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险范文1
关键词：大学生；百万医疗保险；商业保险
引言
自2008年起，我国大学生可以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和没有工作的居民作为主要参保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特征是“以政府补贴为主，个人缴费为主”。以无锡市大学生为例，参保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每人每年需缴费720元，其中个人缴费150元，财政补助570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作为普惠性质的医疗保障，覆盖受众广，但是存在报销手续复杂、保障范围窄、保障额度低等问题，不能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投保人需要配置商业保险进行补充。
一、百万医疗保险概述
（一）百万医疗保险的定义。百万医疗保险是一类可以报销因为疾病和意外造成的门诊费用、住院费用等医疗费用的保险产品。在扣除一定免赔额之后，百万医疗保险对实际发生的医疗开支进行报销。百万医疗保险属于一种补偿性的医疗保险。
（二）百万医疗保险的特点1、保费低、保额高。目前，市场上百万医疗保险的保障额度从100万元到600万元不等，且保费相对便宜，有非常明显的杠杆作用。百万医疗保险产品的免赔额一般是5，000元到20，000元之间不等，这就意味着，被保险人因住院发生的需要自己垫付的资金是有上限的。以常见的免赔额为1万元的百万医疗保险产品为例，被保险人家庭至多需要承担的自费医疗开支就是1万元，超出的必要且合理的医疗费用将由保险公司进行报销，大大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了“因病致贫”的概率。2、保障范围广。与社保相比，百万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广泛。对于社保不可以报销的进口药、靶向药等，百万医疗保险都可以报销；对于社保报销比例范围外不予报销的部分，百万医疗保险也可以进行补充报销。此外，百万医疗险还可以报销除了住院医疗费用以外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门诊手术医疗费用、住院前后门急诊费用等，有的产品还会在被保险人罹患重大疾病住院时给予资金的提前垫付。与重大疾病保险相比，百万医疗险对于疾病没有限制，因为疾病或意外发生的住院，不论大病小病都可以得到赔付。相比之下，重疾险只有在被保险人被确诊罹患保险合同规定的重大疾病时才会给予赔付。3、提供绿色就医通道。当前，“看病难、看病贵”依然是困扰很多中国家庭的问题。最顶尖的医疗资源普遍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想要找好医生看病，光挂号就是一大挑战。同时，对于那些不居住在一线城市的人，由于优质医疗资源普遍稀缺，一旦罹患比较严重的疾病，想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好好看病也可能面临“一床难求”的局面。在很多的报道案例中都有提到，有的家庭为了看病，光寻找就医渠道就花费了非常多的精力和财力，到最后病也不一定能看好。百万医疗保险往往会提供“就医绿色通道”的增值服务，通过保险公司的渠道为被保险人提供包括接洽医院、安排床位、联系医生、安排手术，甚至是后期的康复护理等就医服务，这些服务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
（三）百万医疗保险的作用1、补充社会医疗保险。以无锡市大学生参加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为例，其保障范围、保障额度都存在限制。从保障范围来看，超出医保保障范围的进口药、靶向药、特效药等都是需要自费的。以保障额度来看，在社区医院就医发生的门诊费用的给付比例为50%，在其他指定医院就医发生的门诊费用的给付比例为40%，而全年累计给付的最高限额是1，000元。如果在就医时学生未办理转诊手续，在报销时报销额度需要减半执行。此外，对于重大疾病，对应的给付限额为20万元。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配置百万医疗保险，全年超出1，000元的门诊费用，超过20万元的重大疾病就医费用就只能由大学生家庭自行承担。所以，百万医疗保险可以对社会医疗保险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减轻大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2、补充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只有在被保险人被确诊罹患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时，保险公司才会赔偿。对于赔付到的资金，保单受益人可以自行支配，譬如有的人可能会拿这部分钱来继续看病，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放弃治疗，用这笔钱去完成一些未完成的梦想。百万医疗保险属于一种补偿性质的保险，只有当就医费用确实发生后，才可凭借相关依据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所以，百万医疗保险不能补充医疗费用以外的支出，譬如去到一线城市找好的医疗资源发生的交通费用、酒店住宿费用、康复后购买保健品等费用。所以，百万医疗险和重大疾病险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由百万医疗保险负担医疗费用的报销，由重大疾病险负担其他方面的支出。
二、大学生作为投保人的特殊性
（一）大学生身体健康，更有可能顺利投保。大学生普遍身体健康，没有既往病史，在投保时不存在需要告知患病或服药的情况，属于标准体投保。由于生病住院相比较罹患重大疾病发生的概率更高、赔付率也更高，相比于重大疾病保险的核保，百万医疗保险的核保会更加严格。在当前重大疾病发病率日趋年轻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应当尽早投保。
（二）大学生投保百万医疗险，保费便宜。百万医疗保险的费率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形态。以泰康保险的“泰医保百万医疗2020版”的费率为例，对于16～20岁年龄段的被保险人，即大部分大学生所处年龄段，投保费为216元/年。相比较动辄上千元的重大疾病保险保费，每年300元不到的百万医疗险保费不会对大部分大学生造成经济负担。随着大学生步入工作岗位，保费随年龄增长相应增加，每年一千多元的保费也不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反而可以在他们财富积累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极大地缓解在面临重大医疗开支时的经济负担。
（三）大学生可支配收入有限。大学生虽已成年，但主要的时间还是在校学习，仅有少部分学生从事着兼职工作。为此，大部分大学生主要的收入来源依然是家中父母给到的经济支持。由于除去日常开支后比较少会有大量结余的情况，大学生可自主支配的收入比较有限。
（四）大学生保险观念尚未成形。由于保险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口碑不佳，特别是那些年纪稍长的公众，对保险存在偏见，要向他们进行保险知识的普及有一定难度，更别提向他们销售保险产品。相比之下，大学生的保险观念尚未成形，他们更愿意接受相关的保险知识和理念，从而形成正确的保险观念。
三、大学生应当主动配置百万医疗保险的原因
（一）作为成年人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作为成年人，大学生需要对自己负责，应当主动了解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保障情况和局限性，明确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使用范围、保障额度、报销手续等情况。之后，大学生应当主动选择并为自己投保百万医疗保险，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进行补充。与此同时，大学生为自己投保百万医疗保险也体现出了他们对于自己家庭的担当。由于大学生普遍没有收入来源，家中父母本来就需要为其提供学业上的经济支持，一旦大学生因为生病或意外发生了大额的医疗开支，会进一步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
（二）大学生不是保险销售人员的“目标客户”。目前，大部分的寿险保单投保都是由保险销售人员主动展业而来，但是大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的投保群体，并不是保险销售人员理想的目标客户，主要有以下原因：1、保险销售人员以佣金为导向的销售方式。对于大部分的保险销售人员，保险公司并不会为其缴纳“五险一金”，或者是提供底薪作为最低收入保障，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卖出保单后产生的佣金。为此，他们的展业是以佣金为导向的。考虑到大部分大学生的经济实力有限，并且他们的经济状况短期内并不会得到大幅的提升，加保其他保险产品的概率也很低，从而保险销售人员不会将大学生作为目标客户。2、保险公司对于百万医疗保险的销售激励不足。保险公司往往会鼓励保险销售人员销售重大疾病保险、寿险、年金险等保费较贵的保险产品，对于百万医疗险的定位则是作为“搭售产品”来销售，这一点可以在保险公司对于百万医疗保险的奖励机制和考核机制上可以看出。譬如在佣金比例上，百万医疗保险的佣金比例要远低于重大疾病保险的佣金比例；在保单件数的考核上，往往卖出多份百万医疗险才仅能被视作卖出一份寿险单。由此可见，保险销售人员销售百万医疗保险的动力不足。
四、大学生不主动配置百万医疗保险的原因
（一）社会公众对保险敬而远之。当下，很多人提到保险还是敬而远之的态度，仍然存在类似“保险是骗人的”、“保险是传销”等偏见，社会公众普遍没有真正认识到保险的作用，以及配置商业保险的必要性。大学生的保险观念虽然尚未成形，但还是会受到其父母或身边其他长辈的影响，对于保险产生敬而远之的态度。社会公众之所以对保险避之不谈，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1、保险行业起步晚，前期发展不规范。在中国第一批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中，有很多是那个时期的下岗工人，他们之所以从事保险销售工作，更多的是看中了销售保单后获得的佣金。抱着“卖出一单，算一单”的短视心态，他们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销售误导、虚假承诺等违规行为，导致早期投保的客户在后期面临无法理赔或理赔远不及当初承诺的情况，进而出现了“保险不保”等针对保险行业、保险公司、保险销售人员的负面言论。2、当前市场中保险销售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在如今的市场中，保险销售人员专业度不够、存在违规销售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治。由于前期诸如“一人卖保险、全家不要脸”的负面评价导致了很多人仍然会以进入保险业从业为耻，保险业较难吸引到高素质人才。为此，很多保险公司在招聘销售人员时采取的还是“广泛撒网”的低门槛招聘方式，有的保险公司还会标榜自己的销售人员来自“各行各业”，这样的做法让社会公众误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卖保险”，认为保险销售是没有专业难度的工作，更加不认可保险销售人员。此外，对于新招募的员工，绝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保险相关的专业培训，所谓的入职培训更多地把重点放在了“销售话术”的训练上。可想而知，如果员工自身不做功课、不提升自己的保险专业素养，参加完入职培训后只能成为一个知晓销售话术但不懂保险的保险销售。这样的一群保险销售人员依旧会重蹈“虚假宣传、违规承诺”等覆辙，败坏保险业的口碑。
（二）父母包办的培养模式导致大学生自主性差。对于大部分的中国大学生家庭，父母对子女往往采取的是“事事包办”的培养方式，孩子只要负责把书读好就可以，学习以外的事情家长都已经代劳。此外，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绝大部分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一路读书，极少部分会在上大学之前在社会上进行历练，积累生活、工作经验和财富基础。正是如此，虽然大部分的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理应担负起对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独立自主能力依然较弱，遇上事情还是会主动依靠父母。可想而知，对于配置商业保险这种事情，哪怕是配置保费便宜的百万医疗保险，大部分大学生还是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应当是他们父母来思考决定的，自己不用上心。
（三）大学生身体健康，不易触发保险需求。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在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投保商业保险的需求。通过商业保险，一方面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商业保险产品有就医绿色通道；另一方面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通过商业保险来补充就医开支。大学生普遍身体状况良好，平时连小毛小病都极少有，更不用说是重大疾病。同时，就算是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也较低。由于大部分大学生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可以对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报销，所以大部分大学生目前不会遇上“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从而不容易产生配置商业保险的需求。
五、促进大学生主动配置百万医疗保险的措施
（一）政府层面。从政府的角度，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于保险知识的普及力度，通过广播宣传、公益讲座等方式提高全民的保险意识。正如当初提出“保险姓保”的理念，对于商业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可以从政府层面提出一些通俗易懂的口号进行宣传普及，用政府的公信力进行背书，在公民中树立正确的保险意识。此外，建议政府加大对保险行业的引导，鼓励保险公司更多地销售健康保险产品，在保障被保险人的就医需求的前提下，再挖掘资产保值、升值需求。
（二）行业层面。从行业层面，保险业需要继续加强对于保险销售人员的行为规范，净化保险销售生态环境，重塑保险业口碑。一方面严格要求保险公司优化人员的招募和培训机制，提高保险销售人员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严格规范保险销售流程，开发出更多类似“双录”的预防机制，对于被发现的虚假宣传等违规销售行为，坚决严惩，肃清销售风气。
（三）公司层面。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需要持续优化公司自身的招募、培训、考核机制。在保证合规的前提下，引导鼓励销售人员从事健康保险产品的销售。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开发出适合大学生特点的保险产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学校的平台，开发学生资源，为公司自身积累客户群体、潜在员工群体。
（四）学校层面。对于学校而言，可以携手保险公司联合进行全校范围内的保险意识推广普及。可以组织开展面向全校学生的保险通识课程，或者是关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又或者是开设保险社团、开展保险知识竞赛等活动鼓励大学生们主动关心保险知识，打造一个良好的保险知识普及氛围，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保险认知。
参考文献：
［1］黄显官，王敏，罗元鹏.关于完善大学生医保政策的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6（10）.
医疗险范文2
关键词：京津冀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影响因素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推进和户籍制度不断宽松，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1亿，相当于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三个区域经济增长极之一，2017年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1亿，其中流动人口0.19亿人。虽然京津冀中心地区流动人口的规模近几年有所缩减，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仍会是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城市。1998年、2003年和2007年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体系。2011年我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口覆盖率已达到95%，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全民基本覆盖，但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还比较低，当参保地与就医地不在一个统筹地区，不仅报销手续复杂且报销比例也会比在参保地报销低很多，尤其对于流动人口影响更为明显。2017年京津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加医疗保险比例仅仅为35.4%，更多的是在户籍地参加医疗保险，未在流入地参加医疗保险使得他们卫生服务利用水平低，进而直接影响他们的健康生活水平。党的明确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把维护广大人民健康权益放在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最重要位置，把维护和提高广大人民健康的水平当作国家的终极目标，始终坚持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健康权益。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占很大比例，他们用健康人力资本去换取收入，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流动人口的健康风险至关重要。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主要迁入地城市群之一，研究京津冀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率影响因素对于促进京津冀经济和优化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河北省流动人口数量在京津冀地区中最少，本地医疗保险参保率最低，提高医疗保险参保率对于引进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进而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均衡发展。
1京津冀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现状与特征分析
1.1个体特征分析。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男性大于女性，男性参保率为52.4%、女性参保率为47.6%，男女参保率差距不大，这是由于家庭责任的不断加重，“421”模式使得男性和女性都不断加强健康意识。年龄中15~24岁流动人口占比最少仅有9%，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多，24~34岁人口占比40.8%，3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最多占比50.2%。年龄参保率呈倒U型，24~34岁参保率最高为51.6%，随着年龄的上升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参保率越来越高。流动人口中学历在高中以下达到总数的53.4%，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增高，人数不断减少，人们逐渐对健康重视，参保率不断上升，大学专科及以上在流入地参加医疗保险比率达到71.4%。77.3%的流动人口是农业户口，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信息比较闭塞，就业单位的不正规导致他们的参保率很低，仅有25.6%在流入地参加了医疗保险。北京市男性流动人口占比53.7%，女性占比46.3%，男女参保率男性仅比女性高0.5%。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但25~34与35岁以上流动人口比例相差甚少，参保率和总体情况相同，24~35岁本地医疗保险参保率最高。与总体情况不同的是北京市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人数为38.7%超过了高中/中专的人数，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北京流动，北京人才引进比例最高，且大专及以上学历参保率达到63.8%。66.7%流动人口是农业户籍，参保率为48.8%，相对于总体来说，在北京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参保率比较高。天津市男女比例与参保率与总体相差不大。河北省男女比例差距最大，男性占比59.6%，女性占比40.4%，且男性参保率远远高于女性，男性为60.3%，女性为39.4%。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及年龄天津市和河北省与总体情况相差不大。
1.2职业特征。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商业服务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农林牧渔生产人员、无固定职业占比逐渐降低，依次为60%、25.5%、9.7%和4.8%。天津市和河北省相对于北京市来说，农林牧渔人口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减少。京津冀三个地区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保率都最高，依次为41.9%、38.3%、40.6%。除无固定职业外农林牧渔、生产人员的本地医疗保险参保率最低。68.4%的北京流动人口是有固定雇主的雇员，天津市和河北省有固定雇主的雇员分别占比54.5%和54.9%，有固定雇主的流动人口参保率远远大于无固定雇主参保率。北京市流动人口大部分都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占比84.4%，其次是天津市流动人口签订劳动合同为74%，河北省仅有56%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可以看出北京和天津就业单位相对于河北省更加正规，对企业的监管更加严格，三地区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参保率均高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1.3流动特征。流入到北京市中93.2%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流动，2.5%是跟随家属流入到北京市，50.8%的务工经商人员参加本地医疗险。90.5%具有长期居住意愿，这些人中54%参加北京市医疗保险。跨省流动中51.8%参加医疗保险，比例远远超过天津市和河北省，这可能由于北京市企业正规，手续透明使得流动人口本地参保率高。天津市中务工经商占90.8%，参保率仅有35%，家属随迁中更是三分之一都没有参加天津市医疗保险，这对于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起到了阻碍作用，损耗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86.2%具有长期居留意愿，仅有38.5%参加本地医疗保险，这对于长期居住在与参保地不同的流动人口来说，会大大降低他们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且异地就医导致报销程序复杂和报销比例低。河北省中43.3%是跨省流动人口，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分别为25.6%和31.1%，省内流动占很大比例。跨省中仅有8.3%在河北省参加医疗保险，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本地医疗保险参保率为15.3%、16%，省内流动医疗保险转移接续手续相对于跨省流动来说，手续比较简单，所以参保率高于跨省。流动原因中94.2%是务工经商人员，参保率为11.5%。相比与北京和天津，河北省长期居留意愿占比较少，71.4%有长期居留意愿，其中14.2%参加医疗保险，远远高于没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参保率仅为3.8%。
2京津冀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率影响因素分析
2.1数据来源和方法。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运用pps抽样数据调查方法抽取在本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户口的流动人口。由于文章研究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率影响因素，所以剔除60周岁以上人口及除京津冀三区之外其他地区，得到样本总量为13997，其中北京市流动人口5744人、天津市流动人口4042人、河北省流动人口4211人。京津冀三地区总体来看，59%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8%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3.4%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34%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1.6%参加公费医疗，仅有35.4%在流入地参加医疗保险。京津冀三地内部存在巨大差异，北京市流动人口本地医疗保险参保率最高，比例为51.8%，天津市流动人口参保率为36%，河北省流动人口参保率仅为12.5%。选取问卷中“您在何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您在何处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您在何处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您在何处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您在何处参加公费医疗”中在本地参加各类保险进行计算变量，得出因变量“是否在流入地参加医疗保险”，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在流入地参加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通过梳理文献，自变量从三个特征对人口进行分析。个体特征，包含了人口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自变量年龄流动人口分为三个阶段：15~24岁、25~34岁及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程度中以高中为主要分界点，分为就读高中以下、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个体性别特征分为男性和女性，户口的性质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自变量流动人口的职业特征选取上个月收入、职业、就业身份、是否与就业单位签署劳动合同。上个月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是一个连续变量。职业梳理文献并按照职业分类表进行整合，分为机关事业单位、商业服务人员、农林牧渔生产人员以及无固定职业。就业身份按照有无固定雇主分为有固定雇主和无固定雇主（零工、散工）。流动人口流动特征，包括流动范围、流动原因及长期居留意愿。流动范围由大及小、由省到县，分成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及市内跨县流动。筛选流动人口流动原因最大的两个：务工/经商和家属随迁，其余流动原因合并到其他。
2.2回归分析。运用二元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京津冀地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都对是否在本地参加医疗保险显著影响。女性参保率均没有男性参保率高，年龄呈倒U型分布，受高等教育程度方面，北京市和天津市对其影响较大，大专及以上参保率是高中/中专和中专的4.182和4.938倍，河北省差距较小。上个月收入、职业、就业身份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三地区医疗保险参保率均有显著影响。收入的EXP(B)均大于1，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参保率也不断上升，这在北京地区尤为显著。有固定雇主的雇员和签订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参保率远远大于无固定雇主和未签订劳动合同，京津冀三地未签订劳动合同参保率分别是签订劳动合同的0.164、0.503和0.68倍。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在流动原因和长期居留意愿方面均显著，除此之外河北省对流动范围也存在1%水平显著。流动原因中仅有北京地区家属随迁参保率和务工/经商差不多，河北省家属随迁医疗保险参保率远远低于务工经商人员。三地区有长期居住意愿的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率都高于没有长期居留意愿的人员。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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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医院；医疗质量；医疗风险；服务质量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和法律意识都得到不断的加强，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对医院的医疗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医疗质量的水平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医疗质量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健康，作为医院的立院之本，也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医院的管理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和缺位［1］，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构，相比于三级医院，医院的管理缺陷更为明显，导致医疗质量不能满足治疗要求，使医疗纠纷明显增多。因此，如何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防范医疗风险的发生成为目前基层医院管理的首要问题之一。医疗质量是一个得到社会和患者认可的整体质量，受到包括技术、服务态度、设施环境和医疗消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随着新医改的深入开展，患者对医疗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只有在临床过程中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提升医疗服务意识，才能减少医疗风险的发生，减少医疗纠纷的产生。
1基层医院质量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1医疗质量管理运行机制不完善
当前，在基层医疗机构，还存在许多基层医院管理者并没有对基层医院的医疗质量进行重视，对院内产生医疗纠纷的原因判断不清。工作重点以临床科室和公共卫生管理为主，对科室的监控和协调能力不足，督促指导和协调解决基层医疗问题不到位，存在以考核代替医疗质量管理的现象［3］。并且部分科室领导和临床医务人员缺乏医疗质量的意识，对发现的医疗质量问题不够重视，消极应对，增加了医疗质量管理的难度，增加了医疗风险的发生。
1．2医疗质量评估方法不规范
医疗质量包含的内容较多，如门诊质量、临床质量、护理质量和医技质量等，其中以临床质量为医疗质量的核心内容。对医疗质量的评估需要有一套规范成熟的方法进行，而目前在基层医院，常出现医疗质量判断标准不一致，评估方法不够严谨，评估不够客观等情况，使在对医疗质量的评估过程中发生重大的偏差，对医疗质量的管理造成较大危害。
1．3构成医疗质量的基础建设不牢固
基层医院相比与大型医疗机构，基础建设较为薄弱，包括人、财、物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欠缺。而这些，尤其是技术人员、药品和设备等构成医疗质量的基本条件，直接影响基层医院的医疗质量。基层医院的临床医生多为刚毕业的医学生，且由于基层医院能接触到的专家和患者较少，难以使临床医生得到快速成长，实践能力差，对某些病情危重的患者难以进行有效而及时的救治。某些基层医院为扩大医院的影响力和规模，一味的盲目扩张，导致医院人员严重不足，医务人员常超负荷工作，严重影响医疗质量。基层医院由于收入较低，常需要政府机构进行补贴，使医院在进行管理过程中，常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弱化了对医疗质量的管理。
1．4医疗质量管理制度不够落实
医疗质量的加强需要在各个环节进行加强和落实，每个环节对医疗质量都会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某些重点环节，对医疗质量的影响更大。在实际工作中，对医疗质量的管理常发生落实随意的情况，难以坚持有效的对管理制度进行执行。在基层医院中，由于临床医务人员质量意识比较薄弱，对各项规定需要进行检查和核实的步骤不能落实，进行术前讨论和病例讨论等不够认真，医疗病历的书写也未按规范进行书写，严重影响医疗质量的管理，引发医疗纠纷的发生。
2加强基层医疗质量管理的措施
2．1强化法律法规与制度规范的学习和执行
培养基层医疗人员的医疗质量安全意识，加强各项医疗质量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规范操作，并通过组织临床医疗人员对制度和规范的学习，加深对医疗质量的了解。根据各个岗位的特点加强培训，针对医疗、护理和行政等不同的岗位，制定针对性的培训方案［4］，通过多种培训方式提升培训效果。将各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和管理办法应用于医疗质量的管理过程中，如PDCA和品管圈等管理工具，通过管理工具的使用，持续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质量。
2．2加强医疗质量监控
提升医疗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加强医疗质量监控。在医疗的过程中，所有环节、所有时间段都会影响到医疗质量，必须对医疗服务的全过程进行有效并且严格的监控，可以有效快速的提高医疗质量。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是医疗质量管理中的核心内容，而作为医疗纠纷多发科室的急诊、外科和妇产科等，需要加强对科室的监控，并通过对监控结果进行评价和整改，进行进一步的管理流程和制度的完善，可以促进医疗质量的持续进步。
2．3加强医患沟通提高应急能力
当在临床服务过程中，遇到难以在基层医院进行治疗的危重患者，需要及时启动会诊制度，申请上级医院进行会诊。在患者出现异常情况的过程中需要作为应急措施，并同时做好与患者的沟通工作，将实际情况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解释。尤其是对某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需要将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告知患者，及时将病情的变化与患者进行交流。在手术患者需要进行手术操作前，需要做好术前谈话，各项步骤需要与患者提前进行沟通交流，认真履行手术同意书和医疗风险告知责任书等的告知义务。
2．4推进医联体质量安全同质化管理
随着新医改的到来和持续推进，在全国各地推行了医联体的建设，这对基层医院的医疗质量改进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通过加入医联体，上级大型医院能协助基层医院完善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和流程，培养先进理念和管理思路。也可以帮助基层医院进行病历质量提升和处方点评等工作的进行。同时，基层医院也可以选派骨干员工赴上级医疗机构进行进修学习，提升医疗质量管理能力水平［5］。通过与上级医院进行联合会诊，能积极有效的帮助基层医院提高急救能力水平，提升医疗质量。
2．5严格技术操作规范
要求临床医务人员在临床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操作规范，一切的诊疗操作必须以有利于患者的治疗为目标，对临床过程中存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等需要严格掌握。而手术分级管理、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和各项审批制度都必须严格遵守，防止手术过程中出现并发症。对新开展的临床诊疗操作，必须在实际演练成熟并能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案管理。
2．6加强设备耗材的质量安全管理
需要对设备和耗材的准入进行严格把控，在进行采购的过程中，要将质量安全作为对设备和耗材的第一要求，对供应商的证件进行严格审查。需要对院内设备和耗材的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对新购的设备需要进行使用培训，使所有临床使用人员对设备充分了解，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使用。针对高值耗材，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管理，完善使用知情同意书。需要根据使用场景制定应急预案，对不良事件需要进行上报。同时，将设备和耗材的管理落入责任书，以绩效考核的管理办法加强对设备和耗材的质量管理。综上所述，医疗质量管理是一个需要不断提升的管理内容，它需要所有医务人员积极参与，通过对工作的不断改进，提升质量管理意识和安全意识，并通过对诊疗操作的不断学习，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提升服务质量。只有时刻保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提升基层医院在居民当中的价值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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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险范文4
［关键词］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可持续发展;动力机制;创新路径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是指企业在参加国家统一经办的以保基本为目标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自愿为员工建立的用于提供大额医疗费用的补充报销及健康管理服务的医疗保障福利计划，目的是进一步减轻职工个人看病负担，并发挥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效应。在美国，通常称之为雇主健康保险。作为员工福利计划的重要内容，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起源于西方，在我国是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及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而建立起来的。［1－3］但到目前为止，我国企业自主建立的补充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依然较低，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短板，亟待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方面取得突破。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是大量学者从企业或员工角度研究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贾洪波(2016)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分析认为，单位统一要求参加、缴费和报销等组织实施方式的个性灵活化、参保享受优惠的服务价格、报销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外卫生费用等因素，能促进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2］林海峰、金巍等(2009)调查发现自身经济情况和所在单位对补充医疗保险的意识及财力等对参保有正向影响。［4］其二是研究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对人力资本市场、企业财务等方面的影响效应。Boyle和La-hey(2010)认为，雇主健康保险作为一种实用福利，会对职工健康和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Levy和Meltzer(2001)通过观测性实验研究发现，雇主健康保险对企业人力资本具有稳定性作用。［5］于新亮、朱铭来、邢钰丹(2016)从企业参加团体健康险的财务动机角度出发，发现上市公司是否参加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及参保程度，与企业投资机会、企业自身规模大小、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呈正相关性，与保险市场集中状况和公司的所得税负呈负相关关系。［6］其三是基于保险产品和税收优惠视角对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刘丹、张英涛(2010)提出保险产品设计应根据所针对的群体、受众的实际需求来进行;贾洪波、阳义南(2013)提出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制度建立应与商业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探索职工健康管理、服务外包等创新方式，提高商业保险公司在补充保险市场的主体地位。［2］Gruber(2005)研究认为，针对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优惠能有效提高雇主健康保险的参保率。［7］MollyFrean等(2017)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购买补贴对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具有积极影响。［8］梳理现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1)我国大部分学者对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研究更多偏重于职工个人需求的视角，立足于企业角度、发展模式和可持续性方面进行研究的偏少;(2)中国的企业补充保险意义与美国等存在差异。如在中国，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对于美国而言，企业提供的雇主健康保险则是其主体医疗保险。故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对于员工而言，在中国可能是激励因素，而在美国等则可能是保健因数。激励机制的缺乏会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但并不会使员工不满离职，因此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对于中国人力资本市场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究;(3)从国际经验来看，税收优惠的确是一个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不同的税收优惠模式针对不同的群体效应可能是不同的，而且税收优惠能否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其效果有待检验。本文将基于现有文献，更多立足于企业视角，通过对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不同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着重在我国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动力机制构建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
二、我国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现行发展模式及主要特征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以劳保医疗的方式过度承担了员工的健康生命保障。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了企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企业经济，国有企业开始剥离原先承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责任，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与此相适应，我国建立了专业化管理的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为了既减轻一些企业的负担，同时又尽可能不减少员工的个人福利，199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5条提出“国家鼓励雇主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为工人建立补充保险”。此后的24年里，国家又多次出台文件鼓励企业、员工、保险公司、工会等各方积极参与补充医疗保险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了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发展模式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按照经办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三大类经办模式［9－10］:
(一)社保部门经办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这是目前最普遍的一种模式，是指社保部门既负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经办，又制定具体政策规定补充医疗保险的参保资格、保费缴纳、起付线、封顶线、保障水平、医院管理、药品管理、赔付支出等全流程操作方案，并实际承办该业务。具体方案上呈现地区间差异但区域内相同。参保人向社保部门缴纳保费，参保人在协议医院、药店发生大额医疗费用，能获得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基础上的二次报销。对于参保企业而言，保险方案趋同，不能满足不同企业员工健康保障的差异化需求，处于被动参保接受状态。随着社保部门经办压力的增加，部分地区采取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经办的方式，具体又包括基金管理型、保险合同型和混合型①三种合作方式。三种合作方式下，随着商业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增加，社保机构和商保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也随着增强。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使补充医疗保险方案的设计灵活度有了提升、适应性增强、服务水平提高，但是对于参保企业而言依旧处于被动状态。从企业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初衷来看，保险方案的地域趋同性使其达不到相应的员工福利激励作用，强制性实施增加了部分企业的缴费负担。从商业保险公司端看，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经办人员不足的困境，但是保险公司介入受限于政府的管制，更像是政府的出纳，没有实质承担起管理式医疗中的医疗费用管控者的角色。
(二)工会、行业协会经办的互助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在我国，一些社会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在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建立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形成了以工会、行业协会经办的互助型补充医疗保险，如四川省总工会下属的四川省职工保障互助会举办的“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险”，以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为单位自愿选择是否参保。全国总工会组织设立了“中国职工保险(保障)互助会”，各省总工会成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各自独立开展业务。其目的是积极增进员工的福利水平，推出互助医疗保险，为员工提供医疗费用的补充保障。这种模式具有保费低、保障力度大、手续简便、赔付及时、计划诚信度高、不以盈利为目的等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互助互爱”的思想。这种方式在工会积极推动下在部分省市发展势头良好。例如其北京办事处截止2016年，已累计为职工进行互助金的给付报销80万人次，累积报销金额达15亿元。但是，这种互助模式缺乏可靠的保险精算，管理的专业性不强，对退休职工的保障受局限。该模式在大部分省市的参保率都不高，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该模式若不能有效扩大覆盖面，将面临市场萎缩和不可持续的潜在风险。
(三)企业自主建立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除了以上两种形式外，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大企业还为员工自建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如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和煤炭①等一些大型国企，建立了一种内部自行支付的医疗保险模式。这种模式在医改过渡期尤其有其价值与意义，一是保障了劳保转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保障工人大病来临时能获得第二张保护散伞，促进制度平稳过渡;二是在当时工伤保险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为高危等特殊行业职工提供了有效的补充保障。但是基于大数法则，这种行业/企业自建的保险模式具有资金池规模小、分散风险能力弱等不足。因此，该模式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两种演变趋势:一是向社保部门承办模式转变，整合并入到社保部门，由社保部门统一经办管理。如2015年8月，北京《关于印发部分行业企业医疗保险纳入全市统筹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开始整合这部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将其纳入全市统筹;另一种则是由企业自行决定交给商业保险公司，实行市场化的运营管理。如广州粤电集团以年度计提方式按照职工工总额的5%提取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基金，并且和泰康保险公司建立委托代管合作模式，存入泰康指定的账户，每年给泰康1‰的管理费，当员工购药、门诊或者住院时，凭发票按比例报销。此外，存入账户的资金泰康还会按照3.5%计息。企业对于补充保险的方案设计等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从而能够很好地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调整保险方案，根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决定报销人群、报销比例、就诊医院等。这一方面使企业获得了节税效应，同时由专业的第三方运营，虽然给予一定的管理费，但是避免了自己营运管理的人财物投入，还有固定的保证收益，无论对于哪一方，都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此外，一些企业(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一些外资企业)也会自主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团体健康保险产品，选择满足自身职工需要的产品方案组合。这种模式使企业在保险方案选择上有更大自主权，能给员工提供综合性的医疗保障。员工除了能获得补充的医疗费用报销待遇，还能获得就医咨询、健康管理等综合性保障服务。一些大型金融企业比会采取此种模式。
三、我国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体系已形成多元主体的参与格局，但也存在着市场化程度低、企业缺乏主动性、各方主体参与积极度不高等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企业补充“基本化”现象严重，抑制商保参与积极性
当前社保部门除了在医疗保险的基本层次(即基本医疗保险层面)大包大揽外，补充层面上也是呈现介入过多的状态，对于参保企业而言，大都不清楚所缴医疗保险费用中包括了基本医保和补充医保两部分，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化现象严重。实际中企业补充基本化的多元主体格局，致使参保碎片化进一步加深，而各主体间有序竞争、相互促进的补缺关系并不存在。根据《中国社会事业发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人社部门自行经办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截至2018年底，全国参加补充医疗保险的职工为30150万人(见表1)，几乎所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都参加了政府举办的补充医疗保险。政府承办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成为类强制参与性的保险制度，缺乏竞争性。这种发展模式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责任落在了政府身上，呈现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化的现状，也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其他主体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参与空间。商业保险公司等主体在健康保险市场上难以获得发展的空间，保险公司丧失发展动力，团体健康保险(包括了企事业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市场份额不升反降，转向个险市场的开发与发展。截至2017年末，我国寿险公司经营的个人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已达到3213.794亿元，是团体健康保险保费收入765.7883亿元的4倍有余。从近5年保费增速来看，个人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平均增速达到55.64%，而团体健康险的保费收入平均增速为22.52%，团体健康险的保费收入增速远低于个人健康保险，2017年团险增速跌至19.24%(见图1)。这进一步加剧我国第二层次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在多层次医保体系中空心化现象。
(二)“三医未联动”背景下带来高昂的无效交易费用
社保主导型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发展格局，还造成政府、保险公司、卫生服务机构等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不紧密，商业保险公司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割裂的利益关系，加上卫生服务市场和健康保险市场固有的专业性，导致政府强制型保险市场、卫生服务市场的垄断加剧，形成严重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从而带来各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契约监管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等外部交易费用增加。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庞大的生态圈，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参与方包括企业/员工、医院、医生、药企、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从供需的角度来看，企业/员工和保险处于医疗服务市场的需求端，其中企业/员工是医疗服务的核心需求方，保险是辅助需求方;医院、医生、药企处于医疗服务市场的供给端，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和医生是医疗服务的核心供给方，提供药品的药企属于辅助供给方;同时还存在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商业保险公司和企业的委托等契约关系。同时，这个系统本质关系是核心需求方企业/员工和核心供给方医院、医生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国医疗生态圈的政府强制力量使得垄断现象严重，各方主体间的合作性较差。不同于其他的保险，与健康相关的保险所涉及的保险市场、卫生服务市场等，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不对称。卫生服务市场的专业性和我国卫生服务市场的垄断性更是阻碍了信息的流动。从而需求方与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我国的医院医生利益勾稽关系，可能带来医生的诱导需求等道德风险;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可能勾结医院医生，骗取医保赔款获利。作为支付方的商业保险主体的缺位，而政府的监管能力有限，难以有效保证对卫生服务需求者、供给者的监管，这些因素共同推高我国医疗生态圈的交易成本，使卫生费用和保险费率高昂，进而可能造成医疗卫生系统内的浪费严重。［9］
(三)企业参保缺乏选择自由，激励效应不足
企业这类主体，是为了把握获利而存在的。我国以社保部门经办为主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企业在参保与否上不具有选择的权利，此外社保部门统一提供的保险方案具有趋同性。这使得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多元化补充功能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对企业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力资本管理功能几近丧失。虽然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建立理论上能够提升员工健康水平，但是从吸引激励员工角度来说，作用不大，对企业的激励效应不足。［10］在参保资格上，有的地方遵循自愿参保的原则，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但是，更多地区采取的是强制参保的方式，甚至对不参保的企业会给予一定处罚，如内蒙古乌海。这种强制性也体现在补充医疗保险的缴费机制上。从各地实际情况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缴费许多地方采取的方式是在基本医疗保险缴纳时一起上缴，同时单位将员工负担部分也一并上交。通常地，单位按照全部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约0.5%～1.5%缴纳，职工个人象征性按3元/月～5元/月的标准缴纳。部分地区采取完全个人负担，缴费方式为个人账户直接扣除或者从养老保险基金中扣除，缴费额度大约50元/年～300元/年。还有地方是直接从统筹基金中划拨一部分比例作为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基金，单位和个人都不再单独缴费，如上海的地方医疗附加津贴就采取这种方式。故总体来看，企业参保的自由度实质上并不具备。保险方案设计上丧失个性化、缺乏激励效应，是该种模式最突出的特征。在保障范围及水平上，这种模式下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完全对接。而对于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和疾病谱变化，以及在知识经济时代员工健康管理领域巨大需求，现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模式难以满足。而且现行模式下，由于同一地区不同的企业保险方案相同且企业都参加，企业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目的之一为实现吸引人才功效也变得难以实现。此外，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留给企业的可选择性也是非常不足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团险市场呈现高度的行业集中性现象，2017年团体健康保险的CR4达到69.56%(见图2)，这就使得参保企业在进行保险选择时，议价能力脆弱，保险公司的可选择性较低。二是我国保险公司能拥有的团体健康险产品有限，提供给企业的选择空间不足。据《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受调研公司投放市场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总数为2432个，个体医疗险产品占54.7%，短期产品占70.7%，而与基本医疗保险衔接、功能互补的团体健康险产品不到30种。特别地，市场上对于精准定位不同企业群体的产品缺乏，对于拓展保险责任的产品，如积极的健康检查、健康维护、健康促进等产品极其匮乏。即使少数保险公司产品包含了健康管理等项目，实践中企业员工的体验感也并不佳。
(四)不同企业参保差异大，员工福利设计缺乏对补充保险的准确认知
企业在进行员工福利策略设计时，也存在着与员工实际需求的不匹配现象。在健康险的需求满足上表现尤为明显。根据中国劳动工会关系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大中城市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职工福利保障指数总体水平为70.4，整体处于“基础水平”区间的中间位置。在保障充实性方面，企业对国家规定的职工福利保障要求贯彻得较好，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福利指数高达95。而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等非强制性员工福利，在不同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国企、有工会的企业、上市公司和互联网企业的职工福利保障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及民营企业的员工福利水平普遍偏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自愿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不到30%。在保障公平性方面，企业提供福利保障项目时往往“重激励”“轻保障”，公平性指数偏低。从下表2可看出，2012—2018年间自愿性商业保险福利指数增长缓慢。在员工福利费用费用支出中，企业每年为员工购买商业补充保险的费用占到员工工资总额的12.1%(税前)，而其他的非保险类福利占到7.9%(税前)。而在直接反映员工对于雇主健康投入的满意度上，绝大部分员工(58.3%)对于雇主提供的商业保险都表示不满意。问及员工最希望得到的福利时，大部分职工愿意增加缴费以获得商业健康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障;11.4%的职工已购买税收优惠健康保险，56.5%有意愿购买。但是问及雇主未来1－3年员工福利投入上，考虑福利增加的项目时，大部分雇主表示会在社会保险(73%)和住房公积金(70.6%)上，增加商业补充保险和非保险类福利只占58.1%和48.4%。故从员工福利项目的结构来看，存在一定的供求脱节和不合理性，应通过加快商业保险发展，引导完善民营企业职工福利保障体系。
(五)企业和个人参加补充医疗保险的政策激励不足
总体来看，我国针对个人和企业参加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税收优惠模式比较单一。虽然提出了对于企业参加补充医疗保险在工资总额5%以内的保险费用部分税前扣除的税基优惠方式，但是享受条件较严格，必须是企业为全体员工购买才能获得相应的福利减免。这限制了企业针对不同类别的员工实施差异化的补充医疗保险激励机制，比如对于只想为其高管或优秀员工购买保险的企业缺乏激励效应，或者企业为员工家属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缺乏税收激励机制。企业员工参加企业举办的补充医疗保险上，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只能用税后工资缴纳补充医疗保险费。且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税优政策与第三层次的个人税优健康险税优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囚徒效应”。一些具有税收优惠标识码的个人税优型健康险，由企业或个人购买，个人能享受最高限额200元/月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而其他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企业缴纳部分则必须与当月个人的工资收入合并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而言，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在缴纳阶段并没有获得税收优惠。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对税优险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偏好差异，造成税优效应不足。首先个人税优型健康险的200元税收优惠在不同群体之间实际减税额度不同，工资收入越高的群体相比工资收入低的群体可能获得的税收减免额度更高，一些低收入群体反而完全不能享受税收优惠，而恰恰这群人更需要防范因病致贫的健康保险产品，由此造成“损不足补有余”的不公平投保现象。企业与员工对于税优健康险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选择的利益冲突，造成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税优不济。个人税优健康险产品获取流程复杂，企业为员工申报需要花费时间金钱，阻碍了企业为员工购买该产品，而其他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相比税优险，对员工而言是不能获得税收优惠的，因此在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和个人税优健康险的选择上，一定程度上存在员工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冲突。
四、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优化与对策思路
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作为国家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必须探索创新发展路径，重构企业发展补充医疗保险的动力机制。从此视角出发，提出以下创新发展路径和对策思路:
(一)推动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路径由政府主导向企业自主建立转变
我国现行政府主导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发展模式下，各企业之间在人力资本的竞争上同质化严重。从经济学角度看，企业在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上，由于这种同质性，带来的边际效应也相同。在人口红利消失时，这种模式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低效的激励效应难以实现对企业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如达尔文进化论所言竞争带来进步，因此给予企业自主权，允许其建立差异化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将是推动整个系统向前发展的机遇。所以，首先要转变现行政府主导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发展模式，采取政府放手、市场主导的方式。当然，政府放手需要渐进地分阶段式协同进行。先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障已经比较完善的区域试点推行补充保险层面的政府放手，具体的各方协同上有两点需要注意:1．各地调整基本医疗保险结构，政府管好基本，释放补充市场空间。在这种创新性发展中，由于各方的非理性，政府应明确市场的边界，确定多层次医保中该管与不该管、该做与不该做的。首先，办好基本医疗保险是政府最首要的任务。不能基本都管不过来，还在补充层面多头介入。基本医保都无力管理，又把商业保险纳入系统，这种多层转折不衔接，无疑造成高昂的制度费用浪费。政府只有切实做好了基本医保，各地改变自身各自为政的无序发展格局，严格按照中央政府的基本保障额度要求、保障范围要求，保证基本层面的稳定和可持续，实现基本医疗保险以公平性为主的经营目标，切实保障大多数参保人群发生的普通疾病治疗的经济需要。而补充层面则放手市场，给予其他主体发挥的空间，才能真正实现各层次的功能互补、协同发展。2．商业保险公司积极介入，在产品开发、风控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提升补充保险的运营能力。同时，在新经济背景下，资管能力也需加强。从数据分析中可简单测算出，如果政府放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按照当前基本医疗保险缴纳率8%，2018年职工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2278.3亿元标准来计算，若补充医疗保险按企业工资总额的1%缴纳保险费，将释放1534亿元的医疗保险市场容量，这笔资金将为整个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注入大约为现在三分之一的资金容量。新经济背景下，这笔巨额资金的注入对保险公司资管能力、健康管理等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保险公司必须从人员素质提升等全方位迎接这种机遇和挑战。
(二)实现补充医疗保险保障方式由经济补偿向兼顾健康管理转变
现代医学已从“疾病医学”转向“健康医学”，从重治疗转向重保健，坚持“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非常符合当下国民对健康的消费需求，健康管理受到高度重视。其意义在于通过改变或改善健康服务的手段，提高公民的健康的有效组织行为，且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健康改善效果。国内健康管理与保险的联系源于其在基本医疗保险领域的运用，如家庭医生、“基层首诊”等模式运用。近年来，健康管理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领域相关企业也开始探索运用。从实际效果来看，我国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并未对企业的长期绩效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吸引留住人才的激励效应不足，此外还有一大原因是该种政府主导的经济补偿的模式限制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员工的健康管理功能的实现，未能实现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带来如美国那样1美元健康投入获得6美元的企业绩效。我国应当在企业补充医疗保险领域鼓励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健康管理”的模式发展。通过补充医疗保险的健康管理功能，一方面可为企业绩效增添积极效应，另一方面，疾病风险管控也是健康保险经营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健康管理则是控制疾病风险的重要工具，通过发生疾病前的健康教育、病中就医服务、病后康复指导和护理等全程健康管理服务，改善用户健康状况，减少疾病发生率，也能有效地降低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支付方的保险赔款支出。保险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完全外包模式、自行提供服务模式、与医院协同合作等三种方式介入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通过对承保企业的员工进行健康咨询、健康评估、健康体检、专家健康讲座、生活方式指导、预约挂号等服务，实现职工的健康危险因素识别和疾病预测、行为纠正、疾病管理，既带来员工健康素质的有效提升，也可降低保险企业的承保风险，减少赔付支出。同时，由于这几种模式下，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也打破了传统的第三方支付模式，结成了利益相关者关系，可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同时也为内化交易费用提供了可能性。
(三)优化调整我国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扶持政策体系
医疗险范文5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医疗联合体
医疗联合体建设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能够有效调节医疗服务行为，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1]。但随着医疗联合体建设的不断推进，其进程也开始放缓，自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对医疗保险支付的作用愈加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同为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成为医疗联合体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较多，且必然导致利益再分配，若各方基本利益需求没有协调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就难以统筹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也无法得到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我们立足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医疗联合体建设的支持作用，为进一步推动医疗保险支付改革及医疗联合体建设提供参考。
1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与医疗联合体建设
1.1利益相关者理论概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自1963年斯坦福大学给出明确定义开始，此后开始迅速发展并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多领域得到应用。美国的布莱尔、怀特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卫生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该理论开始广泛应用于卫生政策分析及各种类型的卫生机构管理[2]。21世纪后国内才开始在卫生项目实施中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并逐渐应用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领域。该理论注重多元利益主体，明确划分主次要利益相关者并确定优先次序，根据其利益需求制定、实施政策，寻找增进和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方法，并提倡各利益主体构建治理体系，以更好创造更多价值。
1.2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利益相关者
通过文献查阅和梳理，我们将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利益相关主体归纳为政府管理部门、医保经办机构、医疗服务提供方、医药企业及参保人5类[3-4]。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中，医保支付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如图1所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直接利益主体是医疗服务提供方、医保经办机构和参保人三方。医保经办机构是医疗保险的筹资方，向医疗服务提供方提供医保基金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以及引导医疗服务提供方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而医疗服务提供方则需要在保证自身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谋求更多医保基金结余为自身创造利益[5]，如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对参保者来说，则更希望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三方之间的利益需求存在分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间接利益主体是政府管理部门与医药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包括财政部门以及卫生部门等等，需要遏制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之间不正当收入，为推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环境。通过财政投入、医药采购等方面的改革，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近年陆续出台的药物相关政策，对医疗服务提供方和医药企业的行为进行了调节和引导。医药企业需要更合理有效的改革医保支付方式，通过与政府进行协商谈判，确保自身产品在纳入医保时获得更多利益。
1.3医疗联合体建设的利益相关者
医疗联合体是指同一区域内由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通过纵向或者横向资源整合所形成的利益共和体和责任共同体[6]。医疗联合体可根据成员间合作程度分为松散型和紧密型，而支付方式改革与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建设的关联相对较多。医疗联合体对良好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医疗联合体作为多方参与、共同构建的组织，其建设与各利益主体利益息息相关，各方利益诉求可能存在一定分歧，利益不平衡会阻碍医疗联合体建设。本研究将医疗联合体建设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医疗服务提供方、政府管理部门、医保经办机构、医药企业以及居民5类[7-8]。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医疗联合体体系内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进而会采取不同的举措，各方相互影响与制约。医疗联合体建设下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追求如表1。
1.3.1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医疗联合体的利处
一是有利于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医疗联合体建设能够促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优化资源配置，明确各级医疗服务提供方分工协作，推动患者有序就医，减轻医疗供需压力，降低就医成本，从而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医疗联合体建设有利于提高利益主体的长远利益。表现在：第一，对于医疗服务提供方，通过医疗联合体建设，核心医院可以进一步建设品牌，提高市场份额。并且通过分级诊疗制度，减少在常见多发病方面的精力投入，转投到攻坚克难方面，对二级医院及以下医疗机构进行优质医疗资源输出，优化了医疗联合体内部资源配置，更好地发挥优质医疗资源的价值，其他医疗联合体成员获取帮扶，增强自身医疗服务能力与竞争力，赢取患者资源。第二，对于医保经办机构，医疗联合体建设使医疗服务提供方运行趋向合理化，减轻医保基金的压力。由于政府部门的支持，可增强社会公信力，吸纳更多居民参保，推动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第三，对于医药企业，可从高级的医药耗材入手获取利益，同时刺激自身研发与生产。另外，医疗联合体的制度建设，使得医药企业与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的灰色收入被取缔，迫使其改善经营理念，降低价格，短期来看，损失了部分利益，但从长远角度看却改善了医药企业的形象，提高了社会认可度。第四，对于政府和民众，医疗联合体建设能够有效配置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提高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并且在降低就医诊疗费用的同时使得民众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1.3.2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医疗联合体的弊端
首先，医疗联合体建设会进一步扩张核心医院市场。医疗联合体的推进可能致使核心医院的市场超额扩张，核心医院的过度扩展会使得其附属的二级及基层医院因自身实力不足难以有效对接，以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极端现象出现。其次，医疗联合体建设可导致双向转诊变成变相“虹吸”。因转诊便利、医疗资源聚集以及就医习惯，患者更愿意选择核心医院，长此以往，大医院被常见多发病消耗了大量精力，不仅降低了服务质量，而且迟滞了疑难杂重症的研究。这就造成医疗联合体对核心、大型医院的角色安排相冲突，与此同时，基层医疗机构也得不到发展，医疗服务技术和质量无法得到提高和保障。
2医疗保险支付改革对医疗联合体建设的支持
2.1采取按人头打包支付
我国医疗联合体建设在摸索前进中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医疗保险基金逐渐放弃单一按照实际发生费用的医保总额预付方式，结合“统一预算、总额预付、超支不补、结余留用”，采取按人头打包支付方式，将总额包干给医疗联合体内调配和使用，由医疗联合体自行承担超出总额部分，或获得结余医保基金。成功案例如深圳罗湖经验：对于区域内的医疗联合体，实行按人头打包支付，以引导常见病、多发病在下级医疗机构或基层诊治。实行按人头打包付费制，能够促使负责统筹管理医保的医院尽可能优化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以最低成本为患者服务。促使牵头医院对下级医疗机构给予帮扶，并保证落实，使得各个成员的经济利益关系更加密切，避免核心医院单方面扩张，促进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建设。
2.2结合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
结合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吸引参保人员基层首诊，同时将签约居民的门诊医保基金按人头支付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家庭医生团队，若患者向医院转诊时，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家庭医生团队支付一定的转诊费用[9]，便可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为获得更多的结余医保基金，尽力留下患者，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另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可以与医疗联合体内的上级医院合作，请求人员与技术支持，以减少转诊费用支出，降低医疗费用。因此，有利于医疗联合体内各级别医疗机构联动发展，避免核心医院对下级医疗机构的“虹吸”。
2.3健全医疗联合体内协商谈判机制
通过协商谈判机制，可调动各利益主体积极性，真正落实医疗保险支付改革工作，逐步将医疗服务提供方的经营理念转变为通过节省成本来增加医保结余以创造更多利益。如此，有利于推动医疗服务提供方主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降低患者就医负担，同时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与安全，减轻医保经办机构监管压力。医保经办机构在确定医保支付标准时，应关注参保患者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及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以实现医疗服务质量与成本控制并重。另外还需将现实医疗成本需求、新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引进和应用纳入重点考虑范围，充分保障医疗服务提供方、参保患者与医药企业的利益。
3讨论和建议
我们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及医疗联合体建设涉及的利益主体进行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能够有效协调医疗联合体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且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联合体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医疗保险作为医疗服务的付费方，应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成为医疗联合体激励约束的重要手段[10]。但是，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及医疗联合体建设都还在摸索前进阶段，以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疗联合体，特别是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建设依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3.1继续推进医保政策改革
加大医保基金对基层的强化作用，强化政策对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引导，将常见病、多发病留在基层，同时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人才引进与硬件建设，敦促医疗联合体内上级医疗机构积极落实帮扶政策，让居民真正享受到高质量服务。通过总额控制指标对基层医疗机构给予更高的报销支持，积极发挥医保支付政策对医疗行为的引导作用。另外，可将转诊率及达标率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中，以引导有序就诊和保障医疗联合体成员利益。
3.2以打包支付积极推动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构建
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是责任、利益共同体，各利益主体更加紧密的合作，真正实现资源共享，而非流于表面联合。医疗联合体紧密化程度越高，在其内部越可实现精细化管理，统一管理医保基金，确保医保基金有效利用及收支平衡。
3.3发挥并强化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
医疗险范文6
2019年是我国正式成立国家医保局之后的第十个医改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在逐步稳定的成长，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工作人员都在大幅增加，医疗设备也在不断发展更新。以前看病排不上队，很多医院缺乏医疗器械，患者因为医院床位不够而被迫住在医院走廊里，这些现象基本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医疗方式也从根本上进行了改变，给人们的就医带来了便利。调整医保政策，控制医药价格，医保报销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都减轻了人们看病的压力。而随着政策的调整，我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也越来越多。根据数据分析，2007年到2019年间,我国人口总数从132129万人增长到149008万人，人口增长率为5.12%，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长了427%。截至2019年末，我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127681.4万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4.66%，可见医疗保险人口覆盖率明显上升，这也说明了参与医保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医保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向农村大力推广医疗保险，使得医保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受到医保的回报也越来越多。
2.医保的医疗保障作用
近年来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呈上升趋势，年龄比较小的婴幼儿，因为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受到环境污染，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疾病；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因为免疫系统退化，自身体质脆弱，呼吸受到污染的空气很容易引发上呼吸道疾病；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导致人们的睡眠时间不足，生活作息时间不规律，暴饮暴食甚至酗酒，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给人带来许许多多的疾病；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职场人对于病情没有正确的认识，总觉得自己身体健康，没有什么毛病，因此不去体检，小病养成大病，到病情严重的时候，查出来的都是大病，需要大笔资金进行治疗，如果没有医保，很可能因为看病而“一贫如洗”。此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也逐年上涨。由此可见，人们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期待将会越来越高，对医疗保险基金的需求和支出也将越来越大。2020年新年伊始爆发的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波及到了全国所有省份,导致很多人患病，但是我国在疫情期间，因为医疗保障系统十分完善，国家快速的制定出了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在本次疫情当中，这些措施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离不开完善、科学的医疗保障系统，由此可见，对医疗保障系统的建设对国家和人民都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从2007年到2019年，我国医疗基金收入从2257.2增长到19931.6亿元。医疗基金支出从1561.8亿元增长到14421.7亿元，支出占比从69%增加到了80%，而2019年医疗基金占达到了94%。由此可见，医疗基金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越来越多的人因参与医疗保险，得到了实际的保障，减轻了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后顾之忧。既然社会医疗保险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商业保险呢？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为了消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使其安心工作，在劳动者生病时能得到经济补偿。但是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却并不相同，它们各有各的优势与不足。社会医疗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而且个人缴纳部分不高，基本上是由政府负担绝大部分。而社会医疗保险参保门槛低，对参保人员身体状况没有限制，无需体检证明。无论参保人员是否患有先天疾病、慢性病或事身体残疾，都可以投保并在就诊以后进行报销，因为这点，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医疗保险，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收益。患者就医支付达到起付线之后自己支付部分医药费，其余部分会从医保账户直接扣除。但是社会保险也会有本身的缺点限制，最主要的表现时跨省异地就医报销难，由于各省各地政策不同，老百姓并不能熟悉各省各地相关医疗政策，而全国还不能完全实现异地就医实时结算，所以给后期报销造成诸多麻烦。自费药价格高。医保药品目录由甲乙丙三类组成，甲类药是被纳入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之内的，乙类药是由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个人各自支付一定比例的药物，丙类药即自费药，这部分不在医保药品目录之内，如果老百姓购买了丙类药物，费用是不被报销的。然而在一些特殊病的治疗过程中，这部分药品和治疗是必不可少的，而高额的费用让很多人表示是负担不起的。由此，商业医疗保险成为了社会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第一，商业医疗保险不是强制性保险，参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状况选择购买；第二，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选择购买是否可以赔付自费药的产品，报销范围更广，报销比例更高；第三，商业医疗保险种类繁多，各个保险公司都有其特色的产品，所以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身特色的保险。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保险有许多医疗保险所不具备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比如，保险公司属于营利性企业，所以其根本目的是获取利润，其经济补偿是建立在利润的基础上，所以保费相对略高，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高额的保费就会使他们丧失了对商业保险的选择，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高额的房贷和车贷就已经占据了他们工资的一大部分，让他们再拿出来钱去交商业保险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于商业医疗保险不是强制性保险，所以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对于购买人群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在购买之前需要进行体检，不合格者不能进行购买，没有社会医疗保险覆盖人群广，因此在选择商业保险还是医疗保险的时候，需要对自身情况进行合理、科学的分析，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可以解决医疗保障中的经济问题，解决劳动者在生病或遇到各种意外时，这个医疗保险就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医疗保险是生产发展及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人们只有身体健康，才能使祖国发展的更加美好。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对社会医疗保险进行多样化的补充，两者并不会相互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商业医疗保险会促使社会医疗保险不断的成长和完善，两者互补互助，共同为人类社会繁荣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资料：
[1]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2]宋文舸,吴明,李卫平等.以制度创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20年城市卫生改革的回顾与评述[J].卫生经济研究，1999（10）：32-33.
医疗险范文7
[关键词]医疗机构；医疗设备；设备管理；设备购置；管理制度
0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成果及时应用于医疗设备研发，为医务人员的诊疗提供了更可靠、准确、精密的资料和数据，也尽可能减轻了患者治疗时的痛苦[1-2]。医疗设备已经成为医疗机构开展诊疗、科研、教学等工作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也是提高医疗科学技术水平的基本条件，其配置水平直接反映出医疗机构的现代化程度[3]。据调查，医疗机构所拥有的医疗设备大约占其固定资产的1/2，而其所回报的经济效益约占医疗机构收入的2/3。因此，作为反映医疗机构生产效能的重要固定资产，医疗设备管理已成为医疗机构评估的重要标准之一[4]。但是目前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设备管理滞后问题，严重制约其发展。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医疗设备管理工作，对提高医疗设备的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医疗设备的功效，保障医疗机构临床诊疗、科研活动的顺利开展及推进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调整、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医疗设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医疗设备购置程序缺乏合理性
1.1.1医疗设备购置论证程序不当
目前，医疗设备购置论证通常只需经过医疗机构管理层通过即可，流于形式。即使重视医疗设备购置论证的机构，关注焦点也是设备的价格以及其所能达到的预期目的，至于设备的质量、售后服务以及其他需要审核的项目并没有列入论证范围[5]。同时由于决策者认知不足，过分重视硬件配置，一味追求设备先进性，片面追求高精尖、大而全，导致单位盲目购进医疗设备，出现设备闲置、使用率低的现象。
1.1.2科室职能规范不足
医疗机构的专项资金有限，大多数的医疗机构都以诊疗收入作为经费主要来源，使得临床科室压力非常大。为盈利创收，医疗机构往往赋予临床科室更多自主权，临床科室一般根据自身需要自主确定所购医疗设备的规模及型号。由于缺乏专门医学工程技术人员的引导以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往往造成购入的医疗设备质量难以保证，致使设备过早报废；科室之间的竞争和沟通不畅也容易产生重复购置的情况，增加了设备经费开支。
1.1.3医疗机构评价指标认识不深刻
医疗设备配置是医疗机构重要的评价指标，受医疗机构等级评审的影响，器械的先进性、设备配置的全面与否都关系到医疗机构等级的高低。为了达到等级评选的标准，医疗机构盲目购买医疗设备，难以全面掌握供应商和设备信息，不能保障采购的设备质量和最终带来的效益。
1.2医疗设备相关人员配置不合理且能力较低
1.2.1医学工程技术人员配置失当
随着医疗设备的大量购置，医疗机构对医学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也随之增长。通过对军医大学9个附属医院进行调查，发现其每2500万元固定资产对应配备1名医学工程技术人员，而国外的医疗机构在每拥有100万元固定资产时就会配置1人[6]。当前我国医学工程技术人员的教育层次相对较低，在三级医疗机构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医学工程技术人员数量与仪器数量之比为1∶194，在二级医疗机构为1∶510。三级医疗机构中超过50%、二级医疗机构中超过80%的医学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这与过多引进大型进口仪器设备的现状不相适应[7]。医学工程技术人员普遍缺乏系统维修知识，仪器设备出现问题时，医疗机构过于依赖厂家维修，缺乏维修技术培训意识。医疗设备研发人才更为稀缺，导致创新创造能力欠缺，先进的医疗设备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
1.2.2医疗设备管理人员能力欠缺
医疗设备管理人员多数为设备操作人员或是其他科室调任的人员。医学工程技术人员了解医疗设备的特性，但管理经验不足，对医疗设备整体管理和医疗设备对医疗机构整体效能认知存在偏倚，很难实现科学化把握和规范化管理；其他科室调任的人员对设备了解不足，更缺乏管理设备的实际能力。同时，医疗机构对设备科人员重视不够、培训不足，造成医疗设备管理人员的能力欠缺，影响设备管理效果。
1.3医疗设备管理制度不完善
临床各个科室分布在医院不同地域，医疗设备管理主要由各科室负责，每个科室有不同的设备管理要求，设备科功能相对萎缩，对设备综合评估和管理受到各个使用科室的限制。各科室在管理医疗设备时存在维修规范、保养制度、责任人员、报废制度不统一的情况，造成了设备管理困难，难以真正发挥其功用。与此同时，医疗机构设备使用的安全管理不扎实、保障方案不完善、应急替代机制滞后、不良事件监测落实不到位、登记上报不及时等问题突出，设备科能力难以有效发挥[8]。
1.4医疗机构医疗设备财务管理不合理
医疗机构虽然对临床科室和医疗技术科室的医疗设备进行折旧，但是设备安装环境的装修、配套设备、人工投入等费用未计入成本，导致其成本核算的难度较大。有些医疗机构的科室还存在账目不清、账物不符的现象，也给医疗机构财务管理带来了困难。在推行科室成本核算之后，各科室虽然注重成本问题，但是许多医疗设备使用过度，导致其性能降低、安全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容易引发医疗纠纷，加大医患之间的隔阂，严重损害了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利益。
2改善医疗机构医疗设备管理的建议
2.1建立规范化、流程化的医疗设备管理制度
2.1.1完善医疗设备论证的研究程序
医疗机构应组建由院长、主管院长、院外专业人员、设备科、财务科和临床科室组成的设备管理委员会，在进行医疗设备采购时严格遵循公开招标的工作制度和集体研究、民主决策的工作原则。院长、主管院长、专业人员的职责是对采购计划进行审批、对采购与供应进行监控；设备科需要了解市场行情，采买仪器设备，并进行后期维护工作；财务科负责财务、资金的统筹管理；临床科室负责设备使用和日常的报告[9]。设备管理委员会的设置可以更好地汇集临床医学、工程技术和财务相关专家的意见，从而保证论证的科学性和决策的合理性，使采购流程透明化、公开化，杜绝仪器设备管理中的权钱交易、权物交易，防止出现牟取私利等行为。同时还可避免购置的重复性和盲目性，从机制上消除不合格设备进入医疗机构的可能，保障医疗机构的利益[4]。
2.1.2规范科室职能
医疗机构应对临床科室自主权加以规范。临床科室可以自主确定购置设备的型号，在购置医疗设备时需要提交申请和论证报告，由设备科和财务科共同做出设备购置预算，最后由设备管理委员会进行论证。申请通过论证后，医学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市场调研。选择品质好的企业进行招标，招标购置过程中，要求医疗机构财会人员、设备管理人员参与其中，以便更好地了解产品价格和质量，防止劣质设备进入医疗机构，为医疗设备的有效使用提供保证[10]。
2.1.3转变医疗机构对等级评审的认识
医疗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病痛、维护民众的身体健康、提高国民素质，不能只是为等级评选。医疗机构的领导决策层和管理层要转变观念和意识，树立为患者服务的观念，不能仅仅为了等级评选而盲目购置仪器、设备。在建设硬件的同时，注重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高超的医疗水平和舒心的服务才是患者真正需要的。医疗机构将医疗服务做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自然随之提升，也就有更充足的资金购置先进设备。由此良性循环，也为等级评审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2.2增加医疗设备相关人员配备，提升医疗设备相关人员素质
2.2.1提升医学工程技术人员素质
首先，增加医学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医疗机构设备应配备适当数量的人员负责，做到精密贵重的仪器专人负责、专人管理，责任明确。其次，提高医疗设备技术人员知识层次。目前已有高等院校开设临床工程技术、医疗器械等相关专业，以培养专门人才。医疗机构应该积极提供岗位，引进高层次人才。再次，提升医学工程技术人员的服务水平。督促医学工程技术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对其进行定期考核，同时加强技能的培训和再教育，积极创造条件使医学工程技术人员与供货厂商进行交流和学习，为设备维修保养提供良好的保障[11]。
2.2.2加强医疗设备管理人员能力建设
医疗设备是医疗机构高效、准确开展诊疗服务的基础，目前医疗机构配备的医疗设备多为高精尖仪器，涉及电子、计算机、机械、声、光等现代综合技术，对医疗设备管理人员进行有计划的专业培训迫在眉睫。同时，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设备管理队伍是仪器设备建设和维护的重要保障，所以必须重视医疗设备管理人员的作用，改善医疗设备管理人员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增加医疗设备管理人员在工作晋升、选拔等方面的机会，为医疗设备管理人员提升能力创造学习环境。
2.3完善医疗设备管理制度，加强信息化建设
医疗机构设备科应立足医院实际，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和医疗机构发展的目标制定包括医疗设备采购申请、论证、招标、购进、检测、操作、维护、报废等完备的设备管理流程规范，同时明确各个科室的责任，建立设备使用档案，做好登记和报告工作，确保设备使用和维护及时有效[12]。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引进国外医疗设备管理标准，推动设备管理国际化；强化安全管理，加强设备质量与安全、不良事件监测报告制度。信息化是医疗设备管理的发展趋势，合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医疗设备纳入电子档案管理，对设备使用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更正设备管理过程中的偏差和疏漏，通过信息化管理分析设备资产的使用情况，掌握最真实有效的信息和数据，提高设备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2.4妥善管理医疗机构设备财务
财务科要制订完善的医疗设备采购计划，对购置资金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按照公正公开的原则招标购置所需医疗设备，对不同厂家设备的价格进行评判和比较，不仅可以有效地使用资金，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医疗设备的质量[13]。医疗设备的资产管理应由设备科建立统一的临床科室医疗设备账户，建立专门的设备档案，对各科室设备的采买、验收、使用、维修及报废等进行详细的成本核算，进一步维护设备的性能、降低淘汰的速度，提高财务在设备资产管理中的效率和效用[14]。
3结语
医疗险范文8
关键词：在线医疗平台；患者满意度；数据挖掘
0引言
让患者满意是提供医疗服务的宗旨之一，其对推动医疗服务的发展及服务质量的改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患者满意度调查多采用调查问卷形式[1]，其主观性和片面性较强。其中好大夫在线平台凭借成立时间长、入住医院较多成为本研究的研究平台。
1资料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资料来源于在好大夫在线平台上获取的所在地区为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所有医院、医生及评价信息。共搜集到医院18所，排除个人信息有缺失的医生，选取1608名医生作为研究样本，共3785条数据。
1.2工具与方法
资料的采集使用自行编写的数据采集程序，数据的整理采用Excel，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22.0。定量数据的比较采用t检验或秩和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医院行政级别与评分
将医院按照行政级别分类比较发现，行政级别较高的医院患者评价得分整体高于行政级别较低的医院（P<0.05），其中省级医院得分最高，平均得分为3.5。
2.2评分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评分的影响因素，得出影响评分的主要因素为医院行政级别，医生职称，以及医生是否开通个人主页情况，回归方程为Y=2.810+0.159X1+0.073X2+0.12X3（X1为行政级别由高到低，X2为职称由高到低，X3为开通个人主页）。行政级别越高其评分越高，医生的职称越高其评分越高。
3讨论
在线医疗平台的出现，为患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就医与评价模式。在线医疗平台评价的公开性，可使其他网民通过查看评价信息，对医生产生初步的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医院和医生的知名度产生影响。在线医疗平台的这种公开性，使用便捷性，已成为患者获取医疗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广泛传播的效果不仅有利于医院的自身发展，而且为医疗服务评价的研究提供一种新颖、可行的途径。但不存在双向评价，不能涉及到医生主观看法。行政级别较高的医院所获评分较高，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筛查分析，医院行政级别的不同是影响评分最主要的因素。有研究表明[2]，可能是由于优质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于省级、市级医院，这使患者无论病症大小更愿意选择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医院，从而使县级医院的患者较少，医生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对待遇感到不满，更趋向于将这种消极情绪带到工作中。同时县级医院的医生可能更愿意通过进修得到自我提高后转向市级、省级医院，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县级医院的评分处于较低水平。本研究中，县级医院入驻好大夫在线平台中的医生数量较少，评分较低，且开通个人主页的医生仅占全部开通的0.77%，县级医生的人才易流失性与参与积极性不高可能是引起县级医院评分较低的原因之一。研究中所选取的二甲级别医院在行政级别上属县级医院，而二乙级医院则包括了县级和市级医院；在医生职称的分布上，所选取的二乙级别医院出现了二甲级别医院没有的正高级职称的医生，同时副高级医生的比例也高于二甲级别。这可能导致研究中出现二甲级别医院评分低于二乙级别医院的情况。其中开通个人主页的医生获得评分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医生通过开通个人主页丰富个人信息或科普文章供患者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获得更多患者的关注[3]，从而对评分产生影响。
4结论
在线医疗平台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越来越受到患者和医院的关注。然而呼和浩特地区县级医院在线参与性不高。政府应加大对县级医院的投入，鼓励优质医生下基层，带动县级医院的发展。同时县级医院应采取相应措施，如提高工作待遇，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倦怠，提高积极性，鼓励医务人员与患者进行更多高效有效的沟通，更充分地了解患者需求，进而改善医疗服务水平。对于医生而言，应积极提高自身专业水平，通过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以便更好服务患者，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1]袁欣,张雪梅,蒋德川.医院患者满意度调查的现状与思考[J].医学与社会,2010,23(8):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