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言
学术史研究是对特定学术成果的历时性演进过程予以关照，并对其学术传统、现实状况及发展前景予以审视的动态过程。而学术成果除依附于学术著作之外，还表现为同人期刊、研究机构、学派与师承等活动的记录。这其中，作为“指示器”与“风向标”的期刊是引领学术演进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在学术史研究中，对同人期刊的状况予以爬梳，既是学术史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彰显出某一时代的学术主潮。这是因为，期刊往往是新材料与新思想的汇萃之地，很多尚未系统辑成专书的知识通常会先发表于期刊上，尤其是在学术思想的传播方面，它比图书更及时、比报纸更深入记载，在传播速度与信息深度方面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期刊在倡导一时之学术风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学者们的工作成绩与学术声望。中国档案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经过几代档案学人对其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我国现代档案学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较之前已取得长足进步，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门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要追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与发展历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对是不可绕过的一段重要时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爆发之前，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档案学发展水平，鲜少有公开出版的档案学术专著，仅有的系统性论述也多是为构建档案学科体系而编写的“教科书”，这类著作与那些“成一家之言”的“专家书”相比较而言，仍算不上理想的学问境界；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界创办了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这些期刊在传播现代档案思想、发展现代档案学术、创建现代档案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新思想、新学术、新教育模式之创立，一般多先以期刊为发表阵地，而逐渐传播开来。藉由这些期刊，中国档案界开始有了学术研究的专业性空间，在这一专业空间内，新型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逐渐形成，他们在对以苏联为主的西方档案学关注的同时，开始了档案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由此可见，档案类期刊［1］在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之初贡献甚重。
2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出现
如果追溯至民国时期，近代档案学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除了学界熟知的“十三本旧著”之外，一些专门讨论档案学问题的专篇论文亦纷纷涌现。这些论文在近代许多期刊上都有所刊载，例如当时编辑出版的《行政效率》（后改为《行政研究》）、《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中法大学月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故宫博物院年刊》、《辅仁学志》、《岭南学报》，以及《文献特刊》、《文献论丛》和《文献专刊》等。［2］但从名称上来看，这些均不是专业档案类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也并非以“档案”为主。尽管北平研究院社会调查所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5月第二卷第二期专门开办了“明清档案专号”、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编辑的机关刊《行政效率》1935年5月第一卷九、十期合刊开办了“档案专号”，收录了关于明清档案整理与研究及机关档案工作研究的诸多文章，但民国时期尚无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乃是无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力量推动档案事业快速发展，并促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档案管理机构纷纷建立，出于交流工作经验和开展学术研究的需要，专业档案类期刊相继创刊，档案学论文不再依附于行政学、图书馆学、历史学、文献学或其他综合性期刊而刊载，档案类期刊真正以独立的姿态展现于世（表1）。但此时档案学作为新创建的一门新兴独立学科，期刊数量相对较少，且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政治运动的纷扰，很多期刊初创不久即被迫停刊，发行连续性较差。这些专业档案类期刊，可根据其出版发行目的分为三种类型：档案业务类期刊、档案学术类期刊、史学类期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类期刊主要以档案业务类为主，其刊登的很多文章还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文，大部分仍为档案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对档案事业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这也显示出当时档案学研究重点在于对档案实践的研究，究其原因，一则档案学理论发展尚未成熟，正处于档案实践总结、档案理论升华的阶段；二则档案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档案工作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也符合学科的发展规律；三则档案学研究主体除了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的专职档案研究人员，还有来自实际部门的档案干部，他们经过职业教育具备了良好的档案素养，因此在工作中也善于将档案实践开展情况总结为文本，加之高校的档案学教育者和研究者也具备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能够很好地将档案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由表1可知，20世纪50年代初以《材料工作通讯》等为代表的档案类期刊的出现，表明档案学研究已经逐渐从图书馆学、行政学、文献学等类概念中离析出来。虽然《材料工作通讯》创刊时以“材料”命名，该词的使用容易引起歧义和理解上的困难，但其创刊初衷却是为了全面指导档案实际工作，对档案工作开展情况及档案学初步的理论问题予以总结、交流。出版10期之后，“为了名实相符，刊物换上了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名称———《档案工作》”［3］，于是《材料工作通讯》在1953年起正式改名为《档案工作》。更名后的《档案工作》，其“档案”色彩较前身《材料工作通讯》有所加强，并伴随着我国档案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整体发展历程，档案学类论文得以大量刊载，对档案工作经验的传播、档案理论知识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1959年，《档案学研究》作为档案高等院校主办学术期刊的发端，对档案学研究关注的方面出现了很大不同。该刊的定位不似《材料工作通讯》般为“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建立起一个联系的中心，得出一些比较完善的经验，来指导和提高工作”［4］，也不似《档案工作》般刊文囊括了苏联档案理论译介及感想类、档案实践经验总结类、档案规章制度与大政方针解读类以及档案教育研究类、档案史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类的综合性办刊定位，而是秉承“发展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互相学习讨论，锻炼写作，积累材料，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之宗旨，意在办成一个“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园地，开展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场所”［5］。此种对“学理”的重视无不彰显出档案学研究的学术性转化。此外，诸如《技术资料工作通讯》《技术档案资料研究》《外国档案工作简讯》（改名后为《外国档案工作参考资料》）等专门类别档案类期刊的创办，不仅进一步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内容，起到了重要的业务经验与学术研究传播、交流和宣传的作用，更显示出档案学研究较之以往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3档案学研究专业空间的建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通信欠发达、信息闭塞的环境下，以上所列为数不多的档案类期刊的出版发行，为档案学术研究及经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平台。正是基于这样的平台，档案学者得以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在探讨和交流中，对档案学基本问题逐渐明晰，隐形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此外，档案类期刊在刊载各类学术成果、学术成绩与学术观点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学者们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亦可称之为档案学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在这一“公共空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档案学者，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对档案实践、档案理论、档案方法论的批判性见解。较为凸出的是，这些期刊日益成为档案学术讨论与争鸣的主要场域，促进了对档案学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继续探索，推动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发展。具体言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创时期的中国现代档案学，由于很多学术问题甚至基本概念都尚未定论，档案学的探索性研究层出不穷。如在1951年11月《材料工作通讯》第3期发表了李光的《目前档案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12月同刊第4期立即刊发了吴宝康的文章［6］对李光所论述关于什么是档案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再如，1957年《档案工作》第1期发表了程桂芬的《关于档案学问题》，同年该刊第4期就发表了蒋有恺的《“关于档案学问题”的几个问题》，对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提出了不同见解。而这一时期，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档案学大讨论当属对陆晋蘧《档案管理法》的讨论与批判、对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大讨论、“以利用为纲”方针的提出与争辩等。这些讨论与争鸣正是依托档案类期刊而得以正常开展，并产生了持续性的学术效应与后期影响。以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大讨论为例，此次大讨论涉及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本质问题，触及档案学的核心理论，可谓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研究的开端，也是诸多档案理论家的学术启蒙。档案与资料的区分，虽在表面上看只是对二者定义的讨论，但对于理解档案学核心概念及其应用十分关键。这场讨论肇始于1951年中央直属机关第一次档案工作座谈会，随后便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探讨，很多档案学者也是从这次大讨论开始逐步深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而这其中，档案类期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1年，《材料工作通讯》甫一创刊，“档案”与“资料”就作为不同的术语出现，其《创刊的话》中表明该刊“是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的一种内部不定期刊物”［7］。此时，“档案和资料工作者”同属于从事“材料工作”的群体，但对“档案”与“资料”的界定尚未明确化，二者只是作为模糊的概念连在一起使用。随后，《材料工作通讯》连续登载了档案与资料区分研究的系列文章，该刊也成为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从1951年11月起到1953年，近两年的时间内，档案界开展了一场档案与资料关系问题的学术大讨论［8］。以《材料工作通讯》及后来的《档案工作》《技术档案资料研究》《档案学研究》为阵地，集合了曾三、裴桐、吴宝康、李光、冯乐耘、郑诰、郑玉豪等相当一批后来知名的档案学者，他们在这场讨论中积极思考、发表见解，并从这次大讨论开始逐步研究档案学的理论问题，并深入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属性、档案学与文书学的关系、技术档案与技术资料的区别与联系、文书立卷等相关或衍生问题的研究。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大讨论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学讨论与争鸣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全国档案事业百废待兴，中国现代档案学也在时代转型中创建、发展、革新，对民国档案学的批判继承、对苏联档案理论的吸收借鉴、对本土档案实践的总结提升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时代背景。这时的档案学讨论与争鸣开档案学术争辩式研究的先河，打破了档案学发展的“沉寂景象”，突破了此前档案学“多关乎实践，少关乎理论”的说法，活跃了档案学研究的氛围。而这其中，档案类期刊可以说是为档案学者们在讨论与争鸣及专业性研究方面搭建了“公共空间”，成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侧翼。倚仗档案类期刊这一学术平台的争鸣式探讨也给今天的学术研究以启迪，一则档案学研究需秉承包容性、反思性与批判性治学态度，方可实现其创新式发展，这不仅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也需要档案类期刊发挥学术争鸣的引导作用；二则档案学人摒除成见并敢于对不同观点的争鸣式探讨，是档案学发展进步的重要主体保证，这就需要档案类期刊作为“公共空间”能够提供“新”与“旧”、“老”与“青”不同年代学者群体各展辩才的舞台，方可呈现出热闹非凡的学术景象。
4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培养
一般而言，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为有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而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存在的前提之一系社会能够给予其生存的条件，这一前提条件可一定程度上保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与研究队伍的齐整性。档案类期刊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与传播平台，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办、出版、发行为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反之，档案类期刊与档案教育机构及其他类型的学术研究机构形成良性互动，又进一步促进了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形成与扩大。这种依托专业档案类期刊培养起来的研究队伍，与民国时期的档案学研究人员甚至更早时期的档案思想家大为不同，他们更注重新理念与新方法的运用，并紧跟时展，以根植中国新型社会形态的思想观念指导档案学术研究。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档案学而言，这一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档案学人和学者群体，他们对中国现代档案学科构建和学术独立化建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学术人格、学术精神、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是所在时代档案学发展与演变的缩影。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档案学人，他们曾苦苦探索，以源自苏联的档案理论和实践方法研究中国的档案理论体系和实际问题，试图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档案学发展之路。而这批档案学人的成长离不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事业的发展与档案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也离不开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创刊。这一时期活跃的档案学研究人员按照其出身与阅历可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诸如曾三、裴桐、吴宝康、王可风等老一辈来自于革命根据地的档案学家，这类研究主体大都具有革命经历，新政权建立后在档案实践的基础上开始探讨档案学的理论问题，他们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二类是诸如殷钟麒、傅振伦、张德泽等民国档案学人，他们在经历变迁后仍从事与档案相关的工作和档案学术研究，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参与对档案学问题的讨论和对档案学科目的建设，尤其是对“旧档案学”的反思丰富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研究成果。第三类是以姆·斯·谢列兹聂夫（M．C．Ceлeзнёв）为代表的苏联档案专家，他们以主人翁的心态短暂在华停留讲学，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带来了异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三类档案学者群体因中国现代档案学研究而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专业档案类期刊而交流切磋，进而推动档案学发展的实质性进步。通过学术观点与学术思想的碰撞，不同档案学者群体不惧身份的异同，各抒己见，丰富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通过专业档案类期刊聚集和培养起来的学术队伍逐渐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军。苏联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开山之师”，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做学问一丝不苟，时间有限，他就把精力发挥到接近极限。他几乎每天工作16个小时，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培养了3期近450名学生”［9］，其学术报告和研究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连载于《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上，为创建之初的中国现代档案学在研究取向、范围和方法等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部分民国档案学人经历时代变迁后继续从事档案学研究，并以其丰富的档案经验将“旧中国”档案思想与“新中国”档案思想融会贯通，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档案类期刊上供学界同人批判研究，如殷钟麒于1957至1959年间在《档案工作》与《档案学研究》上连续发表数文阐述对档案名词术语、档案事业发展、档案分类方法及历史档案整理方面的见解；傅振伦关于中国档案史研究的论著随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历史与组织教研室编著的《中国档案史稿》从1957年始连载于《档案工作》上；张德泽于1956至1962年间关于明清历史档案研究的系列成果同样陆续刊发于《档案工作》与《档案学研究》上；等等。而以曾三、吴宝康、裴桐等为代表的一批既有丰富档案工作实践经验，又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档案学家，他们“以如椽之笔书写了共和国初创期轰轰烈烈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奋斗史”［10］，“他们从建国之初的白手起家到形成理论队伍，从建立学科体系到完善学科门类，使中国档案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档案学‘成就者’”［11］。他们的学术成果更是充斥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专业档案类期刊，并通过期刊的快速传播扩大其学术影响力与感召力，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而且这批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军又成为更加年轻一代学子的导师与引路人，1978年中共中央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成长起来的档案学研究者无疑都是受他们的教导与影响开展学术研究的，并逐渐成长为档案界的中流砥柱。由此可见，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培养甚至隐形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专业档案类期刊提供的学术平台。可以说，档案类期刊不仅为专业学术交流与专业研究精神提供了土壤，而且在培养专业研究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对西方档案学研究的关注
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档案学研究的关注，尽管囿于时代背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档案学的译介较多，但却并非对其他国家档案学发展动态一无所知。档案类期刊在此方面刊登了大量对西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和动向的介绍性文章。据统计截至1961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译出版了包括苏联、荷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档案专著和欧、亚、拉美几十个国家有关档案学的文章、资料约1000多万字［12］，这些文字也有选择性地发表在档案类期刊上，以供省察本国档案学研究的不足之处。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系统学习苏联先进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经验，《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专门单独刊文译介苏联档案学研究成果，并连带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档案学研究动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进一步介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档案工作的情况，再辅之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档案工作，为我国档案工作、教学科研提供有关外国相关研究的线索和资料，1960年，经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出版局批准，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不定期期刊《外国档案工作简讯》，以介绍西方档案学研究状况和动向为职志。自第8期（1963年9月1日发行）起，鉴于该刊不仅报道西方档案工作的消息动态，还刊登相关学术性论文、报告、规章制度和书刊索引等，原刊名更改为《外国档案工作参考资料》。这一时期，有关西方档案学的译稿来源于多个国家的多种期刊（表2），体现了“对外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介绍”的发文宗旨。从表2中可以看出，档案类期刊对整个西方主要国家的档案学研究现状都有所追踪。虽然当时“在国际范围内，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理论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14］，但档案类期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档案学界动态同样给予了足够关注。如关于外国档案教育情况的介绍，《外国档案工作参考资料》第8期刊文全面总结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档案学院自1950年创办以来，“在培养目标、教学方针、师资培养、课程设置、理论研究以及加强学院和档案局、档案馆的联系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15］。再如对外国档案保管技术及档案馆库建设的研究，该刊第9期“档案保管技术专刊”选取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瑞典等国在设计和建筑大、中、小型档案馆及馆内保护技术具体应用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此外，档案类期刊还不时介绍国际档案理事会活动和国际性的档案会议，为我国了解世界档案学术进展提供了一扇窗口。总体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类期刊在对西方档案学研究方面已有较多关注，涉及外国档案整理、鉴定、利用工作的开展，外国技术档案及专门档案如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保管，档案保管技术如显微摄影、档案馆建筑设备、文件恢复技术的进展，档案工作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世界各国档案工作历史与现状的情况，外国档案教育开展等方面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虽受意识形态影响，但当时也并非断绝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交流，通过档案类期刊，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匈牙利、希腊、美国等国家的档案研究情况还是被粗略地介绍到中国。虽然这些译介有时难以避免地带有一些“政治性色彩”，但在发展中国现代档案学的驱动下，档案类期刊通过对西方档案学研究的关注与介绍，使更多本土研究者了解西方治学的现状和动向，使随后的中国档案学研究在研究方向、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资参考借鉴。
6档案学研究本土化的努力
档案类期刊在档案学研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于推动档案学本土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随着苏联专家的回国及我国本土研究队伍的成长，很多档案类期刊已不再单独刊文译介西方档案学研究成果，如《档案工作》就不再刊发此类文章（故如前文所述创办了《外国档案工作简讯》，以介绍西方档案学研究的状况和动向为职志），而是将发文重点转向本国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研究。因此，档案类期刊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文取向的转变，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档案学的中国化与本土化进程。中国档案学研究本土化的努力实际上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现代档案学的全部历程，直至今日在打造中国档案学派的呼吁中，其核心仍不外乎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类期刊就在档案学研究范围方面表现出了本土化倾向。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在中国人民大学创立之初，以吴宝康为带头人的档案学者即开始思考中国档案教育的本土化问题，而档案高等教育与档案学研究密切关联。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档案教育超越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通常上所说的档案学科”［16］，但档案高等教育不仅肩负着教学和培养学生之责，更肩负着档案学术研究之任，教育机构的学者也是学术研究的主力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引进苏联教育经验到独立自主发展转变，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时期，在既无教员、也无教材的情况下，苏联专家只能以讲授苏联档案理论和实践为主，将莫斯科档案学院的课程移植过来，此时开设的六门课程全部是冠以“苏联”二字课程名称的完全照搬，尚且谈不上“中国化”；1955年历史档案系成立之初，中国档案学科体系才发展到七门“本土化”课程的设置，到1959年档案学课程体系扩展到九门———档案学概论、公文档案学、技术档案学、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档案保管技术学、档案公布学、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文书学等［17］，才算彻底摆脱“苏联体系”，在学科外延与学科内涵方面均有所延展，体现出了中国特色。伴随着这一过程，档案学者先行将教材讲义中的部分内容以单篇文章或连载的形式刊发于档案类期刊上以求教于同人，如《档案工作》从1954年起连续刊发了关于“档案学概论”和“档案学基础”的系列文章，再如于1958年刊登了数篇关于“文献公布学”及更具中国特色的“文献编纂”类文章，等等。另外，档案学研究本土化并非意味着完全摒弃外来思想，而是在对待“中国”“档案学”这两者要素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中国档案理论与实践特色，另一方面借鉴、吸收和引用其他领域的先进理念。而要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关键在于后者如何融入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内在学理与问题之中。在这一方面体现最为突出的是档案类期刊载文在档案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有益尝试。研究方法作为传统独立学科中最重要的“三独立”标准（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中的重要一环，一直是档案学研究中最狭窄的瓶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辈档案学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并将这份信仰内化于档案学术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折射到中国档案学研究中，一则体现在矛盾论的运用，二则体现在对历史主义的探索。在矛盾论的运用方面，《档案学研究》总第5期以专刊形式发文数篇探讨运用矛盾论指导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实践开展的问题，如吴宝康《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冯明《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几点认识》、梅岱《关于档案现象中的矛盾运动问题》、金波《试论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性质及其规律》、冯子直《关于档案工作的矛盾问题的初步研究》、高景玉《略谈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矛盾及其规律》等文章，还有诸如丁永奎以矛盾论指导研究《档案的形成规律与保持档案的历史联系》、吴宝康和曾三以矛盾论指导研究档案与资料、文书档案与技术档案、机关档案室与全国档案工作、档案理论与实践、档案保管与利用、档案开放与保密等问题的辩证关系。在对历史主义的探索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学研究倡导历史主义、批判反历史主义，虽然体现在期刊发文中过多地呈现出一种将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相混淆或“贬低型历史主义”（Belit－tlinghistoricism）的倾向，如认为“按芬特整理档案的方法就是坚持了历史原则，也是坚持了逻辑原则”［18］此种将“历史原则等同逻辑原则”的论断；再如在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过程中对民国档案思想的矛盾心态及对资本主义档案学的猛烈批判、对苏联档案理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创建的档案学的高度赞美等学术倾向。但研究方法问题起码在当时引起了重视，体现了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对解决中国特色档案理论与实践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的自主追寻。总体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出现，在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档案学人的交流渠道、丰富了档案学术的对外宣传方式。这些档案类期刊上所载内容对档案学理论创新、档案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本文研究显示，作为一种档案学思想的传播工具与推广平台，档案类期刊在档案学研究专业空间的建立、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对西方档案学研究的关注、档案学研究本土化的推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用。虽然符合理想境界标准的、学术化的、规范化的、科学化的中国现代档案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尚未完全形成，中国现代档案学时至今日仍面临着发展的诸多困境，但档案类期刊作为档案学术共同体所依附的外在制度性平台的重要一种，其并不会随着历史的流逝而成为一堆故纸，里面所承载的内容不仅在学术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同时也昭示着或呈现着一个时代学术的风气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