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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1
1. 严格的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是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必要条件。
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的直接原因是地方财政“收”不抵“支”。管严、管好地方政府的“收”和“支”、使收支平衡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
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享有自主发债的权利，但是均遵循平衡预算法令或各地方政府的宪法有关规定，以防止州和地方政府举债规模超过其财政承受能力。美国各州长根据年度预算财政收支编制平衡预算执行议案，并提交州立法机构审议通过后再予以实施。美国有多达35个州规定，政府只能在一个预算周期内（年）举债、而不得将财政赤字留转至下一个预算周期，从而缩小了州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赤字规模。另外，为了强化州预算执行的效果，美国大多数州均规定，由州高等法院监督州政府遵循预算平衡原则的具体情况。
巴西从2000年开始就明令禁止中央政府向州及市政府融资。如果州及市政府将其债务转嫁给联邦政府，则其在完全分期偿还债务前不得举借新债。
2. 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是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往往是事权多而财权少，从而客观上存在地方财政的“入不敷出”，长此以往，赤字将不断积累而最终引发地方债务危机。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财政体制，即合理设置政府层级，科学确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使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应，从而从体制上根本地解决地方债务规模过大、地方债务风险失控的问题。
首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科学地设置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财政体制。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为3―4级，从而可以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风险的监督管理。如日本分为都道府县（为同一层级）与市、町、村四级。
其次，合理、对称的事权与财权成为各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的重要因素。在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如国防、国际事务等；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主要是提供本辖区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相应地，美国各级政府均有各自独立的税收征管权利，例如所得税、销售税和财产税的征收。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立法、司法、外交、国防、货币发行等需要全国统一规划和处理的事务；地方政府负责地方福利和公共服务及地方公营企业的投融资等。
第三，各国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债务资金的运用管理，优化债务资金支出结构，提高其使用效益。从本质上说，地方债务风险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地方财政收支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适应。如果地方债务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为地方政府财源和财力提供坚实基础和保证，那么，从中长期看，地方债务风险就趋于安全，是“良性债务”。相反，如果新增地方债务主要是简单地直接用于地方福利，债不少，钱花了，而经济增长后劲没有增强，那么，地方债务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就是“恶性债务”。地方政府良性债务占比高，则风险状况向好；否则，风险状况就会恶化。英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借款或发行债券所取得的收入只能用于资本性支出，而不能用于经常性开支。而欧洲债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公共福利高企、制造业空洞等问题，则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训。
3.完善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是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关键。
地方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主要通过债务危机相关标准的确定、识别、监测来分析地方债务风险，提醒相关部门注意债务的隐性或显性风险，并探寻债务风险产生的各种原因，从而制定适宜的预防政策，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其主要包括：债务指标的合理确定、信用评级制度、债务风险的监测。
地方政府债务指标主要有负债率、债务率、债务依存度等，国际上根据经验提出一些控制参考标准，但因各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国际贸易、发展阶段、治理机制与治理目标等具体国情而不尽相同。其中，负债率等于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值，反映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能力，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20%。美国与加拿大的警戒线分别为13%―16%、25%。债务率等于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值，反映地方政府对债务总余额的控制能力，根据经验一般不超过100%。美国和哥伦比亚的警戒线分别为90%―120%、80%。债务依存度等于当年举债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当年政府支出对举债收入的依赖程度。如日本规定，当债务依存度指标超过30%时，地方政府不能举借新债。但以上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会根据情况变化做出短期调整，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刺激经济，各国地方政府均增加负债，债务指标超过以上标准。但从长期来看，参照标准进行债务风险的评估与防范还是必要的。
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主要采取金融市场信用评级制度。将政府信用作为影响地方政府借款或发行债券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有利于地方政府有效地控制地方债券规模和风险。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信用等级越高，意味着能用较少的成本筹集较多的资金。
另外，实时监测成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俄亥俄州将地方政府债务与其财政状况联系起来，用三类指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负债率）衡量州以下政府的债务风险水平，风险高的列入“预警名单”进行监控；严重的则列入“危机名单”，由州专门成立“财政计划和监督委员会”进行特别监控，督促其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债务重组或共同基金援助来化解危机。
4. 相适应的财政法律体制和公开透明的财政信息是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必要保障。
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地方债务危机处理实践，逐渐意识到法律法规对约束政府债务行为的重要性，纷纷建立健全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财政法律体制。各国一般都对地方政府的举债方式、规模、筹资来源、用途、偿还方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对债务风险的纠错与债务危机的应对和化解方面，美国的《破产法》规定，地方政府如果因为自我财务管理不健全、财政收支恶化、债务危机严重等，可以申请破产，而联邦政府尽量减少对州和地方政府的不合理援助，以此在提供纠错及风险化解机制的同时，防范地方政府危机的扩散。同时，司法机关可以追究任何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此外，各州也建立了应对债务危机的相关法律。
另外，公开、透明的财政信息已经成为全球地方政府风险管理的有力保障。在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债务报告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要求，由借款委员会负责调配各地方政府的借款分配，地方政府需在本级预算报告中完整、准确、真实地体现相应的借款分配情况。另外，各级地方政府严格遵循两大体系（会计标准体系、政府财务标准体系）的基本原则，不仅需要报告直接债务，还需要报告或有债务。
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2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保增长”乃当务之急,是偿还债务的先决条件。没有增长,就没有税收,偿还债务也就无从谈起。
以欧盟(尤其是德国)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坚持“紧财政”。否则,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债务信用评级无法提高,会严重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拉升借债成本,给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雪上加霜。
两个阵营各执一词,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然而,争论双方似乎都回避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刚刚过去的这场全球危机,根源于欧美经济体内深刻的结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结构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脱离了对结构改革的关注,而孤立地讨论诸如“保增长”和“紧财政” 这样的短期问题,则会避重就轻,有可能贻误推进改革的最佳时机。
在过去几十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冲击,在反复应对危机过程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只有伴随着结构改革的反危机政策才会产生持久的积极效果。
20国集团关于“保增长”和“紧财政”的辩论,在中国,对当前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政策问题的讨论有非常相似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欧美经济问题本质是“债务危机”,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本质则是“危机债务”。
在欧美,居高不下的债务,是常年结构问题累积的结果,最终以危机的形式展现出来;根本摆脱“债务危机”,结构改革是绕不过的坎儿。
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水平在短时间内激增,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危机的结果,同样也暴露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刻的结构问题。根本解决“危机债务”,结构改革同样是绕不过的坎儿。
欧洲的债务是多年赤字财政的结果,而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主要是投资项目融资的结果。在前者,政府的信用来源是政府未来可能获得的税收收入;在后者,政府的信用更重要的是其所投资项目的经济价值。
在欧洲,产生债务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过度慷慨的社会保障系统等。
在中国,产生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原因在于政府对各类经济要素资源(如土地)的直接控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协调(如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 以及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缺失等。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有不少国家的政府把问题简单归咎于资本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试图在市场上采取各种限制措施来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结果是一场徒劳,因为出问题的是地方政府财政,而不是资本市场本身。
在中国,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大规模膨胀,有相当多分析人士把矛头指向银行系统,认为问题出在银行风险管理欠缺,尚未完全商业化运营。然而,银行之所以愿意向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就在于其具有政府的隐性担保性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本质上是财政现象,而不是银行问题。
在欧洲,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在短期内,的确需要在“保增长”和“紧财政”之间取舍。然而,在中长期,若要根本解决偿债能力问题,结构改革必不可少。否则,经济可能不断被反复的危机困扰,即“拉美化”;另一种可能就是,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即“日本化”。
在中国,不应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即“危机债务”)混同于欧洲债务问题,而过度关注地方债务水平,因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上是有保证的。投资效率才是关键,更确切地讲,地方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大规模举债和投资的主体。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增长势头暂时得以抑制,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不改变,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内在机制就会持续发挥作用,政府负债会卷土重来。更严重的是,如果不能现在着手解决这一深层次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很可能会与市场化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3
关键词：地方财政；财政风险；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4.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72-02
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唤醒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意识。而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财政安全受到高度关注。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高负债和高赤字，中国部分地方政府也是债台高筑。政府的高负债源自高赤字，高赤字源自高支出，而负债、赤字、支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如果不加以控制会不断地积累恶化，影响财政安全。财政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如果财政风险不断积累最后演变成财政危机，将很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因此，须持续关注和细致研究财政风险，并提出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以保证财政安全。
一、财政风险的概念和特征
（一）财政风险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财政风险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未来政府面临的筹资压力，即政府的负债，包括政府的借款和支出。刘尚希认为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还认为财政风险不是财政部门的风险，而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风险。[1]
（二）财政风险的特征
第一，财政风险是指向未来的。风险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3]
第二，财政风险属于公共风险，政府需要兜底。这种风险不能通过转嫁给企业的形式转移，因为企业如果不行了，会将企业的风险转化成财政风险，最终回流到财政上，重新形成甚至加重财政风险。现实中还存在个人和企业风险向财政风险的转移。失业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三，财政风险存在政府内部的传递性。这种传递包括向下级的传递，财力和事权的不合理分配，导致地方的财政风险加大。也包括向上级的传递，下级政府的债务是上级政府的或有债务，当下级政府难以履行职责时，上级政府不能袖手旁观，上级政府需要为下级政府兜底，承担着最后清偿债务的责任。还有上届向下届政府的传递。主要是收入方面的寅吃卯粮，支出方面的推迟拖延，债务方面的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大量借贷由下届政府偿还。[2]
第四，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财政风险具有非均衡性。财政风险的程度如何，一方面取决于致险因素的大小和危害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主要是财力，即获取财政收入的能力。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后者是财政风险非均衡性的主要原因。
第五，财政风险显性、隐性并存。财政风险本身具有隐蔽性，因而很容易导致风险累积，增大风险压力。这使财政风险的爆发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不爆发则已，一旦爆发成为财政危机，就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对经济、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伤害。[3]
二、现阶段加大财政风险的情况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在新形势下有加剧的风险，原因是: 第一，结构性减税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减少。结构性减税的目标是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国内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值得期待，但结构性减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另外，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对当年新增机器设备所含税款进行抵扣，会造成增值税的收入额下降。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了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整了工资薪金所得税税率结构。同时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地方税，上述政策直接减少了地方的税收收入。上海正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营业税是地方税，增值税是共享税，改革会减少地方税收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会降低地方政府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
第二，地方缺少主体税种导致地方财政收入规模不稳定。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地方预算内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而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是行政事业性收费。而行政事业性收费是不确定的，且缺乏稳定增长机制，没有可以依靠的主体税种将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
地方税类如财产税和资源税所占比重过低，难于适应地方财政的最低需要；现行的房产税，极不健全，且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于10%，不能成为基层政府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基层政府财政相当困难，缺乏主体税种是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普遍采用卖地、借债和乱收费手段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扭曲了地方政府行为。过分依靠土地出让收入，会促使地方政府拉高地价，在供给方面导致房价的居高不下。而借债导致某些地方政府的地方债风险。
第三，地方竞赛机制导致财政支出膨胀和低效率。
地方间经济发展的竞争本身无可厚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以GDP作为政府官员职位晋升标准，会导致官员行为政绩化，为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提供激励，使得财政支出更加的低效率和盲目，造成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为会表现为：直接利用财政资金越权参与市场活动发展经济，通过政府担保、优惠贷款上马项目形成或有债务并可能重复建设形成产能过剩，利用政府资源大搞形象工程，在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
第四，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弥补地方赤字积累的巨额地方债。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需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尽管《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自行发债，但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的投融资平台借了很多的地方债。2012年，应对危机借的地方债务集体到期，很多地方无力偿还，但由于高额利息，推后偿还风险只会愈加积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藏的各种潜在风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措施
政府不适当的财政活动或财政行为导致的财政风险只能通过规范行为主体的活动范围、方式、方法和通过政府自身的制度变迁加以解决。而制度变迁不是快变量，使得财政风险无法快速动态的化解。所以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如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完备财政预算编制系统、改革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等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很多人一直在提，但完成需要时间，产生效果也需要时间。
本文提出一些政策措施：
第一，结构性减税应该有增有减。增是为了更好的减，在资源税、环境税和房产税上应该增税，上述税种都是地方税，可以增加地方税收，同时可以调控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第二，地方应逐步建立主体税种，扩大税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许多国家，房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为100％、美国为50%-80％、法国为69％、加拿大为85％，中国房产税只占地方税收的6%，可以相应的提高。同时应加强税收征收的监管，保证税收的足额入库。
第三，加强财政投资的监管，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在政绩考核上，应更加细致，在考察成绩的同时，关注风险，防止财政支出无约束的扩大。同时防止财政风险在上下届政府之间的传递，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追究前任领导的责任。[4]
第四，通过地方债透明化减少隐性地方债，使地方债规模受到监督和控制。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已经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规范性管理十分必要。如果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就会过度举债，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
参考文献：
[1] 刘尚希.财政风险及其防范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李建英、于科鹏.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国际经验综述[J].工商管理,2007,(07).
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4
关键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机理；警示
从2009年12月开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拉开序幕，随后危机逐步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危机已经不单是希腊自身的公共财政问题，现已对其周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更可怕的是，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后的落脚点在欧元、英镑等重量级货币的前途命运上。为了防止危机蔓延，力保欧元稳定，2010年5月10日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共同出资7500亿欧元，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和信贷市场仍然对希腊充满了不信任，加之在此次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欧美各国复苏的基础较为脆弱，危机仍有进一步扩散的可能，使尚未全面复苏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本文以希腊为例，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及对我国的警示意义。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进
2001年，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请美国投行高盛为其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通过这桩交易使希腊账面上符合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成员国财政赤字的规定，隐蔽了希腊政府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赤字规模，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等欧盟成员国为了刺激经济，纷纷大量举债，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当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时，开始纷纷抛售那些高风险国家的国债和国债衍生品，希腊这样的国家被列在首位。各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成为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财政赤字严重超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着恶化，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随后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继希腊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等级也被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先后几次下调，2010年伊始，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全面升级。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
在欧元区并非只有希腊面临庞大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见表1。
从目前来看，欧盟给予希腊巨额贷款的方便，短期内虽然使得希腊局势趋于稳定，但是政府用主权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办法，即用更长的杠杆来解救危机，这样的援助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约1.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是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经济规模之和的两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缩了3.6％，财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爆发主权信用危机，则可能拖累整个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欧元区不采取彻底“财政”改革方案，整个欧洲经济都会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
(二)减缓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欧洲部分国家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几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债务危机往往具有传染效应。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波动比较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行情，在期货市场，作为全球经济活力领先指标的铜价，连续增长了21个月后在2010年4月开始进入下跌的走势；随后出台救助计划，今年5月10日欧洲央行宣布7500亿救助计划带来的利好仅仅持续一天，随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轨道。5月11日，欧元对美元下跌0.7％，欧盟证券市场指数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个月来，全球股市全线下挫，股市市值缩水约7万亿美元。投资者不仅担心欧洲国家难以解决债务危机，甚至担心美国就业市场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预料，更担心全球经济是否真的会出现二次探底。目前，许多经济体至今仍未退出次贷危机中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欧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应对希腊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这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也加大了全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的难度。
(三)会对中国出口产生一定的冲击，外汇储备可能贬值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都难以在一种区域性金融危机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暗淡，这无疑会给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冲击之一是欧元区国家可能实施更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自2007年以来，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欧元区政府可能会把重点转移至对外贸易领域，首当其冲中国将成为欧元区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据统计，今年4月份，我国对欧出口的增速还维持在25％，但这种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下半年反应可能会比较明显。冲击之二是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增大。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汇资产增持更多的是欧元资产，随着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爆发，欧元对日元与美元已经显着贬值，并可能进一步贬值，这无疑加大了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转贴于
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一)分散财政与统一货币的制度性缺陷
本轮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欧元区体系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主权国家分而治之，这种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货币政策之间的失衡导致成员国失去了熨平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紧搭配才会有效地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由于欧元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各国缺少了利率和汇率两大工具的支持，为了走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成员国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加之，这些国家的债券也会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投机对象，结果造成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物价和工资迅速上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各国早已突破了《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总额不得超过本国GDP60％的上限，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还款能力，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点，进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二)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
欧元区一体化之后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别，尽管都是欧元区国家，但各国的预算状况千差万别。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也使财政政策难以有效协调，但为了建立更为庞大的组织，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极力拉拢那些希望加入进来但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的国家。加人欧元区后，各国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源优势，没有领先的创新优势，而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就垄断了对外出口，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往在维护欧元与欧洲一体化的更高诉求下，经过欧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调和妥协，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问题凸显，外围国与核心国之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相适应，欧元区无法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外围国无法利用货币贬值快速形成对外盈余，也无法维持当前的财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种结构性的衰退，并且还面临债务膨胀，外围国与核心国差距越拉越大。同时，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还会造成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希腊无节制的信贷最后需要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埋单，这种只靠成员国的相互救济渠道单一且不持续，使得欧元区的救助机制极难建立，危机爆发之初并未及时得到解决，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三)经济结构单一，偷逃税严重，税收来源有限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希腊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单一，主要是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希腊海运市场急剧萎缩，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锐减了19.3％，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这些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锐减。在希腊，偷、逃税现象十分严重，希腊政府在打击偷逃税方面一直不理想，据估计，希腊政府因偷逃税行为每年损失的税收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严重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负担过重
希腊具有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希腊公务员的队伍相当庞大，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涨幅甚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使得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希腊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显着削弱，而长期富裕的生活环境养成的高消费习惯无法自动作出调整，政治家为了选票必然通过政府举债支出来维持高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高居不下；希腊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0％左右，失业救济便成了希腊非常沉重的负担。希腊政府一直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高贸易赤字发展模式，对经济造成严重透支。希腊加入欧元区后，享受到欧盟区带来的诸多好处，其中最大优势就是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曾一度使希腊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达到4％，但是希腊政府没有主动控制负债，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而是一味地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行时，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维持，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以债养债的做法便使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五)刺激计划不当，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
希腊的债务危机还未平息，美国又出现了地方债务危机，据前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赖尔登2010年5月在《华尔街日报》中声称，洛杉矶很有可能会在2014年宣布破产。希腊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问题以及欧元区体制上的缺陷导致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其实全球普遍存在着债务危机，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国为了阻止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纷纷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的结果，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金融危机第一阶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价资金竞逐资产和资源，衍生出越来越大的证券资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终资产泡沫无法维持，吞噬了华尔街金融大鳄；为了挽救金融体系，美联储印出更多钞票，这种行为本质是将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转移到政府身上，这是金融危机第二阶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实就是各国政府以债治债，借债投资，虽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经济回暖，但是并未解决核心问题，最终政府规模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投资计划，造成许多经济体财政赤字攀升，同时政府的过分干预使得资源错配的局面最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各国出台的系列救市计划，造成资金错配，由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世界陷入“经济刺激计划的陷阱”。
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西方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是“以－赤字还赤字”，“以债养债”模式的必然，对中国来说也是重要警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也不能过于乐观。首先，中国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迅速增长，造成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质上有主动负债的愿望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往往会置社会监督于不顾，赌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当面临经济下行时，政府刺激计划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也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会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此外，地方投融资平台资金中80％来自银行体系，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势必会对银行产生重大冲击。所有这些对未来中国经济肯定存在巨大的隐形风险，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实际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当条件成熟时，经济刺激计划应适时有序退出，如果当经济已经过热时才开始收紧，会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变化，把握好刺激计划的“度”。 (二)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是一国制定宏观政策的基础。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所采纳的由Kopits and Craig(1998)给出的定义：财政透明度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筹划。根据该定义，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对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预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以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在预算内财政收支之外，存在规模庞大的预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门、各单位的“小金库”；在政府的预算报告 中缺乏详尽的数量指标，人们难以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估，在披露债务指标时数据不完全，没有包含所有既有债务等等。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关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告诉我们应该加强政府财政的透明度。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负债要与其收入匹配，决不能过度负债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须平衡预算不能负债运行，是因为他们手里是没有印钞机的。他们不可能像央行那样凭空制造“信用”出来。而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事实上承担的债务，将会成为未来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来源。除非是压缩政府自身的开支，无论用何种方式弥补赤字，都有可能最终引发央行发行更多货币，这会让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雪上加霜。
应该说，在预算法的严格规范之下，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本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和负债运行情况。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但是经济刺激计划产生出来的大量地方政府负债，正在恶化这个环境。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加州财政破产危机殷鉴不远，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现在欧洲央行和美国政府都是靠购买或帮助受困地区发行债券暂时渡过危机，要恢复它们的财政平衡和经济活力还必须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控制自身的负债规模，必须依照预算法平衡预算。用融资平台的方式避开法律的监管是短视行为，逞一时之快而增加长期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
(四)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大文章，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是不可取的。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虽然目前中国出口恢复较好，但是未来发达国家增长趋缓的风险将会显现，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国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比出口、投资更好、更长效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倘若不主动转向内需为主，在面临危机时将处于被动的位置。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单纯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构是不可持续的。
(五)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应拓展财源
在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奉行“土地财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筹集财政资源，高房价所带来的高额土地出让金和高税收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正是这种依赖带来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成为房价上涨的直接推手。房价的过度上涨造成房地产泡沫，当经济下行时，顺经济周期会使房价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会锐减，同时为了经济的发展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拉动投资，由此政府便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拓展财源，改变依靠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税收模式。同时，房地产市场与整个金融体系关系紧密，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问题，谨防房价大起大落。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不能忽视不产生实体经济效益的“流动性再创造”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重心应该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的健康模式，这样才会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开始怀疑市场的有效性。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人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场失灵。尤其在后危机时期，有扩大政府能力、夸大监管作用的嫌疑。那种认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机中承担无限责任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政府过度调控后果很严重，只能造成道德风险加剧。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场经济自身运转的高效率。在应对危机时期，强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告诫各国政府应舍弃借助危机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严格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真正职责应该是根据自己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对规则的创造能力，为自由竞争理清适当的边界，保证政府在适当、适度干预的前提下使市场效率实现最大化，又不至于积累过多的市场风险。
(七)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地方政府长期面对资金缺口。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归人中央财政，尽管中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顾自身偿债能力扩大赤字，举债度日或负债运行，且这些债务大多处于隐性状态。
此次金融危机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多地方政府的负债额远远超过本级财政收入，面临巨大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
另外，从经济走势看，中国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增大，房地产市场可能降温从而令政府土地收入减少，而一旦来自土地的资金链断裂，财政资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留给银行大量的呆坏账靠中央政府来核销，宏观经济将可能有“硬着陆”的风险。
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摸查地方债务的规模、来源和性质，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切实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八)政府宏观调控有局限性，谨防凯恩斯陷阱
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激发了各国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国政府采取“无节制”凯恩斯加上货币主义的刺激计划，这在短期也许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看，被喻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才是自动调配资源使其得到最优化的有效方式。根据科斯定理，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只要私有产权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优结果。㈣政府宏观调控就是在经济发生波动时采取反周期政策来减少波动，使经济更加平稳，但是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无论是此前的次贷危机，还是这次的主权债务危机，充分验证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总是弊大于利的。为了避免问题的恶化，应谨防凯恩斯陷阱，真正认识市场，让市场来纠正资源错配。无论何时，政府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市场力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风险让我们重新思考反危机机制，也需要我国重新评价“凯恩斯主义”的成本，“赤字财政”不宜长期化，“赤字财政”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恢复市场活力。但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5
一、1.2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3500亿元，用中央地方债券予以解决，这是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集中表现，也是针对目前经济下滑和财政减收的压力，稳中求进保增长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我国从去年开始，出口订单减少，企业成本升高，经济下滑压力大，对此，以求多列赤字，增大财政投资的力度，解决财政支大于收的局面，扩大内需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现7.5%的GDP增速。现在世界上美国、欧盟等国为应对债务危机，都在压缩财政赤字，以求减税和减支来走出财政悬崖和债务危机。我国反向而动，增列财政赤字，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走势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财政赤字没有不行，太多了不行，关键要掌握好“度”。我国受计划经济影响，相当长一段时间强调财政收支平衡，实行零赤字财政预算，这也是计划经济低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这次适度安排赤字财政是一个进步，但是赤字不可过大过高，注意规避财政风险。世界上经济惯例是一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国债规模不能超过GDP的60%，以此为上限规避财政风险。我国这次确定1.2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已达GDP的2%，接近于风险控制线，已无再增发的空间和余地。为此，今后要加大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减少“吃饭财政”的支出比例，抓紧机构改革，精简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的数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才能彻底减轻财政赤字增发的压力。
三、增列1.2万亿财政赤字的利弊分析：怎样看中国设定的1.2万亿财政赤字为应对国内外经济运行的诸多变数和复杂局面，增列1.2万亿元的财政赤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一分为二地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和理解。
（一）从正面看，今年列出1.2万亿元财政赤字的目的和意义。
一是有利于增加财政支付能力，增大政府调控经济的力度，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更多的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稳中求进保增长。
二是有利于增大财政对民生的支持力度，更多向民生工程加大投入，用积极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民生优化战略，加大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动城镇化建设，多办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
三是助推和支撑全国的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从去年1月开始在上海试点，10月推广到13个省市实行，推行以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两税合一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对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降低增值税率，引导和助推经济结构调整。今年要分期分批在全国推广结构性减税，这也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结构性减税，这对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长远看有利于培养税基、壮大财源，为今后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积累潜能和后劲。但从财政角度看是利空消息，结构性减税直接带来财政减收，增大地方财政压力。现在是两难的选择，不实行结构性减税，企业受不了；推行结构性减税，财政受不了。为此必须用增发国债高列赤字的办法，缓冲和应对结构性减税给财政减收带来的压力，以此为结构性减税留出操作空间，支撑此政策在全国推广。
（二）辩证地从另一角度看财政赤字过大也会带来更大风险，要积极应对和规避。
一是财政赤字过高会增大财政风险。高列赤字也是财政的举债行为，发债过多，赤字过高，运营过久，会增大财政偿还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会突发财政风险。我国直接的显性债务并没有超GDP60%的上限，但我国隐性债务很多，乡村债务、养老金财政支出缺口等隐性债务尚没有计算在内，真正全口径债务也是很吓人的。现在需要全国上下增大风险忧患意识，不能再走举高债谋高速这种粗放增长的老路子。为此，转方式调结构迫在眉睫，以此规避中国版的“财政悬崖”。
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6
【关键词】地方债务 财政分权 预算约束
一、前言
1994年我国成功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之前的财政“包干”制度，解决了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吃紧问题，此后便形成了目前的中央地方两极财政分权体制。然而，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完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问题。虽然中国保持了十几年的快速稳定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综合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在看到各项喜人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大规模的建设性融资需求，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也在快速增加。
不得不承认和面对我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现实：在我国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仍然没有被赋予自主发债的权利；从预算管理来看，仍然有大量的债务游离在预算体制之外；从信息披露来看，尚未完全公开地方政府举债情况，等等。
二、分权制度下政府间事权和财力匹配问题
在财政分权体制框架下，如何划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范围，明确支出责任，一直都是分权制度的问题，由于国家地区的情况差别，学术界对此问题可能看法不尽相同。然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力受到严重削弱，财力的不支与沉重的支出责任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内因。从短期来看，加强中央转移支付，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运作，可以暂时减缓地方债务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完善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才是根本之计。必须厘清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与公共权限，明晰各级政府事权和公共支出责任；必须调整和完善各级政府间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收入划分体制；必须按照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和贯彻财力均等化的原则，继续完善我国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预算硬约束，完善并贯彻我国地方财政预算法制建设，才能从根本制度上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和控制规模。
三、地方政府债务与预算软约束
预算软约束问题最早起源计划经济中的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助，使国有企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但后来道德风险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也愈演愈烈。在实行财政联邦制（分权制）的国家中，地方公共品投资常常对其他地区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中央政府有很强烈的激励去为地方公共支出提供援助。但地方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动机，他们更偏向于将自有财政资金投向只会造福于本地居民的公共支出，而具有外溢效应的公共品投资留待中央政府的援助，这就是一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谁的依赖程度更高谁就处于博弈劣势。特别是当某个地区在全国经济中处于“大而不倒”的重要地位时，问题就变得尤为严重。如果中央政府不对地方政府行为强加约束，也即地方政府面临软约束时，地方政府就有有强烈的激励进行过度借债和财政支出，对其投资项目的质量和经济效益关注则较少。
中央政府如果能作出可置信的承诺，表明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时不会提供援助，那么地方政府行为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很可能会步步小心谨慎，预算软约束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但在现实中，预算硬约束的承诺在短期内与中央政府利益其实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一旦破产对中央政府将产生极大的政治成本。任何一个追求最大社会福利的理性中央政府是有激励对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的。
预算软约束为何能够持续存在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由于“大而不倒”中央不允许其破产而不得不进行财政援助。在理论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比如完全可以在事后对当事的官员进行严厉的惩罚，但这仅仅是理论，因为现实中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中央政府在事后是很难区分地方的亏损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政策性负担所致，即使是能够区分，由于地方政府“大而不倒”也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处罚。
四、政策建议和总结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给以一些政策性建议。
短期的政策建议着力于规范地方融资行为，抑制地方债务的过度增长，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风险。具体来说，首先是要尽快摸清地方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的底数，尽快实现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化，在此基础上强化问责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地方政府决策者和金融监管者的问责范围，建立项目监管制，监控信贷资金流向。
长期来看，要在根本上消除地方过度投资冲动，解决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问题，理顺财政关系，需要长期完善机制和改革体制。应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深化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而就地方治理结构而言，改变现行体制对地方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综上所述，预算软约束是我国目前财政分权体制下造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央对地方财政权力的下放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既不能放得太开，也不能管的太死。国外成熟的财政体制下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但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学者给出了很多看法和建议，本文在借鉴了目前的一些热点分析之后给出了自己的一些评述，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尚希.财政分权改革“辖区财政”[J].中国改革，2009，（6）.
[2]贾康.关于中国地方财政现实问题的认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