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生的价值范文1
我不是说要庄子人生哲学来拯救现代人生，解决现代人的所有问题，但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可以得到一些明智的启迪。那么，现代人从中可以得到那些智能的启示呢？我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1、自我价值观的启示。这种摧残我们不能完全怪外部的环境，主要还是看看自身的欲望问题——自我物质的无限制膨胀。一味的追求物质享受，结果精神上没有空间，惶惶不可终日，科学技术发达，物质文明进步只能保证物质上的满足，却不能解决人们的人生问题。庄子人生哲学要我们有一种安身乐命的智能，启发人知道生命的价值意义何在？归真返朴，回到自然，过的是合理节欲，清静无为，有利身心的生命，将人生提升到充满艺术精神的境界。这对现代有许多整天沉溺于物欲之海，滞落在名利之场的人来说，无疑有净化其心灵，升华其精神境界，诱导其由执迷转入醒悟的作用，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势将重振生命的活力。
2、世界观的启示。如何防止人类的各项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呢？这是当今全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面对这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危机，我们从《庄子》的自然保护思想中，或许有所启发。首先，庄子强调“天地与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故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均应建立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因此，人的一切行动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做到“天和”，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其次，庄子强调“以道观之，物误贵贱”的生态伦理思想。他认为，人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自然界万物区分为高低贵贱、有用无用是一种片面、简单化的、错误的态度。“道”是众生平等，自然万物决无高低贵贱、有用无用之分，况且自然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要同等看待自然事物，时刻记住“物无贵贱”的思想，不要“以人灭天”，勿以人的需要而毁灭某些事物。第三，庄子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敖倪于万物”的生态美学思想。庄子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美学价值，主张非功利主义的角度对待自然环境，对待调整当今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类的精神境界。庄子生态智慧给我们的启迪在现代社会是很深刻的。当人们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或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无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开了一副清醒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庄子没有也不能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出可行的具体方案，但他所提出这些原则，对改变当代人的价值取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3、生死观的启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的生死，便成为了牵惹人心的十分敏感问题。“生”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肯定，“死”是则是预示着个体生命永远离开了生活，不能分享人间的快乐幸福，是对人的生命的否定。所以，从常理看，人们对生、老、病、死都有一种不能拂拭的恐惧感，“贪生恶死”，是人们的自然本性。人也是社会的动物，人生的价值又体现了为群体做出的有益的事情。庄子认为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反对任何关于死亡的神秘观点和对死亡的恐惧。主张“知天安命”，不“悦生恶死”，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因素。对于批判宗教神学的生死观有积极的意义。作为当代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顺乎自然，乐天安命以超越生死，冷静对待死亡问题。痛苦、恐惧，虽合人情，却有违天理，甚不可取。
4、价值观的启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开始有所改变。拜金主义在社会上处处可见，而中国传统美德却常常遭受重创，道德水准下滑，乃至一些人患上道德冷漠症，严重者甚至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上个世纪90年代，以德治国已经摆到政治的高度来了，道德重建便成为了我们现代人急需解决的问题。道德重建不是玩空手道可以获得的，必须有资源，否则就成了无迷之炊，庄子的人生哲学作为一种特色的道德资源，其中精华的东西可以成为以德治国的结构成分，对道德下滑、道德冷漠症、拜金主义问题起一定的治疗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人们的道德修养，提高国民素质，改善社会道德风气。现代的严重问题是道德伦丧、见利忘义，而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之中。尊老爱幼、大度宽容、非功利思想，都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这些对于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不无益处。
哲学人生的价值范文2
·马克思。固定资本。资本批评。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fixed capital》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史料哲学概念。从史料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它不仅是一个固定的资本作为一个物质,它还表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that is,，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这种扩张关系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贡献。《fixed capital》的概念是马克思史料与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统一体。对《fixed capital》的全面理解有助于深化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研究。哈特、内格里等西方学者无法从史料的深层视角理解《fixed capital》，从而扭曲了《fixed capital》的深层诠释无论是对象导向还是主体导向。
马克思。固定资本。Capital Criticism。在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开始从马克思的概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内涵，如关注商品的概念、使用价值的概念等，但国内学者没有关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固定资本。这一概念在哈维、奈格里等西方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中都，他们特别关注这一概念。这些学者之所以重视马克思的固定资本概念，是因为当今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认为，资本已经从工业时代转变为后工业时代，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哈维认为，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流通过程领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只调查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是过时的。哈维主要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年手稿》）和《资本论》第二卷为基础，从流通过程中的客体维度分析固定资本。奈格里以《57-58年手稿》中的主体维度分析概念为基础，试图通过这一理论路径找到主体解放的道路。奈格里认为，工人从物质劳动转变为非物质劳动，工人有机会重新占据固定资本，从而完成自我解放。本文试图对马克思的固定资本概念进行重新梳理，以回应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回归马克思固定资本的原始语境，探索固定资本对工人生活政治的影响规律，深刻理解马克思固定资本的哲学意义，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的理解。
。然而，斯密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作坊的手工业时期，而李嘉图则处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早期阶段。虽然他们已经处于资本主义时期，但他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机械工业时代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时代一代人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时代。因此，他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概念与马克思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概念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具有不同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57-58年的手稿中广泛使用了固定资本的概念，然后固定资本的概念成为马克思经常使用的一个范畴。如果只把马克思的概念看作是一个类似于劳动资料的概念，就会削弱固定资本概念的理论深度。马克思的固定资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蕴。为了澄清固定资本的概念，
必须首先澄清固定资本的问题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马克思之前，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没有区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如果他们不能区分两者，就会混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无法发现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类似地，哈维未能澄清固定资本的问题领域，导致他曲理解了马克思的固定资本概念。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明确固定资本的真正含义。首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在57-58年的手稿中是如何定义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的。“作为贯穿各阶段的主体，流通与生产的流动统一，流通与生产过程的统一，资本是流动资本。资本本身在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是有约束的，作为有着自身差异的资本，是固定资本和约束资本。作为流动资本，它把自己固定，作为固定资本，它流动。“[1]8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定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马克思仍然根据固定资本的特点来理解固定资本关于事物，他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划分仍然很模糊，第二，马克思没有区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在混合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前提下，他考察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关系。在
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资本是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资本。澄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将固定资本放在生产过程中，我们才能从固定资本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因此，只有生产资本可以分为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相反，其他两种形式的工业资本，即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都不存在这种对立。这不是这两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存在于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无论如何发挥资本的功能，如何顺畅地流动，只有当它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时，才能成为与固定资本相对应的营运资本。”[2]187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只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不存在于流通领域。流动资本与生产资本并存与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并存有本质区别。在57-58年的手稿中，马克思似乎把固定资本放在了生产过程中，但他混淆了营运资本的领域定义。他把生产过程中的营运资本与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混为一谈。只有在这里（资本论），他明确限制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生产过程。除了生产过程，还有流通过程。马克思把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称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明确界定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领域及其划分非常重要方法。只有弄清这个问题，马克思才能真正分析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
进一步指出，仅仅从生产过程来研究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不够的，还需要澄清如何划分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所谓的固定在物理学中是不固定的。根据生产过程中价值周转的不同方式，确定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的划分。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车头和轮船可以移动，但它们也是固定资本。“另一方面，一种劳动手段也可以改变它的位置，在物体上移动，但它是不断地在生产过程中，如机车、轮船、牲畜等。一方面，固定不动不会使劳动手段获得固定资本的性质，另一方面，流动也不会使它失去这种性质。”[2]182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完成了从价值周转的不同方式来定义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它们本质上是资本运动的两种形式，但从历史起源的角度看，它们是不同的。固定资本是特定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物，而流动资本自资本主义手工艺品作坊以来就已经存在，固定资本的出现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
从历史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固定资本的出现。“事实上，只有从物质存在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的双重视角理解马克思的固定资本概念，才能准确地进入马克思的学术视野。”[3]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很容易理解。在机械工业时代，机器及其机器系统——厂房等生产资料——是固定资本的物质形式。难以理解的是固定资本的社会存在形式。固定资本有其自身的优势历史存在，是资本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
固定资本的核心形式是机器及其机器系统。注意机器及其系统非常重要。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许多政治经济学家都关注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例如，斯密、萨伊、李嘉图和比吉，而尤尔才是真正关注机器及其系统的人。在尤尔的影响下，马克思从机器工业的生产方式上真正理解了机器及其系统。
·斯密在《国富论》中曾涉及机器，但只是偶尔提及，因为斯密在作坊手工艺时期编写了《国富论》，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专门增加了“论机器”一章，但李嘉图仍处于从作坊手工业向机械工业的转型期，机械批量生产的基本特征尚未充分展现。因此，他对机器的理解仍然很薄弱。当然，关注机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是一个理论上的进步。萨伊和拜比吉确实非常关注机器，但他们对机器的理解仍然是对整体的偏见。在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更多的关注是工具。是尤尔真正准确地定位了这台机器。他在《工厂哲学》这台机器在，“工厂的标志是各种工人的合作，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他们熟练而勤奋地在中央权力的驱动下管理机器系统进行生产。所有的工厂，只要它们的机器不构成一个连续的系统或不是由同一台发动机驱动，都不包括在这个概念中。它们属于后一类工厂——例如染料厂、铜铸造厂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让人想起庞大的自动机由无数机械和自我意识器官组成，这些器官和谐、连续地运动以产生相同的物体，它们由一种自我推进的力量控制。" [1]88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比，尤尔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固定资本，只有工具。在资本主义手工艺品时代出现了机器，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机器系统。可以称之为什么固定资本是机器及其机器系统，因此固定资本只存在于机器工业时代。这里有一个理论背景：工具-机器-机器及其机器系统-固定资本。通过固定资本，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转变。这与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尤尔和其他人的启发下，马克思真正认识到，从工艺学的角度来看，以机器和机器系统为代表的生产资料是唯一的出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本质特征。“因此，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被定义为形式上的固定资本，而且还发展和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使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与作为机器的劳动相对立，整个生产过程不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能，而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出，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科学性，而直接劳动被轻视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1]93-94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没有使用机器和机器系统，而是使用固定资本？因为只有固定资本的概念才能描述机器及其系统的本质。机器及其机器系统是从物质和生产的一般功能的角度来解释的。马克思之所以使用固定资本代替劳动工具或机器的概念是，固定资本的概念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景，这些概念无法呈现。
的机器和机器系统是固定资本的典型代表。为了理解固定资本的面目，我们必须澄清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本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机器，另一个是为什么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器。资本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机器？“如果我们只把机器看作是使产品便宜的一种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是生产机器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机器所替代的劳动力成本。但是，对于资本来说，这一界限更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用的劳动力，而是所用劳动力的价值，对于资本来说，机器将继续使用[4]451就资本家而言，机器不是随便使用的。只有当他们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时，他们才会使用机器。那么，为什么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器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劳动生产力和最大的限度否定必要劳动的改善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劳动手段转变为机器系统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1]92使用机器本身的目的是改善劳动生产力和否定必要劳动。在机械工业时代，
完成了生产力从个人生产力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使用新机器不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而是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生产力是否与社会生产力相一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以机器系统为核心的生产资料以越来越快的更新速度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这一速度正在加快，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内部矛盾。那么，资本家能选择不使用新兴固定资本吗？资本主义协会已进入机械工业阶段。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一个新的固定资本的出现，是因为此时的生产力不再是个人的生产力，而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如果个别资本家的生产力落后于社会生产力，他们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可见，固定资本承载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的固定资本反映了资本的未来走向，走出了一条自我约束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固定资本增加和可变资本减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固定资本，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和内部边界。通过对固定资本的分析，马克思清晰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什么，他的客体线索思想不断成熟。他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剩余价值的开发——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善——总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内部矛盾的崩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如下：1.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条规律，在某一点上与劳动生产率本身的发展有着最强烈的对抗，因此必须通过不断的危机加以克服。2.生产的扩张或收缩不依赖于d取决于生产和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说，人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取决于拥有无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与客观劳动的比例，或者根据资本主义，取决于于利润和使用的利润与资本的比例，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在另一个前提下，资本主义对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在满足需求时停止，而是在生产和实现利润时停止。”[5]287-288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分析是不断成熟的，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根基置于高山社会的内在矛盾之中。在机械行业的内部矛盾下资本主义社会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构成的矛盾。从固定资本的概念可以看出，固定资本也是一种资本。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然而，资本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形式，它体现在一种事物中，并赋予它独特的社会性质。”[5]922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当资本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时，它承载着资本家剥削工人与被剥削的关系，蕴含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虽然固定资本在现象层面上是机器等固定事物的资本，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下，固定资本实现了工人的生活政治规则。
的固定资本概念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在固定资本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固定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如果不深入了解固定资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资本扩散的源泉就是这些固定资本。马克思后来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深刻解释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内在机制。资本扩散的源头是可变资本，即来自工人的劳动力资本。正是因为斯密和李嘉图没有澄清这些问题，他们才无法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事实上，固定资本本身来自工人劳动的殖民化。从表面上看，固定资本就像劳动资料。这是资本家首先用钱购买的生产资料，资本家已经拥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但事实上，固定资本本身也是由工人产生的。马克思称之为死劳动。当死去的劳动力被资本家统治时，它就变成了固定资本。从本质上讲，固定资本是死劳动，是死劳动衍生出来的资本关系下的物质关系机器之所以被称为死亡劳动力，是因为机器本身也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而工人的劳动是已经死亡的工人的劳动。因此，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是工人的死劳动剥削了工人现有的活劳动。这是工人们最痛苦的地方。当固定资本以机器的形式呈现时，没有工人劳动成果的痕迹，因为当工人劳动成果转化为机器时，其自身的真实内容被掩盖了。因此，固定资本的概念可以揭示其真正的来源。正是因为固定资本的本质被掩盖了，工人们才看不到固定资本的真正来源。因此，当工人反抗资本家时，他们经常砸碎机器。他们隐约感觉到这些新兴机器及其机器系统正在利用它们，但他们看不到的是，即使它们打碎了机器，也无法改变固定资本统治它们的事实。相反，资本家将用更先进的机器取代旧机器，以实现对工人更为稳固的统治。
的固定资本不仅承载着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具有深刻内涵的固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固定资本如何产生资本对工人生活政治的统治。
从历史起源的角度说，固定资本对工人生活政治的控制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完成的。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固定资本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机器系统出现后，才能称之为固定资本。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固定资本不是马克思使用的固定资本。严格说，这不能称为固定资本。在工场手工艺品阶段，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及其机器系统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以及固定资本的扩张，资本尚未完全实现对工人的霸权资本的出现使资本真正完善了工人生活政治的规则。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制造》一词中看到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制造”一词最初起源于拉丁语晚期的manufactura：manu（手）+factura（工作），意思是体力劳动。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manufacturing一词的本义是手工生产。手工生产是车间手工艺品的特点，而大型机械制造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词源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坊手工业与机械工业在生产方式上的本质区别。
不同的生产模式导致了资本对工人的不同规则。在其1861-1863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的从属关系，即从形式从属关系转变为实质从属关系。换言之，在车间手工艺品阶段，尽管生产过程因分工而被肢解，但劳动仍然依赖于工人的技术和熟练程度，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当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不满意时，工人就会反抗、斗争和罢工，资本家的利益就会丧失。“因为手工业的熟练程度仍然是车间手工工业的基础，而在车间手工工业中履行职能的一般组织，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自身的客观骨架，资本必须经常与工人的不服从作斗争。”〔4〕425因此，在作坊手工业下，资本家仍然受制于工人的技能和能力。在大型机械工业体系下，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已从主要地位降低到次要地位。生产过程的主体已成为机器系统，生产过程不再依赖于工人的能力。“机器使手工艺品活动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原则另一方面，工人从事某些地方生活职能的技术基础已经被消除。另一方面，这一原则对资本规则的限制也消失了。”[4]426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非常深刻。表面上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是为了突破工人不驯服造成的资本限制。根本原因是要解除对资本规则的自我限制，资本本身也要挣脱自己的枷锁。最初，工人可以用自己的技术作为资本与资本家谈判。现在工人已经失去了与资本家谈判的筹码，只能顺从资本家的统治。从这个理论层面上讲，工人不受资本家的统治，而是受资本的统治。确切地说，这是以机器系统为核心的固定资本法则。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
，固定资本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那么使用固定资本会给工人带来什么后果呢？可以说，固定资本的使用实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生活政治的更深层次的统治。“资本已经发展成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在自己生活需要的狭窄范围之外从事更多的工作。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剩余劳动力的抽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远远超过了过去以直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所有生产体系[4]35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更深入的剥削。“作为一个资本家，他只是一个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命本能，那就是自我繁衍，创造剩余价值，并以其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尽可能多地吸纳剩余劳动力。资本是死劳动。就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吸纳活劳动才能有生命，而吸吮活劳动越来越重要，它的生命就越旺盛。”[4]269这里的固定资本就像马克思提到的吸血鬼。它是通过吸纳工人的劳动力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吸血鬼。同时，固定资本也反映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资本家离开劳动再生产吸纳剩余价值工人后，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剩余价值，不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不断扩大再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分离再生劳动力和工作条件。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创造剥削工人的条件，使他们成为永久性的……可以看出，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一个再生产过程进行调查时，它不仅生产[4]665-667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对劳动力吸纳的要求正在增加，吸纳能力正在提高。简而言之，这样的吸吮过程不会停止。通过这种吸吮，资本家和工人不断再生，即资本家剥削工人。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固定资本本身反映了资本家不断剥削工人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加剧的过程。可见，对固定资本的分析不仅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客观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马克思深化哲学的路径。在这次理论展览中，马克思完成了客体线索与主体线索的整合。正是对固定资本的准确分析确定了主体的权力。因为在大型机械行业，工人们已经退到固定资本一边。技术和智力被淘汰的工人如何主动承担解放的力量？马克思的理论思维从早期的主体抵抗路径走向了客体内部矛盾分析路径。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放弃主体线索，而是将主体线索与客体线索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矛盾来自于固定资本所承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客观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无论是机器还是工人都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因此，社会解放的路径来自于固定资本所承载的客观内部矛盾。通过对固定资本概念的深入分析，可以实现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统一。
。在社会领域，金融领域和信用体系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在生产过程中开始出现以人类智力因素为主的体系。在这种社会转型机制下，以哈维、奈格里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更加关注固定资本。然而，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固定资本进行深入分析，必然会曲解马克思的固定资本概念。因此，拾起固定资本的概念，回应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
的社会转型机制，西方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关注固定资本。哈维从客体维度关注马克思的固定资本。哈维在其著作《与大卫·哈维一起阅读资本论》（第二卷）和《资本的限度》中，专门开辟了讨论固定资本的章节。奈格里在2017年出席南京大学会议时提交的会议论文中，专门讨论了固定资本——固定资本的占有：隐喻？》。为什么以哈维和奈格里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重视马克思的固定资本理论？他们如何理解固定资本？他们对马克思固定资本的理解意味着什么？接下来，详细讨论了这两位学者对固定资本的分析。
首先讨论了哈维对固定资本的分析。哈维对固定资本的分析集中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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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哈维，与许多国外学者一样，关注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章，这在固定资本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创造力的免费礼物，如科学知识和‘春蚕纺纱’的劳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资本周期。然而，马克思只对他所谓的‘普遍知识’感兴趣，特别是技术和科学知识如何嵌入固定生产资本以实现机械自动化（在我们这个时代，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和剥夺劳动。它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影响着劳动生产率。马克思认为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自由的产品。”[6]哈维的评论是在讨论马克思手稿57至58年中的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章节，该手稿被翻译成“机器论片段”外国学者。从翻译中可以看出，哈维和大多数外国学者是从事物的维度来看待固定资本的。从
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来看，哈维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只将事物视为事物，缺乏社会关系的维度。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双重维度物质和社会关系。固定资本不仅是机器和工厂等有形和有形的东西，而且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资本家剥削和工人剥削之间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使用的固定资本概念指的是固定资本正是因为哈维无法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似乎掉进了拜物教大学的陷阱，而拜物教大学是他极为频繁地谴责的”[7]另一方面，
，哈维的固定资本理论视野从生产过程延伸到流通过程，并批评马克思将理论领域局限于生产过程。“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不彻底调查货币资本和利息，我们就无法深入讨论这种固定资本的流通形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关于固定资本的一段中排除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调查，而只讨论了在生产过程中关闭的固定资本。”[7]364哈维对《资本论》的分析集中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理论视野的转变是因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现象。他将理论视野扩展到信用体系和金融领域，从固定资本的生产过程扩展到流通过程。
不能否认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论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但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了流通过程，但其理论基础是第一卷，而第一卷分析了流通过程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运动机制。第二卷和第一卷之间的关系是本质在现象层面上的展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马克思从抽象方法论到具体方法论的逻辑过程。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第一卷的基本内容，那么在现象层面上对第二卷本质的呈现将被理解为经验。哈维从现象层面理解《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因此，哈维对循环过程的理解是经验性的。
分析固定资本折旧时，哈维称马克思的固定资本折旧为“线性价值转移”模型。事实上，他自己在线性水平上解释资本，这可以从他的水循环图中看出。哈维的水循环图显示了资本循环，这大大削弱了资本的社会和历史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显微镜和化学试剂都不能用来分析经济形式，两者都必须被抽象力所取代。”[4]8抽象力应该用来研究社会和历史过程，而不是解剖刀。事实上，哈维用手术刀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问题，但如果他在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之前不理解抽象的理论问题，他只会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哈维强调《资本论》三卷的完整性是非常准确的，但哈维将这三卷从线性层面划分开来。真实的事实上，《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是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路径，是在现象层面上对本质的逐步展示。金融等领域的矛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新矛盾现象。如果我们不抓住本质矛盾，就会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哈维批判的理论观点是合理的，但这些问题不是本质问题。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哈维对固定资本的关注是在客体层面，而奈格里对固定资本的关注是在主体层面。
·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当时讨论的理论视界是机械工业时代。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生产方式已经从物质生产转变为非物质生产，工人的劳动也从工业社会的物质劳动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非物质劳动，工人再次成为生产主体。他对固定资本的理解也在学术层面得到了提升。在会议论文《拥有固定资本：隐喻》中，他重点分析了固定资本。
·奈格里认为，当今社会已进入数字机器时代，工人的劳动已成为认知劳动。由于劳动方式由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可以重新占有固定资本。当马克思断言《资本论》中通常被理解为机器网络的固定资本已成为“人自己”时，他预言了当今资本的发展。虽然固定资本只是资本占有的劳动产品。尽管生产力和科学活动的积累称为马克思的“通用智能”被纳入资本控制的机器中。最后，虽然资本免费占用了所有这些——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时刻，活劳动运用力量扭转这种关系。[8]从这里可以看出，与哈维对物体的关注不同，奈格里对机器理论碎片的关注是“环绕太平洋”和“活劳动””他更注重主题的力量，这与他早期作品《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的想法一致，但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在本文中，他仍然是张扬革命的主体性，但他的主体性在这里是基于他对新时代的判断。奈格里认为，马克思早就预言了生产方式的转变，这是马克思在57-58年的手稿中所讨论的，“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直接生产力，从而使社会生活过程本身的条件受到一般情报的控制和改变（general intellect）。”[1]102在这里，马克思将固定资本等同于一般智力，这是奈格里和其他人关注机器理论碎片的背景，“节省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是生产的固定资本，这就是人本身。“[1）107-108这正是奈格里等意大利自治产生的革命主力军的出现路径。他们认为固定资本节省了劳动时间，因此个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马克思对当代资本发展的预测，因此他牢牢抓住了“活劳动”的倒转力量““今天，我们可以真正谈论在自治社会控制下的智能机器的整合以及工人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领。”[8]事实上，奈格里没有看到马克思讨论的更深层次的内容，即马克思《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的分量。”虽然马克思预言了我们时代资本的发展，但我们看不到奈格里所说的活劳动主体的力量资本完成了所有工人的劳动殖民，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从经验来看，工人的劳动方式确实发生了变化。一些工人出售自己的知识、智力和其他因素，即奈格里提出的非物质劳动，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统治工人的方式。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都没有改变资本统治的命运。
现在有了固定资本的新内容。除了马克思所讨论的大型机械工业下以机器系统为代表的固定资本外，在后工业时代，资本追求的是无形的固定资本，即工人的智力、知识等。奈格里所提到的非物质劳动已成为固定资本的一个新内容，这表明资本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牢牢地统治着工人，完成了对工人更广泛的生活政治的统治，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统治下的所有劳动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固定资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承载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因此，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深化对固定资本的理解，找出资本主义在固定资本中所体现的内在矛盾。以哈维、奈格里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面对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固定资本概念中可以延伸出来的哲学内涵无非是人类生产或创造事物的解放意义，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削弱生产过程的社会历史内涵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我们无法从社会历史过程中理解固定资本，所以我们要么走现象层面上的流通过程实证分析，要么走中止主体阻力之路。如果我们清楚地把握固定资本概念的社会历史内涵,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内涵,那么，固定资本所包含的解放意义，实际上就是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包含的解放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3]唐正东。一般智力的历史作用：马克思的解读视角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42-4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6]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大学，2018:154-155。
哲学人生的价值范文3
【关键词】价值领导力 形成 建构 学校教育哲学
人们常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好校长”的意义不只是“人好”“学问好”，也不只是对这所学校的“管理好”，最为重要的是校长应成为这所学校的“道德领导”“精神领袖”，能够成为这所学校的价值领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好校长”必须要具有价值领导力：“有意识地运用人类的基本价值、社会主流价值和组织特殊价值，去规范、引导和整合组织成员的个体价值观念，以解决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现组织目标和愿景的能力。”校长的价值领导力不是在校长个体内部生成的，而是在引导师生建构学校教育哲学这一价值追求过程中形成的；师生在建构学校教育哲学过程中也获得了成长。
一、让师生在明晰学校教育哲学的教育意义中成长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学校教育活动是一项以信仰为基础的公共活动，其重要意义便是价值传承、价值引领和价值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必须建构自己的“共同信仰”——教育哲学，通过建构自己的教育哲学来促进办学目标的实现。
1.学校教育哲学是引领师生成长的价值信仰
什么是“教育哲学”？一种意义是：教育哲学是一门学科，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基本问题的一门学科；另一种意义是：教育哲学是一种价值追求，即师生所信奉的教育思想和信念。学校教育哲学不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哲学，而是属于一种观念层次上的价值信仰。学校教育哲学亦指学校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是学校根据师生特点、教育资源、学校传统以及教育者的办学旨趣确立学校独特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说，就是把师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正因为如此，金生鈜教授认为：“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的价值应然学说，它通过思想而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的教育理想进行辩护，即为精神的教化辩护。”基于这些认识，可以说，校长的价值领导力就是学校教育哲学的影响力——学校教育哲学中的核心价值与师生成长之间的张力。这个“价值”不仅是引领师生自主成长的目标，也是促进他们自主成长的动力；不仅是师生价值追求，也是对他们教和学的行为“实际起作用”的要素；不仅是师生个体思维方式，也是形成学校文化的根。
2.学校教育哲学是促进学校发展的理念文化
学校教育哲学的三大命题是学校的使命、核心价值观及愿景。从“三大命题”可以看出，学校教育哲学既是引领学校发展的目标，又是规范学校发展的准则。从本质上说，这一核心理念是学校发展过程中提炼的学校发展观和方法论，是学校文化最本质的概括，也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做事方式。学校教育哲学不仅仅是记录下来的语言文字，还流动在每学年所安排的各种体现教育哲学的仪式、传统活动和典礼之中。它来源于办学实践，又作用于办学实践，是一种建立在把握学校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和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哲学是学校办学特色的“核心价值”，是促进学校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区别于行政领导力（运用政治手段）和经济领导力（运用经济手段）的一种‘文化领导力’”。学校在这种特色引领下的实践中自然会得到发展，师生在这种理念引领下的活动中自然会获得成长，校长在这种价值引领下的管理中自然会形成魅力。
二、让师生在探究学校教育哲学的建构路径中成长
学校教育哲学是全体师生的“共同信仰”，它的建构不是校长一人所为，而是全体师生共同耕耘所得，凝聚着大家的智慧。学校教育哲学的建构过程，既是实施学校管理的过程，也是引领师生成长的过程，更是校长价值领导力的形成过程。
1.组织师生学习“教育哲学”，进一步探究“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怎么样”。从“教育观”看，“教育哲学”是“关于教育价值观”的学说；从“学科观”看，“教育哲学”是“关于教育世界观”的学说。建构学校教育哲学必须弄清楚“教育价值观”和“教育世界观”，这是因为“教育哲学”是产生学校教育精神信仰和诉求的起点，是提炼和建构学校教育哲学的基本前提。对于教师的成长而言，既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也要有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论，还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对于学生的成长而言，既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也要有探究教育问题的方法论，还要有自己的发展目标。这就需要广大师生认真学习“教育哲学”，尽可能系统、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思考“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怎么样”，促进每个人汲取现代教育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对教育的本质进行重新认识，将传统的关注文化传承的教育观上升到关注生命发展的价值观，将现有的“常识性”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去把握，从而引导他们规划学校的教育目标，锤炼学校的教育哲学。可以说，学习教育哲学的过程既是加深师生对教育本质认识的过程，是促进他们自我成长的过程，也是引导他们认识校长价值领导力的过程。
2.组织师生反思“教育经历”，了解教育自身的发展过程、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学校自身的教育追求、自己学习和接受教育的过程。学校教育哲学是学校内生的，源于全体师生的教育生命。用认识论的观点看，它是一种个体建构，是由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学校历史和师生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文化习俗构成的；是师生根据社会对教育的需要、个体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和自己对教育价值的追求“融合”形成的。对于每所学校而言，有的可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有的可能还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有的教育哲学可能是清晰的，有的教育哲学可能是模糊的；有的教育哲学可能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有的教育哲学可能与这些规律相违背。学校无论是否形成教育哲学，这些教育哲学无论是否科学，都需要进行系统“反思”：根据自己的教育经历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检视”学校倡导的教育理念是否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师生的教育行为是否符合教育理念……通过“反思”可以更好地认识教育，并初步对自己的教育思想进行“建构”或“重构”。可以这样说，反思是教师产生教育精神信仰和诉求的关键，是提炼和建构学校教育哲学的核心环节，是促进个体成长的重要过程，也是理解校长价值领导力的前提。
3.组织师生提炼“教育思想”，根据个体对教育的“认识”，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自己的教育价值观，凝练成自己的句子。“哲学”的表达方式要求语言凝练、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师生对自己教育哲学的提炼需要找到适合的词句进行准确表达，从“教育生活的词典”中找到认为比较合适的词句反复揣摩、不断推敲，力求语言能够“准确”“精炼”“生动”、富有“灵性”，达到“所有的思都是诗”（海德格尔）的境界。从内容需要看，个体提出的学校教育哲学不一定是科学的，需要自己对教育本质认识和教育实践行为不断改善，使其得到完善；个体提出的学校教育哲学不一定是全面的，需要全体师生对教育的认识在校本实践中不断丰富，使其得到发展。从内容本身看，“内心的丰富会表现为语言的丰富，我们词汇的丰富和新颖，也就在一定的意义上意味着我们思想的丰富和新锐。我们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锤炼来提升我们思想的品质。因为，锤炼语言其实就是锤炼思想。”（肖川《在语言的背后》）让教师表达自己教育哲学的过程，是引导他们提炼教育思想的过程，是尊重他们教育主张的过程，也是接纳校长价值领导力的过程。
4.组织师生共构“教育哲学”，根据每个人提出的“教育思想”，讨论、遴选、共同形成“群体教育价值追求”，形成群体“学校信仰”。学校教育哲学是全体师生的共同信仰，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同。教师写出自己的“教育思想”后，学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各人的“思想”组织讨论，从中选出能够体现学校全体教师共同价值的“句子”；然后再将其放至更大范围内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选出一两句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句子”再进行讨论和修改。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选出大家基本认同的“表达”，将此作为“学校教育哲学”。遴选、讨论、共构的过程是学校教育哲学建构的过程，是所有成员价值认同形成的过程，也是校长价值领导力生成的过程。
三、让师生在实践学校教育哲学的价值意义中成长
学校教育哲学的建构不只是探究“教育是什么”“教育做什么”“教育怎么做”，最为重要的是让师生在教育活动中实践其价值，变革自己教和学的行为，实现共同的教育理想，促进自我更好地成长。
1.按照学校教育哲学的意蕴组织教育活动
学校教育活动应有其宗旨，这个活动追求便是学校教育哲学。学校开展教育活动不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也不只是为了完成学校的工作计划，而是主要应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哲学。无论是课堂教学活动还是课外兴趣活动都要按照学校教育哲学倡导的理念开展活动。从课堂教学来看，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程序的设计、教学方法的确定都要按照教育哲学的价值追求实施。课堂上无论是教师教的行为，还是学生学的行为，都要遵循教育哲学的核心价值观，用师生的行为诠释教育哲学的本质意蕴，让教育哲学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得到演绎，通过课堂教学实践促进教育理想的形成。从课外活动来看，活动项目的选择、活动程序的设计、活动方法的确定都要按照教育哲学的价值追求实施。活动时一定要围绕学校教育哲学的核心价值“目标”进行训练，让教育哲学在课外活动中得到演绎，并通过课外活动实践促进教育信仰的达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学校教育哲学的过程就是促进学校价值目标实现的过程，是促进师生健康成长的过程，也是促进校长价值领导力生长的过程。
2.联系学校教育实践的意义反思教育哲学
教育实践是检验和发展教育理念的重要方式。在组织师生参与教育活动时，应引导他们一边享受自己教和学的收获，一边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学校教育哲学之间的“偏差”。师生此时的反思是发展性反思，不仅要反思教育哲学的科学性和全面性，而且要反思这一教育哲学的可操作性；不仅进行一种理论性的反思，而且也要基于教育实践层面反思已构教育哲学的“完美性”。也就是说，既要用学校教育哲学观照自己的教育实践，也要用自己的教育实践观照学校教育哲学。这种“观照”是对“实践行为”的“检验”，是对“理论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互补”。因此可以说，教育哲学引领教育实践，为教育明确了价值和目标；教育实践完善教育哲学，给教育哲学提供了佐证和经验。联系教育实践反思教育哲学的过程是检验和丰富学校教育哲学内涵的过程，是促进师生更好成长的过程，也是校长价值领导力得以全面实现的过程。
哲学人生的价值范文4
关键词 古典政治哲学 道德 大学生教育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05.034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LIU Hanze， YANG Yant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Abstract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began with the "Socrates question"， the essenc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politics is morality， that is politics"， and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complex social thought eroding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study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human body and soul dualism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rder using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hilosophy， to seek the nature of goodness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liminate the weakness of the world of the senses， maintain a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of mind， noble moral sentiment and development to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treatment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goodness of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which enables our students to truly "self-cultivation， regulating the family， country， the world is flat ".
Key words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morality；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value orientation
0 引言
古典政治哲学始于“苏格拉底问题”，古典政治哲学是政治与道德合一（政教合一），Leo Strauss向来被认为是古典主义政治哲学的坚定的维护者，而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始祖。①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创建和维护，人类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创建、维持朴素的价值观，认为德性乃是自然主义的道德的伦理学特征。古典政治哲学负载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哲学是国家本质属性的研究，而古典政治哲学更是封建时代背景下对统治者的价值追求，也是对人性的批判和探讨，古典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居于统治地位，其理论一部分是逻辑推导的，一部分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是辩证的，其根本出发点是通过理智世界的分析把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进行正确的思辨，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促进作用。②③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复杂的社会思潮侵蚀着大学生的思想，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二元论中理解世界的秩序，利用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在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寻求善的本质，消除感官世界的弱点，把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划分开来，提高大学生的正义感，用哲学的根本原理来实现价值和灵魂的洗礼。
1 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原理分析
东方和西方的古典政治哲学是人类对精神和理性的一个重要的批判性探讨，古典哲学蕴含对人生价值和哲理的思辨，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思考，把人类从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划分开来，实现对人性正义的概念分析。古典哲学中，人的来源是正义的化身，在灵魂与肉体的二元类中，理念世界主宰者世界的秩序，通过感官世界建立正义的理念世界，通过古典政治哲学实现对善的本质的分析。④东方古典哲学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把老子之道和儒家思想进行知行分析，把柏拉图的思想体系看作是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在人的价值和生存发展中，通过修身齐家实现，治国平天下。古典哲学的修身思想贯穿到整个人类的家庭、家族和种族的发展中，对人类世界观、人生观的认识具有加大的促进作用。古典政治哲学倡导价值和尊严，通过人的尊严的保持，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和价值追求，为个人的幸福而努力。可见，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由此提高个人的精神追求和国家的统治，同样对人类的价值培养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培养正确的价值导向。
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分界点为“Machiavelli问题”以及对Machiavelli问题的解释，现代政治哲学藏到政治与道德无关，而古典政治哲学更加强调理性的价值追求，借助理性的发展，实现人类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通过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可以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因为古典哲学强调的是人类的具体追求是什么，灵魂与现实的矛盾是什么。通过对人类本性的控制，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正式人类的欲望和价值的取向，在人类的价值追求中，崇尚“真、善、美”，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在人类的欲望追求中，力求和平，在不能和平时，可以通过需求适当的助力而非战争。从这一角度较，古典政治哲学为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培养中提供了一种可行的价值参考，在自然状态下建立理性的生活态度、平和的价值追求、健康向上的理想信念。相信人类来自善良的卢梭认为，古典政治哲学要求人要有契约精神，大家在道德范围内保障个人利益，维护自由、平等和人权保障。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性精神追求为大学生价值观的取向和培养提供了可行性参考，在建立的契约社会中实现公平正义。
2 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分析
随着世界多源思潮的进化和发展，以及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改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和贪图享乐的价值追求正在侵蚀着当代大学生。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二元论中理解世界的秩序，古典政治哲学倡导的真善美和和平的心灵追求等思想，能有效影响和促进大学生良好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形成，在古典政治哲学的洗礼下，培养大学生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乃是儒家之邦，中国哲学的奠基者为孔子和老子，分别为道家和儒家，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分支，道家关心的是自然和谐和天地合一，在政治上的无为的态度，在功名和价值追求上为无为而治，该哲学主张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中国后来的正统的统治思想，但是其倡导的自然和谐的哲学观点仍然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较好的正面促进意义。
在当今网络社会环境下，各种思想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环境，通过学习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儒家思想，义礼修身，严格尊卑老幼，保持原始的民主性和良好的价值取向，采用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指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求取向，可以在工作、生活、婚姻和朋友之间形成较好的行为准则。把礼作为修身的基本价值取向，以仁义对人，仁为精神，礼仪为主，礼是因循，仁是创造。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修身指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使得广大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培养人们具有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使得广大的大学生在思想品德、性格心理方面具有较好的价值取向，改变心灵容易受挫，孤僻、自卑的缺点。在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寻求善的本质，消除感官世界的弱点，保持人格的尊严，既要承受上天的对苦难的安排，也要奋发图强，努力奋斗。
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源远流长，古典政治哲学涵盖了中西方的智慧的结晶，中国的儒家正字思想具有强烈的伦理价值取向，对促进我国大学生的道德自律、自我完善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古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为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闻名的礼仪之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哲学思想，成为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的学习，以德化人，通过道德的感化，使得广大大学生认识到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类作为世界的一分子，大学生更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大学生通过古典哲学的指导和引领，结合“修、齐、治、平”的政治主张，在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尽责尽力。正如儒家的核心思想：“人若不尽其所能完成社会的责任，那么就无法有效发挥自身的特长和天赋”。因此，大学生消需要抵制和舍弃当前功利化和悲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思想，利用古典政治哲学在精神上培养自己的美德，在行动上履行忠恕之道，把仁义付诸实践，发展“仁、义、礼、智”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兼善天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全面发展成为高素质的国家栋梁之才。
3 结语
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为“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促进作用。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指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求取向，可以在工作、生活、婚姻和朋友之间形成较好的行为准则，以仁义对人，仁为精神，礼仪为主，礼是因循，仁是创造，在行动上履行忠恕之道，把仁义付诸实践，使得广大大学生认识到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注释
① 刘亚明.善与可能的善：从古典政治哲学到现代政治哲学的嬗替[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52-57.
② 施雪华，李凯.伦理本文为与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学之价值取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10（1）：29-35.
哲学人生的价值范文5
关键词：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生活世界
作者简介：刘振怡，女，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从事文化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逻辑建构”，项目编号：11B030；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编号：unpYSCT―2015023
中图分类号：B51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008-06
与德国古典哲学相比，新康德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定位属于19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但其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学界普遍认为，针对黑格尔的思辨意识哲学呈现出来的理论倾向，新康德主义发展出一种从认识主体的心理或生理结构来说明知识形成的新的认识论哲学，他们对康德先验逻辑学说的利用和改造，直接构成了后来现象学发展的思想来源。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对新康德主义现代价值做一探讨。我们认为，新康德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促成、凸显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文化哲学思维范式的重新复苏，而这一思维范式在现代哲学中至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哲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历史必然
新康德主义形成之初，哲学史内部和外部都酝酿着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哲学立场。受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个时期西方文化主题是强调个人自由、主观理想、内心情感。表现在哲学研究内容上，就是以情感为核心的人性道德论把道德的基础从彼岸的神性重新转移到了此岸的自然人性，试图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建立普遍的道德原则，由此引发了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关注生命价值意义的哲学观转向。新康德主义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要求重新返回康德、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要求的哲学范式。李普曼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认为，哲学不是完全被纳入具体自然科学之中，就是对属于过去的财富作历史编纂学的描述。”[1]（P223）哲学研究的使命、哲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作为哲学观的核心问题，开始重新被加以追问。
就哲学史发展内部而言，受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新康德主义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哲学研究出现了自然科学化的倾向，其明显特征是：似乎人类生存的意义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发现，价值可以借助逻辑来认识。哲学自然科学化使得哲学使命发生了根本转化，它试图去探求一种超越认识主体个性化制约的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知识，以此来发现新的客观真理，回答人的主体个性化历史存在问题，探究人的价值意义生成。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思辨意识哲学的思维范式特征。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思辨意识哲学总体上带有一种旁观式（Speculative）的研究倾向：站在本体之外谈论本体，站在认识之外谈论认识。哲学作为人类生活的向导，为人类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根据，它的研究取向是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应然”状态，充满着偶然性与未特定化。人类复杂的社会历史演变也不可能被整齐划一的自然科学加以考证。与此对应，哲学内部的研究主题开始发生转向， 主要表现在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区分，对技术理性绝对化、片面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反思，由此发生了由近代认识论向生存论、语言学、人类学等的转向。
在哲学史外部，随着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逐渐兴起，人们的理论兴趣逐步转向对文化和人文科学特殊性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了以泰勒、摩尔根、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哲学人类学家和以兰德曼、舍勒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过对文化来源的挖掘、文化定义的阐释和文化本质的界定，分别从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实证层面论证了哲学自然科学化消解的历史必然。他们都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为核心，从探寻文化本质入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研究文化在人之为人过程中的重要性，把文化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标准，提出“人是文化的创造物”[2]（P26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人类学特别是从本尼迪克特和马林诺夫斯基开始，慢慢触及到文化类型、文化模式等哲学范式学理研究层面，明确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的行为的决定作用。可以说，在文化人类学的哲学思想中，不知不觉地包含着某种自发的文化哲学的萌芽，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基础。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哲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从实证层面印证了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产生的历史必然，而新康德主义则是从哲学理性的内在分化中，通过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探索开始自觉地推动这种哲学理解范式的转变。新康德主义的两大重要学派，即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和以卡西尔为代表的马堡学派，把哲学研究对象重新定位于价值论，赋予哲学以文化价值的普遍性合法性基础，把主体对于对象的评价当作统一全部哲学的基础和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标准，将文化历史事件的评价当作哲学的主要内容，对人文科学的效用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哲学理论建构的可能性分析等观点，对文化哲学研究范式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
一般而言，哲学转向指的是，改变了原有的（传统的）研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转换。新康德主义强调哲学的首要问题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实然问题，而是应然问题即价值问题。新康德主义高喊要“回到康德”，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回到康德呢？这里，详述新康德主义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新康德主义仍然继承了康德的两分法，只不过这个二分不再是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之间的对立，而是被替换成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构成了新康德主义的重要特征。以此为基点，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哲学合法性的重构和哲学自然科学化方法论的消解。 首先，新康德主义明确区分了自然科学和哲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他们批判了当时欧洲哲学界轻视哲学、取消哲学研究的两种倾向：把哲学归结为一门经验科学特别是心理学，或是把哲学等同于哲学史的研究。文德尔班认为：“我倒是觉得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之下自己负有一种义务，应当提出证据来说明，哲学在它现有的形式之下，在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的要求之后，还是感到自己可以解决那些构成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决定哲学在文化上的价值及其在学院教育中的地位的重大问题。”[3]（P50）由此可以看出，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价值学派正是通过对“哲学何去何从”问题做出的肯定的回答，即“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4]（P927），捍卫了实证科学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哲学的独立性。“那些价值是一切文化职能和一切特殊生活价值的组织原则。但是哲学描述和阐述这些价值只是为了说明它们的有效性。哲学并不把这些价值当做事实而是当做规范来看待。因此哲学必须把自己的使命当做‘立法’来发扬――但这立法之法不是哲学可随意指令之法，而是哲学所发现和理解的理性之法。”[4]（P927）文德尔班的这个观点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的焦点，即哲学应该研究价值问题不谋而合。但是，思想家们也是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价值问题的。例如，尼采所倡导的价值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的，把个人当作价值的最高标准，否定了普遍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导向相对主义，并最终导致哲学的消解和文明的衰落。而文德尔班则力图去寻找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价值，认为这是文化和文明全部功能的组织原则，是人生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
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新康德主义的学者们认为，主体对于对象（包括自然和文化对象）的评价应该作为统一全部哲学的基础和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标准，“尽管对个别价值和意志目的的认识和划分等级各有不同，但是在总体上承认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习俗，特别是承认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利他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4]（P919）。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最初来源于主体的价值意识还不能保证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关于价值，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把它界定为主体对文化历史事件（包括自然和文化对象）的评价，而评价的标准则是“标准意识”。“标准意识”是作为对意志、情感全部经验进行评价的绝对中心，是对实际意愿和理想标准相符合的意识。这个“标准意识”使得价值具有道德意义，个人从属于社会被当作一切评估的基础和准则，保证了价值最终指向人性，指向人类积极的爱。由于有了“标准意识”这样的价值哲学前提，哲学不但能够用“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统一起来，而且它和实际生活也能够密切联系起来。“价值决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Geltung），而不在于它的实际的事实性（T?tsachlichkeit）。”[5]（P83）这样，在新康德主义看来，价值是某种独立于主体的自立的意义世界。价值是一种准存在，因为关于价值，不能说它实际上存在或不存在，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文化价值或者事实上被大家公认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化人假定为有效的，因而那些具有价值的对象的意义也被假定为具有一种不仅是纯粹个人的意义；而且，文化就最高意义而言，一定不是与纯粹需求的对象相关。”[5]（P30）而对于价值有效性的理解，其实是我们为了自己要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关怀的“一种责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康德主义的“价值的普遍有效性”还是带有康德哲学的先验性，但是它的确把思辨意识哲学当中遮蔽的人的现实生活凸显出来了。哲学决不是去认识某一领域的具体的科学知识，它有必要也有权利而且也必然会去考察和认识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范畴和领域。新康德主义重视价值，其目的就是要把价值评价当作人类心智最深层的认识，要赋予精神价值以特殊的重要意义。“哲学始终主张，它有权利通过这种方式超越所有那些还无法令人满意的现象，来认识这个世界，进入它最深的层面中，与此同时，价值评价本身也是人类心智的活生生的实在。”[6]（P650）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哲学不是把这些价值作为事实来描述和认识，而是要强调其效用性：对于社会当中的人的存在而言，普遍价值为其提供道德原则、审美原则和形式逻辑[7]，为人类积极的道德建构、社会关系的和谐维系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康德主义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对哲学自然科学化方法论批判，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进而演变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思辨意识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个学派提出了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描述性和个体化的研究方法。
新康德主义认为由于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采取不同的方法。“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根据这一点，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所估计的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存的，但至少是由于它们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5]（P29）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思维是从个别事物的特殊关系中进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进而掌握一般的关系；而在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思维则始终关注着特殊的个体事物。“自然科学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抽象，相反地，在历史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直观。”[3]（P59）而人和文化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特殊性。人是一个有历史的动物，人的文化生活是一种世代相承愈积愈厚的历史联系，人要参与历史，就必须与历史发生联系，这就需要获得价值，以使自身的存在获得“价值普遍效用性”的认同。这种价值的获得是不能通过所谓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的一切兴趣、一切评价，全部与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相联系。文化科学所倡导的描述一次性事件，能够把人们的评价活生生地保存下来，这样，就可以使人们在价值上与人类的历史接上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化生活世代相传。为了克服传统思辨意识哲学普遍化、统一化、抽象化研究方法的缺陷，新康德主义者直接关注特殊性、个体性的存在。文德尔班提出“描述性”原则，李凯尔特提出“个别化”原则，包括卡西尔的解释学意蕴，都力图把文化哲学从自然科学方法压制下解放出来，恢复哲学个体性价值关注和具体的历史存在境遇。这种方法形成的根源在于：哲学与生命相关，因而必须与人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相关联，个体化的研究方法关注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和真实性。个体化的研究方法“反对总体观察（Totalansicht）或整体观察（Gesamtschau）社会和历史的真实性的方法”[8]（P2），因为，这种方法掌控不了社会和历史的错综复杂性，任何总体观察（或是整体观察）都会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中。当然，个体化的研究方法是以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严格区分为前提的，没有不同学科组群的自治性的保证，方法原则的形成无从谈起。在新康德主义那里，价值其实是承载着人作为主体的一种评判。人类的全部活生生的价值评价，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单一性；人们的全部价值获取就根源于对象的一次性和独一无二的性质。文德尔班“描述性”的方法论原则直观地显现出了人类历史研究对象所具有主观自为性、个别性，而这正是价值意义产生的起点。文德尔班提出，在对文化事件做出评价时，要区分出制定法则的知识与描绘特征知识之间的关系。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历史领域当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3]（P59）。
三、文化哲学：一种新的哲学理解范式的凸显
通过对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特征分析，我们看到，当时哲学家们对所处时代的哲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哲学的意义和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重新反省和建构，这对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康德主义把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对象，而价值的载体是历史当中的人，生成的情境是人现实的生活世界，评价的意义最终指向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这些正是20世纪现代哲学探讨的主要研究领域。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解范式，是以“价值意义”为核心理念，以存在、实践、历史、选择为基本范畴，通过对哲学自然科学化消解的方法论运用，贯穿于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至今仍是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因此，新康德主义所实现的文化哲学转向，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个部门，而是一种新的哲学观、新的哲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立场，是哲学摆脱近性主义的困境，实现自我拯救的根本途径之一。人类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存在是丰富多样的，而哲学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倾向则试图寻求一种统一的、无限的、一元的世界普遍规律，把历史领域的独特性和个别性隐匿掉，这就导致了传统思辨意识哲学生存于“危机”之中。文化哲学体现了传统思辨意识哲学在现代哲学发展进程当中的一种自我“救赎”。尽管传统思辨哲学也追求理性的自由，但它是把对“知识”的掌控作为哲学实现自由的手段。哲学不是对现成事物作出经验科学的结构分析研究，也不仅仅是对“存在者”的经验型知识，而是通过对未来的指向，揭示其“非存在”的趋势。只有在未来当中，我们通过价值意义的探索，找到“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才是实现自由的根本保证。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文化哲学进行如下界定：文化哲学是内在于现代不同哲学流派当中的哲学主流精神和哲学发展趋势，它高扬人之生存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是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理解范式，是对传统思辨意识哲学范式的一种反思和超越。文化哲学之所以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它所建构的哲学思维方式较之传统思辨意识哲学思维方式更为合理。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解范式，有以下三个不同于传统思辨意识哲学的理论特征。
首先，作为范式导向，文化哲学回归人的生活世界。20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出现了很多以回归生活世界为特征的文化哲学或者是文化批判理论，这些文化批判理论的出现实际上也印证了新康德主义在自觉地推动文化哲学范式的凸显。同时应该注意到，“生活世界”理论也是随着文化哲学转向的完成而出现的。新康德主义以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都从不同方面致力于打破基于自然科学理性化运动所建构的“齐一化”和“标准化”的世界图景，为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保留空间，把哲学研究定位在具有历史生成性的，活生生的人的世界当中。传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概念是“实体”，其主要内容是主体心里的观念，而不是真实的“世界的内容”，这导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而此种认知模式只关注人与世界的单一关系，或者用对待物的态度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科学主义思潮中世界图景片面化和单调化的泛滥。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 把生活世界本身看成是人的文化世界，而不再是自我和对象对立的、主客二元的世界。例如胡塞尔认为，应该把由自然科学设计的虚构物质世界模型从生活世界当中置换出去，代之以“直觉地被给予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可经验的”人之存在领域。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因此，文化哲学通过研究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分析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文化模式和现实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关联，这一方面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文化危机提供了合理的路向，另一方面，也为被自然科学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原初性和意义性的恢复提供价值参照。
其次，文化哲学关注价值意义的生成问题。生活世界为文化哲学生成提供研究场域，而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意义世界，是一个直接被给予和发现的意义世界。只有发现了这个意义世界，才能指引日常经验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个人也只有进入到生活世界里，才能获得主体认同，获得社会性。因此，我们在探讨生命的意义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时期，或者是某一个固定不变的目标，意义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生成过程。生命的意义可以被解释成生命存在的目的，人的价值（human value）意指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它包括人的自我实现、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赫勒就人的价值做过专门的研究，界定了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价值是一种持续的信念：行为的特定模式和存在的目的状态（end-state）。文化哲学之所以强调人的意义和价值，旨在说明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自在的与人无涉的“本体”，而是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所负有的责任。所谓的价值和意义的来源并不在彼岸世界，而是存在于人的自身活动当中。“价值和意义问题”更像是我们存在的一种隐喻或是一种对存在的看法和洞察。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正在扮演何种特定的角色，有哪些更合理的期待。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对它的看法从多个方面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走向，存在的价值意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有待发现的问题，更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活动。因此，人是自由的，人要对自己活动负有责任。
再次，文化哲学强调对个体存在之偶然性和特殊性的研究。一种哲学具有怎样的深层的合理性与广泛的解释力，就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把握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文化内涵，来源于人的具体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更深层次上来源于人是有时间性的、历史的存在。对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强调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的实践活动摆脱了意识哲学范式中的普遍规律和外在必然性的束缚。文化哲学对历史特殊性的强调也彰显了人与世界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消解了思辨意识哲学把握世界方式的单一性，否认了主体和客观世界的二元对立关系的预设。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抽象化、普遍化的，它还可以是神话式的、艺术式的、伦理式和审美式的。在对不同的文化符号形式的把握中，我们就会意识到，哲学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殊价值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克服自然科学理性化运动所建构的“齐一化”与“标准化”的世界图景。把人归还于历史，在历史的特殊性当中实现意义和价值，使人从对上帝、对理性、对外物的依赖转向自己活动本身。
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对文化哲学史的生成进行整理和研究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任务，本文只是从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这一个视角来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新康德主义关于哲学合法性基础的重构和文化科学研究方法（无论是描述性、个体化原则还是符号解释原则），为文化哲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促进了文化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方法（例如：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存在主义方法等）的相互融合和借鉴，推动了文化哲学的深入发展。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之后的发展呈现出与之前的哲学完全迥异的风格和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文化哲学方法的逐步确立，文化哲学研究主题的逐步显现。
参 考 文 献
[1] 靳希平、吴增定：《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现象学史前札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3]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载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5] 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文德尔班：《哲学概论》，载《二十世纪经典文本》（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哲学人生的价值范文6
当代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的进步紧密相扣，兴起于1978年的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并在人学探讨和文化研究的推动下，逐步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整体转型和升级，价值哲学应立足生活世界及其结构性变革，面向现实的价值问题和挑战，推进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哲学滋养和理论支撑。
一、把握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价值存在的基本特性
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不能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理论建构和逻辑推演，而应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客观变化，关注价值领域的现实问题，将哲学批判的理论力量转化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现实力量。当前，中国开始了整体转型升级的历史进程，这形成了各种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时空“场域”[1]。我们的理论研究包括价值哲学研究，都必须立基于这一场域，即立足于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客观现实。如此，关键的问题就转化为，价值哲学如何立足于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客观现实，或者说在价值哲学视野中，需要把握的现实究竟是什么？鉴于哲学思考的内在规律及特性，我们认为，价值哲学意义上的客观现实不是一般性的纷繁复杂的价值现象，而是偶然性之后的必然性，是价值表象背后的价值发展规律及其特性。立足于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价值哲学研究，不能满足于价值现象的堆砌和罗列，而应从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出发，考察社会转型期多元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变化，分析社会“多元”与“统一”的内在张力，理解各种价值现象的本质，继而把握当前价值状况的基本特性。一方面，中国整体转型升级期的价值状况呈现出“价值多元“”价值平行”的基本特性。价值是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现实效应，体现为实践基础之上的主客体关系。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2]，价值关系也不例外，它作为“为主体”而存在的关系，体现着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在价值关系中，客体趋近主体，主体的存在状况决定着价值的存在状况。在社会整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社会利益结构进行了分化与重组，原有利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不断涌现。这些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社会生活中价值多元存在的现实。
价值多元的事实打破了一些固有观念，为价值哲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课题：一是，并非所有价值问题都必然具有一个妥善解决的正确答案；二是，我们无法保证能够通过可靠的方式寻获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三是，这一答案本身是否合理、自洽将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换言之，价值多元与价值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价值选择可以依据多重标准，价值仲裁并非只有一项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价值多元存在并非仅仅造就冲突，它还为价值共识创设了内在需求，奠定了达成统一的可能性基础。这样，如何梳理与回应转型期多元选择带来的价值冲突问题，如何考察并推动多元基础之上价值共识的达成，将成为价值哲学研究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价值多元”不仅仅是社会现实，还具有方法论意义。能否承认及如何对待价值多元化问题，体现着研究者的学术心态和思维方法。秉持科学、求实、开放、宽容、审慎的研究态度，既实事求是地承认价值多元存在的现状，又严谨审慎地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厘清“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界限，是我们深化哲学批判和推进哲学创新的前提。
另一方面，中国整体转型升级期的价值状况呈现“价值重叠”“价值交错”的基本特性。世界范围内，伴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时空交错和时空压缩的效应不断扩张，全球普遍联系的趋势不断加深，全球治理的诉求此起彼伏，文化交流与价值共识的主题日益突出，人类共同体已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显现。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及价值诉求多元存在的同时，共同主体、整体利益和普遍价值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在中国社会，就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特别是，我国整体转型升级基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追求全体中国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借助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中国力量。这一实践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紧密结合的命运共同体。如此，人们将形成与之对应的价值共同体，继而在多元价值并存的基础上，构建共识性、统一性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价值同构和一致的价值观念将与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实践形成互动，在推动社会转型、结构升级的同时，实现价值观念的整合与提升。可以说，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历史进程造就了价值“多元”与“统一”共存的典型特征，构成了“简约与复杂、祛魅与返魅、平面与立体、拉近与疏远、解构与建构”[3]并存的充满现实张力的生活世界。价值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一生活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哲学反思与批判。
二、立足价值多元共存的客观现实寻求主导性价值尺度
价值哲学关注和把握整体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并非为了接受和默认现实，而是为了反思现实，批判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价值现状。这不仅是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必须完成的任务，更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所在。正如冯平教授在《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中所言：“中国的哲学应当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为研究旨趣，应当以影响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研究课题。”[4]面对中国整体转型期内价值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性，价值哲学一项不可回避的理论任务是，立足价值多元共存的客观现实，寻求主导性价值尺度，引导人们的价值实践和精神生活。
事实上，价值标准及其评价尺度的变化不仅是价值变革的前提，亦是社会变革的前奏。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祛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揭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大幕，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1983年发轫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推升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内部促成了价值标准的大反思，为主体性的觉醒和“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后，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尤其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实现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荡除了发展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思想迷惑，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价值论和实践论的基础。可以说，确立价值标准、明晰价值评价尺度，不仅是价值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转型升级的需要。价值标准及其评价尺度如何确立？这需要我们回归到价值本质的哲学探讨之中。人们关于价值本质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价值标准的认识，而有关价值标准的看法又决定着价值评价尺度的确定。所以，我们在塑造和确立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时，必须立足现实世界，回溯价值本质，厘清价值的基础、来源、生成及属性等问题。一般而言，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主体客体化或主体对象化，造就了新的价值客体，体现为价值创造的过程；客体主体化，使客体对主体产生影响，实现了客体对主体的效应，表现为价值产生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两者之中，主体客体化并非价值生成的必然环节，如自然客体在满足主体某种价值需求时，就无须经历主体客体化过程。这样，比较两者对于价值生成的决定性意义，我们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由此，我们“以客体对社会主体、对广大人民利益的效应作为价值标准”，而客体主体化的积极效应“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最根本的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使主体更美好，使人类社会更美好，使广大人民更美好”[5]。
“价值标准是一定事物、现象对一定主体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什么价值的客观标准，评价标准则是人们认为一定事物有没有价值的标准，是主观的标准”[6]。价值标准决定人们的评价标准，是故，以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普遍性价值标准，这就决定了价值的评价标准，即对社会和人民有益的事物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具体而言，在当前社会实践中，有助于中国整体转型升级，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事物和活动，才是有价值的、值得我们肯定和支持的事物和活动。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自身执政理念的核心，是这一价值尺度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和运用。鉴此，我们在确立整体转型期的主导性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时，一方面应接纳价值存在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社会整体转型期，价值的主体性及主体的多元性，预制了价值观念的多样复杂性。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多元”归于“单一”，应承认价值观多元化的合理性，实现多元价值的和谐共存。另一方面，在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前提下，寻求和确立主导性的价值评价尺度。我们应突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明确社会性正效应作为评价尺度的地位，实现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现实价值选择的统一。在日常生活中，主导性价值尺度应引导人们将自身利益与他者利益相统一，将主体尺度与实效标准相结合，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要求，多做有益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多开展有利于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活动。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确立价值标准及其评价尺度时，还必须避免价值标准流于抽象，应将社会实践后果引入评价尺度，即将“价值标准建立在实践结果的客观事实”[7]之上，将实效标准与主体尺度有机结合。众所周知，在社会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及其评价尺度，不仅规约和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体现着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标识着价值观念的进步方向。价值哲学视野下的社会整体转型，其关键问题就是在价值多元的基础上确立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的主导性标准。若此，方能统一思想、凝心聚气、集合力量，保障和推进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顺利进行。
三、从价值哲学批判的视角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8]。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益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保障中国道路不断前行的正确方向。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价值哲学应积极因应转型期的结构性变化，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要求，自觉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并从哲学批判的视角为其进行理论奠基。首先，继续强化价值观念的“元问题”研究。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始，价值观念已成为价值哲学的研究重点。当前，我们在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有关价值观念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厘清价值与价值观、价值观与价值观念的异同；透析价值观念的本质和形成特点；勾勒价值观念的基本结构；探讨价值观的多元性与统一性等。其中，应特别甄别“价值”与“价值观念”：价值是一个“关系——实践”范畴，指客体在实践基础上对主体的效用。价值观念是一种社会意识，指人们对价值和价值秩序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对两者的区分，能够凸显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特征，揭示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彰显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其次，促成社会主体“价值自觉”的形成与提升。
党的十报告在整合意见、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倡导”，明确了三大维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其宣传倡导过程必不可少，但仅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和灌输则显然不够。我们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普罗大众的价值自觉。一是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在优化传播内容和宣传形式的基础上，增强公众的理论自觉；二是不断提升制度保障，通过具体、现实、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公众的价值养成；三是逐步增强价值自信，使公众在反思意识形态现状的基础上，确立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当然，要形成这一价值自觉，还需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所具备的精神引领力，即在整合多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赢得广泛认同和理解，继而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和精神之魂。再次，推动“价值认知”转化为“价值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让公众认识和理解诸多核心价值观，然而仅有认知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在价值认知的基础上推动价值信念的形成。价值认知与价值信念皆属于价值意识的范畴，是价值关系和价值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相较前者，价值信念属于价值意识的深层结构，是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要素，能够在人们内心影响和左右价值选择和评价活动。若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于价值信念的塑造和构建，即将诸多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公众的自觉意识，使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深刻的信任感，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内在准则和精神支柱。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充分发挥其引导和规约的作用，才能切实保障价值目标的达成。
最后，推动“价值观念”付诸“生活实践”。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和落脚点是发挥其引领作用，凝结向上和向善的力量，化解诸多价值冲突，确保价值目标的实现。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利益主体和价值主张纷繁复杂、多元共存。如何在“多元”中寻求“统一”，确立人们行动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承担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评价活动。社会群体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判断和评价某一行为的价值。这种评价活动可由权威组织进行，也可由一般大众进行；可具备有形的评价形式，亦可表现为无形的评价和意见。当前，优化权威性评价、规范自发性评价、探索多元性评价是提升社会评价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前提性条件。
四、在面向中国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哲学的自我创新
正如韩庆祥教授所言：“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要求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哲学的发展，并显示哲学的本质、生命力及其意义”[9]。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立足中国现实，关注中国问题，凝练中国价值，在回应中国结构性变革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完善和创新。
（一）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推动以实践为基石的价值哲学重建和创新。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要求我们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立足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开展哲学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认为，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问题，离开实践的主体性、历史性与目的性，就无法把握价值问题的实质。如此，我们应围绕人的价值实践进行哲学思考：一是，紧扣价值的实践品格，立足主体尺度和主体际关系，从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握价值活动的规律。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考察人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地位，解读人自身的价值及其特性。三是，将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付诸社会实践，由此检验其正确性与合理性，推动价值哲学的丰富与发展。若此，中国价值哲学就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跳脱出形而上学研究范式的禁锢，实现了哲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根本转换。这呼应了哲学的第三次“价值论转向”，不仅意味着价值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更实现了哲学观、哲学方法及哲学精神的变革。简言之，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摆脱了知识论思维方式的束缚，将实体性思维转变为关系性、实践性和系统性思维，推进了以实践为基石的价值哲学重建和创新。
（二）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促成价值哲学“问题意识”由“知识逻辑”维度向“现实存在”维度的转换。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价值哲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独立的哲学学科以来，发展至今人们逐渐意识到价值哲学只有从问题出发才能获得自身发展”[10]。在中国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之下，价值哲学研究唯有关注中国转型期的重大价值问题，才能寻获自身的理论生长点，才能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同时，面向中国问题，在新的价值哲学立场上克服价值危机、重塑价值理想的努力，也导致了价值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变，即从囿于知识的逻辑构造转为直面现实世界的价值问题。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向与提升是当代价值哲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前提，亦是其自身不断创新和完善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