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智慧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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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智慧论文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1

[关键词]智慧 概念框架 哲学智慧 智慧的哲学 知识型哲学 问题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031―07

当前,中国哲学界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重返哲学的智慧本根”、“回归哲学的本性”。人类当今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又是一个“智慧贫乏”的时代。由于“智慧已经衰退”或者说“智慧被人遗忘”,致使当今全球人类陷入了重重生存危机之中,因此“恢复智慧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化行动之一”。由于智慧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本原关系,哲学一向被看成是“爱智慧”,所以“无智慧的状况”表明“哲学错了”,哲学“弃绝智慧”而沦为知识。可见,“恢复智慧”就是要“回归哲学的本性”。然而究竟什么是智慧?哲学与智慧到底是何关系?哲学智慧同其他智慧区别何在?智慧的哲学与遗忘了智慧的哲学有何不同?“恢复智慧”的本真意义是什么?

一、智慧辨义

“哲学”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的“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因此,要想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智慧,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去理解“爱智慧”。然而“知识易言,智慧难说”,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对智慧的理解不同,从来没有关于智慧的统一的定义,由此导致哲学自身的难以定义。在此,本文欲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对“智慧”的理解,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智慧”的词义,从知识、才能与智慧的对比中来领悟“智慧”。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智慧”这个词,他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可见,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智慧就是认识“多”中的“一”,就是认识到一切是“一”,“一”统一着一切。苏格拉底提出了“自知元知的人是最有知的”的智慧观,意在表明唯有神才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神性的);人没有智慧,只能在承认自己无知时才能去追求真正的智慧,把智慧看作是人类通达真理或真知时必具的谦逊“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首次对“智慧”提出确切的定义:“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不同于两个东西:一是与感官认识和神化幻想不同,它追求的是对自然事物的合乎理性的解释:二是不同于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它注重于对事物所以如此的原理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观代表了西方古代人们对智慧的认识。

在中国,“智慧”或单一的“智”字,在先秦时已出现,但其含义在当时并没有直接的界定和解释。譬如老子讲:“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十八章》)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提出:“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已大量使用“智慧”或“智”这个词,但对这个词的词义本身没有给予直接的解释。直到百年后汉初的贾谊,才第一次对“智慧”作出明确的界定:“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谓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谓童(蒙昧)。”(《新书・道术》)就是说,智慧是指人们对未来祸福的深刻预见和敏捷把握的思维能力。

在印度佛学中,智慧,或智与慧的连用,或二者的分别称谓,它是梵文“般若”和“若那”的音译。在《佛教大词典》(2002年)里它是指一种破除人生迷惑、破除“我执”的能力,包括判断、辨析、洞察、彻悟。如“般若”,有彻悟之意; “若那”,泛指一切有分析和有决断性的认识能力。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在英语中,表达“智慧”的词有两个:wisdom,intelligence,前者有智慧、才智、明智、知识、学问等意,后者是指理智力、理解力、聪明等等。在汉语中,古代人讲的“智”包含有聪明、智谋、智慧、知道等意,“智慧”指聪明、才智、知识。在《现代汉语词典》(2001年)中,智慧被解释为“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可见,在汉语和英语中,智慧一词的用法基本相似,概而言之,它主要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把智慧理解为知识学问,或者是见识、创见(此种含义具有知识的性质);二是把智慧定义为一种洞察、预见、辨别、创新的能力(才能)。由此看来,智慧好像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种“知识”和某种“能力”。事实上,从前面引述的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人侧重于从知识的层面理解智慧,中国人侧重于从能力方面理解智慧,印度人则把智慧看作是“识”(彻悟、洞悟)。但是,智慧肯定不同于知识,也不单单是能力。因此,对智慧与知识、才能的对比分析,构成我们理解和领会“智慧”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博学并不能使智慧。否则他就已经是赫西阿德、毕泰戈拉以及克塞诺芬尼和赫卡泰智慧了。”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智慧和知识是不同的。那么,智慧与知识究竟有何不同?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契,在1947年的《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上,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智慧》,该文集中地探讨了知识与智慧的不同以及二者的关联。他认为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是从三种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出发,即“以我观之”、“以物观之”和“以道观之”,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结果。所谓“以我观之”是指从常人的主观角度去认知,其结果只能形成主观性的意见;“以物观之”是指从事物的客观角度去认知,结果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以道观之”则是从宇宙本原的高度来透视,从事物的内在本质来剖析,其能力为智慧力,其结果便谓之智慧。可见,意见、知识和智慧之间,有层次的分别,有高低的不同。实际上,冯契的观点是直接继承古代哲学家庄子的思想。在《庄子・秋水》篇中,就有“以俗观之”、“以物观之”、“以道观之”的提法。冯契把庄子的这一提法进一步具体化和明确化,并将它运用于对意见、知识和智慧三者的理解上,颇有启发意义。

就智慧与知识的关系而言,智慧不等于知识,但基于知识。它是在知识(包括意见)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对于事事物物的本真的洞见,是对知识融会贯通后形成的见识。比如,我们可以说,“举一知一”是知识,“举一反三”是智慧;“见微知微”是知识,“见微知著”是智慧……。推而广之,“一叶知秋”、“闻一知十”、“闻声知情”、“张往知来”等等,皆可谓智慧。从本质上看,智慧与知识的不同在于:“知

识是一种从生活中分离、结晶出来的东西,是已然生成的东西,而智慧则是一种活生生的、永不封闭、永不僵化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向一切可能性敞开着的。”从智慧、知识、能力三者的关系来看,此三者类似于我国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三长之说。“才”即才能,“学”为知识,“识”就是智慧。而对于才、学、识三者的关系,我国清代的诗人袁枚,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令我们耳目一新,为之折服。他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善学邯郸,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为药误。我有神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续诗品三十三首・尚识》)袁枚把智慧(“识”)比作“神灯”,看作是“学”与“才”的“统领”,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的确,智慧是知识和才能的统帅,它指导着知识和才能的获得和运用方向。当然,智慧也离不开知识和才能,它要以知识为其奠定基础,要通过人的才能来显现自身。由此,我们可以说,凡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惊人的模仿力、深邃严密的思考、神妙高超的悟性、卓越独到的见识,明察秋毫的判断,能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触类旁通并善于运用已有知识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智慧即是一种基于知识、显于才能、达于彻悟的高、深、远、广的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一方面,它是一种认识能力,是人的一种深层次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探赜索隐的认识能力;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境界,即是一种通彻事理、了悟世情、洞达人生的精神境界。

二、哲学的智慧

哲学是智慧,但智慧并不就是哲学。原因在于,智慧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比如,从层次来看,有高级智慧和低级智慧;从性质上讲,有“形下智慧”和“形上智慧”;从表现方式而言,有常识的智慧、艺术的智慧、宗教的智慧、伦理的智慧、科学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等等。因此,对于理解哲学本身来说,不仅要懂得智慧的一般含义,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哲学智慧的性质。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曾提出“概念框架”的理论。他说:“概念并不是一些孤立的理解。相反地,它们是彼此联系的,而且,联系于一个概念网络并依照这个概念网络而得到理解,形成我们称之为概念框架或概念结构的东西。”据此,孙正聿把概念框架区分为三个最基本的层次,即常识性质的概念框架、科学性质的概念框架和哲学性质的概念框架,并认为:同一个“名词”或“语句”,在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例如,“物质”这个“名词”,在“常识”的概念框架中,它是指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科学”的概念框架中,它是指构成世界的“要素”;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它则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又为人的思想所把握的“客观实在”。同理,“智慧”这个“名词”,在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换句话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智慧”,即常识的智慧、科学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那么,在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智慧”的性质和含义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在我看来,常识之“智慧”是在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聪明”、“精明”和应对具体事物时所具有的“智谋”、“见识”。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遇事反应迅速、机敏,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足智多谋(如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办事精明,或有精湛、娴熟的技艺(如庖丁解牛时的游刃有余),那么,他就是富有智慧的人。但是,这种“智慧”具有某种形而下的品质,它是一种求“器”的意识。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经验的、技术的、常人的智慧,受个人的生存意志的驱迫。是应对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的一种能力。美国的斯顿伯格说:“有一个为许多专家所接受的智慧观点是:智慧是对生活中新问题、新情境的一般适应能力。”本文觉得这种智慧可理解为常识的智慧。总之,常识的智慧是为个人的生存作谋划的,因此可以把它叫做“小智”或“小聪明”。有小智者的智慧仅仅是有利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小集团,它甚至会促使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所以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可见,老子在这里说的“智慧”正是“求器”的常识的智慧。

科学之“智慧”是在某一领域表现出来的创新思维和辨析、预见能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孟推教授认为,“智慧就是指抽象思维能力”;也有人认为,“智慧是多种智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判断力)的总和”,“智慧就是智力测验测得的东西”;还有人把智慧定义为:“是指具有产生新思想的思维能力。”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科学意义上的智慧。这种智慧,由于它是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事物的本真的洞见和发展趋势的预见,还未超离“求器”的范围,因而,其性质仍然是一种“形下智慧”。比如《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智慧,爱因斯坦的科学智慧,就是这种智慧的典型表现。

哲学之“智慧”则是冯契所说的“以道观之”的智慧。具体来说,它就是对“道”的体悟,是一种通彻事理、了悟世情、洞达人生的精神境界。它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首先,哲学智慧是一种“大智慧”。其“大”在于:它是对世界与人生的博大与圆融的理解;它所追问的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而不是对具体事物及其演变过程的说明;它指向无限的超验领域,是一种“形上智慧”,而不是对有限的“形下之器”的关注。简言之,哲学智慧之所以是大智慧,就在于它是对“天道”和“人道”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之“道”的透彻领悟。这样的智慧,就是庄子所说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也如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是张载所确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意识。按照西方哲学的看法,这种智慧,是“专门研究‘有’本身”,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说(亚里士多德语),是对“在”的“思”和“谛听存在的消息”(海德格尔语)。

其次,哲学智慧是一种精神境界。毫无疑问,哲学智慧首先是一种“高、深、远、广”的认识能力和卓越的“见识”,但更为根本的,它是一种精神境界,就是指人的精神状态层次和心灵超越所达到的一种境地,或者叫“心态”、“心境”。精神境界不同,人生态度就不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对人的本质、地位(即“人生在世”的问题)和人的价值、人生意义(即“人活一世”的问题)的“觉解”,取决于主体对“存在世界”(存在本体)和“意义世界”(价值本体)的理解和追求。觉解愈透彻,理解愈深刻,追求愈高远,则精神境界就愈高。然而,“人生在世”和“人活一世”、“存在世界”和“意义世界”,诸如此类问题,恰恰是哲学智慧的独有的“地盘”和“世袭领地”。因为,哲学智慧的本然旨趣就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语)。中国古代的老子明确指出:“知人者智”。所谓“知人”,就是认识“人是什么”(包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明白了“人之为人”的依凭,才能度过一个合乎人的“本性”的有意义的人生,才能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高远的精神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说:“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再次,哲学智慧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智慧。哲学,作为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它必然

要面向人自身存在的本身。哲学智慧作为对一般智慧的超越,表现在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和个人生存的问题,是为人类生存和个人生存提供指针。就对整个人类生存而言,哲学智慧规范并指导人们的价值取舍和人类努力的方向,关涉人类根本选择和文明根本走向,其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协调进步和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对个体生存而言,哲学智慧是人的“幸福的寓所”和“安身立命之本”。因为,哲学作为生存智慧是与人的幸福、正义等德性寻求密切相关。“生存智慧是一种获得内心的幸福感和德性满足的方式,由此,生存智慧便为人类的内心塑造提供指引。”更为实质的是,哲学智慧以其对“本体”(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世界的追求,在理论上为个人的生存确立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使个体生命的心灵得以“安顿”。唯其如此,个体才能够体验幸福、欢乐、喜悦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总而言之,哲学智慧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最后,哲学智慧是一种“酸性”智慧。美国哲学家L.J.宾克莱在其大作《理想的冲突》一书中说到:“‘一些现代性的酸’已经使过去各种宗教式的笃信溶解了。”我们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把哲学智慧比作“酸性”智慧,意在表明哲学智慧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的智慧,是对思想的“解冻”。“它要求把基本假设、概念系统和思维框架看作是成问题的,看成是无法冻结的动荡的海”,通过对既定的知识、现成的结论和流行的观念的怀疑和挑战,通过对思想前提的批判以及智慧本身的自我批评,从而防止人的思想的冻结和思维的凝固,并实现人类思想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如果没有这种酸性智慧,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精神生活就会陷入贫瘠。

综上所述,智慧有许多种,而哲学智慧仅是其中之一,它与常识的智慧和科学智慧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我们对三者不加以区分甚至混淆,就会导致对哲学的歪曲和误解,当代的“哲学常识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倾向就是例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种智慧之间又有内在的相关性。哲学智慧是对常识的智慧和科学的智慧的反思和提升,并以理论的形态将这两种智慧扬弃地包含于自身之中,从而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同时,哲学智慧要借助于这两种智慧或者说通过对二者的“作用”而实现它的意义和价值。

三、智慧的哲学

如果说哲学就是“爱智慧”,而爱智慧就是对智慧的热爱、追求和反思,那么,哲学所热爱、追求和反思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哲学的智慧”。因此,所谓“智慧的哲学”就是对“哲学的智慧”的热爱、向往和追求,此其一。其二,“智慧的哲学”是相对于“知识型哲学”而言的。就是说,哲学追求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是“智慧之思”而不是“知识之学”。所谓“知识型哲学”,也可称之为“哲学的知识化”,一是把哲学当作是知识;二是用探求知识的方法来研究哲学。由于没有厘清“智慧的哲学”的深刻内涵,造成了对哲学的双重误解。

第一,没有把哲学智慧和其他智慧区别开来,把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每当人们谈论起哲学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刚开始接触哲学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你这样的答案:哲学是一门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且不说在这种理解中把哲学仅仅看成是智慧学、聪明学,而丢掉了“爱智慧”之本义当中的对智慧的“爱”(热爱、追求和反思),由此势必导致把哲学看成是一大堆现成智慧的总汇。而且,这种理解中所讲的智慧。多半是常识或科学意义上的智慧,远未达到哲学层面。正因为这样,人们学习哲学都抱着实用的目的,企图从哲学中获得一些论辩的技巧、抽象思维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和分析问题的普遍方法等,以为如此,人就有了“智慧”,也就变得“聪明”起来。更有甚者,想从哲学中寻找解释世界的“终极真理”和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从而使哲学沦为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工具理性”,失去了其作为“人生境界”、“生存智慧”、“价值理性”和“人类生活的样式”或“人的生命形式”等等的深厚意蕴。如此一来,哲学就难逃被简单化、庸俗化和工具化的厄运。

第二,把哲学知识化。哲学知识化的根本在于,把智慧等同于知识,把哲学理解为“知识之学”。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哲学在其产生的源头便与人类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与人的生活和德性的塑造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哲学却越来越远离智慧,哲学由“智慧”滑转为“知识”。在我看来,这种“滑转”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如前所述,亚氏把智慧定义为“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而哲人(即有智慧的人)则是“知得多”和“知得深”的人。他说:“我们先假定: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然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全知道;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有而易得,这就不算智慧);又,谁能更擅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该被施为,它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之少的人应该听从他。”尽管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智慧不是对世界万象的个别性和经验性的认识,而是对普遍性知识的获得,是关于原因、本质或根源性的知识。但是,这种对智慧的理解,将哲学导向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导向对客体的认识与关注。由此,也使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哲学只不过是“知识之总汇”,它与科学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二者追求的知识的普遍性程度不同罢了!到了近代,哲学的知识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培根和笛卡尔确立起一种知识论形态的哲学,哲学成为滋养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的母体。笛卡尔曾用一棵树来比喻整个科学知识的分类: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自然科学是树枝。他要求哲学像几何学那样建立一系列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体系。他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建立了以“我恩”主体为核心的主体形而上学,试图回答一切知识的根据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哲学才成为“科学之科学”)。此后,经过康德的“批判哲学”,再到黑格尔,这种知识论形态的哲学达至巅峰状态。现当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仍然是奠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哲学知识论立场”,并且这一思潮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固守。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中,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普遍地把哲学视为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把科学视为关于各种“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而把哲学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知识。这样,哲学就成了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了,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

哲学知识化不仅表现在内容上把科学所追求的知识当成自己的追求对象,而且,表现在方法上把科学的实证方法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当作典范推广和应用到哲学的领域中,哲学被实证化、科学化和技术化,逐渐丧失其思辨的性质和反思的维度,失去对“在者”的超越和对“在”本身领悟的能力。哲学由此日益走向智慧的反面,其内在活力也一点一点地丧失殆尽。事实上,正是由于哲学的知识化和

科学化,导致哲学自身的“终结”或被科学“消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三部哲学名著当中,得出一个共同的哲学结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已经被“驱逐”出了自然领域,而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哲学又被“驱逐”出了社会历史领域,哲学只剩下一个纯粹的思维领域了。可是,我们知道,到了20世纪,思维科学的兴旺发达,哲学合乎逻辑的又被“撵出”了思维领域。这样,哲学被“驱逐”出了整个的世界,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了。于是,各种消解和终结哲学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人们并不甘心哲学被“消解”或“终结”,总是习惯于为哲学寻找新的“地盘”而使哲学苟延残喘地“活着”。但是,如果不改变哲学既有的“知识论立场”。任由科学知性思维模式的摆布,那么其自身生存危机的“魔咒”就无法消除,它必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而丧失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

在我看来,真正的哲学是不可能被消解的(无论是就事实而言还是从逻辑而言),人们只能“终结”某个时期或某种类型的哲学(比如知识型的哲学);真正的哲学不会是“无家可归”的,而是“四海为家”。因为,真正的哲学不是以“世界”为对象,而是以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它提供给人的不是知识(尽管它自身是一个由概念、范畴、命题、原理等组成的知识系统,且有自己的哲学史知识,但它不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是智慧。也就是说,哲学存在的根据和意义在于,它是“智慧之思”而不是“知识之学”。真正的哲学就是智慧的哲学。

智慧的哲学的要义在于: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哲学的智慧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这就决定了智慧的哲学必须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做出合理的回应,不断解答基于人之存在的矛盾性问题,从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智慧。唯其如此,哲学才能成其为“哲学”,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与此相反,知识型的哲学,只满足于揭示各种“存在者”背后的具有最大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终极知识,找寻客观世界最确定、最普遍的必然规律,企图建构一个庞大的关于世界绝对真理的抽象体系,而失去对人类生存活动的现实关注,或者说,“遗忘生活”,因而注定要被终结。因为人及人的生活世界是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而这种“终极知识”和“绝对真理”是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人类的,因而是“非人的”。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本质是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切割、遗忘和抽象,它不关心人的内心痛苦,更不能为人生提供价值目标和精神支撑,相反,人要受这种抽象的理性的“统治”和“奴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哲学变得“敌视”人了。不仅如此,知识型哲学或哲学的知识化、科学化,又使哲学功利化和实用化,这不仅导致了人们只拥有知识而缺乏智慧,而且还导致了人类社会畸形和片面的发展。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生存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人们过分追求(科学)知识而缺乏(哲学)智慧造成的。这也说明,仅靠知识型哲学和科学不仅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反而可能深受其害。只有哲学智慧才能提高人类自身生存能力,引导人类走向自由幸福的生活。

更为根本的是,智慧的哲学是“问题的哲学”,它不同于体系的哲学(建构体系、寻求确定性)。问题体现了哲学智慧。“所谓哲学是‘智慧’之学,即是问题之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人的智慧最集中最主要的体现。”毫无疑问,科学也解决问题,但是,科学的问题,主要是事实的、经验的问题,即形而下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依赖于人们对某种科学知识的掌握,因此,科学的问题,又可称之为知识的问题。而哲学的问题是超验的形上的问题,比之科学问题显得更具抽象性和思辨性。提出和发现哲学问题,不能光靠知识,而主要靠智慧,就是说,既要靠理论理性思维,又要靠直觉领悟。可以说,哲学是一个问题的“王国”,但是,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在“反思”的意义上提出和形成的,这就表明,“智慧的哲学”之所以是“问题的哲学”,就在于哲学的智慧是反思的智慧。

问题的哲学,标明哲学不是对知识、真理的占有而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哲学总是“在途中”),意味着哲学关注于提出新问题、开拓新视野、开辟新路径、“试图改变问题”而不在于给出答案。 “拒绝答案可以防止思想变成制度化或官僚化的知识,这样思想才是活的。只有当思想是活的,生活才是活的。”所以,“哲学问题不是用来回答问题,而是用来形成思想和生活的诱因,它展开可能性,它意味着有事情可以折腾,生活因此就开展起来。”此乃问题哲学的实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才成为“酸性智慧”而实现“解冻思想”、“前提批判”和“引导时代”的目的。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2

[关键词] 哲学;创新;根据;原则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76-05

一、生存智慧的追问根据与实事求是原则

哲学,从其古希腊语的词源意义上讲,是人们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一门学问。哲学所追求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千百年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实,苏格拉底早就指出:“正义和其他德行都是智慧”[1]193,或更为简单地讲“德性就是智慧”[1]6,这和中国的智者老子的看法不谋而合。“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在老子看来,至善的道德就是人们合道而行的品性或品行,而人们合道而行的品性或品行就是人生的大智慧。因此,简单而言,智慧就是人们合道而行的德性或德行。

许多人将聪明与智慧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大而言之,知“道”曰“明”,合“道”曰“智”或“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据是知“道”与合“道”,仅仅知“道”是远远不够的,生活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不难看出,知“道”的聪明只是合“道”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最后的合“道”才是智慧的关键所在。

“道”是公认的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作为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道”既具有西方哲学本体、本原之含义,又有法则、规律之含义,当然还有其最初的路径、方法之含义。

人们如何才能获得智慧或者说人们如何才能获得合“道”而行的德性或德行?这首先就需要人们通过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来求道、得道,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法则、规律的要求形成正确的路径、方法以妥善解决人们生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哲学研究或创新要想完成人类追求真理、追求智慧的学科任务,首先应该坚持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所求的“是”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客体存在或客观事物的规律或规律性。正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言:“‘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人们要想达到合“道”的智慧,首先要对规律性的“道”作形而上的探求与把握,进而达到知“道”的正确认识,这是人们行为合宜或智慧的理性前提,没有知“道”,就无法自觉合“道”,人生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许多闹剧或悲剧多由这种不知“道”的无知进而跟规律或法则对着干的愚蠢所造成的。

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所求的“是”其次是求“善”,即求得主体存在或主观行为的合宜性或合理性。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实事’是指现时代条件下获得的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的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求’是指研究(包含探索),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就是实事中的规律系统与合乎规律的规范系统。简言之,实事求是就是对于主客观事实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获得对象的规律性知识和规范化技术。”[2]

由此不难看出,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仅仅求“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哲学不仅要为人们提供“解释世界”的理论说明,更要为人们提供“改造世界”的方法指导,因此,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不仅需要有形而上求“真”的理论探求,更需要有形而下求“善”的实践关怀;不仅要通过认识实事中的规律系统、获得对象的规律性知识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更需要依据正确的世界观确立合乎规律的规范系统或规范化技术即正确的方法论约束、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基于自然、依据必然、达到应然,达到“德性”即“智慧”的境界,也唯有如此,哲学才能与一般科学区别开来。

总之,哲学是一门以探索世界的本原、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为形式,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人们通过这种实事求是的哲学努力所形成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才体现出人们正确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的生存智慧。论哲学创新的根据与原则二、具体科学的基础根据与立足科学原则

作为人类最为高深的学问,哲学首先要研究、把握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以及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以及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在求“真”的目标上,哲学与具体科学携手并肩,因此,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哲学依赖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离开了具体科学,哲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也就会枯竭。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3

【关键词】高中生;哲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引导学生从哲学整体角度塑造正确哲学观念

高中政治课中的哲学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派系,首先我们从哲学的大范围上来探讨一下学习哲学的意义,哲学作为思想政治学科所包含的一部分,是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学习哲学的目的以及哲学对其学习者能力培养有关的争论中,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都一直充斥着不同的见解,甚至有些哲学的学习者他们本身也被一种夹杂着怀疑和猜测的情绪所困扰,这种疑惑源于对哲学学科的怀疑,并且当这种怀疑上升到以功利的眼光去评判哲学的实用性的时候,学习哲学的精神就已经丧失了。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常站在街头与人聊天,许多年轻人喜欢加入这种带有智慧闪光点的聊天中,从中接触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以闲聊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人们在融洽的环境中人们各抒己见,尤其是那些人生观处于形成阶段的年轻人,在充满逻辑思考和辩论的谈话中,学会了哲学的思维方式,有些人将自己对哲学的思索继续下去,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并加以传承,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一位。哲学本身都是一种智慧,也是对智慧的思考和探索,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其本质都是对智慧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许方向不同,在持相反观点的人的眼中,某派哲学是与真理所在的方向背道而驰,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一种思维着的精神,人如果失去思维的精神,那么只能是麻木不仁的生物,这与庸庸碌碌的蝼蚁无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自然科学更多地体现为将无形的智慧转化成具体的工具来使生存变得更容易,这与原始人最初懂得刀耕火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智慧的结晶使生存变得更容易的体现。而人文科学则是获得智慧的方式,而哲学可以称之为人文科学的始祖,最初的自然科学家就是从哲学家转变而来的,自然科学使知识得以传承,哲学则使追寻智慧的精神得以传承,哲学传播的不是智慧本身,因为智慧无法被传授,也无法习得,能够传授和习得的只是探索智慧的方式,也许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是一种寻求真理的信念。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分为不同的派系,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反过来,某些被社会化了的哲学或者该派哲学中那部分被社会化了的理论又对这种社会制度进行维护。这也不能说是哲学的退步,世俗化的哲学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哲学本身追求智慧的纯粹性,但如果在时间的检验中,这种哲学所赞颂或拥护的社会制度被证明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符合人类发展方向,那么与世俗有交集的这派哲学所倡导的智慧就应该被承认,毕竟只有当智慧能够被转化成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实际时,才可以更好地被公众所认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的一种哲学。

二、引导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作用

论及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具有指导性作用时,应该运用中国发展现状来证明,让学生在观念上认同,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中国的发展前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对于世界,我们要以“地方性”的姿态融入“全球性”。而在获得了人类普遍性之后,我们仍要保持和发展个性,以适合我们自身的方式生存。邓小平说过:“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有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那些仍对资本主义制度盲目崇拜的人,是否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之迅速程度,有多少国度可望其项背呢。过去二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并且估计以后在科学发展状态下也不会低于8%。而那些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国度,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曾经对殖民地和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长久而血腥,对受搜刮的国家造成了发展硬伤,难以愈合。即便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仍无法维持自身良好运行,当美国1929年大萧条之际,罗斯福的“新政”加大了国家干预经济力度,努力做到兼顾公平,即在资本主义黑暗中寻找着社会主义这一黎明的曙光。而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基于对国家滑向社会主义的恐慌,极力想让经济回复到放任自流的状态,但最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去寻求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路”。之后的肯尼迪的“福利国家”政策更是达到了政府干预的高潮。而如今,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形式,仍遭受着源于不同方面的质疑和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源于国民民众对发展成果的满意程度,这也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战略目标模式所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的问题。正如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我调整和完善加以解决。而另一方面,国际大环境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施压也考验着我们的耐力和决心。一些国家蓄意制造“中国”,想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发展劲头,在经济上极力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想让中国以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产业链低端。然而,那些敌视中国的政要并非不了解中国的发展实际,由于长期被掠夺导致的积贫积弱,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起点只相当于美国的10%至25%,就绝对数字而言,即便中国继续无限期地以10%速度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无法与美国3%的绝对增长速度相匹敌。而军事方面,美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3.5%,中国则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谋求自强的道路仍被质疑和阻碍,我们只有坚守信念一直走下去。认同我们固有的革命信念,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发挥指导性作用。

三、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服务性

当前包括学生本身的公众对中学政治课都不无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其理论的实用性也遭到质疑,甚至某些人关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政治性特征,否认其对思维发展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哲学通常包含着两个特性,“政治服务性”和“思维服务性”,前者就是哲学的意识形态倾向,发挥其维护某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制度的政治服务性特征,这也是容易引起人们对哲学怀疑的主要原因,而反映在课堂上则造就了学生对政治化了的哲学的抵触情绪,甚至老师也自主给自己所传授的内容和自身定位为政策宣传的工具,并产生同样的厌教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神圣使命就被瓦解了,不再是以传承探索智慧的精神为目的了,起码在公众眼中哲学已经丧失了提高人们智慧水平和精神境界的学科意义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更高的角度来分析,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也许会让人以更广阔的视域和胸怀去看待和接纳哲学这一特性,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在实践的检验中被或否定,而在其指导下的实践也没有倒退或停滞,即使曾有不顺利的社会发展经历,也不应归结于是哲学本身出现问题,如果从客观角度看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就必须承认任何民族都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撑,追根溯源,这与远古时期所需要图腾崇拜的信仰类似,但社会的发展要求这种信念建立在更有科学说服力的基础之上,作为智慧开启者的哲学别无选择地挑起了这面大旗。这原本是是哲学本身优势的体现,却反而成为了影响哲学在人们心中神圣地位的劣势,这是对哲学不公平的,也不应该因此掩盖哲学的“思维服务性”。

四、引导学生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高中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利于树立正确价值观,还能够培养一种富有逻辑的哲学思维能力。“哲学不是简单地、刻板地描述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以一种批判态度对这种关系做出评价。”[2]学习哲学,不能只停留在对哲学原理的背诵层面,知识的获得不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获得,在这一点上,哲学教育者们有着深刻的认识。“哲学教学不是把哲学原理作为已知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不是为哲学原理寻找更多的注解,哲学教学传授的是一种把握现实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3]因此,对于学习者就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哲学的素养和智慧是不能单纯通过概念定理的记忆而获得,智慧孕育于知识,但它不会自动转化成智慧,只有把哲学概念中所传授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实际,在对现实事物进行分析思考的过程中培养出哲学的思辨能力,而智慧就是在这种思辨能力的作用下升华而出的,这是哲学的内化过程,真正的哲学精神的获得必须经历这个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都是试图在培养人们对事物考察、反思和批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会用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办事,更好地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一切。同时可以学到如何辩证的看问题并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它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一概而论,肯定矛盾的存在,不唯心不唯上但唯真唯实,马哲中强调最多的就是要客观而辩证地看待世界,这将有利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因此无论从哲学这一总体角度来分析,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派系的科学性角度来分析,青少年在中学阶段对政治课这部分内容的学习都是有意义的,通过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哲学素养和思维能力,帮助其获得对世界更准确的认识,从而在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作用的基础上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9.

[3]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2.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4

如果生活是值得过的,那么它首先必须被我们所审视。诚如苏格拉底所言:“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1生活形式尽管可以多样,但内在的品质却并无差别,这种品质即一种对生活的审慎的批判态度。只要是指向美好的行为都可视为一种批判,吟诗作画是一种批判,游山玩水是一种批判,谈情说爱也是一种批判……

批判是一种生活态度,同时也是一种人生观。“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询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2人之高贵,正是在于人持有这样一种批判的人生态度。批判是对生活的审视,也是对自我的拷问。如果我们还记得那句著名的德尔斐神谕,那么,我想“认识你自己”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二、审视自我的实践

(一)认识自我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可以说,认识自我乃是一切哲学和宗教都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卡西尔在《人论》一开始就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3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也将自己的全部哲学活动都致力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而在宗教生活中,“认识你自己”更是被看成是“一个绝对命令,一个最高的道德和宗教法则。”4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事实上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即生命的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解脱。总之,认识自我乃是人类的首要责任。

(二)认识自我的两种方法

卡西尔说:“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们怀疑一切关于事物本性的普遍原理,但是这种怀疑仅仅意味着去开启一种新的和更可靠的研究方式。”5在认识自我的问题上,不同立场的思想家有不同的方法和观点,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也有不同的方法和观点,但是问题却还是原来那一个!可以这样来说,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方法:一种是理性认知的方法,另一种是生命体验的方法。然而单纯理性的认知方法由于排除对生命的直观和体验,只强调理性和逻辑,以向外的方式探求生命的本质,故而终将无法洞察自我的真谛,康德之“物自体不可知”便是一明证。与此相反,生命体验的方法则强调“从经验出发的心理学”(布伦塔诺),以默祷、直观的方式去洞察生命和自我的本质,不管是笛卡尔在荷兰的悟道6,还是布伦塔诺对默祷的捍卫,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对于认识自我的重要性。“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指向的是两种不同的结局。单纯理性的认识方法,让认识自我成为了不可能,在康德这里走到了尽头。而生命体验的方法,则构成了认识自我,走向真我的必经之路。

三、真我的反思与实现

认识自我的目的在于实现真我,这是一切形而上学认知的目的论归宿。古希腊将哲学称之为Philosophy,philo译为爱,sophy译为智慧,合起来就是“爱智慧”的意思。作为爱智慧的哲学其目的正在于让人通达智慧,获得解脱。然而,由于对爱智慧之爱的不能理解,造成了哲学在当代愈来愈偏离了智慧之道,走向了极度贫困的境地中,丧失了其本责。

作为爱智慧的哲学,在其诞生伊始就一直致力于完善人类自身。“Philosopha这个词,在苏格拉底殉道的公元前第四世纪,及其以后的希腊和罗马的思想界,是泛指爱求智慧的理论活动,和改进人类的实践的努力。再详细些说,就是从全体去观察世界和人生,根据它的根本原理去把握宇宙人生的真相的理论研究,和指引人生努力向上的伦理的宗教的、实践的心术。”7在这里,哲学的认识活动与认识之目的本身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是合而为一的。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人为地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分离开来,才使得二元分立的思维模式在西方扎下根来,以至于哲学在当代变成了纯理智的认知活动,只能躲在学院里孤芳自赏,完全丧失了爱智慧的本格。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反动毕竟没有完全泯灭掉哲学致力于完善人类自身,强调生命实践这一传统。哲学与宗教的亲缘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必然。“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Philosopha的历史就是人类探求和体验宇宙以及人生意义的历史,如果说探求的方法主要是理性的方法的话,那么体验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宗教的方法。”“……Philosopha即爱智慧,无非就是分别以理性理解和宗教体验的方法达于智慧本身的人类实践活动。”8可以这样说,强调以宗教体验这种爱去追求智慧的哲学,在基督教时代终得实现,而爱智慧在宗教的体验当中得到了完成。这种完成亦是真我之完成。真我乃依赖体验而建立,故《哥林多后书》道:“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总之,宗教体验(生命实践)是认识自我,更是实现真我的必然之途。

四、结语

生命体验之传统固然在近代以来遭到了激烈的打击,以至当代之逻辑实证主义更是叫嚣着要取消形而上学命题,但也有坚持希腊、福音、中世纪的真正传统者布伦塔诺等人继续弘扬爱智慧之真谛。爱智慧之生命实践意蕴,凸显出一切形而上学与生活世界的亲缘关系。在“完善自我”一度被单纯理性传统的哲学家抛到九霄云外的时候,正是生命实践传统之爱智慧将之在福音中实现。如果说,形而上学致力于发现生命的真谛,那么,蕴含着生命体验的生活世界将是它最终的归宿。

注释:

[1]参见【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同上,第9页

[3]同上,第3页。

[4]同上,第6页。

[5]【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参见顺真《笛卡尔的悟道》,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7]马采:《哲学与美学文集·哲学原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8]顺真:《哲学与宗教》,第5页

参考文献:

[1]【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德】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M].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1996年版

[3]张尚德.中国人是真的[M].台湾:达摩出版社,1999年版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5

[关键词]教学哲学 重要性 形成 教学智慧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185-02

一、什么是教师教学哲学

在对教师的教学哲学探讨之前,首先应该明确一下什么是教学哲学?当前我国对教学哲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著作和文章还不是很多,对教学哲学的界定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下面基于自己的研读和学习对其作了一下总结。

教学哲学是对教学进行哲学式的或行而上的反思,既是反思的过程,又是反思的结果。[1]它既是教育哲学的核心,又是教学论的一个分支。教学哲学是哲学的一门应用学科,是应用哲学、实践哲学。综上,可以认为,教师的教学哲学是教师在日常的教学生活、教学实践与理论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对教学这一复杂现象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一贯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教学观,是教师个人的教学观念与信念的体现。教师教学哲学体现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对教学过程、内容和方法的反思、批判和建构的意识与能力。[2]不管教师自己是否意识到,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观。例如,针对同样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师会有不同的理解,有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教学风格、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

二、教师教学哲学对教师的重要性

哲学对教育、教师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今天无论怎样夸大教育哲学的核心价值都不为过。[3]斯宾塞认为,“真正的教育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实施”。亚斯贝尔斯也曾明确指出:“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能称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4]奈勒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无论你干哪一个行业,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生活方向的惟一有效手段。如果我是一个教师或教育领导人,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并且没有理智上的信念的话,那么我会茫茫然无所适从……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坏则每况愈下。”[5]没有哲学思考的教师是一个盲目的教师,虽然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做得对与错、好与坏也无从判断。这样的教师就是奈勒所说的“好也好得有限,坏则每况愈下”。哲学能使一个教师变得更好,工作变得更有智慧,更有创造性。还有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在我们身边,那些优秀的教师,那些伟大的教育学家,他们都首先是对哲学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并且在不断地学习哲学。可见哲学对一个教师或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是多么重要,教学哲学也在教师教学生活与实践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三、如何形成教师教学哲学

教师教学哲学的形成,需以实践的、行动的观念,在具体的、个人的教学实践中实施。教师的教学哲学是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学活动的看法或观点,即形成自己的教学观。我们所说的形成教师自己的教学哲学,其实就是使教师教学观逐渐明朗、完善、稳定。当教师自己的教学观足够明朗时,我们就能在解决教学问题时做到清楚地说明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在遇到教学困境的时候首先考虑“我应当怎样做”;当教师自己的教学观足够完善时,就不用疑虑自己的教学处理是不是学生、课程或者教学所需要的;当教师自己的教学观足够稳定时,就不用害怕每天面临变幻莫测的教学进程和教学事件,能够沉着冷静地面对不可预知的变化。[6]马斯洛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改进自己的冲动,一种更多地实现我们的潜力、一种朝向自我实现或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我也相信,每一个有上进心的教师总是想在教学实践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总是想做得更好。我们现在需要给这条提高、完善的道路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形成教师的教学哲学。那么教师该如形成自己的教学哲学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认识自己

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就是哲学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个体教育历程的根本指向。[7]哲学有三个基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因而形成自己的教学哲学也要从解决几个基本问题开始,即:我是一个怎样的教师?我具有多少文化背景?我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教师?人最难做到的就是清楚地认识自己,这将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二)自我反思

教师教学哲学的形成是通过自己的不断反思,不断思考来实现的;是一种个人自我提高的方式,它发生在任何一个想要反思自己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不受约束。因此,我们主张自我反思,对话的主题可以是:我做到了吗?我做的好不好?我做的怎么样?我还缺少什么,还该学习些什么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一个教师经常这样问自己,反思自己,他就会不断地进步和提高;如果一个教师能以教学日记的形式把自己的反思过程记录下来,它将如实反映我们的教学哲学不断完善、不断稳定和不断清晰的过程,促进教师教学哲学的形成。

(三)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在对自己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之后,对自己的教学生活和教学实践有了比较清晰的看法的时候,就到了提出自己教学主张的时候了。自从新课程改革以来,各种理念层出不穷,它们可能适合任何一所学校,可能适合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个教师都可以套用,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不可能是“我的”教学主张。

对于如何形成教师自己的教学哲学,可能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方法,方法也有很多种。在此简单叙述上面三种,教师需要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发现新的方法和路径。

四、呼唤教师教学哲学,促成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当今社会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这个群体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而现实是社会各界对教师越来越不满,普遍认为教师的整体素质偏低。所以现在教师专业化、教师的成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那么教师该怎样发展和成长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认为教师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形成自己的教学智慧,而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主要是通过形成自己成熟的教学哲学来完成的。教学哲学与教师的自身发展密切相关,只有当教师有了教学哲学这种思想资源,教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聪明”的教师。只有当教师不再纠缠于概念,不再纠缠于教育技术的细枝末节,教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大局观的教师。而这样的教师,也就是一个追求教育智慧、热爱教育智慧的教师。这也意味着一个教师必须是一个热爱哲学、研究哲学的教师。[8]当前教师的素质中亟待加强的就是教育智慧,而教学智慧又是教育智慧的核心部分。教学智慧的生成是一个教师成熟的最好表现,所以,我们要呼唤教师教学哲学的形成。特别是当下大多教师都不够重视哲学,不学习哲学理论的时侯,应该让教师回归到最基础、最原本的层面――哲学上来,以促成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

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能够使我们期待充满创造力的课堂,教师教学实践就会更具有生命力和创新性。那么,就让教师们一起行动起来,始终保持着对教学哲学的追求和实践。相信当每一位教师都拥有自己的教学哲学时,我们的学校就会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希望,我们的课堂定会时刻闪现教师的智慧,我们的学生也将在智慧的呵护下享受快乐的学习。教育需要教学哲学,期待教学智慧的生成,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必须学习教育哲学,在实践生活中形成自己的教学哲学。尤其在当今教育哲学缺失的时代,教师教学哲学的形成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作为一名在读的教育硕士,无论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还是在未来可能要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中,都应该好好学习哲学,为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席作宏.教师个体教学哲学建构与教师专业发展[D].陕西师范大学,2008(05):8.

[2]周晓燕.教师教学哲学的基本内涵[J].教学与管理,2002(12):3.

[3]王坤庆.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价值论视角的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2.

[4](德)亚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4.

[5]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35.

[6]杨建.建构教学哲学,唤醒教学智慧[J].校长论坛,2008(12):28-29.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6

关键词:势 中国式智慧 迂回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一书中以中国的“势”为集中论点展开论述,他认为中国思想非常注重“势”。“势”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主要是指局势逻辑。人在面对某种状况时,只有当他懂得利用自身所处局势,他的行动才会带来原本希望的效果。为了实现某一趋势所具有的可能性,他必须知道从那些还处于萌芽状态之中的元素里,分辨哪些是有益的而加以鼓励,哪些是有害的而应该阻止。其实这一行为或者思想状态颇有运筹帷幄之姿,并且正如于连所启用的“迂回”一词所表述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正或者反的静态行为点,而是一个蜿蜒曲折的思维动态图。

由于比较诗学兴起于西方世界的这一历史背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往往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桎梏,对于东方文化所包容的哲学视野大多抱有观望姿态,或以神秘玄幻等“一言以蔽之”,在某种程度上,毕竟未将东方思维纳入到可与西方哲学相媲美的高度进行审视。事实上,西方哲学观里经久不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即将逻辑作为哲学重中之重的观念源远流长,而东方文明所造就的散点式智慧理念并未真正进入西方学者的考查及借鉴范围,东方在他们眼中始终只是带有轻视色彩的“他者”,并不足以立于与西方哲学对话的思维平台之上;另外一种从东方立场出发的所谓“对话”,则是主要由东方学者发起的综合哲学论,并且从未以东方本土文化思想为主体运用于对西方哲思的阐释,而是恰恰相反,特别偏好于以西方由来已久的哲学观阐释融合东方智慧,这就导致了东方哲学在价值上的某种失落和不公。于连的著作在这种西方中心论基调下所起的搅动波澜的作用十分重要并且使他的中西比较视野呈现独特、开阔的情态,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名学者,于连对以中国式智慧为表征的东方思维进行了较为公正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且其出发点并非扬此抑彼,而是首先看到了西方哲学笼罩下的世界逐渐异化的现象,认为西方哲学已不再能够被轻易视为一个圆融自洽的因果逻辑体系,仅仅辅以宗教神学也已渐渐无法将已处于失控和崩溃边缘的后现代景象重整山河。于连通过对中国式智慧的分析,认为这一看似散漫无至上逻辑操纵的所谓哲学包含着比西方哲学求真思维更为接近人性人生、社会运作等的道的智慧,他将中国这一“能屈能伸”的迂回思维浓缩为一个词“势”,认为这是西方哲学应该吸收借鉴的另类智慧,这无疑彰显出了于连独特的中西比较视域,也为我们对于他的这类观点提供了认可或者批驳的空间。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中通过势这个字检视了中国思想里政治、军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文学作品等)、历史中各种情况的演变趋势以及推动自然的大演变这些重要领域当中的逻辑,并且引发和回答了一些更为普遍的问题:比如实况组合中起作用的潜在性、机能运作上的两极性或者是单纯的相互作用而自然产生的倾向并且以交替方式发展。[1]5在《势》里,他首先从军事方面的中西差异来凸显“势”的涵义和价值。以势为基础的中国兵法和希腊传统下的西方战略模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主张审时度势、战略布局,也即于连所说“投入之前胜负已定”;后者则以直接对抗、正面交锋为核心理念。兵法乃是艺术的一种,并且集合着整个民族的内核性思维,凝聚着人民的智慧,因而特别能代表一种文明蕴含的思想维度。于连认为,中国人在战略上往往采用思维上的迂回来左右局势,智慧的重心正在于行动前的思维调度,尽其所能做好一切事先分析。这或许有些类似经济学中的决策树,每一可能性的分叉都试图事先被包容在结果的有效性之中,正因为如此,军事或者谋士在中国古代战役(无论是战场上的还是宫廷里的)中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与此不同,希腊人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制定作战计划,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然而他们还是将眼光主要投于两军真正对峙的宏大场面,以肉眼可见的真实力量进行搏击和对抗,可能性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远没有确定性显得崇高,他们所追求的正是可见可感的士气和胜利,这种直接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哲学观里贯穿始终。这样看来,中国智慧与西方哲学在军事(战略)上已经体现出了一暗一明、一曲一直的强烈差异。于连使用的“弩”的比方颇有深意,“弩作为‘机制’的‘启动’,很自然地象征突发攻击的一支力量充沛的军队,即所谓的‘势如弓弩’”,“弩这个主题除了其本身固有的合宜性之外(因为弓弩紧绷的意象显示其所含藏的可能性)……”这里我们便很清楚,于连所讨论的“势”具有一种内在生发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于连反思西方的哲学成见,他认为西方哲学中有某种偏见,原因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自发性上,而是建立在假设和可能性之上,它偏向独一、“超越”的极化,而不是互相依附和相互性,它最终强调自由,而不是自发性;与之相较,中国人的思维之原创性在于他们不关注任何终极目的,视之为万物终极,他们从现行的进程之内在逻辑的观点出发,从现实本身出发寻找现实的诠释。

由此出发,便涉及一个关于哲学与智慧的辨识问题。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生命力――效果的智慧,势使思维在不断跃动中逐渐充盈,犹如一团不可见的气萦绕在思想的周围,这种气并非外界输入,这点和西方观念有着完全的不同,气与势的互相激发生成是内在自发的能量运转,它将中国哲学的非神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西方观念里总要穷尽全部可以论证的逻辑直达神学,上帝之手在终极意义上操控着看似深奥的哲学,这就使得西方哲学难免会不断地从一个圈套落入另一个陷阱,中国的“道”的智慧可以说为西方人点亮一条求存之路。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具有无限的包容性,道含阴阳,二者在其内部不断互转,生出层层之气,道乃是浑然一体,它是一,也就是全部。道就是由历史的全部经验不断充盈而成,它具有宇宙般的那种气蕴和能量,它是自发的,具有随机而变的态势,因此也就是无穷无尽的,它不追求终极目标,因而也无法被终结,可以说,中国智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绵延不绝地生发于世世代代,随历史而蓬勃,并且由于它对于历史经验的这种息息包容,它所产生和蕴含的能量就是富含人性的,是生于人,属于人的,也就是极为自洽的。因而可以说,对真理的追求产生哲学,对道的追求产生智慧。真理的反面是谬误,哲学由于对真理的追求因而总是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性质;而道无分正反,它是全部,因而智慧不选择正反,它只是摒弃偏执,在正中体会反,亦在反中体会正。“道同时是一又是另一个,它同时是万物由之而生的混又是达到每一特定个体化过程的具体实现(既是始动因又在时间中通过万物造化展开自身)。道同时是开始和终结,不存在两种现实的范围,但有上游和下游(而不是意义上的优先)。”在哲学求真的排他路径中,西方逐渐走到了崩溃与异化的边缘,正是哲学对话体式的逻辑论辩使得西方思维在不断排除谬的过程中走向了怀疑和不可知的境地,并且最终只能将求解的途径指向无法论证的上帝,这种由于不断论证而由不得论证之物解答的最大悖论早已失落了它原本的闪亮面目。

这里再次回归到“势”的论述上来,于连在以政治为例的分析中产生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于连用“时势造英雄”来概述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方式,然而之后他说“主张个人的能力与势并行运作,共同左右着成败;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这两种决定成败的因素彼此排斥”,于连又使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即“前面将国家比作马车,其含义应该倒过来解释:如果马车够坚固而套马车的挽具也质佳工细的话(挽具代表来自情势的效力),就不需要特优的马夫,而只需要规律地安置驿站,俾使所有的马夫,不论其才能高低,都可以跑得又快又好”。[1]24如此看来,于连似乎过于夸大了“势”的作用,因为在于连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他所理解的“势”乃是具有内在自发性质的,在这段关于政权如何造就并且得以稳固的阐释中,于连的表述具有几个悖论的地方:首先,如果势是内在自发的,那么何以能说“规律地安置”?毕竟“安置”是无法自发完成的行为;由此衍伸,得以使马车坚固也即政权稳定的情势应该由谁或者什么东西来造就?仅仅依靠情势的自生性应该无法准确地迎合历史的需求;再次,马夫的好坏是否重要,我们已可以从王朝的更迭中清楚明白,即便于连认为王朝的兴衰覆灭仅仅与情势的效力有关,然而,人君乃至整个统治阶层的品质绝不可被免除对局势的控制力。

幸而,在这些过于绝对的论断之后,于连还是在本书的七、八两章及时扭转了他的早先决议。在《在现实中运作的势》这章中于连提到了“势理不可分”,这一与势呈镜像融合的理并非西方哲学辩证观念下的真理,而是趋势自身保有的合理。于连认为气理的关系最能说明势的含义,事物中起作用的势之形成,既靠气,也靠理。“使事物现实化的气和指导现实化过程的理分不开”,这就表明,于连虽然认同中国智慧中势的自洽和内在生发性,然而他亦没有完全摒弃理的指导意义,只是,那种对话体辩论式所求的真理被与势相系的合理所转换,这一理论陈述非常合宜地将中国智慧运用于整个人类思维的调解之中,令其具有平和的可解性。于连认为中国智慧中的理性,其根基既不是本体论的也不是宗教性的,“治之理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现实而存在,进行中的趋势也不可能离开治之理而存在(离势无理,离理无势)”,[1]216这在于连看来正是中国思想里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