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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1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Senko Mikhail,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法】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4-0049-60
自北欧小国冰岛面临“全国性破产风险”开始，在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发酵的过程中，“国家破产”一词频频闪现于报端和电视。在“国家破产名册”上，除首当其冲的冰岛外，巴基斯坦和韩国等国陆续招致相同的“破产”可能。而通过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的评级警告来看，身处“国家风险”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俄罗斯也未能幸免。国家风险是指在对外投资、贷款和贸易活动中，外国资产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危险程度，是源于因国别政治或经济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外国暴露价值(Foreign expose)的变化。 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俄格冲突、国际油价下跌等多种因素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强烈震荡，卢布迅速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股市下跌、资本流出和投资减少，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偿债能力。 笔者将综合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具体分析俄罗斯的国家风险。
一、国家风险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指标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国际银行的跨境业务。当时，在某一国家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给另一个国家或本国的境外企业时，可能出现的海外信贷风险就称为国家风险，或称风险（Sovereign risk）。1978年，加拿大银行学家纳吉（P.Nagy）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国家风险定义：所谓国家风险是指“跨边界贷款中导致损失的风险，这种损失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与企业或个人无关”。 此后，以邓肯?麦德姆（Duncan H. Meldrum）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国家风险的研究领域远远超出了国际债务问题，国家风险内涵得到扩展。在国际市场上，只要发生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国际资本流动时，都面临着因相关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合同而产生违约的风险，这种国家风险可能会导致外国资产价值的损失。
与国家有关的外币债务违约的案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生很频繁，外币债务违约率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间下降，当时跨国债务发行非常少。20世纪70—80年代的对政府融资的主要工具——银行贷款的违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高峰。例如，1981年3月，波兰政府宣布无力偿付到期外债的本息，标志着债务危机的到来。1982年8月，墨西哥决定停止偿还一切外债，接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债务危机。中止偿债或正式重新安排偿债期限所涉及的资金数额几乎达到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二，到1982年底就有34个国家无法履行偿债义务。
传统的风险反映了一系列包括战争、革命、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外部经济危机因素。今天，财政纪律松弛、债务管理压力、生产的无效率、负债和脆弱的银行系统使许多国家面临经济政策方面的挑战。这些风险混合到一起，尽管在一段时间是可控的，但可能逐步恶化——过去的十年间发生在众多新兴市场的与风险有关的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国家风险由政策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构成。借贷者通常希望自己的本币借贷的信用声誉是最高的。如果它们有印发本币的权力，那么违约的问题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由此，风险就转化为一个国家会通过印发大量的货币来偿还债务，即通过通货膨胀腐蚀掉债务。当一个用外币借款，由于借款者没有印发外币的权力，则产生违约的风险。此类违约的风险在计量上是困难的，因为即便是用最复杂的计量方法都会很难给出确定性，因为缺少相应的例子和数据。因此，对风险的判断更多依赖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非计量方法，依靠对风险评估的一系列指标来对政策、对可贸易部门的状况以及对政治风险的评价来判断违约的可能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2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斯特兰在这时提出了结构性权利，将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国际竞争经济学结构，其他包括金融结果、知识结构、生产结构及安全结构，这些结构在非政治单位与主权国家中起到了相互影响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结构特征，其实，很多学术界的学者之所有对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对权利结构的不理解所导致。
一、结构性权利思想的形成
国际政治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在发展的过程中相继的出现了。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权力论在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相继脱颖而出理想主义国际治理论的辩论，其核心地位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到了确立。现实主义权利论对军事实力和物质在国际政治中被过分强调，甚至把政治与经济都不同程度的割裂开来进行探讨。世界各国间经济来往越来越频繁，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再将经济和政治分开来解决出现的许多重要问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她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因为她十分不满国际政治中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也是她不断提出的，为国际政治理论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她的结构性权利更是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结构性权利的内容和特点
四大结构
生产结构。自从在19世纪以来的200年来，生产结构发挥了两种不同变化，第一种是出现了世界市场，本国市场服务生产结构逐渐被国际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而取代，使生产慢慢出现国际化的特征。第二种变化是西欧国家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世界市场销售的全球战略一直是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主导发展目标，但民族经济不平衡的状态因全球生产结构的变化有了十分明显的突出表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十分不满跨国公司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影响。
金融结构。金融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双方是互利共生的关系。虽然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其结构也不稳定。如果没有金融体系，只会存在初级金融形式和次级金融形式，尤其是次级金融形式，其特点太过松散、单一及不稳定。国家也会成为只有商业关系，国家体系就不会存在了。国际社会的分工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也因社会分工所带来的贸易有所促进。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可以使国际贸易变得更有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国际金融体系是十分有必要的。世界生产结构可以利用金融体系来重新分配成本和利益，风险和机会。
知识结构。人们最容易低估和忽视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在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研究中，知识结构受到了严重忽视，虽然有些技术专家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但很少很专家能够监测、分析及理解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中包含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因素，还能影响生产结构和牵涉国际政治体系，使权利更加集中。科技改变的论点没有出现到斯特兰所强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当中，技术(知识结构)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是处于很重要的地位，是不能够被忽视的。传统权利和加强其他权利支柱的保证也是来源于此。知识结构已经开始主导其他结构，权利结构也因技术变革而改变了。还改变了金融结构，而生产结构的改变是通过生产和贸易从政府转移至公司，后续由发展了全新的技术。
安全结构。在政治经济学中，某些人另一些人提高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利框架。提供安全的人可以获得某种权利，而在运用这种权利时，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身谋取了福利，并在社会关系方面拥有了特权。虽然安全结构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不少很大，但它也不是随便可以忽视的。安全结构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中是围绕国家体制而建立的。
三、结构性权利对现实经济的影响
以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为例来分析结构性对权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所谓商品定价机制，就是确定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交易价格模式。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主要有两种定价方式：一是对于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胶)来说，其价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二是对于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铁矿石)来说，其价格由市场上的主要买方和卖方每年达成交易。近几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已难以仅用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以解释，而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化特征。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来看，定价机制，不论是定价的规则协商还是基准价格的确定，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权力，是对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双方选择的一种限制。而这种限制又与诸多因素相联系，定价规则的选择与市场结构、生产结构和安全因素息息相关。市场基准价格的确定又牵涉金融和知识等诸多方面，受生产、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以下以铁矿石为例，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具体分析：
基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中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缺失的解决办法亦可以从生产、金融、知识和安全四个维度予以分析：首先是金融角度，可以从期货市场的建立和人民币国际化两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全球定价机制。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一国拥有国际定价权的前提，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现已主导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要赢得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必须培育成熟有效的期货市场，保障定价权的获取。中国的期货市场自恢复以来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大连成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货市场，郑州的小麦和棉花期货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价格”，上海的铜价为全球认可，但距离定价权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美元霸权依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可行的市场逐步建立人民币结算机制，来规避美元波动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拒绝为美联储的宽松埋单。其次是知识;我们有必要建构中国在世界的话语体系，为中国的正常需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放任外媒恶意炒作“中国需求”概念。同时，需要避免民族主义倾向，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客观分析和理性论证来赢得世界主流媒体的认可，发出我国在大宗贸易领域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自身在大宗商品定价领域的话语权。第三安全;中国应该积极执行资源外交的战略，努力制定包括外交、财政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开矿设厂，降低对个别国家的资源依赖，保障铁矿石的国际航运安全，与航线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防范海盗、台风等各种自然和人为风险。最后是生产;中国的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低中端的加工生产环节，资源和原材料需要大宗进口，成为遭受国际企业和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对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中的四大结构分析可得知，虽然作者对它们进行了划分类别，但最终目的让大家对复杂纵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有清晰性的了解，虽然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思想和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要求并不相符，但她的结构性权利理论简单直观，对政治和经济的紧密结合起着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研究思想，可以说，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理论在国家关系理论中仍占据特殊的位置。
作者简介：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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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4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严格来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种利益、另一种力量，另一种话语及另一种模式。同时，也不宜对反全球化做标签式的解读，反全球化就一定是坏东西，反全球化就一定意味着是全球化的倒退。实际上，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同一进程，或者说反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纠偏与调整，是为了推进更好、更公平的全球化。
譬如1999年WTO西雅图抗议运动中，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抗议者达5万之多，2001年热那亚八国首脑峰会期间多达12万人参与反全球化抗议，但抗议参与者本身就是来自全球。因此，反全球化运动针对的是国际社会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强烈抗议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鸿沟、弊端与社会问题，倡导公平、正义与平等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若用笔者提出过的竞合主义理论，反全球化浪潮的形成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不同力量之间的利益竞合、权力竞合与话语（身份）竞合的结果。多元文化主体中“自我”与 “他者”也是竞合关系。若当这种竞合关系破裂，彼此无法相互理解，无法很好地正视或融入“他者”的身份、话语及存在的话，弱势一方势必用极端暴力表达其身份、话语及存在。不公正的全球化产生的愤怒者及移民潮等导致英国脱欧、美国对外政策转向，恰恰证明“双层竞合”的合理性。
颇值得回味的是，150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说过“工人无祖国”，而今天的世界现实是：不是工人无祖国，而是跨国公司与那些不愿意打领带的精英阶层（men who don't wear ties）无祖国，是全球资本与政治精英的联合统治的确立。这种统治带来不平等、剥削与压迫，繁荣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的更隐蔽，更严重，这就决定了反全球化浪潮实现的目标与任务更艰巨，时间更漫长，斗争更激烈。在此形势下，这些矛盾与冲突还会进一步地蔓延与激化，从短期，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全球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更可怕的是，社会骚动、地区混乱、地缘战争，甚至我们不愿意看到、无法面对的种族屠杀与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都有可能发生。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准确判断。
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为标志，从美欧开始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反主流、反建制世界性浪潮。新一轮来势汹汹的反全球化浪潮与20世纪民族主义何其相似。上一轮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单向“征服”为主的全球化成功催生出了帝国的模仿者和被殖民者的民族国家梦，从而把自己埋葬。正是民族主义“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版图”，并使“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国际层面的民族问题基本上得以消解”。同样，这一轮全球化也制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反全球化！从这个方面看，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亦会从根本上改写未来的国际格局。
总体上看，这一轮反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根本还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资本、技术为谁服务，决定权在于政治。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一种隐形、冠冕堂皇的腐败与掠夺，实现“权为民所用”的根本在于保障民权，需要更严格、更新形式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至于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对过去全球化调整及纠偏何时为止，笔者认为，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精英们的共识与行动。
再进一步地看，不管经济学家如何自圆其说，仅从经济谈经济任何国家均是没有出路的。并不是经济学家有任何偏见，而是他们与资本的天然联系，决定了他们中多数人是资本的代言人。正是这个原因，世界发达国家立法与司法必须分开，部门立法必然严重不公，必须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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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6
【关键词】 高脂血症；胰腺炎；血液滤过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结构的调整，高脂血症（HLP）越来越多成为继胆源性和酒精性急性胰腺炎（acute panereatitis，AP）之后的第三大病因，高脂血症性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日益常见。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有报道为12%～36%[1]。本文通过对本院ICU 2007年7月至2011年3月对收治的24例高脂血症性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患者进行分析，研究血液滤过并静脉壶抽脂的临床价值，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24例患者，男12例，女12例，年龄28～62岁、平均41岁。急性胰腺炎的诊断与分级严格按照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草案）的临床诊断及分级标准[2]。AP：临床表现为急性、持续性腹痛，血清淀粉酶活性增高≥正常值上限3倍；影像学提示胰腺有或无形态改变，排除其他疾病者；少数病例血清淀粉酶活性正常或轻度增高。重症AP（SAP）：具备AP的临床表现和生化改变，且具有下列之一者：局部并发症（胰腺坏死，假性囊肿，胰腺脓肿），器官衰竭，Ranson评分≥3分，APACHE lI评分≥8分，或CT分级为D、E。患者发病后查血TG≥11.3 mmol/L，或血TG虽为5.65～11.3 mmol/L，但血清呈乳状，排除其他病因，诊断为HLP[3]。24例患者分血液滤过并静脉壶抽脂治疗14例和血液滤过对照组10例，两组年龄、性别、TG、PACHE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常规治疗 均采用充分的液体复苏、禁食减压、胰酶抑制剂、预防性抗生素、胰岛素持续静脉推注控制血糖、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钙、生大黄胃管注入、肠内营养等。
1.2.2 血液滤过 两组均行血液滤过治疗，采用EQUASMART床旁血滤机（意大利MEDICA公司），滤器为5 m2132—EXELTRA PLUS 210血液透析器（美国Baxter公司），模式为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前稀释补充置换液。置换液为南京总医院改良配方。首剂给予低分子肝素钙5～15IU/kg全身肝素化，以低分子肝素钙0～10IU/（kg·h）静脉注射，血泵转速150～200 ml/min。置换液流速3000 ml/h，超滤速率200 ml/h（视情况进行调整）。在血液滤过的过程中。治疗组每1 h从静壶内抽取与血液分离的上层乳白色油脂（主要为甘油三酯），对照组不抽油脂。血液滤过停止的指标：肾功能正常，且腹部症状和体征消失或心率下降至90次/min、呼吸频率下降至20次/min、TG低于5.65 mmol/L停止血液滤过。
1.2.3 测定指标 测定滤器使用寿命，总血液滤过时间、血液滤过前及血液滤过后72 h的 TG、APACHEⅡ评分、血糖、血气分析、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电解质等。
1.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 采用SPSS 12.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治疗前后TG、APACHEⅡ评分、滤器使用寿命、总血液滤过时间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两组病死率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TG、APACHEⅡ评分 治疗前两组TG、APACHE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72 h后治疗组TG下降更为明显，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滤器使用寿命、总血液滤过时间、病死率 治疗组总血液滤过时间减少、滤器使用寿命延长，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高脂血症分为5型，Ⅰ型、V型以甘油三酯升高为主，易并发AP，国外报道。胰腺炎发生率在Ⅰ型高脂血症为30%，V型为27%～41%[4]。高脂血症引起急性腺炎的机制至今尚未完全阐明。高甘油三酯引发急性胰腺炎的机制可能涉及以下3个方面[5]：①胰腺及胰周高浓度的TG被胰脂肪酶解，局部产生大量游离脂肪酸，诱发酸中毒，激活胰蛋白酶原，从而促发一系列的胰酶酶原活化，进而导致胰腺发生严重的自身消化。②游离脂肪酸本身就是胰腺腺泡细胞和间质组织的有毒物质，其皂化剂样作用可以使胰腺间质崩解，使胰腺发生自溶，释放更多的有毒物质进入循环。③高水平的TG可损伤血管内皮，同时增加血液黏滞度，使血液细胞成分流经血管的阻力加大，血液淤滞。HLP的发生与血三酰甘油浓度显著升高密切相关，部分病例常不伴有血、尿淀粉酶的显著升高，起病较急，发展较快，易转为SAP，早期脏器功能衰竭及后期胰腺脓肿、假性囊肿、糖尿病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因此治疗的关键在于迅速降低三酰甘油和尽早阻断全身炎性反应[6]。当TG降到5.65 mmol/L以下时，便可阻止HAP病情的进一步发展[7]。临床使用低分子肝素、胰岛素控制血糖、禁食等治疗能刺激胰蛋白酶的活性，加快乳糜微粒的降解，降低TG[8—12]。要快速清除TG首选血浆置换或二次膜分离血浆置换疗法，而血浆置换有感染经血传播疾病风险，且需要大量血浆或白蛋白，在当前血制品供应紧张的条件下，往往很难实行；二次膜分离血浆置换法普及不够及有价格高等缺点。血液滤过能控制暴发性胰腺炎早期促炎细胞因子引起的过度炎症反应，有助于稳定血流动力学及内环境，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并改善心、肺、肾等器官的功能，使得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生几率降低[13—15]。但血液滤过清除甘油三酯不甚理想，因为甘油三酯主要与载脂蛋白（APO）结合，分子量大，难以通过滤器排出，虽然部分通过吸附清除，吸附又显著减少滤器寿命。高脂血症持续代肾替治疗（CRRT）过程中，静脉壶中乳糜颗粒（CM）与极低密度脂蛋白 （VLDL）等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蛋白（RLP）会自动漂浮到血液表面，形成一层“奶酪”，通过定时静脉壶抽脂治疗，能明显加快高脂血症性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TG下降速度，提高滤器使用寿命，缩短血液净化时间，方法简单有效，值得临床推广。本研究病例数偏少，两组治疗对APACHEⅡ评分及病死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值得多中心大样本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姜戈.高脂血症和急性胰腺炎.国外医学·外科学分册，2002，29（4） ：213—216.
[2]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胰腺疾病学组.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草案）.中华消化杂志，2004，24（3）：190—192.
[3] Yadav D， Pitchumoni CS. Issues in hyperlipidemic panereatitis. J Clin Gastroenterol，2003，36（1）：54—62.
[4] Blom DJ， Byrnes P， Jones S， et al. Dysbetalipoproteinaemia—clinical and pathophysiological features. S Afr Med J，2002，92（11）：892—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