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性理论研究综述
(一)西方现代诗学中知性研究
诗学畛域下的“知性”内涵和特征。杨华丽认为，知性的内涵，在诗学观念上，是“智”，智慧，是体验、思想、哲理等等，但它们是从感性中升华出来的;在诗学策略上，是机智，思想知觉化、感觉形象化，此类诗“成为肉体感觉与形而上学的、玄思的完美结合”，诗歌手法上使用饱含感性与知性的意象，客观化、非个性化的戏剧性，建构富有反讽、悖论等闪现机智的语言。而李媛从文化诗学角度把知性内涵概括为四个层面:最表层，知性是将异质的意象强行结合，产生突兀、惊讶的效果;第二个层面，知性代表了使对立的或不调和的品质取得平衡或协调的力量，是诗人组织冲动的方式;第三个层面是平衡和协调感情和思想这两股冲动的能力;第四个层面意味着一种态度，即它能“充分理解几代人的经验”，且能“对经验进行不停息的审视和批评”。论者还指出，有价值的诗歌中知性有如下特点:非日常经验的、非逻辑的、包容的诗。
(二)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研究
1937年金克木提出的“智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的起点，徐迟的“放逐抒情”、穆旦的“新的抒情”和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等理论是其发展和完善。学界采用词源考辨、分析比较析理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对西方理论创造性转化。曹万生认为金克木从创作实践总结新诗出现的知性倾向，借鉴、变异了西方知性诗学的观点，对传统的哲理诗作了改造。主要表现为:承认情感与理性平衡说、综感论以及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淡化了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张力说和戏剧化理论。情感与理性平衡说，强调了知性因素的增强，这里的“知性”主要是思想和智慧，而“思想和智慧，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是可以被诗人接受和理解的”。对于徐迟和穆旦的知性诗学主张，子张认为，徐迟从抗战时期社会现实背景考察，推导“放逐抒情”源于无情可抒，是不周密的理论。而穆旦植根于抗战中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心，直接借鉴艾略特诗学和17世纪玄学派诗学，他的“新的抒情”是一种“具有理性化特征的深度抒情模式”，要求脑神经与激荡的血液融合，赋予“抒情”新的内涵，即“理性和感情的深层次融合。”
许多学者都认同四十年代新诗创作主体吸纳力创造力的增强，对西方知性诗学的接受是面对新诗自身诗学课题作出的一种诗学建构。邓招华指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聚焦的是“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具体表现为:以戏剧性张力的诗歌认知模式，指向了“现代经验”与“诗歌文类”的互动生成关系的考察;在思考改良现代汉语自身特质方面，用知性对语言进行重构，增强文本的包容性与语言的张力效果，关涉着“现代汉语”与“诗歌文类”之间互动生成。谭桂林精到地分析了以知性追求为鹄的九叶诗派在诗歌现代意识和现代形式的建构方面作出的贡献:1、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使诗歌内容从主观世界的倾诉到客观世界的揭示、诗歌对象由情感向经验的转移和感情处理从直接流露到心灵敏感的控驭。2、以“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突破了意象派(在中国主要是现代派)诗歌意象构造短小、凝固与个人化弊端，承担起深刻表达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状况和现代人紧张又没有确定性的精神世界。3、戏剧化原则在诗语表达方式和诗性思维方式两个层面改变了中国新诗原貌。它以包含和置疑两种形式“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
二、西方知性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大量原始资料的发现使学界对现代西方知性诗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发生质的突破:范围广泛，西方知性诗学重要理论家和诗人瑞恰慈、艾略特和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得到较充分研究;方法多样，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并重，并借鉴传播学、符号学理论研究;立意深掘，重在考辨社会文化语境对接受者的制约和诗人创造性转化的独立品格。
(一)瑞恰慈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瑞恰慈是西方知性诗学中坚人物。学界在已有学术成果基础上，通过新材料的发掘，绘制了一幅较完整的瑞恰慈诗学中国接受与变异图谱。陈越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新考察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译介瑞恰慈的史实。论者不仅辨正了早期瑞恰慈的中国译作的一些舛误，也梳理了诸多中国学者理解、接受、传播和运用瑞恰慈文学理论的情况。不仅考证了中国学者对瑞恰慈诗学的认同和接受，也辨析了对其的不同反响。黄一梳理了抗战胜利后袁可嘉等平津地区年轻学人、作家，受瑞恰慈文学思想的影响历程。作者指出，袁可嘉等借鉴瑞恰慈的“综感论”、“包容的诗”、“戏剧化”等诗学思想，提出“新诗现代化”理论，强调文学的兼容性、调和性和开放性。用“知性”对抗当时文学中情感泛滥、说教严重的毛病，充分肯定了“知性”在现代文学的价值。另外，刘涛重点分析了瑞恰慈对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深刻影响。
(二)艾略特诗学和诗歌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艾略特是西方知性诗学理论与实践的重镇，对中国现代诗歌知性诗学影响甚深。刘燕《T•S•艾略特与中国现代文学》和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两篇宏观探讨艾略特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的论文，辨析了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对艾略特接受和实践，前者考察时限为1949年，后者为整个二十世纪;前者重在分析译介传播情况和传播语境;后者聚焦中国新诗对艾略特诗观和诗歌的创造性转化。董洪川发表系列研究艾略特与中国新诗关系的论文:《叶公超与T•S•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九叶”诗论与T•S•艾略特:从理论建构到批评实践》［和《赵萝蕤与＜荒原＞》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第一篇梳理了叶公超对刚在西方诗坛初露峥嵘的艾略特的注目，奖掖学生翻译艾略特的诗作和诗论，并身体力行撰文推介、研究和应用艾略特诗论的历程。第二篇主要分析艾略特诗学观及其创作对九叶诗派构建中国现代诗论的影响。第三篇以赵萝蕤与《荒原》译介与研究为个案，辨析其在不同接受语境下不同的译介策略，以此管窥《荒原》在中国传播历程以及中国学界对《荒原》的解读与接受。
(三)里尔克诗学与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里尔克对冯至、郑敏等诗歌创作的影响已是学界公论。新世纪学界对里尔克的传播和接受研究趋向深化。马利安•高利克结合丰富史料，梳理了里尔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译介历程，评述了其在中国文学和批评中的接受状况，尤其评价梁宗岱、冯至和绿原等译作贡献，以具体作品辨析了冯至、郑敏诗歌对里尔克作品的借鉴和化用。张岩泉认为，中国诗人对里尔克译介有个从“生疏”到“亲切”的过程，使里尔克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刻下窄而深的印记。论者分析了冯至与里尔克守护一生的诗源，以及九叶派借鉴里尔克“诗是经验”说和静观物象、凝然沉思的写作范式，创制了一批新诗名篇。也指出译介忽视了里尔克晚期作品和思想，留下历史缺憾。范劲运用符号传播学理论，以里尔克神话的形成探析里尔克与中国现代诗歌精神脉息相溶的过程。陈芝国探讨吴兴华对里尔克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对学界过分集中探讨里尔克与冯至和九叶诗派的关系是个突围，拓展了里尔克诗学影响广度。
三、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研究
新世纪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研究，成果丰赡。研究视域看，涉及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知性诗歌与哲理诗、流派和诗人知性诗歌等。研究方法看，比较研究、影响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交互运用。
(一)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潘志存结合诗论与诗歌概括为哲思化的诗思、知觉化的诗美和体验化的诗意。左敏和石锋还原历史现场考察中国现代知性诗歌发展历程。左敏从文本知性构建和创作主体知性观照两个层面，具体分析出哲理小诗是知性的初步、新智慧诗是知性的逐步提升而冯至和九叶派的诗作里知性渐趋融合。石锋认为现代派知性诗歌从三个方面超越五四哲理诗，主要表现为:创作理念上知性对哲理的超越;诗情上理智对情感的超越;诗境构成上多维对平面的超越。学界对流派知性诗歌研究也有力作。罗振亚认为主情和主知把现代派分为前后期。他先比较主情和主知诗风的不同文本症候，再从审美趣味、想象图式和结构风貌区分两类诗歌的差异:“情趣”与“意趣”、情调象征与哲理象征、情态文本和意态文本。九叶诗派知性诗歌研究，这些年一直是研究热点。蒋登科认为，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是九叶派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它实质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把诗篇所关注的现实、诗歌形象的象征性和诗人的人生智慧、艺术机智交合为一个整体”。九叶诗派实践“感性与知性的融合”主要手段有:由具象生发抽象、具象与抽象交织、加重思辨色彩。而李丽平从艺术思维方式上理解九叶派的“感性与知性”，她认为西南联大诗人群“对知性与感性之间的平衡的追求，突破了传统诗歌单一的实象结构，在抽象与实象之间寻找内在的契合点，建立起诗歌的双重结构。”中国现代女性知性诗歌也得到学界的重视。殷红从几位现代女诗人诗歌文本的智性构建特征，探析女性诗歌知性文本的文本外原因，并指出不可忽略女诗人在新诗智性化的建构道路上的作用。欧阳小昱着重分析了现代女诗人对“人性、生命、社会的知性关注中使女性的自我的存在得到更深入的体现”。
(二)诗人知性诗歌个案研究
诗人知性诗歌个案研究，切入点小，便于研究和操作，成果宏富，但也出现重复研究，大多聚焦卞之琳、冯至和穆旦的知性诗歌。学界对卞之琳知性诗歌研究主要从诗思、诗艺和对西方知性诗学的变异三个方面展开的。罗振亚的《“反传统”的歌唱———卞之琳诗歌的艺术新质》，是新世纪对卞之琳知性诗歌研究起点。该文认为，对卞之琳诗歌“应从其反传统的智性向度上去进行解读”，才能领略其诗魅力所在。卞之琳“通过知性上的探险、冷隽的非个人化抒情、淘气的智慧挥发等一系列现代诗学策略，背离了传统诗学的内质，步入新诗现代化的前沿。”“提高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与深度，抵达了把握世界与人类的本质境界。”张洁宇认为，思辨贯穿卞之琳整个创作，成为其主要诗学风格。思辨主要以“相对”观念为主，在诗歌中以“距离”、“对照”和“变异”三大主题展开;在诗艺上借鉴西方“非个人”理论，从细微琐细的事物里发现诗歌，抽象哲理融入具体意象，“把握哲学与现实、智慧与情感等方面的分寸”在现代诗歌史上无可取代。而杨华丽则认为，在诗学观念上，卞之琳追求的“智性之美”，不是想建构出哲学思想体系，而是追求哲学诗化的乐趣。王捷认为由于文化境遇不同，卞之琳“只能用中国抒情的传统去涵盖知性”，知性在其诗歌中有了策略变形，“具体表现为:相对论思想、对时间的沉思及归家意识。”陈希侧重考察了卞之琳接受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过程中的变异，认为卞之琳在吸纳瓦雷里、艾略特等诗学时，有所选择和创造，并与民族文化审美传统有机契合，“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在智性的探求中发掘诗美”，显示出了创作主体独特的艺术个性，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冯至诗歌是三十年代知性诗学的发展。杨丽华从诗学观念和诗学策略两个向度，解读了《十四行集》的知性追求。她认为，《十四行集》中的存在主义诗学观念是对卞之琳引领的新智慧诗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选择和承担的自觉体认、死与生的玄思、真正个体的孤独和超越、联系。李福臣论证了冯至接受艾略特、里尔克知性诗歌影响，诗作独具形而上的玄思，以“本体的生命意识、人与自然的关联和否定之否定”的精神，将生活现实转化为艺术现实，完成了自己诗歌的知性追求。穆旦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西方知性诗学的吸纳，使其诗作充满矛盾和张力。杨恬认为穆旦诗歌的知性与其强烈的生命意识有关，迥异于卞之琳和冯至，表现在自我的探寻、向死而生中国化的死亡观、选择的痛苦和承担的责任，其诗“成为灵魂对世界沉思的认识经验”。邹英分析出穆旦诗歌呈现出的抒情主体“更多地是表现出个体内心的‘自我’和深刻内省的分裂的‘自我’”，凸显了“现代个人生存的矛盾、残缺、痛苦，荒诞与异化，”并指出这种自我形象来自主流话语培育的“异己形象”。刘燕认为穆旦诗歌中的分裂为多重自我的形象最后突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在自我的弃绝的同时也指向了最终统一，走向自我皈依。
四、中国现代知性诗歌形式研究
形式研究是新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研究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方向。王泽龙、叶琼琼等学者综合现代语言哲学、文化诗学等理论剖示知性诗歌意象、语言、结构等形式特征，实证研究与诗意领悟会通，披沥出知性诗歌的独特文体风貌。对知性诗歌意象研究王泽龙的成果最为突出。他的《论现代派诗歌意象艺术》，认为以卞之琳等代表的后期现代派意象有智性化特征，意象智性化是在意象艺术上转向了沉潜的智性体验方向，增强了意象的客观化和戏剧化表现因素，注意了知性与感性的融合，并试图把“西方的智性经验的表达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的营造相结合”。他的《九叶派意象艺术的现代化追求》，认为九叶派创制了意象的现实性、象征性和玄学性相互渗透的诗学原则;感性强度和理性深度的凝合形成了意象呈现的深度模式，即将人生经验转化为诗的经验的意象的智性化象征;“九叶派诗歌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特征:意象的扩展式和意象的凝结式。”也认为，九叶派诗歌意象化探索中智性过度造成意象过于晦涩难解的毛病。叶琼琼研究穆旦语言的系列论文，跨界语言学、文化诗学和形式诗学，阐述了穆旦知性诗歌文本的语言形态，是知性诗学研究的新成果。她的《穆旦诗歌词汇的现代性特征》，认为穆旦诗歌词汇分为三类:非传统诗意的新生词汇、身体词汇、翻新的传统词汇。其中，新生词汇表现出穆旦接受了西方知识系统和以理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价值体系，精密地认识世界与自身;身体词汇，对感性生命珍视，用身体思想，思想玄学化，改变了诗歌抒情方式。她的《论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特征》认为，穆旦诗歌语言欧化最凸显的特征是大量使用长句子，长句子“改变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功能，提高了表现力，扩大了信息容量，提高了细节描绘能力;革新了诗歌句子之间的关系，在诗句间建立起严密的逻辑思维。”同时指出，使用长句子是穆旦接受了以知性为主的西方现代诗学思想。她的《论穆旦诗歌语言的隐喻性》，认为由“新的抒情”的提倡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建构，穆旦诗歌语言的隐喻性显现三种类型，隐喻使得“穆旦诗歌语言肉感、抽象、智性和多义”与其诗歌知性化追求相符。《穆旦诗歌语言反讽论》是篇运思深远见解独到的宏文。作者指出，穆旦诗歌语言的新批评反讽和后现代反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性特征，最后得出“穆旦对反讽这种现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借鉴和创造，从创作而言，生发出诗歌内部的矛盾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从哲学层面来说，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诗歌形成了对接”。形式研究方面还涉及诗歌结构和诗性主体。黄葵认为:采用双层结构、戏剧化结构、无序化结构等诗歌结构方式，将形而下层面的事物关注与形而上层面的玄思有机融合，西南联大诗人群实现了诗歌深度模式的创作理念，揭示了人类的生存意义，扩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和力度。”王喆从人称选择变化考证了卞之琳与冯至诗歌诗性主体的不同及其内涵的各自诗学抱负。
综上所述，新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知性诗学研究成果宏富，但也出现重复研究、新资料发现不足、视域不宽广等毛病。宏观研究中，中国现代知性诗歌史还是空白，缺乏历史线条的链接;中国现代知性诗学与古典文学(尤其是宋诗传统)的相通关系阐发不够。微观研究中，囿于资料和现有诗歌史的遗漏，三四十年代其他知性诗人(如胡明树、吴兴华等)诗歌和理论很少涉及。这些表明中国现代诗歌知性诗学研究刚刚起步。
本文作者：夏强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