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例6篇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1

关键词:人文地理;教学;世界遗产

引言

1998年,北京大学正式增设世界遗产这一课程,随后多所高校均开设此课程。此后,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对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总结发现,在教育领域中,世界文化遗产的功能以及其实现的途径主要源于对其本身的探究。就世界遗产来讲,综合性较强是其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其与多门学科存在联系,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与旅游产业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对旅游教育这一学科的研究最多。但是在其余学科中,对世界遗产在学科的作用研究相对较弱。就世界遗产这一素材而言,其与世界接轨,其在教育领域中的研究将直接影响部分学科是否发生改变。

就整体以及个体的世界遗产、空间分布以及景观特征来讲,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分析两者的内容以及广泛性来讲,两者同样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就世界遗产来讲,按照定义,在地理研究领域中,世界遗产是极端性非常强的研究内容。其主要原因是在评选世界遗产时,需要全球最为权威的部门以及最权威的专家进行考证,然后给予批准获得的。在地理的研究中,世界遗产相似内容的存在使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这就要求人们在地理教学的过程中与世界遗产相互结合,进行教育的开展。在本文中,以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相似的知识为基础对人文地理在教学中世界遗产的作用以及发展方向进行具体探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提高学者对世界遗产的重视程度。

一、世界遗产在人文方面的表现

1、文化景观、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将世界遗产分为两大类,分别是自然遗产以及文化遗产。就后者来讲,其主要涵盖建筑群、遗址以及文物等方面的内容。如果世界遗产在自然以及人文要素都与《公约》中的相关标准相符合,那么就称其为双重标准。

为了将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文化之间的和谐凸显出来,世界文化遗产增设了“文化景观”。就本质而言,世界文化遗产涵盖绝大部分文化景观,剩余的则为双重遗产。换而言之,文化景观是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重复,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除了双重、自然以及文化三方面之外,文化景观将会被重新列出。就当前世界文化遗产来讲,大部分属于文化遗产。在2012年之前,963项世界文化遗产中,涵盖28项双重遗产,725项文化遗产。

2、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里不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联合国相关部门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来讲, 其涵盖的内容同样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

二、人文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1、世界遗产组成的阐述

在2011年,《世界遗产与年轻人》出版之后,国内出现多个有关的书目,主要有《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学》等多个书目。这些书目的出刊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中学所学的《世界文化遗产荟萃》的科目,为学生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对以上著作进行总体归纳发现,他们在内容框架方面主要涵盖概述、分类的介绍、具体的例子、如何保护等多个方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概述。就概述内容而言,其主要涵盖《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来源以及本书大致内容的介绍。

分类以及举例。在第二部分中,主要将世界遗产进行类型的划分,并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介绍,主要包括文化景观、世界自然遗产等类型。

介绍及举例。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内容进行具体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案例。

保护以及利用的具体方法。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世界遗产当前所遇问题以及如何保护利用进行具体分析。就世界文化遗产来讲,物质类的遗产类型主要涵盖皇宫、广场、园林、当代都市、乡村等多个方面。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其可以是表述的,也可以是口头传说的,也包括社会风俗、表演艺术、传统手艺等方面的内容。

2、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①研究对象具有互相涵盖的性质

在各种类型的遗产中,除了双重遗产具备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标准之外,大部分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都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分析上述的分类可知,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非物质以及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因此,对于人文地理来讲,其研究对象为多种人文现象。对于当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人文地理的教材来讲,其在人文要素方面主要涵盖地名、语言、聚落、民俗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与世界遗产中的很多类型都相同,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历史长河中,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对于人文地理来讲,其对当前主流的一种文化现象更加注重。对于前者而言,其要求在文化现象中,具有最丰富、最优质的内涵,但是对于后者来讲,其主要对实际的使用价值更为注重。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2

关键词:滨海湿地;遗产特征;申遗可行性;盐城

中图分类号:S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8000603

1引言

世界遗产对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个地区和国家文明的标志和象征,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世界遗产的价值,世界遗产地的环境[2],世界遗产保护技术及方法[3],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4,5\],世界遗产空间差异及趋势[6],潜在世界遗产[7]等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世界遗产保护、世界遗产资源、世界遗产旅游等方面的研究[8],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有关潜在自然遗产的特征与可行性研究仍较少\[9~11\],缺少滨海湿地遗产申遗的研究。

截至2015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共1031处,包括世界文化遗产802处,世界自然遗产197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32处。中国作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截至2015年8月,共有48项(包括文化遗产34项、自然遗产10项、双重遗产4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2位。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数量上不平衡现象比较明显,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苏州会议确定:已有世界遗产的缔约国每年最多可申报2项世界遗产,但其中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那么,加大对世界自然遗产申遗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10项世界自然遗产中,生物多样性类别和地貌景观类别遗产地的数量相对较多,未来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应优先考虑申报数量较少的化石产地类型、陨石冲击类型、水体景观类型、构造地貌类型、冰川地貌类型、海岸地貌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12]。中国滨海地貌非常丰富,但有关滨海湿地型自然遗产资源申遗的研究极其少见。

盐城滨海湿地作为亚洲大陆边缘,太平洋西岸最大的滨海湿地,已列入世界重点湿地名录,已加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已纳入“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络”、“东亚-澳大利亚迁徙涉禽保护网络”,是世界重要的自然遗产。因此,强化对盐城滨海湿地自然遗产的特征及申遗可行性进行研究,能为其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开展湿地遗产旅游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对保护全球多种濒危物种和盐城滨海湿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盐城滨海湿地概况

盐城滨海湿地(E119°27′~121°16′,N32°34′~34°28′)位于江苏省中部沿海,辖响水、滨海、射阳、大丰及东台5县( 市),海岸线长582 km,总面积4553 km2,占江苏滨海湿地面积的60%,全国湿地的14.3%,是中国最大的滨海湿地保护区[13]。盐城滨海湿地既有快速淤长岸段,又有强烈侵蚀岸段,基本以射阳河口为界,以北为侵蚀型岸段,以南为淤长型岸段。湿地类型主要有芦苇湿地、草滩湿地(包括盐蒿、互花米草)、淤泥沼泽湿地、人工湿地(包括养殖水域、水田)等5种,是典型的粉砂淤泥质滨海湿地。盐城滨海湿地是丹顶鹤等珍稀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滩涂湿地生态系统[14]。建有丹顶鹤和麋鹿部级自然保护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也是连接不同生物界区鸟类的重要环节,是东北亚与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也是水禽重要的越冬地,是挽救一些濒危物种的最关键地区,如丹顶鹤、黑嘴鸥、獐、震旦鸦雀等,盐城滨海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5]。

3盐城滨海湿地遗产特征及申遗可行性

3.1世界自然遗产应具备的特征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是申报世界遗产的指导性文件。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即可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16]:(Ⅶ)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和美学价值的地区;(Ⅷ)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重要地质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Ⅸ)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Ⅹ)是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盐城滨海湿地自然遗产是否具有世界自然遗产特征是申遗成功的基础因素。在申遗之前,需将对照上述标准对盐城滨海湿地自然遗产的特征进行科学系统论证分析,核准是否满足申遗的标准,为申遗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3.2盐城滨海湿地遗产特征及申遗可行性

3.2.1国际重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湿地、森林和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滨海湿地是重要的物质资源,在维持区域和全球生态平衡以及提供野生动植物生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17]。滨海湿地作为高度动态和复杂的生态系统,作为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第6个核心计划,其具有洪水截留、地下水再充填、地下水释放、沉积物截留等水文功能,具有营养物截留、营养物输出、就地碳截留等生物化学功能,具有生态系统维持、食物链支持等生态功能。盐城滨海湿地作为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边缘最大的滨海型湿地,已列入世界重点湿地名录,是大西洋沿岸最大的国际滨海湿地区,是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国际重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国际上保存最完好的原生盐沼湿地之一。其符合世界自然遗产标准(Ⅸ)。

3.2.2罕见的淤泥质湿地景观

世界海岸的75%是基岩海岸,盐城海(滨海)岸湿地则是全球最为典型的淤泥质滨海湿地与盐城海岸紧紧相连,辽阔而平坦,规模巨大。而且盐城滨海淤泥湿地既不于海底,也不位于河口或峡湾,而是位于海岸带,以海岸浅湾为顶点向海呈辐射状分布,这种淤泥质沙洲湿地景观世界罕见[18]。基本符合世界自然遗产标准(Ⅶ)。

3.2.3全球典型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

以原生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濒危物种保护为目标的栖息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已成为世界主流之一[19]。盐城滨海湿地拥有大面积的滩涂、沼泽、盐碱地,动植物资源丰富,区系成分复杂,维管束植物有223种。动物有兽类20多种,鸟类182种、两栖类和爬行类27种,鱼类150种、棘皮动物10种、环节动物62种,腔肠动物8种、浮游动物98种,具有典型生物多样性地区。其主要保护对象为滨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和以世界濒危鸟类丹顶鹤为代表的多种珍禽,是世界重要的迁徙水禽停歇地和越冬地,也是当今世界上丹顶鹤迁徙种群最主要的越冬地[20],对丹顶鹤等迁徙性珍禽的全球保护和研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其次,盐城滨海湿地区建有麋鹿自然保护区,是世界濒危动物麋鹿的栖息地,是拥有世界1/3的野生麋鹿,是世界面积最大的麋鹿保护区。盐城滨海湿地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天鹅、河鹿等19种动物的栖息地,是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是世界全球典型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基本符合世界自然遗产标准(Ⅹ)。

3.2.4全球显著的地质地貌特征

盐城滨海湿地是由黄河、长江、淮海我国三大河流携带的巨量泥沙逐渐沉淀堆积而成,也是世界上接纳河流输沙量最大的地区。尤其是黄河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变迁成为塑造本区地貌形态的最重要因素,对盐城滨海湿地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盐城滨海湿地现已经成为一个准封闭的系统,体现了的地貌演变中的典型滨海湿地演变特征。其次,研究表明盐城滨海湿地形成于海平面从一个较快的速度向较低的速度转变的时期,盐城滨海湿地的地质地貌变化过程,较好的记录全球海平面的演变过程。基本符合世界自然遗产标准(Ⅸ)。

综上所述,盐城滨海湿地基本符合《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标准,并且具有世界自然遗产的特征,具有良好的遗产资源的完整性及真实性,具备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可行性条件。

罗治得:盐城滨海湿地遗产特征及申遗可行性研究自然与生态

4盐城滨海湿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意义4.1利于保护盐城滨海湿地自然遗产

盐城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良好、是世界濒危动植物等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是世界重要的淤泥质滨海湿地,但生态系统较脆弱。特别是随着湿地工业及旅游业的大力开发,其生态系统破坏的速度将加快,原生的地质地貌将逐渐消失,生物多样性的得不到保证,对区域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如果盐城滨海湿地能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将极大的提高其保护与管理水平,获得更多的保护资金,提升盐城滨海湿地区的国际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滨海湿地的形成、特征,开展滨海湿地科普教育使得公众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4.2利于强化滨海湿地遗产研究

滨海湿地型自然遗产作为重要的自然遗产资源,在对气候调解、环境美化、濒临动植物可持续栖息生活等方面的作用,未引起学者专家的足够关注,普通居民也了解极少。盐城滨海湿地如果申遗成功,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的提升,公众对滨海湿地的了解更多,使得公众对滨海湿地环境保护意愿更强,能更好的保护湿地资源,保护原始的生态系统。

4.3利于完善世界遗产名录

当前世界遗产名录中文化遗产远多于自然遗产,可见自然遗产申报将得到更多重视与支持。湿地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地貌类型、重要的自然资源,当前世界有关湿地自然遗产的项目只有一项,只与湿地的世界资源数量和规模不对称。随着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自然遗产的重视,滨海湿地遗产项目必将进一步发展,得到认可,也将丰富世界遗产名录。

4.4利于丰富中国遗产类型

自从1987中国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申遗成功,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申遗的热潮。但当前中国世界遗产仍偏向文化遗产项目,况且已申报自然遗产目录中,以山岳项目为主,自然湿地型资源遗产较少,特别是与海洋相关的世界遗产至今没有,这与中国海洋大国和1.8万km海岸线的地位不符,如果盐城滨海湿地申遗成功,将丰富中国遗产的类型。

5结语

盐城滨海湿地作为世界典型性、代表性的重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国际上保存最完好的原生盐沼湿地、世界濒危生物的重要栖息地,独特且罕见的淤泥质滨海湿地地貌景观,基本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标准,具有世界自然遗产的特征、具有良好的资源完整性及真实性,具备了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基本条件。

盐城滨海湿地的申遗如果成功将对保护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丰富中国世界遗产类型和完善世界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需更多开展申遗的基础研究工作,尽快启动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2016年9月绿色科技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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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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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4

富阳东坞山村,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山村,位于杭州城郊的交界处,唯一有名的就是“金衣”豆腐皮。

2008年,村里的几个农民找到了在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的吴宗杰教授,希望他来试着挖掘整理东坞山的文化遗产,而批判话语专业出身的吴宗杰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批判话语看似跟文化遗产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其实不然。它始于现代西方,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当我在英国读这个专业的博士时,我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正是中国传统中的‘话语’才能打破西方当代‘话语’的桎梏。”他解释说。

一年以后,《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问世。

我问及为何选择东坞山村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坦言:“东坞山是一个东南沿海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村子中的一切显得‘土气’而平常。但即使很小的一点,也能体现传统价值观。”吴宗杰说,“比如说,东坞山的家庭情况完全不同于杭州,它是由几个大家族构成的,每个家族的成员聚落相处,正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大城市早已经没有了。”这种村落人口的排布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大家族之治,是基于家族成员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礼仪”的遵循。一言蔽之,遵礼守德方能齐家。或许正是悟到这种血缘宗法性质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古代中国人才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先决条件。

“刚开始没想到话语、中国‘礼’的价值观与文化遗产有关联,但在做的过程中,这些理念都对接在一起。”吴宗杰不无感慨,“我研究历史文化,为的是找到有意义的‘叙述遗产’。”这些有意义的“叙述遗产”,正是中国的“礼”的方方面面。“礼”被吴宗杰概括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我的立足点都是这个‘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比如‘龙飞凤舞到钱塘,狮蹲象踞东坞山’,并不是什么迷信的说法,而是一种依附于山水景观文化的话语,是人对天的礼仪,表现的是礼义中天、地、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于吴宗杰而言,村落文化遗产、乡俗之学只是一个外壳,最重要的是呈现其中的“礼”。

三年之后,吴宗杰主持的《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报告》成型。虽非历史文化研究出身,如今他已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一位独树一帜的学者,成为《世界遗产》杂志的编委。

破遗产之观寻溯“古”

2011年4月,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的邀请,吴宗杰先于浙江大学杨卫校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他以东坞山村与衢州水亭门为例,与中外学者探讨了孔子历史叙述的文化意义,为中外两所名校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2012年6月,以吴宗杰为首的浙大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应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之邀,参加以文化遗产与展示为主题的冬季论坛。吴宗杰作了《物质与精神遗产界限的模糊化:衢州水亭门遗产研究项目》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

“我并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文化遗产的英文文章,”吴宗杰说,“但外国人很希望我去交流。他们(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找到我,希望我能成为他们旗下杂志《世界遗产》的编委。”

“也许我最吸引他们的地方,就是我的文化遗产研究方法。”吴宗杰认为,“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来说,这种遗产研究方法都是全新的。”

西方与现实中国都通过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归纳、分类、认定、排序来确立所谓的遗产价值。“这是一种禁锢,一种凝固的思维方式,一旦限定,就缺少了意义的延展性,东西就死了。”他说,“我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用‘春秋笔法’来研究和叙述。”春秋笔法是用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方式来叙述,不会将文化描写成概念,而是将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回避语言的表征意义,体现“道不可道”的哲学。“一方面,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绝不仅仅是‘概念’,而是一种微言大义的教导。因此我们的研究解读方式不应该只是定性。譬如,一块地标石碑,用西方的遗产观看到的也许只是一块石碑,什么年代,什么质地,谁建的,都无关紧要,但从‘微言大义’的角度看,西方人用的是木条,不用了拆下就可以了,而我们用的是自然中长存的石碑,这种人文建筑与自然地理的统一,正表达了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势自然的‘礼’。”

吴宗杰看文化遗产,看到的是其中的核心——礼,他写文化遗产,也用春秋笔法写“礼”,希望后人能够参透悟道。对他而言,他所用的遗产研究方式并非创新,只是寻古溯古罢了。

行孔子之行复兴“义”

吴宗杰言谈之间认为,儒学复兴的周礼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因为两点:一是孔子对周礼的继承最全面、影响最大,二是因其深得礼之精髓。

中国文化遗产的意义究竟何在?难道只是按照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把它们看做一种艺术形式、一种空洞的民族认同的证据。我想,吴宗杰绝不会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浩浩长河中,他早已寻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意义——孔子。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在礼仪的施行中感受义,归于“义”(“德”),是中国礼文化的传播之道。吴宗杰认为,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历史书写方法,也是让人从他的叙述中找到礼仪,施行礼仪,再领悟“义”(“德”)。

换言之,吴宗杰认为孔子及其后人治史,是希望从中找到行为准则与真谛,这是“崇古”的主要原因。“通过历史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而文化遗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死的,而是承载着道,能为今所用。”他说。

“中国本土式遗产话语,就是不做定义,只叙述,通过彰显遗产中原有的中国式话语,来告诉这个世界宇宙的方向。我要做的就是彰显,让人们看到文化遗产中的礼仪和礼义。让人们可能从礼仪的施行中感受、理解礼义,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汪家一直有五棵树,两棵三角枫,一棵松树,一棵苦楝树和一棵大水檀树。汪家人说,松树代表万年长青,枫树和檀树都是硬木,说明做人要有骨气;苦楝树则表示把一家人连在一起。如今松树和苦楝树被砍了,人也散了。而汪家人现在的愿望就是把两棵树都栽回去,树齐了,人也就回来了。

吴宗杰的叙述平淡朴实,我却能感受到,祖宗用几棵树就完成了对家族的期望和对家人的教导,让他们从自然中感悟做人之道。这正是春秋笔法下的“礼”的精妙之道。

吴宗杰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遗产意义。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5

关键词:概然性知识;教学活动类型

一、概然性知识的意蕴

随着知识内涵的加深,人们也多角度地对知识进行了分类。《西方大观念》第一卷中按照同意的程度将知识分为确定的知识和概然的知识,而本文所研究的概然性知识即采用了此处的分类标准。

什么是概然性呢?洛克认为概然性有两类,一类是感官可及的,根据它们与经验相符的程度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概然性级别,从“确信”、“信赖”到最低的“疑心”和“不信”等。另一类是感官所不能达到的事情,如外界有限的非物质的东西(比如精灵、天使、恶魔等),或者对于感官而言过于小和过于远的东西,对这些事情的概然性推理我们只能求助于类推来达到对它们的概然性判断。[1]

二、《遗产旅游研究》中概然性知识的表现

我认为《遗产旅游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概然性知识。在基础知识上,概然性知识表现极少,比如在遗产的分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遗产的价值等方面不存在太多争议,争议主要表现在遗产的原真性界定、遗产的开发与保护、遗产地基础设施建设如客运索道的建设对遗产地的影响、遗产地居民对遗产的使用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游客管理与遗产保护的关系、遗产的管理模式、遗产地旅游开发模式、遗产地拥堵能否靠门票调控、工业遗产保护模式、城市化、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系还有诸如大遗址保护问题,这些知识都有不确定性的特质,而且兼具怀疑性、开放性和灵活性。

三、《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

爱因斯坦曾讲过某才子对教育的定义:“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2]《遗产旅游研究》中的概然性知识不仅具有知识价值,还有重要的人文教育价值。《遗产旅游研究》中概然性知识的人文教育价值的体现主要来自于教学过程中对概燃性知识的探讨与研究,概然性知识教学更加关注解决问题的过程,更加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发散思维、求异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的形成。

(一)概然性知识与教学改进

在《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教学过程中,教师认识到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的重要性,应该想方设法通过改进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与能力,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当代《遗产旅游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适当地丰富教学内容。

(二)概然性知识与思维训练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3]《遗产旅游研究》课堂对概然性知识的探讨,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使学生认识到学习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一个充满新奇与硕果的探索发现过程;《遗产旅游研究》对概然性知识的探讨,让学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结论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学习要有质疑的态度,促进了学生求异思维与批判思维的形成。

四、《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教学活动的设计

面对旅游管理专业培养出的人才供需错位的现象,旅游管理专业应特别关注推行发现学习,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教师的教学方式。利用活动进行《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教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其意义在于通过活动的设计与实施,为学生的发现学习提供条件,使学生在活动中充分“体验”发现过程,独立发现事物的意义和规律。

(一)讨论活动

讨论活动能调动讨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相互启发,能激发学生思维,集思广益,还具有培养学生合作意识的作用。《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因其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对于某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因此极具讨论价值。

(二)辩论活动

辩论是指彼此用一定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通过辩驳争论,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取得最后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因其不充分性、不完美性、不确定性的特质,而兼具怀疑性等特点,教学中运用辩论活动使学生就某一概然性知识因怀疑而产生问题,以问题为纽带进而展开分析、辩驳及总结,产生思维的碰撞,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很容易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三)遗产调查活动

遗产调查是指应用科学方法,对特定的遗产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历史和现状,找出合适的保护模式。在教学中,遗产调查活动,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打破了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界限,密切了遗产学习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利用各种机会和学习资源,鼓励学生能够跳出课堂,多多观察社会,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大胆质疑,勇于创新,同时有利于学生文化修养的提高和爱国意识的增强。

参考文献:

[1] 唐清涛.洛克观念论与其常识信念的冲突及其解决7耳兰州学刊,2014(4):99

[2] 潘洪建.知识视域中的教学革新[列,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2

[3] 杨士军.高中地理活动创新设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6.

[4] 张朝枝,保继刚.国外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研究――综述与启示[J].旅游科学,2004,04:7-16.

[5] 邓明艳.构建世界遗产旅游教育体系保护世界遗产[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08:98-102.

[6] 彭凤.遗产旅游的认识及对我国遗产旅游管理的启示――兼评《遗产旅游》[J].大理学院学报,2014,07:46-49.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6

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除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宣读论文之外,还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和交流,无论何种方式,都体现出人们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和热爱。

关注与支持

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印记,建筑遗产是人类的物质文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也被认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其中,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已经成为公众、学者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事件。

中国在世界上的遗产大国地位也带动了建筑遗产保护的繁荣与发展继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以后,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也于2006年8月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技术中心,专门从事建筑遗产的研究、设计、修缮、修复、保护和改造等工作。

据国家文物局傅清远研究员提供的数据,截止到现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六批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为2351处,其中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共2117处,占总量的92%;尤其是在本届政府公布的第六批部级文物保护单位1080处里面,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占公布总数的40%。在经费投入上,国家也加强了投入的力度,国家财政在“四五”期间对国宝单位的投入为0.6亿元“五五”期间为0.4亿元,“六五”期间0.3亿元“七五”期间2.5亿元,“八五”期间为5.5亿元。2006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国宝单位的保护经费投入已达到7.2亿元,这还尚未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投人。巨大的经济投入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

为从法律的角度对搞好文物保护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及保证,国家制定并完善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国家文物局还规定,由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法令、法规必须与国际公约相接轨。近20年来,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专家也一直在努力寻求合乎国情的建筑遗产保护之道,特别是今年5月28日,由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同主办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形成了木结构古建修缮的指导性国际文件《北京文件》正式确立了东亚地区木结构文物建筑的保护原则,特别予以尊重各国遗产保护机构自现代保护运动发起以来,从各自保护实践中以及从世代相传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传统做法中总结的原则和经验,体现出国际同行共同审视和思索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遗产保护手段的多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威尼斯》对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原则的不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历史建筑保护和建筑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被国内外同行所认可并予以关注。

现状与问题

以往的经验表明,文化遗产容易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发达而有能力进行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落后且根本无力改造的地区。傅清远研究员认为,突出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巨大冲击和负面效果,特别是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沉重的压力,作为历史长河的文化记忆正在逐渐消失;旧城旧房与老城老房在内涵理解上的误区和过度开发造成的老建筑大片被拆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正确理解,造成有些地方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面临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被破坏和消亡的潜在危机。建筑遗产保护的设计、规划、施工队伍的数量和比例远远满足不了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需求;建筑遗产的保护理念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没有真正地得以体现;一些落后的观念,还使许多专业人员受到干扰;保护技术和多学科的加入还是建筑遗产保护的弱项传统工艺技术和材料的传承还有待于保护和研究。

云南丽江虽然被保护下来,但过度开发及不合理的建设已使丽江失去原本固有的文化及内涵。台湾著名学者夏铸九先生在对泸沽湖摩梭族文化模式、村落及建筑的保护研究中发现旅游市场与资本的快速与大规模的穿透,使得地方文化与生态环境遭到难以恢复性的破坏,并改变了地方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空间意义。

面对建筑遗产保护产业的繁荣相应的建筑史学研究理应受到重视。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唯有认识历史建筑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进行保护,要重视基础研究。有这几十年来的建筑历史研究才使建筑遗产保护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和进展,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现在的成果。然而基础研究的现状还不容乐观。北京建工学院曹汛教授用“两担愁云”来形容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的研究困境,特别是历史建筑的考古断代研究面临后继无人的情况;文物虽有,但是懂文物的建筑史学者却变得稀缺,像梁思成先生当年能够确定佛光寺乃唐代木构的功力已成为绝学;《中国建筑史》教材中仍有诸多史实错误也无力纠正。除了经费不足等因素外,缺少高水平、有能力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曹汛教授致力于隋唐古塔的断代研究工作,无奈势单力薄,其研究工作正面临很大的困难。

开拓与进取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历经多年的努力与奋斗,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与艰辛,但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依然取得了不少成绩。对西方建筑深有研究的方拥教授指出,欧洲古代建筑着眼于物质层面的史书价值和艺术原则,只是一种单边话语的叙述,不能贴切地适用于中国;探讨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价值,必须站在精神层面,开拓更宽的人文视野,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回眸往昔,我们看见的建筑物也许不足以同希腊,罗马比肩,却不能忽视深藏其内的人文理想。

在古代城市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王贵祥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对唐长安城,北京各类衙署等建筑二维布局规律和模数的研究中取得突破。

在传统木构体系方面,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的《中国古代木结构谱系再研究》对以往将中国建筑木构架简单地划分为抬梁和穿斗两种形式做出补充,以大量实例说明有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存在;在斗拱形式方面

敦煌研究院的孙毅华女士以壁画的直观资料展示了历代斗拱的形式变化和特点。

在古典园林研究方面,苏州古典园林以群体面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再次为世界所瞩目。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担纲完成的《苏州古典园林》是一本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经典著作东南大学陈薇教授对它的历史意义、学术地位和内在价值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

在近、现代建筑研究方面,香港中文大学Lynne Distefano/李浩然LeeHo Yin以开平碉楼为例,说明建筑元素和装饰设计风格受到海外华人心中的西方建筑印象,以及本土观念的存在、多种来源并存并不断强化带来的住屋形式与文化的流散,探讨19世纪~20世纪海外华人建筑理念的变迁;日本学者奥富利幸谈到日本近代能乐堂的形成与西洋剧场概念的导入之间的关系;南京工学院的汪永平教授曾多次进藏,他对碉楼建筑进行了探源。

发展与方向

时代为建筑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使建筑遗产在技术上延年益寿并得到更好的保护,是建筑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会代表的经验及研究更是研讨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在强调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建筑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实践。建筑历史研究者有责任将历史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完整地交给公众,因此需要很多实践经验,这也是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建筑遗产保护与建筑史研究两者不可互相替代也不可分开,遗产保护的动力又促进了基础工作的研究,二者相辅相成。

台湾汉宝德教授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的古建保存》一文中谈到,文物保护与日常生活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不易达成共识参与制定准则的人越多争议越大,最后只能靠政治决策。夏铸九先生通过对摩梭族文化模式的分析提出“建筑遗产整合性保护”的对策,并对其可行性做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要达到所制定的目标,需要政府引导、建筑师和建筑史学者的专业投入、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能够得到支持。

清华大学郭黛垣教授认为,文物建筑的保护应当注重其本体的全部历史信息,具有历时性,不是某一位使用者或者某一阶段的局部历史。保护工作必须寻找到文物本体真实的历史信息,保护的最高标准是其所具有的全部历史信息得到保护,并传之久远因此修缮不仅要保护建筑的坚固更在于使其具有历史可读性。

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以《中国文物建筑修复的实践与理念》为题,阐述了70多年来的文物保护的历程泰国Thammasat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Vimosiddhi Horayangkura教授,讲述了在西方观念冲突下的泰国本土文物建筑保护的情况;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建筑研究所所长Luigi Gazolla教授,阐释了在中国都市保护和复兴运动中,运用意大利式“类型学的程序”,在不改变城市肌理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将北京原有四合院改造成新形式并使之现代化的思路;瑞士苏黎士州建筑保护局前局长Christian Renfer就与同济大学合作项目――江苏泰仓沙溪古村落修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台湾华梵大学萧百兴教授则以21世纪初面临全球现代化冲击下的北台石碇小镇营造经验为例,阐释地域归真的话境编织,探讨文化遗产在深度建筑史协助下重新切入全球化魅力发展的可能性,同济大学常青教授以《探索风土聚落的再生之道》为题,介绍了第二大城市、后藏中心日喀则“桑珠孜宗堡复原工程”;同济大学章明女士就近期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完成的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再生的项目――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改造做了介绍,上海新天地项目的主创、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大师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AIA)也以《人的尺度,公共空间与城市形态》为题做了发言。东南大学刘先觉教授以海外华人建筑的新动态――新加坡佛教建筑的继承与革新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华中理工大学张良皋教授以新老建筑的协调为主题,对古今中外建筑创作的方法做了精彩生动的报告,希望通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整合与交融。

文物建筑保护已成为当今世人共识及发展潮流,如何成功保护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文物?如何使保护与使用相结合?香港城市大学薛求理教授讲述了香港历史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的三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政府统筹包办文物建筑的修复和运作管理一种是自下而上,政府支持,社区和个人承办文物建筑的维护和使用,这类建筑往往无法开张或难以为继,还有一种是介于两者之间。总之,应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切合实际的方法推动文物建筑保护并使之持续发挥作用。

建筑文化遗产作为产业在经营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弱项。既往对于遗产保护多着重于静态的“物”的保存修复,而较少触及经营管理等课题。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明确指出了持续性的有效管理,占有重要的关键地位。既往的研究者在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其角色扮演将更为多样。按照文化产业的观点,保存目标一旦选定,经修复再利用至永续经营管理是一个需要高度整合的操作系统。建筑专业人员除了提供专业的保护技术外,如何做好整合者的角色,将是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科技大学阎亚宁副教授以《遗产保护与经营的整合性观念架构》为题,阐释了自己对建筑遗产保护与经营上的观点和态度。

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介绍说,在世博会总体规划中,已纳入了保留原江南造船厂等历史建筑保护的内容,并已明确得到世博会董事会的批准,这在世博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保护上海工业遗产的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建筑师将付出更多的智慧、创意和辛劳。

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与会代表考察了上海工业遗产和外滩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其中包括台湾著名建筑师登琨艳利用工业厂房改造成的“滨江创意产业园区”。他开风气之先,自1990年即开始致力于上海旧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对今日上海社会舆论的整体改变功不可没。苏州河畔的旧仓库保护再生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建筑史学因涉及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而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建筑史学者和建筑师共同的幸事。本次旨在探索中国特色建筑遗产保护方式和理念,推动中国建筑遗产保护观念变革和完善的研讨会结束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与会代表带着问题来到这里,带着与同道交流心得的欢愉离开,希望将中国地域优秀建筑遗产以更好的方式展示给世界,以期使中国的建筑遗产保护事业获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