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1
关键词 传播学 学科建构 取向研究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以致他后来又感叹说：“传播研究这一领域与其说是一门有名有实的学科，还不如说是各路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会场所”。实际上，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应当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人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学中处于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现象本身。与之相应，处于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在实践当中的人类和社会问题。在第二层次中，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的研究并解决与一般理论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应，在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二层次，理论家们从某种传播风格实践中发现指导行为和批评的具体风格理论。自然科学的第三层次是对常规科学进行哲学与历史的研究，以求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和价值内涵。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传播研究的第三层次只类似于科学研究的第二层次，也就是说，在第三层次研究传播风格的学者对应与在常规科学第二层次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第三层次中，从事研究的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这在传播理论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层次才能发生。
’我们将传播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出传播研究在层次上的特殊性。传播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认为分别是实用传播理论和普遍传播理论研究。传播学是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学科建构与实践背景紧密联系，这使得它产生出实用传播理论并指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实用传播理论包括了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可操作法则——从原始的个体传播发展到人群之中的传播，又发展到以媒介为中介的人与机器的传播。实用传播理论随着时代情境和文化实践而不断变化，大体可以涵盖在公众传播、关系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之内而可以看作是实践研究，譬如采访学、编辑学、节目制作方法、谈判学、公共关系等等。普遍传播理论体现出在实践基础上对传播研究的综合视角，如新闻学、修辞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其中亦包括一个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这五个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学科的既有传统如系统科学、心理学等等，将它们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传播的知识之内并组成一定的传播理论模型，这在学科建构上为传播学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也将较为零散的实用理论整合化、系统化，而第四个层次就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等它们都是传播的基础，能够揭示传播的本质。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三、结语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2
［关键词］传播学 理论体系 创新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s one creative work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field. Its logical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uthor's instructive attempt to systemize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ion
郭庆光教授新著《传播学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读后，深感这是作者多年来深入、系统地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传播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之作。它虽然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教材，但仍处处显示理论著作独特的丰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的框架与布局，它是经作者精心考虑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书以横向论述为主，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结构。
1.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重新整合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把不同的传播方式划分为自我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在中外很多同类的书中都曾有过，但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些内容，而是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依据，予以重新组合，使之更臻合理。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动物传播，并把人内传播(即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分别归为一类，深入探讨了这些内容。“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正因为二者之间联系如此紧密，才把它们当成一类；又如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作者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因而也把两者归为一类。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归纳整理，而是使理论研究系统化的一种体现。
2.从探讨传播制度入手，带出对传播过程相关因素的分析
以探讨传播制度牵头，再引出传播媒介、受众与传播效果等的研究，这也是作者力图使传播理论系统化的表现。并且为了突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本书还加入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和“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两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结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传播效果研究”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详细分析戈尔丁等所划分的传播效果类型之后，并没有拘泥于前人见解，而是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五个课题，即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和传播对象等视角探求它们和传播效果的关系。作者清楚地表明，传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体，而应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予以剖析。这些理论视角，实际上就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这种对传播理论研究的逻辑归纳，反映了作者试图使传播理论体系化的有益尝试。这种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明显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论述，说明了作者在着力探求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构与新方向。
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对本书的结构详加分析呢?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具有多学科集纳而成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影响(不是妨碍)着自身理论架构的形成。一方面，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几乎所有社会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都可以介入传播研究，因而传播理论丰富多采，不断翻新，短短半个多世纪就从零散的理论观点变成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传播理论毕竟显得枝多叶蔓，头绪纷繁，怎样才能使之形成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体系，至今仍无定论。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仍然未能达此目的。可见，传播理论体系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逻辑框架就是传播理论的体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阵”所必需，唯纲举才能目张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架构，不仅令初学者茫茫然毫无头绪，而且对研究者来说，也难以做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郭庆光已经完成了这一目的，但这种力图使之体系化的努力，至少会给同行们带来不少启迪。
二、其次，作者还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学有素养，且负笈东瀛，浸淫日本学术多年，因而在传播理论探讨中会给读者在研读中带来了新鲜感和满足感。
日本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传统，从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对我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问世的《新闻学》，1903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我国最早推介的外国新闻学专著，它“介绍了欧美新闻事业及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被认为“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二战以后，日本学者又很快接受了传播理论，加入了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主流学派——经验学派。日本人研究学术历来有其传统。他们往往先大量引进，予以“克隆”(翻译)或模仿，然后再逐渐消化、创新并为我所用。对传播学、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郭庆光在书中对日本学者的创新、拓展之处做了许多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应当看到，这种介绍与分析，同样是取其精华和结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况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视野还偏及欧美的最新研究趋向，并能时时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科研指针。
大体上说，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1.深入剖析传播学基本概念，阐发因此而起的研究导向
如在第一章中，对“传播”和“传播学”这一对耳熟能详的概念，作者使之联成一气，展开了学术式的长篇探讨。他没有限于对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类，而是从分析库利、皮尔士提出的传播概念入手，认为他们开创了界定这一概念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传统和符号学或语义学传统)，并根据这两个传统的融合，指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接着，又引向概念对传播概念的影响，并且把这种论述进一步和传播学概念的阐释结合起来，在肯定“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前提下，详细讨论了社会传播学的系统性、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从传播概念到传播学概念、并把传播学纳入信息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述，既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对“大众传播”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定义，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对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关章节显得相当丰满。其中，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的新见解，颇有现实意义。作者论证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并且大众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有直接关系，加上它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任何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目前，在我国，人们对媒介产业化的议题仍有争论，而作者的这一见解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争议，但却根据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过来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我们就应当自觉地研究和探索它的产业化进程。否则，便会无助于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助于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明天。与此同时，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关注到施拉姆提出传播的“经济功能”，认为这种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而是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见解互相呼应的。
转贴于 2.宏观着眼，中观剖析，微观入手
在写得相当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分析，就属于从宏观角度观察信息接受者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关于大众社会理论，台湾学者陈世敏曾经指出，美国传播学者德福勒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以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来说明大众社会的特质，“自是别具怀抱”。然而，他的论述仅限于对德福勒观点的介绍，并没有予以展开和延伸②。而郭庆光的研究则进了一步，他上溯19世纪有关的早期贵族主义观点，中转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学家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下接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日本学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结论式的意见。这样步步深入地厘清大众社会理论的演变和实质，努力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使读者开阔了视野，看清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的必然联系。
如果说大众社会理论是一种宏观探讨的话，那么，受众观的阐述就属于一种中观的剖析。过去一般都仅限于把受众理解为信息接受或传播对象。但问题的实质应当是研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在传播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地位是否举足轻重，受众的角色是否可有可无。对此，作者先是以社会学观点提出“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接着，从市场学的经济角度提出“作为‘市场’的受众”；然后，又以法学的观点提出“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这种对受众多侧面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因为这已经从概念的微观认知提升到了中观剖析的高度。
为了说明受众与大众的区别，作者对“大众”这一概念的详细分析，便属于微观认知的范围。作者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逐一分析了大众既不同于初级群体或小群体，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众，而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作者还认为，受众和少数权力精英同处于现代社会之中，“谁掌握了大众，谁就掌握了一切”。这种条分缕析的细微之处，很能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治学精神。
在传播理论研究中，掌握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是社会学的中观理论(MIDDLE RANGE，又称“中程”理论、“中间范围”理论)研究的倡导者。关于中观理论的思想，是默顿和他的老师帕森斯论战时提出的。当时(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对准综合性的一般理论，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模式，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默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在社会学中寻找一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徒劳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无事实的概括和无理论的事实。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观察并切合实际地限定其应用的解释。这种解释，处于对日常事件的观察与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之间，即中观研究理论。他说：“我们有理由去设想，社会学将会在这个程度上提升：它主要关注的是，要和中间环节的发展中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论上，那它就将会受挫。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发展应用的、特殊的理论以限定理论——数据的范围。——社会科学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会冒上风险。就像现代的舞台布置一样，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将会是缺少的、没有装饰的和不舒适的：所谓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都需要的说法，是‘正确’而陈腐的③。”他说，“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这些行为方式之间的理论联系，那就可能发展出一种属于中间环节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强化就是分离经验与假设的一致性④。”默顿以中观理论研究作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离轨行为的“失范”理论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导美国社会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传播学“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者麦康姆斯很赞同默顿的见解，认为传播学除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这两类理论研究外，同样存在着处于中间范围的中观理论研究。宏观研究着重于建立总体或最高理论，如桑德拉·鲍尔——洛斯奇提出的媒介关系依赖论；微观研究则注重实证主义方法或以实证为依据的若干变量的集合，如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而麦康姆斯认为他和唐纳德·肖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还有把关人理论、新闻社会学、“沉默的螺旋”传播模式等，都属于中观研究的理论成果⑤。笔者认为，中观理论已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而麦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开拓。无论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不必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观理论，以免劳而无功；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力于研究和探索传播学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再积以时日，聚沙成塔，把各种相关理论整合成一种或几种更完整、更高层次的宏观理论。
诚然，笔者以为，《传播学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第一章在阐述“信息”概念时，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内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传播学划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因为“非语言符号”只是一种模糊的界定，反映了传播学者对非语言符号的忽视，它离符号学对符号种类的科学划分相去甚远。还有，作者把符号分为信号和象征符两大类进行解释，确实是简单了一些。因为还有另一类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号(icon)是不应当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培养理论和知(识)沟理论都归之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这同该理论之一的提出者麦康姆斯认为那是中观理论研究的见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讨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因内容较新而导致叙多论少；其中“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最具理论色彩，但又缺乏详细的历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论、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统论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本书作者研究传播理论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书作者对符号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第48页)，但又认为“所谓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第47页)；“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第42页)。 可见书中前后说法并不一致。在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图用信息去“统一”符号和意义，但却人为地把符号和意义割裂开来，并把符号仅仅看作是形式，这就违反了索绪尔提出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这一科学论断。实际上，任何意义都必须存在于符号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号之外。至于信息和符号的区分，这是不同学科(信息论与符号学)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信息只能区别于物质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联系起来讨论的话，那就只能说信息论中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符号学中的符号。或者说，任何信息都必须使之符号化，才能产生、编制、提取、传递和接收。
总之，以上提到本书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处，仅是笔者个人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也原意和作者与同行们共同研讨。而应当重申的是，本书的理论成就是主要的。郭庆光教授治学严谨，厚积薄发，在传播学领域默默耕耘长达十余年，终于完成这一佳作。我们热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注释：
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4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第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③罗件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英文版导言第9页，纽约，1968年版。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3
【关键词】民族文化 传播理念 传播路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友好往来，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受到经济利益和社会潮流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与调适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现象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重开发、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庸俗化，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变样等问题是近年来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需要积极的保护，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少数民族文化需要广泛的传播，否则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是加大其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本文从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特性；对两种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的分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合理路径这三个方面论述，旨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实践有所帮助。
一、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特性
1、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
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以符号的形式所体现的民族的价值观念。具体来说，民族文化的内容和要素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单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来说，就包含了诸如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理想信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①民族文化，就是在一定地域内生活的，以血缘或密切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具有共同的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历史和现今所共同创造的、能够代表该共同体特点的，观念的、制度的和器物的文明成果的总和。②中华民族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文化体系。民族文化的含义既适用于中华民族文化，也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本文引用此概念主要在于解释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在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调适的重大问题。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是我们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
2、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
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悠久，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形成，并且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我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不同区域，民族文化地域性强、保持着原有的风貌。不同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息，多姿多彩，争奇斗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的独特性，语言形态的完善，是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重要元素。语言使民族文化在内部系统中广泛传播，相互学习，促进沟通。然而语言的差异性不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少数民族文化以上的特点使得民族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障碍，不利于人们更多的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也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
二、对当前两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的分析
1、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
少数民族文化在大众心目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人民愿意去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人文地貌等知识和信息。然而少数民族文化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特殊性，使得传播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什么样的传播理念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提出了不少见解，其中不少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大众化”的传播理念。刘祥平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有效推动其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贵州民族地区从客观现实出发，应使用本地传统媒体进行对内文化传播，用网络新媒体和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进行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③民族文化传播大众化的传播理念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在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实现“三贴近”的原则。在传媒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实现传媒产业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个理念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产品化传播理念也受到学者的肯定。陈刚认为，通过营销方式打造一个强势的传媒，使其承担起对外传播优秀的藏民族文化，对内传播先进的、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而为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发挥重要作用。④
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的传播理念备受推崇，产品化的传播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理念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实践中传播理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2、批判的研究视野
尽管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传播理念，但是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依然显得很薄弱。民族文化的传播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对当前民族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也存在很多批判。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现象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重开发、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庸俗化；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变样等问题。郑自军、蔡叶两位学者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媒介在地区间表现出严重的非均衡发展，传播分化现象十分明显，民族文化的传播失衡非常突出。缺少民族文化的绽放，我们的文化版图是残缺的。因此，探寻当前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的原因，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⑤中国传媒大学张燕认为，大众传媒对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功利性,导致其传播理念与传播议程设置上的一些偏差和缺憾。对于原发性与独特性十分显著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的观照与传播,应给予基本的尊重和理解,并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其原有的文化面貌，这才是大众传媒的责任和使命。⑥以上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出的思考和批判是恰当的，提出的问题正是结合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实质，也指出了传播中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做法带来的负面问题。建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这些批判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批判也是在完善理论，最终建立更好的理论框架，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指导思想，促进文化传播者，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更好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也是一项急切的任务。现实的情况需要我们尽早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播。在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大潮中，如何传承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的、甚至不成熟的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探索民族文化传播的路径。
三、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合理路径
1、“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
民族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做好民族文化传播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但是，如何进行民族文化传播，是吸收传播学中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还是保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走精英文化传播的道路？两者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也不完全对立。怎么来实现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呢？
本文认为民族文化传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理念。这一理论认为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特殊性，又具有传播的急切性，在民族文化传播的进程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在民族文化传播的初期，也就是现阶段，依靠大众传播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将民族文化内容转化为媒介生产的产品，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民族文化，使社会大众更广泛的了解民族文化。第二阶段是，在受众知晓与了解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其传播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高雅文化的成分，并且尽可能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使其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思想等。当然，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只是民族文化传播发展的自然过渡状态。
2、路径选择的依据
民族文化传播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是现实的需要。这个现实即包括民族文化的现实特征，又包括民族文化的传播问题。这两个现实，使得民族文化传播必须两步走。
从传播对象的角度分析，也需要采取两步走的路径，外界社会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层次较浅，从认知的阶段分析，也应该一步一步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的了解民族文化。罗杰斯和休梅克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过程至少包括四个环节：知晓（了解）、劝服、决定（决策）、确认（证实）。⑦新知识和文化、信息等的传播需要分阶段，采取不同的传播路径。所以，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来考虑，民族文化传播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民族文化传播的思路应该具体，恰当，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在民族文化的传播中也应该既有所区别，又分步骤。民族文化传播首先应该使民族内外区别传播。在民族内部，保留和传播原生态的民族文化，采取各种传播策略，如，老传少，民间说唱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传播民族文化也构成了文化本身。在民族外部，即民族之间的传播，应该采取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易懂易记，使民族文化最大范围的传播。
最关键的是民族文化传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短期内，应该采取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易懂易记，使民族文化最大范围的传播。长期的传播策略应该是回归文化本身，传播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高雅文化的成分，并且尽可能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使受众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思想。
参考文献
①光、何锡章、邹诗鹏:《民族信念与文化特征――民族精神的理论研究》，民族精神研究丛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喻云涛，《文化、民族文化概念解析》，《学术探索》，2001（2）
③刘祥平，《论大众传播媒介与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贵州民族研究》，2009（3）
④陈刚，《浅谈传媒营销》，《中国民族》，2010（1）
⑤郑自军、蔡叶，《民族文化传播的失衡问题研究》，《传媒观察》，2007（10）
⑥张燕，《大众传媒语境下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问题探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8）
⑦[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 著，辛欣 译:《创新的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4
在我院，传播学是针对广告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我们所使用的是部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教材共有十五章，需要教师对这十五章内容进行分析整合：第一章为传播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第二章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第三章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第四章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第十四章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第十五章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此六章均为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按部就班地讲授。第五章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微观层面的两种传播类型——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第六章为中观层面的两种类型——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第七章和第十三章为宏观层面上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这些传播类型可按照定义、特点、功能、发生机制来讲授。需要整合的是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大众传播的分论部分，可以按照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把这些章节分别划入五大板块中，即第八章第二节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第九章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化入控制研究；第三章的符号与意义属于内容研究，可不再续述；第八章第一节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可划入到媒介研究；第十章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属于受众研究；第十一、十二章属于效果研究。经过整合后，全书的逻辑框架变得清晰明了，学生易于理解。
二、案例教学法是重点
针对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应用性不足的课程特点，案例教学法是最为实用的可操作性方法。教师应当重视案例研究，建立传播学教学的案例库，在选择案例时，应当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与时新性。例如，“魔弹论”的经典案例：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造成极度的恐慌，显示了媒介强大的效果，而现今的电视对于世界杯直播所造成的万人空巷的媒介事件亦可以成为“魔弹论”的一个时新的注解。又如：非典时期广州抢购板蓝根和白醋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可用来讲授群体传播中的集合行为及第三人效果理论，韩国影星崔真实等人的自杀事件、满文军吸毒事件、窦唯烧车事件可用来分析流言的负面影响及存在的合理性，引导学生辩证的看待流言的存在；孙志刚事件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舆论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美国《时代》周刊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可以用来理解“拟态环境”，《猫和老鼠》、韩剧的跨文化传播可以对“培养”理论作一注解；《大话西游》特殊的流行过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基模”理论。另一方面，大千世界瞬息万变，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教师可结合当下的传媒现象和新闻热点问题讲授理论内容，引导学生结合具体形象的新闻事例或传媒现象来学习理论，应该更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进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现今，新闻传播学的案例教学理念已被大部分高校承认，并进入到实践阶段。在《新闻传播学案例教学现状调查》这篇论文中，作者论述了案例教学在新闻传播教育中的必要性，考察了哥伦比亚案例联合体这一起建于2007年的最为完备、专业，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新闻传播学案例库平台，并提出借鉴日、德等发达国家以案例为主的新闻传播课程授课方式。人大新闻学院也开发了国内第一个“新闻传播学案例库”，其成果见之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6本案例教材。
三、运用问题教学法辅助案例教学
问题教学法则是引导学生发问或由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从提出方式看，一种是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创设问题情境，而后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增强联系学生实际进行教学的针对性。另一种是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思考、讨论，最后教师有针对性地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质疑与探究热情，把学生的思维迅速地导向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处。两种方式各有裨益，可依据讲授内容交替使用。问题教学法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增强问题设计的针对性。鉴于传播学知识理论的抽象性，教师不能就知识论知识地为学生讲授，可以将知识、概念、理论等巧妙地寓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和能力。教师在设计问题时，首先要搞清楚设问的目的。要让每一个问题都能服务于整体教学的某一点。其次，问题在精不在多。课堂时间有限，过多过杂的问题会挤压教师总结指导及学生理解接受的时间。因而，教师课堂设问的次数要适度，做到少而精。这都需要教师精心设计。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5
[关键词]批判学派；传播符号学；中观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继续保持攀升之势，呈现一派有类费孝通概括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即各路研究纷纷推进，而又一统于“传播研究”。其中，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的学术传统，尤其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孕育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一方沃土。本文即以传播符号学以及相关的话语、文本、叙事诸路研究为例，对这一态势略做论列，回溯其源流，分析其现状，瞻望其走向，以期为学界提供一点参考。
2000以前的回顾
众所周知，我国的传播研究肇始于美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威尔伯・施拉姆所推崇的“四大先驱”，在1980年代仿佛成为传播学的标志。所谓经验主义传统，乃指以功能应用为导向、以实证科学为方法、以琐细问题为对象的“传播学”。此路研究虽有其科学性与必要性，但也越来越受到传播学界的反思与质疑。华裔学者李金铨教授，在近著中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稳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鲜事，学者们关注的无非是体制内的一些技术问题，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国的生活方式，难怪选举(美式民主)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研究铺天盖地，有的见微知著，但不少是微枝末节、琐碎无聊的，鲜有成一家之言的学派者。”(李金铨，2004:p.2)这路研究在1980年代之所以大行于市，缘由似不难理解，概括起来无非两点，一是客观上美国传统在当代学术领域异常强势的地位和影响，使诸多学科不可能不受其冲击；二是主观上当时的学界面对突如其来的各路“新学”，眼花缭乱之际，一时不免“高山仰之”，甚至“顶礼膜拜”。而这一切的背后，自然又同当时“全盘西化”的社会文化心理不无关系。受制于这种学术传统，具有浓重“玄虚”色彩的传播符号学，自然难有什么地位和发展。
19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学术风向的陡然逆转，美国经验实证流派的专美局面也就随风飘去，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性学术传统迅速崛起，影响日炽。特别是市场经济大潮涌起以后，各种具有历史意识、思想底蕴、传统积淀、人文关怀的学术思潮，包括批判性传播研究更趋兴盛。其中原因也可归为两点。一是大众媒介在市场条件下迅猛扩张，急速发展，社会功能日益彰显，从而带来一系列勾联繁复的新课题，而这些又是逼仄的经验实证研究所无法应对的。另一方面，学人的独立意识和本土关怀开始觉醒，日甚一日，“与国际(实为美国)接轨”、“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热望逐渐冷却。于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批判性学术传统异军突起，并且大有取经验实证传统而蔚为主流之势。所谓批判性学术传统，非谓隔岸观火、挑眼拨刺、横挑鼻子竖挑眼、站着说话不腰疼等，它是以超越性的反思态度、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与联系性的问题意识为基本特征，以图揭示新闻传播的多方面蕴涵，从而不仅为新闻传播提供深广的理论视野和思想关照，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赋予其高远的精神意义和文化价值。其中，又包括一系列不尽相同的思路与进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与媒介、后殖民主义媒介观、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
这些新的研究潮流在中国的兴起，不妨以1994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创刊、同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改版和1995年《国际新闻界》的改版为标志。因为，其时这方面陆续出现的研究成果，均以这些学术期刊为主阵地。1997年，吴文虎教授《广告的符号世界》(广州出版社)的出版，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第一部传播符号学的专著。1998年，留法博士陈卫星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与第2期上，连载发表《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进而将传播学分为三个基础学术流派：“注重工具理性的控制论模式，以社会经验为内容的经验一功能主义流派和阐释传播符号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此后，由于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二级学科，这方面的研究愈发活跃。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一旦摆脱“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和功能实用的羁绊，就不得不考虑安身立命的理论根基，而包括传播符号学的一系列批判性学术传统，则具有张力巨大的学术空间，可以生成异常丰富的学术资源，从而为新闻传播学提供坚实而厚重的学科基础。所以，到新旧世纪之交，批判性传播研究已在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获得比较广泛的推展。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片为此专门立项，开展“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
2000以来的发展
2000年以来，批判性传播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引起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日益浓厚的兴趣。其间，传播符号学无论作为理论还是作为方法，同样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理论，传播符号学包罗广泛，涉及诸多学科及学说。举其要者，至少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以皮尔士为代表的逻辑学、以雅格布森为代表的诗学、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心理学、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哲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人类学、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以麦茨为代表的电影学、以艾柯为代表的文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历史学、以让一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传播学等。同样，作为方法的传播符号学也日见兴旺，成为解剖传播的一大工具或“利器”，尤其得到青年学子的青睐――只需翻翻近年来硕士博士论文的提要与目录即知大概。
如同批判性的传播研究具有广狭两个层面，传播符号学研究也可如是看待。本文所谈的传播符号学属于狭义层面，即主要为新闻传播学所关注、由新闻传播学所推展、被新闻传播学所吸纳的研究内容。就此而言，新世纪以来已经取得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其中大致包括译著、专著及论文三个部分。
译著方面可举美国丹尼尔・戴扬等《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麻争旗译；英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王晓珏等译；英国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殷晓蓉译；荷兰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曾庆香译；英国泰玛・利贝斯《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华夏出版社2003)，刘自雄译：英国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4)，许亮等译；法国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季广茂译；英国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文化
与传播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李彬译……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王逢振主编)、商务印书馆译丛“文化与传播”(周宪等主编)等，也包括一些相关的重要著述，兹不一一列举。
专著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路扬、的《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王君超的博士论文《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杨新敏的博士论文《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李彬的《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
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载《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李彬《传播与符号：罗兰・巴尔特思想述略》，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3期；陈阳《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李彬《传播符号的分类及功能》，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李彬《语言・符号・交流――谈布拉格学派的传播思想》，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李彬《符号与世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初探》，载《新闻大学》2000年第2期；李彬《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6期；赵斌《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载《视界》第3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黄顺铭《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载《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丁和根《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载《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李彬《鲍德里亚的“符号革命”及其传播学蕴涵》，载《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3期转载)；仰海峰《鲍德里亚与媒介理论》，载《视界》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载《视界》第1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潘知常、袁力力《文化研究：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载《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范红《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石长顺等《叙事理论与电视》，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范红《审视媒介语言的社会文化内涵》，收录于《媒介二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另外，还有一些未刊的硕士学位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也不同程度涉及传播符号学的内容，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阳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女性期刊中的女性神话》(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曾庆香的博士学位论文《试论新闻话语》(2003)等。两位年轻学子的共同特点，都是将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同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有机结合，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创见。
研究现状评述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及态势看，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基本形成两种取向，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取向与方法论取向。前者探究传播符号自身的基本问题，包括传播符号的本质及其分类(如能指与所指、空间符号与时间符号等)、符号与意义解读(如广告与电视方面的有关研究)、文本与阐释、文本的内在构成、叙事的脉络与逻辑关系、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符号在各种传播实践中的呈现与运用(如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等。方法论取向的传播符号学，则通过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矩阵分析、神话分析等符号学方法，对各种传播现象进行解析。
首先，如前所述，传播符号学包罗广泛，涉及渊深，所以本体论即基础理论研究，难免成果稀少，进展迟缓。然而，这一取向所追求的，往往不是体大思深的系统化建构，就是精雕细刻的专题化论述。前者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的有关子课题及其成果，即《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较为突出；后者以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新著《传播的观念》最称厚重。另外，路扬、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虽然篇幅不大，但以凝练的思想和通透的文字，阐发了批判性传播研究的主要理论，包括传播符号学的有关思想。
与此同时，译著中斯图尔特・霍尔所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既可当文化研究的入门读物，又可做传播符号的基础教材，内容广博，条分缕析。编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重镇。另外，约翰・费斯克等所编《关键概念：文化与传播研究辞典》(Key Concepts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也以相当的篇幅给予传播符号学以全面而翔实的论列，280余个辞条多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有关。编者之一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亦为英国文化学派的宿将，向以《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 Culture)等著述知名。
其次，将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用以解剖传播文本、透视传播活动、分析传播意味，也成为一种趋势。目前，这一取向的研究最为活跃，生机盎然，既丰富了传播符号学的学术积淀，又开拓了传播符号学的应用前景。比如，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通过语言学的三个分支――语法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关系)、语义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解读)和语用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反应)，对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展开专门研究，提炼了“征服”(conquest)、“加冕”(coronation)和“竞赛”(contest)三种电视直播的类型，别开生面，饶有意味，成为传播研究的一个典范。再如，前举陈阳的学位论文《我国女性期刊中的女性神话》，借助传播符号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当代中国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期刊进行剖析，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深层蕴涵与诉求，思路独特，见解犀利，不失为一种新的学术探求。同样，曾庆香的博士学位论文《试论新闻话语》，不仅系统论述了新闻话语的基本构成与内在逻辑，而且阐释了中国新闻报道中一些历史、文化与传统的深层蕴意，特别是借用荣格的原型理论，透视了其中源远流长的诸多意象――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到“抗洪报道”等，对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颇有启发与裨益。
另外，某些其他学科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也不乏新意迭见的成果。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博士通过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探讨了现代媒介及其符码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建构问题。在《长河》的叙述中，频繁出现现代报刊史上的重要媒介，如《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特别是《申报》，据作者统计一共出现了16次。他认为，“沈从文更是把《申报》
笼统地看成是现代传媒的象征和标识，所以它更是一个符码。但正是作为大众传媒符码的《申报》在塑造湘西百姓的‘国家’意识，传播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吴晓东，2003：p.205)这种源于B・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或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研究，不仅为理解现代媒介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尤其为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学科领域开辟了新奇思路，而且对符号的解读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新鲜范本。
当然，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传播学领域一方面收获颇丰，另一方面还存在诸多缺口。而且，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旧的缺口可能尚未补齐，新的缺口又被撞开。针对我国传播学的整体研究状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曾经指出，总体上还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乏原创性，而且往往将国外某个模式或理论简单搬过来，而对其提出的背景和适用的范围了解不多，缺乏考察。这种现象与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不过，目前首先还需解决的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明确传播符号学的定位、内涵、研究走向、学科意义以及同其他传播研究的关系等。
未来走势探析
约翰・费斯克在《传播符号学理论》中，将传播研究分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其实就是美国的经验实证主义传统，它们往往将传播视为一种讯息的传递过程，因此关注的重点在于传者如何编码(encode)和受众如何译码(decode)，以及如何使用媒介以达到确定目标等。总之，这个流派视传播为一种影响他人行为或心理状态的过程。因此，传播未达到预期效果，便属于“传播失败”，并且试图在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寻找失败的原因。另外一个学派，实即欧陆的符号解读及文化研究传统，它们将传播看做意义的生成与交换过程，关注的重点在于文本如何与人们发生互动，产生意义。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误解必然是传播失败的证据，因为误解可能来自传者和受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符号的不同解读。由此说来，传播研究自然成为文化和文本研究，研究方法就是符号学(semiotics)(意义及符号科学)。显然，费斯克对传播符号学寄予厚望。
与此相对，北京大学教授、留英博士赵斌，则对费斯克及其传播符号学颇有微词，不以为然。她在为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文版作序时，对此做出详细阐发。在她看来，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赵斌，2001；p.IV)：
比起严谨沉重、有时甚至出力不讨好的社会学分析，聪明机敏的符号学解读则显得轻松、惬意和诙谐，往往能带给阅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卸掉了历史包袱和社会内涵，符号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它们被人为地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两者可以在不经意之间任意组合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符号学家们成了语言魔术师，他们使用的道具就是没有历史深度的、自由自在的象征符号。盛产时装、香槟酒和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并非偶然地成了符号学的圣地，法国学者巴特和鲍德里亚先后成为世界级符号学大师。在有着深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的英语世界，一些文化研究者们也赶了一回时髦，将法国人的符号游戏当真了。因此，社会文化现象统统被拿来当成符号解读了。这时，问题就严重了。
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结果肯定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她的批评不无道理，有些思想也让人憬然而悟。符号学研究原本存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说的“太科学化”问题，或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的没有“历史感”问题。如若走火入魔、“丧志”，将严肃的社会历史问题都归结为轻松有趣的文本分析，那么确实有可能导致传播研究也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朱学勤)，而远离严肃的社会实践。不过，面对后现代缤纷陆离的媒介景观以及消费主义的文化格局，传播符号学的解剖刀自有其透辟的锋刃，同样可以体现鲜明的批判色彩，如让一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由符号引导的消费社会，符号自我增殖，构成了当下社会的深层运转机制”，“而对符码的批判，正是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仰海峰，2003:p174，182)
关于传播符号学同其他传播研究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丁和根博士，在《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一文中提出：“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运用，将可能对大众传播研究的松散状态起学科整合作用；同时弥补我国目前传播学研究中过于技术化的偏向，为传播学增添人文学科的底蕴。由于符号学是一个十分繁复的复合的知识系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较好途径。”他进而将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归结为“三个维面的综合体”。一是语法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的组织关系，如大众传播语言组织规律、文本和话语的结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搭配等。二是语义学，主要研究传播符号的意指作用、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发生即意义的生成和传达等问题。三是语用学，主要研究传播符号与符号使用主体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媒介话语背后隐含的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因素。另外，在他看来，话语分析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语言符号学，而是兼有狭义符号学与广义符号学的特征。因此，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将有利于将传播符号学的三个维面，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学术目标之中，为综合借鉴符号学方法进行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便捷途径。
综合传播符号学的各方情形，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总体上应该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具体说来，传播符号学不仅同美国的经验传播学和欧洲的批判传播学鼎足而立，而且同两大传统或基础流派互相渗透，彼此勾联，一方面具有浓重的学术色彩，另一方面又体现强烈的现实关怀。如果说经验传播学侧重于知识层面――实际的功用，批判传播学侧重于思想层面――深度的见识，那么符号传播学则侧重于理论层面――有机的体系。也就是说，传播符号学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就具体研究而论，未来一段时间传播符号学可以考虑如下课题：
――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符号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向
――新闻话语的内在结构
――新闻话语的叙事分析
――新闻作品的语篇研究
――影视文本与流行文化
――流行元素的符号解读
――帝国传播的象征策略
――广告的符号建构与意义表达
――传播符号与青少年(包括大学生)时尚观
――文化霸权的符号意味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6
【关键词】传播学;体育传播学;“三步式”教学
New situation of the sports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thinking
――Sports communication in the "three steps" to teaching practice
XIAO M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Henan)
【Abstract】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reform of the sports the professional students to disseminate this subject has a deep-rooted understand and hold; communication teaching reform, especially for sports and journalism students, should for its own requirements and refining teaching;The use of "three steps" to teaching method, let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tudents to learn is to improve the initiative. Practical.
【Keywords】communication sports communication "three steps" teaching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对一定的自然或社会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任何一门新学科的诞生都是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当一种自然或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起来,人们认识和研究这种现象的新学科就会随之产生。人类社会存在了多种多样的传播现象,关于传播的思考也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传播现象的日趋复杂和多样,人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的情况下产生的,传播也不例外。在对传播学以及体育传播学的诸多研究当中,大部分理论虽然是“舶来品”,但是中国新闻传播界也在逐步加大对《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力度,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庆光、清华大学的李彬等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本土传播学专家。将对“新闻”的视角扩展为“传播”的角度,从更大的范围内对新闻传播这个学科进行分析研究和实践,成为当今新闻传播界的趋势,正是因为如此,《传播学》这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日益引起众多高校包括体育类高校对传播学的重视。然而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讲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何针对教学中的难点逐一攻破,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1 《传播学》在教学过程中的难点
1.1 教学内容理论化
与新闻学当中的众多实践性科目不同,传播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从整体学科上来看,传播学属于边缘性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传播学一种理论的讲解,经常会应用到多种理论作为辅助。这就使得传播学本身的理论化色彩更为浓烈。作为传播学分支的体育传播学也是如此。体育传播学理论是体育传播学的核心和主干。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体育传播的基本概念、对象、内涵、外延及体育传播的关系;体育传播的规律;体育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体育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体育传播的基本途径、方法、手段和类型等问题,从而为体育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对传播理论的学习,是传播学以及体育传播学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中心环节。
1.2 理论模式抽象化
模式在传播学这门学科中所占的分量是相当大的。传播学当中的模式除了理论性文字表述外,还包括图形和代码。运用图形对理论模式描摹和再现,这一方法可以使复杂的理论问题形象化,但是对于体育新闻专业的本科生来讲,对图形本身的理解程度还达不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论学习的难度,代码也是如此。传播模式研究的图形表述,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方法。复杂性事物经过简单化的符号化处理,变成了模式图形中一个又一个关键的节点,有时还辅以字母和代码。这种不同于语言结构的代码式的简化,完成了图形模式对传播理论更高程度的抽象。体育传播学是传播学当中的具体化,他们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传播学中理论模式的抽象化同样适用于体育传播学。
1.3 效果应用滞后化
“我学习传播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传播学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问题、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人类的五种传播方式、传播制度、媒介性质和用、受众、传播效果及宏观效果研究、国际传播等内容,体育传播学主要涵盖了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对像和问题、体育传播的历史与现状、体育传播的过程、体育与大众媒介、体育中的受众、效果研究等内容。可以看到无论是传播学的整个学科还是具体到体育传播学主要的授课内容集中在人类传播角度,这和具体的实践性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等技能型授课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同,对于传播学及体育传播学的学习成效往往是在日后工作实践的潜移默化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从学生角度来看,这种效果的滞后性容易带来在学习中的惰性。
2 体育传播学教学难点的解决原则
2.1 学理与实践互动
学理与实践的互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确是我们在处理教学尤其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教学中必须要坚持的原则。传播尤其是体育传播作为一个应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务虚和务实应当并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务虚也并不“虚”,它能在一个更加形而上的层次上对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能够使人们置身于显示的纠缠之外去审视客观存在和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作为现象和信息的实际问题,为解决问题加入思想深度。务实应该更具专业精神的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在真正的“实”的基础上恰切的处理问题。
2.2 抽象模式具体化
抽象的模式在讲解中要还原为具体,这是解决问题的又一原则。教师在此过程中要认真领略理论模式本身的的解释力、预测力、组织力、启发力和可证伪力。在解释传播学的众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时,教师要采用全方位、多角度、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同时把授课过程理解为“搭积木”,将手中本来抽象的几何“代码”通过语言组装成学生能够理解的具体形象,为学生构建出来一种“沙盘上的军事演习”,使传播模式的建构更加符合实际传播中的复杂情况。
2.3 理论案例实践化
首先要对传播学和体育传播学的学习效果有个客观明确的把握。我们对其效果的期待不能像吃完馒头就立即量身高一样,本身理论性学科的特点就是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慢慢渗透和运用的。但是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在实践中尽量从实际的案例入手,从案例当中使学生明白理论的具体运用,比如在讲到“议程设置”时,可以引用08年奥运会媒体之前的造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奥运会公众关注高潮,让学生从实际中明晰媒体在人们日常行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体育新闻专业“三步式”教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一种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论,该理论源于皮亚杰,后经布鲁纳、维果茨基等教育心理学家不断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以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过程,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生如何学习,如何从求知活动中发现规则,整理组织成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经验;“协作学习”是意义建构的关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学模式的启示在于: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知知识出发去发现和生成事物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首创精神,教师应将协作或对话过程视为教学过程的核心,组织学生形成学习共同体,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协作交流,帮助学生深刻认识翻译的性质、规律以及原语与目地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是在这种理论的启示下,笔者认为针对现在《体育传播学》的教学过程,可以从“三步走”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具体情况如下:
3.1 第一步:引入“任务”教学
这里谈到的“任务”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水平设计任务,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利用信息资源主动完成任务,以实现意义建构,提高学生理论能力的相对稳定的操作性框架。在这里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1 明确学生的“中心”地位
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其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学生是知识建构的主体,学生的认知参与、主动思考直接影响任务的完成。离开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任何学习都是无效的。教是为学而存在、为学而服务。教师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发,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设计不同的任务,创设适当的问题情景,鼓励学生自己总结理论。
3.1.2 把握“任务”主线
“任务”教学区别于其它教学模式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强调以各种各样的任务为主线,强调采用具有明确目标的“任务”来帮助学生更主动地学习和掌握理论。所谓任务,就是一种活动,具有以意义为主,有某种交际问题需要解决,与真实世界的活动有某种联系,完成任务优先,以结果评估任务等五个特征。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可以让学生带着“任务”去观察某一段时间媒体或者社会动向并尝试总结。
3.1.3 重视问题“情景”
情景是指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学习情境对翻译知识和技巧的建构起重要作用,不同的问题情景对传播理论的理解与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大都是由美国及日本学者研究而成,体育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在对学生进行任务布置及理论总结引导时,教师需要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和文化背景,要注意到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不能把当今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等同于理论创设时期的情景。
3.2 第二步:建立学习“工作室”
对于理论性学科,如果按照自上而下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教师解说多于学生表述、教师引导探究多于学生自主探究,那么,可能会形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性和思维惰性。“工作室”教学就是针对传统教学中的弊端,结合体育传播学自身的实际创建出来的一种方法。在传播学当中有很多实践调研型理论,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的“既有政治倾向”指数等,都是在具体的问卷调查中得出的指数分析。“工作室”就是让学生分组,成立小的“调查机构”,这个机构便是通过数据“证实”或者“证伪”某一种经典理论,在对理论的具体证明过程当中,学生要建立一种“协作关系”,有明确的分工,数据收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结论分别责任到人,教师在此过程当中以传播领域中的“程序性知识”与“情境知识”为施教核心,提供问题导向与信息处理的知识,训练学生了解情境,进而解决问题,并在仿真经验中学习自我反省。
3.3 第三步:培养“科研”意识
现在高校教学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重教学,轻科研”,“科研”对于本科学生,甚至部分硕士研究生都是个在校园里经常听到、却又十分抽象的词语。很多人把大学本科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而将科研认为是研究生以后才要去面对的问题,这其实不利于研究性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学生对学科的钻研。在体育传播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可以从数据收集工作开始,让学生设计、发放、收集问卷,开展小组访谈和个人深访,鼓励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挖掘有价值的二手资料,完成数据分析、典型案例分析、并且概括总结,拿总结出的理论和教材上经典理论的对比,分析在理论总结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完善自我的理论体系。这样下来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教材中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所做的数据可以为日后的毕业论文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4 结论
传播学专业尤其是体育传播学的本科教育本身具有了一定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的创新和实践也只是在不断前进过程中的一次摸索,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实际问题,学生在完成“任务”及组建“工作室”中的积极性调动问题,相关的硬件设施的不完备,没有专门的实验室等等,不过我们相信通过课堂教学形式的创新、增加科研实践的比例,加强学生职业适应性和竞争力,“摸着石头过河”,及时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就可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学习与应用互相促进、理论与实践互相整合、专业知识与能力相互融合,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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