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论文范文1
目次 一、源流论 （一）自然法学之源流新解 1、自然法学的思想根源 2、自然法学的两大支流 3、西方自然法学流派的新划分 （二）西方自然法学流派概要 1、国权主义自然法 （1）奥古斯丁 （2）格劳秀斯 （3）霍布斯 （4）普芬道夫 （5）黑格尔 2、民权主义自然法 （1）西塞罗 （2）阿奎那 （3）斯宾诺莎 （4）洛克、孟德斯鸠 （5）卢梭 （6）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 （7）马利旦 （8）富勒 （三）古代中国自然法学流派概要 1、道家自然法 2、墨家自然法 3、儒家自然法 二、比较论 （一）中西自然法思想之差异 1、自然法的内涵 2、自然法的特征 3、认识自然法的主体 4、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 （二）中西自然法之不同影响 1、治国方略 2、对人定法的态度 3、法与道德的关系 4、社会与法律的本位 5、对具体法制的影响 本文是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自然法"这一概念的。本文的前提在于承认东方（中国）也有一种"自然法"的观念及其学术表达。关于这一点，学术界颇有争议。我认为，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说"中国没有自然法思想"，实际上只是在说"中国没有西方那种自然法"，其要害在于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东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早在讨论"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时就凸显出来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坚持"古代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古代中国没有自然法思想"这种论调的命运也将如此。正如中国著名学者夏勇教授所说，"如果把自然法观念仅界定为一种关于外在于或超越于人类实在法，但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去认识和把握的客观法则或永恒法则的理念，那么，在中国古代是有自然法思想的。" 进一步说，我认为所谓自然法的观念，就是人类基于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分裂和矛盾而产生的一种对法的理想状态和应然状态的追求，简言之，自然法即理想法、应然法。 或者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然法表示一种对公正或者正义秩序的信念。 古代中国无疑存在一种对理想法、应然法，对正义秩序的追求，所以我们认为古代中国有自然法观念--尽管这个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影响在东西方大不一样。我当然不认为古代中国的自然法是"西方自然法的东方分支"，相反，我认为中国自然法是自然法的东方分支，而西方自然法只是自然法的西方分支，只不过在这个西方踞世界优势地位的时代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借用西方话语中"自然法"一词来表达人类（不管东方西方）对理想法、应然法的追求而产生的思想成果罢了。须知，"自然法"只不过是"natural law"的现行固定汉译而已，其实"natural law"最早被译为"天然律例"、"天律之法"和"天然之理"， 而古代中国当然存在"天律之法"（天法）、"天然之理"（天理）的观念。因此，本文把人类对理想法、应然法的追求看作是自然法之源，而这个源头首先分为两大支流--西方自然法和东方自然法。此乃本文所谓新体系之一新也。其二新在于，本文不以思想史为线索来从古至今的介绍西方自然法的发展历程，那种流行的写作方法见于如此众多的专著和教材之中以至于我没有必要也不愿意进行重复劳动。我将尽量按照某种标准把自然法的两大支流再作细分，即把西方自然法和中国自然法又各自分为几条支流（流派）而分别阐述。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那些承认古代中国有自然法思想的学者们对于中国自然法究竟有哪几个流派，还存在着争议；另一 方面，在我目前所看到的资料中，西方自然法的流派划分问题在学术界很少提及，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一、源流论 （一）自然法学之源流新解 1、自然法学的思想根源 所谓"源"，主要有历史起源、地理源头和思想根源几层意思。历史意义上的自然法之源，是指自然法思想最早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工作通过历史考古学的方法，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完成了，现在的一般结论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斯多葛（Stoic）学派的自然哲学，甚至更早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苏格拉底（Socrates）直至古希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 ；而中国自然法思想则可以追溯到殷周时代。 本文无需再谈论自然法的历史起源，而要讨论自然法学的思想根源。对于这个问题，我从俞荣根教授那里获得了启发。 人类一进入文明社会便陷入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相分裂的矛盾中，人类为此而深感矛盾、困惑不安--反映到法律领域，就表现为理想的法（理想法）与现实的法（人定法）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和困惑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这是人的一种固有禀性，因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这种向往和追求并将永远存在下去--反映到法律领域，就表现为人类对真、善、美的理想法的向往和追求。这种不分民族、不分地域的，为人所共有的对法的向往和追求，就是自然法学的思想根源。同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阶级表达这种向往和追求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又是有所不同的，而这些各不相同的表达就是自然法学之各条支流。 2、自然法学的两大支流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对理想法的向往和追求上，西方和东方的表达大相径庭。所以，自然法学首先生长出来的两大支流就是西方自然法学与东方自然法学。不过，由于知识上的缺陷，本文只能涉及东方自然法学中的代表--古代中国的自然法学。在西方自然法学和古代中国自然法学之中，又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古代中国自然法学究竟有几个流派，存在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自然法学有三大流派：道家、墨家和儒家，此为"三派说"。 而有的认为只有道家与儒家承认自然法，墨家不认自然法，这可谓"两派说" 。 还有的指出，只有道家的思想才算得上是自然法思想，此即"一派说"。 本文既然是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自然法"一词，当然就采用"三派说"了。 3、西方自然法学流派的新划分 关于西方自然法学流派的划分，传统的观点是"四分法"，即把西方自然法大致概括为四类发展形态：古希腊罗马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或称朴素自然法）、中世纪的神学主义自然法（或称神权自然法）、近代的理性主义（古典）自然法、现代的新自然法（或称复兴自然法）。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来阐述西方自然法学的诸流派。这种划分方案当然是不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西方自然法思想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色彩。但这种"四分法"的缺陷是分类标准含混不清，因为前三个流派的分类标准是自然法的理论基础（自然主义的基础，或神学主义的基础，或理性主义的基础），然而所谓新自然法，显然不是指建立在一种新的、不同于自然主义、神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自然法流派，而是以时间为标准划分出来的一个流派。 因此，在受到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李达教授《法理学大纲》的启发之后，我萌生出一种重新划分西方自然法学流派的想法。 在《法理学大纲》的第二篇第二章中，李达教授把近代自然法学说分为两派--拥护君权的自然法学派和提倡民权的自然法学派，对此，我深以为然。另外，他还指出，古代或中世纪的自然法学说，是国家主义的、道德主义的；近代自然法学说，是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的。 尽管我认为这个判断并不完全准确， 但我还是深受启发，并循此思路，提出对西方自然法学流派的新划分--国权主义自然法与民权主义自然法。这种新的分类标准就是某种自然法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是强调国家权力至上还是人民权力、个人权利至上。具体来说，所谓国权主义自然法，也可称为国家主义自然法，是指并不把自然法的最高性贯彻到底，而是强调人们得服从人定法、服从世俗统治，主张国家至上的那一类自然法思想。所谓民权主义自然法，是指把自然 法的最高性贯彻到底，强调人定法如果不符合自然法就是非法，提出人民有反抗权的那一类自然法思想，其中包括主张个人至上、权利本位的思想，那就是个人主义自然法。 与传统的"四分法"相比，国权主义自然法与民权主义自然法的这种"二分法"有助于我们清晰的分辨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的一些自然法学者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例如，在传统的"四分法"框架下，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和阿奎那（Thomas Aquinas）是中世纪神权自然法一派的典型代表。但若以"二分法"的标准来衡量，奥古斯丁当然属于国权主义自然法一派，而阿奎那承认人民有抵抗暴政的权利，因而应当把他归入民权主义自然法。又如，在传统的"四分法"视野中，马利旦（Jacques Maritain）属于新自然法中的新经院主义自然法一派，因为他秉承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但若以"二分法"的坐标来测定，马利旦将毫无疑问的属于民权主义自然法一派。另外，这种新划分对于我们全面把握自然法的内涵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它让我们认识到西方自然法思想并非铁板一块，并非一提到自然法就意味着自由、民主、人权，使我们更容易看到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西方国权主义自然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中世纪罗马帝国的奥古斯丁、17世纪荷兰的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7世纪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7世纪德国的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19世纪德国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西方民权主义自然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3世纪意大利的阿奎那、17世纪荷兰的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17世纪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Montesquieu）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8世纪美国的威尔逊（James Wilson）、潘恩（Thomas Paine）、杰弗逊（Thomas Jeffeson）和汉密尔顿（Alixander Hamilton）、20世纪法国的马利旦、20世纪美国的富勒（Lon Fuller）等。需要说明的是，对学者的进行派别划分是学术界通行的做法，但对于某些学者究竟应当归为哪一派，往往争论不休--因为那些学者的思想复杂多样，既遵循这一派别的规诫、又符合另一派别的教义。本文提出的以上划分同样不能避免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有争议的学者，我是以其思想中的主要部分（或者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为归类标准的。 （二）西方自然法学流派概要 1、国权主义自然法 （1）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个大神学家，基督教教父哲学的完成者，他受到西塞罗自然法理论的影响，并将其引入神学政治法律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神学自然法。首先，奥古斯丁承认有自然法，他坚信，在人类堕落之前的黄金时代，自然法的理想已然实现，现世的国家、法律、财产等制度都是人类原罪所致。 其次，他认为，法律产生于上帝，是正义的体现。他进而把法律分为神法和人法。神法是上帝的法律，是永恒法，一成不变。神法就是真理，就是正义，它主宰一切。人法即世俗法律，是国家的成文法以及风俗习惯，它是人类原罪的产物，用来约束和处罚人的邪恶本性。人类要想 摆脱"人间之国"达至"上帝之国"，就必须努力使人法满足神法的要求，如果人法明显与神法相悖，人法就没有效力、当被抛弃，因此他说："不公道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 这种实在法与理想法相对立、实在法必须符合理想法否则无效的二元法律观，正是自然法学的一大标志，所以，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详细讨论"自然法"，但人们还是把他的思想归为自然法学--只不过是一种神学自然法。但是，奥古斯丁没有彻底贯彻人法与神法的二元对立，他一方面认为人法必须服从神法，以维护上帝和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们得服从君主制定的法律，因为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秩序，从而为世俗的君主专制提供辩护。 这看似矛盾的思想在我看来却是国权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因为不论教权还是王权，都与民权针锋相对，都是凌驾在人民之上的剥削势力和压迫力量，所以，奥古斯丁是西方国权主义自然法的第一个典型。 （2）格劳秀斯 格劳秀斯是近代自然法学第一人。他认为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命令，是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源于人的理性，而不再是神的意志，所以即使上帝也不能改变自然法，不能使本质上恶的东西变成善的东西。这样，格劳秀斯使自然法摆脱了神学束缚，而走进理性的时代。作为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看到了国际法中的自然法成分和实在法成分，努力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探寻国际法效力更深刻的根源。更重要的是，格劳秀斯丰富了自然法理论的内容，把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纳入自然法的理论框架，从而奠定了近代古典自然法学的基础。 格劳秀斯设想，人类通过签订契约从自然状态步入文明社会，也即主张国家起源于契约。但格劳秀斯的社会契约只是一次性的， 一旦人们缔约组成国家、拥戴某人为君主之后，君主就象获得其私人权利一样掌握国家主权而且他的行为一般不受法律控制，但有义务遵守自然法和国际法。 格劳秀斯极端反对主权在民思想，反对民权高于君权，一般来说，即使君主滥用权力，人民也无权反抗，因为如果允许滥 用反抗权，国家将无法存在。 因此，格劳秀斯属于国权主义自然法一派。 （3）霍布斯 霍布斯是近代系统阐述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人，在《利维坦》一书中，他详细论证了为什么要建立国家以及怎么订立社会契约。霍布斯从人性本恶论出发，认为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里，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尽力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肢体的自然权利，由于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力使大家慑服，人们便处在战争状态之下。所以，自然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信守和平、寻求和平。自然法并不保护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权利，反而要限制它以实现和平。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自然法思想，即人们为了互利，为了避苦求乐，才遵循自然法。 在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权力来保证自然法的实施时，和平没有希望，因此要建立国家，其方式是订立契约。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有以下要点：第一、人们转让自己所有的权利；第二、被授权者不是契约的当事人，不受契约约束，主权者权力无限；第三、未经主权者允许，人民不得订立新约，转移已让渡的权利；第四、人民不能抛弃主权者，不能控告、惩罚、处死主权者。进而，霍布斯提出，"惟有主权者能充当立法者"，法律是"主权者对有义务服从的人的命令"， 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离开了主权者的命令，就没有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非正义的"。 虽然霍布斯又指出，法律不能违背理性，主权者要受到自然法约束，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霍布斯的自然法只不过是主权者的一种道德指南，但人定法的约束力并不源于自然法，真正的法律只是主权者的命令，所以，很多学者视霍布斯为实证主义法学和分析法学的鼻祖， 更有学者干脆否认他属于自然法学派。 我还是采用通说，承认霍布斯是古典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关于"每个臣民都有义务遵守国法，而遵守国法就是遵守自然法" 的观点实在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自然法。 （4）普芬道夫 普芬道夫是在法哲学和私法领域都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赞同霍布斯的自爱自利的人性观，也同意格劳秀斯的渴求社会生活的人性观，并把从这两种人性观所推演出来的两种自然法原则整合成一条自然法则：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地维护自己以使人类社会不受纷扰，为此，他还强调法律上的平等原则。普芬道夫同样是社会契约论者，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契约有两个：第一个是人们之间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缔结一个永久共同体的契约；之后还需订立第二个契约，即公民与政府间的契约，据此，统治者宣誓满足公共安全的需要，而公民则承诺服从统治者。比霍布斯有进步的是，普芬道夫指出，对主权者而言，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而非道德指南。但他终究畏缩不前，认为统治者遵守自然法的义务只是一种不完全的义务，只有上帝才是自然法的复仇者，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民无权反抗违反自然法的君主。 所以，普芬道夫也属国权主义自然法一派。 （5）黑格尔 按照传统的"四分法"，19世纪的哲学大师黑格尔不再属于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与自然法学有着紧密联系，这从他在柏林大学先后六次讲授《自然法与国家学或法哲学》课程， 并给《法哲学原理》一书所加的副标题"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这些情况中可略见一斑。吕世 伦教授认为，黑格尔是普芬道夫和康德的自然法论的得力继承人，是个理性主义自然法论者，因为他所讲的法，是自在自为的、客观的、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又通过人的整体意志（即人的理性）获得体现的法，是国家实在法的制定根据，这正是一种自然法的观念，只不过具有独特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浓厚气味。 黑格尔说，"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 他认为，自由意志的三个发展阶段对应着三种不同形态的法：抽象法（人格的法）、道德（主观意志的法）、伦理（实现自由的法）。其中，国家是伦理这个阶段中的最后一环，除了作为最高法的"世界精神"之外，"国家的法比其他各个阶段都高"。 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国家，不是现实中的国家，而是哲学上的国家，但就在这个实现了善、完成了自由的国家中，国家被赋予神圣化、理想化、绝对化和永恒化的光环，后人称之为"绝对国家论"。黑格尔反对社会契约论，因为契约以任意为基础，而国家则是理性的实在，他认为特殊的国家制度可以是坏的，但国家的理念都是神圣的，"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做地上的神物。" 他认为"立法权本身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因此，它本身是不由立法权直接规定的"。 黑格尔反对人民主权，虽主张君主立宪，却反对"怀疑政府"这一宪政的逻辑预设，他要求人们绝对信任国家的高级官吏，并且国家权力就为国家着想。 总之，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 所以，他属于国家主义自然法。 2、民权主义自然法 （1）西塞罗 西塞罗是西方古代自然法哲学的集大成者，他通过整理和发挥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观念，正式将其引入法律领域，形成了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自然法学体系，他使自然法的最高性、普遍性和永恒不变性和这三大特性首次得以确立，从此成为自然法学的主题。西塞罗认为，法源于自然，而自然与理性具有天然的联系，"自然赋予所有人理性，因此也便赋予所有人法"， "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实现，便是法律。" 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符合自然的、适用于一切人的、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法--这就是自然法，它是最高的理性，并且体现了正义。进而，西塞罗指出，"最愚蠢的想法"就是相信成文法律和人民的决议都是正义的，这就是自然法学说中的关键问题--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他主张"人类法律受自然法指导"， 所以，违反自然法的人定法不能被称为法律，不具法律效力，人定法不能使非法变成合法，正义与否的判断标准不在于人民的决议、统治者的命令或法官的判决，而仅在于自然法。西塞罗运用他的自然法理论，专门指出了权利的行使须依照自然的理性，而不得滥用，为此他强调法律至上、通过法律来限制权力。他说："如果某项事情超出官员的权限，应由人民推举人选进行处理，并赋予他处理的权力"， 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权力属于人民"。 在阐述"混合政体"时，西塞罗还提出了一种把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大会相结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古典自然法学中的三权分立理论。正因为这些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其行使不得超过人民授权范围，以及权力制衡的思想，我把西塞罗划为民权主义自然法。 （2）阿奎那 经院哲学巨子、"最高的思想权威"阿奎那，由于生活时代的局限，其学说注定成为神学的婢女，其自然法思想也不例外。他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其中，永恒法体现神的理性和智慧，是上帝统治整个宇宙的法律；自然法是理性动物（人）对永恒法的参与，是上帝统治人类的法律；神法是上帝通过《圣经》对自然法和人法的补充；人法渊源于永恒法并从属于自然法，是通过演绎法从自然法的箴规中得出的结论。阿奎那重点论述了人法的效力问题，他认为，人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正义，而正义取决于是否符合理性，而"理性的第一个法则就是自然法"，"如果一种人法在任何一点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的"， "只要它违背理性。它就被称为非正义的法律，并且不是具有法的性质而是具有暴力的性质。" 更重要的是，同是神学自然法，阿奎那与奥古斯丁都维护上帝的最高权威，但不同的是，他主张人民有抵抗世俗暴政的权利，这种权利来源于比人法更高的法律，是道德权利或宗教上的权利。他说，推翻暴政，"严格说来并不是叛乱"， 如果一个掌权者发出的命令违背了保护和提倡道德的目的，那么"一个人不仅没有服从那个 权威的义务，而且还不得不予以反抗"。 正是阿奎那在坚持贯彻自然法和神法高于人法、承认抵抗暴政的权利这一点上，我把他归入民权主义自然法。 （3）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首先是个大哲学家，在法哲学方面，他与霍布斯有着一致的进路，即人性自然状态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国家与法的起源。但他之所以属于民权主义自然法一派，是因为，第一，在订立社会契约时，人们让渡的仅仅是判断善恶和实施惩罚权利而非全部权利，在人们保留的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权（尤其是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和重新缔约的权利； 第二，在政府的目的方面，霍布斯认为首先是维护和平与安全，而斯宾诺莎提出自由乃是政府旨在实现的最高目标，一个好政府会赋予公民以言论自由，而且不会试图控制他们的意见和思想；第三，主权者受自然法限制，其权力范围有限。 （4）洛克、孟德斯鸠 著名启蒙思想家洛克的自然法理论及其延伸学说为人所熟知，我就不再详细介绍，只是从他与霍布斯自然法学的重要差别来说明他的个人主义自然法思想。其重要差别在于，第一，财产权是自然法的核心，是个人权利的基础和核心，其正当性源于个人的劳动；第二，在订立社会契约时，人们只转让个人惩罚罪犯的权利，而保留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第三，部分权利转让给整个社会而非某一个人；第四，被授予权力者也是契约的当事人，受契约约束，即"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目标和责任是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否则，人们就有权反抗、有权废除契约；第五，洛克力倡法治，统治者不以法律而以自己的意志为准则，就是暴政。从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出发，洛克首创近代分权学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 为此，他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的分立。洛克还是古典自由主义之鼻祖，自由固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但"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在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他坚持个人优先的立场，未经本人同意，政府也不得夺取任何人的财产或其中的任何一部分。 孟德斯鸠也是我们熟悉的法学大师。他对古典自然法学的贡献是补充完善性的。首先，孟德斯鸠给出了关于自由的经典定义："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它在后来被发展成为"法无禁止皆自由"的法治原则。为了保障自由，必须限制权力，而要限制权力，"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也就是分权理论。孟德斯鸠完善了洛克的分权思想，正式提出了系统的三权分立理论，赋予司法权以独立地位。 （5）卢梭 卢梭是一个倍受争议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有人认为他代表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最高成就， 也有人认为他的学说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抛弃了古典自然法传统。 与霍布斯一样，卢梭的社会契约也需要每个结合者转让其全部权利，但他争辩说，只有全部转让，才能做到没有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人们可以从社会取回同样的权利，还得到了更大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社会契约体现了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卢梭称之为"公意"。公意代表公共利益，永远是公正的，人们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公意的运用即主权，主权属于人民，而人民不能让别人来代表，每个公民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立法权唯一的、永远的属于人民全体，即属于公意，所以，卢梭主张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公意是法律的源泉，法律是公意的行为，卢梭认为，只有在实行法治的国家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卢梭认为主权不受法律约束，但他区分了主权和政府，认为人民有权推翻非法政府，他说："在国家之中，并没有任何根本法是不能废除的，即使是社会公约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全体公民集合起来一致同意破坏这个公约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怀疑这个公约之被破坏是非常合法的。" 基于此，我把卢梭划归民权主义自然法一派，但他绝非个人主义论者，他的理论容易导致"多数人专制"。 （6）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 潘恩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没有成为当权派，其激进观点曾多次受到联邦党人的攻击，尽管这样，他仍然是美国自然法学中的第一号人物。潘恩的首要贡献在于将天赋人权观念理论化、法律化。他的《人权论》是西方世界最早的人权专著，他不仅给"天赋权利"下了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指出人权除了生存权之外，还包括"不妨还别人的天赋权利而为自己谋求安 乐的权利"。 他还指出了公民权与人权的联系与区别，认为公民权必须以人权为基础，但公民权的实现必须要一个好的政府--即民主共和制的"理性政府"，所以他反对君主制。潘恩直接参与起草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将他的人权理论灌输其中。在宪法理论方面，潘恩指出："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 总之，潘恩是著名的人权斗士，正如他所断言的：所有人生来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这是"一切真理中最伟大的真理"，发扬这个真理就具有"最高的利益"。 杰弗逊的闻名不在于他当过第三届美国总统，而在于他起草了被马克思誉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杰弗逊继承并发展了洛克的思想，用"追求幸福的权利"洛克天赋人权中的财产权，从而给天赋人权学说增添了明显的民主主义色彩。他还从天赋人权出发，主张废除奴隶制和、反对种族歧视。杰弗逊尖锐批评1787年美国宪法没有把《独立宣言》中宣示的人民权利写进去，他认为这是违反自然法的，美国国会能在1791年通过十条宪法修正案（又称为《人权法案》），杰弗逊功不可磨。 杰弗逊主张人民主权，推崇代议制民主共和国，他承认人民享有反抗暴政和革命的权利，还提出实行普遍选举的原则，反对以财产标准限制人民的选举权。杰弗逊的自然法思想，在《独立宣言》中得到了精致的阐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这段话被视为古典自然法学的经典总结。 汉密尔顿是1787年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他把分权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将分离制约（seperation and check）发展为分权制衡（check and balance）。汉密尔顿首先判断说：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然而，仅有三权的分离制约不够，还必须保持三个机关彼此在权力上的均势，以使任何一个部门在行使权力时都不能直接对其他部门具有压倒的影响，从而防止集权。 这就是权力制衡思想。洛克和孟德斯鸠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主要关注对行政权的制约，而汉密尔顿首先强调对立法权的控制。他认为对立法权仅有外部制约远远不够，还需要建立内部的制约机制，因此他反对一院制而主张两院制。汉密尔顿看到了司法权在三权之中最弱小的一个，因此强调司法独立，并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独立，法院应承担起违宪审查和解释法律的职责，以更好的保卫宪法和人权。 （7）马利旦 马利旦教授是新自然法学中新托马斯主义一支的最重要学者，自然法是其法哲学体系的核心。虽然他秉承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传统，颂扬神学自然法理论，但由于下列观点，他无疑属于属于民权主义自然法。第一，自然法是人权的哲学基础或理性基础。生存、自由及追求道德生活完善的权利是人自然享有的，先于并高于人定法，是世俗社会不必授予但必须承认的、普遍有效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视或取消的权利。 为推行他的人权理论，马利旦曾积极参与制定《世界人权宣言》。第二，人民高于国家，国家为人民服务。从这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观出发，马利旦提出摒弃主权的概念，因为对外主权使国际法形同虚设，对内主权则导致极权主义，总之，主权不能在政治领域内存在，而只能在生活在精神和思想领域。他甚至提出要维护持久和平，需要建立世界政府。 当然，马利旦的思想不是个人主义自然法，他指出，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学注意的是义务，近代自然法学关注的是权利，而一个真实和全面的观点应当是既注意义务又注意权利。 这是时代赋予新自然法的特点--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交错，以社会本位为主导。 （8）富勒 富勒教授在与新分析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创始人哈特（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的论战中坚持了自然法学的传统。富勒坚持主张，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法律包含了其固有的道德性，缺乏这种道德的法律根本不能称为法律。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法律不仅要体现普遍意义上的道德目标，而且必须满足一些程序上的要求，前者被富勒称为"法律的外在道德"和"实体自然法"，后 者则被称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和"程序自然法"。富勒所讨论的自然法主要就是程序自然法，所以是一种新自然法学。 富勒的程序自然法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熟悉的八项法治原则：第一，法律的普遍性原则；第二，法律应当公布；第三，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第四，法律应当明确；第五，法律规则不能相互矛盾；第六，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去做无法做到的事情；第七，法律应当稳定；第八，官方行为与法律必须一致。富勒强调，以上原则是法律的内在道德的要求，缺一不可，否则不单是导致坏的法律制度，而是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 总之，富勒关于自然法的程序观决不企图传授任何具有约束力的终极目的的真理性观念或教条，而是提供一种有关手段方面的理论，这些手段是法律秩序为达到某种目的多必须运用的， 这就是新自然法学中的相对自然法的倾向。 （三）古代中国自然法学流派概要 1、道家自然法 中国先秦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的一个学派，他们关于以道统法的观念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式的自然法观念。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它非物质实体，而是一种绝对精神，一种超越的、永恒的客观存在。 庄子进一步指出，这永恒存在的"道"无影无形，但可以通过传授而领会它。老子的理想是"天下有道"的社会，统治者只有"道法自然"--即顺应自然、按照自然法则，才是"有道"。老子的自然法是最有权威、最公平合理、长久永恒的，因此比人定法优越得多。 "道法自然"应用于政治法律领域，便要求"无为而治"，"无为"并非不作为、没有行动，而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为。"自然无为"是道家提倡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道家自然法最终发展到反对人定法的地步。"无为而治"的思想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滥施苛刑，可以看作是制约君权、追求民主的呼声。可以说，道家自然法是一种极端的、自然主义的自然法。 2、墨家自然法 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的自然法即所谓"天志"（天的意志）或者"天法"。天志的内容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而且爱与利是无差等的，即主张平等、反对等级。天志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它以爱人、利人为最高宗旨，统治者必须"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进一步，"仁"是天志的内容，所以，以天为法就是以仁为法，墨子说："法不仁不可以为法"，也即世间的法度要遵循天法，不符合天志的人定法不能算是法律，这就表达了一种自然法的观念。 "义"也是天志的内容，所以，墨家把天法与正义联系了起来，《墨子·天志篇》说："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不顺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也即不遵循天志，政治法律制度就是不正义的。 3、儒家自然法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久的一大学派，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的法律观是中国古代法的思想基础。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最早提出："儒家关于法之观念，以有自然法为第一前提"，因为儒家关于法之观念，以均平中正、固定不变为法之本质，"然则此均平中正、固定不变者，于何见之？于何求之？是非认有所谓自然法者不可。而儒家则其最崇信自然法者也。"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认为，儒家的"礼"，也许可以等同于自然法。历代皇帝都援引自然法，即被普遍认为合乎道德的行为规范--实际上就是"礼"，--而不是实在法，来使其诏令合法化。 儒家自然法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儒家认为宇宙的变化有其内在规律，即所谓"常"，如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董仲舒说："天之道，有序有时，有度有节，变而有常。"并且，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是可为人知的，人们先要认识天之"常"，然后去符合"天常"。可以说，这是儒家自然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第二，儒家推崇的三纲五常，"推天理而顺人情"，是人之为人的不变准则，是一种永远不可改变的基本价值，它全面指导着人类生活。这是儒家自然法的价值基础。 第三，具体来说，儒家的自然法叫做"礼"，所谓"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实际上就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具有不变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礼就是儒家心目中的道德法、理想法、永恒法和最高法。第四，礼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是"法之大本"、"法之枢要"，也就是说，礼是抽象的精神原则，指导具体的 行为规范。所谓"非礼无法"，就是指不合乎礼的法律是无效的。所以，礼高于法律，是法律的渊源和评判标准。总之，儒家所说的仁、义、礼、乐、道、德、等，就是一套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理想法，是衡量政治权威与人定法之合法性的标准，反对恶法亦法，这就是一种自然法的观念。 二、比较论 人类共同的固有本性决定了在关于自然法的最一般的观念方面，中国和西方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孔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霍布斯作为自然法的总原则； 西方自然法学和中国儒家都表达了对正义、公平的追求，都意识到应当对人定法进行道德批判，承认"恶法非法"等等。但是，中国的自然法思想并不发达，而且不成体系，难以获得与西方自然法学相提并论的学术地位。在关于自然法思想的具体内容上，中西之间的差异是主要的，中西自然法对各自社会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的。 （一）中西自然法思想之差异 1、自然法的内涵 西方自然法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不管是人的理性还是神的理性），"自然"的本质是基于本性和智力的理性命令。如格劳秀斯说："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命令，是断定行为善恶的标准"； 洛克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的全人类。" 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斯宾诺莎的几何学证明方法再到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都体现了一种认知理性的演绎推理，它企图与专断和任性划清界限。如果说西方的自然法是一种"道德法"的话，那么这个道德是先验的理性道德，所以，西方的自然法通常被称为理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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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研究分析可以得知，我国资源与环境法律法规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82年之前的奠基阶段、1982年至1992年间的发展形成阶段、1992年至今的持续完善阶段。我国在参加了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正式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经过不断地讨论分析通过了我国第一个规范性的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高山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在197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一次为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资源理发提供了宪法基础。并于1979年出台了我国第一部正式的环境法《环境保护法（试行）》。在1983年，我国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至此我国资源与环境法律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并为今后的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至1992期间属于我国资源与环境法律体系不断形成完善的阶段。在1989年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的资源与环境的法规和规章制度。这一时期是我国资源环境立法数量最多的时期，出台近二十多部资源与环境的法律法规，从而逐渐扩大了我国公民对资源与环境保护的认识范围，加快了我国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发展。1992年至今是我国资源与环境法律法规及保护体系持续发展完善的阶段。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我国在1996年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第四次会议上以及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这标志着我国资源环境法的建立与完善。在此之后我国资源与环境法律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占战略已经成为资源与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的重要导向，且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以往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在这一时期修改并制定了7部资源与环境法及大量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促进了我国资源与环境法的细化。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加深了对其他部门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在随后出台的法律法规中或多会少的包含有资源与环境法律法规，如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就增加了对破坏资源与环境的刑事法律规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虽然我国的资源与环境法律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就一些法律个案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
二、当下我国资源与环境法建立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与环境法研究的对象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问题
现阶段，资源与环境研究的对象一直都是环境资源法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间的关系立法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了推动我国资源环境法律法规建设朝着科学化、综合化、完整化、独立化体系发展的基本理论。在这种调整上主要以间接调整为主，直接调整为辅，且其调整方式必须要建立在人与环境、自然的关系上。也有学者将争论的焦点放在资源环境法研究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上，其认为环境与自然资源法两者的有机结合，共同形成了我国完善的法律体系。换言之，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两者融为一体从而组成了较为科学与完善的法律体系——环境自然资源法，即环境法。
（二）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环境资源法在可持续发展上的研究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我国在1999年召开了由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组织的研讨会，在会议上就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观点认为，我国西部环境与资源的特征对我国整体的生态环境的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加强对西部环境与资源的法律建立保护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还有的认为，要解决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关键在于法律制度的建立，其中包括现行环境资源法的变革与完善，以此将环境资源发与可持续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国内环境资源法与国际法的衔接问题
现阶段对我国环境资源法与国际法衔接的问题的讨论只要集中在我国环境贸易的问题。部份学者认为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环境资源法建立的问题上，应该以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标准进行。所以，在经济政策方面，我国应当逐步实现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并能够将国际标准不断转化为国家标准。在环境资源法的制定上要参照国际标准并基于我国实际情况，落实环境资源法的实施，加大依法治国的力度。当然在全球环境资源的问题上，我国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要加强对环境问题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而促进全球环保问题的解决。
三、完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途径
（一）环境税法制度的完善
环境税指的是对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或是对环境进行污染物排放的单位及个人，根据其对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及污染环境的程度征收的税收总称。加强对环境税法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培养环保观念。同时对控制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及环境的排放污染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包括下述内容：
1、改革消费税
首先是要进一步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加大对一切自然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大的消费行为的限制，如煤炭、一次性泡沫餐具、不可降解的包装材料等都应当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中。其次，要根据不同产品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或是自然资源消耗水平进行税率的调整。如增加对煤炭资源消费税，降低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电池的税率。此外，改变汽车以排量为税率划分的单一依据，实行排放指标与排气量的有机结合等等。
2、通过环境税税率的调整
鼓励绿色产业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在我国是一种朝阳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要依靠市场经济的调节，还必须加强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采用政策扶持的方式激发资本及投资者参与绿色产业的热情。因此，通过在环境税法上给予适当的减免补偿能够为绿色产业的发展带来正面的效应，从而促进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
（二）资源法律制度的完善
资源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必不缺少的部分，是人类生存及生产活动的一切动力来源，资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已经成为了发展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加强资源环境制度的完善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关于土地资源的完善。我国土地制度完善，务必要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土地责任制；建立健全土地保护的补偿机制，严格确保农田总量的不减、用途不变的原则；要切实落实农村土地的产权明晰、用途，建立健全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流转的制度，并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经营主体；要逐步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依法进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建设，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规范改革。其次是水资源法律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我国相关部门要明确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主体，不断完善对《水法》的完善与变革。进一步加强合理区分基本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及经济用水的界限与使用标准。针对水资源，也应当有一个较为科学合理和统一的规划，运用宏观调配的方式解决水资源的利用与其生态的保护。当前，在我国制定的《水法》中规定，水资源的利用、开发、节约及保护，应当按照流于或区域进行统一的规划。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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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自然辩证法简介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理论体系。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门类，它研究的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而不是自然界发展的某一具体规律、科学技术某一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科学技术中具体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吸取了历史上自然观的精华，摒弃了旧自然观的糟粕，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科学图景及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并研究和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总看法、总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想象来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成果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运用的认识和实践方法的哲学概括。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理论体系。科学技术方法论对社会认识实践具有重要的自导意义，唯物辩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阐述了我们在实践中所用的方法、技术和逻辑过程。
（二）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
恩格斯指出：“一个名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哲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我们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通过他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度，需要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来指导我们进行研究，自然辩证法为我们提供这一整套理论，要求我们要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二、工程项目管理中的自然辩证法
（一）工程项目管理
“项目”一词越来越多地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定义很多，国际标准《质量管理——项目管理质量指南（ISO10006）》定义项目为：“由一组有起止时间的、相互协调的受控活动所组成的特定过程，该过程要达到符合规定要求的目标，包括时间、成本和资源的约束条件。”
“项目管理”就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一个临时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实现项目的目标。
工程项目是最为常见也是最为典型的项目类型，是项目管理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对象通常是有着预定要求的工程技术系统。项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由许多子项、分项和工程活动构成，项目管理必须包括整个系统的管理。完整的项目管理工作过程包括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反馈等。项目管理应该包括全部的管理任务，有工期、费用、质量（技术）、合同、资源、组织和信息等的管理。
（二）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工程项目管理
自然辩证法中的系统方法就是从系统整体的观点出发，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以达到最佳的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工程项目管理是一种科学的管理理念。
系统方法的一般步骤:阐明问题目标选择系统方案系统分析系统选择决策实施计划。系统方法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并将给工程项目管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1.系统方法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内在要求性
工程项目具有一次性、系统性、产品固定性、成果的不可挽回性、体积庞大、操作空间有限、技术复杂、规模宏大等技术经济特点，从而对立项的正确性和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每个工程项目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许多的子项目，也包括管理项目的人——管理者。工程项目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技术素质、经营素质与方法等，是实现项目管理目标的主导因素。
（1）现代项目管理具有特征：“1）项目管理理论、方法、手段的科学化。这是现代项目管理最显著的特征。现代项目管理吸收并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具体表现在现代管理理论的应用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行为科学等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现代管理方法的应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最显著的是计算机的使用。2）项目管理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由于现代社会对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项目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需要职业化的项目管理者，这样才能有高水平的项目管理。3）项目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项目管理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复杂的工作，要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多，使得项目管理日趋国际化。”
（2）工程项目管理过程的内容：包括项目成本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等。
项目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工作，在某一工作区域内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会对另一个工作区域产生影响。这种内在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很明确的、可以把握的，也可能是不确定的、难以把握的。由于存在这种内在的相互作用，所以需要管理者对各种项目目标进行权衡。在各种管理中，要有整体和全局观念。任何一个子系统、子项目都不能脱离整体，一旦脱离整体，其组织就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2.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系统方法
系统不仅是整体的，也是开放的。系统的内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到管理者对项目的管理。如何处理系统的开放性问题，管理学中的SWOT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其哲学依据就是开放性原理。SWOT是在进行项目选择时最常见的对项目优劣进行分析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左右框代表内因，上下框代表外因；Ⅰ、Ⅱ代表积极因素，Ⅲ、Ⅳ代表消极因素。框内内容表示：（1）上边的Ⅰ为内部积极因素，即自身优势（Strength）；（2）左边Ⅱ为外来积极因素，即外部机会（Opportunity）；（3）下边Ⅲ为外来消极因素，即外部威胁（Threat）；（4）右边Ⅳ为内部消极因素，即自身劣势（Weakness）。
在承接一个项目之前，以项目团队为中心进行SWOT分析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理性，减少决策的失误。其方法是：
（1）列出团队自身的优势以及如何充分地发挥这些优势，并填入Ⅰ。
（2）列出该项目提供了什么外来机会以及如何充友情提醒：分利用这些机会，并填入Ⅱ。（3）列出可能影响项目成功的威胁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威胁，并填入Ⅲ。（4）列出团队自身弱势以及怎样将影响降至最小，并填入Ⅳ。
SWOT方法就是如何利用内部的变化去适应外部环境。项目目标要能实现，就必须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抓住机遇避免威胁。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事物质和量的统一体现在“度”的范畴里。“‘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话动范围。辩证法认为，事物矛盾双方的比例、事物发展的过程.都是有‘度’的，事物在‘度’的范围内的变化是量变，它能保持事物的稳定状态，维系事物特定的质。此时，事物总体上处于协调、稳定、有序的和谐状态。”协调是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取得一个成功的项目，协调具有重要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协调可以使矛盾的各个方面居于统一体中，解决它们的界面问题，解决它们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使系统结构均衡，使项目实施和运行过程顺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经理是协调的中心和沟通的桥梁。在整个项目的目标设计、项目定义、设计和计划、实施控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协调工作。
三、结语
工程项目由于诸如市场条件越来越苛刻，项目变得越来越大，行业变化速度加快等原因，越来越需要更专业、更高级、更系统地进行管理，自然辩证法对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管理理论基础。运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工程项目管理及其他学科的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自然辩证法贯穿在我们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自然法论文范文4
在分析法的本质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先搞清楚法和法律的区别，这对于认识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此处所说的法是比法规、规章、条例等更加广义的法，是自然界中的各种法则的总称;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体现阶级意志的规范总和。早期的马克思从自然法学的某些观点中吸取并指出，“法是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而法律则是法的表现”。这里自由无意识的自然规律所指的法是客观存在的法则，而不是主观的认识，法律则是将这种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法规，也就是说法律是立法者通过自己的大脑和笔将自己所认为的法的样子描写了出来，法律的样子就取决于立法者的思想和认识。再后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也就说明法的内容都是根据物质条件而变化的，物质条件的改变会引起法的表现形式和体现的意志有所变化，但是这不会改变法的本质，它所改变的都是法的表现形式———法律。
二、法的本质与环境法的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体现
作者认为，法的本质是调整关系，调整是促进、抑制、保护、协调等，它有很多种方法;关系有很多种，利益关系、身份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种本质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法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些学者提出法的本质是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核心是利益，法的本质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同时发生着改变的，作者同样认同法的本质变化的观点，但是这种变化的根据是物质基础，也就是生产力，这是从意识根源到物质根源的转变。法的本质在于调整自然界中各个生物之内和生物之间的法则。法的价值、目的等都是法的本质的体现，以为在不同时期环境条件下，法的这些体现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础不同，所以体现的内容和形式也就不一样。
三、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方法———公法与私法的重新界定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古罗马时代就有法学家提出过，他的分类标准是根据法律调整的主体和调整对象是否涉及社会利益。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用，但它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法律公私性质的划分应当是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才能够进行的。例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就超出了传统法律公私划分的边界，呈现“法律理论的基础与社会生活的状况极不一致的现象”。作者想指出的是，这种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对法律的划分，不是对法的划分，是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区分，而不是对法这个客观存在进行的分类。这也就说明，这种叫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公法律和私法律。那么，以类似的标准———调整对象，对法进行分类的话，公法应该是自然之法或宇宙之法，私法应该是人类之法，私法调整人之间以及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团体、机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法调整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与它们的关系。
四、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微观方法———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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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概念，亦是英国自古即已存在之古老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它包涵两个主要原则，即任何人就自己的诉讼不得自任裁判官；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的听取。其核心思想是公平听证规则和避免偏私原则。英国所谓的自然正义相当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他们比较类似，适用情形也相仿，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别。自然正义作为行政法上之一般性原则，是确保程序正义在行政权力运行中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即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的标准。根据自然正义，我们可以导出自然正义包括行政公开、行政听证、行政回避以及说明理由等制度。自然正义原则不仅是形式正义的实现，更是积极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性。 【论文关键词】自然正义 正当法律程序 普通法 一、引言：问题之提出 人类的正义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荷马史诗中，就出现了表示正义的“Dike”和“dikaios”这两个词，前者的基本意思是宇宙之秩序，而后者则是指尊敬和不侵犯这种秩序的人。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对古希腊的正义观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哲学开始以前，希腊人就对宇宙有了一种理论，或者说是感情，这种理论或感情可以称之为宗教的或伦理的。按照这种理论，每个人或每件事物都有着他的或它的规定地位或规定职务。但这并不是取决于宙斯的谕令，因为宙斯本人也要服从这种统御万物的法令。这种理论是和运命或必然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凡是有生机的地方，便有一种趋势要突破正义的界限；因此就产生了斗争。……有一种非人世的法则在惩罚着放肆，并且不断在恢复着侵犯者所想要破坏的那种永恒秩序。整个这种观点，（最初或许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便过渡到哲学里面来；这一点也表现在斗争的宇宙论中，例如在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的宇宙论中。”赫拉克利特指出，世界万物之间的和谐平衡是由于斗争和变化而形成的，斗争是正义的体现。从万物生长过程中观察可以发现，万物由相对立而产生，并且均有一世界理性或道所支配。他首先区分人为规定之正义和自然正义，藉以展开理性的正义和自然法学说。 自然正义属于法律哲学上的概念，是法律所要实现的最高理念和理想。立法者制定法律，以维持生活秩序的安定。所谓的定分止争即“法律正义”；而依“分当所取，取之不伤廉”之原则，改革不合理秩序，谋求生活秩序的正当性即“自然正义”。自然正义是一套不成文的普通法原则，是法院自身为保证公共机关遵循基本的公正要求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程序保障机制。经过逐步发展，现在自然正义已扩展涵盖到公共机关决定的整个过程并经常被转化为制定法规定。自然正义的渊源久远，但是，其内涵到底是什么？自然正义在行政法上如何体现以及它是怎样逐步渗透进人行政法之中的？自然正义对我国行政法制度的构建有何现实的影响等问题均有待于深究。 二、自然法与正义—自然法下的自然正义 两千多年来，自然法观念一直在思想与历史上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它被认为是对与错的终极标准，是正直的生活或“合于自然的生活”之模范。它提供了人类自我反省的一个有力激素、既存制度的一块试金石、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从古希腊时起，每一个时代的自然法学者，均有其独到的见解，导致自然法的概念层出不穷。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们也都有共同之处，自然法学派所谓的“自然”，指从人性（nature of man)、社会性质（nature of society)、甚至是事物本质（nature of things）而演绎出人类行为完美无缺的规范。“自然”的最简单和最古远的意义就是从作为一条原则表现的角度来看的物质宇宙，后期的希腊各学派在“自然”的概念中，在物质世界中加了一个道德世界。他们把这个名词的范围加以扩大，使它不仅包括了有形的宇宙，还包括了人类的思想惯例和希望。“按照自然而生活”被认为是人类生存的目的，这也是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哲理总和。纯粹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凯尔森认为：“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自然，因时代与地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有时是指神，有时是人性、历史、社会的法则，且均主张绝对的价值或正义内在于自然之中。” 在自然法学者看来，人类社会生活所适用的行为规范，并不仅限于国家或政府制定的法律。在国家制定的行为规则之外，尚有性质更为普遍的行为规范，并且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与空间及不同 的社会之中；这种行为规范是根据理性人的基本需要而存在，通过人的理性而察觉或认识。它们是一切个别行为规则的源泉并构成评判一切人为规则内容的善恶与公平之准则。换言之，自然法认为有一种较高的或理想的“法”存在，作为实证法的终极根据。 对正义的追求贯穿了自然法学发展的历程。一定程度上讲，自然法是对非正义理论的对抗，正义与自然法几乎是通用的。在古希腊，正义首先是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和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而出现。苏格拉底将正义作为立法的标准，他指出：“我确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柏拉图《理想国》的副标题即为《论正义》，主要是围绕正义来展开对法律、政治思想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将法律与正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与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斯多葛学派认为，即使人们的地位、天赋和财富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别，但人人至少都有要求维护人的起码尊严的权利，正义要求法律应当认可这些权利并保护这些权利。西塞罗的正义观与法律的自然观更加突出，他认为正义的法律是普遍的、永恒的，因为它是与自然相适应的。“真正的法律，乃是与大自然相符合的正理（right reason)；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而永恒的；……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将适用于一切时代。”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家都把正义置于神学的体系内，将正义说成是上帝的意志。[11]康德、黑格尔则从形而上的“自由”出发，认为正义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法律的价值在于确保人类的这种自由意志，自然法和制定法的效力来源于自由意志及正义。正义理论的集大成者罗尔斯认为，正义对社会制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是否符合真理是理论的首要美德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不管一个理论如何设计精巧和实惠，只要不是真理就应该被推翻；法律制度也是如此，不管它是如何安排巧妙和有用，只要不符合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12]可以看出，在西方自然法的变迁中，无论是传统自然法，还是现代自然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有所不同，但有共同的东西一脉相承，即强调自然法是社会持续不断的思维和行动的原则，是“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规范”，在自然法里，正义始终与作为其载体的法律紧密相联。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人们即习惯于将正义区分为平均正义与分配正义。平均正义在于支配私人间的关系，尤其是契约当事人间的自然正义原则；分配正义则被理解为整体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原则。[13]换言之，平均正义要求在对等的二人间寻求双方共同适用的均衡点；分配正义则重在众人对财富或利益的分配。西塞罗所谓的“使各得其分”就是指使所有人得到公平的待遇，即对于相同的事物同等对待，不同的事物为不同对待。托马斯·阿奎那则在亚里士多德的两种正义之外，再加上共同善的正义，赋予正义追求善（good)的功能。[14]罗尔斯以理性人为基础，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批评功利主义，认为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正是原初契约论的目标，提出“正义即公平”(justice asfairness）的概念，包括平等的基本自由权、自然事物的调整、机会平等、秩序正义、尊重自己与他人、良心自由以及忠诚履约等。[15]罗尔斯强调“正义即公平”，坚信正义首先就是公民享有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我国台湾学者洪逊欣则认为，正义以具有力量为其形式特性，而以具有精神的、伦理的内容为其实质的特质。因此，道德的一般善良及共通善之精神的伦理的要求，均得藉正义之力量而实现，“分当所取”、“正当生活”及“勿害他人”等均是基于正义要求而生的自然法命题，正义是人类共通善秩序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的具体现实化，并在社会中不断演变。[16]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正义固然是以平等为其核心，但就其排除任意性而言，显然比单纯的平等更根本，正义包含了合理性、客观性、一致性、公正性、平等性与中立性等相关概念。 自然正义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分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正义是指以人类固有的自然本性之生命发展原理而成立的实质正义。它要求人类追求善与美德，各种社会制度以实现共通善和社会福祉为目的。自然正义对人类有普遍的支配力，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自然正义将衍生出适合该社会之共通善。自然正义的具体要求，可因时因地而变动，但其本身有普遍支配力，并且其支配力可产生具体的内容。显然，自然正义的可变性，仅指它要求因适应具体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具体内容，而不是在相同或类似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的随意改变。因此，自然正 义具有一般普适性，不论何时何地，它均具有支配人类社会的力量。 显然，从自然正义的历史发展来看，自然正义和自然法存在差别，不过，自然正义却又与自然法大有渊源。自然正义有时可以被当成自然法的同义语来使用，甚至可以等同于“自然衡平”(natural equity) 、“上帝的法律”(the laws of God)等这样的一些概念。[17]尽管没有具体的成文法来界定自然正义的具体内容，但是，存在于普通法之中的正义理念实际上弥补了立法上的空白。正因为如此，自然正义反映了英国法律和道德原则之间的紧密联系。[18]随着历史的发展，起先近似于自然法的自然正义逐渐有了自己专门的内容，它和自然法的区别也因此而变得明晰了。 一般而言，自然法是具有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先验的概念，而自然正义则从一个普通法上的司法原则逐渐发展成兼具程序和实体内涵的法律原则。在立法上，自然正义是指导原则和评判法律的依据；在司法上，自然正义追求着法的安定性和正当性。具体而言，自然正义对以下三方面发挥着明显的效力。首先是法官造法，从权力分立的观点看，司法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在创制法令，而是在阐明法律的真正内容。当法律发生疑问时法官做出权威性的解释。然而，事实上，“习惯法之大部分为法官于社会所流行之情绪与民众所接受之习俗或惯例中发展出来的。”[19]其次是解释法律，解释法律的目的在于探求或阐释法律意旨，而法律的最终目的则在于规范社会生活事实。但是，规范本身并非终局之目的，执行法律在于追求某些基本价值。因此，解释法律应着眼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即追求正义的实现。再次就是形成法理，法理有补充法律解释的功能，亦有监督法律或习惯的妥当性的作用。而法理的基本功能在于补充法律及习惯之不足，使执法者自立于立法者的地位，寻求该案件应适用的法律规则，以实现公平与正义。因此，法理是指从法律精神演绎出的一般法律原则，为社会生活所不可不然之理，与条理、自然法、法律通常之原理并无不同。由此我们发现，自然正义实际上就是法律的基本精神，它是法官造法、法律解释以及形成法理的依据。只有赋予法律实现自然正义的功能，我们才能在制度方面从根本上保护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 三、自然正义在行政法上的体现—英美行政法之比较 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rule of low）的核心概念，亦是英国自古即已存在之古老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地过程。”[20]在英国，法官依据自然正义控制公行为和行政行为，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自然正义有两个主要原则，即任何人就自己的诉讼不得自任裁判官；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的听取。换言之，其核心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地权利；二是避免偏私原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件持有偏见或利益。[21] 自然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为偏见排除原则。依据该原则，当公众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有合理怀疑时，法官不得做出任何有效的判决。如果有不适格的人参与到行政决定做出过程之中时，该决定就是无效的。当然，对于该原则有两种情况的限制。其一是如果因偏见而回避，而人却不能做出相关法律行为时，这个原则就不能适用。其二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支持或做出某些特定决策，不得以行政机关存在偏见而起诉。这在美国被称为“制度性决定”(the institutional decision)[22] 自然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双方听证原则。它要求行政机关公正听取双方意见。赋予公众充分的辩护的权利。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条款完全相同。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规定为宪法性的基本权利。从字面上看，正当程序即为公平程序，它保证国家将给予每个人基本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说，未经合理辩护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当行政机关行使权利而剥夺或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时，即应适用听证。[23]适用听证时应该符合行政程序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要求，确立关于行政程序适用的统一性。另外，基于公开、公正与公平的要求，在行政诉讼法前的程序，以及行政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法的各种程序，对于告知、听 证、决定等各个手续均应该要求附上理由。 在英国，自然正义原则原本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4]所以，多诺莫尔( Donoughmore）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虽然自然正义原则所包含的并非是明确且广为接受的、并由英国法院实施的法律规则，但是，我们认为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的确存在着某些让所有作出司法或准司法决定的裁决机构和人员都必须遵守的司法行为规则。”[25]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英国法院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时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26]在行政法领域确立适用这一原则的一个经典判例是1863年古帕诉万兹乌斯区工程管理局案。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工程管理局尽管有权拆除违法建筑物，但在行使其职权之前没有听取古帕的意见，违背了公平听证原则，因而其行为无效，判决原告胜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27]其后，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的增长，这类案件大量增加，程序正义成了英国行政法最活跃的部分之一。[28] 英国所谓的自然正义相当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英国的自然正义观念不仅融入美国法律之中而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而且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美国内战前期，汉密尔顿在1887年的纽约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提出“正当程序”一词，该会议予以采纳并提出“人权法案”。该法规定：除非依照“正当得法律程序”，否则，任何人都应得到保证不被剥夺特定的权利。这是最早用“正当的法律程序”取代最初来自英国大宪章“国家的法律”措辞的美国法规，[29]“它构成了（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和后来的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起源。”[30]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186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又将这条规定适用于各州政府机关。 毫无疑问，美国宪法第5和第14条修正案奠定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法地位。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在美国宪政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密切相关，正是美国最高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通过一系列重大判例和对第5、第14条修正案进行灵活解释，才使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获得极强的生命力并带来“正当法律程序的统治”。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性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政府的“正式行动必须符合对个人的最低公正标准，如得到充分通知的权利和作出裁决之前的有意义的听证机会。”[31]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的概念，称为实质性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法院将宣告其无效。[32]自19世纪末，美国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逐步向行政法领域渗透，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不再只是法院的诉讼程序。 正当程序在行政法领域的适用，涉及的首要问题是该原则所保障的利益或适用范围。这主要是凭法院的解释和理解来确定的，美国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通过一系列的重大判例进一步推动了正当程序所保障的利益或适用范围的扩张。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正当程序所保障的是法律保护的利益即权利(right)，而非政府赋予的利益即特权（privilege)，这被称为特权理论。但是，随着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大以及公众越来越关注政府对公民所承担的义务，“权利—特权”区分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最高法院也开始慢慢摆脱这种区分，并最终在“戈德伯格诉凯利案”[33]中抛弃了传统的特权理论，认为凡是法律上可以主张的权利都受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自此案以后，美国最高法院又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对“财产”和“自由”的含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从而使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当代社会中，除了外国人的人境利益不受宪法保护以外，个人和组织的自由和财产利益，几乎都能成为法律上可以主张的权利对象而受到正当程序的保护。[34] 正当程序原则涉及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程序才是正当的”。在“马修诉埃尔德雷奇案”[35]中，最高法院声称，在决定正当程序于特定情况下所 要求的具体内容时，它将审视三个因素：“第一，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私人利益；第二，由于行政行为所使用的程序而错误剥夺此类利益的风险，以及额外的或替代的程序保障可能得到的任何利益；第三，政府的利益，包括相关的行政作用，以及采取额外的或替代的程序将需要的财政以及行政方面的负担，”最高法院在适用这一平衡标准后得出结论—并非所有的听证均需采用正式的听证作为前提。是否需要一种正式的听证形式，应当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所主张权利的特征、裁决本身的特征、可能会因裁决而引起的负担这些方面的问题都要进行考虑。”[36]然而，任何一种听证形式，必须包含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当事人有得到通知及提出辩护的权利”，是否具备这两种权利是区别正当程序和非正当程序的分水岭。[37]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范以普通法为主，盛行法官造法，因此法律才相对处于比较明显的变动状态。自然法的概念在普通法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就是明证。不过，它们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均渊源于英国普通法与1215年英国大宪章，并且在行政法上，它们都是用来控制和解决行政程序的正当性问题，然而，自然正义的适用范围超过正当程序。在英国，自然正义的使用不区分国家行为和私人行为，而美国正当程序仅适用于国家行为。其次，在英国，根据自然正义原则，国家在公布涉及人民自由权利的法规时，行政机关对受该法规影响的人民负有协商义务。但是在美国，行政行为与行政立法的区分并不明确，行政规则既可一般适用，亦可特别适用。行政行为与行政立法不能从适用范围的大小上区分，也不能说行政法规的形式是否具备立法形式。另外，程序的正当性有三个核心的要素，即通知、评论期间或听证以及陈诉理由。而英国的自然正义仅包括前面两个要素而忽视理由的陈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然正义是英国普通法上的原则，在法律授权给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权限时，即使法律对有关的正当程序并未作出规定，法院仍然应当认为行政机关有遵守正当程序的义务，如果行政机关滥用权力、越权行政，法院就应当依据法理（自然正义）而判决该行为无效。不过，英国行政法侧重于程序法的公平问题而忽略了实体问题。自然正义原则适用于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行政行为时应当保障公正的告知与听证程序。就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权行使而言，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受法律限制，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相应的权限。在此限度内，行政机关“就自己事件不得自任裁判官”的原则失去了适用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认为自然正义原则在此难以适用。[38] 所以，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比较类似，适用情形也相仿，但是，它们之间毕竟还是存在差别。由于正当程序原则是直接渊源于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规定，而自然正义原则则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它是形成法理的根据，因此，当我们在适用其他原则无法保证案件审查的正当性时，再去寻求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正义原则应该是确保正当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四、自然正义与行政法的制度构建 自然正义适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实际上是对我们社会生活规范的一种价值判断。尽管自然正义原则是英美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英美行政法的标志，但是长久以来，要想描述自然正义原则的涵义是非常困难的，除非用一般的术语（in general terms)。[39]这个一般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公正性（fareness )，而这也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内容不确定的词，如何确定这个词在个案中的具体含义呢？英国法最终的解决途径是引用理性人模型，将在特定案件条件下该当把握的公正性标准推测为理性人在这种情况下该当掌握的标准。[40]正如Tucker LJ在1949年所说的：没有什么词可以普遍地适用于所有的公开调查及各种类型的国内行政裁判所。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必须因案件的条件、公开调查的性质、行政裁判所行事的规则以及所处理的问题等具体情况而转移。[41] 从本质上说，自然正义原则是任何公共权力行使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由于自然正义本身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把握性，在行政法上，我们在适用自然正义时也需要防止它的滥用，以避免其妨害行政目的与行政功能的实现。正义从本质上说应当是公众的正义观念的民主化表现，一个人的观念不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信念，无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他们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都秉 有内在的揣摩、追逐社会或者公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的义务。在1964年的Ridge v Baldwin一案中，为了反驳自然正义原则的内涵过于模糊以至于近乎没有意义的观点时，Lord Reid援用了一个有理性的人（reasonable person）在给定的条件下所应当认为公正的程序作为把握自然正义原则的标准。[42]采用所谓的理性人的模刑作为判断某一合理性的标准，而合理性就是理性人在给定的案件条件下认为合理或者公正的行为方式。 关于公正，在英国流传着一句著名的法谚：公正不但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更要以令人不容置疑的方式实现。因此，自然正义的适用应该有客观的判断基准，才能维持法律的安定性，避免裁判官员的主观臆断。如果有客观的判断基准存在，自然正义才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另外，如何保证自然正义是以令人不容置疑的方式实现的，也是我们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所以，自然正义的判断基准必然至少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法定程序。根据我们的主观判断，法律在涉及人民权益的国家行为时，行政机关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这些程序包括通知、听证、理由告知等。只有满足这些基本程序才是基本符合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如果立法者没有依据理性判断事物的本质或其他充分的理由而作出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则属于违反自然正义。法定程序的履行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首要判断基准。 其次是事物本质。事物的本质是法哲学上的概念。本质（nature）有自然之意，由此可以发现它是源于自然法的概念。事物本质是实证法之外的一种价值表现，在各种不同事物中去寻求合乎自然法正义。[43]事物本质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是事理或法理，即事物当然之理；二是一般社会生活的事物本质，作为评价对象的文化现象，由此而去寻找法律上的规范要素；三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如男女之别、昼夜之分以及事物差异等自然事实。[44]法律的目的在于把正义实现于社会生活，事物本质作为实现正义的基础，不同的类型适用于不同的方面，以不具伦理性因素的事物本质作为界定秩序的因素可以避免立法者或法官的恣意，而具有伦理性因素的事物本质则提供法律的当然内容。事物本质的适用须取决于法律规范的客体的性质。一方面事物本质需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也要不与社会生活脱节。法律规范的最终目的在于将正义实现于人间。[45]合乎事物本质才符合事理，然而事理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事物本质也是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基准。 从根本上说，现代法治国家都强调依法行政，认为国家行为必须具有可预测性，行政裁量不能滥用或者越权裁量，并且需要符合比例、诚实信用、合于行政目的以及公共利益等原则。就程序而言，不允许立法者藉专断的程序侵害人民的自由与财产，也不得通过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凭借国家权力而侵害人民的利益，即程序必须完全符合正当性的要求。此外，立法、司法与行政均需要具有法治主义的观念与平等思想，才符合自然正义的要求。[46]自然正义作为行政法上的一般性原理原则，是确保程序正义在行政权力运行中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即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的标准。据前面所述的自然正义的判断基准，我们可以具体导出自然正义包括行政公开、行政听证、行政回避以及说明理由等制度。 1．行政公开制度 行政公开是现代行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内容十分广泛，它是指行政机关依职权或依申请向行政相对人或向社会公开行政信息的一种制度。凡是涉及到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信息，除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以外，行政机关都必须向社会公开，允许公民或组织依法查阅或复制。公开原则的主旨在于让民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47]因此公开原则长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是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准和要求。行政公开即行政的公开化，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应当依法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以使其知悉并有效参与和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48] 行政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其目的在于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实现公民对行政的参与和监督。此外，行政公开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建立行政沟通，增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在现代社会，随着政府职能由政治统治职能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的转变，权力不再是强制，而是履行职责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实力和影响力。同时，权力的对立面也不是服从而是“合作”，尽管对错误的强制服从只是屈从，但公众对正当的权力则具有合作的义务，“ 我有义务同政权合作”，是因为“我有义务屈从于正义和真理”。[49]这就是说，现代行政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管理行政而是一种服务行政，政府与公众间的关系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而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信任有赖于沟通。政府与公众间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机制，才能协调一致、彼此信任，从而避免相互间的误会和摩擦。行政公开正是这样一种沟通机制，它通过政府的坦诚布公与行政的持久开放，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了解与对行政活动的参与以及双方积极的协商、交流，使双方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识得以交融，使相对人能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使行政机关有可能采纳和吸收相对人的意志，从而增进相互间的合作。可以说，行政公开化就是政府与公众或相对人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这既是民主的象征，也是法治的途径。[50] 2．行政听证制度 所谓听证，即“听取意见”。它意味着行政主体负有听取当事人意见的义务。行政主体在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能片面认定事实，剥夺对方辩护的权利。如果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机会阐明自己的意见，那么就不能保证相对人有效地参与到行政程序之中。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的核心，是实现行政公正的最重要的保证。在作出决定前听取来自其他主体的意见，可以使行政机关获知充分、全面的信息，保证最终决定的正确。同时，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决定时需要调查、收集证据，以认定事实。听取意见相当于相对人为行政机关提供了认定事实所需要收集的部分证据，使得行政机关不必事必躬亲，自行完成所有的调查工作。相对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具有收集提供证据的动力，可以大大减少行政机关自行调查的时间和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另外，行政听证制度体现了参与原则的要求，在现代社会，普通公民对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决策活动的参与被视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相对人实现了对行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参与后，会增强最终决策决定的可接受性，降低行政机关的事后执行成本。这正是“法律程序有助于从心理层面上和行动层面上解决争执。法律程序的诸多内容无助于判决之准确但有助于解决争执。”[51] 3．行政回避 行政回避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其与所处理的事物有利害关系，为保证实体处理结果和程序的公正性，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请求，有权机关依法终止其职务的行使并由他人的一种法律制度。回避制度最初产生于司法程序中，“法官在某个案件中拒绝行使审判权的一种特权和义务。由于法官和某一方当事人存在亲属关系或因案件的结果可能产生与其有关的金钱或其他利益，他可能被怀疑带有某种偏见，因而不参加该案的审理。[52]“法官没有资格裁决他可能或可以正当怀疑他会偏私的案件。这项规则如此重要，正如我们所知，以至于柯克认为它甚至应凌驾于议会法之上。”[53]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始终被认为是公正的同义词，所以，离开公正谈法律没有任何意义。在程序法律制度中设立回避制度是人们追求法律公正的结果。当人类选择了法律作为解决双方争议的一种手段时，程序的公正性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程序公正的第一要义是程序的操纵者与程序的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否则，程序的操纵者可能会利用自己在程序中的优势地位，促使程序的结果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同时，法律程序的公正性又可以树立起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寻求法律程序来解决争议的信心，在西方法治国家中，法院的判决能够较好的终止法律争议，源于法官具有的较高的法律权威，而法官之所以如此受人尊敬，与他在诉讼程序中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中立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回避制度制约。因此，行政法上的回避制度，根本的目的是使相对人真心实意地接受行政机关作出的对其不利的决定，从而及时消弭行政争议。 4．说明理由 说明理由是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 从行政法的发展史上看，行政行为有一个从不说明理由向说明理由的渐进过程。在早期，社会结构将绝大多数人定位于服从权力的角色上，并通过各种说教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这个社会的角色是尽服从管理的义务，他们不能要求国家展示权力 运作的依据，“因为这些服从他人指令的人们承担了其角色所应该履行的义务。”[5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尽管“为获得人类基本自由或公民自由权而进行的斗争是仅次于民族独立斗争的重大事件，”[55]但是，公民权的范围基本上限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种公民权的消极性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府职能相吻合，从而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过，自二战以后，随着民主参与理论的日趋发达，公民自由权中的积极性得到了迅猛发展，公民权由消极走向积极，公民通过行使这些权利，主动介入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以便更加有效地监督政府合法行使权力。知情权在法律上的确立就是积极的公民自由权内容之一，正是知情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不仅促使许多国家纷纷进行知情权的立法，同时也促使国家在司法审查中改变了对行政机关就行政行为向行政相对人不说明理由的态度。[56] 现代行政权的核心是行政裁量权。现代法治实践表明，对公民权利和自由危险最大的莫过于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因此，人们为了控制行政权并使其正当行使而创设了多种法律制度，如宪法分权原则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行政诉讼制度通过司法审查控制行政权。但实践证明，这种事后控制行政权的法律制度成本很高，且效果也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目标。[57]于是人们发现，“通过健全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法律程序，在行政裁量权行使始初和过程中控制其行为结果趋于合理性，可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控制方法。”[58]作为行政程序的核心，听证制度以一种全新的法律机制发挥着控制行政权的功能，但是，听证制度尽管可以保证行政主体作出决定所需要的依据，却无法左右行政主体对依据的正当筛选。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将如何筛选依据的理由向行政相对人、社会展示，显然可以防止听证流于形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明理由是听证制度缺陷的一种补救机制，是制约行政权机制的新发展。 五、结语 日本著名法学家和田英夫认为，英美法有四个重要特征，即法之支配、判例法主义、陪审主义以及普通法与衡平法，[59]而英美法的精神与本质则是自然正义原则。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强调法律至上以及对人民自由权利的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事情，民主国家的真正使命，不仅在于维持国家秩序的德国式“法秩序之维持”，而且在于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英国式“法之支配”，即在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自然正义本身是对绝对正义和永恒价值的追求，是超越实证法的概念和判断实证法正当性的依据。因此，通过自然正义原则来检验行政行为是否符合事理，是否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就成为实现正义的最佳方法。自然正义原则在“正义可无止境追求”的观念下，并非仅限于正当法律程序下形式正义的实现，更应积极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现代行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保障公益实现的目的。 注释：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4页。Bertrand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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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论文范文6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