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察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形式的改造，可以从改造文字、摒弃文言文、运用修辞表达、改造文艺形式等方面入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造：改造文字，化繁为简；摒弃文言文，化疏离为亲和；运用修辞表达，化抽象为形象；改造文艺形式，化旧为新；使改造的效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出巨大作用。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表达形式；改造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改造文字、摒弃文言文、运用修辞表达、改造文艺形式等方面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进行了理论结合实际的多方位改造，在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一、改造文字，化繁为简——“必须简化汉字”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字表达载体是传统繁体汉字，不但字量多、字形多，而且读音也多，导致群众学习起来难认、难读、难写，更为糟糕的是难记、难检排，这极大地降低了群众识字的效率，给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巨大障碍。为此，对传统文化的文字载体——繁体字进行了科学的改造。高瞻远瞩地提出文字改革的工作，并提出了改造文字的宗旨——“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应用”，并提出了实施改造的具体工作方法——“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在的推动下，1952年2月，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6年1月，《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平均每个简化字的笔画数比相应的繁体字平均笔画数减少了近一半。1964年5月，《简化字总表》公布，全面梳理的简化字达到2236个。为了使人民群众更为快速地掌握简体字，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在他的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拼音方案问世。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不但在拼写普通话上，而且在汉字注音上，都对人民群众的学习和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字载体化繁为简的改造，极大地推动了人民群众更加迅速便捷地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年至1981年，我国共扫除文盲14144.8万人，从一个文盲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成绩巨大。
二、摒弃文言文，化疏离为亲和——“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接近”的第一步：文言文改造为白话文。文言文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表达形式，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普及，而在民间百姓中的普及程度并不广泛，因而影响有限。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虽首倡白话文，但其大众化、通俗化的程度以及对民众的影响力，都做得不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对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进行了改造，将文言文改造为白话文，不但团结了民众，而且用文化武器塑造了革命文化，从而战胜了敌人。身先示范，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文章中，即使引用文言文“之乎者也”时，也力求用接近民众的大众化言语来表达。当然，也并非一概排斥文言文，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运用方面，他极富灵活性，在行文形式上的变化、给朋友等写信倾向于用文言文的形式；而向大众作报告、演讲、写文章等用白话文的形式，这就使得改造的效果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接近”的第二步：白话文要改造得有亲和力。对文化表达形式的改造，在白话文的亲和力方面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杰出典范。通读《选集》《文集》以及各个时期的讲话可以发现，在白话文方面的造诣是极高的，总能以深入浅出的白话文表达复杂的意思。例如对待敌人方面，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十六字法，有理有节，刚柔并济，有策略有方法，有尊严有正义，真正是增一字则长，减一字则短，精练到了极限，却又非常通俗易懂。怎样才能有亲和力呢？就是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词汇。他认为，人民群众的语言词汇是个大宝库，能够深刻表现实际生活，不但数量丰富，而且生动活泼；革命的文化人一定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虚心学习，否则，脱离群众、不向群众学习，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般的光杆司令，其文化武器的“火力”就不能够击败敌人，所以“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为此，他对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不熟悉人民的语言”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语句”的作品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提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艺创造要大众化，并以改造文艺形式为例指出改造的态度，一是不拒绝，二是要加以利用；对于改造的方法，就是：“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入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这里的新内容，自然就包括人民的语言，亲和力由此而生。
三、运用修辞表达，化抽象为形象——“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充分运用修辞表达，化抽象为形象，化僵硬为生动。1965年7月，给同志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他在杭州写的八首诗词，充分运用比、兴两法，语言生动活泼，以丰富的形象表达抽象的东西，体现了鲜明的形象思维，在现代中华诗词花坛中展现出极高的语言造诣。在修辞表达上极富技巧。他不但注重大众化、通俗化，而且注重表达技巧的运用，做到富于生动性、形象性、艺术性。如的诗词，把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其语言形象极富夸张，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并充分运用汉语修辞，使得作品“壮文势，广文义”的作用非常鲜明，使得作品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并在传播中发挥出教育作用，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修辞的运用，可以说是集汉语修辞之大全。在修辞表达上极富灵活性。他擅长将古典名著中人物形象同现实问题相联系，如善于斗争的林冲、不准革命的王伦，并且不但简单引用文学形象述事论理，还善于加以再造性的深刻想象。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革命的需要，赋予孙悟空的形象也是不同的。例如在抗日战争中，运用比、兴两法，针对孙悟空具有可以变出很多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本领，赋予孙悟空以正面形象，从而使得孙悟空成为发动广大群众抗日的英雄形象；针对孙悟空被大山压住的事，又赋予孙悟空以负面形象，将其比喻为逃脱不了天罗地网的法西斯侵略者。值得赞叹的是，针对孙悟空想办法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事，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极其灵活地赋予孙悟空以不同的形象——在抗日战争中，为了鼓舞广大人民群众，赋予孙悟空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形象；在解放战争中，为了告诫革命者要对反动派保持清醒头脑，又赋予孙悟空以钻进革命阵营兴妖作怪的反面形象。
四、改造文艺形式，化旧为新——“要有新秦腔、新秧歌”
非常注重对“旧”文艺形式的传承和“新”文艺形式的创新。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开展文艺工作，使得广大人民易学易懂，迅速深入人心。通过对秦腔等传统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和创新，化旧为新，使之成为文艺新形式，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旧”文艺形式的传承上，地方戏剧、民间说唱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是非常深入民众的东西，其中，特别看重秦腔、话剧、秧歌等，明确指出要利用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开展文艺工作。早在1938年，就指导建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他指出，“旧”文艺形式是群众非常欢迎的，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在“新”文艺形式的创新上，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创新出新文艺形式，创新出“新秦腔、新秧歌”。他还提出具体改造和创新的方法，一是要改造文艺队伍，“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二是新瓶装旧酒，以秦腔、眉户等“旧”艺术形式，来反映红军将士和劳苦大众生活等“新”内容。三是文艺要结合时局，进行政治宣传。将传统戏曲加进抗日内容，宣传抗日救国，改造成为革命戏曲。四是不同文艺形式可以进行转化。例如，反映我党统战政策、团结爱国知识分子的文艺节目《国魂》，就是指导马健翎由话剧改成秦腔的，并且画龙点睛地把此戏的名字改为《中国魂》。总之，深刻地认识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才能去除艰难晦涩等弊端，使得广大人民易学易懂。为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形式的改造，非常注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既有“中国作风”，又有“中国气派”，这对我们今天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深有启迪。
参考文献：
[1]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2]《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张孟 单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