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植物的现代诗范文1
关键词：《诗经》 小雅 植物 植物意象当今学术界已经有大量关于《诗经》的研究，对植物意象的研究也不在少数，曹然在《浅析中国古代自然崇拜对中植物意象的影响》一文中认为《诗经》作为一部重要的诗歌典籍，涉略广泛，其方方面面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特别是植物意象，因其与《诗经》写作的表现手法密不可分，又与上古先民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1]孙秀华以大量的植物意象来分析古先民采集文化的重要性，并认为《诗经》中的采集诗歌都或隐或显地含有巫术和宗教方面的意义，反映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他还论述了关于物我互渗以及交感巫术等相关原理，从理论角度分析了采集文化与古代自然崇拜的关系。[2]杨玲在《从“草木起兴”看我国古代的植物崇拜》一文中分析了《诗经》中的一些典型植物意象。[3]但笔者在查阅各类学术资料时，发现对于《诗经》植物意象的研究内容，虽存在部分文献，但其内容显得较为散乱；同时，对于植物意象的分类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并且缺少系统有序的分类，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诗经・小雅》的内容进行解读分析，从而对上述问题提出合理有价值的见解，同时对部分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象进行详细解读。
在整部《诗经》中，植物出现的频率是相当之高的，远远高于动物等其他种类。清代的学者顾栋高对《诗经》中的植物分类的统计为：“草三十七种，药十七种，木四十三种，谷类二十四种，蔬菜三十八种，花果十五种。”[4]孙作云统计整部《诗经》中：“动植物二百五十二种：总计植物一百四十三种，内含草类八十五种，木类五十八种，动物一百零九种，内含鸟类三十五种，兽类二十六种，虫类三十三种，鱼类十五种，总计至少二百五十种以上。”[5]潘富俊则统计：“《诗经》中属于植物的字词共有一百六十类，这里除了有十类为植物泛称外，其余的专指特定植物或是非特定的植物，而且还出现了一名多类或一名多种的现象。”[6]综合《诗经・小雅》中丰富多彩的植物意象，笔者发现，在《诗经・小雅》中，一共出现了49种植物意象，其中两种因历史原因，可能为重复，已不可考。
一、《诗经・小雅》植物意象规律分析
《诗经・小雅》中一共出现植物意象49种，其中木本植物19种，草本植物30种。虽然出现了高达49种植物意象，但是我们从自然界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到这49种植物意象，只是当时自然环境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探析一下，为什么先秦的诗人作家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些有限的植物意象放入自己的作品中传唱呢？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一些规律和特点？
结合我们所总结的植物意象种类及其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植物意象中，有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植物意象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具有实用价值与功能的。其中的一些植物，在今天依然是十分受大家喜爱的野菜。我们知道，先秦时期，我们的社会依然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生产力的低下，导致了秦先民的生活对于农业生产的极度依赖。正是在这样一个农业文明的背景下，秦先民为了取得自己的生存权，必然只有依赖自然规律，只有顺应了自然规律的发展，才能在农业中获得较好的收成，从而延续自己的文明。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让自己的文明得以延续，只有贴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在了解大自然的同时，也发现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各种植物。由于它们的可食用性对于秦先民的生存的帮助，从而使秦先民熟知这些植物，产生了对这些植物的共同认识，也可以理解为对于这些植物的一种共同感情。渐渐的让这些植物融入了自己的社会，融入了自己的文化。对于这些植物，秦先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共同的感情，所以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这些植物，以此来传递自己的感情。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植物意象。例如：《诗经・南山有台》：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K。乐只君子，遐不黄T。乐只君子，保艾尔后。[7]
在短短一百二十字中，便出现了“台、莱、杞、觥、枸、榆”共七种植物意象，其中“台”即莎草，又名蓑衣草，可以制作蓑衣。在纺织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作为一种除蚕丝外的纺织原料，实用价值很多。“莱”：藜草，嫩叶可食，具有食用价值。“杞”：杞柳或枸杞，因植物不明确，枸杞可食用，可入。“觥保菏髅，山樗，树皮可药用，具有药用价值。“”：树名，j树，俗称菩提树，具有药用价值。“枸”：树名，即枳枸，又名枳海可生食，酿酒，熬糖，具有食用价值。“榆”：树名，即鼠梓，也叫苦楸，具有药用价值。可以看出植物意象与《诗经》交融之深。
那么，除了这一规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诗经・小雅》中出现的这些植物意象，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被秦先民所熟知，而是作者在对这些植物的特点、内涵等具有了详细了解后，精心挑选的契合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具有独特内涵的植物，以此将自己的独特情感以植物意象这一特殊的方式传达给大家。
二、《诗经・小雅》植物意象实用价值分析
《诗经・小雅》借助秦先民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中的各种植物意象来反映、传达自己独特的情感价值。用以传达这些情感价值的植物是秦先民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依托，带着强烈的时代生活印记。这也使得这些植物意象蕴含了写实的功能，使得我们能够从这一视角，这些诗篇，这些植物意象一窥当时的生活环境、社会风俗。这也是这些植物意象的又一重要内涵。
《诗经》来源于生活又反映其对当时生活环境的写实功能，使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功能剖析出当时的一些生活环境。在《诗经・小雅》所处的年代，生存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就是农业，农业与秦先民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诸多的祭祀诗篇和农事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之于秦先民的重要地位，众多的植物意象，也表现了农业对于秦先民思想的影响。
在当时的社会分工之中，由于农业环境的严苛，以及农业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妇女的主要职责是采集，有采集用以养殖，有采集用以食用，也有采集用以入药。如我们所熟知的采集桑树叶用以养蚕，采集薇菜用以食用。各种各样的自然植物，由此被开发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可以将《诗经・小雅》中植物意象的食用价值与功能划分为以下三类：
（一）食用价值
具有食用价值的植物意象是《诗经・小雅》中数量最为广泛的，在秦先民们原始的自然生活环境中，饥饿是生存的第一大威胁因素，因此也导致了秦先民们对于具有食用价值的植物的认识最为广泛，如：
《诗经・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即艾蒿，具有清香，嫩芽可以使用；《诗经・常棣》“常棣之华，鄂不||”“常棣”即棠棣，落叶灌木，果实可以食用；《诗经・湛露》“湛湛露斯，在彼杞棘”“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杞”：枸杞，灌木身有刺，果实甘酸可食，“棘”：酸枣，灌木身有刺，果实甘酸可食；《诗经・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言采其”“”：蔓草，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长在地下的根茎可以蒸食，有甜味；《诗经・m杜》“有m之杜，有其实”“杜”：一种野生的梨树，果实呈红色偏灰，可食用。
（二）药用价值
先秦时代原始的医疗水平，使得大部分的药物原料都只能来源于自然环境中生长的动植物，因此，《诗经・小雅》也记录了大量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意象，如：《诗经・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言采其”“”即商陆，又称羊蹄菜，根茎肥大可食用入药，清热凉血，化痰止咳，通便杀虫。治急性肝炎，慢性气管炎，吐血，血崩，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大便燥结，痢疾，疥癣，秃疮，疔，疖；《诗经・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即艾蒿，具有清香，嫩芽可以使用，同时还兼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用于伤口消毒；《诗经・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绿”草名，即荩草，《本经》：“主久咳上气喘逆，久寒，惊悸，痂疥，白秃疡气，杀皮肤小虫。”[8]；《诗经・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苕”，植物名，又叫凌霄，花可以用于去肿，皮肤瘙痒，根茎可以用于活血化瘀，解热毒肿痛，对于呕吐腹泻也有一定疗效。
（三）生产价值
先秦时代妇女的主要职责是在家中养殖编织，而生产原材料的匮乏，使得秦先民们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环境，发掘了一些用于生产生活的植物，如：《诗经・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台”莎草，又名蓑衣草，可制蓑衣，作为编织原料的一种，被广泛使用，“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桑”桑树，桑叶用于养蚕，桑木作为建筑材料；《诗经・鱼藻》：“鱼在在藻，依于其蒲”“蒲”蒲草，也叫香蒲，高两米左右，叶子比较尖且长，可以用来编织席子和蒲扇，亦可用于保暖；《诗经・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蔚”草本植物，即牧蒿，民间有用于填充枕头或作为保暖材料的用法。
《诗经・小雅》中的大部分植物都是有其实用功能与价值的，如《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即艾蒿，具有清香，嫩芽可以使用，同时还兼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用于伤口消毒；《常棣》：“常棣之华，鄂不||”“常棣”即棠棣，落叶灌木，果实可以食用；《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言采其”“”即商陆，又称羊蹄菜，根茎肥大，果实颜色鲜艳，此种植物，果实呈紫红色可用于染色，根茎具有食用价值，同时也可入药，兼具多重实用功能；《湛露》“湛湛露斯，在彼杞棘”“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杞”：枸杞，灌木身有刺，果实甘酸可食，“棘”酸枣，灌木身有刺，果实甘酸可食。
三、《诗经・小雅》植物意象审美价值分析
（一）生殖崇拜意蕴
在原始的自然环境压迫下，先民们发掘了如此多的植物的价值，作为与其生活生存息息相关的植物，其生长状态、是否茂盛，与先民的生活密不可分，甚至到了影响其生存繁衍的地步。由于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先民们逐渐产生了对植物的生殖崇拜。在先民的认知结构中，植物的繁衍、人类的繁衍、游锓毖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生活实践中，先民们逐渐发现了植物与人类繁衍上的一些共性，如一些植物的繁衍需要多颗植物共生才能繁衍，植物通过种子的产生进行繁衍，和人类通过交合产生后代，有一定的共同特征。
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下，人口就代表着部落国家生存能力的高低。先民们崇拜植物旺盛的生命力，但以当时的认知结构又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产生了生殖崇拜。先民们不但对植物旺盛的生命力崇拜，也对其出色的繁衍能力崇拜。人类繁衍后代一般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产下一到两个子嗣。而反观植物，在其短短的一个生存周期内，最少可进行一次繁衍，每次繁衍所产生的果实却数量巨大。繁衍周期也非常之短。甚至在一些多年生树本植物上，一个部落终其存在历史，都看不到这些树本植物的生命尽头。这种尽乎于无限繁衍的能力，在先民眼中，成为了神灵的象征。因此，在祈求子嗣以使文明传承的先民们，的认知下，产生了生殖崇拜。
对于植物果实众多或生命力旺盛的描写，如《诗经・湛露》“其桐其椅，其实离离”“离离”，指果实繁盛的样子，隐喻子孙众多这一后代昌盛的愿望。《诗经・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形容植物生命力的旺盛，《诗经・常棣》“常棣之华，鄂不||”形容萼足鲜明茂盛的样子。《诗经・南有嘉鱼》：“南有湍荆甘瓠累之。”“瓠”即葫芦，因与母胎相似而被寄予增强生殖能力的寓意。可以看到，也具有生殖崇拜这一内涵意义。
（二）交感巫术意蕴
先民们在原始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面对着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无能为力，在各种强大的自然灾害中也只能听之任之，在这种无力改变自然环境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逐渐求助于巫术，想要通过神的力量来辟佑自己，使得先民们逐渐将自然人格化、神化，马林诺夫斯基这样来解释巫术的生发前提。弗雷泽则这样解释道：“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二是‘物体一经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为接触律，根据相似律可以引申出巫术施行者可以通过模仿实行他想做的事。接触律意味着通过一个物体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两者都归到‘交感巫术’名下，这种关于人或物之间存在着超距离的交感作用的信念，就是巫术的本质。”[9]，按照交感巫术接触律的原理，只要接触过有着神秘意味或者未知强大力量的事物时，就可以受到这种强大力量或神秘事物的影响。例如：食用繁殖能力非常强的植物，那么也会使自己的生殖能力变强，即发生神秘力量的转移。这种交感巫术的观念，在《诗经・小雅》中也有较多例子。例如：《诗经・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菜作为一种食物，被先民较多食用，作者在采薇的时候一直心念着远方征战的丈夫的安危，就是因为认为自己在采薇时心念丈夫安危，那么远方的丈夫在食用到薇菜时，便会受到这种神秘力量的保佑，即交感现象。如：《诗经・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菁菁者莪，在彼中b。既见君子，我心则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10]
在这首诗中“莪”即萝蒿，见证了两名青年男女的爱情从萌芽到结果，萝蒿被寄予了一种神秘的象征作用，即青年男女的爱情象征，他们的每一次见面都选择了有萝蒿的地方，萝蒿是他们爱情的象征，这种象征与神秘力量结合，不论地点怎样转移，只要有萝蒿存在的地方就有这种神秘力量的存在，也同样体现了交感巫术这一审美价值的存在。
（三）文学表述意蕴
自然环境中大量的植物在进入秦先民生活环境中后，其价值、作用逐渐被秦先民发掘，并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认识。这种大家所共有的认识，在与创作主体结合自身思想情感的认识相互融合后使得这种大家对植物意象的共同认知形成了具有强大包容性与承载力的诗歌意象。诗歌作者的内心情感与寄托的情思借助植物意象，得以向大众传达，并在一代又一代诗歌创作者的创作、传承中丰富了植物意象的内涵，强化了植物意象的文学表述作用。这些条件最终使得植物意象在承载了大量作者的情思价值的同时，又能够被大众所理解。如：《诗经・弁》，“茑与女萝，施与松柏”中“茑”“女萝”都是藤类植物，必须依靠攀附于树木之上才能存活，隐喻地位低微的远亲必须依附于显赫贵族才能生存。“茑”“女萝”在自然环境中本无此影射，只是自然地选择，但进入先民的生活环境中后，便承载了攀附权势这一文学表述作用。后人在看到这一意象时，也会自然联想到攀附这一含义；《诗经・采菽》“采菽采菽，筐之_之”“菽”即大豆，大豆作为一种先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粮食作物，为先民们所广泛生产。大豆的外形圆润饱满，生长周期短，产果实多。本只作为一种粮食作物，但经过诗歌作者的加工后，承载了一种丰盛饱满的文学含义，经常用来表达收获丰硕，或者子孙荫盛的意义；《诗经・隰桑》“桑”，即桑树，桑树树叶繁茂，叶片肥硕，本作为一种生产原料用以喂养蚕，但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对女子情感的象征这一文学表述作用。植物意象在创作主体的加工与情思的融合中，带给读者的知识情感与体验也在不断地加深，使得读者从中领悟的情感内涵也愈加丰富，带来更加深刻的文学表述。
通过对《诗经・小雅》中植物意象的功能c价值进行一些浅析，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这些都是只是《诗经》这一文学宝库中被发掘出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价值。《诗经・小雅》之中大量的植物意象，是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渗透着先民的智慧与心血，对于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植物意象也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与价值，更蕴含着许多笔者没有挖掘出的文化现象与文化内容，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发掘与研究。
注释：
[1]曹然：《浅析中国古代自然崇拜对中植物意象的影响》，中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06期，第91-94页。
[2]孙秀华：《采集文化研究》，济南：山东大学，2012年版。
[3]杨玲：《从“草木起兴”看我国古代的植物崇拜》，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年，第2期，第155-158页。
[4][清]顾栋高：《毛诗类释》，四库全书本。
[5]孙作云：《诗经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6][台]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版，第8-11页。
[7]沐言非：《诗经》，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8]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9]徐育新等译，[英]詹姆斯・弗雷泽：《金枝》，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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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经》 范畴化 植物
一、引言
《诗经》中的植物词汇意义丰富，它们不仅直接体现了中国先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时期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现实。这些植物词汇的意义随着时间逝去经历了流变，内容尚且存在不少疑惑之处。而在翻译过程中，意义在汉英语言系统转换中存在不对等性。因此《诗经》中植物的翻译给译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本文姆冻牖概念出发，通过确定植物词汇的范畴化层次和属性，使用合适的翻译方法来尽可能的达到对等的效果。
二、《诗经》翻译中认知范畴的概念
认知语言学认为诗歌的意象是一种以人的认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人们对各种客观事物进行归类和定位，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事物的客观属性在人的主观认知中获得定位，认知范畴是范畴化的结果。而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始于范畴化，在认知范畴化理论中，对于个体范畴化的依据有如下说明：个体范畴化的依据并非其基本特征，而是其属性。属性是事物性质的心理体现，和认知及与现实的互动相关，而前者是指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与认知的主体无关，是独立的客观存在。范畴化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翻译表面上是两种语言之间表层语符的转换，实际上是两套认知范畴之间的移植。认知范畴并不是随意的人为划分。，除了客观事物的自身属性外，影响因素还有人的经验，而经验又受到环境影响两套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中，背后的认知范畴必然存在差异。认知范畴具有层级性，可以分为下属范畴，上位范畴和基本范畴，基本范畴兼有完整的感知完形区别特征和内部相似性。
《诗经》中出现的名物种类繁多，出现了大量的草木鸟兽名称，这些动植物，或赋，或比，或兴，有的体现了先民的审美，有的寄托了特定的情感，有的承载了深远的隐喻，名称的意义有多样丰富的层次，只是各有侧重。在《诗经》的中文研究中，名物研究内容博大精深，尚有很多未解之处，这无疑给英文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将根据认知范畴的概念，以诗经中的植物词汇的翻译为例，从名物在诗歌中体现的属性和具体性质出发，判断如何在翻译中通过确定词汇的范畴层次，而尽量达到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
三、《诗经》中植物词汇翻译的范畴化
诗句精简，却被赋予了深远的含义和丰富的意象，诗句也最容易误译，甚至可能产生与原句相反的含义。尤其在翻译《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时，更要注意结合全文的意义分析，绝不能孤立的逐字逐句的阐释。了解诗歌的时代背景，掌握诗句的精神实质，简明扼要地力求再现原作，只有这样辩证文字，反复推敲，才能感染读者，达到对等的效果。
既然从认知角度上说，个体范畴化的依据――属性，是事物性质的心理体现。那么在诗歌语言中，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诗篇中受到诗歌情感的影响，具有或强化或弱化的含义，在不同的认知主体心中也会形成不同的折射，体现其多层次的属性。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气衷曲浓缩在典型的生活画卷中，这就是涌溢深微哲理的诗的意境。景与情交融才能成诗，因此本文从语境，意象以及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植物词汇范畴化的过程。
1.语境
认知语境是认知主体对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经概念化或图式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在使用语言时，认知语境对语言的不完整进行补足，语言使用者自觉地根据认知语境激活并选择相关信息。在利用认知语境进行推理的过程中，语言使用者获取语言中蕴含的隐形内容，从而达到正确的理解。
《诗经》中出现的一些植物，之所以能够入诗，可能和当时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现今看来却是一个不能确知的名称。但是根据诗歌语境和注释对植物情态的补足，读者对于该个体有一定的想象。此时，若译者选词时能重现此植物的情态，营造出一样的情境，符合读者的想象，便是可取的译法。下面以“荇菜”译法为例。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d之。”参差在现代汉语中有长短高低大小不齐的意思，而在古代汉语中蕴含中多姿的含义，多姿的荇菜飘飘摇摇，春意盎然，采荇的姑娘青春活力，引绵长思念。在各个英译版本中，汪榕培译为water grass，杨宪益译为water plants，他们的译法是采用了基本范畴概念“水草”来取代原文的下属范畴概念“荇菜”，却并未体现出荇菜随波逐流在水中招摇的情态。许渊冲译为cresses（水芹），里雅各译为duckweed，意为浮萍，他们都采取了下属范畴概念取代荇菜的译法，可能由于英文中并没有荇菜这个概念，译者以其形态相似的概念代替，在读者心中营造了相似的情境。
2.意象
意象是一般是一种具体的实物情感寄托，诗人用这种物象来抒感，寄托其情愫。在《诗经》中也存在一些意象，虽然也被用来抒发诗人的情感，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诗旨的解读有密切关系，或者烘托氛围，或者与诗歌的主要内容有关键联系。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中，诗歌的意象不再仅限于解释为简单的情景交融，而被认为是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在这些意象的翻译中，译者必须注意突出它具体体现出的某些功用及属性，从而确定具体词汇选择的范畴层次。
《诗经》中多首诗写到男女交往以植物相赠，比如《邪风.静女》中的彤管，《郑风.溱箱》中的苟药，《陈风.东门之扮》中的握椒。虽然有的植物究竟为何物不确知，但是这些相赠之物多为表达男女之情，比如彤管，"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溱洧》之芍药是士与女相与戏谑，“结恩情之厚”的信物。《诗经》中的一些植物，有其特定的隐喻功能，且很多与女性有关，比如“椒”，其果实累累，正是多子的象征，所以用它比喻女子多子，这在《唐风.椒聊》中表现得很明显。多位译者都将椒聊翻译为pepper plant，椒为何物的信息很明确，且《椒聊》全诗都是客观描写椒聊，以达到比兴目的，所以在译法上没什么分歧。而对于握椒的译法，则人各有异，理雅各和汪榕培还是译为pepper plant，而许渊冲并没有译出椒的客观信息，而是译成token of love。很明显，许在此采用的是上位层次的范畴，并不直接译为实物，而是结合椒所代表的男女关系，将此处的画面情态清晰地表达出来。
3.文化
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语言离不开文化，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两个国家或民族的相互沟通，不仅在于对语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背后文化意蕴的理解。作为中国诗歌的萌芽，《诗经》的一些意象负载着厚重的中国文化，而这种文化内涵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其客观特点，而是在历史的使用中人们对其的感受点滴化成的文化心理的凝结，这种属性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类词汇的翻译中，更需小心，如果英语中不含此种意象的概念，不可随意置换，即使英语中有客观概念上完全对等的词语，文化意义也难免出现缺省、错误的现象。
《诗经・采薇》描写战后士兵返乡的名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余冠英的语体译文是：“想起我离家时光，杨柳啊轻轻飘荡。如今我走向家乡，大雪花纷纷扬扬。这是诗经里著名的诗句，它就像一幅画，把出征边塞将士们的心情，描画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身临其境。将士们出征的经历，都尽在季节变化，意象倒转中了。“杨柳”一语重点在柳。柳，已成为古人今人某些特定情感的信息载体。汉语语音中“柳”“留”谐音，让人自然联想到柳丝与留思间的内在联系，使折柳赠别之俗带来的。杨柳的名称、形态驻扎在中国的读者心中，而其唤起的送别的意义更直接使读者体会到离别的意境，而这点，西方读者是无法直接理解的。
因此许渊冲将前两句译为When I left here，willow shed tear.译文把抽象的离情化为具体的流泪，这就是把杨柳拟人化了。但杨柳是没有眼泪的，所以英文的眼泪用了单数，表示这不是物质的泪，而是悲哀的象征.。这种将事物深化具体化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译法。
四、结语
综上，《诗经》中一些名物词汇的确切意义难以确定或者难以在英语中找出完全对等的词汇，认知范畴的完全对等移植难以实现。即便以同一层级范畴的词汇翻译，也可能只是处于相近的义域，会存在各自不同的属性，原语读者与译语读者读到原语词汇和译语词汇无法形成完全相同的心理感受。所以在翻译中，译者可以利用认知范畴的理论，在上位范畴词，下位范畴词和基本范畴词中取可取的译法，在翻译的词汇取舍中，考虑诗句的情景再现，旨意传达以及文化蕴含，尽量达到对等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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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作云.孙作云文集第二卷《诗经》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4]《外国Z言文学》编辑部编.语用学研究：文化、认知与应用[M].福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有关植物的现代诗范文3
关键词：曹植诗歌 抒情 艺术特征
一、曹植的创作思想
在父亲曹前，曹植的诗歌都是汹涌澎湃、激情飞扬的。大多抒发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比如表达英勇战士奋勇杀敌、誓死保卫祖国的《白马篇》，就是曹植的一个典型诗歌，诗中激情飞扬、感情真挚，洋溢着不朽的青春和活力。诗人通过《白马篇》来表达自己为壮烈事业奋斗的渴望。寄托了诗人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豪情。随着曹操去世，曹植诗歌逐渐消沉，后期作品多数表达自己壮志不愁悲愤压抑的郁闷心情。
二、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征及成因分析
（一）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征
1、精巧的叙事抒情
曹植笔下的山虫鸟兽、林木山水的内容里，涵盖着极其浓厚的思想情感，有着不同的意境，把自己的情感与周围的环境相互的联系起来，做到了真正的情景交融。这种把抒感与叙述事件、写景相互的紧密联系起来，堪称是曹植诗歌的特点。例如《赠白马王彪》，曹植在此诗之中把自己对于人生命运的感慨联系起来，又联想到任城的王曹彰、如今的白马王曹彪，二者的生离死别之痛，采用叙述事、描写景、抒相互发生的方式，再加以沉重悲痛的笔调和从不同的方位角度来抒发出自己强烈的悲伤情感，使读者都能感受到浓郁的悲痛情感。正是由此，便造就了此诗无比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建安时代之后的岁月里，文人的五言诗开始逐渐的兴盛起来。无论任何一种诗体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都会面临着一种新形式的制约，因此，诗词语言推敲的重要性便会接踵而来，促使诗人们用最直接、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身所要表达、抒感。实质上，当诗人们在对诗词歌赋不断的推敲过程中，就不知不觉的把诗体的体制、形式等逐渐的完善、完美起来了。新事物的诞生是在于旧事物的基础之上的，乐府民歌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其便是东汉文人的诗歌五占诗的前身。
2、崇高壮美的艺术感
诗歌往往都是优美的，充满着思想，所描绘的画面有雄壮的、孤寂的等。曹植的诗歌也不例外，若是细读其抒发自身理想壮志的作品，还能感受到其内充满着无限崇高的敬意与美感。从此可以看出，古代的诗歌内，大多数都充斥着人生的感悟与思索。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诗人们深入观察生活，发现与体味人生之中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这些不断冲击着诗人们的创作神经，使得诗人们激情慷慨的悲歌长鸣，这便也由此成为了一个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主题，重要模式。其中，这一个悲伤的主题在汉代的时候最为流行，也就是到了汉代文人的手里，才达到了高盛的地步。如《古诗十九首》，堪称为汉代诗歌的代表。然而与曹植相比，特别是在对于有限与无限的表现层面上，曹植更为激情四溢，更有着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朝气。其间表露的是“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崇高人生理想，“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欲展露自己的人生才华，报效为国。
3、音韵华美，辞藻华丽
节奏感与韵律感称为音乐美，曹植十分的注重与推崇这种语言形式的音乐美。这在其“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等诗句是深有体现的。此类诗句语调明快，节奏鲜明，读起来使人朗朗上口，富有意蕴，别有一番趣味。细观其《斗鸡篇》：“游木极妙技，清听厌宫商。
泥人张在泥塑之上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因此便有了较高的成就与声誉；而千年之前的曹植用诗歌的形式，也同样是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生活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曹植比较的注重象征与比喻手的表现手法，并用此来增强诗作的形象性。“皎若日出扶桑，夜同白昼辉煌”，把时光岁月匆匆离去、眨眼即逝形容的准确生动。
4、反差手法抒感
所谓反差，在曹植的诗歌中主要是指情感的巨大变化。如倾盆瓢泼大雨转瞬即为风和日丽；如涓涓小溪慢慢淌忽为浊浊河水急急落；再如微风习习碧波面即变波浪滔滔丘陵石，其行为变幻莫测，觅无踪迹，甚是诡异。例如《野田黄雀行》“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吟过三爵，缓带倾庶羞。”此诗于开始之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众人在一起饮酒食肉，歌舞助兴，鼓瑟吹笙，无比热闹欢乐的场景，但紧接着作者却笔锋一转，言之曰：“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道。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三、总结
“曹植作为建安年间诗歌大家，在当时对诗歌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曹植在诗歌创作上的经历、性情、天分和志向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曹植诗歌语言华丽，手法多样，诗歌的布局也非常完美，在吸取汉乐府诗歌和古诗的创作特征之后，并加之发展，最终被后人歌颂并名垂千古，开创了我国五言六诗的新的里程碑，对我国的古代诗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同时，曹植诗歌在抒情艺术上也独具匠心：非常擅长借助时空之势，运用比兴手法、象征手法等，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加上鲜明生动的语言和巧妙的章法，使他的诗歌在建安文学中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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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植物的现代诗范文4
【关键词】曹植 游宴诗 创作缘起
曹植这位谢灵运盛赞的“八斗之才”，一生创作诗歌九十多首，其早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写下了大量的游宴诗，代表作有：《名都篇》、《斗鸡诗》、《箜篌引》、《公宴诗》、《侍太子坐》、《送应氏》、《赠丁翼》、《赠王粲》、《赠徐干》等十余首（具体分类见附表）。这些游宴诗为中国中古史诗增色的同时，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种种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依据。他的游宴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生动的，“立体化”的曹植，看到了这位游宴中的快乐的王子的悲伤与忧愁。
一、历史传承
所谓游宴，顾名思义即游赏和宴饮活动。具体说来则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内，由某个核心人物组织的、有多个成员参与的、在当时或稍后产生了相关文学作品的山水游赏或者宴集活动。这些游宴活动都有一个组织者或者召集者，他们多因地位、名望高于其它人得以具备登高而呼的资格。以他们为中心，若干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或游或宴，或兼而游宴，其间纵情山水，畅言玄理，赋诗作文，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成为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学活动。早在《诗经》时代，在周朝农业宗法制社会里，为了享乐和实现宗族间相亲相爱以维系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周朝君臣、亲朋之间就曾经常欢聚宴饮，如《诗经？小雅？鹿鸣》第三章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就是当时天子或统治者宴饮群臣嘉宾的乐歌。春秋时代，君臣之间和各国使臣之间交往频繁，“饮酒赋诗”也常常成为他们在揖让之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游宴诗由于本身带有反映和纪念政治、祭祀活动的目的，多客观地陈述宴会过程，多祝福之辞。对于这一时期的宴饮诗来说，礼是第一位的，而宴饮本身是次要的。因此，宴饮本身无法成为诗歌的主体，对宴会场景缺乏文学性的描述，整体上作为诗歌的抒情意味较弱。
对宴饮场面进行细致的描摹并涉及景物的刻画是从《楚辞》中的《招魂》开始的：“铿钟摇，楔梓瑟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灯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前六句是对欢宴场景的刻画，后六句记叙宴饮赋诗的重大活动。王夫之《楚辞通释》释“结撰”四句说：“结者，结其篇章，撰其词句。至思，极思也。兰芳假者，藻思中发，若兰蕙之芳相假借也。极，思所至也。人各尽其思之所至，相竞美也。谓酒阑分题作赋，以纪胜会也。”《楚辞》中的宴会纯为娱乐而举行，最可贵的是人们为了表达心中的快乐和对宴会的纪念，开始有意识地以文字体式、赋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确实该对魏晋宴会赋诗的风气有所启发。
然而，真正为建安时期宴游诗奠定思想基础的却是《古诗十九首》。建安时代文人由于政治动荡，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人生如朝露的生命悲哀。如曹植《送应氏》（其二）“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稀”等无不与《古诗十九首》“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腌尘”、“不如饮美酒，被服纵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样，吟唱出了同一主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人生短暂的悲伤情绪和追求现世享乐的思想。
“游宴”发展到建安时代时，已经不仅仅是文人一时兴起或是在友朋送别、帝王封禅等客观因素提供的契机下偶然间发起的活动，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文人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随着文学逐步走向自觉，随着北方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生活环境的明显改善，随着建安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现世享乐思想的加强，建安文人在游宴诗中还加入了一些反映他们贵族化、文人化的生活、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元素。由此使“游宴诗”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得以正式确立。
二、知人论世
一直以来，对于曹植游宴诗的评价颇具争议。清代诗评家陈祚明称曹丕的《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诗》为“建安正格”，而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则斥之为“此皆文士龌龊猥鄙所为”。后世学者在谈论“建安风骨”时往往剔除了游宴诗这一类，认为这类诗歌“不过是公子王孙逸乐的吟哦”。总结起来，大部分的学者是从游宴诗的思想内容这方面加以否定的。
他们认为此类诗歌大多是作者的应酬颂德的溢美之词，是其消极享乐思想的表现。固然，在这类诗中写了酒肉之陶醉、歌舞之盛况、遨游之快乐，不如那些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然而，如果对这部分内容加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诗歌绝非是酒肉朋友寻欢作乐的描写，作者运用含情带彩的笔描绘了历史上重要的文人集会，展现了一个时代文人生活的真实场景，它们是曹植早期“寻求独立人格，体认自我价值的复杂心态”的表现。
诗歌是思想的产物。而思想又往往与创作者的生活经历、个性特点以及时代的大背景分不开。因此，为了进一步解读曹植的游宴诗，我们不得不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时代背景。东汉桓灵之时，君主骄奢淫逸，昏庸无能，亲小人，远贤臣，遂致奸党误国，佞臣横行，外戚宦官，相继擅权。至黄巾之众出，四方百姓，雷响云集，转瞬之间，竟至百万。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震撼，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多思的性格促使他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路在何方？世事沧桑，恍如走马，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成为永恒。就连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地位开始动摇，因为儒家所提倡的“王道仁政”、“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都已经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儒学地位大降，原先注经讲经的人比肩接踵，现在则家抛章句，人弃儒术。与此同时，在贤良士大夫中开始兴起一股清议之风，他们指摘时政，臧否人物，意图光大儒学，恢复名教，一时蔚为风气，影响甚大。这种清议的风气，实际上反映了士人参政精神的高扬。他们已经从繁琐的解经注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在昂首阔步，迈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两次党锢之争，就是他们在航行之中遇到的两次政治风暴。虽然最后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是在精神、人格上，他们却胜利了。他们以自己的英勇抗争，谱写了一曲浩然正气歌，鼓舞了天下士人的奋斗与抗争。而曹植生活的时代，清议之风犹存，曹植本人就热衷于清议。党人那种仗义执言、激浊扬清、不惧权贵、永不退缩的精神就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其次是生活经历。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幼年的曹植就随父在马背上南北迁徙。建安八年（203）曹操攻下邺城，次年家属迁居于邺。从此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继位魏王为止，曹植在这里度过了十六年的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得意的岁月。由于曹操热爱文学，招揽文士，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声名显赫的邺下文学集团。他们过着斗鸡走马、驰猎宴饮的贵游生活，曹植在这样一个兼具军事、政治与文学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耳濡目染之下，对于他的功业理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诸子间的谈诗论道、切磋琢磨就不用说了，即使贵游生活本身，对于丰富人的审美心灵，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是个性特征。一个人的性格对一个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曹植天资聪颖，据《三国志？魏书？陈王传》记载：“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词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但是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这些性格在他的游宴诗《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名都篇》：“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等诗句中都有所反映。他感情丰富，又率真质朴，绝少掩饰，嬉笑怒骂，易形于色，喜欢饮酒、游乐，行则结舆，醉则同卧。这些都体现出曹植做事是一个没有反省没有节制的人，所以他作为诗人也是属于纯情的一类，心随物转，易被外界的环境所左右。在顺利的环境中，生活上和感情上就很放纵，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就沉溺在深深的哀伤之中。
因而，对这类诗品评时，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认为只是诗人豪华放诞生活的反映，是建安诗坛的糟粕。我们应该把它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中去认识，把它纳入那一个时代奔腾的文学自觉的文艺思潮中去考察，才有可能真正艺术地把握曹植游宴诗的美学意蕴。我们才能领会那一个时代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忧患意识，其实这正是峥嵘崛起的民族精神的悲壮呼唤。
如此，我们才会同意清人陈祚明的看法，游宴诗确实是建安正格，它是曹植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真正地认识了它，才能真正地走进曹植，理解曹植后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确地定位曹植诗歌在整个诗歌史上的位置。他邺下时期对艺术形式的探讨和追求为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熟练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奠定了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他后期身世之悲，配合前期己经达到的艺术水平才铸就了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歌特点。
三、结语
曹植早期创作的游宴诗虽没有其晚期的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但它们同样也是“建安正格”。它们是曹植结合自身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是在继承前人诗作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因此，在品评这类诗作时，我们不能仅凭一家之词就对它加以否定，从而与珍贵的研究素材失之交臂。另外，在研究曹植的游宴诗时要努力做到深入、细致、全面，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附：曹植游宴诗统计：
曹植 聚会娱乐 游览饯别、赠答合计
《正会诗》、《侍太子坐诗》、《斗鸡诗》、《箜篌引》、《当来日大难》、《当车已驾行》《芙蓉池诗》、《公宴诗》《送应氏诗二首》、《赠丁翼》、《赠徐干》、《赠王粲》 13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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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植物的现代诗范文5
“两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天来了，湖水、江水都泛起绿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春天气温升高，阳光明媚，水中的藻类植物大量繁殖。这些绿色的小生物自由地漂浮在水中，使春水荡漾着绿波。这样学生不仅从古诗中欣赏到了江南春天的美景，还对植物类群中的藻类植物的形态特征及生活环境有了初步的了解，为藻类植物的进一步学习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种f去的是种子，收获的粮食也主要是果实和种子，可以说，我们都是靠种子植物来养活的。这样学生对种子植物的主要特征即能产生种子且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就印象深刻。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古诗是对于植物生命周期的生动写照，被子植物的生，要经历生长、发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联系到每个人类个体，不也是经历类似植物这样的生命周期吗？人生苦短，每个人只有在人生成长阶段，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才能在人生成熟时期，享受到丰硕的果实。这样对培养学生珍爱生命，热爱生括的情感态度则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大多数作物的播种季节。为什么在春天播下去的种子容易长成幼苗？这与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和环境条件有关。通过知识的讲授之后，进而让学生联系自己，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不同样也与自身内因和外因密切相关吗？希望同学们能把握好人生的“黄金时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对学生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就有水到渠成之感。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从学生熟悉的歌咏春风绿柳的诗句，可了解干万枝条及绿叶，都是由芽发育成。这样非常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芽的结构怎样？为什么小小的芽能萌发成新的茎叶来？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古诗生动贴切地比喻了人猿同祖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人类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保护我们的近亲这些濒危的现存猿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否则，人类也有可能走向绝灭的境地。从而迫切地唤起人类爱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千里莺啼绿映红“。在唐代诗人杜甫和杜牧的笔下，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啁啾的鸟鸣使大自然充满生机，鸟类是_人类的好朋友。
“粱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唐代诗人白居易这脍炙人口的诗句，描写了燕子生儿育女的艰辛，反映了生物繁衍后代的本能。联想到每个同学的父母，哪一个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委婉凄美的爱情诗句，曾影响许多后人。但当我们学完家蚕的生殖和发育知识之后，再分析这首诗其中有失科学性的地方，同学们若让你做个小诗人，你能通过改其中两个字使之既有科学性，又不失艺术性吗？学生都跃跃欲试，其中不乏有妙笔之处。
有关植物的现代诗范文6
摘要 钟嵘《诗品》品评汉魏至南朝齐之间的诗人一百余人,而独钟情于曹植与谢灵运,这不仅表现在二人为上品之最,更表现为对曹植的评价近似忘乎所以,对谢灵运的评价又确似意味深长。究其原因,是曹植与谢灵运以非凡的文学天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诗歌的形式诠释得最完整最深透,并迎合时代的审美趣味,把诗歌的外延特性演绎得最生动最完美,以其天赋与功力,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钟嵘 《诗品》 曹植 谢灵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钟嵘《诗品》品评汉魏至南朝宋、齐之间一百余人之诗作。处上品者十一人,外加“古诗”;中品者三十九人;下品者七十三人。在钟嵘看来,上品中的十一人与“古诗”是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特指五言诗)的佼佼者。而这佼佼者中又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最。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称,钟嵘“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
本文以为,钟嵘最尊者陈思、谢客二人而已,士衡不可与之肩并。原因是尽管钟嵘在《诗品序》里有“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这样的评价,但在实际的评价中却不尽然。在《序》里,钟嵘虽然肯定“太康”诗坛有“中兴”之功,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笼统概之,并无特别强调士衡贡献之意,能够支撑“太康之英”的论证不足。但钟嵘却对“元嘉之雄”的谢灵运论之甚详:“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跞潘、左。”他在《诗品》上“魏陈思王植”一章中又盛赞曹植,并在盛赞曹植的同时,将其与士衡拉开相当距离。其评曰: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 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升堂”、“入室”语出自《论语・先进》篇:“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杨伯俊先生在注中解释说:“‘堂’是正厅,‘室’是内室。先入门,次升堂,最后入室,表示做学问的几个阶段。”从这段评价里不仅可以看出,钟嵘对子建的推崇之至;更可看出思王、公干、景阳潘陆文学禀赋之差异。周振甫先生在《诗品译注》中说:“升堂比中等,入室比高等。坐廊庑,比初等。”“思王入室”说明子建作诗已达到了最高境界,自然成就最高,是第一等的文字;“公干升堂”是中等文字;而景阳潘陆的坐于廊庑之间,就是初等的文字了。
钟嵘《诗品》,对子建的评价最热烈、最冲动、最不顾一切,以“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论之,不仅指出其渊源之高远,更推崇其文学实践之成功。这种成功具体化,便是“人伦之周孔,鳞羽之龙凤……”,形象地展现了曹植的文学成就以及在钟嵘心目中的地位。
钟嵘对谢灵运的品评用语最多、寄情最深、意味最深长。《诗品》卷上谢灵运章说: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 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尽管钟嵘在赞美之余,对谢灵运略有微词,但“未足贬其高洁也”。而对其出生、成长的描写,实为品诗之闲笔。在《诗品》中如此用笔可谓独具匠心,但也可以看出来钟嵘对谢灵运感情的特殊。而对士衡的评价比及二人就要理智得多、平淡得多、客观得多,而且也存在着矛盾心理。这不仅表现在“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的评语上,更主要是其文学实践、文学成就及文学影响远不如曹、谢二人。钟嵘矛盾之,一方面因陆机文风与陈思相近,“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故将其列入上品;另一方面,又因“纵辞尤繁”,也就是文辞过繁,“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即不看重编织文采,损害了文辞的奇巧,而流露出无奈之情。如此看来,钟嵘最推崇者,就是曹植与谢灵运。那么为什么在众多文人中钟嵘最推崇此二人呢?本文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文学天赋高,性情相通,文风相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领悟最透。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原因之一。
追溯文学传统的渊源,应是“诗、骚”传统。“诗”乃指《诗经》,它奠定了文学的现实性,具体来说,包括文学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功力意义等。“骚”即《楚辞》,因为《离骚》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故以“骚”代之。它开启了文学的另一面:情感意义、生命意义、形式意义与审美意义。“风、骚”传统是先秦贡献于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瑰宝,成为诗歌创作的两面旗帜,影响了中国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基本面貌。无论是才高者抑或平庸者,都沿着两大传统指示的方向创作。而得其精髓者也不乏其人。
陈思王是 “风、骚”传统最早的成功实践者,将“风”的古朴质实与“骚”的典雅高华完美结合。因此,钟嵘在肯定曹子建承继文化传统时,一方面,直截了当指出“其源出于《国风》”,另一方面在评语中甚推其诗风的“情兼雅怨”。“情兼雅怨”本是司马迁《史记》推崇屈原《离骚》之语。《屈原列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矣。”周振甫认为,“情兼雅怨”,“是说曹植的诗兼有《诗经》的《小雅》和《离骚》的怨恨,即就风格说,出于《国风》,就思想感情说,兼有《小雅》和《离骚》的雅正和幽怨”。这样看来,所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就是达到了儒家理念中“文质彬彬”的最佳艺术审美效果。因此钟嵘大加赞赏,以“人伦之有周、孔”比之,对曹子建推崇极甚。
谢灵运恃才傲物,目无古人,更目无时代,却对曹子建倍加推崇,其程度不亚于钟嵘。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可见谢灵运对曹子建仰慕推崇之情。以此推之,谢灵运作诗以曹子建为榜样,乃情理中事。钟嵘以为谢灵运与曹子建渊源相接,“其源出于陈思”,说明二人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大体相近或相似。这种相近或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二人性情方面相同。
《文选》说“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则“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此引语说明二人都喜遨游。曹植的“公子不及世事”与谢灵运的“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其意一也。性情浪漫,不愿或懒谙世事,乃性情中人,非俗世中人也。曹植“忧生之嗟”多以诗体现之,也与灵运“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相同,都是以诗抒其情、表其意、壮其志。
2 二人文风相似。
曹植与谢灵运都才高八斗,富艳难踪。陈寿称子建:“陈思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诗品序》称:“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从这两段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诗歌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共同点就是气质高华,富贵艳丽。
正因为二人性情与文风相似,钟嵘品评灵运诗风才冠以“源出于陈思”。如果诗歌风格大相径庭,就无法在根本上将二者合流并轨。总体来说,谢灵运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有轻重、主次之分。这不是主观所望,而是客观所致。“骚”文化传统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对诗歌审美意义和个体生命的展示也就更充分。谢灵运对山水景物的痴迷与专注,使得其士族文人的气概更加傲岸,精神面貌空灵而超脱,生命状态在诗中与物合一,呈现出一种欣然愉悦的姿态:意蕴高远而明丽,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生命蓬勃而向荣,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读者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既慰藉了受损的心灵,又启迪生命的另一种作为――走出社会生命的低谷,以自然生命的率性为是。这是他的诗歌令世人痴迷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关乎社会政治、功利责任的“风”传统也不是毫不涉及,只是表达的较为曲折间接罢了。尽管没有涉及重大的时代矛盾,但其抑郁之怀、激愤之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失志之士普遍的心理与情怀,故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共鸣。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谢灵运诗没有涉及社会现实,只是反映手段曲折罢了。如肆意游遨、纵情山水之举,本身就是对世俗社会政治的漠视与不满。而漠视与不满的情绪又一定是基于社会政治的弊端丛生或是不尽合理,可见其意义不可小视。
正因为曹子建与谢灵运文学天赋高,对传统文化领悟深,又通过非凡的表现才华将其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故而钟嵘在品评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既是钟嵘慧眼识珠的个人认识,更是时代普遍的共识。
二 代表了诗歌自身的发展方向以及贵族文学的欣赏趣味。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又一个原因。
诗歌自身的发展大致是由内容向形式再向二者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过程。诗歌是展现灵魂的手段,是承载心灵的器具,是精神世界充溢的结果。正如《诗大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对诗歌内容的把握和传达,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始动力,是诗歌初级阶段最重要的生发和存在因素。如果没有心灵的感动和与外物互动产生的强烈的宣泄要求,诗歌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更谈不上诗歌意识的自觉与提升。既然诗是情志的不得已,不吐不足以平情绪、快心志的产物,这就对诗在内容方面提出了要求:“灵祗待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是对诗歌功能的最好说明。能使神接受祭祀,能使鬼借之祷告,可谓诗的功能真正是“动天地,感鬼神”的。既然能“动天地,感鬼神”,感动人类自己就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感动因时代、政治以及个体生命的需求不同,而表现出诗歌内延的迥然有别。有的注重生命的快乐、忧伤与焦虑;有的注重社会政治的平和、动荡与灾难;有的抒发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通达;有的则是精神空虚的浮华与无聊。或喜或悲、或正或邪、或慨叹或呻吟,都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他人或是无益的,对时代或是有害的,但对个体生命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每个生命的内在沉积都是不一样的,生命的驱动程序千差万别,能源的补给也因生命体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要求。但大都贯穿着人类的共性与时代的个性。只是因时代与个体生命的差异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生命需要。最初的诗歌,由于对外在形式缺乏认识,精力都放在了对内容的认识上。而“动天地,感鬼神”就是对诗歌内涵力量的最好诠释。
对诗歌表现形式的注重是迟早的事。这好比人类物质生活满足后,转而追慕精神文明一样。这是生活概念的优化,生命意识的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作诗亦如此。尽管对形式美的过分注重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我们仍不得不说这是进步,是从基本状态向审美状态的提升。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谢灵运与钟嵘时代就是文学自觉的全盛时期。曹丕确立了“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形态。尽管社会制度弊端丛生,却拥有了一个阶层文学自觉的实践者和滋生唯美主义的最好土壤。
曹植是曹丕时代文学自觉的成功实践者。他在继承“风”的现实性的同时,把“骚”光艳华美的艺术美融为一体,开启了中世纪唯美主义文风趋之若鹜的探讨与追求。后世及钟嵘力挺曹植的原因正在于此。钟嵘称曹子建诗歌风格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细细品味钟嵘钟情于曹植的关键,就是“词彩华茂”与“情兼雅怨”。“情兼雅怨”前面已论述,这是对子建诗歌“风”、“骚”传统兼而有之的最精辟的说明。起点高,体质完备,因而自是“卓尔不群”。而“词彩华茂”更是子建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根本所在。魏晋诗人“骨气奇高”者不乏其人,而“词采华茂”者,当首推子建。
曹植时代是文学自觉的初醒阶段。诗歌内容的言之有物,文人大都具备。诗歌内涵力量的展现已成为了时代共性,无须刻意倡扬。而在辞藻的表现上,却是参差不齐,高下有别。曹植在“骨气奇高”等时代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将词藻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令后世刮目相看。并因此在钟嵘眼里,与同时代的诗人拉开距离。例如曹操诗歌的气骨较之曹植有过之而无不及,唯词藻逊之,以“古直”见称,屈居下品;而曹植以“词彩华茂”位居上品。风格两样,命运两济。这一方面说明了诗歌发展过程中认识的片面性,也说明了“词采华茂”在钟嵘时代的重要性。
谢灵运是曹植的崇拜者,崇拜的原因是其才高词赡,篇体光华。而这种风格又成为钟嵘时代的主流风格。原因有二:第一,是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认识的自我成熟。形式美已成为完善诗歌功能的最重要的手段。曹子建是最早最成功运用华美的形式来表现社会矛盾和生命内涵的。通过对形式的精益求精,使文学的形象生动、显现而感性,既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又迎合了时代的审美趣味,故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主流风格。第二,文学士族化。士族大体说来是个腐朽、无能而又自以为是的统治集团。政治上无建树,人格上不独立,精神空虚,审美趋于偏狭。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主张――尚美趋丽,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故而更助长了这种风气的滋生蔓延。应该指出的是,文学士族化不仅是创作者的行为,也是赏析者的审美倾向所致。也就是说,文学士族化是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互动的结果。一种文学形式能在某一个时代蔚为风气,说明了这个时期欣赏者阶级属性的主导地位。
钟嵘品评士子,也有他阶级属性的成份所在。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与阶级类型都决定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意识的形态。对钟嵘的出身,学术界一直有庶族与士族之争,但现在已基本确定。根据现代学者曹旭《钟嵘身世考》中大量翔实的考证,结合《南史》、《梁书》等正史看,钟嵘出身士族毋庸置疑。阶级属性决定了钟嵘文学观念的士族化以及这种观念影响下《诗品》总体面貌的形成,也是钟嵘钟情于曹植、谢灵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作实际中,尽管士族文人大都崇尚华美艳丽,但要能摆脱平庸,自成一体者也是凤毛麟角,而能做到格高调雅、富艳不凡者更是少之又少。而谢灵运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难以企及的审美高度。他的诗“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尽显崇高洁净之美,让人望而生羡。谢灵运诗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实力成功导引了一种作为,对诗的外延特征进行总结、批评、建立、完善,使诗的形式在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同时,扩大了其审美的力量。谢灵运不仅启迪了“永明体”,更开创了后世的山水诗派。
三 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第三个原因。
尽管后人评钟嵘《诗品》多有微词,认为上、中、下品里的诗人有安排不妥之处。如王士 《渔洋诗话》就说:“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但对钟嵘评价子建、灵运却表现出最大的认同。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两人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除了陶渊明,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曹子建与谢康乐。事实上,我们也可看到,陶渊明诗产生的历史意义不可小觑,可是时代意义远不如曹子建与谢客。
曹子建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突显成效,关注者甚众,评语最高。仅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者多达二十余家。品评之富赡,叹为观止。在众多批评家中以谢灵运、钟嵘的评价最为生动而精到。而曹子建对谢灵运、钟嵘的影响还有明晰的连带关系。也就是说,谢灵运对曹植的崇拜直接影响了钟嵘对子建的认识。说的更具体的话,就是钟嵘对子建的评价明显受了谢灵运“八斗之才”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首先,谢灵运评价在前,以谢灵运当时之影响及威望,此评价天下皆知,钟嵘不可不知;其次,钟嵘在南朝众多文人中,对谢灵运有独特的情感,评价谢灵运用语最多、用情最深,对谢灵运也最在乎。在品评“左思一章”里,就用谢灵运曾经的评价来论左思的成就。如钟嵘曰:“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品评张华也以灵运尝言佐之,如:“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此处皆用原话。而在品评曹子建时却应用了谢灵运品赞曹子建之评语之精神,细观不难看出;第三,钟嵘对曹植品语之大胆、绝对,若无前人言语壮胆,不会如此不顾一切。因为这不符合作为文学批评家钟嵘品鉴诗歌的基本风格――相对客观、冷静。钟嵘对曹植的品鉴,理智完全为情感所驱动,主观色彩非常浓,这种忘乎所以的评价,与谢灵运赞赏子建的情态如出一辙。
谢灵运诗更是为世人所仰慕。《宋书》本传说他:“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学之者甚众。当时就有“谢灵运体”、“谢康乐体”之说。的确,谢灵运出身门户贵,社会名望大,文学天赋高,加上他不拘泥于前人,不凝滞于时代,在玄言诗盛极一时之时,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推陈出新,开一代风气。以他“才高词盛”、“富艳精工”的艺术功底,在玄言诗、陶渊明性情美之外又拓展了另一种审美领域,即声色美。他倾心“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创作手段,使声色美呈现出异样的光彩,让整个时代为之动容,学习模仿者趋之若鹜,如谢惠连、王籍、谢 、阴铿、何逊等,随即开启了一个时代新的文学样式――山水诗时代的到来。并以他卓越的文学天赋,启迪后来人在他山水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尝试、挖掘和完善,最终使山水诗至唐大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因此,通观钟嵘《诗品》,于曹植用情最多,于谢灵运用心最深。而后世也相对心服口服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的精髓领悟最深,而又以卓尔不群的诗歌修养,在诗歌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正是钟嵘钟情于此二人的关键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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