循环,它贯穿与支配着教育的整个发展过程。浪漫阶段是开始领悟阶段,受教育者通过直接认识与接触最简单的事实,产生了大量活跃而纷乱的思想,属于基础教育时期;精确阶段是掌握精确性、细节性知识的阶段,受教育者要建立全面、系统、明晰的知识体系,属于中等教育时期;综合运用阶段属于大学教育时期,是使受教育者摆脱知识细节去掌握一般原理的阶段,也是这一循环周期中最为关键与重要的阶段。在大学教学中,怀特海认为对受教育者综合运用精神的培养应占主导地位。它应使受教育者摆脱纷繁琐碎的知识细节,而去透彻理解与领悟事物的普遍原理,并研究如何将这些普遍原理应用于不同的场合与情境。在他看来,受教育者对“细节和过程”的学习在中等教育时期即已完成,那时伏案专心于自己的课业,而在大学里,他应“站立起来并环顾周围”。换言之,受教育者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学习,已经积累与掌握了大量的细节性知识,在大学时期就应当把它们从知识的存储库中抽调出来,并加以综合运用,直到摆脱了教科书的控制,脱离了对课堂笔记的依赖,忘记了为考试而背熟的细节。这时你所学到的知识才有价值,也才算真正拥有了智慧。在怀特海看来,“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使人具有活跃的智慧”[10]。而由于现代性教育的膨胀发展,大学教育已严重地蜕变为了一种静态、封闭、实体性的知识教育;它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提供出一种科学化、客观化、真理化的知识,教师则以一种工业化、规模化、机械化的方式进行传递,受教育者也就沦为了对这些知识的机械性接受与无批判质疑的囚徒与“殉道者”。对此,他十分痛心地指出:“理想的逐渐消失可悲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遭受了挫折。在古代的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的却是教授各种科目。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1]何为智慧?怀特海认为智慧是掌握知识的方式,“它涉及知识的处理,确定有关问题时知识的选择,以及运用知识使我们的直觉经验更有价值;这种对知识的掌握便是智慧,是可以获得的最本质的自由”[12]。由此可见,知识不同于智慧,一个人可以很容易的获取与占有知识,但可能仍然没有智慧。通达智慧的惟一法门就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即具有将离散与“条块分割”的知识加以统整、联结、变革与再造的意识和力量。正如怀特海所言:“一所大学的理想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力量;大学的目标是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成人的力量。”[13]#p#分页标题#e#

三、大学课程应着眼于融合,使普通教育与专业化教育趋于平衡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专业化、技术化、职业性教育愈显突出与重要。一方面,这种教育形式在满足社会大工业生产需要的同时,另一方面却也让现代人日趋封闭与褊狭,承受着生活的异化和人性的疏离。怀特海认为,要克服这一困境与危机,大学应建立起着眼于综合、交叉、互融的课程体系,进而在普通教育与专业化教育之间达成协调与平衡。在课程设置上,怀特海认为,在国家教育系统中应主要设立文科课程、科学课程和技术课程三种类型。具体而言,文科课程主要是对语言类知识的学习,通过对语言表达技能的掌握、内在结构的厘析以及与思想关系的澄清,从而使我们具有敏锐的审美鉴赏力;科学课程主要是对观察自然现象的训练,通过对科学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我们的逻辑抽象思维能力;技术课程强调如何运用知识来进行物质生产,它注重手与眼等器官之间合作与协调性的训练,进而使我们在思维和行动上保持连贯与一致。然而,这三种课程类型都具有各自的缺点与不足,文科课程“过分强调语言的重要性”,科学课程趋于褊狭与专门化,技术课程则易于丧失想象力。因此,惟有将此三种课程类型相互交叉、互融与统整,才能使我们的智力与性格达到均衡与和谐。“我们有三种主要的途径去努力追求智力与性格的最佳平衡,这就是文学的修养、科学的修养和技术的修养。仅仅进行一种教育必然导致智力活动和性格方面的巨大损失。”[14]在怀特海看来,“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15]。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才能培育出身心和谐发展的人。在普通(文化)教育方面,受教育者接受的是对思想的力量、思想的美、思想的条理性的一种深刻认识,是对情操的陶冶、心灵的净化和品性的提升,具有人文性、价值性和非功利性。在专业化教育方面,侧重于对受教育者某种专业技能的训练。事实上,“人类天生是一个适应并局限于一定生存模式的专门化的物种”[16]。因此,在教育中绝不能排斥专门化,否则就是在“破坏生活”。针对这两种教育形式的关系,怀特海认为它们之间并非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的。“普通文化旨在培养大脑的智力活动,而专业课程则在利用这种活动,但不应过分强调两者之间这种简单的对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普通的文化课程中,学生会对特殊的问题产生兴趣;同样,在专业学习中,学科外在的联系使学生的思想驰骋于专业领域之外更广阔的空间。”[17]

四、大学教师评估在于学术的思想价值,管理上应去“商业化”

在怀特海看来,大学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组建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的学术知识为想象之光所照亮。因此,在对大学教师的评估上,怀特海认为应以激发或激励学者们的探索欲望、创造激情和冒险精神为根本鹄的,而不能仅通过发表署有作者姓名的论文和著作来加以评判与衡量。在学者自由探索新知的过程中,所缔结出来的精神果实与杰出创见极其丰富、多彩和具有个性,而仅靠文字写作或书面阐述只能是附于表面或挂一漏万。另外,在大学中还有这样一批优异的教师,他们的思想往往是在讲演、讨论或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中才得以阐发和绽放,从而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其中,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可谓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怀特海对以发表署名作品来评估教师的作法坚决反对,认为它是对学者探索未知世界所饱含的无私热情采取了不客观、不公平、不公正的态度。但回避评估却又不可取,怀特海认为评估要取决于对其发表论著所含有的思想价值的考量。“在考虑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对教师群体总效率的一种恰当的评估方法是,从总体上看它以论文专著形式所体现的在思想方面的贡献。这种贡献应以思想的价值而不是以字数来衡量。”[18]那些发表论著仅注重数量却没有思想份量的教师,不过是“效率高的学究和蠢人”。怀特海认为,充分重视充满想象力教师的意见,并唤起其对大学办学目标的热情支持是办好大学的惟一有效保证。因此,在对大学教师的管理上,怀特海尤其注重对教师探索学术知识自由权的尊重与保护。在怀特海看来,大学是由既相互激励又独立开展研究活动的学者构成,他们的研究需要一定的闲暇、需要摆脱种种外在因素的限制与束缚,需要时刻保持一种积极、乐观、自信的良好心态,而这些条件的满足就需要在管理方式上与行政驱动、效率优先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只有当最高管理机构采取克制,牢记不可用管理普通商业公司的条例和政策来管理大学,那时,我们伟大民主国家的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才能够取得成功。”[19]当然,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中,管理者对其作出某种形式的规定和要求,如按规定的时间上课、确保学生的学习等等都是必要的,但这种规定绝对不能抑制、妨碍或阻碍真正的学术自由。

五、启示与反思

综上所述,怀特海对大学存在的理由、大学教学与课程设置、大学教师评估与管理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剖析与解答,对后世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如今,他的这种真知灼见明显被后现代思想家所继承、延续和张扬。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过程哲学大师小约翰•科布(JohnB.Cobb,Jr)教授提出,在21世纪要建立以“关注世界命运、服务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宗旨的怀特海式大学①,即为明证。基于目前我国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现实特点,怀特海的教育观对我们具有以下启示。

1.大学是对想象力的训练。与把大学视为实施教育的场所或开展科学研究的机构相比,怀特海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朝气、生机与活力的精神家园。大学是进行思想冒险与行动冒险的“试验地”,是放飞最具挑战性、想象力的伊甸园。怀特海对想象力的巨大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想象力不但可以建构起新的知识图景,而且能使人们保持探索生命的热情。“想象是这样发生作用的:它引导出适用于种种存在事实的普遍原理,然后对符合这些普遍原理各种供选择的可能性进行理智的思考。它能使人们面对一个新世界时建构起一副知识的图景,并通过展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使人们保持探索生命的热情。”[20]因此,大学教育必须把对受教育者想象力的培植、唤醒、激发与提升作为首要任务,没有比想象力的贫瘠、流失、衰落乃至放逐、消亡更可怕的事了。正如怀特海所言:“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至少毫无用处。”[21]#p#分页标题#e#

2.大学教学应注重培育学生对普遍原理的掌握与理解。怀特海认为,最有价值的教育应是对事物基本原理、结构与规律的深刻领悟和洞察。当这种原理或规律稔熟于心的时候,它便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心理意识和智力活动习惯,从而能够驾轻就熟地应对任何外在事件的干扰与刺激,表现出从容、机敏与富有灵性的生活样态,也就成为了怀特海所谓的“智慧人”。事实上,怀特海对智慧教育的呼吁与呐喊绝非是一时兴起或空穴来风,而是对捆绑于社会大工业化战车上的现代性教育的积弊乃至沉疴有着极其敏锐和清醒的警觉与认识。检视与反思当下甚嚣尘上的现代性教育,可以看出,它仍然恪守着一种塑造知识人的教育信条。“在学校教育的视界中,知识被看成是人的惟一规定性和人之本质。学生是用知识一片一片搭建起来的,充塞于学生心灵的惟一就是知识”[22],从而导致大量有知无智、眼高手低和“单向度”的人。因此,大学教育要从这种异化、扭曲、变质的教育形式中拯救出来,就不能囚禁于对受教育者进行纯粹知识的灌输、浇筑与填塞,更重要的是要积极注重其对普通原理的领悟与综合运用精神的强化,从而使其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进而探寻通达智慧之门径,生成智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