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发展论文范文1
摘要：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任。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进程的加快，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安徽高职教育尚未完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专业结构、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尚有一定差距。
安徽的经济建设需要高职教育提供人才支撑、科技支持与服务。为此，高职教育要为安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壮大皖江产业带、大力推进产业集聚，提供人才支撑，必须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协调互动、互相促进，最终形成共同发展。
关键词：安徽；高职教育；地方经济建设
政策和资金保障。2003年以来，杭州市政府对学院的投入力度成倍增长。2007年，市政府将投资3亿多元的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建在学院，明确基地性质为公益性、示范性、公共性，基地日常运转经费完全由政府承担。其次，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学院形成区校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成立“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委员会”、“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委员会”等，为学院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三，学院与友嘉实业集团共同发掘校企合作的内在契合点。学院确立主动服务企业、校企文化共融、利益共享与人才共育的办学理念；企业把集团的叉车设计研究所、邮政设备研究所设在友嘉机电学院，双方共同开发产品和技术，形成了共同规划、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发展机制。
实现了资源共享，解决了办学资源的瓶颈问题。友嘉机电学院培养的是机械、数控、电气、模具等第二产业发展急需的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先进的实训设备，但大批量的实训设备，学院既难以承受，又难以做到及时更新，而“校企共同体”的友嘉模式则解决了学生实习设备与技术的先进性问题，保证了友嘉机电学院学生在校期间能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同时，友嘉集团还为学院提供了先进的实训师资，这些技术人员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为学院教师和学生提供培训，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1．友嘉实践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随着友嘉机电学院的成立，友嘉实业集团也将把总部迁入杭州，并设立3个数控机床制造基地，把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引进杭州，对提高当地的制造业水平，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从而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提高就业质量起到积极作用。学院依托友嘉机电学院平台，为社会提供培训和科技服务。2008年培训社会人员1000人次，教师主持参与省市攻关项目10多项，科研经费达100多万元，为其他中小型企业技术改造10多项。
2．友嘉模式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友嘉机电学院模式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友嘉机电学院2008级毕业生就业率达99.16%，企业满意率达到95%以上。同时，2008年招生分数创历史最高，学院大部分专业的录取分数都高出分数线80多分。数控专业学生在2009年浙江省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数控大赛团体三等奖。同时,友嘉模式在学院进行了推广,按照友嘉模式,学院又组建了达利女装学院、新通国际学院、金都管理学院，从而提升了学院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我国经济发展将日趋区域化、地方化。发展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多方支持，特别需要高职教育的支持。当前，安徽正在实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工业强省”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这为地方经济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高职教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认真分析研究安徽高职教育和地方经济建设的现状，使其紧密结合、协调互动、共同发展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安徽高职教育尚未完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
1.专业结构问题。
2007年7月安徽省高职教育专业情况分析报告中指出，安徽高职教育布点较多的是电子信息、财经、文化教育类专业，这些专业占全省高职教育专业总数的46.9%，矿业、材料能源、资源、制造业及交通运输类专业数量较少，只占13.4%。从安徽确定重点发展的汽车工业、装备制造业、优质金属材料工业、水泥及非金属材料工业、电子信息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能源及煤化工业及生物技术工业支柱产业以及安徽经济增长速度位于前五位的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和设备制造业来看，安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结构与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类型不尽适应［1］。主要是高职院校受功利主义的影响：一是重文轻工。因文科类的专业办学成本较工科类专业低得多，许多院校只顾办学效益，忽视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二是专业设置雷同。有些院校不顾自身条件，不顾地方经济特点，一味追求办学规模，缺乏专业整体建设规划，对人才需求的类型不明确，把目标瞄准在热门专业上，专业设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专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三是专业设置定位不准确。
只看全国“大市场”，不顾地方“小市场”，某些院校不惜代价在江、浙、沪、深等处设立就业办事处，关注就业“大市场”，却忽视了地方“小市场”。此外，区域经济建设中一些急需专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近几年尽管安徽高职教育增设了通信工程、信息管理、电力技术类、矿物加工类等部分高技术含量专业，但总体来看这类专业成长缓慢，仍处于弱势地位。再者，安徽是农业大省，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发展高科技农业，因此，培养大批从事农业的高科技人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高职院校应相应开设一些相关的涉农领域的专业，如农业技术、林业技术、水利、畜牧兽医、食品加工等，但在安徽64所高职院校中目前真正开设涉农专业的还微乎其微。
2．人才培养问题。
高职教育具有双重属性，既有高等教育的属性，也有职业教育的特性。部分高职院校由于对高职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出现办学定位不准的问题。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没有跳出学科教育的教学模式，仿照普通高校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忽视实践技能的训练，致使培养出的学生虽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动手能力较差，体现不出高职教育的人才特色。另外，还有一些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上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高职教育看成是单纯的职业教育，过分强调专业技能和技术，忽视理论基础知识的传授，甚至删去必要的专业课程，致使学生工作后缺乏发展潜力及转岗的适应能力，仅仅成了一名简单重复的操作工或者“机器人”。
人才培养质量与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息息相关，在办学条件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师资和实习实训基地问题，尤其是“双师型”教师和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是上手快、动手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但目前安徽高职院校大多是地方政府所办，地方政府多因财政紧张而对高职院校办学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办学条件较差，“双师型”教师数量不够、质量不高，专业教师缺乏现场经验，动手能力不强，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滞后等。再者，由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学改革不到位，培养的人才在素质、能力、结构上难以满足地方企业的需求，致使一些毕业生因市场竞争能力不强造成就业和创业难。通过对安徽20所被评估过的高职院校来看，有14所院校“双师型”教师仅占专业课教师数量的15%，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有16所院校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较差，造成实践教学多由理论课代替完成。这种教学条件势必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制约经济建设和发展。
3．科技创新问题。
我国高职教育起步晚、高职院校建校时间短，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虽然挂上大学的牌子，实际上中职教育的痕迹还根深蒂固，尤其是封闭办学思想较为严重，缺乏科研意识，服务社会促进科学技术转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较差。当前，安徽部分高职院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意识淡薄，没有立足地方，对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人才需求的类型了解不够、把握不准，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造成高职毕业生结构性过剩。由于封闭办学，缺乏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建设意识，以致在科技创新中处于被动地位。
高职教育虽经过近10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但其科技创新水平与教学改革相比还显得十分薄弱。
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科研力量薄弱、科研机制不健全、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质量不高。科研是高职院校应有的功能，科研除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外，还可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技术上的支持。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高职院校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虽然不少高职院校成立了科技处或相应的研究室，但往往是空架子，缺乏足够的设备与人才，再加上封闭办学，当学校面对地方经济建设急需攻破的一些科技前沿课题时，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职院校是否具有科技创新能力，是否能够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服务与支持，是高职院校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安徽经济建设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地方中小企业迫切需要高职教育提供技术人才，更需要科技支持与服务，高职院校要主动服务中小企业，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意识。
二、安徽的经济建设需要高职教育的支持
1．安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需要大力发展高职教育。
近年来，安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发展势头较强。安徽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工业强省”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建设工业强省，提升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如，汽车产业形成以轿车、商用车、微型车为龙头，零部件配套产业为支撑，在全国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汽车产业体系；钢铁产业形成以马钢为主体，加速企业的重组整合，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短缺钢材品种，等等［2］。此外，预计未来几年安徽的第二、第三产业还要大幅增长。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和产业层次的提升，将给安徽的城镇、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但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同就业岗位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些从业者迫切需要进行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职业技能、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培训和提高。对此，高职教育大有作为。安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必须要靠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来提供人才支撑。
2．发展壮大皖江产业带和大力推进产业集聚，需要各类技术人才，高职教育义不容辞。
安徽正在加快实施“十一五”纲要提出的目标，拓展产业优势，做大皖江工业密集带。充分发挥产业和区位优势，发展壮大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皖江产业带，重点培育钢铁、有色、汽车、家电、建材、化工（精细化工）、电工电器、农副产品深加工、材浆纸一体化等产业积聚区，继续保持钢铁、有色、建材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并力求在船舶制造、重大装备、电子信息和生物制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使皖江成为安徽最大的工业密集带。做大皖江工业密集带，形成各类产业集群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最关键的是人才。据安徽人事部门有关资料显示，随着安徽皖江工业密集带及城镇产业群的建设，未来几年将迎来人才需求高峰。2009-2012年，钢铁、有色、汽车、家电、建材、化工等重点产业需要45-50万人，其中精细化工产业、物流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需求量都在5万人以上。皖江工业密集带、城镇产业群的形成不只是在人才数量上有了新的要求，在人才专业结构上也有特殊要求。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高职院校必须与地方经济建设实现对接，按照岗位人才需求的类型进行针对性的培养，真正发挥高职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3．安徽经济建设需要技术和信息支持，高职教育责无旁贷。
知识经济是以网络信息为基础，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核心就是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离不开知识性人才，知识的获取、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工业是安徽发展的差距所在，也是安徽的潜力和希望所在，与企业技术短缺相对应的是安徽高科技人才匮乏，缺少高层次的创新研发人才，它已经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阻碍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在客观上要求高职教育要尽快提供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以促进安徽经济的高速发展。
高职院校拥有科技、人才、信息资源，是地方经济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地方经济建设中，高职院校要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发明创造、先进工艺、先进技术通过技术市场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再者还可以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和科研计划，加大科研力度和专项经费的投入，争取多立一些产业前沿课题和实用性强的项目，使其更符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3］。
三、安徽高职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措施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理优化调整专业结构。
安徽工业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2010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将达到4500—5000亿，占安徽省GDP的比重达40%以上，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达到85%以上，其中装备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达25%，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比重达25%，全省工业企业数量达8万户以上，从业人员增长5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要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能源、生物医药、纳米材料等。
安徽将以三大城市建设群（合肥省会经济圈、沿江城市和沿淮城市）为牵引，积极打造产业带，把合肥、沿江和沿淮建设成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煤电产业基地。安徽高职院校要紧紧抓住地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调整以及三大城市群建设所带来的机遇，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积极开发新兴专业，调整优化传统专业，培养“适销对路”
的专业人才。在专业调整改革中，高职院校要始终保持与企业的密切联系，认真进行调研，掌握人才市场供求变化，在设置专业时，一是要考虑市场需求，二是要考虑办学条件，二者不可偏颇。
地方政府则要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宏观规划、政策引导、质量监控、分类指导，以保证全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更趋合理。
2．强化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着力提升人才培养条件。
地方经济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高职教育，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必须有较好的办学条件作支撑，但从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2008年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的整体情况看，省内一些高职院校办学条件达不到教育部规定的标准：一是教师队伍，二是实习实训基地。这两大问题必须加大力度解决，否则，人才质量将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建设。在师资培养方面上，要着力解决专业课教师实践能力提升问题，实行与地方、行业、企业密切联系的开放式办学模式，选派教师到生产、管理、服务、经营一线进行实践锻炼；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技术管理、组织和开发工作以及任职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考试培训等，大力提高专业课教师实践教学技能，扩大“双师型”教师的比例。此外，还要加强专业建设带头人的培养，分期评选，滚动发展。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应给予必要的支持，在加大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制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以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建设几个大规模的实训基地，满足省内高职院校实践教学所需要的场地要求。另外，必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依托行业、企业，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设一批相对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使学生直接在生产工作现场进行实习实训，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坚持校企合作教育，提高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校企合作教育是高职院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有效形式，也是实现高职教育可持续性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
高职院校实行校企合作教育要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在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聘请企业技术专家人员担任学校兼职教师，选派专业教师到生产一线学习锻炼；学校与企业、行业联合办学，推行“订单培养”；实行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针对专业优势，发展校办企业等，形成“校企结合、校企并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等等。另外，通过校企合作教育，高职院校不仅可以承担企业或相关行业的科研课题，配合企业及行业搞技术开发与创新，还可以对企业开展咨询服务活动，以极大提高教师科技创新的能力及热情，促进师资水平的提高，最终培养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高技能人才。安徽有很多发展比较成熟的产业，如芜湖的汽车工业、铜陵有色金属工业、马鞍山的钢铁工业、两淮的煤炭工业等，安徽高职教育可以与这些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充分发挥高职教育的人才资源优势，着力促进地方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姬兴华.安徽高职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09(08).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范文2
“关键词”一融汇贯通——创优促进××崛起的发展环境
发达地区解放思想、优化环境的精髓，主要体现在融汇贯通、大胆突破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精神。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理念，首先要学会融汇贯通，在勇于突破中创优发展环境。
1、在勇于亮丑中正视差距。同为县级市的江苏昆山、山东寿光等发达地区，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先人一步，快人一拍，首先得益于他们勇于超前的发展理念和敢闯敢试的创新意识。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在60年代“全国学大寨”时期，就冒险建起了小五金厂，从此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之路，不仅比我们醒得早，而且动作快。对比发达地区，××最大的落后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落后，突出表现在缺乏敢为人先的精神、抢抓机遇的意识、第一个吃螃蟹的胆识和气魄。思想观念的落后，直接导致发展环境不优，经济活力不足，支柱产业不强。特别是环境不优的问题，一直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远没有达到发达地区“让人方便，使人赚钱”的效果。
2、在勇于突破中大胆探索。发达地区在优化环境方面，勇于突破传统的制约，善于抓住和创造发展机遇。昆山早在1984年就“偷偷摸摸”办起了全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以一种“违规”创业的方式，开创了昆山的崛起之路。就××而言,有些部门办证收费不尽人意，并非是他们违规办证、违规执法，而是办事教条，死抱文件规定不放，没有像发达地区一样融会贯通。尽管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优化发展环境的举施，但少数部门死扣条条框框，说“不行”的多，说“怎么行”的少，缺乏“服务客商就是服务××发展”的服务理念。学习发达地区，首先要善于融汇贯通，把执行政策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文件与发展相矛盾时，以发展为重;当理论与实践相矛盾时，以实践为重;凡是外地先进的做法和经验，都可以借鉴运用;凡是政策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大胆地探索和试行;凡是上级政策规定有一定弹性幅度的，都可以千方百计用足用活用好。
3、在勇于创新中创优环境。参照发达地区的一些做法，从××的实际出发，要以新一轮思想的大解放推动环境的大优化，必须在三个方面先行突破。一是要增加工作透明度。除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不能公开的事项外，其它各类政务事项都必须实行政务公开。各单位职能、人员分工、科室布局、办事流程及有关规定以及汇编成册的资料，必须公开和摆放在本单位最醒目处。二是要规范办事程序。政府各部门都要有明确的办事制度、行为准则和奖惩办法，推行限时办结制、一次告知承诺制、首办负责制、部门内部会审制、项目备案制，实行重大投资项目集中联审和“一事一议”，做到“当天的事当天办，能办的事马上办，可能办的事提前办，难办的事超前办，杜绝“大局利益部门化，部门执法产业化，管理职能利益化”的现象。三是要推行联合执法。重点是推行“一费制”缴费办法。把面向企业的各类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审核汇编成册，分门别类印制发放“企业缴费明白卡”，由企业统一到市行政服务中心缴费，并纳入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罚)缴分离制度。
“关键词”二倾斜发展——做大支撑××崛起的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发展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的根本原因。以发达地区为师追赶发达地区，必须以解放思想、优化环境为先导，突出抓好支柱产业培育发展。
1、倾斜发展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决定着一个地方发展的竞争力。寿光的蔬菜、诸暨的袜业、义乌的小商品等，无不凸现鲜明的产业特色，支撑他们的快速崛起。昆山市财政收入从1亿元到10亿元用了10年时间，而从10亿元到100亿元只用了6年时间，其快速发展的动力支撑，就是集聚在工业园区的支柱产业。目前，××市产业发展处在均值模式阶段，培育发展了能源、机电、食品、建材、塑业等产业，要追赶先进地区，加速××崛起，必须由均值模式向增长极模式转变，在产业培育上实行倾斜发展，走产业兴市的发展之路，全力以赴培育发展支柱产业，以支柱产业的突破性发展支撑带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科学定位支柱产业。发达地区经验表明，一个地方的支柱产业不在多，而在优。在支柱产业的培育上，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有限的资源要素有选择性地配置到资源效率高、产业关联度强、 发展条件好的支柱产业，实行非均衡地倾斜发展。借鉴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之路，从××的实际出发，要在稳定发展建材、冶金、机电、塑业和现化物流业的同时，重点发展以能源开发利用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产业、以粮食加工为基础的生物食品产业、以电子信息为基础的高新科技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围绕这一主导产业的倾斜发展思路，用非均衡发展的理念培育发展特色主导产业，着力打造5-10个彰显××特色的国内知名品牌，以产业品牌树立××的城市品牌;用特色支柱产业拉动三次产业健康发展，支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全力做大支柱产业。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证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能单打独斗，既要激发内力，更要借助外力。作为欠发达地区，××更要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在对接与互补中加快发展，内外并举做大支柱产业。××作为泛珠三角地区的一员，要加强区域分工协作，主动融入珠三角经济圈，把珠三角作为对外开放的主战场，把开放型经济作为做大支柱产业的主要手段，按照园区发展规划“择商选资”，突出定向招商、产业招商、专业招商、以商招商，着力解决招商引资整体效果不高的问题。招商部门要在信息收集、项目库建设和产业政策研究、发达地区产业布局及产业升级转移特点分析以及××产业投资与发展导向等方面进行专业“突破”，与乡镇招商进行有效对接。同时，坚持“抓大不放小”，在用地、信贷、办征等方面进一步放开放活，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来推动全民创业。
“关键词”三赢在执行——落实加速××崛起的战略举措
以发达地区为师，不仅要学到实处，关键要落到实处。从××的实际出发，要着重提升三方面的执行力，以壮士断腕的坚定意志来强化和落实促进××崛起的战略措施。
1、突出环境整治。发达地区的发展之初，在优化环境方面，不仅注重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同时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硬行规定，并以强有力的举措落实到位。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环境的政策举措，但效果还是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就是执行力的问题，缺乏抓落实的机制和手段。现在，全市上下对优化环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成共识，对发达地区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也有一定的认识，但要从共识到共为，关键要有行之有效的举措去狠抓落实。当前，要参照发达地区的成功做法，从理念、机制创新入手，从××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完善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尽快拿出一套优化环境的若干规定和考评办法，突出针对性和操作性，以环境整治促进环境优化。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范文3
作者：张旸
金融支持山西低碳经济发展情况
作为能源大省、煤炭大省，连续多年的资源开发导致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破坏问题，使得经济增长波动剧烈。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山西省的能源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双向失衡。因此，近年来山西省积极融入低碳经济的思维，积极探寻如何在高碳的现状下发展低碳经济，相继出台了《山西省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办法》和《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等文件，对煤炭、焦化、冶金等行业，实行产能总量控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快煤炭高效转化技术开发、淘汰焦炭等行业落后产能，逐步建立和实行节能、排污权交易。山西金融业也积极响应省政府的号召，制定了《关于打造低碳金融区支持经济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山西银行业支持全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指导意见》，督促金融机构首先要树立服务低碳经济的意识，引导省内银行业成为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和低碳金融服务的创新者，建立健全“绿色信贷”和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努力打造低碳金融区。一是明确信贷支持重点。如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将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水污染治理工程、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固体废物及其他污染治理、循环经济、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节能技术服务产业和环保产业等八个方面作为贷款的主要支持方向，把好项目入口，审慎贷款决策，严格贷款发放，做好节能减排金融服务工作。二是健全“绿色信贷”机制。山西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合理配置信贷资源，全面推进“绿色信贷”建设，按照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信贷原则，在每个信贷流程中严格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对于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项目，一律不发放贷款。优化“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结构，加大对落后产能的信贷退出力度，积极拓展以新能源和第三产业为主的绿色信贷市场。三是积极创新低碳信贷产品。山西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低碳企业（项目）的实际服务需要出发，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开发除了适合低碳企业特点的特色信贷产品，并加大配套金融服务力度。如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为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开办的对外预付款保函业务，用于该企业与爱尔兰来宝碳资产有限公司签订的CDM减排量购买协议，扩大了企业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融资来源。四是完善授信管理办法。各商业银行按照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的要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加强贷款“三查”管理，把主要生产设备和工艺水平、新上产能合规性手续、环评审批和排放达标等情况作为贷前调查和贷时审查环节的考察审核重点，列为授信分析报告、授信审查意见的必要内容。把环保部门验收意见、能耗和排放标准执行、资源节约落实等情况作为贷后监控的重点，将节能环保政策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信贷工作的全流程，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入。在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山西高碳行业迅速向低碳转化。以山西省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例，2012年年底，该集团将建成长输管线3000公里，年输气能力达到100亿立方米，管线日储气量达600万立方米。全省管网覆盖10市94余县（市、区），居民用户821万人、村镇1079个，全面服务太钢不锈、耐火材料、玻璃制品等十大新型产业集群。
金融支持山西低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1.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过度集中。从产值上来看，山西省产业结构长期以来呈现“二、三、一”产业不均衡发展格局。2011年，第一产业投资273.4亿元，同比增长25.8%；第二产业投资3347.9亿元，同比增长37.6%。第三产业投资3751.8亿元，同比增长19.5%。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第一、三产业。2.金融机构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由于大部分低碳产业都是新兴产业，部分低碳产业的扶持政策及激励措施的力度有待明确和加强，部分低碳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如核心技术研发竞争力不足，特别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和持续产业化能力，存在关键设备和材料对进口的依赖强等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3.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市场的意识不强。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经营模式仍然以传统业务为主导，对碳金融业务的认识不足。由于碳金融发展的时间不长，金融机构对其价值、运作模式、产品开发、交易规则、风险管理、操作方法等尚不熟悉；人才储备和积累不足，对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基金、风险投资、利率及汇率风险管理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创新明显不足。4.相关配套措施不全，导致外部激励不足。低碳财税政策可分为两类：一是抑制高碳生产、消费的财税政策；二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我国现有的低碳经济财税政策主要集中于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真正涉及清洁能源生产、消费以及低碳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较少，尚未建立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税体系。四、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1.积极发挥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作用。一是加强信贷政策引导。通过多种形式的窗口指导，积极倡导绿色信贷理念，引导金融机构对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和新能源开发项目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产业贷款的比重和市场份额；灵活运用信贷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旅游产业、绿色农业、煤化工业、材料工业等山西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加速山西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进程；加快重点优势企业的资本扩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建立完善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评估考核体系，定期通报相关考核结果，实行差别化政策。2.构建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一是政策性金融支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把握好信贷投向，重点支持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清洁能源生产、低碳技术研发等项目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低碳经济建设中来。如可向环保表现出色的企业提供环保专项低息贷款，并按照企业承诺减排比例，实行差别优惠政策。二是商业银行金融支持推动。一方面，加快山西煤炭产业结构的提档升级，优化经济结构，加大对新型煤化工项目、煤机制造、煤炭深加工项目、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和环保高科技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实现煤炭产业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对旅游、特色食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实现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拓展。三是鼓励低碳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如设立低碳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低碳经济领域。3.积极创新低碳金融产品。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及我国银行业在低碳经济中的实践，鼓励和推进以煤炭金融为核心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山西煤炭期货交易市场；鼓励商业银行探索开展企业应收账款、企业知识产权、股权等无形资产的抵押放款，丰富碳金融产品；煤炭可持续发展资金可适当增加森林碳汇。4.加强产业风险防范，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应加强对低碳产业的扶持和激励措施的力度，一方面，通过给予低碳产品一定的政策支持，拓宽低碳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强化风险意识，准确地评估项目投资回报率，根据其技术成熟和产业化程度，确定合适的贷款期限和价格，确保低碳信贷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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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大于0，表示与GDP同向变动，当GDP增加时，能源产出或消耗量也增加；弹性小于0，表示与GDP反向变动，当GDP增加时，能源产出或消耗量反而减少。数据不难发现，2004年之前，河南省的能源产出与需求的弹性系数、电力供给和需求的弹性系数均大于1，而且基本上是能源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电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系数之间时大时小），说明该省的能源、电力供给和消耗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速度，且能源的供给大于需求，说明该省GDP是粗放型的增长，能源的使用效率较低。而2004年之后，该省能源、电力产出与需求的弹性系数均小于1（电力2007年除外），能源的需求弹性先大于供给弹性，2008年后又小于供给弹性。电力供给和需求弹性系数之间关系仍无规则。说明该省能源、电力供给和消耗的增长速度小于GDP的增长速度，说明该省的经济增长质量在增加。综合以上分析，考虑到能源消耗率的变动轨迹，以及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产量的变动率，笔者认为河南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正在逐渐增强，目前仍处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弱的范围。
当前河南省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人口问题1.人口总量多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2010年底，河南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多。由于该省人口基数大，今后仍旧面临着人口低增长率和高增长量长期并存的局面。随着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现阶段陆续进入婚育期，全省已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过多的人口，不但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沉重压力，还会加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等。据统计，2009年河南省男女性别比例为51.7:48.3，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年龄结构问题主要是一个老龄化问题。 2009年底60岁以上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13.42%，而且，老年人仍在以每年50万～60万的速度增长。全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到来，将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2009年该省城乡人口比例为37.7:62.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9个百分点。考虑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2020年城镇人口达到50％以上。该省必须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这也必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3.人口素质偏低河南省是人口数量大省，但还不是人力资本强省。多年来，河南省的残疾人口占比、住院分娩出生缺陷发生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初中生升学率、每万人大学生数却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较低的人口素质将制约该省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等，也必将影响全省经济的持续发展。（二）经济结构不合理1.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不均衡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河南省出口一直是“三驾马车”的“超短板”，消费对GDP的贡献也十分有限，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是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河南省出口额一直排在全国的中下游，2010年出口总额只占全国的0.6%，外贸依存度也只有5.2%。而在2000年～2009年，全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33.7％上升到85.9％，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81.9％下降到22.7％。2.产业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该省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已经由1978年的39.8：42.6：17.6演变成了2010年的14.2：57.7：28.1，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国内发达省份相比，还是表现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 2010年第一产业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在全国居各省市区最后一位。另外，产业内部也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五大产业构成仍然偏重于农业，林牧副渔产业发展相对较慢；第二产业内部层次不高，资源类、粗加工的初级产品多，高附加值、深加工的中高端产品少；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多，低能耗、低污染产品少；第三产业内部商贸、住宿、餐饮、仓储、交通运输等五大传统服务业占比较高，而金融等新兴服务业发展滞后。据统计，当前河南省的金融业服务增加值只占1.8%，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城乡结构不合理该省城乡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1，到了2009年变为3.0:1，两者相差9564.61元。二是城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养老保障等民生差距也在扩大。三是城镇化水平低。全省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转移任务重。 2009年，该省城镇化率达到了37.7%，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三）资源环境问题突出河南既是资源的存量大省、消耗大省，又是人均占有资源量小、能源利用效率低的省份。据统计，按煤炭、石油、天然气、水力四种常规能源资源探明储量折合标准煤计算，河南的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5，人均耕地仅为0.0827公顷(约合1.24亩)。在能源利用效率上，2009年河南省万元GDP能耗为1.156吨标准煤，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1.077吨标准煤。当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在近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土地、煤电油运瓶颈进一步趋紧，极大地制约了河南省的经济持续发展。另外，环境污染也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省内多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高于国家平均水平，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如二氧化硫等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表水污染仍十分严重，生态环境总体仍十分脆弱，矿产资源重点开发区的生态破坏和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2009年，全省工业废气排放量为22185亿标立方米，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35.5万吨，烟尘排放量为59.7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24.9万吨。近些年，该省自然灾害频发，给全省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也例证了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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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生态文明；工业文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代表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新兴学科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获得突破性进展，这表现在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知识经济问题的认真探讨，成为21世纪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走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作为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典型学科，是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基本标志。它不仅在理论前提、基本理论假设、核心理论、研究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都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它能保证现代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达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的“双赢”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形成，完全可以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变革的重大成就。它是对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一种突破，是对现存的东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创新，标志着工业文明时代传统经济学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重大转变，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范文6
ス丶词：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方式
ブ型挤掷嗪牛F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59-06
收稿日期：2008-04-15
ぷ髡呒蚪椋撼谭骄，中共徐州市委党校教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美国《自然、社会与思想》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于2008年5月24－25日在清华大学科技园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中、美、日、英、法、德、奥、印、刚果等国的专家150多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100余篇，会议秘书处编辑出版的A4纸论文集达820多页，且有部分论文因递交太晚没有收录进去。会议开幕式由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大西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教授出席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致贺辞。清华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张再兴教授代表清华大学出席并致欢迎词。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
セ嵋榭幕首先全体起立，为中国四川大地震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セ嵋榫汀奥砜怂贾饕逵肟沙中发展”这一议题，先后举行了两场全体会议和十六场分会会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最后一致通过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次宣言》。大会惜别晚宴上，与会专家高亢激昂的《国际歌》歌声，为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オヒ弧⑹迪秩死嗫沙中发展的研究任务和制度前提
オコ潭鞲唤淌谠诳幕词［1］（P2－6）中，首先阐明了旨在探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本届论坛着重探讨的问题。即“1．各国和全球人口发展的问题、根源与对策。2．各国和全球资源的问题、根源与对策。3．各国和全球环境和生态的问题、根源与对策。4．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模型分析。5．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基本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6．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观。7．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评述。8．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
ゼ潭，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全球化对自然生态已经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指出：“全球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还在不断地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和扩大生产规模，以更快的速度耗尽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并不断地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现代工业和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已经超过自然本身的吸收能力、补偿能力、再生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不仅导致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处于危险之中。”从而，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不得不反思以牺牲生态谋求经济增长、以牺牲劳工谋求资本增值、以牺牲他人谋求自身福利、以牺牲整体谋求局部利益、以牺牲长远谋求眼前利益、以牺牲精神谋求物质占有、以牺牲后代人谋求当代人享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挖掘当代人类社会经济走向不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层根源，探求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方式和前景。”
コ雎吩谀睦锬兀
コ潭鞲唤淌谌衔：“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引发人的不平等、非均衡、片面发展，带来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灾难。” 当然，马克思也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空前历史贡献，“赞扬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不可治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对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一再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去和当今世界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自然和财富共同占有、经济计划统筹、社会民主治理，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サ比唬不仅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以及马恩以来世界各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程恩富教授历数了加拿大的威廉•莱易斯、英国的戴维•佩珀、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保罗•伯克特、中国的许涤新、张薰华、刘思华等等学者所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コ潭鞲唤淌诨固乇鸩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提出并践行科学发展观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バ熘菔Ψ洞笱С萄跃教授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角度，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高度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历史任务的里程碑意义和划时代意义［1］（P305－315）。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两个历史阶段以及标志性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认为从中共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到中共十六大提出“四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之前为第一阶段；由中共十六大提出“四个文明”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为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两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意义，历史地看，在理论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实践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建设体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两个文明建设阶段进入到四个文明建设阶段。而且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间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有机统一性，本质上都是对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工业文明的扬弃和升华性否定。由此，从历史高度把握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这个历史过程，在实践上，是中国生态文明时代建设序幕渐渐拉开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实践化，创新升华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在政治上，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极具历史远见，内涵十分丰富，意义极为深远［1］（P306－307）。
ブ泄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中保博士强调了“公有制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认为“仅仅从人口、资源和环境谈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不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涉及社会经济内在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才能保证收入分配不至于两极分化，进而保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进而保障‘按劳分配为主体’”， 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可持续发展［1］（P645、646）。
ド虾I缁峥蒲г毫躏＝淌诮岷现泄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深刻分析了我国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和出现剥削被剥削雇佣关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等情况后，认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资源利用、公共产品、医疗、教育等方面建立保证社会公平的一整套制度体系［1］（P559－566）。
ッ拦约翰诺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讲师帕蒂克•罗伊自信而坚定地说：“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贫困问题和环境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1］（P61）“只要资本主义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就会对此项建议（指戴尔蒙德可持续发展建议） 熟 视无睹。”［1］（P62）“将社会主义原则和科学知识运用于市场经济中，便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实现世界历史性转变。”“实现此目标的关键在于，实施政治对市场职能的有效控制：也就是说，是政治力量战胜资本主义。”［1］（P66）
ッ拦作家、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克•布罗丁认为，“全世界共产党应该更加团结一致，在党的计划中，对环境问题应有高水平的科学意识。共产党员、工会和工人应该更多地参与到环保运动中去。”“中国经济的发展计划，使中国具备组织全社会的资源，以资本主义美国不可想象的规模处理社会和经济环境问题的能力。”“中国有潜力成为环境保护的领军人物，而不是回避问题而使问题恶化。”“我们有义务领导工人阶级，还有所有的运动和群众组织，采取行动抵制资本家对环境不断加剧的破坏，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人类。”［1］（P55、57、59）
オザ、生态危机、生态革命与生态文明及其发展规律
タ沙中发展理论之所以风靡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之所以成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国策内容，最直接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和人类已有文明的巨大破坏。
スひ滴拿鞫宰匀簧态的巨大破坏尽管罄竹难书，一言难尽，美国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博士约瑟夫•鲍姆，还是一针见血地引用一句话做出了并不全面但却精彩的概括：“气候变化是人类所见过的最大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委婉语）失败。”并认为：“由戴葛翰马斯科尔德基金会在乌普萨拉进行的调查显示，强有力地证明了以‘市场为本’试图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失败，排量权力贸易就是一个教训。需要建立以地方为本、环保的计划经济。”［1］（P130－131）
ブ劣诠ひ滴拿鞫匀死嘁延形拿骶薮笃苹档氖吕可谓不胜枚举。如中国圆明园的被焚毁，敦煌遗书的被掠夺（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有13700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6000件、俄罗斯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2000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的分馆即吉美博物馆藏品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多达30000多件）。再如希腊雅典巴特农神殿的珍贵雕刻作品，19世纪初叶被劫运英国，至今不还［2］（P380）等等。
ッ拦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克•布罗丁认为“资本主义剥削着人们的劳动，依赖不断扩张的市场、商品生产，不断扩大的个人利益，成为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罪魁祸首，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人们短期而眼前的利益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可持续发展关乎高水平的生产和健康基础上的人类生存，它要求将人与自然置于利润之前，这是资本主义做不到的。”［1］（P52、54）
ノ阌棺秆裕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告诉全世界，生态革命是人类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必然，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但人类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依据，不仅仅这些，更深层次的依据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升华规律。
ッ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俄勒冈大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就生态危机问题，提出了“生态革命”。即进行一场“恢复和维持地球的环境系统”的、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同等规模的、旨在改变现行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为此他写了《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复兴》、《组织生态革命》等著作，大声疾呼“组织生态革命”，“通过斗争来创造全球性社会，创建生态文明，构建与自然新的和谐关系。”认为“通过生态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1］（P434、435、433）
ブ名生态学家刘思华教授认为，“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潮流。”［1］（P542）
ブ醒氩凭大学博导李炳炎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和升华。人类本身就是自然要素的组成要素之一。”
ブ泄残熘菔形党校程言君教授概括恩格斯以及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美国预言家阿•托夫勒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观点，提出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两个规律。即人类文明形态纵向演进升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人类文明纵向演进升华形态和横向并存形态关系规律。前者论证了人类文明形态纵向演进升华，是一个从表现为被动适应自然的主观“天人合一”，实为天人相分的农业文明，经过人际、人天矛盾激化相克的工业文明，最终进入人际、人天矛盾基本解决，人类自觉自由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社会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进而论证了中共十七大在国家建设高度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2］(P10)历史任务的重大意义。即从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看，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起点上确立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升华规律决定的历史趋势看，是中国共产党面对21世纪战略机遇期人类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升华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起点上做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重大战略抉择，升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内涵和历史内涵。后者阐述了人类文明纵向演进升华的三个形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都各自拥有与之相对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形态。即农业文明时代有农业文明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工业文明时代有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时代亦然。表明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作为“分属于不同理论序列和实践序列的文明形态”，两序列之间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笼统地不分纵横地讲正确处理“四个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纵向发展形态与三个横向并存形态之间的关系。［1］（P305、312）这对于正确处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四个文明之间的关系有指导意义。
オト、生存方式、社会形态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ツ暇┎凭大学何干强教授从合理生存方式角度探讨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良性循环规律，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人们的合理生存方式是对这一规律的自觉遵循。”“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可以把合理生存方式实践的指导思想归纳为两条基本原则。其一，维护和补偿自然的原则……其二，服从人类生存发展整体利益的原则。”“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建立了社会共同利益、人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具有一致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具有自觉地服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规律的有利条件，所以，它能够促进合理生存方式的形成。”［1］（P356－357）这与德国耶那大学爱克•考普夫教授引用马克思的“每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都是每一种独特的自然的生活模式”［1］（P113）观点，论证“只要生产方式是私有财产并且追随利益创造，人与自然不可能理性相处”［1］（P118）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ズ胃汕拷淌诨谷衔，“生存方式是比物质生产方式更广、更基本的范畴，物质生产方式应服从于合理的生存方式。合理生存方式要求人类在人与自然循环的各中间环节中，采取能够促使人类再生存质量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不断发展的方式，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1］（P354）那么，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什么呢？中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当展研究院副院长程启智教授作了深刻研究。
コ唐糁墙淌谘芯苛巳死辔拿餮萁升华形态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论证了“粗放――集约――再集约：传统发展模式及其不可持续性”，提出“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社会。”［1］（P294、296）这一研究很有深度，且与程言君教授的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程言君教授指出“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形态。仅仅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反映、揭示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状态，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实践上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1］（P314）程言君教授在会议发言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我们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文明社会等同起来，是因为二者的历史本质都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生态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历史本质的一致性，不仅表明了人类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发展到最后合二为一的必然性，而且表明生态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统一，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具有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性。”［1］（P313）
コ唐糁墙淌诨寡芯苛恕熬济生态发展模式转换的前提条件”和“经济生态发展模式”。［1］（P296、298）但没有提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此，程言君教授在讨论中作了补充。他说：“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循环式。我2006年在《现代经济探讨》第五期发表的《文明形态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论证了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分别是粗放式、集约式和循环式。现在看来是对的。但《文明形态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应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这是一个历史‘遗迹’。”
オニ摹⒙砜怂忌态经济理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ブ泄步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研究的情况，认为“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应当成为解决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依据。”［1］（P438），进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作了系统梳理。并在“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解读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建立“马克思生态经济学说的重大意义”三个方面，就“马克思学说中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统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理论基础做了全面的阐述。［1］（P442－455）
ブ醒氡嘁刖值录专家艾克•考普夫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论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的“摘要和结论”是：“物质（包括自然和地球）的存在先于人而存在发展”；“人只是地球的‘客人’和使用者”；“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居于首要地位”；“人不能够征服和控制自然”；“人不可避免地与人（生产关系）和自然（生产力）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只要生产方式是私有财产生产方式并且追随利益创造，人与自然不可能理性相处”；“人与自然的理性关系是从自然中有所获取又保护自然，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国有企业控制生产方式，这种理性关系是可行的”；“跨国公司及其政治行政部门必须把其收益的相应的一部分用来保护自然和环境”等等［1］（P118）。
ス阄鞔笱商学院李欣广教授就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作了评述。提出“从学科发展的需要来说，我们显然有两大任务，一是在吸收西方生态马克思理论观点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二是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科或构成学科，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等。”而且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只有进入经济学学科领域，才能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提出具体的思路。”［1］（P500）
ブ醒氡嘁刖致矶髦作一部主任沈洪文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应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免遭自然界的报复”，“自然界和劳动一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生产率同自然条件相联系”，“保护自然资源，进行循环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变革整个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等八个方面的理论，作了深刻解读，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的思想的三点启示是：“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学会运用自然规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指出“深入发掘和梳理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P602－607）
フ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谭劲松教授，携其研究生王文焕追溯了中共十七大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探讨了马恩等经典理论家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所作的历史贡献，论证了中共十七大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并阐述了中共十七大在对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中进行的重大改造和创新，进而，概括阐发了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维护社会公平的要求，处理好‘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关系”；“第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第三，“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处理好发展目的与发展动力的关系”；“第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第五，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又好又快’的要求，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和效益的关系”［1］（P631－642）。
ノ濉⒙砜怂贾饕寰济学视角的循环经济与主流经济学
ブ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教授和陈硕颖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研究循环经济”的根源，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那种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资本’为主体、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以获取资本高额利润为目标、以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为手段的生产方式的理论代言人。”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承载以世界各国人民为本的、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超越’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1］（P719－721）。
ト绻杨志教授的观点正确，那么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理论之间的矛盾性质，不仅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狭隘的视野之内，而且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理论在世界观以及政治立场方面，具有难以调和的对立性。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循环经济作为循环型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理论作为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社会乃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如前所述，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扬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创新循环经济理论，杨志教授的研究富有价值。
パ钪窘淌诤统滤队贝影烁龇矫嫔钊胩教至寺砜怂贾饕寰济学为创新循环经济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循环经济研究者至今没有阐述清楚的问题――自然、人类自身、人类活动、社会、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循环经济学科学阐释人类活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层次地揭示了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活动如何借助生产方式转换，为经济活动、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形态，为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如何借助经济学范畴建立经济理论框架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逻辑方法。”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思路。”第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循环理论为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构建循环经济理论提供了直接可参考的理论模式。”第六至第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3］（P489），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形式上的历史局限性和在与自然关系上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对人类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等方面的深刻揭示，为循环经济理论在寻求“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4］（P603）上，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或思考方向［1］（P723－726）。
ビ伞拔鞣街髁骶济学不研究循环经济”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代言人”，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现在已在逐渐演化为历史相悖性，其历史衰退性已经显露。由此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经济理论界近十几年的情况，就可以进一步发现，我国那些拜倒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脚下的学者，并不知自己把已处于衰退状态的经济理论当珍宝，犯了拾人牙慧的理论幼稚病。值得重视的是，这是我国教育界西方主流经济学充斥大学课堂、在理论界占据乃至主导一些理论阵地、一些地方或方面的经济改革全盘西化倾向的深刻理论根源。
ゲ慰嘉南:
ィ1］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A］．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届论坛论文集［C］ ．2008．24－25．
ィ2］陶伯华．大飞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ィ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