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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行次数
出行次数是指城市和乡镇居民在一天时间当中的出行总数，出行次数可以很好的反映出居民参与各类活动时的出行需求。可以对出行次数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为经济情况和实际的地理条件。经济水平较好，拥有私家车的居民在出行上一般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出行次数相对较高，因此，居民的经济水平与出行次数紧密相连。
2.出行目的
城乡发展水平、消费特点以及人们的经济状况上的不同使得出行的目的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的分析出现目的，通常会提出出行目的结构，以此描述出行目的的具体分布，是各种出行目的占据总量的一种比值。由于乡镇居民的实际经济水平较低，所以居民的出行主要以上班或上学为主，少数人则是为了参加各项活动、采购消费而出行。
3.出行方式
城乡居民按照自身的习惯及出行的目的选取最佳的出行方式，出行方式是指居民在达到出行目的时所用的工具或方法，由于个体差异较大，所以选择出现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但绝大多数都是以公共交通设施为主。如今，我国乡镇的总体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居民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改观，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拥有更多的出行方式，再选择出行方式时，会切实受到以下几种实际条件的影响。（1）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出行距离会对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2）经济水平与出行方式费用息息相关，所以经济与出行方式具有一定的联系；（3）城乡的布局及形态也会影响到居民对于出行方式的选择。交通资源是有一定限度的，但人们对于交通运输的需求正不断提高。为此，只有尽可能的提高交通线路利用率，整改公共交通设施线路，才能有效缓解居民的出行压力。
二、公交场站建设
1.基本概述
公交场站是公共交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是构成网络的节点，场站可下分为多种类型，主要包括中途站、首末站以及枢纽站，这些公交场站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2.中途站
公交中途站按照实际功能能再次分成停靠站、临时站以及中转换乘站。（1）停靠站：通常在乘客较多的位置设立，目的在于确保公交沿线的停车安全。（2）临时站：根据居民的实际要求，在站点间隔较大的区域中设立临时站，从而为居民带来便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3）中转换乘站：通常在乡镇政府的周边位置设立，目的是满足居民多次中转、换乘。
3.首末站
按照实际规模，可将首末站分为多种形式，由微型到大型，可按照实际需求自行选择。首末站是公交车辆起始点和终点，关系到车辆的维护和管理，同时也是为乘客提供舒适乘车环境的关键位置。（1）大型公交首末站：是公交车辆运营管理的主要场所，面积较大，可容纳多数车辆停靠，数量一般可以达到200辆左右。（2）中型公交首末站：是公交车站准备发车的站点，同样具有一定的停车能力，但要比大型公交首末站差，可容纳50-200辆公交车。（3）小型公交首末站：主要作用是承担公交车辆的出发与到达，通常情况下可对20～50辆公交车进行管理。（4）微型公交首末站：与小型公交首末站基本一致，但可管理的车辆数量为20辆以内。
4.枢纽站
公交枢纽站被广泛定义为交通运输的枢纽主体，是乘客出行、集散以及换乘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城市之间的纽带，通常具有规模宏大、覆盖范围广、方法齐全等实际特点，是我国当前最为常见的客运与公交转换场站。枢纽站是城乡居民的快速集散地，根据不同的需求和标准，可分成许多种形式。
三、运营管理
公交场站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居民与公交车进行紧密的连接。然而，就当前形式来看，我国乡镇建设水平的落后使场站建设速度十分缓慢，有许多场站只是理论上存在的，缺乏硬件和设施的支持，这对运营管理而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场站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公交系统建设当中的重难点，所以场站建设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关系到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周期性增长，加快了城镇化的进步，城市与乡镇的道路建设逐渐全面，场站的建设与运营管理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因此，必须在明确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场站建设与运营管理，从而为公交统筹的大范围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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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高职院校经管类专业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只注重理论方面的灌输，而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的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较差，大部分学生不喜欢上理论课，上课玩手机、睡觉等消极学习的现象经常发生。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引入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动手实践，从实践中不断增强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从实践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有针对性的学习，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明显提高。“理实一体化”是一种体现职业教育实践性强的教学模式，将课程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生产、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从学生认知规律的技能开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促进同步增强学生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这种教学模式是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是高职院校认可的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最佳模式。
二、课程改革的思路
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在专业课教学中要做到“做什么工作，课程就教什么”。通过调查，物流管理专业和连锁企业管理专业的高职毕业生如果从事配送中心管理相关工作，一般是做仓库管理、分拣、复核、信息处理、客户服务，未来几年后可能会做到仓库主管。根据这种职业规划，《配送中心运营管理》课程理实一体化的改革思路是：结合高职学生在配送中心的工作岗位，在课程内容设计方面，根据各项工作流程的顺序设计课程学习情境；以企业实际、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对每个工作任务相应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细化；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细分，将工作任务转换为学习任务；对每个工作任务设计配套的工作页；评估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教学效果。
三、课程内容的选取
（一）确定每个工作岗位的工作流程
根据配送中心从事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将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如下：（1）信息员。会操作相关的物流软件，能填写和实时传递仓单和订单；（2）仓库保管员。能对货物进行验收、入库、填写入库单据、货物保管和养护、堆码、盘点、出库；（3）分拣。能按客户订单要求填写出库单、配货单、送货单，能配货，能正确操作相关的设备；（4）复核。根据客户订单要求整理货物，核对配送货物和单据，能正确使用打包捆包设备。
（二）提取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
配送中心主要涉及十个服务项目：（1）商品结构与库存管理；（2）配送过程中如何确保商品品质；（3）客户紧急追加、减货的弹性；（4）根据需要确定配送时间安排；（5）缺货率控制；（6）退货处理；（7）流通中的拆零工作；（8）配送中心服务半径及门店编号管理；（9）废弃物的处理与回收；（10）建立客户服务窗口。根据以上十个服务项目，配送中心从业人员的典型工作任务就有以下一些：（1）商品检验和仓储业务。主要任务是检查并接受货物的数量，质量验收货物，办理入库手续；（2）商品的保管和维护、堆码、库存和出库工作。主要任务是保管和维护，根据库存商品的要求，合理堆放货物，办理货物的出库手续；（3）客户订单的处理业务。主要任务是收集客户订单，了解各种货物数量的总需求，将订单任务分发到各个职能部门；（4）分拣业务。主要任务是根据订单要求对货物进行分拣；（5）流通加工作业。主要任务按客户订单要求对某些货物进行简单的加工；（6）装车配载与车辆调度作业。主要任务是送货车辆的合理配载和车辆的合理调度；（7）配送路线的规划作业。主要是配送路线的优化；（8）退货处理。主要是为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妥善处理客户退货；（9）仓储配送中心的补货作业。主要任务是对拣选区或分拣区的货架，自动分拣机补货。
四、主要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
学院先后与沃尔玛武汉光谷店、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大道物流等相关企业建立了学生定期进行仓储配送业务实训的校外实训基地，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完善了学生从“企业认知实践”到“企业课程实践”，再到“企业顶岗实习”一系列学生企业实践的保障体系。专业教师利用假期参加“企业行”活动，每年到相关企业顶岗实践一个月。在此期间，专业教师收集了企业相关素材与案例，向企业专家学习解决问题的办法，丰富了我们的教学资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介绍企业实际案例，针对特定问题组织学生分析和讨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在《配送中心运营管理》讲授中将案例教学贯穿始终，一方面加深学生对配送中心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到相应企业去实习提供了岗前培训，提前了解企业。
（二）行动导向教学法
在案例教学的基础上建立学习小组，教师设置情境，根据完整的工作过程模式，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互动，让学生通过“获取工作任务、制定工作计划、完成工作、评估工作过程”，在自己“动手”的实践中，掌握职业技能、获得专业知识，从而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知识体系。以《配送中心运营管理》课程中的库存管理模块中的订货子模块为例，介绍如何在教学实施中运用行动导向教学法。情境设置：月末，沃尔玛武汉光谷店食品类的方便食品进行盘点，经过盘点，发现如下情况：有6个小类商品短缺，1种休闲 食品快过期，6件商品塑料包装发生破裂有变质现象。思考题：盘点的流程和内容是什么？盘点发现：商品短缺如何订货？商品变质后怎么办？工作任务：对仓库中指定区域的货物数量进行盘点，并检查货物质量情况，检查保管条件、库存状况，审核仓库账物吻合情况，结合上期盘点记录，分析3种主要货物的流量情况，给出订货的合理性建议，最后形成库存分析报告。
（三）课程实践
让学生深入企业中进行课程实践，组织学生分小组到企业的仓储配送部门进行实践，使学生体会到：“我听过，我会忘记；我学过，我会知道；如果我做过，我会记住！”。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熟悉相关物流企业配送管理的实际工作流程。
五、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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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水饮食;文化内涵;文化特征
汉水饮食文化是汉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独立多姿的个体文化。汉水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汉水流域人们饮食喜好的结晶，也是民族传统的折射和旅游文化产业活跃的基因。
1汉水饮食文化内涵
关于文化定义，由于角度与技巧有别，说法众多，此不赘述。饮食文化是民众基于生存关注的自觉自便的反映。文化学者周德海把现代文化学中的文化概念定义为:“社会群体精神及其表现形式。”［1］这种从本质上界定文化含义的方法较为契合地域文化发展和地域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轨迹。汉水饮食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制作食用饮用菜肴、小吃和饮品过程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经典菜肴是汉水饮食文化的首要组成部分。按照汉水饮食文化区位及汉水流域文化地理特征，汉水经典菜肴可分为陕南菜肴(商芝肉、油炸天宝、秦巴四珍鸡、酸辣月河桃花鱼、陕南农家三炒等)、郧襄菜肴(郧阳三合汤、郧阳大鸡、网油砂、竹溪蒸盆等)、江汉平原菜肴(清蒸武昌鱼、鱼糕、蟠龙菜、沔阳三蒸、清炒红菜薹等)、汉江支流唐白河流域菜肴(扒猴头、镇平烧鸡、玄妙观斋菜等)四个相对独立的菜肴文化区位，四个文化区位内名菜文化背景、制作程序、菜品特色及其影响构成了汉水饮食文化内涵主体。中国的小吃文化源远流长，各地特色小吃不胜枚举。在饮食文化较为发达的今天，大众的口味变得多元化，这让藏匿于街头巷尾的传统特色小吃备受青睐。小吃与流水线上生产出的快餐不同，它们以“奇特”“正宗”著称，讲究就地取材，彰显舌尖上的风土人情。小吃是人类主食的补充，菜肴的辅助，营养的来源之一。汉水流域的小吃，五彩纷呈，上游陕南有浆水面、蒸面、麻辣烫、酸菜面、炕炕馍等，郧襄地区有黑木耳豆渣、锅出溜、神仙豆腐、酸浆面等，江汉平原有春卷、拐子饭、热干面等，唐白河流域有蜜汁江米藕、内乡缸炉烧饼、炝锅面、桐柏糊辣汤等。基于此，汉水小吃是汉水饮食文化内涵不可忽略的元素。饮品是食文化内涵的有益补充。李祥睿与陈洪华主编的《饮品配方与工艺》一书认为:“饮品是指经过加工制造供饮用的液体食品。”［2］汉水流域的饮品主要有茶、酒、水(经过加工的)等，如上游陕南的富硒茶、十堰的武当道茶、房县的白马黄酒、流域内乡村普遍存在的自酿粮食烧酒、丹江口农夫山泉矿泉水、竹溪芙丝(VOSS)高端矿泉水等。汉水流域饮品产生的历史渊源、酿制工艺、饮用习俗等是汉水饮食文化内涵的有益补充。汉水饮食文化是汉水食俗文化乃至汉水文化聚焦的亮点和探讨的重点。探究汉水饮食文化内涵及特征，应厘清汉水饮食文化的文化区位，把握其在汉水流域精彩纷呈的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能自然彰显汉水流域民族文化传统本色，助推汉水流域饮食旅游文化产业的兴盛。汉水饮食文化区位可划分为汉水上游(陕南的汉中、安康、商洛)的三秦食文化区、汉水中下游(十堰、襄阳、荆门等直至汉口)的荆楚食文化区、汉水支流唐白河流域(河南南阳)的中原食文化区以及与汉水流域紧密相连的以巴蜀文化区为代表的辐射食文化区，同时，更进一步地表现出干流三秦与荆楚交汇食文化区和支流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辐射食文化区。在交汇融合视域下，汉水饮食文化内涵丰富，特征凸显。
2汉水饮食文化的特征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烹饪历史，烹饪论述较杂繁，多采专著附篇，难成系统，或偏于文典，或狭于疗养，或侧重食谱，或着笔于名品，各照一隅，鲜观衢路。随着饮食旅游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增添了人们对饮食文化的研究动力和激情，催生了饮食文化研究成果，诸多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尽管多属非系统的零星研究成果，也已为后世研究饮食文化、烹饪技艺、饮食习俗做了坚实的铺垫。纵观上述汉水典型饮食的菜肴、小吃与饮品，品种繁多，或有遗漏，但从所列品种共同属性来看，无不凝聚着深厚的文化特征。基于此，汉水饮食文化特征自然表现为历史意蕴、地域特色、乡土气息、工艺美感、健康诉求、美誉营造等方面。
2.1历史意蕴厚重。汉水饮食的核心要素是汉水名菜，关于菜肴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学界已有多种成果。如熊四智先生认为《中国菜肴史》是“中外从事餐饮工作的人士值得一读的好书”［3］，成为人们关注我国菜肴厚重历史之倡导，点明研究食文化必须检视其历史意蕴。汉水名菜、小吃和饮品，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意蕴。如商芝肉与“商山四皓”即是如此。商芝肉是汉水上游陕南商洛一道名菜，驰名三秦食文化区，其必备食材商芝草，产于汉水上游秦岭南麓。相传秦末汉初“商山四皓”避祸隐居于此，采食紫草以度日，曾做《采芝歌》传于后世。基此，一种被商洛当地民众俗称“紫芝”的蕨类植物拥有了悠远的历史意蕴。再如汉水下游的江汉平原名菜武昌鱼亦是如此。武昌鱼俗称“缩项鳊”，相传樊口所产之武昌鱼最为纯正，“梁子湖”汇入长江之口为樊口。武昌鱼在唐代元结诗歌中称为“回中鱼”。1956年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之豪迈咏叹，倾倒无数文人墨客，使武昌鱼历史文化意蕴得以升华。除此尚有小吃中源于江汉平原而风靡全国的热干面，饮品中的集养生与道文化于一体的武当道茶等，均蕴含有深厚历史文化意蕴，无不拓展汉水饮食文化的深刻内涵。历史意蕴厚重成为汉水饮食文化凸显特色。
2.2地域特色凸显。汉水饮食文化的地域特色，集中烙印在地域性食材上。汉水系孟子笔下“四渎”之一，流域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之间，是中国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南北区分线。三千里汉江流域巧妙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域内有绿树成荫的山林，沃野千里的平原，纵横交错的湖泊，汩汩流动的溪流，阳光充足，气温适宜，秦岭、神农架、武当山等生态文化高地串联成线，营养丰富的可食用动植物及中药材品种繁多，资源充足，为汉水典型饮食提供丰富且多样可选择性的主料、配料和佐料。据此，汉水饮食文化凸显的地域性特色不言而喻。一是丰富的地域性食源为菜肴制作提供保障。巫其祥在其《陕南菜肴的历史、特点及优势》一文有述:“原料是烹制菜肴的物质基础，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是发展陕南菜肴的有力保证。”［4］强调食源的重要性。而汉水道教名山武当山野菜品种亦很丰富。在杨立志校译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十)》清晰记载武当山有著名植物近百种，如“山肴野蔌”条目云:“松菌、笋脯、橙汤、术煎、芎茶、蜜酒、栗饭、橡糕，自有得处。”［5］将武当山珍稀可食用之野菜叙述得令人齿颊生香。而吴旭则进一步统计出武当山自然生长且世人耳熟能详的野菜名称和数量，包括“步步高、花露菜、茅草根等在内的40多种野生食用植物”［6］。通俗易懂地展现出汉水饮食文化地域性魅力。山林盆地交叉分布的上游尚且如此，沃野平原和湖泊星罗的下游自不必说。秦岭南麓的陕南地区，乃至郧襄地区以上的汉水上游，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广义的全方位生态保护区，涵盖了核心水源区(河南南阳淅川县亦为核心水源区)，域内地形以盆地山林为主，物种多样性特色鲜明，生态农业发展态势优势明显，丰富的食源不仅能使该区域民众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汉水饮食文化绿色之本的地域性意蕴。二是只有地域性食材方能制作出具有不可替代的、具有地域风味的纯正菜肴。如武昌樊口的武昌鱼蒸出来才是正宗的清蒸武昌鱼;洪山宝通寺的红菜薹清炒出来才是地道的清炒红菜薹;以野生蓼子秘制酒曲，配以高山糯米、地层深处矿泉水(源自神农架北麓青峰断裂带)酿造的黄酒才是正宗的房县黄酒。
2.3乡土气息浓厚。汉水流域许多菜肴主要原料，源自乡土山野，其饮食习俗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进一步丰富了汉水饮食文化内涵。一是饮酒习俗乡土气息意蕴深远。汉水流域陕南地区饮酒习俗盛行，文化内蕴丰厚。陕南地处秦巴山区核心地域，民风豪爽淳朴，产酒饮酒，爱喝能饮。每逢秋收后，择日(多选择农历九月初九)制酒曲，备酒料，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开始酿酒，坛坛罐罐洁净去味备以储酒。无论亲朋相会、逢年过节，还是劳作之余提神解乏，小酌怡情，大饮一醉方休。黄元英《商洛民俗文化述论》中将商洛饮酒习俗文化情感意蕴表述得酣畅淋漓:“任何人，在任何心境中，都能从酒中品出自己所需要的滋味来。”［7］二是众多乡土气息浓厚、意蕴丰富多彩的食语。汉水食语是汉水流域人们在饮食活动中形成的情感表达。如陕南的“无酒不成礼仪，无酒不成敬意，无酒不成宴席”，还有“三天不吃青，心里必发空”等等。
2.4工艺美感强烈。汉水饮食制作工艺非常讲究，颇具美感，符合饮食美学要义，其技艺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技术，也符合饮食美学意蕴。饮食美学是从人对饮食需求欲望与饮食本身对接关系出发，以饮食艺术为主要审视对象，研究饮食制作技艺与成形状态的契合成效(美或丑)、饮食主题凝练意蕴是否崇高等审美范畴和人的审美意愿，饮食美感经验，以及饮食之美的整体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交叉科学。汉水菜肴工艺美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组合搭配中保持本色。古今中外，任何菜点都有色彩。观色总在品味之前，汉水菜肴在烹饪中强调食材搭配，但能够尽量调动食品原料的固有颜色，充分发挥材料的本来色泽。如汉水名菜蟠龙菜的制作即是如此。“上笼蒸，时间上也是极其讲究，时间必须拿捏到位，一般来说，上笼蒸需要45分钟才能色香入味，酿就肥而不腻、肉滑油润的口味。”［8］蟠龙菜的制作过程完全符合饮食美学追求法则。二是在综合调味中保持本味。美食源于人类创造，集色香味为一体，味觉视觉等多感官审视接受审美艺术，而味觉是首选，作为世界烹饪大国，我国历经数千年文明积淀，艺术智慧独特和美感经验丰富，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和独特的饮食审美观念。不论是山珍海味，还是五谷菜蔬;无论宫廷佳肴，还是民间小食，都可以成为味觉审美的对象。汉水饮食非常重视原汁原味，在制作过程中，既满足视觉美感追求，更强调食品原本味的保持。三是造型雕琢尽显意境。造型一直以来都是艺术美感实现的重要手段。造型在饮食文化的应用十分广泛。常见的刀法刀技即是如此，菜点雕琢造型工艺是烹饪艺术的核心内容。菜形之美既可让人齿颊生香，赏心悦目，同时增强人们食欲满足视觉乃至味觉立体享受。用饮食美学法则处理后的食材，既是菜肴的形态美之构成，更是饮食主题神韵凝聚之基础。蟠龙菜因摆盘造型似龙而得名，其形意俱佳，即是如此。
2.5健康诉求明显。食为生存，养求健康，美食与养生同质共生，此为中华数千年文明积淀结晶与共识。任何一种食材或多或少含有药用价值，均有人们健康所求的营养成分，此论早已为中医理论证实。青菜富含维生素、绿豆清热解毒已成为常识，于是乎，人们对于食材的选择就颇费心思颇有讲究，比如食与药有种巧妙的结合与分工，人们尽量追求二者的和谐结合，力求“鱼与熊掌兼得”。汉水典型饮食中的许多菜肴小吃和饮品，均具药食兼顾功能，充分反映出汉水流域人们对于饮食不仅仅是获取营养维持生命，更有对健康的诉求。在汉水流域，人们经过食用实践积累，探索出诸多覆盖四季饮食的医食同体的搭配食物:春季美容养颜有香椿炒土鸡蛋、香椿拌豆腐，减肥瘦身可食观音豆腐与清炒山竹笋;夏季清火败毒有鱼腥草，或凉拌，或喝汤(与绿豆、肉等食材一起熬汤)，秋冬进补可食山药炖乌鸡(或猪蹄)。此外，莲子百合粥，可养心安神，食用紫苏葱姜面治疗感冒效果明显，核桃炖猪脑能使儿童健脑增智。这些集药食一体的美食在汉水流域屡见不鲜。由于汉水流域尤其是中上游良好的生态环境，绿色健康的原生态食材，经过科学合理地搭配而制成的菜肴，放心食之有益健康。基此，汉水典型饮食菜肴的健康诉求价值不难理解，如巫其祥所述陕南名菜“泥鳅钻豆腐”:“能滋补药用，当地百姓把它作为妇幼老弱的营养品，或治疗疾病。”［9］这既是汉水饮食文化特征，更是汉水食俗文化的反映。
2.6美誉营造讲究。汉水饮食的美誉度营造，亦有厚实基础，可集汉水饮食历史意蕴、地域特色、乡土气息、工艺美感、健康诉求等文化特征为一体的综合展示，来制定推广策略。汉水流域的陕南区域、郧阳区域、江汉平原和唐白河流域等各个区域的菜肴均各具特色，各具优势。巫其祥在《陕南菜肴的历史、特点及优势》一文中将陕南菜肴优势概括详尽具体到位:“一是原料丰富;二是绿色蔬菜种类繁多，生时长;三是山野菜资源丰富充沛;四是陕南菜肴的药膳优势;五是富硒的优势。”［4］这为各个区域乃至汉水流域菜肴推广策略做出范本。总之汉水饮食美誉营造是一个美食推广的话题，在整体把握汉水饮食文化特征基础上，挖掘各自区域食典的独特之处和优势，方能将汉水典型饮食及其文化推广开来。
3结语
文化意蕴论文范文4
【关键词】谭盾；英雄；研究现状
一、叙事风格及影片情节
《英雄》采用整体叙事结构，用“戏中戏”的表现方式来呈现整个故事。“战国后期，战火纷扰、群雄并起。先后盛极一时的七雄中，唯有秦国雄霸一方。秦王为一统天下，发动了对赵国等诸侯六国的讨伐战争。秦王的野心激起了各诸侯国侠士的强烈不满，纷纷伺机刺杀秦王。赵国刺客长空、情侣刺客残剑、飞雪三人最为秦王忌惮。秦王下令凡能缉拿刺客长空者，可近秦王20步；击杀残剑、飞雪者，可近秦王10步，封官加帛。3年前，情侣刺客残剑、飞雪双双闯入秦宫，刺杀秦王，但在最后时刻，残剑放弃了亲手血刃秦王的机会；残剑此举，飞雪甚为不解。从此，两人生怨。3年后，秦国侠士无名，实为赵国人，为报“国仇家恨”，也加入到刺秦行列。他潜入秦国，花了10年的功夫，练就了一身最为上乘的功夫“十步一杀”，即在10步之内，可击杀任何目标。无名前来与长空、残剑和飞雪商议刺秦事宜。同门师兄长空为能让无名接近秦王，在漏顶棋馆，佯败在无名剑下。无名求助残剑、飞雪，遭到残剑的断然拒绝。残剑的态度更引来了飞雪的不满。残剑力劝无名放弃刺秦，这使无名大为不解。在无名赴秦的路上，残剑以两字相赠无名：天下。并解释说，这是他多年悟出来的道理，秦王不可杀。积怨已深的飞雪再也不能理解残剑的劝阻行为。残剑为证明对飞雪的感情以及对社稷苍生的期待，幽怨地死在飞雪的剑下。飞雪深为愧疚，最后双双戕身戈壁大漠。秦王召见无名。无名讲述刺杀三刺客的经过，取得了十步于秦王的最高规格。无名抓住机会，飞身刺向秦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无名最终放弃了。无名以社稷苍生为由，要求秦王一统七国，结束经年战争和历史恩怨。最终无名死于秦兵矢如飞蝗的箭雨之中。整个故事以无名上殿刺杀秦王的过程展开，通过无名与秦王的对话展开无名与长空、残剑、飞雪的故事，故事结束，无名刺秦。可以看出故事的主线是无名刺秦，故事的副线有2条，分别是无名击杀长空，及无名击杀残剑、飞雪。”[1]
二、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在知网搜索关键词“谭盾英雄”，现已搜集到的相关文献有18篇，其中硕士论文4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电影音乐《英雄》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内容的梳理，本综述将这些文章大致分为五类：研究音乐发展技术手段的文章有2篇，探讨电影音乐创作特色的文章有7篇，分析武侠电影本体的文章有2篇，探析配器技法的文章有5篇，新闻报道的文章有2篇。
（一）研究音乐发展技术手段
四川师范大学夏娇的硕士毕业论文《谭盾电影音乐“影•音”结构关系研究》[1]第三章“电影《英雄》叙事及原创音乐分析”从情节、音乐发展技术手段、配乐曲目三个方面来分析，电影《英雄》核心主题材料由一个开放性乐段构成，由该乐段材料衍生出另外两个主要主题和三个次要主题。文章从电影《英雄》原声带16首曲目的结构作了深入的分析。樊未锋《浅谈谭盾作品<ForTheWorld>所蕴涵的“道”》[2]一文从电影主题曲《ForTheWorld》引出，论述伴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主题旋律随之各种变化，引发对中国传统文化“道”的思考。
（二）探讨电影音乐创作特色
朱丹丹《谭盾武侠电影音乐的创作特色及意义》[3]一文从武侠电影音乐的创作特色来介绍，作品中对东西方元素的运用，如运用民族乐器、民族调式、民族文化、西洋乐器、西洋调式，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在音乐国度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天下大同”。西北师范大学浦江辉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西部电影音乐对地域文化的彰显与当代回应》[4]第一章“音乐对西部电影地域景观的构建”第四节“武侠题材意象”中提到《英雄》在中国西部的大漠上拍摄，但并未涉及到音乐的研究。夏伟涛《谭盾电影音乐创作的“中国风”审美意蕴研究》[5]一文从民族传统配器和东西方音乐元素的运用方面论述电影音乐创作中的审美意蕴。周静《谭盾电影音乐中的民族意蕴——以〈卧虎藏龙〉〈英雄〉〈夜宴〉为例》[6]一文从电影《英雄》的配乐中对创新使用民族音乐语言进行了详实的描述。湖南工业大学王怡的硕士论文《谭盾“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研究》[7]第三、第四、第五章对谭盾“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的中西音乐元素交融的艺术特色，电影音乐营造意境氛围、淡化暴力色彩、塑造人物形象、突出民族特点、强化视觉效果的艺术功能，及电影音乐的当代价值七个方面进行论述。程辉《谈当代影视音乐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从谭盾电影音乐谈起》[8]一文从当代影视音乐的特点、谭盾电影音乐的特点、当代影视音乐的发展趋势三个部分论述。李钰鹏《谭盾电影音乐的艺术》[9]一文通过谭盾一贯的音乐创作来全面剖析其电影音乐的风格与特点，探究其音乐创作中所包含的民族情节的根源,揭示其作为国际性音乐大师在电影音乐创作领域中所具有的包容性、创造性以及在电影原声音乐发展上的新思路,强调出谭盾电影音乐的创作对中国电影音乐发展所具有的启示性的意义。
（三）分析武侠电影本体
任珺（王莹）《从“归隐”到任用自在的“顿悟”》[10]第二章第二节“《英雄》原声音乐”主要从张艺谋导演对武侠电影文化内涵的解构来论述。文中提到：《英雄》是一部武侠电影，而导演“张艺谋将‘狭义精神’放在次要位置，将对人物的思考及对社会的影射置于首位。这种本末倒置的‘进步’，将‘武侠片’的内核弱化，让它向‘史诗大片’‘文艺大片’‘伦理大片’倾斜。”[10]张子骏《浅谈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符号》[11]第三章第六节“《英雄》——秦腔、大漠之风”提到《英雄》中音乐具备浓厚的雄性特征和尚武节奏，得益于使用日本的鼓童。作曲家创造性的将男声、鼓声与琴声糅合在一起，表现出军队的力量、戈壁滩的苍凉，其气势磅礴、雄浑深厚的张力令人震撼。第五章第二节提及谭盾“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的成功对中国武侠电影音乐的三点启发，一是要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将民族音乐注入电影音乐，三是要具有开放包容的国际眼光。
（四）探析配器技法
曾维《从容游走于“民族化”与“国际化”之间——谭盾电影音乐现代性论析》[12]一文主要从谭盾电影音乐的现代性，电影音乐的民族化特征，电影音乐的国际化特性三个方面来分析。配器上，用二胡的丝弦代替小提琴的琴弦，再用古琴的装弦调弦法装调，还原出中国古琴——“秦弦”。王欣《传播中的电影音乐——音乐解读〈英雄〉》[13]一文将《英雄》由序曲开始的16个音乐片段作了分析。而且提及音乐的配器，如浩荡的秦军于尧鼓齐鸣中策马奔驰，借鉴秦腔的高音特征使音乐听来有远古大漠的苍凉感觉。赫达《浅谈谭盾电影音乐的审美艺术——以〈卧虎藏龙〉〈英雄〉〈夜宴〉为例》[14]一文描述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如配器中民族乐器击铙、鼓与西洋乐器小提琴的结合，完美呈现出飘渺幽怨的音色特征。詹薇《论谭盾的音乐创作在电影中的应用及其特殊价值》[15]一文在第二部分第二点论述《英雄》的创作元素，其中提及音乐中使用两把小提琴，一把是帕尔曼的小提琴，一把是特制的，用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上的丝弦代替的小提琴琴弦。日本鼓童运用中国手法击鼓，并运用“轮指”法进行演奏，使鼓声呈现出全新的听觉形式。熊志音《〈卧虎藏龙〉诸片中的民族器乐赏析》[16]一文从中国传统器乐与西洋乐器结合产生的音响效果来论述这部电影音乐的成功，这种技法极大地为民族器乐拓展了展现空间。
（五）新闻报道
“校园歌声”发表的《谭盾:电影缘&音乐情》[17]一文谈到谭盾创作电影音乐的灵感来源于他母亲的饮食习惯，作为生活在纽约的湖南人，即便吃巧克力都要蘸着辣椒酱。在音乐创作上也模仿了这种将各种元素糅合在一起的做法。《英雄》的音乐粗犷、沧桑、浪漫，满怀北方大地的情怀，其中帕尔曼的阴阳小提琴、日本的鼓童、蒙古的呼麦、交响乐团的铜管、湖北的编钟、京剧韵板、老生花脸的吼叫都为音乐增添了精彩的一笔。陈湘阳《谭盾来深摆音乐盛宴》[18]一文提及：音乐会上首次同场演奏《永恒的水协奏曲》、《卧虎藏龙协奏曲》、《英雄》。演出圆满成功，并获得观众的高度评价。谭盾受采访时曾说：“如果说《卧虎藏龙》是我的女儿，它带有南方音乐的柔情似水，细腻、委婉，线条简单；那《英雄》则是我的儿子，表现的是北方音乐的大气磅礴，音乐粗犷、沧桑、多层次”。虽然这些研究《英雄》的论文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其研究的角度并不广泛，研究的内容并不均衡。文献中几乎没有从综合艺术角度和音乐结构角度来分析《英雄》的文章。电影音乐是电影综合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音画艺术，眼睛和耳朵两个器官在第一时间接收信息。从开始到结束，音乐充实着剧情不断发展，甚至在电影出现某种色调时，音乐能起到增强的作用。在突出影片的抒情性、戏剧性和气氛方面起着特殊作用。笔者将从作品的音乐曲式结构方面继续分析电影音乐《英雄》，也希望能得到更多理论家的关注和研究。
三、结语
文化意蕴论文范文5
关键词：字体设计；书法；话语；用笔
一、汉字字体设计借鉴传统书法的困境
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字体设计，是现代艺术设计学科下的一个分支。因此，字体设计的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书法创作。现代艺术设计，主要是适应于现代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环境下的产品传播与推广，必须吸引和取悦消费者大众。因此，很多人将艺术设计的创作理念归结为“以众为本”。但是，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中的书法创作，情况就复杂得多。首先，书法作为文字，根本目的在于“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1]，也就是行使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功能，最初并未提及吸引和取悦的形式问题。随着字体演变趋于成熟，人们日益自觉视书法为艺术，从书法本身获取某种“审美价值”的倾向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蔡邕提出“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又强调“须翰墨功多，即造妙境”[2]。西晋书家索靖将书法的魅力总结为“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磊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璀璨”[3]，此后，历代文人对书法之美讴歌不已，从文字功能、书法形式、笔法体验、技法源流等多方面探讨书法之美。但是，这里所谓的“书法之美”是指一种善书精英的精微体验，与大众普遍接受的视觉愉悦趣味并不相同。从根本上讲，传统书法对流俗的抒情趣味采取严厉的拒斥态度。如卫铄就反对“缘情弃道”的肤浅表现，孙过庭也批评“信笔为体”的庸俗书风。这类批评与古代精英士人对生命的深刻体验相关。他们普遍认为，大美源于一种通达无限造化的“道”或“神”，而沉溺于个体感官的暂时趣味，不但不能通达大美，而且是对这种终极之美的遮蔽和背离。这样，书法艺术就时刻以“美”的体验不断宣示某种特定的文化话语权。在此过程中，精英士人与普通大众的审美旨趣被割裂，表象的视觉趣味与内在的精神体验被分离。由此，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法，历来就有一道“俗”和“雅”的价值鸿沟横亘其中。如果说，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掌握绝对的文化话语权，书法以深刻的价值体验和高雅的笔法品质占据文字书写的主流地位，那么，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消费者阶层则掌握优势的商业话语权，与之相应的字体设计必然要形成以视觉装饰为主要目标的趣味风尚。这就意味着，今天以视觉装饰为旨趣的字体形式设计，意图从传统深刻、高雅、精微的书法艺术中进行借鉴和汲取，必然出现根本的困难。二者的交融实质上是一个话语权相互博弈的结果。若意图在于一味地强调视觉形式趣味的创新，相比于其他美术样式，字体设计在传统书法资源中获益不会太多。由于书法是注重时间性的书写行为，毛笔的变化与水墨的流动感，才使得精微而丰富的书写体验成为可能。作为设计和印刷的字体，怎样才能从深厚的书法传统中获得借鉴以提升其人文内涵呢？
二、话语层面的借鉴与传达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须从字体设计的应用情境入手进行思考。在字体设计中，文字既具有特定信息的所指功能，同时也具有象征暗示信息的能指特性。显然，能指首先决定于文字本身所处的功能情境。不同的功能情境不仅设定了文字所指的信息内容，实际上也先行决定了字体风格的呈现形态。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比如严肃而凝重的追悼会上，所选择的字体必定不可能是活泼欢快的琥珀体美术字。因此，这就涉及到对文字的话语形态的理解与认知。汉字书写传统的话语形态多种多样，像所谓的许慎所述的“秦书八体”、羊欣所述的“钟（繇）三体”以及庾元威提到的“宗炳九体”等等。尽管古今制度迥异，但今天的文字应用情境仍旧可以加以归纳探讨。
（一）宣教话语下的字体形态
古人认为文字可以“功宣礼乐”“教化万民”。实际上这种宣教观念在任何社会文化中都普遍存在。在秦汉时代，严整而具有古风的篆书和隶书书体象征着正统的道德观念和王权神圣；在唐代，法度谨严的楷书暗示了法治规则和政治教化；宋明以后，均匀整肃的宋体刻版文字更是直接传达出某种不容置疑的伦理道统观念。甚至清代举子笔下那些被批评为刻版僵死的“馆阁体”书风，在宣教话语形态下也表现出相当必要的合理性。这些传统在今天通行的印刷字体中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例如方正字库开发的一系列黑体、楷体、宋体、仿宋体等等，将字形体态的端庄、笔画的规整、布白结构的匀称发挥到了极致。在不同程度的宣教话语下，这些字体充分利用字重、字面、重心的微妙差异，很好地传达出了特定的话语内涵。
（二）商业话语下的字体形态
与传统深厚的宣教字体相比，商业话语下的字体设计就显得比较混乱。主要表现为对产品功能认知的欠缺以及对商品语义理解的不足甚至误会。从某种角度看，企业招牌字作为其整体视觉形象的一部分，很多企业仍然没有做到从自身的企业文化和社会身份出发，导致字体风格与企业定位的格格不入。为此，字体设计首先须从商品的功能定位和文化语义切入，给予恰如其分的字体传达。在此前提下，传统书法中丰富多样的风格借鉴才会做到有的放矢。比如，甲骨文的神秘、金文的古拙、秦简文字的质朴、楚简文字的瑰丽、汉隶的开张博大、魏碑造像的恣肆劲健、颜体楷书的浑厚饱满、张旭草书的烟云气象、苏轼书法的沉着儒雅、米芾书法的癫逸出奇等等，在不同商品的字体设计传达上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劣势。
（三）表现话语下的字体形态
这里说的“表现”主要是针对单纯字体设计创作而言。当设计师脱离具体的功利需求，希望借助字体设计来传达自身独特的情感与思想理念时，字体设计就具有某种“表现”的性质。须说明的是，表现话语下的字体形态设计，与书法创作有其相似性，但本质上仍属于视觉设计范畴而非真正的书法创作。这种字体设计主要应依赖于于书法的形式构成特性。中国书法是以阴阳观念统摄，即从阴阳调和的方法上去寻求经营布置的动态平衡。在点画上，将方圆、长短、粗细、轻重、曲直、刚柔、断续等对立的要素加以调和。在分布上，则将大小、收放、开合、向背、疏密、奇正、覆载、聚散、虚实等对立要素加以统一。当对立要素越多，并且协调程度越高，作品的表现力也就越强。字体设计的表现首先是诉诸视觉，因此形式要素的“抽象”意味才是表现的主体内容。很多设计师也会利用字体点画体态或者空间的正负形，巧妙地暗示出具体的形象，这种做法只能成为一种辅助手段。因为具体形象主要用于再现，如果过分倚重这类看似巧妙的形象再现，将会极大地削弱字体设计的表现性力度，从而导致作品的肤浅和庸俗。今天所见的众多字体设计作品中，字体形态的视觉语义和文字的信息所指往往不能统一。例如佛教题材的字体以绮丽妩媚的风格出现，而休闲题材的字体又常常选用庄严肃穆的风格，这些都是因为过分关注装饰效果而忽略字体话语形态的结果。
三、挖掘字体设计中的“用笔”
为了更适切地传达字体设计的话语功能，对传统书法的借鉴还应进一步深入。传统的书法话语传达的核心，主要是通过“用笔”过程中的经验联想加以实现的。例如苏轼论书，一方面认为笔法是生命有机体的模拟：“书必有神、气、骨、肉、血”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书法是主体的道德品质象征：“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4]从中国心物一体的哲学观来看在，这些论点都是成立的，而且代表了中国艺术品鉴中极富价值的一面。然而，字体设计毕竟不同于书法的徒手点画，因此借鉴上只能通过两条途径加以实现：一，模拟特定的外在书风形式，唤起读者相应的文脉心理。二，模拟书法点画的内在线条质感，激发读者充实的情感体验。正如设计界普遍承认的那样，现代字体设计主要诉诸外显的视觉形式来实现信息传达或表现。因此上述的第一条，即通过对传统特定“字体”的模拟，相对容易。但这只是在粗泛的层次上引发读者相应的文脉体验。比如，拙朴雄强的魏碑与风流蕴藉的南帖，在情感体验上有着鲜明的差异。而如果试图进一步在类似的情感体验上加以细致区别，或者进一步契合情感体验与字体形式的精微对应，则必须重视字体设计中的线条质感，也就是强调类似于“用笔”的还原。从传统书法的立场看，笔法或用笔，是书家传达微妙体验的核心手段。但字体设计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用笔”这种身体操作体验的现象，因此只能通过微妙的线质层面的模拟。目前字体设计模拟传统书法用笔，主要是通过一些十分外在的形式特征来实现，比如夸张的“飞白”“涨墨”“粗细”“方圆”“侧锋”等等。这些用笔特征固然具有视觉上的辨识度和冲击力，但却过于外露，损失了书法笔法传统中内在的韵律和含蓄的力感。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字体设计中的点画，主要是通过屏显的像素以及印刷得以显现的。因此，要想在微妙层面传达这种耐人品味的用笔魅力，首先要具备较高的分辨率作为技术保障。这一点，当代传媒技术要做到并不难，难的是设计行为本身对书法的理解。比如，以古代经典书法作品的集字，用作企业招牌或者海报宣传时，绝大多数设计者都不能充分兼顾因字形缩放导致的风格变异问题。当集取名帖王羲之《圣教序》作为招牌，由于原字极小，线条流利，但放大为一米见方时，线条明显缺乏笔力的支撑，视觉效果轻浮臃肿。这就是字体设计中对“用笔”理解不足。传统书法中，尤其是经典作品，它都有独特的话语意蕴，这种话语意蕴综合体现在用笔和布白上，尤其是前者，对话语意蕴的传达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因此，现代字体设计在借鉴传统书法时，应在布白的基础上，更加着意于线条质感的营造。
四、结论
现代汉字字体设计无论是在学科归属上、服务对象以及美学旨趣上，都和传统书法有着深刻的差异。但是，对于字体设计而言，传统书法的人文话语内涵却值得深入借鉴。经典书法作品中用以传达话语内涵的“用笔”要素，设计师可以通过对线条点画的质感进行精微的模拟，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单纯视觉形式借鉴的肤浅和庸俗，并进一步深入挖掘和体验汉字艺术的价值内涵。
【参考文献】
[1]卫恒.四体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2.
[2]蔡邕.九势,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8.
[3]索靖.草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0.
文化意蕴论文范文6
关键词：汉语语法；民族文化
一种民族的思想意识在确立的过程中，必然的会决定并伴随形成独特的感受把握客观现实的认知方式，它是长期积累，多方面实践培植起来的民族心智方法论。作为汉民族文化中流砥柱的儒家思想，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式。在儒家文化的关照下，传统的中国人更加注重对自身的一种探索，这是一种内敛的思维方式，孔老夫子就曾说他要多次反省自身。这同西方文化中追求外向，追求从众多具象中剥离抽象真理是不同的。如果说西方人是注重理性分析，严密逻辑的话，那么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明显就更感性了。而这两者的截然不同势必决定了两种文化之下的语言也是大相径庭的。
一、重意轻言与非形态
与西方民族语言相比较，汉语是非常典型的非形态语言。汉语音节一般组成为声韵两分，形成表意语素，这与西方语言以多音节词为基本单位的情况是大为不同的。所以汉语词的音节特征决定了汉语言不能像西方语言那样进行自由的形态变化。这是从语言本身来看，汉语的基本特征，如果结合民族文化来看，就更能理解汉语中的重意轻言。由于汉语没有词类的显性标志，在思想认识方法上没有建立借助语形深入分析的意识观念，故我们汉民族没有在早期便建立起科学系统的语法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汉民族注重悟性思维而不注重对思维对象进行抽象的分析推理。为了表达的言简意赅，往往用事物性状和征喻来表达自己的意念和体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一贯贬低语言作用的同时，他们的语言作品却呈现出严谨的组织规则与惊人的表现力。所以，不难看出，传统中国人更多的注意的是意蕴意象，内心的感受，而不热衷于对物质世界进行精密科学的描述。他们在利用语言，但在思想上却不愿为其所囿，于是总是在做着超形质重精神的努力。因此汉语不必象西方语言那洋有严格的性、数、格的形态变化，而注重意合法，力求简约，所以汉语多省略句，多跳跃式结构，多不完整句，词类则不太稳定，多活用兼类。正是因为汉语言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进行汉语教学的时候，或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结合汉语的重内在意蕴与意象的特点。例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之八）如果按照正常的语法顺序的话，这句诗歌应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但是诗人的诗意却是回忆长安美好的景物（香稻和碧梧树等），诗人首先想到的是香稻和碧梧，所以才把它们放在句首。如果改成正常语序，就会失去原诗的美好境界和韵味。
二、重简轻繁与非逻辑化
汉语句法组织结构有着鲜明的简易性的特色，很自然，这种特色也是与汉民族文化中重实用的传统思维模式有关。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再到如今的现代汉语，随着单音节词向着双音节词的转变，行文上看似有所增繁，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词汇系统上，其内在的句法简约特征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即在繁复的语意信息中选取最核心的有限词语在表述中予以凸显，这就是吕叔湘所说的“占据一点，控制一片。”该段文字多为动词性词语的组合，于汉语记叙性语句是有着典型意义的。词语短小，文字极简，意义间跨度大。这都是在汉语中才会出现的现象。汉民族文化中的务实性，简易性的特征给汉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汉语少了一些赘疣性的条件规定附加，词语凭意会便可以随意组合，于整体语意表达更加富有弹性与张力。另一方面呢，由于句法过于灵活，词语组合太过粗疏，相应的会使语意不够严谨。综合起来看，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就是重整体综合，轻细节分析。这是一个几千年来习惯定型了的思路框架。它在思维与语言这种统一体中呈现表里状态或明显或隐晦地存在反应着，并以强大的力量制衡着我们民族认识、反映事物的方式。汉语作为一种有着厚重文化积累的民族思维形态，不断表现出它的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语言时，既要有一定的创新和规范，也要兼顾语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体现着我们语言本身有着强大适应性与应变力。
参考文献：
[1]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杜，1996．
[2]曹丽环.从汉语汉字看汉民族的贵和心理[J]哈尔滨学院学，2002（3）．
文化意蕴论文范文7
关键词：理工科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探究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越来越受到重视，来华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汉语在国际上的推广力度也进一步加大，甚至掀起了“汉语热”的浪潮。我们能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与这股“热浪”相反的却是，在国内，汉语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冷落，中小学语文成绩在短期内不易提分，学生们多把时间精力放在易于提分的数理化上。在大学特别是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高校，对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普遍不太重视，认为在课程设置中可有可无，有的学校设有这门课程，有的学校则干脆取消。其定位也很不明确，有时它是全校基础性的公共必修课，有时又是作为不同专业学生的公共选修课。学科教学也各有不同，有的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大学语文教研室，而有的学校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兼任。其教材使用情况，也是五花八门，有的采用一些比较权威的国内出版社编写的教材，有北京大学版、华东师大版等；有的学校是根据学生情况，自编教材；有的学校则因其是选修课，完全不用教材，只凭教师在课堂上结合课件进行讲解。学生学习这方面而言，由于课程内容与专业知识疏离，考核又不严格，上课的时候兴趣也不高，甚至有的学生完全出于挣学分的目的来应付。如此等等，都可见出，目前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长期处于困扰当中。作为必修课，无法与专业课相提并论，作为公共课，又不享有与政治课相比肩的地位，而作为选修课，又不如《影视鉴赏》《音乐欣赏》等课程吸引学生，同时也缺乏《应用文写作》等的工具性与实用性。更由于大学语文无法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学科，对于教师而言，长期教“大学语文”，在科研上也很难取得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其教学地位在高校也不易为学校所认可。因此，很多学校只好指派新上任的年轻教师讲授《大学语文》。如此导致教师教的积极性不高，学生学的兴趣与热情也不足。曾有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这样问：“语文不是在中学阶段都学得差不多了吗？怎么到了大学还要学习？”的确，在某些学生的眼中，语文就是讲解字、词、句，分析段落大意和归纳中心思想，认为这些知识与内容他们在中学都已经打好了基础，因此《大学语文》这门课在他们看来，就是可有可无、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提出了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观点。的确，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国家具备坚持文化自信的十分有利的支撑条件，拥有源远流长、丰富优质的传统文化资源，去树立和提升文化自信。而《大学语文》正是一门综合性强，集工具性与人文性于一身，融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于一体，具有学科交叉功能和专业渗透优势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它还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学科领域，适合承载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并提升人文素质内涵，也可以结合新时代特点，发挥其语言运用实践功能的学科。高校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将来都是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加强其专业技能的同时，通过《大学语文》这门课程的学习，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培育其品德人格，滋养其心灵性情，升华其审美识鉴品味，深化其人文素质内涵，进而全面提高其文化素质，形成健全人格，这是高校人文教育极为关键的部分，也是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执教《大学语文》这门课的教师，大多从正规的文科专业毕业，可能刚工作的时候，心理上有一种落差，觉得理工科高校似乎对这门课不太重视，教学方法也与自己原来的设想不太一致。这是不少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教师应该面对的一种实际情况，需要自觉适应新的教学环境，需要由此对自己的授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作出调整，揣摩出一套符合学校实际和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调整只是给理科生补充文学知识的课程定位，扩展其学科外延，深化其人文内涵，注重学习方法的改革，关注时代需求，结合理工科学生的现实需要与个性特点，激发其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对教授《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师而言，可将课程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的定位丰富课程内容、提升课程优势，既做好优质教学，又做好科研。进而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尝试建立一种富于变革意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切实推进现有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一、根据学科特点，多种方式教学
1.抓住一点，波及其余
授课时，教师可以抓住不同文学阶段、不同作家作品最核心或最有意义的特征来讲解。例如，先秦文学的主要特点是“源”。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诗经》和《楚辞》各是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又是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等文学样式的肇始，远古的神话传说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和民间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讲两汉文学则抓住它的“正”，不论是两汉经学还是表现汉朝赫赫声威的主要文学样式———赋，都体现出这个封建大一统王朝的正统性、典雅性等特点。魏晋南北朝文学则体现“乱”的特点。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战乱频繁，兵连祸结，人们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一方面催生了生命短暂、及时行乐的酒文化，如士人们借酒浇愁、恣意快乐。另一方面，力图延长生命的长度，企求长生，他们认为药可以助力于这个目标的实现，于是又滋生了药文化，形成求仙隐逸之风。魏晋南北朝又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创作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束缚，观念开放，艺术手法多样，文学自此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崇高、独立的地位。正如魏文帝曹丕所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隋唐文学的重点是唐代文学，而唐代文学的核心内容自然是唐诗，唐诗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巅峰，为后世难以企及。唐代文学的繁荣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融”，即“交融”。唐代文学在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融合了北朝文学的刚健质朴和南朝文学的清绮柔婉，唐代社会思想观念开放，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并蓄，中外文化的交融在这一时期也达到高潮。唐代的首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发达，外族人、外国人纷纷来到长安。长安街头，胡人随处可见，唐人也习惯于穿胡衣、跳胡舞、喝胡酒、吃胡食，甚至民情风俗都充满“胡气”，这都是文化的交融带来的影响。在讲解作家作品时，也可以用“抓住一点，波及其余”的方法。例如关于李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是汗牛充栋了。笔者紧紧围绕“奇”这一特点，讲他的出生奇、身世奇、家世奇、行为奇、性格奇、思想奇、诗风奇、死因奇……讲苏轼则抓住他的“全”：苏轼是宋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他擅长诗歌、散文、词、书法、绘画、佛学等，个人的文化素养非常高，在文学艺术上几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正如后人对他的评价：“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2］这一方法使用得当，能起提纲携领之功效，使课堂中心突出，条理清楚，从而引人入胜，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深究文本意蕴，鼓励多元解读
将一些经典名篇引入课堂，让学生以研究性学习的眼光解读课文，不以教师的讲解为唯一答案，可以任选一个角度，提倡多元个性解读，各抒己见，自由发挥，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鼓励学生富于个性地探究文本意蕴，选取不同视角，勇于发现新问题，倡导多角度、多侧面地多元解读，丰富并深化文本意蕴，大胆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表达不同于大众或教科书的观点。例如，解读郁达夫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有的学生喜欢作者真实细腻、清新典雅的行文风格；有的学生则对其中寄寓的人生况味细细“咀嚼”，挖掘文中隐藏的平民意识，从而领会了文章深刻的思想内蕴；有的学生文学思路开阔，素养深厚，从作者笔下的“秋”联想、延伸到先秦时期宋玉《九辩》这一“悲秋”主题之祖，更进而联系古往今来文人骚客对“秋”的钟情，彰显了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总之，让学生将自己的观点自由地表达出来，鼓励多角度解读，只要言之成理，能自圆其说，就予以肯定。中国文学体裁众多，如诗、赋、骈文、散文、小说、戏曲等，而每一种文体又各有其风格特点，如曹丕《典论•论文》所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3］陆机《文赋》亦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4］这就造成文学风格的丰富多样，如曹氏父子，曹操诗风是古直悲凉，曹丕诗风是清丽婉约，曹植诗歌则是骨气辞采兼备。风格的不同有来自于创作主体自身先天个性气质和后天经历学养的差异，也有来自不同文体自身客观特征的不同，因此，教师既要抓住每个作家作品主导创作风格的要点，同时又要积极鼓励学生发散思维，从不同作品文本出发，探究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从而体会不同文体的创作风格，更理解其背后不同的文化思想内涵。也可以从不同的表现手法出发，引导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探究。如讲解诗歌，可以结合诗歌的创作背景、作者的感情意蕴、作品的意象特点与创作风格、抒情方式与表现手法、发展流变与文学流派以及语言运用与诵读训练等等，充分挖掘作品的内涵与意蕴，多角度品读诗歌、体悟诗歌，多方面发散思维，真正引领学生品味诗歌的美、文学的美、文字的美，切实提升学生的鉴赏水平与审美能力。中国古代有“言不尽意”的看法，认为语言与其表达的思想意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要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象征、暗示功能，将不尽之意寄于言外，引导读者去领会文章的味外之旨与韵外之致，体会作者寄寓于语言文字符号之外那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深厚意蕴；西方阅读审美学也认为，处于潜在状态的文本，其意义的生成与开发，有待于文本与读者的“双向交流”，通过读者的解读与阐释，填补“空白”，共同完成文本内涵意蕴的构建。而正是由于有了读者不同的“再创造”空间，使得文本的新意蕴、新生命得以不断开发与丰富。这样的文本阅读实践，就要求教师摈弃照本宣科，将答案定于一尊，从而禁锢学生发散创造思维的错误做法，要积极鼓励学生质疑求异，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学养经验与审美品味参与作品诠释，以此不断拓宽思路。例如，曹禺的名著《雷雨》，对其关键人物形象侍萍的解读，就因人而异。传统上，人们多认为这是一个饱受伤害、令人无比同情的正面人物形象，经过教师鼓励多元思维的引导之后，有的学生逐渐敢于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侍萍的悲剧命运，也有她个人的因素。年轻时的她或因为周家的钱财，或为周朴园的外表所吸引而导致的错误选择，因此她吞食的是自己种下的苦果，其悲剧命运也与她个人的抉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观点是否完全成立，可以保留意见，但这一与传统看法迥然不同的见解激活了其他学生的思维。有学生说：“爱情是盲目的，爱没有对错，侍萍当年选择周朴园只是因为爱。”有同学说：“侍萍与周朴园不是真正的夫妻，就像现在的‘傍大款’。”也有学生说：“侍萍与‘傍大款’的女孩本质不同，因为她始终没有接受周朴园的钱。”总之，要求教师以更开阔的胸襟、开放的姿态，对待学生富于个性的见解，并因势利导，适当点拨，让学生成为拥有自我思想观点、自我个性意识、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的“人”。与文科专业的中文教师不太一样的是，作为公共课的大学语文教师，在打好本学科基础、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和多学科融合的素养储备，力求做到博而能专，一专多能，既能将人文素质内涵融于课堂教学之中，也要能与时俱进，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兴趣为导引，激发自我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陶养情操，深化内涵，提升素质。
二、传授文学知识的同时，渗透文化内涵
在传授文学知识的同时，渗透文化内涵，将使课堂内容更丰厚，更富人文性。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中国文化所蕴涵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仍然影响着当今的国人。以人为本，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使学生成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人，是作为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文化课程所应承担的重要任务。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如何继承和发扬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怎样从中国文学的丰厚积淀中汲取思想、艺术等方面的营养，培养语文综合素养、滋养人文精神，有较强的阅读写作能力与表达能力，提升个人的整体素质，这也是需要教师认真思考和重视的。
1．立足专业实际，拓展学习中的文化
《大学语文》科任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汉语言文学专业专任教师把握课程的深度，更要有文学相关领域知识的通识。因为《大学语文》的课程教学内容，经常会涉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现象，而这部分内容与知识点往往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学生对相关历史与文化知识背景的把握也不太全面与深入，这就需要教师结合文本内容，拓展课外知识，丰富并加深学生的理解。如在古文教学中，经常碰到纪年问题，如果不将这一问题讲清，容易造成困惑。所以通过讲解与举例，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不同的纪年方法，如《左传》的王公位次纪年、“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的干支纪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年号纪年、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纪年以及当今的公元纪年等，了解其不同类型特点和使用规律，丰富历史知识，深化人文素养。又如在讲授作者担任官职的时候，可以谈及中国古代职官制度设置状况，及与当今政治体制的对应与区别等内容，文史结合，拓展了课程内容，丰富了知识积累，更有利于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2．立足课程实际，发现生活中的文化
结合日常生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文化元素，由作品文本延至现实生活。比如，当课程内容涉及年号、谥号、庙号等问题时，可以结合电视剧中出现的一些历史及文化常识错误，向学生说明并传授相关知识，从而点燃学生的兴趣点。例如，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处明显错误：孝庄太后称为“我孝庄”，而“孝庄”是她自己的谥号，她不可能有先见之明，连自己死后的谥号都知道，因此这是基于文化常识缺乏而引发的严重错误。又如，《大汉天子》电视剧中司马迁把东方慧写进《史记•滑稽列传》，而《滑稽列传》中东方姓氏的只有东方朔一人，根本没有东方慧。《神探狄仁杰》中一个贪官用土豆作为主食招待狄仁杰，以显示自己的清廉。这也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中国自明代才从欧洲引进了原产于南美洲的土豆，唐朝根本没有这东西。因此学生感慨说：“唉，有那么多的食物可以选择，导演为什么就钟情于土豆呢？”像这样造成电视剧的种种“硬伤”，令观众瞠目结舌、啼笑皆非。所以网上流传着：“秦王宫里念唐诗，汉朝有了简化字。古代美女太豪放，着衣坦肩又露乳。服饰头发超现代，张冠李戴何其多。不考史实真与假，常令张飞战岳飞。可怜现在大导演，如此编排历史剧。”导演由于人文历史内涵的缺失造成的种种错误，这是值得反思的。
3．立足区域实际，挖掘家乡的文化
地域文学与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由于地偏一隅，其文化往往表现出与中原文化很不一样的特点。它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正统性、传承性、稳固性与辐射性，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等原因，闽文化表现出多元性（或称碎状性）、难融性、双向性、易移性、延伸性等特点。闽文化的形成受到古越族文化遗风的影响。例如武夷山的悬棺葬，福清、长汀、南平等地的蛇王庙和崇蛇习俗等就是古越文化的遗存。闽文化可以分为几个大的文化区，如闽南文化区、闽北文化区、闽西文化区、闽东文化区、莆仙文化区等，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如闽南的侨台文化、闽北的理学文化、闽西的客家文化、闽东的畲族文化、莆仙的科举文化等。不同地区的文化不同，人们的性格特点、行事方式也有所不同，如福州人的便宜行事，莆仙人的精明省俭，闽南人的热情豪爽，闽西人的纯朴好客，闽东人的勤勉笃厚，闽北人的安贫乐道。课程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关系密切，有利于学生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家乡，从而能够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当前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由于受制于专业知识的影响，其人文精神与意识、人文素养与内涵还有待提升，因此借助《大学语文》这把钥匙，去打开通往古往今来的传统经典，并立足时代，发掘并汲取中华大地土壤的丰厚营养，弘扬人文精神，树立文化自信。在注重《大学语文》课程基础工具性的同时，融入丰富深厚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探讨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虽然这方面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要做的工作也还不少，但这样的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58.
［2］刘熙.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8.
文化意蕴论文范文8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历史悠久，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对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价值。近年来，学者对于民间手工艺研究不断重视，对刺绣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发现，刺绣艺术包含的各种内容被不断挖掘。文章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少数民族；刺绣；研究综述；文化；图案
中国独特的刺绣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间刺绣的研究与介绍成果颇丰，特别是对汉族四大名绣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民族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少数民族刺绣所蕴含的各种元素中，图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历史、审美以及对生活的期许，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中。刺绣图案作为一个载体，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对于刺绣图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图片、图集、专著、硕博论文等。内容涉及图案、纹样、文化内涵、图腾崇拜、文化渊源、传承保护、比较研究、刺绣技法、刺绣产业化发展。除了汉语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研究。笔者通过在知网上查询，发现截至2016年6月，学术界对于刺绣只有一篇研究综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献总结，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各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整体研究
我国各少数民族刺绣都有系统而成熟的审美创作体系，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进行研究时，对于刺绣进行综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胡蓉、周卫主编的《东北民族民间美术总集•刺绣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钟茂兰、范欣、范朴编著的《羌族服饰与羌族刺绣》（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这些专著或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整体特点作出总结，或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刺绣文化所体现出的审美价值及其他特质进行分析。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对多个少数民族的刺绣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以综合视角解读了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以综合视角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陈默溪的《黔东南苗族戳纱绣》（《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杨文斌的《黔东南苗族刺绣艺术》（《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3年第00期），韩恒威的《东北地区锡伯族的剪纸与刺绣》（《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吕霞的《土族刺绣艺术》（《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热娜•买买提的《维吾尔族的刺绣艺术》（《美术观察》2011年第3期），杨晓辉的《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蜡染与刺绣》（《美术》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维吾尔族传统刺绣工艺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法、历史研究等方法，并结合一些相关研究资料，对新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的技法、渊源、美学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二、少数民族刺绣色彩纹样艺术研究
各民族刺绣文化的不同除了体现在材料、技法上，更体现在纹样与色彩选择上。受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影响，各民族刺绣艺术在色彩的运用上存在诸多差异，各有其偏好的色彩搭配，极富特色。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与纹样艺术的专著中，谭遥编著的《西南少数民族织绣图案》（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以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对象，选取了苗族、彝族、布依族、藏族、羌族、傣族、侗族等刺绣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进行研究。其他专著大多是从美学角度对刺绣图案进行分析，主要有：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艺工作团、贵州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研究组编著的《苗族刺绣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编写的《新疆民间染织刺绣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邵宇主编的《贵州苗族刺绣》（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李小非、周爱国编著的《苗族装饰艺术》（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研究少数民族刺绣纹样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潘梅的《贵州黄平苗族的刺绣图案》（《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田鲁的《苗族服饰刺绣中的故土及迁徙图案纹样》（《装饰》2005年第12期），黄玉冰的《西江苗族刺绣的色彩特征》（《丝绸》2009年第2期），肖锟的《刍议新疆锡伯族香枕刺绣的艺术特征》（《装饰》2011年第12期），杨渝坪的《彝族服饰中刺绣纹样艺术特点及美学价值》（《学术论坛》2012年第5期），等等。其中，田建强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与设计）》的文章《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探微》充分肯定了图案是研究蒙古族刺绣艺术的核心，也是独特民俗艺术和发展历史的体现①。他选择从蒙古族刺绣图案纹样的审美表现、生活应用和美学价值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蒙古族刺绣与中原文化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势。这种观点也是当前学术界对于刺绣这一艺术形式的主要研究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对于少数民族刺绣纹样艺术的研究热情进一步提升，硕博论文中有一些研究角度十分新颖。如，刘芳君的《湘西苗绣装饰纹样初探》一文把湘西苗族刺绣纹样分为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几何纹样、其他纹样四种类型，并将湘西苗族刺绣图案的构成形式分为对称与均衡、自由与塑形、打散与重构三类。
三、少数民族刺绣图案文化内涵的研究
少数民族刺绣反映了民族文化内涵与审美倾向，刺绣艺术品的配色、纹样、选材体现了该民族的审美，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说也不时体现在刺绣作品中。同时，刺绣文化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变体及演化。周乙陶的著作《文化变迁中的苗绣》是其中重要的学术成果，该书共分为“手工”“变迁”“苗绣”“传承”“图例”五章，主要分析了苗绣手工蕴含的文化意义、苗绣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以及对苗绣传人的访谈与记录信息②。本书的显著特点是针对刺绣过程中的心灵感受进行描述与总结。与该书研究角度有所区别的著作也有许多，如，阿多著《解读苗绣》一书抒情地描绘了苗族刺绣的美好蓝图，富有文艺气息。其他著作主要有龙湘平的《湘西民族工艺文化》（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李湘树、李立芳著《湖湘刺绣（二）：湘绣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相关期刊论文中，沈雷、许静在《羌族刺绣图案题材及民族文化内涵分析》一文中对羌族刺绣图案题材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它们逐一分析，他着重对牡丹、凤凰、蝶、孔雀、山水等图案题材从文化角度进行了诠释③。苟双晓的论文《苗族刺绣龙纹特征及内涵分析》与沈、许的研究角度有相通之处，都是针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品中的一些图样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依赖于学者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他们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文章有较高的价值。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进行文化探究的文章还有：陈艺方的《贵州苗族刺绣艺术的装饰意味——兼谈贵州苗族刺绣的文化意蕴》（《美术》2007年第12期），龙英的《贵州苗族刺绣中的母体崇拜》（《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苗延荣、高洁的《苗族刺绣图案中蕴含的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法》（《包装工程》2012年第14期），彭代明、彭潘丹犁的《羌族服饰及刺绣图案中的宗教文化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梅梅、岳怀旺的《少数民族民间刺绣纹样中的分形痕迹及其原因分析》（《装饰》2010年第9期），等等。这一领域的学位论文倾向于把刺绣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杜宗景的《花蓝瑶服饰刺绣文化的嬗变》是一篇系统论述瑶族刺绣文化变迁情况的文章，作者关注瑶族刺绣文化发展中的变化与趋势，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变迁原因，并对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④。同时，其他一些学位论文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巨大经济潜力与社会功能进行了评估，陈永岗的《锦州满族民间刺绣的区域性价值研究》与萨仁高娃的《市场化过程中的蒙古族刺绣文化的社会功能分析》均从这个角度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进行了探究。
四、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历史源流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刺绣文化的艺术特征不断变化，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形式。我们对各民族刺绣纹样的历史源流进行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各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能够了解隐藏在图案表象下的一个年代。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刺绣历史源流，孙佩兰所著《中国刺绣史》一书完整阐述了各民族刺绣从古至今的演变，包括少数民族刺绣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变化。在针对刺绣艺术源流的研究中，刺绣与历史进程结合的紧密程度是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丁荣泉、龙湘平的文章《苗族刺绣发展源流及其造型艺术特征》从苗绣的起源时期——炎黄时代开始，针对不同时代进行分析与总结，集中研究了苗绣在各阶段所关注的不同主题。文章提出，苗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描绘的主要是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元素在苗绣作品中的比重逐渐增大，说明刺绣艺术的发展和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其他学者基本赞同这种观点，如，王松的《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刺绣图案色彩特征形成因素探析》，张成义、周松林、刘昌盛的《满族刺绣纹样起源考证与研究》，吴新星的《历史变迁对羌族刺绣的影响》，许静、张皋鹏的《羌族刺绣图案设计探源与分析》等文章均结合历史进程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源流进行了分析。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与之前相比具有更多的现实性与实用性，在探究刺绣艺术历史源流的同时也关注刺绣当前的传承问题。韩姣在《萨满文化对满族刺绣纹样的影响》中提出，萨满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发展进程有巨大影响，这也是满族刺绣艺术的历史源流之一。作者通过收集与分析资料得出结论：满族刺绣作品中的图案与萨满文化中的装饰纹样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缪祥彦的文章《旅游与市场化背景下云南石林彝族刺绣的变迁研究》以及安秋旭的《社会转型期紫泥泉种羊场哈萨克刺绣传承研究》均从历史传承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这和当前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结语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蕴含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通过对以上学术成果的整理与总结可以发现，国内针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方式与视角也日趋成熟。研究者注重由浅入深，从刺绣的图案、纹样入手，发掘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并逐步从文化层面剖析刺绣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源流，研究视角全面、内容十分丰富。与此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研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都存在各民族杂居的情况，有必要针对各民族文化融合对刺绣艺术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当前学术界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随着时展，我们应当从一些新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如，从经济学视角入手，探究少数民族刺绣产业化道路；或从女性主义视角入手，探索性别因素对刺绣艺术发展过程的影响；等等，这些新视角的开辟对于刺绣艺术在新时代的保护与传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作者：徐静仪 左红卫 单位：新疆艺术学院
注释：
①田建强.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风格探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3）.
②周乙陶.文化变迁中的苗绣.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