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理念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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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理念论文范文1

（一）虚拟世界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即时沟通的优化。这里的优化，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是网络的出现使得人们之间的即时沟通更加精细化，声音、图像甚至是视频都被应用于虚拟社会人群中的联系中。二是这种即时沟通的“廉价”的实现。网络的一大优势在于廉价而优质的服务。这种精细的即时沟通的实现并未带来巨额的费用负担，反而是十分廉价，极大促进了虚拟社会之间联系沟通的进步和升级。其次，是爆炸性轰动的猎奇心理。虚拟社会是最不缺乏惊奇和惊喜的地方。这里的任何一件新奇事物或者新闻都能够迅速引发虚拟社会中人们的围观和讨论，由于这种围观和讨论的产生和进行往往是即时的，是类似于电话会议的那种讨论，因此往往能够产生一种爆炸性的轰动。这种群体性猎奇心理引发的爆炸性轰动是虚拟社会中的寻常事件。它类似于在电影院看喜剧片时常常能够产生几倍于自己一个人看时感受到的幽默感一样，具有扎实的心理学内容和理念支撑。最后，是区域与整体的和谐统一。虚拟社会中的地域界限变得十分模糊，虽然有来自不同现实地区的人们，然而身在虚拟社会中，这种地域感就会被强烈的削弱，他们在虚拟社会中所持的是一种全局的宏观视野，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中出现的事件都会进入他的视野。而这些虚拟社会中的事物总能够借助这些人的接受和关注而走出虚拟社会的固有界限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实现了由区域到整体，再由整体回到区域的转变，也就是实现了区域与整体的和谐呈现和共存。

（二）虚拟世界带来管理哲学理念上的困境

虚拟社会的管理是现代管理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传统社会的哲学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都因为虚拟社会自身的独特性而受到冲击和挑战。具体来说，虚拟社会带来的管理学困境突出表现为：一是虚拟化与真实性的冲突。虚拟社会中人们在活动时往往保持着自身身份的隐秘性，这种隐秘性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以及财产安全等具有十分明显的重要性。然而从管理学角度来说，隐秘性意味着责任与义务的无人承担，人们的行为处在一种管制真空的空间中，传统的社会管理方法无法将这些千篇一律的人们规范在自己的规矩之内。二是虚拟世界的辐射性。虚拟社会的对应物是真实社会。而虚拟社会在管理学维度上的辐射性已经波及现实社会。现实社会中的事件在虚拟社会中因猎奇心理和即时发酵效应能够得到持续的扩大化表现，这就使得在现实中存在的事件受到虚拟社会的辐射之后发生“夸张”性的变化，对现实社会产生过度的影响，对民众带来认识上的迷惑甚至是恐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都因此面临成倍的管理压力。三是虚拟世界中道德意识的淡化和扭曲。在虚拟世界中，由于很多行为无法实现与现实世界中的对应，机器的阻隔使得人们在发出行为和动作时缺少必要的道德意识。甚至出现一些在现实世界中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在虚拟世界中却变得十分普遍的诡异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看做是虚拟性与道德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体现。

二、从哲学维度梳理虚拟世界的基本管理理念

（一）虚拟世界的生命：自由理念

虚拟社会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人类对自由的不断追求。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在不断打破自身界限和束缚，追求更大限度的自由。虚拟社会也不例外。而自由在这里恰好充当着虚拟社会的生命和支柱。所谓自由理念，并不是随意性，而是更高程度上的对人类权利的尊重。作为最高级别的生物，人类理应享受到更加丰厚和全面的待遇，获取更高程度自由，即现实社会中渴望获取而又无法被满足的自由。虚拟社会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类似“乌托邦”式的存在。比如，在虚拟社会中人们突破了地域的阻隔，实现两地间的即时沟通和信息传递；人们可以在虚拟社会中找到大量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或者社会群体，实现更好的发展；虚拟社会提供全面的生活便利服务，购物、浏览新闻、网络游戏或者观看网络视频，甚至可以在虚拟社会中交友、相亲，这些都实现了人在虚拟社会中的优越性保障和自由的实现；虚拟世界中政府方面的舆论监管力度明显变淡，这从侧面放大了人们的舆论自由，而网络信息平台的建立，也成为民众发表对当前社会生活中热点问题的看法和主张的不二之选。自由对于虚拟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一旦这种自由性无法得到保障，人们在虚拟社会中无法享受到相比于现实社会更加全面或者更深程度上的自由体验，那么人们会更加专心的投入到相比更加真切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虚拟社会中，后者也将因此不复存在。

（二）虚拟世界中的旗帜：精英理念

虚拟世界中自由性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们在虚拟社会中能够更加自由、更加个人化地活动和表现。虚拟社会因此显得更加多样化，甚至是更加分散。而任何一个群体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由分散走向集中，虚拟社会中的“集中”趋势就是意见领袖的出现。所谓意见领袖是指那些在虚拟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并且具有庞大的追随者和仰慕者，其意见和思想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形成趋势和潮流。意见领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虚拟世界中精英意识的一种体现。在高度自由的虚拟社会中，人们有时会因为这种自由而产生各种的不适应，于是迫切想找到一个方向或者是一面旗帜去追随，去摆脱这种自由，也就是“逃避自由”的一种哲学体现。而意见领袖的存在就为之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向和旗帜。这些意见领袖代表了这个虚拟社会中的精英阶级，他们影响着人们对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态度与观念，帮助人们完善着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等人生的顶层设计。

（三）虚拟世界的草根化：大众理念

与前文所述“精英理念”相对应的是“大众理念”。精英本身的存在就是以大众为前提的。没有大众的支持和推崇就没有精英的产生。任何一位虚拟社会中的精英都必须经历一段“大众”的沉淀和蛰伏。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哲学“辩证法”思维方式的体现。而大众观念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就是“草根化”的体现。网络虚拟社会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普及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要依靠精英引导，更加需要虚拟社会自身能够实现草根化，最大限度去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思想观念。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不是虚拟社会的发展之道，借助大众的力量，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才是虚拟世界得以迅速扩张，能够自身一体的秘诀。

（四）虚拟世界中的人文关怀：人性化理念

人文关怀，体现的是一种理解和尊重，是人类内心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文关怀能够引发不同人群的共鸣。这种共鸣能够帮助虚拟社会赢得更好的关注和更强的依赖感。具体来说，虚拟社会中的人文关怀表现为一种人性化理念的体现。人性化其实就是针对人类活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符合人类使用习惯、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人们心理上的反应机制的研究、对人们情感上的怀旧观念的应用等，比如在虚拟社会中，身份的隐秘性就是一种人性化理念的重要体现。它迎合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安全的重视和对自身信息的敏感性保护的心理。此外，虚拟世界中的人性化理念还体现在虚拟社会所奉行的“私人定制”的理念。虚拟世界能够记录人们的活动足迹和个人趣味以及关注点，进而能够为之提供极具针对性的服务：搜索引擎服务、在线翻译服务、生活便利服务、视频观看服务以及新闻推送服务等几种主要的服务种类，其实都是一种针对性的存在，具有十分明显的目标人群。

（五）虚拟世界中的顶层设计：道德理念

虚拟社会相比于现实生活缺少了诸多的管理工具，比如缺少人与人之间的监督、缺少明确的身份证明以及缺少一定的准入门槛等。然而，作为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共通性组成部分：道德，其在虚拟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一种规范的力量和引导的力量。意见领袖的出现需要满足道德维度上的要求，具有强大的道德公信力。因此，道德理念在虚拟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监督者之外，更像一名设计师，安排着这个特殊社会的顶层结构。具体来说，道德的规范力可以体现为虚拟社会中人的自律行为，比如对虚拟社会中语言暴力等行为的自觉规避。当然，它更加直接的体现为对一些事件和事物的道德化评价和反应。很多真实事件在虚拟社会中得到道德化的反应和发酵之后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更为强大和广泛的影响，比如对徒手接住落楼婴儿的最美教师的赞美、对恐怖事件的集体谴责等。

（六）暴力机器的条文形态：法律理念

虚拟世界中的行为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影响的独立自体。虽然相比于现实社会，虚拟世界具有更为自由和私人的特征，但是即使在虚拟世界中，人们也还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权利与义务、行为与责任的密不可分是现代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如果说道德还只是一种更加依赖于个人自律性的约束和管理方式，那么法律就是一种国家暴力机器的条文形态，具有不可触犯的威严和不可逆转的执行力。法律理念在虚拟社会中得到实现是虚拟社会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我国针对虚拟社会的法律条文已经渐趋完善，现已有《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几部法典，对于虚拟世界中的秩序维护起到了基石的作用。

三、虚拟世界中的管理哲学理念新特征

（一）“辩证统一”仍是主流思维方式

虚拟世界的管理方式和理念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然而从最基本的哲学管理观念的构成来看，对公民各种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与对公民行为的道德制约和法律规范；意见领袖的精英领导力与为迎合大众审美趣味和思想观念而表现出的大众意识和草根观念；人性化的关怀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存在等等，这些看似矛盾而实际无法分割的概念组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而这种哲学智慧既存在于现实社会，也存在于网络虚拟社会。并且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宏观层面的结构思路，影响着整个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二）“平民”全面反击

虚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众。大众化，草根化也是网络虚拟社会得以迅猛发展的不二法门。随着虚拟社会的不断完善和深化，“平民”作为主要人群已经开始强烈反扑。精英意识遭遇强大的挑战和冲击，在应对这种冲击和挑战的过程中，精英意识慢慢做出妥协和让步，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不再是水火不容的存在，而是慢慢开始寻找对话和联系。大众意识慢慢习惯精英意识的宏观视野和长远考虑，而精英意识也慢慢变得更加贴近现实和民众。

（三）概念界限逐渐模糊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2

 

一、本体论文论   西方文论发端于古希腊，以古希腊哲学为根基。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是关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学说，即所谓本体论(Ontology)学说。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士(约前624－前547)起，一系列希腊哲学家分别以“水”、“气”、“火”、“土”、“数”、“逻各斯”等为万物的始基，巴门尼德更首倡“存在论”，认为运动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属于“非存在”，是虚假的，只有那唯一不动的“存在”才是真实的。柏拉图的理式论(亦译理念论)主张理式是普遍性的一般存在，个别事物由于分有了理式而实现其自身的感性存在，这种见解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做出显著发展。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沿着柏拉图的思路继续追寻感性存在的一般原因和根据，另一方面又批判柏拉图对一般与特殊的割裂，认为一般存在不可能与感性存在相分离，而依存于感性存在之中。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文艺观，肯定了文艺的真实性，确立起最初的艺术典型说和艺术形式的有机整体论。嗣后，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的文学理论各有特色，但均未超出本体论的总体格局。古罗马末期的普罗提诺提出“流溢说”，认为世间万物均由“太一”流溢而出，人生的目的就是回归与太一或上帝契合无间的状态，实现永恒的真善美。①这种理论与柏拉图的理式论如出一辙，成为中世纪神学本体论的先声。古代末期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得更清楚: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德，无往而不在”;他是“一切美物之美”，即美的本体，那美不能直接观照，却非虚幻。②神学本体论在中世纪哲学中居主导位置，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在指以上帝为中心的万物统一体，析言之，从中可分出“纯粹的存在”(上帝本身)和“构成的存在”(由多种事物表现出的具体存在)，其中前者是造物主，是自在自为的最高存在，后者是被造者，是非自在自为的低级存在。③在这种观念基础上，中世纪文论在所难免地服务于基督教神学，把所有文学艺术都导入基督教文化体系的范畴中。“本体论”一词由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R．Goclenius)提出，指对世界本原、本性或本质的研究，亦指对存在本身或万物根本特征的研究。在神学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古代和中世纪，限于科学的发展尚处于较低水平，哲学家往往兼为神学家，他们对本体或终极实在的苦思冥想最终都难免指向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现实存在即上帝。即便在声名最著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一点也无法避免。柏拉图的理式世界中存在着层次分明的等级，位于最底层的是各种具体事物的理式，位于较高层的是关于数学、几何的理式，位于更高层的是艺术、道德、政治的理式，雄踞最高层的则是“善”的理式，亦即上帝或造物主本身。依据亚里士多德对形式与质料关系的见解，世界是由一条质料不断追求形式的漫长系列构成的，它的一端是绝对被动的纯质料，追求一切形式而不为一切形式所追求;另一端是绝对能动的纯形式，为一切质料所追求而不追求一切质料，这个“纯形式”便是作为世界第一推动力亦即绝对实体的上帝。即便在作为哲学大本营的古希腊，本体论的建构也离不开一个超自然的上帝，更何况在希伯来－基督教神学文化体系中。明确了这个大背景，对于启蒙时代之前的圣经研究为何以张扬神学信仰为起点，就会了然于心了。   二、第一次转型:从本体论到认识论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否定神性，赞美人性;反对神权，主张人权;反对蒙昧主义，追求文化科学知识。随着数学、力学、天文、地理等学科知识的长足进步，自然科学逐渐摆脱神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促使哲学从对存在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人如何获得知识的思考，涉及人认识真理的途径、过程和方法，人如何确定知识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等;亦使文学理论从关注本体转向关注人对外界及其自身的认识，进入文论史上的第二个阶段———盛行于17－19世纪的认识论阶段。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是这次转型的先行者，在他看来，哲学只有建立在可靠、清晰、明确的知识基础上，才能达于真理。④他强调怀疑对于获得知识的重大作用，倡导怀疑一切，唯一无可置疑的是“我在怀疑”的事实。他认为思维对于人的生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理性是人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本质特征，进而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这种认识论哲学由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发展和深化。在培根(1561－1626)那里，哲学的任务是“摹写宇宙”或认识自然;获得真理须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其间对个别事实的感性经验逐渐上升为理性的科学知识。他强调观察和实验对于获得可靠知识的基础作用，主张通过归纳而非推理演绎发现自然规律。英国另一位经验主义学者洛克(1632－1704)提出著名的“白板说”，宣称人的心灵如同白板，全靠实践在上面刻出经验和知识。他驳斥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论，断言凡是进入理性的都首先存在于感觉中，人们关于逻辑规律、数学公理及道德原则的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与英国经验主义者遥相呼应，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者沿着另一条路线为认识论哲学的确立做出重大贡献，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提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只能来自理性，是一种天赋观念;这种观念最初潜存于人们心中，经过一个认识过程才能逐渐明晰起来。他区分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认为前者是依据天赋观念、遵循充足理由律、通过归纳而获得的，不具备普遍必然性。嗣后，康德和黑格尔把认识论哲学及其美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深入探讨了理性认识的发生机制，认为理性是人心中固有的把握绝对知识(即超越现象世界而把握自在之物)的天然倾向;理性所追求把握的对象，正是形而上学着力研究的上帝、灵魂和自由。在康德看来，人开始其认识活动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人的认识能力，对认识赖以进行的工具做出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即判断力，美学所研究的就是个别情感现象如何借助于判断力升华为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审美心理机制。黑格尔哲学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他的美学定义“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既指出艺术是绝对理念透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又表明艺术是运用感性形式对理念和真理的认知。他把认识分为“感性认识”、“想象意识”和“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认为三者分别对应于艺术、宗教和哲学。⑤#p#分页标题#e#   三、认识论文论   在认识论哲学渐居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中，西方近代文论的主流贯穿着忠实反映自然、全面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塞万提斯认为，小说家须以摹仿自然为己任，自然是他的“唯一范本”，对其摹仿得“愈加妙肖”，他的小说就“愈见完美”。⑥法国理性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强调，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理性，以之为最高准绳，因为只有符合理性，才能符合真，也才能达于美;即便进行艺术虚构，“也只为使真理显得格外显眼”。⑦他把艺术定位于认识和再现真理，显示出认识论文论的基本性质。法国哲学家狄德罗主张“严格地表现自然”，“把情节摹仿得精确”，“把自然如实地显示给我们”，惟其如此，艺术品才能“更真实、更动人、更美”。⑧德国启蒙文论家赫尔德(1744－1803)意识到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对诗歌创作的必然影响，认为自然气候、风光景物、民情风俗、政治制度等都会制约文学的发展，既然如此，对诗歌的解读就应秉持一种历史主义观点，把某个时代的审美趣味与特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他说:“谁要想影响审美趣味的历史，就必须影响它的起因;……谁要想造就黄金时代，就要首先造就达到黄金时代的起因。”⑨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诗学进而引入剖析诗歌的主观维度，依柯勒律治之见，诗歌本是主客观统一体，是“介乎某一思想和某一事物之间的……是自然事物与纯属人类事物之间的一致与和谐。诗是思维领域中形象化的语言，它和自然的区别乃在于所有组成部分被统一于某一思想或观念之中”。⑩此语表明诗歌中不但有外部世界的自然、社会和历史生活，还有诗人的内在感情和思想观念，故对文学作品的认知须兼顾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到了现实主义小说家司汤达(1783－1842)那里，文学甚至被理解成镜子，须不避矛盾而直面人生，有美写美，有丑写丑，逼真地再现社会现实，如其所言:“丑恶的人在镜子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吗?难道不该考察镜子是朝着那些人吗?”瑏瑡?与司汤达同时代的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1799－1850)更是宣布:“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风俗史。”瑏瑢?巴尔扎克以其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揭示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借助于千殊万别的典型人物，反映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尚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展现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19世纪下半叶，在科学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法国艺术理论家泰纳(1828－1873)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艺术发展“三要素”的观点。“种族”指由天生和遗传造成的民族特征，“环境”包括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时代”则指特定时期的风俗习惯、文化精神等。既然艺术的发展受到这些要素制约，欲正确认识艺术品，就必须着眼于这些要素，对它们进行寻根溯源的考察，分析其作者的种族身份，以及艺术品赖以生成的环境条件和时代风尚。这种理论对社会－历史批评生了深远影响。概观之，近代流行的认识论哲学和文学理论将文学批评家从神学本体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有可能在兼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心理乃至自然地理环境等做出合理解释。在这种语境中，社会－历史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使历代文学名著的作者、成书时空、受众、传播过程等日渐大白于天下。   四、第二次转型:从认识论到语言学   西方文论史上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征是从认识论文论转向语言学文论。肇始于17世纪的第一次转型是以人类理性登上哲学王位为标志的，相对于此，第二次转型的核心事件则是起初隶属于理性、仅仅充当工具的语言异军突起，逐渐占据了哲学的王位。这次转型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西方社会多种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首推语言学的长足进展。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向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发起挑战，提出“言语－语言”、“能指－所指”、“共时－历时”、“横向组合关系－纵向聚合关系”等多组“二项对立”概念，表明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其自身的含义规定的，而是在一个纵横交错的符号网络中由语言的结构规定的。任何一个语言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周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与其他要素对立才有其价值”，“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和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生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瑏瑤?这些思想对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流派的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型”亦受惠于哲学和美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型”。通常认为，20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有两大主潮，一是以分析哲学及其美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潮流，二是以存在主义哲学及其美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潮流，二者在不少方面南辕北辙，但就其对语言的关注而言却不谋而合。科学主义哲学认为，许多哲学问题之所以争执不休，根源在于对语言的误用，故正视语言的缺陷，揭示其真实的逻辑结构，就成了哲学的当务之急。美国哲学家罗蒂于1967年编选出文集《语言学转向》，主张“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瑏瑥?作为解决问题的尝试之一，分析哲学家提出“可实证性原则”，即某个命题有无意义，取决于它能否用逻辑证明或经验证实的方法去确定真伪。在此原则面前，传统形而上学所争论的许多议题，诸如世界的本原、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都是无法验证也没有意义的“伪命题”。在分析美学家看来，传统美学家津津乐道的“美是什么”、“艺术的本质”一类课题也是永远得不出确凿答案的伪命题。这种思考导致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学批判。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及其美学对语言也做出全新界定。传统的形而上学把人视为认识的主体，把世间万物视为被认识的客体，把语言视为认识得以进行的工具。现代人文主义强调人与世界的浑然一体，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用“存在”取代“主体”、“客体”一类概念。在其理论视阈中，语言与存在相互关联，并非交际工具而是人的活动，确切地说，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即如海德格尔所论:“存在在思维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的家中。”瑏瑦?语言的本质在于理解，理解的本质是此在在生存中对存在者的揭示，是存在者的显现，而存在者显现的方式取决于此在的在世方式。这使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语言则成为哲学和美学研究的中心。此外，现代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型”还得力于各种文学实验中的语言创新探索。五花八门的现代派文学争先恐后地进行语言革新尝试，在文学史上达到前所未有的踊跃程度。象征主义诗人为了暗示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之间的神秘联系，纷纷追求诗歌语言的朦胧性和暗示性。未来主义诗人用“类比”、“感应”、“断断续续的想象”传达作者的隐秘体验。意识流小说家动辄采用跳跃式联想、时序颠倒、亦真亦幻手法表现无意识活动的繁复、错综和紊乱特征。荒诞派戏剧家以颠三倒四、支离破碎、重复啰唆、自相矛盾的台词揭示人生的空虚、无聊、隔膜和荒诞。新小说作者追求语言的重叠、对称、隐喻、类比，热衷于从事“文字历险”的语言学实验。黑色幽默小说家则以稀奇古怪、错乱颠倒的语句使读者发出“苦涩的笑”。所有这些都呼唤着文学理论做出相应的变革，以回应日新月异的当代文学语言所发出的挑战。#p#分页标题#e#   五、语言学文论   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最早涉及“语言学转型”的命题是意大利理论家克罗奇(1866－1952)提出的“美学与语言的统一”，他说:“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问题;而研究美学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瑏瑧?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文论对“语言学转型”亦发生了推波助澜作用，该派对象征语言与日常语言做出明确区分，极力论证了象征语言的暗示性、模糊性、启迪性和再造性，主张象征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还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或本体所在。以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和苏珊•朗格(1892－1982)为代表的文学符号也是现代语言学文论的重要体现者，他们通过揭示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异，揭示艺术符号的独特性，为审美活动的自律性找到合法化理由;他们不仅将艺术符号擢升为艺术本体，而且归纳出其意象性、情感性、不可言说性等特征，发掘出艺术符号与生命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现代语言学文论的典范形态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解构主义。19世纪下半叶，在文学研究中占主导位置的是实证主义和文学社会－历史学，这种研究注重考察作家传记、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交织着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人类学成分，反而将文学本身淹没于与其相临的诸学科中。俄国形式主义者力求从这种窘境中突围，创立一种独立自主的文学研究学科。他们认为文学的独到之处是由“文学性”赋予的，只有“文学性”才能充当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稳固核心。他们强化了文学本体意识，借助于“陌生化”、“形式”、“材料”、“程序”、“情节”等概念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的认知。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英美新批评理论家将“本体论”明确引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运用“朦胧”、“张力”、“反讽”、“悖论”等术语将文学本体与文学语言联系起来，并将语言分析与文学批评融会贯通，把文学批评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继而，结构主义文论自觉地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普遍规律而非具体文本。该派学者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综合研究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关系模式，并致力于考察作品的“深层结构”，以求对其精神文化内蕴有所认识。结构主义叙事学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叙事性作品，试图借助于简化、归纳等运作方法，找到普遍存在的叙述结构，将其行之有效地运用于对所有叙事作品的释读。从解构主义开始，研究者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和认识显示出新特点:在充分意识到语言用于状物表意时的局限性之后，进而关注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语言承载意义的不确定性，乃至语言的自我颠覆性。   此外，存在主义在现代语言学文论中亦有一席之地，它把对语言问题的讨论纳入存在论视野，超越了将语言仅仅当作符号式工具的传统语言学观念，使语言研究获得了本体论性质。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3

丹尼尔•约翰•奥康纳（Daniel．John．O’Con－nor，1914）是20世纪英国分析教育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著作颇丰，其《教育哲学导论》是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性名著。1979年，英国教育哲学界曾撰写了21篇论文庆祝他的75岁生日。1991年，这些论文以《逻辑基础：纪念奥康纳论文集》（LogicalFoundation：EssaysinHonourofD．J．O’Connor）为题出版。该书主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书中每一篇论文的作者都曾受到奥康纳的影响，而且所有的论文选题都是奥康纳曾经关注过的问题［1］vii。可见奥康纳对英国哲学界的影响。换言之，研究英国分析教育哲学是需要深入研究奥康纳的。

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奥康纳的分析教育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分析哲学思想关系密切。分析哲学家对传统哲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奥康纳本人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传统哲学无力完成其自身的任务。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家大致有3项相互关联的任务：一是审视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二是对提出的问题作理性分析：三是设法论证其观点或者至少能证明其具有一定道理，即便宗教的观点也要有可以为其辩护的论据。［2］16但在这一方面，传统哲学家工作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奥康纳认为，在历史上，在有关宇宙的学说中，很少有哲学家取得像像阿奎那和斯宾诺莎那样的让许多人满意的成就。但奥康纳强调，即便这样，在他们学说体系的逻辑性方面或逻辑前提的真理性方面还是有明显的破绽。因此，“不论他们提出的理论多么迷人和多么有说服力，人们仍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真理”［2］16。奥康纳认为，现代哲学家的目的要贴切实际的多了，哲学家仅根据自己的哲学观提出有关学科范围的见解，很少有人再持传统哲学家的观点了。因为，“传统哲学家提出的假设超出了他们能够证明它们的能力。他们关于宇宙的解释应当像炼丹术、占星术、巫术一样被否定掉。理由很简单，任何探究的结果要想被接受就必须能经得起公开验证以证明其可靠性，而且与其他公共知识一致。传统形而上学，如占星术、炼丹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2］17。

其二，传统哲学方法缺乏新的突破，面临窘境。传统哲学源头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奥康纳认为，那一时期，学科概念缺乏清晰的逻辑性。哲学概念几乎涵盖涉及人和宇宙本质的所有问题，与现代的哲学概念相差甚远。［2］18即便如此，一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是清晰的，如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等使用的是观察法，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用演绎法。但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难以确定。奥康纳说：“当我们转过来审视哲学问题时，我们清楚地发现，很难确定它们的方法究竟属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法还是数学和逻辑学的演绎法。”［2］18奥康纳认为，这是导致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6和17世纪时，自然科学开始加速发展，人们对科学方法有一个新认识，开始强调眼见为实，强调尊重事实。奥康纳认为，当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在17世纪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哲学家们也因此可以卸去研究那些涉及可观察的事实的问题以及探究自然规律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减轻并没有使哲学得到真正的解脱反而凸显了传统哲学方法面临的窘境：“如果所有与可观察的事实相关的问题都由科学家去研究，那么留给哲学家的问题还有哪些呢？他们又怎样去研究剩下的问题呢？”［2］21对于这一问题，奥康纳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认为，哲学遭遇科学革命之后便形成了这样的结果：一些属于典型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观察而提出假设，并通过观察验证假设；其他的问题，如逻辑学和数学学科的问题，可以通过符合演绎规律的计算来解决。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划入这两类问题，比如传统的哲学、伦理学和自然宗教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的方法也无法通过纯演绎的方法去解决。［2］22这是自然科学获得成功之后摆在哲学面前的问题，即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许多哲学家为此作了不少努力。如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受数学方法的启示，想用几何学方法去证明哲学结论，结果没有成功。奥康纳认为，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他们误解了数学符号与哲学语言之间的差异。［2］23又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方法方面的问题，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与方法相关的问题：“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有哪些？”他们试图列出人类智力可以发现的问题的清单。他们没有像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宇宙的本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用洛克的话来说）审视人类的理解力，检查人类的能力到底适合研究什么事物。这种试图检查人类智力能量实际上与传统哲学一样困难且容易引起争论。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哲学家关注“知识论”，即关注有关人类知识的起源、性质及效度等一系列问题。在奥康纳看来，这些温和的哲学怀疑论者尝试解决哲学方法面临的问题，结果他们只是在开辟新探究领域方面获得偶然性的成功。但是只要方法问题没有解决，这种尝试对于哲学领域而言，就好比在没有找到应对旧细菌的方法之前又发现了一个新细菌［2］23，令人烦恼。

其三，传统哲学的理论依据存在逻辑上的瑕疵。奥康纳以中世纪哲学家为例作了说明。在他看来，中世纪哲学家的理论瑕疵在于理性探究不足。他说，“许多中世纪哲学家具有伟大的天赋和广泛的兴趣，他们所缺乏的是对人类认识事物的智能以及如何运用智能去获取知识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过于相信凭着常识和‘不证自明’原理，就可以对神的存在、人的本质、命运和物质宇宙的构成等等进行论证，但是由于缺乏像数学或科学的那样证据，他们的结论因此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可”，甚至“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就能指出所谓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理论的逻辑瑕疵”［2］24－25。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奥康纳认为，是由于中世纪哲学家掌握的知识没有具备公共性、可验证性和可交流性的特点。换言之，是中世纪哲学家没有意识到“哪种证据适合用来回答问题”［2］25。#p#分页标题#e#

其四，传统哲学对人的理智能力认识不正确。奥康纳在《教育哲学导论》中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讨论理智能力问题。尽管理智能力像许多其他抽象的哲学词汇一样，定义十分模糊，几乎找不到“正确”的界定。但奥康纳认为，所谓理智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是能够适当地回答问题的能力”［2］24，奥康纳也承认，这种界定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如：“我们是怎么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合适的回答？”［2］24不过，奥康纳强调，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他说：“有些人能力可能比其他一些人强些，或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比其他人强或弱一些，如在数学问题或管理能力方面，但只要没有天生的智力缺陷，所有的人都具备一定的能力。”他甚至强调：“即便是野蛮的动物，如狗、老鼠等等，它们也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理智能力只是程度问题，不是‘全有或全无的问题’。”［2］24奥康纳认为，在对待理智能力的问题上，哲学史上曾出现过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过高评价或者是夸大了人类理智能力，这一方面的代表是中世纪的哲学家。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忽略了人类理智能力的有限性。奥康纳认为，这种态度危害不小，因为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通过理性方法得到一个定义清晰的并被广泛接受的结果，人们便会怀疑理智能力甚至转而反对它。［2］23另一种错误态度是过低评价或怀疑人类的理智能力。采取这种态度有两种人：天生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奥康纳指出，前一种人回避或怀疑系统使用理智能力的人，当他们碰到需要作艰苦思维的问题时，他们要么回避，要么伪造一种替代的方法。这种人往往诋毁“智力”和“逻辑”，欣赏的是神秘主义的自然冲动和直觉。奥康纳强调，这种态度因为有了像法国哲学家尼采、伯格森和丹麦基督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支持而更加有害。［2］26后一种人对理智能力的怀疑源于他们的“有限真理”观。怀疑论者与非理性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回避和诋毁思想和行为的理性进程，他们只是强调，人类会犯错误，因此，他们对确实的东西和人的理智能力持怀疑态度。奥康纳认为，最好将两种态度综合一下并取各自所长，既不能过分依赖理智能力的力量，也不能低估理智能力的作用。同时，正确认识理智能力可以做哪些事，在实现人类目的的事业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怎样确保理智能力为这些目的服务。奥康纳讨论理智能力的目的应该是清楚的，即他主张对哲学的问题做理智能力力所能及的分析，直至找出可靠的证据来论证它。将这种观点用在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自然就会强调对教育中许多概念（问题）作理性探讨。

但是奥康纳强调，对于理智能力的力量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理智能力解决的。他认为，对于两种问题，理智能力是无能为力的：其一，当人们不知道什么证据可以用来回答相关问题；其二，根本不存在能够回答相关问题的证据。［2］32－33根据奥康纳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可以大致归纳出他的哲学主张，一是现代哲学应当研究人类理智能力力所能及的问题，二是尽量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讨论哲学问题，哲学的科学方法是用理智能力对相关问题作细微分析，并提出可靠的论据。奥康纳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分析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他的分析教育哲学主张中发现他对传统哲学观的纠偏。

二、关于教育概念的语言分析

（一）论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及方法

奥康纳认为，语言分析在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他发现一种现象，从语法上看，有些哲学观点的陈述没有任何问题，但其陈述确确实实是一种误导。原因何在呢？他认为，是陈述的语言形式在起作用。他引用英国分析哲学早期代表人物摩尔的话作了解释：“词的含义取决于词的用法，并为词的用法所控制。”［2］37这就是说，词或短语与其含义的关系并非是与人的期望无关的自然独立体，它恰恰以社会习俗为依赖。奥康纳强调，正是通过习惯的用法，词或短语才具有交流的能量。［2］37这对哲学研究十分重要。在谈到语言分析时，奥康纳特别谈到了一些抽象概念的语言分析方法问题。在他看来，抽象概念不像那些表述日常生活经验的概念，它们往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还有一些未曾有过使用先例的新概念。碰到这样的概念时，对语言敏感的现代哲学家往往会设法采取补救的措施，即用举例法来解释该概念的意思。但例子有两种，一种是非标准例子，一种是标准例子。奥康纳对这两张例子作了解释。如，什么是思维？有人会举例说：“我幻想的时候在思维，我做数学作业的时候在思维，我写信时在思维，我下棋时在思维，我和朋友交谈时在思维，等等。”［2］37但在奥康纳看来，这些属于非标准例子，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概念的含义。只要用反例就可辨别这些例子的逻辑可靠性。如“你在解决问题时在思维，那么，老鼠在解决它的问题时也在思维吗？”在这里，奥康纳想表明一个观点，有些概念本质上就是模糊的，“它们不像技术术语可以清晰地阐释”［2］38，但语言分析可以使其变得清晰些。奥康纳认为，还有一种例子属于“标准例子”，他赞同斯特宾的观点，谈“固体”概念时，可以用“石头、桌子和木板”作为例子来说明。因为这些例子是解释固体的标准例子。他强调，如果一个词语不能用这种标准例子来说明，它就失去了意义，也因此不会有任何应用性。奥康纳认为，这种强调词语的标准使用为现代哲学提供了有效的逻辑武器，尤其在揭露形而上学哲学空洞性方面。奥康纳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的论点往往建立在日常语言的超常规意思的基础上的，缺乏标准例子支撑，因此缺乏令人信服的力量，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一原因的论证问题。［2］39

（二）论教育和教育理论

从上述语言分析观出发，奥康纳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教育的理论往往是由各种不同表述构成的复杂的混合物。正因此，这些表述才容易被学习理论的学生甚至被一些作者误解。”［2］13这样，对一些重要概念作深入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在他看来，“教育”和“教育理论”这两个概念最为重要。因为，对这两个概念的误解会导致教育实践的盲目性。他自己在这两个概念的分析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在1957年出版的《教育哲学导论》中，他以“什么是教育理论？”为题，专章讨论了教育和教育理论两个概念。1973年，他又写了一篇论文“教育理论的性质和范围”，对这两个概念再次专门讨论。#p#分页标题#e#

1．“教育”

奥康纳对“教育”概念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即写作《教育哲学导论》时期，他认为，“教育”的含义有三个成分：（a）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的一套技巧；（b）旨在解释或证明这些技巧的运用的一套理论；（c）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目的中所包含和表达的一套价值观念或训练，用以指导所给训练的多少或类型。［3］470奥康纳认为，只有第3个成分与哲学有关，因为前面两项是“只能用实证科学，特别是心理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的事情”［3］470，而第3个成分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目的，是教育者和教育理论研究者必须回答的两个尖锐的问题：“（1）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可作为教育的目的？（2）什么手段将有效地实现这些目的？”［3］472奥康纳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开列了有关教育目的的一个清单，在他看来，教育目的包括五个具体的目的：“1．为男人和妇女提供他们（a）立身社会和（b）寻求进一步知识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能；2．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能够自立的职业训练；3．唤起对知识的兴趣和爱好；4．使他们具有批判精神；5．使他们接触并训练他们欣赏人类文化和道德的成就。”［3］472－473显然，这一时期奥康纳对教育概念的探讨主要是围绕教育目的进行的。到1973年他写作“教育理论的性质和范围”时，他对“教育”概念又有了的新的理解。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教育’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意思：第一，它像婚姻、法律和经济制度一样是一种社会制度……，第二，‘教育’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旨在理解社会制度的研究。”［4］47在这里，他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教育概念的内涵应该包含教育研究：二是强调了教育研究的任务。在他看来，教育研究虽然从科学学科领域获取一些事实作为基础，但它与其他类似的学科一样，学科内容并不清晰，研究范围相当模糊。但是，他强调，广义的教育研究要依靠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生物学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些学科中也有非科学的成分，如各种价值判断，宗教概念、政治和社会理念等等，因此，“教育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要证明这些不同成分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它们又是怎样与相关的教育理论建立事实上联系的”［4］48。因此，他强调说，教育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4］48。

2．教育理论

奥康纳在讨论教育理论概念时，首先讨论的是“理论”概念。在他看来，“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3］478。可是，他发现，教育理论领域中不少理论并没有以假设为前提，更没有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但是，理论这个词在教育领域经常被随便乱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奥康纳认为有三种原因。其一，“理论”一词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这个词汇含义模糊，它被运用于一个宽泛的知识框架领域，旨在对一些兴趣或活动领域进行组织建构和解释；第二，它是一个易受情感寓意影响的术语，兼有褒义或贬义两种效果。［3］478其二，是因为“理论”这个词是一个受尊敬的词。因此，“像很多这一类词那样，在使用‘理论’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更多地是为了它受尊敬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它的严格的叙述的含义”［3］478。其三，“理论”这个词是一个礼貌用语。在奥康纳看来，“在教育情境中使用的“理论”这个词，一般而言是个礼貌用语”［4］48。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教育理论似乎就不是真正的理论。

那么，教育是不是像其他科学一样确实有着自己的理论呢？在奥康纳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对此，奥康纳解释，虽然教育本身不是科学，而是“由一个共同目的联系起来的一整套实际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往往在某种科学理论上有着它们的理论根据”［3］478。奥康纳还以医学为例解释教育理论。他说，医学本身也不是科学，“它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增进，而在于实际的结果，即防病和治病”，因此，“医学知识的增长点多数是在纯科学，即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方面，而不在门诊室和手术室的日常活动之中”［2］93。在他看来，教育理论正像医学一样，是建立在其他科学基础上的，需要借用其他科学的理论，诸如心理学和其他与人相关的科学。他依据逻辑实证主义原则，总结了教育理论的两个特点：“其一，如果教育理论是理性活动，那么它的理论建构与人们在建构科学理论时提供的范例的标准是一致的（如果它不是一种理性活动，那是一种时间的浪费，自命不凡却遭人轻视）；其二，即使教育理论满足了这些精确的标准，人们依然怀疑，它们能否像技术、医学和经济学理论那样推动实践领域的进步。”［4］64在谈到理论概念时，他还强调了理论的解释功能。但是，他强调：“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解释、预测和控制日常科学活动中能够发现的东西（实际上，迄今为止，这种目标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考虑教育理论时，应当将人的福祉（humanwelfare）植根于教育概念之中。”［4］48因此，谈教育理论必然涉及到教育理论的目标问题，即教育理论要研究什么？他认为，教育理论与经济学研究有亲属相似性，因为两者都谋求人的满意和利益最大化。所以，教育也应当像经济学一样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稀有资源———时间、教学技能、智力、知识好奇心等，以及像金钱、土地和建筑等纯物质的东西以追求最大的效益。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与教育制度改进有关。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广义的教育理论是指以探究为目的的理性探究，首先，教育理论要解释教育理论对教育进程及教育制度的作用；其次，根据已有的知识来改进教育进程和教育制度，以及修正它们为之服务的目的。”［4］48在这里，奥康纳显然强调的是教育理论的实用性。这与前文他对传统哲学批判的态度是吻合的，即教育哲学或教育理论要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4

为更好地了解广西独立学院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情况，我们以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需求为主线在广西若干所独立学院中开展抽样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果进行了汇总和分析。本文针对调查统计结果分析独立学院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笔者的教学实际，谈谈如何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的体会。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问卷发放情况

本研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学院学生群体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放问卷750份，回收662份，回收率88．3%。剔除无效问卷后，参与统计的有效问卷647份，占回收问卷97．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自行编制“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方面调查问卷”主要包含学生的基本情况，学生对所在高校大学数学课程考核方式和数学类课程课堂组织形式，所在高校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情况等内容。本研究的统计汇总分析工具是SPSS17．0。

三、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现状与需求的统计分析

通过问卷，我们对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教学课堂组织形式、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以及学生对大学数学课程的认知情况等内容作了专门的调查。调查显示，仅有31．8%的被调查学生喜欢数学课程，仅有33．1%的学生认为数学学习有利于专业学习，仅有26．6%的学生认为数学教育能提高人文素质，这说明在独立学院学生群体中绝大部分学生数学基础差对数学学习不感兴趣，并认为数学枯燥无味，同时也存在对数学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和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认识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调查显示仅有20．4%的教师常在课堂讲授数学发展史，仅有22．1%的教师组织过“小组讨论、小组报告会、写研究报告”等课堂活动，仅有39．7的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这些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独立学院的数学教师对人文教育融入日常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更新教学理念和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造成这种局面与独立学院发展历史短，青年教师多，大部分教师的教学经验不足和自身的数学史和人文知识匮乏等因素有关。令人可喜的是，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学生认为数学学习对其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很大，有42．8%的学生认为开卷考试与专业相结合写论文的评价方式既能考核学生的数学能力又能提高文化素质，有26．6%学生认为大学数学课程能达到陶冶情操，感受和欣赏数学美，提高人文素质的目的。这些表明在大学数学教育教学中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举办各种与数学相关的活动等，提供各种平台让学生与数学对话，解释各种数学精神，让学生深刻体会大学数学的人文价值，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数学素养是非常必要的，重视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四、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的实践

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大学课堂教学研究由来已久，一般采用两种策略将人文精神融入到日常教学中。一种是直接添加式的，在不改变课堂教学内容前提条件下直接将数学史和人文精神等加入到相关教学内容中;另一种是根据教学内容主动跟数学史、数学思想与人文精神进行融合，改变课堂教学内容顺序和教学方法，这种融合的方式对教师自身的数学素养和授课对象的素质有一定关联，因此，直接添加式融合人文精神策略应用比较广泛。为了践行落实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大学数学教育理念，笔者近年来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就如何融入人文教育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的几点体会和做法。

(一)切实转变数学教学观念，更新教学理念，形成数学文化育人观

人文教育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简单的直接添加到教学内容的过程，而是一场改变教学模式、更新先进教学理念的思想变革行动。数学教师不仅仅是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的传授者，更应是数学精神和人文文化的传播者;学生不只是单纯的学数学知识和掌握解题方法技巧的受教育者，更应是知识的创造者，在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后利用已有的数学知识、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思维形成正确的学习方法、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了更好实践人文教育与数学教育的融合，教师转变教学观念，更新教学理念是首要的。大学数学课堂内容要体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既要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又要注重文化素质的培养。通过数学知识的教与学，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气质和品质，不断提高数学素质和人文素质。

(二)教师要多角度和多维度的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美国当代数学家克莱因指出:“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一种艺术或一种语言，更主要的是数学是一门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艺术家十分有用，同时影响着政治家和神学家的学说;满足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好奇心和对美妙音乐的冥想;甚至可能有时以难以觉察到的方式但毋庸置疑地影响着现代历史的进程。”这段话加深了我们对数学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大学数学课程中蕴涵着丰富的数学文化、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需要教师从多角度和多维度去关注和挖掘。要充分挖掘不同课程教学内容中隐含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并精心组织教学，让学生理解数学思想和掌握数学方法同时感受数学文化的熏陶，从而实现数学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近年来，笔者通过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中隐藏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人文知识，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内容，努力将人文教育有机地融入大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学生掌握数学知识同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感受了美的熏陶。在微积分教学实践中，笔者将微积分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渗透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通过介绍微积分的起源、数学三次危机、各章节重要概念的发展由来和其数学文化背景等教学环节让学生了解数学家们探索知识的艰苦历程，体会到知识的价值;在定理的引入和证明过程中引导学生感悟数学归纳与演绎、合情推理、数学的严谨之美，诱导证明大胆猜想，充分体会发现发明的成就感，不断养成主动创新和立志超越的科学精神;通过介绍微积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教学中重视数学在不同学科中交叉应用，建立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充分体验数学的实用性，提高学习兴趣及后续课程的兴趣。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精选例题，巧妙地将哲学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比如小概率事件原理及二项式概率计算中，针对例题:某人进行射击，设每次射击的命中率为0．02，独立射击400次，试求至少击中两次的概率。让学生自己动手计算其结果发现命中两次的概率几乎为1，而每次命中概率非常小，但当试验次数多次独立重复发生时，小概率事件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借助例题让学生明白量变到质变，“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哲学思想，在今后学习和生活中不能轻视小概率事件，细节决定成败。针对独立学院中很多同学“裸考”参加英语四级考试现象，在概率论课堂教学中选取例题:假设四级考试设有85道选择题，每题4个选项，需至少答对51题(即正确率60%以上)才能通过考试，问某学生如果靠运气通过四级考试的概率是多少”。题目一出学生都非常有兴趣尝试做做，经过一系列运算后结果显示，至少答对51题的概率约等于零，也就是说，完全靠“蒙答案”准备“裸考”的学生达到及格分的可能性趋近于零。例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同时还起到了用科学事实鼓舞和告诫学生只有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巧妙地寓思想教育于课堂教学中。

五、结束语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异同;探索

新视野和新方法推动着学术发展，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文学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学术界始终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对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文学观念等，是主要研究的内容。新视野和方法的应用，为提高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在研究文学理论时，要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探索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基础形成的差异点和相同点，进而为文学实践与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研究

（一）古代文学理论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围具有执行性以及解释性特征，具体来说，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相同的词汇所揭示的意义和指代意义常常是不同的，指代的内容宽泛。以“气”这个词汇为例，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体性含义。白居易说：“天地间有粹灵之气，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这里的“气”就是实际存在的，指的是天地之气。2.人格品性含义。人格品性具体指的是人的修养和气度。3.拟人化含义。在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内，文气论为内在艺术表现形式，赋予了文学作品灵魂。从袁准的《才性论》文学作品来说，物何故而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等，其中的“气”具有拟人化特征，指的是生命力和生命的由来。

（二）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丰富经验

1.感悟性。在古代文学理论范畴中的经验，以感悟为主，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通过文学作家的描写，对世事和事态等，有着一定的感受以及体会。古代文学作品具有深刻性以及揭示性，既体现了人的直觉感受，也突出了人物或者作者的个性特质。部分文学作品反映的是当时整个民族的心理状态以及心灵表现方式。古代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理论，多采取此类直觉上的感悟和表达。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通过生动的形象意蕴，表达出自己的感悟以及情感。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诗句为“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通过描写山间的美景，描述淳朴民风和乡间勤劳百姓，勾勒出诗人心中的理想社会生活景象，进而表达了其对当前隐居生活的满意之情。无论是情感，还是人生道理，中心思想还是通过事物、生活等的描述，进而表达诗人心中的志向，是文学理论范畴的经典之处。2.思辩性。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经验来说，还具有思辩性质，是文学作品重要理论性质。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哲学意义以及理论层次，实现了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的有机融合。从某个角度来说，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们的智慧，也充分展现了古代文学的风格以及特色。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其作品系统整理了文学继承以及发展的关系，将继承和发展有机的结合，并且从阐述了文学创作原理。古代哲学中，通和变是相对而生。通变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系辞上》，其中“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的通变是以术语的形式使用的。而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中，是以美学观念被引入到文学理论。

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区别

（一）“文”和“人”之间的区别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学理论的概念，基本是在某个文学作品或者学说上。譬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以及《离骚》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相对复杂，不过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比较明显，提及某个文学理论，多多少少能够联想到文学理论的创造者以及承载者。主要是因为古代信息传播速度慢，文化普及程度不深，能够成为大家的人较少。基于此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时，多以某家言论或者作品，进行理论范畴划分。现代文学则不然，其所处的环境不同，文化普及程度较高，涌现出诸多学者。加之言论自由、文化交流，使得文学理论发展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对于现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划分，要以文学理论流派的实际价值以及意义为依据。

（二）服务对象差异

从古代社会实际情况来说，政治和经济有着高度的集成性，这和古代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文学是社会文学深入发展的产物，在思想表达方面，社会政治以及文化意义较为明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既有文学家的内省，也有对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批判，除此之外还自然万物和山川河流的赞美。无论那种理论，都少不了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批判或者赞美，影射了当时的政治局势。现代文学理论侧重于服务群众，主要是对群众精神文明发展的研究。

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的相同

（一）社会价值相同

无论是古代文学理论，还是现代文学理论，其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职能，发挥着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指导教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在推动社会教育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教育的发展，反助攻文学理论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增强了文学理论的社会职能作用。以古代文学理论为例，儒家学派的思想，其对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影响较大。孔子的弟子从孔子的文学思想中继承各类观念，譬如修身。除此之外对现代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的精华部分，对促进现代人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现代文学理论对高校文学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材变革、研究热点等方面。

（二）古代文学热点和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相符合

一般来说，一种文学思潮能够反映社会问题。目前，全球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各类尖锐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可以用“生态”高度概括。以生态文学为例，其发源于美国。关于生态文学的研究，已经从文学作品，上升到了文学理论层面。未来生态文学将会以生态精神为代表，肩负着引导人们客观认识自然、反思自身行为的社会职能。从我国文学理论中的生态文学思潮发展情况来说，其虽然发源于美国，但是和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念不谋而合。

四、中国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诗歌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诗歌为主，拥有丰富的资源。虽然五四新诗运动是以反传统的形式出现的，不过其受到过传统文学的滋养以及启迪。再比如胡适，其《尝试集》旧体诗词痕迹较为明显。除此之外卞之琳、何其芳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等都非常擅长写旧体诗词。受到古代文学的影响，铸就了现代文学的辉煌。从某个角度来说，现代文学是在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但是不同于古代文学，具有时代特征。

（二）散文

纵观中国古典散文历史长河，产生了多位散文大家。即使是现在，他们的作品，仍旧被传诵，可谓是经久不衰。中国古典三散文发展历程较长，从先秦时代开始，创立了叙事文和议论文，直到现代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汉魏时期，相继创立了这里问和政论文等。在唐宋时期，以写景抒情散文为主。到了明清时期，散文更是快速发展。中国现代散文受到古典散文的影响深刻。以鲁迅为例，其作品的表现方式以及艺术风格等，和魏晋文章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三）现代文学理论塑造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对现代文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存在着内容空洞的弊端。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仅意蕴丰富，而且文章观点鲜明，在表现手法方面，不仅丰富，而且生动，注重文学作品的风骨。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2.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是近代时期提出的，不过现代文学家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理论内涵，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现代文学推崇西方文学理论范畴，不符合我国文学作品发展特性，使得文学作品不仅质量低，而且优秀的作品较少。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相互结合，对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建立健全当代文学理论。3.有助于增强现代文学的民族特色。从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实际情况来说，范围较为广泛。即使在相同的时期下，文学理论含义和特色，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基于此，出现了诸多子范畴。不同的时代，各个理论范畴特性差异。在学习以及借鉴期间，要做到区别对待。对于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借鉴，要具有目的性，切不可盲目学习，要取其精华。比如比兴就是一个极具指导价值的范畴，它不单单是指一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想象，象征、隐喻的特点。能够完全融合到当代文学理论中。有助于当代文学民族特色的发展。

五、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文学作品的主题方面，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较深。譬如古代文学作品中，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较多，对现代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文学的创造者和继承者，无论是小说家，还是剧作家等，都富有着爱国热情。从鲁迅和闻一多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屈原和陆游等爱国主义精神。从文学题材角度来说，多数古代文学的题材，广泛的被现代文学作家所运用。古代文学的许多典故也被现代作家所使用，如朱自清诗词就有很多地方用典。直接引用或化用古代诗词名句的作家更是举不胜举。古代文学的某此表现手法也被很多现代作家借鉴。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异同，能够了解到二者在“文”和“人”之间、服务对象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古代文学作品在主题和散文等方面，对现代文学作品，有着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樊瑞娟2015《试析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同》，《延边党校学报》第1期。

2.高玉2015《论现代文学欣赏方式及其理论基础》，《河北学刊》第1期。

3.李继凯2013《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品格的缺失现象》，《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6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生态翻译学经历了十年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其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起初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多年来的困难、困惑、挑战太多;……但从现在起，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成了‘群体行为’，或者说是‘组织行为’了”［1］。目前，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拟简述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展望一二。   一、生态翻译学十年发展回顾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将其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建构并发展了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的生态翻译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胡教授曾撰文说:“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阐释了该理论体系的哲学理据(即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了新的描述与解释，并以其在两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实证调查对该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检验和证实。胡教授将“译者为中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翻译观，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原则，提出并例证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胡教授认为，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理论上讲，“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144。而评价和测定“整合适应选择度”有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尤其是“三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   之后的几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每年都有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09年，《上海翻译》开辟“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胡教授在该刊第二期撰文，将翻译的定义扩展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4］6;2010年4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创办了会刊《生态翻译学学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会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以“生态翻译学十年:回眸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由此可见，肇始于中国、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逐年增加。“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6］5。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生态翻译学”，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召开首届、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13篇，约占总论文的29%;应用研究型论文32篇，约占总论文的71%。笔者又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论”，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9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论”的文章(与前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无一重复)，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的书评4篇;除书评外的其余5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7篇，约占总论文的13%;应用研究型论文48篇，约占总论文的87%。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196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与生态翻译学或翻译适应选择论无关;有2篇博士论文，一篇与生态翻译学无关，另一篇题名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是国内首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完成的博士论文。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生态翻译”，用时0．09秒找到27，200条相关结果。但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eco-translation”，用时0．05秒只找到26条相关结果(2011/11/28)。这说明虽然生态翻译学已引起国际译界的关注和兴趣，但在国际上仍未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检索结果和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也说明，目前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从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来看，在检索到的100篇学术论文中，目前大多数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数是理论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阐述的九个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6］5－9，这些论文较多选取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等理论视角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较少关注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角，这方面的理论应用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p#分页标题#e#   胡教授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指出，生态翻译学至多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1］。笔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态翻译学要在国内外译界牢牢地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待更多生态翻译学人在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方面耕耘不缀。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7］。   三、生态翻译学未来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读到了思创•哈格斯的《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一文。该文提到生态翻译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如他们“将于近年内出版《生态翻译学导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评析》、《生态翻译学:理念大“观”园》、《生态翻译学学派透视》、《生态翻译学:下一个转向》等专题著作。……将继续建立和健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工作机制，利用好‘国际生态翻译学’网站，召开好序列性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并努力办好《生态翻译学学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内，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集中培养多名生态翻译学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而使‘生态翻译学学派’在国际翻译学界享有一席之地”［8］。这是一个宏伟蓝图，也只有如此，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才能实现“先国内、后国际”的发展战略，才能通过生态翻译学者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者才能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在中国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样，在国际译界觅得知音。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7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教学改革；学科素养

引言

历史学科是将历史材料进行组合和筛选应用的知识形式，历史学科教学可以让学生在静态时间内掌握动态空间中事件信息和相关概念，促使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将历史、科学、人文与哲学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实现精神、意识的推动与发展。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与提升。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从获取知识兴致和自主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应用能力、综合评价、学科素养四个层次对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进行创新改革，对历史教学发展与体系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1“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方向

教学理念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教学认知的集中体现，是教学活动的核心理论和信念，清晰且明确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探索“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的改革方向，需要对教学理念进行划分、理解和革新，以找到教学改革方向，为改革路径的探索奠定良好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理念主要有“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理念；人文素养理念；实践性理念。其中，“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教学理念，注重学生主体作用，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的和谐统一。人文素养教学理念注重学生在人文方面的综合培养与提升，通过文化元素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不断提高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学科素养。因此，人文素养教学理念是以历史实践教学为基础，以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实践性教学理念更注重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认为高校历史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首要位置，突出历史教学的实用性。在“互联网+教育”的推动下，将互联网技术与历史教学相结合，在丰富历史教学内容，促进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理念融合，提升历史教学有效性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首先，历史学科是知识性较强的学科，以历史事实为教学基本目标与任务。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教师要注重对丰富的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记忆性、多元化等特征，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与记忆。同时，教师要以学生思维发展为核心，以思想性教学为教学理念，强调学生理论素质和理论思维能力培养与发展，实现学生历史学科思想构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教学过程和教学思想性进行结合，以达到培养具有历史理论知识素养和学科思维能力的历史人才的教学目标。其次，教师要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角色，推动历史教学从原有的解释性教学转向问题性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不同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呈现出问题的不同性质，帮助学生进行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创新构建。

2“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路径

2.1利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致。历史教学内容庞大，这给教师带来大量的教学任务。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多以知识传授为主，以保证完成教学任务。所以，高校历史教师对历史研究工作和学生学科素养能力培养工作的投入较少，致使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没有达到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同时，历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对于一些专门性较强的历史研究较少，跨学科的综合性历史研究人才更为匮乏。因此，教师有必要通过互联网技术，对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整体结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整，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丰富教师的教学资源，减轻教师沉重的教学任务负担，使历史学科教学内容更丰富、更立体、更多元化地呈现出来，从而对教学有效性的提升、学生学习兴致的提升、学生学科素养能力的培养起到推进作用。例如，教师在讲《鸦片的泛滥与清政府的禁烟》时，要对教学目标和教学侧重点进行深入思考，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学生能力培养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鸦片泛滥、清政府禁烟的相关视频播放给学生观看，让学生在视听感受中，提高学习的兴致。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视频片段中适当提出相应专题知识，并有针对性地让学生进行回答，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较强的能力培养与提升。在课堂教学结束前，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历史知识总结、历史事件启迪、关于历史问题的看法等内容，在巩固学生所学历史知识的同时，加强学生对历史思考的深度。

2.2利用微课与慕课，巩固学生基础知识。从实际教学情况看，学生在基础知识方面的学习和掌握程度参差不齐，甚至有部分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出现反复学习但记忆不牢固等现象，对学生开展历史课题研究、知识应用等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根据相关调查分析发现，我国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对历史书籍的阅读数量偏少，即使有部分学生进行历史书籍阅读，但他们没有与教师进行有效互动，导致学生的历史思维存在局限性，对学生的历史研究深入性、广泛性产生制约性作用。为改变此现状，教师要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巩固与应用，通过微课、慕课，将教学知识点充分展现给学生，帮助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的同时，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另外，教师可以通过微课、慕课开展历史课题研究活动，并利用微课、慕课的在线互动功能，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开拓学生思维，提高历史课题研究的深入性。例如，教师在讲《维新运动的高涨与百日维新》时，可以利用微课、慕课将教学主要内容展示给学生，并向学生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探究学习。针对学习内容的看法可以通过在线互动功能进行实时互动。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和指导学生，并针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解答和讲解。在课堂教学结束前，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课外作业，让学生阅读相关历史书籍，并运用已学历史知识，表达自己看法。通过微课、慕课的应用，学生可以更具有针对性的学习，在巩固已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学习效率与质量，加深了学生思考，为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奠定基础。

2.3利用混合式教学，加强教学综合评价。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通常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标准，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采用知识灌输式教学方法，即使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但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和综合能力仍未有明显提升。因此，单纯从考试成绩角度对学生进行评价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教师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无法对学生进行有效评价，在统一的评价标准体系下，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虽有进步，但并没有被教师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致使历史学科教学无法充分发挥出培养全面发展历史人才的效用。这需要教师利用混合式教学，通过混合式教学平台的综合评价机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历史课题研究情况、课题问答情况等进行有效评价，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弱点，帮助学生找到自身不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水平。例如，教师在讲《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与中国的战败》时，可以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让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进行深度学习，并在混合式教学平台上进行课题研究和互动。针对考试成绩、课外研究、课外阅读、课外活动等，教师可以通过信息录入的方式，将相关数据信息输入评价系统中，进而对学生的历史学科学习进行综合评价，为学生学习效率与质量的提升作出保障。

2.4利用互联网技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历史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让学生养成历史资料收集、历史课题论文写作等良好习惯。但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历史教学资源相对匮乏，学生对历史资料收集的途径较为单一，并且收集的资料不具备丰富性和多样性，对学生的学习、研究和发展产生制约性。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收集到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且可以加强对历史资料分析，有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同时，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查阅到“历史上的今天”的内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另外，教师可以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与学生进行跨空间的互动，帮助学生对历史参考文献、历史资料等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与持续提升奠定基础。例如，教师在讲《民国初年政治现代化的反复》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开始前，收集丰富的历史资料，并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查找学生并为收集到的历史资料，以对学生资料进行补充，促使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更深入分析历史信息。课堂教学结束前，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历史演讲活动，并录制相关视频。录制结束后，将视频上传到校园网络，在丰富校园活动生活的同时，有效提高学生历史综合素养。

2.5利用“E考据”法，促进学术论文写作。E考据由黄一农教授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方法是充分利用电子资源进行考据的方法，要求研究者应用信息科学技术，将特定的问题意识与信息资源等进行结合，利用考据学的方式对信息资源进行分析和梳理，从而达到历史考证的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学者通过“E考据”方式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仅有互联网信息资源做支撑，将资料进行堆砌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出现。同时，互联网信息资源具有复杂性，其真实性也需要研究者进行验证和筛选。这要求教师在利用“E考据”法，引导学生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时，要引导学生注重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和取证，并通过历史事件、实践经验等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检验。除此之外，教师要提高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促使学生在丰富、多元的互联网信息资料中，进行筛选和整合，使学生能够利用全面性视角、批判性思维看待历史问题。例如，教师在讲《中法战争》时，可以让学生通过“E考据”方法，针对：中法战争对北洋水师筹建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并将其写成学术论文。在此过程中，加强引导学生通过历史事件、实践经验等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筛选和整合，在保障所应用的信息资源具有真实性的基础上，对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批判性和全面性思考。

3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教学不仅为学生的学习发展指明方向，而且对学生历史唯物主义观、“三观”形成起到积极作用。为提高教学有效性，达到培养全面发展历史人才的教育目标，教师要充分应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多媒体、微课、慕课、混合式教学等方式，夯实学生基础。同时，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帮助学生对互联网信息资源的筛选、整合和利用，通过“E考据”方法的应用，使学生进行高质量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历史思维能力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姚桂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采取启发式教学的路径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000(003):122-126.

[2]康华."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路径探索[J].学园,2020,v.13;No.319(02):55-56.

[3]任重远.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探析——以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为例[J].教学月刊:中学版(政治教学),2020,000(004):P.15-17.

[4]卞振涛,蒋国华,张迪,等.基于新媒体背景下提升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效果的路径探索[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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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理念论文范文8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