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保护论文范文1
(一)旗城及旗兵的传奇历史
1.渊源的历史
为了稳定清初的政治局面,清朝廷决定派满洲旗兵驻守全国军事要地,推行八旗驻防制度。据魏源《武事余记》所载:全国驻防旗兵共97处计20余万人,一半驻在东北、新疆和京畿,一半分驻内地各省20处,其中即有青州等地。青州旗城是这众多满城中建营较早、存续时间较长、建制较为完备的一个满洲军事机构。旗城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动工数以万计,历时三年,耗资数十万帑金,其工程之浩大,头绪之纷繁,可称为青州历史上的奇观。旗城满城竣工于雍正十年(1732),毁于1947年,有后存在了215年。其间,人们为了把它与青州古城分开,均称古城为南城,称满城为北城,满城毁坏后,北城的名称沿用至今,即现在的青州市益都镇北城村。
2.浓厚的古典人文主义蕴含
青州旗城是兼容多元文化的古典主义的建筑实体。旗城四门,南曰“宁齐”,北曰“拱辰”,东曰“海晏”,西曰“泰安”,寓有安定山东、拱卫京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深意,是对青州旗城关系清朝国运与民生重要性的人文诠释。旗城的建筑与八旗的布阵,还渗透着汉人看风水的勘舆之学,按照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排兵布阵,青州满城的八旗方位是:镶黄、正黄二旗居中,并列北方取土胜水之意;正白、镶白二旗列东方,取金胜木之意;正红、镶红二旗列西方,取火胜金之说;正蓝、镶蓝二旗并列南方,取水胜火之意。这说明我国古代思想家用以解释世界万物起源的五行之说已经浸入了满洲八旗制度的肌体,折射出建城者既有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推算人命运的迷信色彩,也有追求军事胜利的理念与心态。
(二)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青州北城是山东省唯一一个满族聚居村。有满、汉、蒙、回四个民族,佟、关、曹、马、齐、付、那、郎等50余个姓氏,满族人口约占42.8%。在这里,满族居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很强,同质性较高,有利于加强满族居民团结一致、和谐相处的同时,亦为发展满族民族文化事业、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发展青州旗城文化旅游提供了很大的优势。青州北城满族的民族认同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和青州北城区满族居民的访谈中,绝大部分的人对自己是满族成员感到自豪。青州满族的文化传承体现得较好,他们大部分人甚至年轻人都知晓本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熟悉青州旗城的历史建设过程及发展状况。很多北城满族居民认为满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其中很多中老年人(50岁以上)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历史民俗有所了解,并对笔者进行了诸多介绍。他们还认为,满族文化丰富灿烂,传承这些文化对于保持本民族特色有重要作用。在问到利用满族文化带动北城旅游有何感想时,他们认为,首先,利用满族民俗开发旅游是一件好事;其次,若用满族优秀传统文化带动旅游,北城满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体现,有助于发扬优良传统;再次,也可以使现在的北城更具有满族特色,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具有浓厚满族特色的满族村;最后,开展北城旅游,可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其次,在和青州地方名人的访谈过程当中,笔者不仅系统地了解到满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体会到了当地名人对于满族及满族文化的热爱。在问到关于利用北城满族传统文化发展北城旅游的问题时,他们给予了这一项活动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发展北城旅游对于弘扬满族文化、发展北城经济具有很好的积极作用,有利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及良性循环。同时,在问到开展北城满族文化旅游的建议时,他们认为恢复北城部分标志性建筑、再现满族文化精华和民俗经典,即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又可展现青州北城的特色,同时还可以发扬满族传统文化。
旗城在青州旅游开发中的暂时缺席
青州城区内先后建过广县城、广固城、东阳城、南阳城四座古城。在今天的青州城内,仍保存有许多明清时期的古街。到目前为止,保存较为完整的有棋盘街、昭德街、卫街、偶园街、北门街、北关大街等,这些街道首尾相接,绵延10多里,依然保存着青砖、小瓦、石路、木质活插板门的古朴风貌。印古轩、紫宝阁、兴盛堂、宝艺阁等被称为“十里古街”。历史上,沿街曾有过王曾的“宰相府”、赵秉忠的“状元府”、“软绿园”,还有过“昭德阁”、“海岱阁”等名胜。到目前为止,仍存有山西会馆、培贞书院、偶园等古迹。另外,青州还有保存较为完好的衡王府牌坊、满族旗城、松林书院、海岱书院、范公亭、万年桥、周代驿道遗址等大批历史遗存。面对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州市提出建设文化名城、生态名市、旅游名市和经济强市的目标,发挥文化资源优势,积极以文化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在已开发和利用的项目中,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距今近300年历史的旗城却在目前的“黄金旅游线”中毫无优势甚至说是缺席了。当然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
(一)由于历史原因,旗城的标志性建筑已被拆除殆尽根据史料记载,清王朝的八旗兵民从雍正十年(1732年)进驻青州,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解体,共经历了197年的时间。满洲旗兵团和八旗组织解体后,青州旗城陷入无政府状态,旗兵生计无着,旗人民不聊生。生活极度困难的满城旗人,将都统衙门的两座辕门最先拆除,随后都统衙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也被低价卖掉。旗人们拆完了衙门又开始拆庙宇。普恩寺、北大庙、关帝庙、万寿宫、福应寺等相继被拆除。解放战争时期,城墙便一段一段地被人们肢解推倒,雄伟的四门城楼也被随风拆逝了。现在,青州旗城十八世纪所建旗营官房已寥若晨星。青州旗城的废弃,自1929年旗兵团解体始,至1948年青州最后解放为止,期间除了残留部分官房和个别庙宇外,旗城的城池和城内主要建筑物全部被拆除废弃。当年满城内容官房将近5000间,如今已所余无几。据说,80年代初,村内旧建筑尚有防御衙门旧房4间(在北城十字口西北)及兵民住房200间。但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步伐的加快,剩余的旧建筑迅速被新型民居所取代。目前,全村保留的清代老宅仅有2处,一处为兵丁住房,一处为官员住房。时间不过20年,一座雄伟的军事古城就在齐鲁大地上消失了。
(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特色民俗生活文化逐渐消失青州满族在清代不事农工,以军兵为业,奉饷为生,八旗兵民在清朝中期之前,生活比较稳定。晚清时期,连年战争,每况愈下,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大清王朝的灭亡,青州北城也在历史大浪冲击下随之土崩。根据村委会提供的《青州市益都镇北城村现状分布图》,可以看出:现在的北城村基本上仍保持着原满城建筑的格局,村内外道路、居住区分布,尚未有大的改变,但满城城墙早已荡然无存,城基旧址已修成平坦规整的人行道。2004年,作为自然村的北城村约有1559户,5100人。基本上仍是满族,少数汉人主要是与满族通婚进入的。目前满汉通婚很普遍,所生子女可以随便申报族属,但多数人倾向于报满族。因为报满族可以享受国家有关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其一,升学考试照顾一个分数段;其二,可以生两个孩子。#p#分页标题#e#
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致使青州满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北城村满族居民均无地可耕,集体土地均已收回,用于土地租赁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北城村民忙于生计,有的从事经商买卖,有的进入工厂做工,生活习惯上也深受汉族的影响。虽然在语言、婚俗、生活禁忌上等方面保留了一定的传统,但满族自身的特色民俗习俗特征正在渐渐消失,尤其在年轻一代的身上表现更为明显。
旗城历史文化旅游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满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大力发展北城社区的旅游业,有利于保护、继承和发扬满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四大城门和城墙的重建以及一些具有标志性建筑的恢复,无论是对北城社区的满族村民还是对山东省其他市区甚至是国内外前来观光的游客,都可以让他们产生视觉上的冲击,提高游客主动了解满族民俗风情,学习和了解满族文化的积极性。在旗城文化博物馆里复原相关满族的特色资源,有利于传承和发展满族的服饰、饮食、娱乐等民俗文化。在服饰方面,满族最具传统的是“男子的长袍马褂,女子的旗袍”。通过复原满族的传统服饰不仅可以唤起北城社区满族村民对自身民族传统服饰的保留与发展,还可以让国内外的游客来参观与学习满族传统的服饰文化。在饮食方面,比如在开展一些营业性的餐厅时可以将满族的特色名吃展现出来。如现代风靡华夏各地的满族传统食品———火锅,以及普通百姓日常食用的家常风味及面点小吃,像腊八粥、酸汤子、豆面饽饽、萨其玛、粘豆包、豌豆黄等等。另外,还可以举行一些营业性的表演,比如赛马、珍珠球、射箭、打拨球、老鹞叼小鸡(一种满族儿童喜爱的游戏)等体育活动与游戏。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满族同胞和其他兄弟民族积极参与其中。一方面可以使满族同胞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与交流进一步加深,民族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另一方面兄弟民族在参与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感受满族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满族传统文化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得以发扬与发展。
(二)有利于增强满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随着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满族传统文化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在这种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唤起北城满族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就显得更加迫切与必要。这也就注定了旗城旅游业的开发将在增强满族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斯大林于1913年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由此可见,共同的地域是民族形成的最基础条件。北城社区通过对四大城门和城墙的重建,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如各种古迹遗址)的恢复,可以在地理居住环境上增强北城社区满族人民的地域认同感。而旗城文化博物馆的修建,在其中通过展览满族的手工艺品如中国结、香囊、金玉饰品等,以及品尝满族的各种特色小吃,表演满族的体育活动和游戏,可以让满族人民在参与其中的过程中,既加强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同时也向他人展示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有利于展现青州旅游特色,促进青州文化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与文化结合才能迸发出无限活力。青州有着5000年的历史,名人荟萃,文化灿烂,青州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文化。而旗城文化是青州市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北城社区为中心,建设旗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想丰富了青州市发展旅游业的内容与主旨,也是实现将青州市建成“三名一强”(文化名城、旅游名市、生态名市和经济强市)城市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每一处景点的打造和每一个项目的创意都立足高品位的文化内涵之上,有了文化内涵的旅游才具有灵魂和生命力,才有看点和卖点。通过对旗城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发展,从而促进整个青州市文化的繁荣发展。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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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立法保护论文范文3
关键词:《中国卫生法制》；中医药；卫生法律；中医药法律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疫情防控、疾病治疗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发展的关注，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契机。国务院于2009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研究制订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逐步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1］。《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曾指出“以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以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机制为重点，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促进中西医结合，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中医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可见加强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其相关法律的研究势在必行。《中国卫生法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研究卫生法和卫生法学理论，探讨卫生法制工作的规律和发展方向，介绍国内外卫生法制建设动态和卫生法学研究成果，交流地方卫生法和执法经验，普及卫生法律知识等的中文学术期刊，在相关卫生法律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来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情况，并根据其结果指出我国近年中医药相关法律的研究状况，以期为中医药相关法律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以《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中医药法律相关的44篇学术论文（不包括简讯、文摘与信息等）为研究对象，对其数量、作者单位、基金项目、被引情况逐条记录，进行统计分析。
（二）方法。在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基础上［2］，通过查阅《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1111篇学术论文，仔细查看有无中医、中医、中医药相关信息，并将登记数据分类输入Excel进行统计处理。
二、结果
（一）总体情况。统计发现，在44篇中医药法律相关的文章中以2019年占比最高，达到6．29％。2010年和2011年整体占比也较高，这与当年期刊中开设中医药管理专栏、中医与中医专题、医药知识产权专题有关。随后中医药相关的发文量呈现了下降趋势，但从2016年开始整体呈逐步上升的趋势，除了与当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关，也从侧面反映出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医药行业开始重视，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开始增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近10年关于中医药法律相关研究情况整体较少，仅有3．96％，值得反思。见表1。
（二）第一作者单位及所在地区情况。通过查阅44篇中医药法律相关文章的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统计发现排在前6位的分别为北京中医药大学（8篇，18．18％）、南京中医药大学（4篇，9．09％）、首都医科大学（3篇，6．82％）、江苏省中医医院（2篇，4．55％）、上海中医药大学（2篇，4．55％）、中国政法大学（2篇，4．55％）。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地区前3位分别为北京（18篇，40．91％）、江苏（10篇，22．73％）、广东（3篇，6．82％），皆为我国经济医疗发达地区。
（三）研究内容。44篇文章中，有关键词的有43篇，主要以中医药、传统中医药知识、中医药立法、知识产权、立法、中医医师为主，总体可体现出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的热点，高频关键词统计见表2。44篇文章的主题内容涵盖了中医药法、传统知识、法的制定、医疗损害、中医医师资格考核、知识产权、行政处罚、诊疗活动等，依次为11篇、4篇、4篇、其余为3篇，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四）基金项目。全部的44篇论文中，17篇有基金项目资助，涉及23个项目，全部为国内单位部门资助，统计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获基金资助论文占统计论文的38．64％，资助面较窄，总体受资助数量较少，各年分布不均，且部级项目近10年发表的论文仅1个，远少于其他三类级别项目，可能无法满足较高层次对中医药相关法律深入研究的需要。
（五）被引情况。44篇论文中共有31篇论文被引用，被引用超过10次的有4篇，被引频次在10次以上的论文统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被引10次以上的论文刊发于2010－2016年，总体被引数量较少，被引用的论文大多集中于讨论，中医药知识产权、中医药人才培养和中医药立法这几个方面。
三、讨论
（一）研究范围广泛、但研究数量较少。44篇论文基本涵盖了我国中医药领域目前的热点问题，但从《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的刊文情况来看，关于中医药法律相关的文章数量较少，无法满足当前中医药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并且缺乏对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的相关论文，无法为提高中医药领域相关人才的储备提供借鉴和参考。社会成员对我国中医药法律认知情况也缺少相应的社会调查，没有相应数据的支撑，也缺少这方面的文章，以至于无法为我国完善中医药立法提供意见参考。
（二）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规模不够。随着教育部专业的调整，目前仍开设医事法律相关专业的中医类院校较少，造成中医药法律基础人才储备不足的现象。以2020年研招网硕士、博士招生目录检索来看，在硕士培养阶段，仅有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暨南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分别开设在中医学和药事管理学科下。在博士培养阶段仅有北京大学和浙江中医药大学开设相关方向，分别放在临床药学和中医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下进行招生。可见，我国目前中医药法律人才储备不足，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不够，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的数量自然也就较少。
（三）国家资助较少。《中医药法》自2017年7月1日实施以来，引起法学界与中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从近3年该刊中医药法律相关的发文量明显提升就可以看出来。但从所受到基金资助情况来看，所获得基金支持较少，尤其是部级基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成果出现，可见国家对该方面研究的资助还不够，无法满足研究者对中医药法律相关理论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四、建议
（一）继续开设研究专栏，搭建研究平台。从该刊近年来的栏目设置来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中医药研究专栏了，很多的与中医药相关法律有关的文章都刊登在理论研究、执法与研究和医事法苑等栏目，不利于加强引导，形成中医药法律专门的研究平台。在国家大力重视中医药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建议期刊可重新开设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专栏，以加强引导，吸引从事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学者的广泛投稿，以适应我国中医药行业全面发展的需要，并以此为契机搭建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平台，加强学术交流，以促进我国中医药相关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
（二）加大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规模。面对当前开设医药卫生法律专业高校较少的情况，要加强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中医类院校与综合实力较强的法学院高校可以实行联合培养机制，利用各自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补齐短板，共同开设医药卫生法律专业，既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能力，也可以保障人才培养规模，还保障了人才培养的质量［3］。
立法保护论文范文4
综观整个80年代，我国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从对苏联相关文献的翻译，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深入介绍研究国外青少年法制教育举措，重点反映国外(主要是苏联)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视，希望我国也予以重视。第二，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从单纯重视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拓展到法制教育与预防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协调好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之间的关系，强调预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会的责任。此外，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外，也有人提出拓展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场所与方式。第三，明确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起步期和诞生期，出现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相关研究成果涉及的面比较广泛，有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有域外借鉴的，有拓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场所和方式的。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未来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是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不过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尚处于法制的初创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的水平深度还不足，有待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发展期
进入90年代，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明显的表现就是研究成果比8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当然这只是表面的，深入的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围绕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是理论水平的进一步加深，呈现出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这一问题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实证研究的出现，开始出现了以某一地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入主要表现在:第一，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学校教育存在失衡，学校之外大环境恶劣，家庭教育不当是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障碍。提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对策，用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少年学习法律常识，实行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加强综合治理。第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行为规范教育的必然选择，而法制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政府，并提出了政府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对策性建议，即以学校为中心，依托社区，包括边缘青少年，进行规范性教育，构筑法制教育的管理体系。第三，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法制教育目的偏差、流于形式化、过分依赖学校、农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落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首次出现了对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的研究，认为加强法制根本在于教育人，重点是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目标是使全体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和护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切实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培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校园秩序的观念;学习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第五，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思路方面也出现了专门的文章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表现在:第一，结合具体地区的案例型研究。青少年法制教育伴随着上海社区化的过程，上海市通过积极探索社区化的过程，努力开展针对青少年进行社区化法制教育的实践，利用华东政法大学等研究优势资源，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第二，结合具体地区的调查型研究。共青团河北省委的工作人员赴沧州、衡水等地进行了专门调研，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完善。并分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相关原因。最后结合法制教育的相关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实证研究在当时应当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许多问题与建议都是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比较有说服力。不过对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整体判断不甚准确。此外，媒体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报道与宣传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报道内容简单通俗，易于理解，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走进普通人的视野中、引起大家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采访相关专业的专家也成为一种凸显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形式。
三、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繁荣期
进入21世纪，青少年法制教育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体现。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进入繁荣期，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专门以青少年、青年群体为研究中心的学术期刊的繁荣
《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一贯注重反映有关青少年犯罪、少年司法、青少年权益保护以及犯罪学领域的新动向、新观点、新问题、新经验;致力于整合犯罪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资源，深化和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推动我国青少年犯罪防控与青少年权益保护事业的发展。此外，《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期刊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活跃起来。专业以青少年为研究中心的刊物的繁荣，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论文，这些学术论文能够突出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值得肯定。
(二)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论文的水平与之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
首先，论文的写作更加规范。回顾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诞生阶段和发展阶段的论文，虽然不乏有质量的论文，但是写作大多比较随意。比如论文没有摘要，没有关键词，注释等也很不清晰。总体来说，繁荣期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论文学术规范得到加强。其次，论文的质量比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大致可以概括为研究更为深入，许多论文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进行理论分析，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三)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更加多元
由于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成果非常多，一一进行评述和梳理比较困难，所以笔者选取了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方向性、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进行述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繁荣期研究成果丰硕的一个表现吧!
1．比较研究兴起
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国家，在比较研究中选择美国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成果率先出现。“培养美国公民，面向社会、实现价值认同”一直是其在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坚持的基本理念。同时，美国在法制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上都独具特色:教育内容的社会化，突出价值观的塑造;教育方法多样化，注重行为的养成;教育途径综合化，强化渗透式教育的作用;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律教育的代表，也是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虽然它没有成文宪法，但它却是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法制非常完善的国家，所以它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在对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借鉴。以英美为青少年法制教育比较研究对象成果的出现为这一时期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提供了域外视角，也为这一领域研究开拓了新境地。
2．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兴起
青少年喜欢阅读且阅读最多的是文学，文学的产生源于生活，其审美价值观与法律有着天然的统一，决定了文学应当成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要方式。文学方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与学校课程式青少年法制教育相比较，具有传播法律知识、法律目的和法律价值观更加艺术性、生动性、感染性和超越时空的特点。文学方式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实现需要更新观点，创作具有青少年法制教育目的的准确传播法律且具有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优秀“涉法”文学作品，并通过推荐、转化载体和形式等方式积极推广。以文学的方式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这种利用文学与法学跨学科间的研究拓宽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领域。针对青少年自身的特殊性，少年管教所应当利用其特殊的优势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以这一特定领域来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也应用而生。少管所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关键在于自身要转变观念，主动承担起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会责任。少年法庭作为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司法机构，在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中占有优势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及时开展新形势下所面临的网络伦理、法制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问题研究，对青少年进入网络社会进行法律保护和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网络环境。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拓展到以网络为渠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也开始出现。
3．传统研究得到加强
一方面，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关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理论更加丰满。此外，这一时期报纸、网络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领域的报道和关注也是空前的。综合来讲，这一时期，围绕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和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的研究获得巨大的发展，许多学术论文立论的目的和基点都是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广度更广和深度更深。不过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口号性的呼喊大于理论的沉思，忽视了法治意识的培养，这种情况是值得反思的。
四、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不足与挑战
法制教育是一个兼有法制与教育二者的一个合成词语。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立法工作变化很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立法，尤其是2012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初具规模，这些变化都需要在法制教育中予以适时的体现，教育的内容要紧随时代立法的变化。另一方面，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日益繁荣也为法制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的法学教育在理论上的研究值得在法制教育中予以借鉴。最后，教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教学教法的理论体系的丰满完善使得法制教育的教学方式还有一定的滞后性。针对存在的问题，时代变化，立法发展，法学与教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针对法制教育尤其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紧跟时代潮流，探索中国法制教育的未来之路还很长。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与教材编写，理论分析与实际效果之间更需要一种平衡，需要一直探索、努力。时间一直在前进，笔者认为我们除了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之外，还需要发掘中国的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的现代因素，在中西方比较视野中拓展法制教育的内容，寻找适合中国法制教育的最佳路径，寻找中国法制教育的文化归宿是青少年法制教育时代的要求，必然的趋势。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中国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这些都为我们开展研究、开展比较研究、开展专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而以哲学为角度，我们不能不反思，中国的法治之路，或许并非中国现代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做得不好，问题恰恰在于缺乏了现代法制与历史传统的衔接，而这种衔接恰恰是青少年法制教育成败的关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了法律不能够成为社会行为的主要规范。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与那种外在的、刚性的法律不相协调。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的选择上，亦可见中国人惯常的折中、调和的态度。法律虽为调整社会关系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一点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强调，但在中国人看来，法律的方式太过刚强，而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谐，法律的方式有违这一目标，故为中国人所不取，至少是不尚。”这一问题与现实是我们在进行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应当注意的。
五、结语
立法保护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互联网+;个人信息;信息安全;相关法律
引言:
互联网+背景下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了网络不安全因素的影响，个人信息是指自身的姓名、指纹、卡号、手机号、身份证号等重要的能够被识别的个人身份证件和信息，当这样的个人信息被泄漏不但会威胁到财产安全对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存在着威胁，所以法律所设定的相关条例如:《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都是为了加强我们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当前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措施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还需要不断的去修订去完善，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化思维的管理体制，一下本文将针对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进行探讨，有效改善互联网背景下的不安全因素，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监管和治理。
1．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现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也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学习的重要载体，但是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多的技术隐患，对于用户的个人信息无法进行数据化的安全防护。个人信息的泄漏会导致个人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财产安全也会收到威胁，所以在网络安全隐患的刺激下我国也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保护措施来维护我国人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化发展下出现了以盗取个人信息的网络犯罪群体，这影响了网络环境也影响了用户的个人权益，为我国的立法工作增添了难度。
2．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
2．1保护意识不高，法律知识欠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我们的生活与网络息息相关，在这样的现状下我们忽略了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没有意识到个人信息泄漏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欠缺，缺少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在发生个人信息泄漏或财产损失时无法及时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不高会对相应的法律知识缺乏了解，无法保证自身的信息安全。
2．2法律程序繁琐，解决效率不高
互联网时代造就了大批的窃取个人信息获取金钱的犯罪分子，在我们的个人信息遭到泄漏时就会威胁到我们的个人利益，但是相关的法律制度在对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进行维护或解决时程序太过繁琐，不能及时对个人信息泄漏造成的隐患进行制止和维护，法律保护制度的实施效率不高，这样会使个人信息泄漏者的权益损失加大，繁琐的程序不利于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也不利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2．3法律制度落后，存在保护漏洞
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监管需要融入网络信息技术，传统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律法规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当前人们的生活与网络息息相关，无论是学习还是购物都习惯在网上进行交易，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了窃取个人信息的机会，这会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和人身安全隐患，法律制度的落后监管模式无法对网络犯罪分子进行治理，造成网络环境安全监管的漏洞，影响网络环境的安全发展。
2．4立法规划分散，欠缺立法操作
我国的立法条例比较分散，在我们的个人信息遭到泄漏时，我们无法判断自身的损失需要靠哪一法律条例来维护，立法规划的分散，会导致立法操作的延缓，这不利于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保护，这就制约了法律对网络环境的治理力度，导致网络秩序的混乱，无法保证个人信息在网络上的安全使用，也不利于法律制度对个人信息安全管理的完善，造成立法实际操作的欠缺。
3．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策略
3．1提高防护意识，学习法律知识
虽然互联网时代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但也为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所以我们应该提高对自身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意识到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重要性，防止个人信息泄漏。互联网时代下电商崛起，个人信息的泄漏会引起网络环境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进行网上交易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促进网络平台交易秩序的稳定，除了要提高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也要多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学会如何运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信息泄漏带来财产隐患时能够及时运用法律知识处理信息安全事故的发生，为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提供法律的保障。
3．2简化工作流程，提高立法效率
互联网时代下个人信息安全的泄露会导致网络秩序的混乱，法律在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保护上应该简化工作流程，让个人信息遭盗泄漏的用户及时挽回损失，法律办理流程的简化能够提高我国人民对法律的依赖程度，更加信任政府机关和法律法规政策，所以在法律的个人信息监管和维护上应该化繁为简为人民办实事，提高我国互联网立法的实施效率，我国互联网立法效率的提高才能加大对网络犯罪份子的打击力度，有效的对用户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防止个人信息泄漏出现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隐患，只有简化法律办公流程才能及时为用户提供信息保护，提高立法的工作效率。
3．3缩短修订周期，提高保护力度
互联网时代在网络技术的带动下发展迅速，我国法律的修订和完善周期较长，落后的法律监管制度已经不适用于新时期的互联网环境，所以我国在进行个人信息维护的相关法律制定上应缩短修订周期，融入新时期的互联网思维，是法律的管理和治理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需求，避免出现个人信息泄漏时不能及时做出解决措施，我国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律应改变传统的保护理念，完善网络信息化技术的法律监管，加强对网络安全项目隐患的信号追踪，排除一切不良因素，加大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力度，促进网络环境的稳定。
3．4完善立法体系，加大落实力度
互联网时代为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安全隐患，为了促进网络环境的安全，我国的法律也随之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例，并且加大了对网络的监管力度，但是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激起了大批窃取用户信息获取非法财产的犯罪群体，为我国法律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带来了难度，所以针对网络环境的不安全因素我国的法律制度应不断完善和修订，打造完整的立法体系，加大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落实力度，有效改善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环境。
4.总结
通过本文对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相关法律的探讨，我们了解到了法律制度对我们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重要性，那么想要有效的对个人信息进行防护不但要靠法律制度的维护也要靠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提高，我们应该主动学习法律知识，了解个人相关信息保护的法律条例，在发生信息泄漏和财产损失时及时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法律制度的实施上也应该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立法效率，立法的修订也应缩短周期，跟上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步伐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大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落实力度，不断推动互联网时代立法工作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韩靖人．网络安全视角下我国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研究［J］．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论文，2017(04)
［2］赵德昌．互联网时代下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研究［J］．散文百家，2018(03)
立法保护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路径探索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私法领域的保护较为被动，且规制的范围主要是针对营利性主体和非政府机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而公法领域的刑法所要求的条件较高，一般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在未达到犯罪标准的情况下，无法运用刑法进行惩罚。而从行政法层面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更高的严密性，行政法可以明确具体地规定个人信息的请求更正权和救济权，规制范围更具有针对性。因此，对国外先进的行政法保护经验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对我国更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行政保护策略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1个人信息概述
1.1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
我国没有个人信息方面的专门立法，对个人信息的概念尚未统一，根据学术界的学者们关于个人信息的内容达成的基本共识，个人信息可以被界定为“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获取的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受法律保护的信息，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工作、教育、财务、健康状况以及其他具有个人指向性的信息”。
1.2个人信息的特征
个人信息所包括的内容具有较为宽泛的外延，能够将人与人区别开来的任何有关个人的碎片材料都可以视为个人信息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和可识别性的特点，包括与个人相关的基本情况、生活背景、个人习惯等。同时，个人信息具有时效性，个人信息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每个人的信息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更新，比如年龄、身体状况、家庭住址、工作情况等。另外，个人信息还具有可共享性，同一部分的个人信息可以同时被不同的信息用户获取或利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上述特征在拓展了其价值空间的同时，也给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了难度和成本。
2我国行政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分析
2.1现有行政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2.1.1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立法
我国现有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律有近40部，法规30余部，部门规章200多部，较为分散，且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不够统一，无法准确界定行政法领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甚至有些条款的规定欠缺可行性，导致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未能达到期待的效果。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行政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从理论层面基本做到了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督、救济，但由于无专门的立法，规定较为笼统且繁琐，同时有很多操作性不强的法律规定，缺乏相对应的处罚措施和完善的救济途径。
2.1.2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执法
互联网的普及使行政机关越来越方便地收集、处理和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可能会由于行政机关在采集、存储和信息公开等环节受到侵犯，在出现个人信息被超范围使用或泄露时，“官本位”的执法理念下行政机关甚至不把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作为自身的义务，甚至一些行政机构为了提高办公效率，节省办公资源，开通机构间信息共享渠道，但由于缺乏监管，致使个人信息资源在共享过程中出现泄露时无法明确责任主体，公民个人信息权遭受侵害却无法得到救济。这些常见的情形彰显了行政机关在执法上的不足，未做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信息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
2.2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2.2.1行政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不完善
（1）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规定不明确。行政法中对个人信息权的内容和范围未作出确切的规定，只能在具体法条的基础上对公民享有的个人信息权利进行推导适用。比如：根据法条中规定的“公民有了解或知道自己个人信息被收集的目的的权利”，得出公民对个人信息享有知情权的结论；“公民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不符时，有提出异议和更正自己信息的权利”，推导出公民享有个人信息的异议权和更正权；以及在个人信息遭受侵害后才能要求行使的删除权。然而，一些其他正当性的权利如公民拒绝提供信息的权利等在行政法中没有提及，很容易导致信息主体无实质权利、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的后果。（2）行政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行政行为缺乏规制。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对行政机关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遵守的规则较为简单且笼统，没有具体操作程序的法律条文，给法律适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如，行政法律规范中有的规定了国家需要对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有的规定了政府在公民查询个人信息时的审查义务，尽管这些规定对行政机关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作出了要求，但并没有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或乱作为而导致个人信息权利遭受侵犯时，应承担什么样的具体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3）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滞后。行政机关处理公民个人信息时按照现有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总体要求为依据，行使自己的职权，但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事项，行政法律法规没有专门的规定，对处理个人信息的行政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规范未具体区分，若出现行政机关收集、保存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利用的情况，行政机关往往在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后才进行事后保护，按现有行政法无针对性的操作程序无法及时保护公民因个人信息遭受损害所产生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2.2.2个人信息处理的主体缺少监管
我国个人信息处理的主体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和非行政机关，其中，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集散地”，在收集、处理和使用信息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方面需要受到严格监管。实务中，一方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主动泄露个人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发现信息泄露而不作为的现象较多；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专门建立的信息库储存的个人信息具有较为广泛的覆盖率和超高的准确率，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首要目标，在监管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利用系统保护的漏洞入侵行政机关的信息库，盗取信息资源。因此，我国需要设置专门的监管机关对不同级别的处理个人信息的行政机关进行统一监督，避免目前的上级监督下级的方式存在的监管缺陷。非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不法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收集和使用。我国《征信业管理条例》中明确了行政机关等征信管理部门对非行政机关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监管职能。但现实中，即使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管力度不够，公民个人也较难凭借自身实力对行政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虽然行业自律组织在规制行业间个人信息滥用的现象中也能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但由于我国行业自律制度不够完善，对非行政机关类的信息处理主体的监管尚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2.2.3个人信息救济制度不健全
“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制度作为保证权利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健全与否关系到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能否顺利实现。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缺失，大多时候政府部门不能为公民信息安全提供相应的保障，在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害时往往出现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济或者救济不到位的状况，法律形同虚设，造成的后果不只是公民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无法得到赔偿，甚至会威胁到法律的权威，产生不良的社会效应。我国行政法虽然规定了行政机关不作为或非法作为时，公民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维权，但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救济过程中缺乏实际可操作的规范指导，公民实际实行行政救济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公民在发现个人信息权益遭受侵害时，往往无法确定自己的信息何时被泄露、被谁泄露、泄露的程度，从而出现无法确定被告、举证不能等问题，也就不能顺利通过复议或诉讼的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另外，与强大的公权力相比，公民个人力量较为单薄，在公民知晓个人信息遭受行政机关侵害的情况下，通过举报、检举、投诉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可能最终不了了之，个人权利无法得到实际救济。
3国外个人信息的行政法律保护制度
3.1美国分散立法和行业自律结合模式
美国在公领域和私领域分别设置了个人信息的保护制度。在公领域，通过分散立法的方式，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引导。美国制定了《隐私权法》和《信息自由法》，分别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规则和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在私领域，主要依靠外部的社会组织制定的自律规则进行辅助引导。美国的行业组织较为发达，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制定较为针对性的自律规则，更加有效地实现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为了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能够有序进行，美国通过公法与行业自律规则相结合的模式，分别在两种制度中明确了各自规制的范围和侧重点。美国的这一完善的制度设计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健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国可以在行政法中明确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范围，并对行政机关处理公民个人信息时的职责和义务作出详细规定，避免公民个人信息权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遭受侵害。
3.2欧盟的统一立法模式
欧盟于2018年5月25日全面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①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和监管规定了较高的保护程度和保护标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作为各成员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共同遵守的法律，各成员国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配套法律，保障欧盟体内各国家之间信息的安全流通。欧盟还设立了针对个人数据保护的专门机构，主要对信息控制者的行为进行监管，在公民个人信息被违规披露或流通时，可以行使投诉权。同时，监管机构还拥有强大的执法权，便于其调查和处理个人数据相关的投诉事件。我国有必要借鉴欧盟的经验，在个人数据的收集、流通方面制定完善的规则促使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进行有序、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学习欧盟监管机构的设立及权利配置，提高行政机关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执法效能。
3.3日本的统分结合立法模式
日本制定了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分散立法和统一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分别对政府机关和个人在信息处理方面应遵循的规则制定了不同的法律。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国家和地方均有相应的立法，法律保护体系较为健全。日本未设置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机构，但通过赋予行业组织处理公民信息一定的自由度量的权力，确立了公民个人信息受损害时可向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寻求救济的制度。同时，日本还设置了“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主要为行政机关信息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类的案件提供咨询建议。日本法律在赔偿救济途径方面的规定也较为完善，公民可以在国家赔偿的救济无法实现时，主张民事赔偿请求权，赋予公民多种个人信息权利救济途径。
4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改善建议
4.1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我国在各个部门法中零散的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但是部门法之间缺乏协调性，与形成全面的保护体系尚有一定的差距。统一立法模式更符合我国成文法的立法传统，且较之零散的立法模式，统一立法能够有效避免标准多样的弊端，更加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有效执行。因此，采取统一的立法模式，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的保护原则、保护范围、救济途径以及侵权赔偿等内容，才能为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法律依据。
4.2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
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机构，专门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针对不同的监管对象设置两个部门，分别监管行政机关和非行政机关，赋予其相应的行政权力，如调查检查权、行政裁决权、行政处罚权、行政救济权等。同时，保证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保障其职权的实现。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监督、管理信息处理的各类问题，实现监管标准一体化，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
4.3完善个人信息的行政救济制度
当政府机关对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致使信息泄露，或者公民个人信息被行政机关超范围或超职权使用，给公民人身或财产造成一定损失时，公民有权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要求公共部门赔偿损失，也可以在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中一并提出赔偿。第一，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扩大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执法部门对个人信息主体作出不法行为时，公民个人可以向个人信息的专门管理机构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于公民因个人信息遭受侵害而提起行政诉讼时侵权主体的确定具有一定的难度，应该由疑似侵权主体承担举证责任。专门机构和法院根据具体的法律规定，对政府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调查，如确认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二，行政赔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因而，行政机关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请求赔偿也可以在提出行政复议时要求行政赔偿。行政工作人员侵害个人信息时，公民可以向信息执法机构申诉，主张损害赔偿。如果通过上述两种方式不能实现对当事人的救济，可以提出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获得赔偿。同时，建议在行政赔偿的范围中增加对个人信息人身权益造成损害的精神赔偿金，以弥补公民个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
5结语
大数据时代，世界各国将进一步加强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在我国这样一个注重行政管制的国家，从行政法层面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更高的严密性。行政法可以明确具体地规定个人信息的请求更正权和救济权，相较于民法和刑法的规制范围，行政法更具有针对性，是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迫切性日益凸显，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有行政法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为将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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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保护论文范文7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公益诉讼；法律援助；排污权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倾向于城市，忽视了生活在广袤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的环境权益。农民作为环境弱势群体，其环境安全正不断遭受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威胁，这明显有违权益公平的原则，究其原因在于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国宪法的第26条将环境保护和防止污染上升到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规定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行环境保护，且《环境保护法》中第16条至第23条也明确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要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环境质量负责。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将这些法律条文用于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行之有效，但对于农村环境治理而言适用性不强，导致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一直处于法律边缘化状态。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环境治理困境，建立起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环境保护法》，以此作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基本法规，实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但本文认为在目前的立法过渡时期，面对严峻的农村环境问题采取一些有效的法律手段十分必要，进而为《农村环境保护法》的制定提供实践依据。
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机关、企业组织或个人存在行政不作为或者违法行为，使得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公民为了维护环境公益拥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力。然而，在2013年出台的新《民事诉讼法》中，将原告资格限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公民“个人”则被排除在外。同时，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中，由于面对着不菲的诉讼成本问题，且环境诉讼案件的审理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诉讼费用的承担和分担问题尚无定论，导致很多环境诉讼案件最终不了了之。另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对农村环境造成侵害的责任主体相对多元化，如造成农村河流污染的源头可能来自于企业的工业废水亦或农民的生活污水，或者兼而有之，证据的缺乏很容易导致真正的制污者最终逃脱法律的追究。因此，首先要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环境污染具有潜伏周期长、危害面积广的特点，生活在乡村中的农民对此自然是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是公民履行法定权利的应有之义。因此，我国法律有必要拓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范围，应囊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使农民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提升他们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其次，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过高往往会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最大障碍，导致很多案件最终选择了息事宁人。因此，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很有必要，政府应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并制订配套的基金管理办法，以支持农民发起环境公益诉讼，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最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证据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如果原告因为技术原因及经济原因等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法院可以对原告的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签发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收集令，规定相关的企业、法人、公民及其它社会组织有责任如实地提供相关的证据资料，如拒不配合则可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应该注意的是，要对证据收集的主体、客体、范围和程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建立环境法律援助制度
目前，我国农民已成为环境纠纷中的弱势群体，无法保障自己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在与强势的排污者进行协商和谈判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同时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环境保护资源供给不足的同时也阻止不了城市的污染转移。加之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在保障农民环境权益方面还十分薄弱，导致他们在法律活动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总体而言，环境保护法律具有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特征，不能充分反映农村和农民对环境污染控制及生态保护的要求，在基于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借助法律援助手段来满足广大农民在环境污染中的利益诉求，这也是建立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目前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导致环境法律援助工作进展缓慢。因此，首先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为了确保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执行，应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以条文形式对农村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援助程序和资金使用等进行规范；其次，设立专门的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中心等类似援助机构，并规定其援助范围应包含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通过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文书等服务，引导和帮助农民依法维权；再次，设立环境法律援助基金。环境法律援助基金的来源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同时通过舆论引导等手段吸引社会捐赠，进而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减轻农村法律救助机构的经营压力；最后，强化合作意识。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应与工会、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相关组织进行密切合作，进而减轻工作量、扩大覆盖面，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三、实施排污权市场交易制度
实施排污权市场交易制度是治理农村污染、保护农村环境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它以控制污染总量为基础，充分发挥政府行政管制与市场价格杠杆的双重调节作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了环境公共权益和农民环境利益，用最低的投入成本控制污染物排放目标，进而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排污权市场交易制度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美国引入我国，目前已有山东、江苏和山西等省开展了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实践证明排污权市场交易制度的实施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解决了因农村环境污染源较为分散而采取的传统“点对点”治理方式的弊端。为了保证排污权市场交易制度的顺利实施，首先应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确认排污权的地位，详细规定各个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让排污权交易从区域层面走向国家层面，并细化指标核定、分配方式及使用年限等具体法律条文，促进排污权的跨地区交易，对于破坏正常市场运行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保障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其次，基层环保部门应全面评估当地能够承受的排污总量。在整理和分析了当地的排污数据之后，结合当地的环境发展规划，确定本区域能够容纳的最大污染物负荷。环保部门再根据制污者的实际情况，将排污权根据制污者的实际需要进行初始分配，赋予排污权以商品属性使之可以在市场内自由交易，制污者无疑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主动将自己过剩的排污权向外转让，而过量制污者则买进排污权，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内化到企业生产成本当中，促进污染控制技术的升级。
四、提高民间环保组织法律地位
民间环保组织具有自发性和公益性两大特征，因此能够获取全社会的信任，可以较为顺利地整合资本和技术等广泛的社会资源。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民间环保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设立条件严苛。我国对民间环保组织的设立采取的是“双重许可”审核制度，即需要通过业务部门和登记机关的双重审核方能获得主体资格，因而其设立门槛被大幅抬高。同时，我国采取区域内民间社会团体“限制竞争”的法律制度，即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如果已有民间环保组织，则其它同类的民间社会团体无法审核通过，妨碍了民间环保组织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其次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民间环保组织作为法人社会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法律应当充分给予权利保障，而我国目前缺乏对民间环保组织的专门立法，使得其法律权利比较模糊、法律保护机制并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环保组织难以充分发挥法律效用，在推进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很难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到司法救济。因此，首先应放宽民间环保组织的设立条件。国家要减少对民间环保组织设立的条件要求，对一些不合理的准入要求应予以撤消，从而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立和登记提供宽松的行政环境和法律环境，且政府对民间环保组织的监管重点应以规范和引导为主，从控制型管理转向服务型管理，减少行政干预以免影响其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其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要使民间环保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团法人，应完善与民间社团相关的法律制度，使民间环保组织拥有环境知情权，进而监督其他市场主体的环境污染行为和环境管理行为，同时对于一些相对成熟的民间环保组织，可以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使其承担部分公共管理功能，减轻政府行政压力并节约行政成本；最后，赋予民间环保组织环境公益诉讼权。这是民间环保组织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重要司法救济制度，因为当农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作为受害者的农民个体在面对制污者时显得过于“单薄”，这时民间环保组织就可以充分发挥其组织优势，代表农民对制污者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效地解决农民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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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保护论文范文8
当前，智能设备逐渐深入，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因特网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便捷助手。社交网络就是通过互联网将全球的个人联系在一起，组建一个开放性的社交平台。社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朋友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影响互联网发展的一道屏障，为了保护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本文通过对当前社交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现状进行分析，对当前一些较为流行的互联网保护措施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措施。
关键词：
社交网络；隐私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举措
引言
社交网络平台是互联网应用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当前科技的发展，移动互联终端迅速普及，智能手机、移动电脑等设备充实人们的生活。社交平台为社会上的个人创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逐渐发展自己的人脉关系，扩充自己的人脉网络，寻找曾经的朋友；用户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分享自己的照片等；还有就是近两年逐渐流行的朋友圈之间互发红包等等，通过该平台逐渐拉近了朋友间的友谊。但是，分享的同时，个人信息也被上传到网络平台，成为一些不法分子注意的对象，近年来，网络犯罪的比例日益变大，社交网络中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迫在眉睫。
一、社交网络安全性分析
社交网络是一种基于因特网的网络使用方式，它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扩充人脉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相当于整个社交网络中的节点，用户之间通过交流与沟通，将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越来越复杂，互联沟通面得到不断扩展，社交网络普及面越来越广阔。当前，Android系统和IOS系统中的聊天通讯应用更新频率不断加快，应用软件层出不穷，因此，为社交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基础。因此，未来社交网络的覆盖面将会更加广泛，用户活跃度将会更加高昂。但是，正是由于社交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网络上的虚拟人物良莠不齐，相关用户很难从表面上去进行辨伪，很容易上当受骗；此外，当前许多通讯聊天应用为了实现更加精准化的交友条件选择，对用户的个人信息完全透明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用户能够更加轻松的找到自己需要找的人，但是也为网络犯罪创造了绝佳的搜索平台；还有，当前许多人过分依赖网络，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的真实存在，对自己的信息毫无忌惮地展现在社交网络上，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高自己的空间浏览量和关注度，用户在进行分享的同时，用户个人的信息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所关注，进而进行违法犯罪行为。据调查，2014年我国因网络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近万亿元人民币，高达90%的互联网用户都受到过网络犯罪的攻击。因此，增强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势在必行。
二、隐私保护控制方法
为了在社交网络中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研究，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技术：①Sweeney专家提出的K-匿名技术，该技术将用户信息数据库的部分信息数据进行泛化处理，使得其中包含个人敏感信息的K个位置的信息数据形成匿名集，进而实现对用户隐私的保护；②Chen等人提出的生成虚假信息的隐私保护方法，在用户位置信息的服务器中形成多种不同位置信息，进而使得攻击者难以正确识别用户信息；③MatsuuraK和HuangL提出的基于区域划分的轨迹隐私保护理论，将用户的轨迹进行分析分类，对用户经过的敏感区域进行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防止用户个人信息的泄漏；④Gabrial提出基于分布式协议的prive方法等等。
三、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
3.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条文
在当前法制社会里，通过建立健全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文非常必要，通过法律保护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不受侵犯，是立法机构当前非常紧要的事务。对于当前有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搜集个人信息，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用于违法犯罪的行为，相关法律应该给予严惩，对于一些通过设计开发包含有非法搜集个人信息漏洞的应用软件，然后用于从事非法商业活动的商家个人，相关法律条文也应该严厉惩罚。
3.2社交网络企业加强用户信息保护管理
社交网络企业应用实名制注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不法分子通过注册一些非法账号用于网络诈骗，防止个人信息的泄漏，但是，这种情况下，注册的用户需要填写的信息更为透明化，如果账号被盗泄漏的信息将会更严重。在这种矛盾下，这就需要社交网络企业加强对用户信息的保护和管理。通过不断优化相关软件应用，对其中的漏洞进行不断修复升级，提升系统稳定性，运用先进手段对网络攻击者进行拦截。
3.3提高社交网络用户安全意识
除了需要国家和相关企业提高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外，用户个人也需要了解一些保护个人信息的方法。虽然社交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交平台，但相关用户也不能过于放开自己，将自己的全部信息全盘透露给好友，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分享给好友，这样就会存在许多安全隐患。所以，作为社交网络用户，需要时刻提防社交网络的局限性，及时对自己的软件进行升级，完善系统漏洞，对自己的一些敏感性信息有防范保护意识，对自己的信息安全负责。
四、结论
社交网络有利有弊，它在拉近朋友间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用户与网络犯罪的距离，为了保护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立法机构、相关网络管理企业、用户本人都应该具备时刻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意识，通过相应的措施不断完善社交网络，使得社交网络平台更加安全、便捷、实用。
作者：刘伟彦 单位：武汉市第六中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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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晓明.贺敏伟.社交网络大数据商业化开发利用中的个人隐私保护[J].图书馆论坛,20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