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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行政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新闻舆论；舆论监督；政府行为
一、 我国新闻舆论对政府行为监督进程中的进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政治文明的提高，新闻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已经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新闻媒体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不但有法可依，并且新闻媒体监督政府行为的渠道变得更加多样化了，新闻舆论监督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首先，我国立法更加重视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权。我国的正在逐年立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虽然具体的新闻法尚未出台，但是个级政府都在积极的制定法规来维护新闻媒体的新闻监督权，以昆明市为例，昆明市人大制定相关法规规定："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将被问责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新闻媒体应当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昆明市人大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舆论监督，是值得称道的"破冰之举"。[1]
其次，新闻媒体自身也更加注重监督的规范性。在新闻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记者本着负责的态度，认真调查真相，使新闻报道做到了不偏不倚，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在近些年来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再是简单的为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真相而报道。
政府部门对于新闻媒体的法制意识增强，政府部门不再是一味的对新闻媒体进行控制，使其不能正常进行监督。而是更多的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与新闻媒体进行沟通，使新闻媒体能够更好的进行监督工作，同时使政府部门自身的政务得以公开，使民众通过媒体报道对政府政务有个更好的了解。例如，政府部门定期召开的媒体接待会等。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利用法律法规与新闻媒体理顺关系，相互合作的表现。
二、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政府行为进程中的不足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仍然较小
虽然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仍然还很不够。新闻舆论往往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地域内有着良好的运转，纵观我国新闻舆论的整体状况，仍然是力度较小。
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在经济发达城市运转情况较好，力度较大，但是在一些二线城市以及基层县镇，舆论监督仍然是表面城市，没有形成很好的局面。
除了地域上了差异外，新闻舆论监督的机构并不普遍具有监督力度，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省级电视台等，这些机构掌控的资源角度，拥有的权力较多，因此监督力度比较大，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也比较到位。但是，在一些地市级电视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舆论监督的力度较小，往往表现为只是表面上的监督，形式上的监督，而其实际作用并不大。
在我国，除了新闻监督因为时间和地区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外，新闻舆论监督也因受到了很多条件上了限制而导致监督力度较小。比如，新闻媒体往往受到了地域上的限制而导致监督无法正常进行。在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调查的时候，往往不只是局限于本区域内的，但是当新闻媒体进行跨区域，跨部门调查时，往往受到地方的一些"保护性"限制而致使调查监督无法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我国新闻监督力度由于受到了时间，当地社会发展水平，地域限制等种种原因而导致新闻监督力度仍然较小，全国范围的良好的舆论监督体制仍没有有效的建立起来。
（二）新闻监督权力的滥用
近些年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飞速发展，但是伴随着新闻舆论监督事业飞速发展同时是新闻官司不断的增多，而这些案件往往以新闻媒体的败诉而告终，新闻舆论监督权力的滥用往往导致我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下降，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受到制约。
新闻舆论权力的滥用在我国近些年来有下列现象指的我们注意。
其一，新闻媒体报道往往急功近利，报道过于匆忙缺乏调查，导致新闻报道出现了偏差，这一方面使被报道者的名誉和利益受到了损害，同时也使公众对于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其二，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和个人主观色彩的浓重而导致新闻报道失当。
其三，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往往受到人情以及诸多其他因素而导致在报道过程中掩盖部分真相等而最终导致新闻报道出现偏差。
（三）新闻舆论监督角色定位偏差
在我国，对于新闻舆论监督角色的定位是，新闻舆论监督是除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外的重要监督方式。这就决定了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是除体制内监督外监督的重要的一种方式，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不失位，不越位。"
但是我在我新闻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往往还是存在着很多失位，越位现象，这导致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受到影响。
首先，新闻媒体放弃监督与批评。在我国，很多新闻媒体放弃了法律赋予的监督与批评权，意味跟着政府的步调走，为政府片面的歌功颂德，使得新闻媒体的形象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媒体广泛的存在。
其次，新闻媒体监督报道过程中夸大报道。"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复杂多样的，决不能采用统一的尺度、模式和方法监督所有的事件。" [2]这说明在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必须客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过于带有倾向性与感情化的色彩，这种没有站在客观位置上进行报道的做法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往往会影响到一件事件处理的公正性。
再次，在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实际进程中，新闻媒体相互竞争意识过强，这种竞争往往表现为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过程中采取过激手段进行报道，这些不正常的竞争往往导致报道事实，而最终会影响社会大众的对一事件的判断。
新闻媒体自身的定位失位究其根本原因是新闻媒体自身的责任感不强，没有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国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亟待加强。
三、改善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的对策
（一）逐步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保障
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广大新闻媒体，但是在我国长期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过程中，政府部门往往对于新闻媒体管的过死，过严，这就使得新闻媒体在监督过程中往往因自身的权力过于弱小而导致新闻媒体在监督过程中出现有心无力的现象。新闻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往往受到干扰，"一些被批评部门和单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有些甚至进行刁难。" [3]对于这些问题，解决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新闻媒体一定的监督权力。一种权力的加强可以限制另一种权力。加强新闻媒体的权力势必会使政府部门在面对新闻媒体的监督调查时有所畏惧，同时也可以使新闻媒体能够更加放开的对政府部门进行调查，使监督与调查进行的更加顺畅。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闻媒体报道监督时受到了严重的地域限制，这使得新闻调查严重不畅。建立各地的新闻媒体联动机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很好的帮助。
目前在我国，新闻媒体之间相互比较分立，很多新闻媒体还树立了很强的竞争关系。这不利于新闻媒体整体的前进与发展。新闻媒体应该保持相互的联系，相互的帮助，相互的资源共享。我国亟待建立新闻联动机制，这首先要有国家相关的新闻管理部门加强引导使新闻媒体加强新闻媒体的联动意识。另外，新闻媒体的积极实践也可以为联动机制的建立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媒体联动是创新报道模式的一着好棋，只要有很好的选题和报道计划，并通过良好的组织协调，保证报道计划的落实，往往可以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去年底，武广高铁开通的系列报道，以及今年一季度的全国性用工荒报道，武汉晚报都采用了媒体联动的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报道效果。" [4]
（二）逐渐增进媒体与政府之间互动
"在中国语境下，由于舆论监督主体与党和政府、公众的关系比较特殊，就决定了舆论监督不可能是非常单纯的监督主体。新闻舆论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进行舆论监督，还受到其他两种力量的影响，即受到党和政府、公众力量的拉动、制约。" [5]因此，新闻媒体机构不应一味的去强调自身的主体地位，应该切实的转变思想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新闻舆论监督报道的客观、真实和准确。
首先，新闻媒体应切实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树立为广大民众的利益而监督政府的思想。唯有这样，新闻媒体才能在民众的支持下持续的发展。
其次，新闻媒体应理顺与政府的关系。在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既不能一味的惧于政府权威而进行片面的歌功颂德的报道，也不能不负责任的对政府一味的挖角进行批评报道。既要明确我党和政府的主要思想和政策方向，又要客观的对政府做出了错误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和批评。只有这样，新闻媒体才能够与党和政府部门进行很好的互动。
四、总结
我国新闻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是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而出现于发展。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新闻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政治逐步的进步，但是伴随着进步有问题，有问题就需要相应的方法进行解决。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民众，新闻媒体以及政府的三方互动，这个互动影响着政府决策，影响着官员廉政，影响着大众生活。我国经过多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闻监督事业的发展逐渐有了法制依托，社会民众的新闻监督意识逐渐加强，同时新闻舆论监督也促使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近些年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政府行为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突出的问题显现为监督力度仍然较小，新闻监督权力时而被一些人滥用，新闻舆论监督的角色定位往往出现偏差以及新兴媒体发展缺乏规范等。这些问题影响到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大局，给广大社会民众带来了损失。
总结来说，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政府行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成就中各种问题也开始凸显，要使新闻舆论监督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扭转思想，健全法制，努力创新，为新闻监督事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社会大众都拥有健康的舆论监督意识。
参考文献：
[1]王研.干扰阻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者将被问责直至追究刑责--昆明舆论监督法治化引强烈关注[J].《法制日报》.2009（8）.
[2]林凌.论新闻舆论监督的角色定位[J].《当代传播》.2007（5）.
[3]刘明章.试论新闻舆论的监督与被监督[J].《新闻通讯》1998（10）.
[4]左洋明.媒体联动--一种创新的报道模式[J].《新闻前哨》. 2011（3）
新媒体行政论文范文2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23-05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之间有效沟通的衔接机制研究”（12F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地方治理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机制与网络建设”（10SZYB23）；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帮扶基金（1301030560）。
作者简介：武建强（1978- ），男，山西运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治传播学研究。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的普遍化对于语言的传播和共识的达成具有重要作用，但作为一种操纵性工具，媒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有助于超时空的沟通，可以同时实现具有共同认知基础上的群体间的相互连接和实现彼此之间对问题理解的集中化。另一方面，它通过受控制的自上而下或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单向传播渠道，可以大规模地加强社会控制的功效。大众媒介需要的就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进行超越地区性的沟通功能。[1]从这个层面上看，大众媒体的政治沟通功能已经超越了联系政府与公民的交流平台的地位，上升为一个能够形成自我意识，对信息进行制造与传播的独立社会力量，这得益于它与公共舆论之间的极为亲密的关联结构。
一、大众媒体推动政治沟通的运作机理
媒体推动政治沟通的运转机理主要在于制造公共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来自基层民众的民意是一切统治正当性的基础。这种民意体现为某种公共舆论，它来源于政治共同体中的社会群体及个人互动。公共舆论是群体意见的表达，是有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舆论，涉及到的是群体生活的信息，公民个人脱离于群体的信仰、态度或言论是不能构成公共舆论的。因此，公共舆论被界定为“一群公众或数群公众的散乱思想（意见）状态同有关公共事务状况的信息流的相互作用”。[2]
公共舆论是一个关涉到群体意见的指称，与公共性政治事务有关。它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人们生活在若干个被聚集起来的社会生活圈子之中，处于这个生活圈子的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彼此交流，相互谈论，最后形成对统治权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共识，这也是民主政治运转的必要条件。公共舆论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三大要素：其一是公共舆论是群体性意见，非组织成员所持的意见不能构成公共舆论；其二是公共舆论与有争议的问题有关，绝大多数公共意见一致的事情不会形成舆论；其三是公共舆论在理性上是可以被辩护的，这个辩护的权利不仅在公众手中，政治组织同样拥有平等的辩护权。[3]少数人拥有的信息、态度、价值等不能够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不属于公共舆论。从影响政治过程的角度看，那些少数人的意见在民主的维度下均不属于公共舆论。因此，公共舆论的产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需要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并借助印刷技术所带来的纸张、书籍等印刷品，“个人能够听懂其他社会成员所传递的信息可以满足传统社会的需求，但是，他能够阅读报纸、期刊、海报、说明书等文字资料，却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条件。”[4]时至今日，这一范围正在不断拓展，主要包括电脑、电视、手机、网络等信息技术与平台的使用。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一个多元化、结构复杂的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都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去影响公共权力和价值分配，政府就建立在公共舆论的基础之上。公共舆论的形成来源于精英阶层的刻意制造和普通群众的舆论聚集，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和公共舆论不可避免的联姻，对大众舆论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媒体机构，民众和各群体持续观察着政治过程，从媒体上获取关于执政党的主张、政府政策、领导人活动以及国家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等信息和资讯。政府同样非常关注媒体，把它们看做是公众偏好的展示窗口，通过细致研究舆论的特征，探寻最难以捉摸的群体心理，寻找到控制社会群体行为的策略及政策限度。“当政党与压力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充当舆论和政策的联系机制时，很明显，媒介在当代政治中也起这种作用。”[5]大众媒体在当今政治信息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比以往更加依赖大众传媒获取信息，进行必要的政治交流与沟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大众传媒自身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传统新闻媒体与新媒体从组织形态、传播理念、信息加工到传播等诸多方面与以往相比都有了很大不同。
二、信息网络化时代我国媒体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也称“媒介融合”“多媒体融合”，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者伊契尔? 索勒? 普尔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意指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迅速扩张，促使媒体在技术方式、功能结构与产业模式等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和受众群体生活观念与思维变化的过程。
1 媒体融合来自于多方力量的推动。一是党和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使得媒体融合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党和政府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等多媒体融合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从政策上、体制上、财政上给媒体融合提供了很大便利，促进了研究与实践的极大发展。中央在20 世纪90 年代就提出了“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政策，鼓励媒体大胆改革，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跨媒体集团，为后续全面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2014 年8月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了媒体融合的加速发展。2016年2月，习总书记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调研后明确指出，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这体现了党中央高层对媒体融合的高度关注。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也强调，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机制创新为动力、重点项目为抓手、队伍建设为基础，把各项工作抓到位，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二是强大用户基数与支持。截止到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手机上网使用率为901%，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03%。[6]过半数的民众已经被多元化的媒体网络覆盖，网络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受众群体的扩大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公众的需求也是推动媒体发展的根本力量。市场环境下的媒体会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将信息分门别类，通过不同的媒体渠道进行传播， 以保证更便捷、更充分地满足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从而获取最大的传播效益。媒介融合的趋势不仅会推动着同一媒体集团中的不同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而且会推动整个社会范围内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这种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将推动整个人类的信息共享过程。
三是媒体面对市场竞争的自觉反应。技术更新与市场的结合，极大地激发了媒体自身的变革冲动。随着网民数的巨量激增以及受众群体对媒体使用方式的变化，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面临着严格的挑战。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导致某些行业生态链的大整合、大变动。最终结果是：只有那些能够赢得更多受众的媒体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真正的媒体融合需要借助新信息技术，不断进行数据挖掘，建立强大用户连接系统与用户体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媒体生存下来。可以说，中国的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政策、市场的推动下不断进行自身改革，给媒体融合带来了原初动力。
2媒体融合的主要内容。我国传统媒体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或者部门重组，实现跨行业资源整合，降低成本，突出新优势，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央级媒体以意识形态引领者来抢先卡位，推出了各类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等。例如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商业化布局；“新华社发布”客户端在2014年正式上线等。《2015年地市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以全国各地77家报社和45家报业集团为案例进行研究，具体包括39家党报，29家都市报和晚报，以及9家行业报纸，分别占比506%、377%和117%。报告所选媒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所选媒体的统计与分析发现，媒体融合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融合动机来看，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兼顾经济利益。在39家党报融合转型的官方话语中，党报主要以“宣传话语”为主。其中，有18家党报明确提出以“巩固宣传阵地，强化舆论引导”为融合转型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占比约46%，有8家党报提出以追求市场效益为紧迫任务的“商业话语”，占比约21%，另有13家党报兼具“宣传话语”和“商业话语”，占比约33%。这一方面反映了党媒作为党的“喉舌”的定位与要求，另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党媒受到了市场冲击，具有较强的经济意识。
第二，从新闻生产流程看，绝大多数选择依托互联网进行新闻生产、内容采编等。核心是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换工作，使内容生产、存储、分发流程数字化，进而开拓出多种分发渠道。在77家报社融合转型过程中，有8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即以网络平台作为其重要的传播渠道，以此驱动内容生产、重构采编流程，占比104%；有14家逐步建立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占比182%；有45家完成了基本的采编流程改造，即推动传统媒体的采编部门与新媒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传播，在采编流程改造中逐步形成了“先端后网再报”的发稿流程，占比584%。还有一些报纸建立了规模较大、整体运作较为完善的“中央厨房”进行信息生产与加工。
第三，从媒体整合的途径看，多数报社入驻新浪、腾讯等网络公司已搭建好的强大平台，主要是微博、微信等。许多报社所属的微博、微信大多采取了“产品矩阵”策略，以满足集团、报社、部门甚至栏目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需要；有的报社建立自己独立的新闻客户端，依托自身行政或广告资源进行推广。为持续融合的需要，一些报社还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内部成立新媒体部或全媒体协调中心，服务报社“两微一端”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如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立的“全媒体采编大平台”，通过内部机构重新设置和硬件技术升级，建立了采编大平台，并和纸媒、网站、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形成互通，最终实现由全媒体指挥中心进行资源调度，发挥中枢作用，在技术和机制层面保障纸媒和数字化媒体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实现24小时不间断发布新闻。
第四，从新闻内容的表达形式来看，日益变化、更趋多样。主要包括：其一，多媒体报道。新闻报道逐步从单一的文字或图片报道转向多媒体报道，形成文字、图片、视频、语音等不同的报道形式，实现向不同的网络平台进行输送和分发。其二，大数据新闻。一些报社已经在常规化的生产流程中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并采用可视化的报道方式，制作并提供数据新闻产品。其三，H5产品。不少报社为满足移动互联网的传播需求，运用时下较为流行的html5技术，制作出H5产品，投放在微信上，这对于借力移动互联网、扩大作品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3媒体融合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借助互联网技术，趋向于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实现舆论引导的功能，具有很强的政治取向。一些市县级的媒体因地处基层，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和年轻受众的大量流失，将融合的重心放在如何重新赢得受众青睐，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提升服务职能，实现经济利益。
第一，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作为官方媒体，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维护党团结的重要政治责任，呈现出政治传播的单向度趋势。它们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7]，实现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沟通功能，呈现出强烈的舆论引导趋势；同时，官方媒体借助其庞大的资源、组织网络、权威性，比以往更全面、迅捷的将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诉求上传至决策层，公共舆论引导力有加强趋势。
第二，基层党政主办的媒体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载体，与中央及省级传媒集团相比，特色明显。基层传媒承担着宣传中央精神、塑造基层形象、传播先进文化、强化政治认同、引领主流舆论的重要作用；同时，基层官媒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沿阵地，与民众的物理与心理距离更近，对于民意表达与利益聚合具有先天优势，在政治传播中既能体现基层政府意愿，又能够对民众需求展现出极强的敏感性，政治性与商业性双重趋势非常明显。[8]
第三，新媒体实现优势互补的融合趋势愈发集中。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和手机移动在现代社会的广泛使用，新媒体对公共舆论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整体上出现了强交互性、平面化、网状化、多元化的传播特性。它是一种新的媒体业态，包括商业化媒体平台、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等，他们诞生于互联网时代，凭借在新技术领域的先发展优势和经验，并借助政策支持和资本运作，出现了向传统媒体渗透的趋势。许多网络新媒体为了更好地拓展商业布局和自身平台的舆论影响力，通过资产收购来布局传媒业，以更好地实现互联网与传统媒体之间的融合。例如，百度科技集团以224亿元全资收购纵横中文网，又以224亿元收购PPS视频网，打造文艺影视一体化产业。另外，阿里巴巴集团分别出资入股优酷土豆、华数传媒、新浪微博、文化中国等，极大地拓展了阿里集团在媒体领域的影响力。新媒体正是通过资本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占领媒体市场，实现它们在经济实力、媒体地位、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的战略目标，这也使得它们在公共舆论形成、民意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三、媒体融合带来政治沟通模式的新变化
1 公共舆论形成方式的变化。传统媒体环境下，大众媒体主导着主流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体没有关注的事情如同没有发生一样，话语权被专业化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所控制。新媒体融合语境下，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不断融合，新媒介技术日益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实时互动交流打破了信息交互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人们借助新技术来重构原有的社会联系，选择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也改变了政治沟通的交互结构与信息传播的能量大小。首先，受众从以往的被动接受到如今主动参与的转变，使话语主导权发生了显著的转移，信息传播更为便捷、快速。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关注迅速传播并聚合转化为可依仗的优势，产生群体“共鸣”效应。其次，群体通过信息平台的交流，可能引发非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围观，情绪感染进一步加强，形成强大的情感支持与话语支持，“边缘身份”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实现了由舆论边缘向中心的位置迁移。最后，网络群体的意见对舆论生成产生极强的冲击力，话语权的获取与转化成为影响各方参与舆论生成最重要的手段，因此，网络群体已成为影响主流舆论生成与发展的显性力量。
2 媒体作为政治信息传播主导者的地位及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新闻专业领域中，媒体作为新闻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在传播效果理论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一旦媒体选择了媒体融合的发展路径，就需要放弃传统的优势心态和精英主义意识，回到一个新闻和舆论平行的舆论场中。首先，随着媒体融合的形成，议程的设置者不再仅仅是媒体，而同时也包括社交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甚至是一些普通群众，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媒体让渡一部分内容生产的权力。大众媒体必须依赖受众对于信息的判断，甚至要根据受众喜好对有关信息进行整合和加工，借助“两微一端”、报纸、网站等渠道资源，加强协同传播。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和社交网站的不断完善，网民意见逐渐成为影响舆论风向的考量因素。大众媒体融合后，新信息平台上有大量新闻消息随时会被大量网民关注和评论，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编辑资源，审核和筛选这些用户信息，是媒体实现融合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其次，媒体对于时间差的控制一直是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而媒体融合将以往时间延续性的新闻生产转变为一种瞬时的聚合生产。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众筹和众包的方式，媒体重心转化为深度挖掘，数据整合与重组。所谓众包是指媒体发布报道主题，向社会公众征集新闻内容，每个社会公众都可能充当移动发布终端，凭借着自己在第一现场的强关系网络实现信息互动。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在融合中不断转变理念，在加强对公共舆论引导、保证弘扬主旋律时，又不断总结受众的“问题单”，对公共议题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并从化解矛盾的立场上实现对社会舆论引导功能。因此，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化解需要媒体及时“在场”，并提升政府与民众政治沟通的渠道流畅度。
3 政治信息传播内容的变化。传统大众媒体能够满足公众一定的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但无论是质还是量都不足以完全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在单向度的传播条件下，传统大众媒体的“把关人”身份决定了公众接近媒体权利的消减，因为“具有十分精细的劳动分工与专业主义的职业观的产业组织与媒介是不会允许你随意出现在电视或广播上，并陈述你自己的情况或讲述你的故事，你所说的都是被专业人员中介化的东西”，[9]141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大众传播的渠道，“最终言论能否出现取决于你自己的专业性或表述地位”。[9]142即使自己的声音能得到表达，大多也是经过专业化中介处理的，你所说的话就是电视或广播所说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传统媒体有了自身的利益追求，当媒体自身利益与受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尊重、维护和保障受众的权利与利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性质、媒介的时空限制，使得社会公众获得的媒体信息时效性较差，数量上也偏少。融合后的媒体具有相对宽松、开放、自由的信息平台与舆论空间，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就自己所关注的议题进行评论，人们享受到了现实中所不能体会到的隐私感，政治参与的热情大大增加。同时，媒体融合也预示媒体能够满足公众更多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而不是抑制信息需求的产生。
4 不同媒体沟通功能发挥的分殊化。媒体融合并不是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或传统媒体吞噬新媒体的过程，它是媒体行业基于信息技术使用而产生的一种优势互补行为，是将各种信息形态统一起来的“增值”过程。因此，在媒体融合进程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会不断吸收各自长处、优化创新，并在特定领域、场景中发挥不同的影响力。首先，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得益于它原有的庞大组织网络、经费及政府背景，在政治舆论引导、权威信息发布、社会风气塑造等方面仍将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费斯教授提出，国家与政府并非如传统言论自由者所说的那样是自由的天敌，相反，它们也可以是自由的来源，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扶持一些能够促进公众媒体接近权的活动，如公共文化资助、广播电视的特定管辖、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政策等，尤其在一些媒体损害了公众言论自由、侵犯公民人身及名誉权的时候。国内传统媒体虽然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众议题上会失语，或反应迟钝，隔靴搔痒，但其在舆论发酵和消解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之后，中央电视台公布现场监控录像，是舆论逆转和消退的重要原因。其次，对于新媒体而言，得益于它的互联网基因与民间性，具有互动、便捷、网状、多元化的特征，在对公共议题、社会服务、商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媒体，特别是“两微一端”的空间相对宽松，因而形成了比较鲜活和犀利的话语，能够快速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与此同时，这些新媒体由于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新闻道德良莠不齐以及基于“私欲”立场之上的不端言论，制造官民对立、传播社会上谣言，甚至出现许多违法犯罪行为。这需要主流媒体的及时介入才能消除负面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例如，2016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文章流传广泛，引起媒体和网民热议。事后经政府部门、媒体和网民的调查发现，这些文章都是虚构之作，属于虚假信息，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案，急需要对新媒体有关行为进行监管。
四、媒体融合时代优化传媒政治沟通效能的途径
媒体融合时代的大众媒体，其政治沟通效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发展程度。无论是政府、媒体自身或者社会公众均有责任为媒体创造一个更能发挥其沟通效能的环境，从而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
1 以法治监督代替行政监督。“有组织会击败无组织，既得利益者会有组织地控制未知的变化。”[10]大型的媒体集团可能会利用融合带来的种种竞争优势去追逐更大的利益，从而使公众的表达自由面临被消减的威胁，因此，需要政府运用适当的办法来加强对媒体不良行为的监督。在法治社会里，政府应该采取法治的手段来监督媒体。媒体监督主要是以法律规范或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文件、规则、细则来调节与监督媒体的各种活动，用法律制度的方式规范新闻媒体存在的假新闻泛滥、传播谣言、混淆视听、违背中央决策、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利益等不良现象。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应该将重心放在发展民生、弘扬主旋律、监督权力运行、塑造良好社会道德规范上。同时，要避免一些地方利益政府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用行政手段，甚至是非法的暴力手段对有关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进行恐吓、制裁。让媒体真正成为法治社会的守望者，允许新闻媒体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来发挥其监督与沟通作用。此外，政府还应该实行规制的平衡，鼓励竞争，防止垄断，促使媒体多元化，不断推进公共传播系统的融合与发展。
2 媒体行业自律。媒体融合时代，媒体之间竞争会加剧，违背新闻职业操守的无序竞争现象更为突出，因此，在依照法治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外，也要重视发挥媒体行业监督作用。首先，媒体行业要针对不同媒体，制定一些客观的、可量化的规则，强化行业内部自律效果。其次，建立一个非政府的新闻自律机构。这种机构应该摆脱政府、利益群体和其他势力的干预，采取行业认同的评判标准，运用相应的技术手段，科学的评估、跟踪、监督媒体违规行为。例如成立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依照一定比例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推动形成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最后，加强媒体伦理建设。对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从业者进行政治原则、行业操守、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并借助媒介法规，制定相关伦理规范。同时提高社会公众的传媒素养，创造一个良好的媒体伦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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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宣传;舆论引导;创新
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善用媒体平台，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必修课。本文结合笔者工作实际，对地方政府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特别是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过程中的观念转变和实践探索，进行了分析思考。
一、转变工作观念
（一）以群众观点统筹引领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中树立群众观点最核心和最根本的要求，首先要思考“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核心问题，就是为群众代言。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和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开展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的核心理念和应有之义。
（二）以开放积极的心态面对舆论新常态
面对全媒体环境，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树立积极心态，适应全媒体环境下公开透明的舆论环境，主动、开放地看待全媒体，掌握全媒体传播规律，以开明的姿态、开放的思维开展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三）进一步巩固依法行政理念
舆论的根本是群众的声音，政府要将舆论工作与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紧密结合起来。政府想要在全媒体环境中树立良好的媒介形象，前提是要树立良好的现实形象，应从自身角度牢固树立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工作理念，强化依法行政，通过规范、扎实的管理服务立信于民。
二、基层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媒体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工具。在我国，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媒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三条底线”。实际中，国家通讯社、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是党委政府直接管理的，但伴随时展步伐，一些媒体不再单纯是政府的下属部门，走上了市场化发展的路子。如区县政府日常工作中接触的基本是本级无管辖权限的中央、省、市各级媒体和纯商业运作的相关媒体。在确立“党管媒体”原则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善于做好政媒目标沟通，强化政媒信息传递，以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良好的政媒关系。
三、善用媒体平台助推工作
（一）主动设置议程策划宣传
地方政府应当通过新闻议程设置，从媒体、受众角度考虑问题，用议程计划来主动吸引记者和民众的参与。善于将新闻宣传转化为新闻营销，善于把政府希望表达的政治价值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价值，善于通过换位思考解决好公众的心理认同问题。策划中根据实际需要，政府要采用“一媒一策”的方式，针对不同媒体类别，结合各自传播特点，分别制定宣传方案，开展专项宣传。以南京市江宁区青奥会新闻宣传为例。青奥会中该区承担着相关赛事和保障任务，考虑到青奥会更多的是文化交流，赛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当地政府重点研究解决了国内外的媒体和受众“希望看到什么”，“希望通过什么形式看”的问题，结合政府想要表达的内容，将青奥“赛事宣传”扩展为“城市宣传”，通过一系列议程设置，主动策划多种活动形式，连续组织了多场网络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资深网民、大V和媒体人体验美丽江宁，现场直播美丽江宁，参观场馆，观看赛事等，收到了良好的宣传绩效。
（二）借助舆论监督推动工作
在媒介监督趋于常态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应逐步改变应对舆论监督的被动局面，将其作为完善工作、促进工作的有效路径，与为民办实事有机结合，将舆论监督作为辅政的重要手段。同时，要灵活运用舆论监督压力，适时借助媒体发声化解政府部门面临的某些难题。以南京市江宁区一则有关拆违的舆论引导事件为例。该区一违建在城管部门多次上门依法告知、劝拆未果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主动邀请南京地区知名电视监督类节目，对有关情况进行曝光，当事人迫于舆论压力主动拆违。
新媒体行政论文范文4
关键词：新媒体 政府 公信力
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正步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出现，冲击了旧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也使社会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同时，新媒体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新媒体和政府公信力的发展现状
（一）新媒体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新媒体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教授：“新媒体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新出现的媒体形态，如互联网上的很多媒体业务都是新出现的媒体。二是非传统媒体由于新的技术手段而进入媒体，如手机从通信工具成为媒体。三是传统媒体领域新的机构、新的重组。传统媒体数字化以后导致运营理念、运营方式和运营对象的改变，如广电的数字化。”
（二）政府公信力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信守对公众的承诺，从而获得公众内心上对政府的运作方式、政府人员的行政行为以及与政府行政行为相关的整个社会制度的理解和信任。政府公信力涉及两个主体：一是从事社会公共管理的政府，一是社会公众。政府公信力建设对于政府形象的塑造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信力的建设
（一）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信力建设面临的问题
1.政府官员媒体素养缺失，缺乏新闻意识
例如在突发事件面前，政府官员没有及时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新变化，缺乏新闻意识，部分政府官员观念仍然落后，缺乏新闻意识和媒体素养，不具有交流沟通，调解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面对公众的诉求，一是官员们采取拖延、躲避、推诿的态度，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政府形象受损，政府公信力下降。二是政府政务公开不全面，只做足政府公开的表面功夫，没有真正做到与民众的沟通和互动。三是由于缺乏应对媒体的能力，许多政府官员在应对媒体时表现出的恐慌心理。政府对新媒体的利用也是缓慢谨慎的。
2.政府缺乏新媒体利用的理念
由于受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影响，传统的指令与接受的行政方式理念牢固，使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中，仍然采取单向传播的方式将信息传播公众。行政传播多采用指令、指示、发放红头文件等方式使信息在各部门，各政府机构间沟通。通过开会，发放文件，领导讲话或新闻的形式将政府的政策或精神向媒体发表等过于程式化的形式，没有起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在新媒体时代，由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事实信息能及时有效的抢先报道，显然政府在事实信息传播中更为滞后。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手机短信、网络舆论制造谣言，国外媒体借机扭曲事实将事件抢先报道，而政府却没有及时地权威公告，等到不得不报的时候才报道，势必群众会对政府产生怀疑，使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的形象受损。
3.政府采取消极的态度应付媒体舆论
由于新媒体信息存储量大，传播速度快及互联网具有虚拟的特点，因此群众可以畅所欲言，发表各种观点。在新媒体背景下产生的群众舆论，政府往往采取抵触，消极的态度，认为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是散布谣言，煽动群众不满情绪的平台，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舆论争议，不利于政府公信力建设。
（二）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1.政府官员现象严重，缺乏责任意识
一些政府官员缺乏责任感和危机意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借职务之便，，现象越演越烈。随着新媒体时代的迅速发展，政府官员行为不断通过新媒体媒介频频曝光，这也暴露出政府部门的监督机制和管理机制存在漏洞。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也引发公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
2.政府信息公开不够透明化，政府对于事件报道的回应速度慢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化。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一些政府并没有使信息公开透明化，而是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公开，对政府形象不好的信息刻意隐瞒甚至不报，存在暗箱操作现象。面对一些社会突发事件，往往是新媒体在最短最快时间播报出来，而在群众引发热议舆论后政府才出面回应。这些方面都使公众对于政府公信力产生质疑，进而使政府公信力下降。
3.公众政治素养低，社会舆论具有不确定性
当政府过失行为在网络传播报道时，很多网友借助微信、微博，论坛等平台进行大肆传播个人对政府过失行为的不良情绪。例如微博的出现，用户可以随时发表观点、图片，视频等，也可以转发、评论。但是有一些素质低下的网民借助微博平台散布有关政府不良信息的谣言，网络的传播使谣言散布扩大化。而这些虚假信息使公众对政府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错误了解和评价政府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新媒体背景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影响
1.新媒体背景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积极影响
首先，由于新媒体较传统媒体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以其受众广，互动性强，涵盖信息量大等特点，扩宽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参政渠道，使公民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价，表达心声。这有利于推动社会民主化建设，同时也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其次，通过新媒体媒介，公众可以以发表舆论的形式对政府的行为作出评价，从而将政府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而公众形成的巨大舆论会给政府造成压力，促使政府正确的履行职责，提高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工作绩效，保障人民的利益，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2.新媒体背景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消极影响
由于网络中可以使用匿名，因此网民在发表言论时无需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网民可以在任何场合情况下随时发表言论，并且不考虑言论带来的后果，这样会使不法分子借机传播谣言，散布不良信息，影响社会和谐安定。如果政府试图控制舆论，掩盖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就会使公众产生质疑，使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控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同样影响政府的威信。
三、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途径
在新媒体时代，中国政府及官员应转变执政理念，与时俱进，重视利用好新媒体，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面对社会重大事件时，一些地方政府习惯采取掩盖，躲避的态度，利用权力阻止信息传播。首先，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的在于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政府应在最佳时机掌握信息公开的主动权，主动出击，在第一时间内主动信息，针对虚假信息，政府应及时出面澄清，权威信息，使谣言止于公开，稳定民心。其次，要完善听证制度，扩大公众参与度，扩宽听证面，公平公正的公开听证结果，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二）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我国政府应出台基于新媒体的法律法规，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网络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和说明。目前许多网站都实行实名制注册，在有必要的前提下可扩大实名制的应用范围。另外，要严格要求实名认证。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信息可公开的范围，同时明确没有依法实行信息公开的处罚措施。此外对于个人利用新媒体各种信息的行为，法律应明确解释是否属于谣言，散布不良信息的行为，严格和明确不法行为的处罚措施。最后，政府应加大对新媒体法律法规的宣传，使每个公民在新媒体背景下遵循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维护好政府的公信力。
（三）建立政府回应机制，加强与群众互动
各级政府在面对社会热点事件时应积极深入调查，取证，及实地向群众作出处理回应。这充分体现了维护人民利益，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如果政府对于群众意见迟迟不肯回应，则群众会质疑政府的行政能力，对政府造成不信任。政府应向群众全面地提供信息，反映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及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
四、结 束 语
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成为政府和公众沟通的桥梁，中国政府及官员应转变执政理念，与时俱进，重视利用好新媒体，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下，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重塑政府公信力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引用日期2013- 03- 4].
[2] 管文虎.共建和谐世界与两种社会制度和谐相处[J].社会主义论丛，2007（2）：20.
新媒体行政论文范文5
一、传统媒体规制的历程
大众传媒在传承价值观念、培育新的价值意识、塑造价值主体、建构共同价值取向、维持价值体系和引导价值目标实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规范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是我国政治自信的充分体现。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也是对外开放的需要。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担负着引导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作用。
建国以后,新中国将旧中国所开办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全部接收,并改造为以《人民日报》为龙头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期间,国家对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控制十分严密,妨碍了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正常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大众媒体还未兴起,媒体数量相对较少,国家对媒体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的规范和发展还处于摸索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逐渐认识到意识形态弱化的不良影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重要性,对新闻媒体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这一时期,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工作更加细致。国家对新闻媒体的管理逐渐制度化,新闻报道更加有序,新闻的公开透明度逐步加强。在社会生活领域逐步开放,社会更加富有活力的同时,一些领域逐渐变得庸俗化。这种庸俗化使人们对政治的热情逐渐降低,对金钱的追逐则成为不少人生活的重要目标。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试办民营发行。进入21世纪,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改革进一步深化。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开放书报刊分销服务市场,为此提出了新华书店转为企业的改革要求。2003年,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改革,开始在9个省市21家单位设立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大约经过3年时间,最终达到了国家所确定的目标。同时,我国也逐渐放开外资与国内私人资本入股出版行业的限制发行。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探索的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以新闻出版业为例,下一步改革争取实现的目标是“一个体制、两个格局、三个体系”。一个体制就是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经营的体制。两个格局就是以国有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导,吸收人类优秀文化共同发展的开放格局。三个体系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市场体系,以人为本、深入基层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传播体系。
二、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
我国是一个传媒大国,拥有的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数量堪称世界第一。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到2010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81家,其中包括副牌社33家。中央级出版社221家,其中包括副牌社13家。地方出版社360家,其中包括副牌社20家。从报刊杂志的角度来分析,到2010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84种,总印数32.15亿册。在这些报刊杂志中,有一些是党政机关主办的报纸杂志。党政机关主办的报纸杂志以及具有教育功能的报纸杂志是教育人民群众与全体党员的重要舆论阵地,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平台。
目前,我国逐步建立并正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法律体系。在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法律体系中,除了宪法和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之外,还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宪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原则性,在社会生活中起具体操作作用的是各种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
(一)宪法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国家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一战略任务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原则要求,这在宪法的序言中有明确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限制公民的自由,而是有序地扩大公民的自由,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宪法的规定。如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二)法律 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法律,既有综合性的基本法律,也有专门性的法律。最重要的基本法律包括《 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上述法律与新闻活动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刑法》第105条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专门法律有《保守国家秘密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对保密制度和泄密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三)行政法规 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行政法规比较多,效力层级较高,社会影响也比较大。《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规属于此类。另外,国务院办公厅颁布或者转发的一些通知或者规定,如《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等法规也属于此类。这些行政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管理。表面上看,上述法规的社会管理职能很明显,但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功能却并不明显。但如果结合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具体管理行为,也能体会到这些法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紧密关联性。
(四)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主要是国务院所属国家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和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报刊、广播和电视的专门规章,包括如下几类:一是有关新闻媒介管理和经营活动的规章。如2005年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和《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等;二是有关保守国家秘密的规章。如1990年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和1998年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三是关于取缔、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规章。如2004年最高院和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四是关于约束新闻从业人员行业道德的规章。如2001年《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和2005年《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
三、政府管理模式的改进
徒法不足以自行。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每天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局势,仅仅凭借法律进行静态的调控,难以收到理想的社会效果。所以,建立良好的动态控制管理模式十分必要。对社会舆论传播载体应当实行两条线交叉管理。一方面,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对传媒实行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引导传媒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做正面宣传,并对传媒进行跟踪管理与监察工作。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由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
(一)改进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批准登记模式 对新闻媒体实行批准登记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管理职能。比如,报纸由依法设立的报纸出版单位出版。出版单位出版报纸,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登记号,领取《报纸出版许可证》。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国报纸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地方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报纸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注册登记主办单位与主管单位制度是国家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重要环节。主办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办单位应当切实负起责任,领导和监督出版单位遵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出版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应当从主办单位做起,层层落实。
(二)改进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审读模式 审读、审听、审看(简称三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审查报刊是否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是否贯彻了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成立专职三审小组,按层级负责审查社会舆论传播载体,可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规范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目前三审人员的素质整体较高,政治可靠,经验丰富,责任心很强,能够依据具体分工,做好报刊杂志或电视电台节目的三审工作,及时完成三审报告的撰写。
党委宣传部与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之间的三审工作交叉,可以起到互相配合、拾漏补缺和互相监督的作用。但三审人员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既有媒体报导政治导向方面的问题,也有文字图片错误的问题,比如写错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台湾、香港、澳门被称为国家,刊登凶杀案件现场过于血腥的照片等等。
我国建立的三审制度符合国情。中国媒体发展太快,数量太多,逐一实行事前审查需要数量相当庞大的审查人员,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所以通过颁布各种禁载规定,建立事后三审制度,能够起到加强媒体自律的作用。
(三)改进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统一协调模式 在新闻工作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遵循新闻规律,对各种新闻媒介实行分级负责和分类指导,宏观上进行有效的舆论调控。各类各级媒体虽然各具优势、各具特色,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政方针的宣传上,一定要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新闻改革应当有利于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不是削弱这种领导。社会舆论传播载体进行舆论宣传,引导社会思潮,应当坚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有利于推动新闻宣传更好地密切联系群众,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言论有自由,宣传有纪律。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组织者要定时组织例行会议,召集各业务部门的主管参加,传达宣传精神,通报相关违反纪律的情况,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登载于媒体的文字要受宣传纪律约束。由于这些宣传纪律的存在,法律中规定的诸多要求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
尽管宣传有纪律,国家也严格要求,但是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比如,对重大突发事件任意炒作;对民族宗教问题报导不当,伤害民族感情;报刊杂志追求猎奇,刊登不实新闻;随意从互联网上下载资料等问题未能有效杜绝。因此,由宣传部门确定某一时期的重点报导内容,对重大事件统一报导很有必要。涉及重大政策以及较大的政治事件时更应如此。
(四)改进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行政管理模式 社会舆论传播载体通常属于事业单位。媒体最初的开办资金与日常运作资金往往由政府财政供给。等级最高的媒体是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中央媒体。这些媒体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比如,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市。当时,14时28分发生地震,14时47分新华社领先于所有媒体向全球播发了英文快讯,14时56分播发了震后第一张图片。
无论是对政府官员还是对新闻从业者来说,行政级别在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很实际的作用,只是对不同的人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传媒的级别越高对于开展舆论监督越有利。比如,一些省报主办的都市报,因为省辖市的官员管不到它们,所以抢发了很多省辖市传媒不能发的新闻而扩大了市场份额。
四、市场调节规则的运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对社会舆论传播载体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使得社会舆论传播载体必须郑重考虑经济收入。如果社会舆论传播载体过于呆板,注定在市场化道路上步履艰难。为了生存,各社会舆论传播载体开始考虑新的经营策略,这就给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提出了全新课题。
(一)社会舆论传播载体之大众媒体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的传媒。这就是被称为大众媒体的各种晚报与都市报。大众媒体兴起的黄金时期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4年,我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晚报都市报方阵,数量占全国报纸总数量的15%左右。晚报都市报成为拉动全国报纸出版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随着城镇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生活服务类报纸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一些大城市相继拥有了自己的生活服务类报纸品牌。这些报纸满足了市民的生活和文化需求。行业专业类报纸也适应市场变化,保持良好的出版势头。行业产业类报纸市场定位更加准确,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工青妇农等类报纸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新型财经类报纸也脱颖而出。大众媒体主要以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和文艺副刊为强项,内容为市民喜闻乐见。尽管大多数媒体按照新闻报道的纪律要求,在批评性报导见报时,能够做到记者、受批评者、受批评者的主管三方见面,但是为应对激烈的商业竞争,仍有不少媒体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为主要目标,虽然使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改变了单一、沉闷的呆板面孔,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大众媒体当中比较活跃、最能够反映我国报纸市民化倾向的主要是都市报报业群体。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报界出现了一批省级党报主办的以都市报命名的市民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都市报的报业群体已经形成。都市报的经营机制、报导内容、报导方法、发行方法都与以前的党政机关报不同,发行量一路飙升。这些都市报除了从标题、图片方面入手外,更加注重市民生活,更加注意报导社会新闻。但这样也导致娱乐性的八卦消息充斥其中,这些消息客观上起到消解大众社会关怀的作用。
随着各种晚报与都市报的出现,媒体数量日渐增多,为规范和发展社会舆论传播载体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本世纪初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思潮载体的改革。当时的媒体改革为报刊的存续定下了几条标准,不少媒体因此停办。这既为政府部门的行业报刊减轻了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清除政治导向不正确、有违规纪录的报刊杂志。
(二)社会舆论传播载体之大众传媒的产权 社会舆论传播载体之大众传媒的产权有两个限制性前提:其一,传媒不得由民间开办,所有申请开办传媒的主体都必须是政府机构或官办媒体。其二,为满足前一条件,不少传媒的开办资金只能处于不确定状态。比如,一些传媒的开办资金并非直接来自政府财政拨款,而是一些省级报纸从报纸的广告收入以及企业的赞助费用中支取的。
其实,对于产权问题,我国政府部门早已有所涉及。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和新闻出版署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的批复”中指出:我国所有报刊社都是国有资产。我国现行出版法规和规章也明确规定,我国报刊创办实行许可证制度,报刊社的主办单位是法定的创办投资人。报刊创办时,个人或集体自筹启动资金的,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应当说,国务院的三个主管部门的批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整个报刊业的资产给出了明确规范。
当然,报社资产性质的认定需要考虑一些重要因素。首先,要考虑新闻出版的创办单位许可制度。其次,要考虑新闻出版实行的主管主办制度。第三,要考虑党政机关报是我国报业发展的基础这一事实。总之,主管主办单位是创办报刊社的法定投资人,非主管主办单位不具有投资的主体资格。筹资中的企业赞助,属无偿的赠与行为;个人或企业等的垫资,是一种借贷关系,只能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报刊是国家的特殊行业,不适用“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
(三)社会舆论传播载体之体制机制改革 2003年,国家开始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通过试点单位的积极探索,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21个试点的新闻出版和发行单位,创新体制,转换机制,增强了活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积累了经验。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为落实《意见》,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按照这一整体布局有序推进。
首先,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坚持了正确方向。新闻出版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出版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我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渐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宏观管理体制。
其次,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把握了中心环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出版工作所承担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环境的任务,主要依靠市场竞争来实现。因此,增强新闻出版业微观主体的运行活力,就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一方面,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和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任务的出版单位,要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积极推进内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以好的机制促进事业发展,向社会提供基本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除少数民族语言、盲文等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以外,要有 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大部分出版单位逐步转制为企业。当然,增强新闻出版业微观主体的运行活力,不能靠一种模式。从国内国际情况来看,运用优势企业和优质品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用自愿组合的方式组建集团比较成功。改革可以搞集团,但改革不等于集团化。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模式更好一些,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否有利于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否有利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政府信息公开及其影响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已经建立。国家对政府公开信息作出的强制性规定,标志着政务公开不断向纵深发展。但是,政府信息公开也存在一些困难和矛盾。有些部门和地方对政务公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政务公开还没有融入相关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发展不均衡。许多政务部门推进政务公开的能力需要不断提升,评价考核等制度建设滞后,这需要政府部门认真提高思想认识。典型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关键在于认识。认识到位,就能主动创造条件,把政务公开做深做实。规范化的政务公开,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需要通过法律规范明确公开的范围、内容、形式和程序,需要通过法律来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
(五)外商投资社会舆论传播载体我国入世后,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服务产业也同时按照世贸规则进行贸易。外国资本进入我国传媒市场已成事实。我国传媒深感传媒帝国主义已逼近家门,而外国学者则认为这会促使我国传媒市场化。
传媒产业作为精神和文化产业,直接服务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它的服务性贸易具有双重意义。它在给公众提供信息或娱乐的同时,也在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我国入世谈判在传媒领域没有更多的承诺,仅仅就以下两条做出了承诺:一是外国人可以投资国际网络公司;二是我国将每年进口20部外国电影,并允许外国电影和唱片公司分成。承诺中没有涉及外国电视频道落地和报刊入境的问题。至于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业务则有所涉及。外商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业务,应当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的正当经营活动及投资各方的合法权益受我国法律的保护。当然,外商从事分销等业务,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设立外商投资图书批发企业,应当具备经营期限不超过30年等条件。
新媒体行政论文范文6
【关键词】传统媒体;舆论引导;权威机构
新媒体的出现给新闻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媒体对新闻生产的垄断被打破，公众进入自己生产内容的时代，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就能瞬间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的媒体。网络的自由传播和无限容量，让公众找到了一个意见表达的天堂，痴情的网民每天都向虚拟空间上传大量的文字、图像和视频。然而，天堂并非绝对完美。公众自己生产的信息，其消息来源值得怀疑，内容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真实性难以检验。重新检视多元、复杂的舆论环境，传统媒体的声音依然最清晰、最权威，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最终还得依靠职业性的新闻传播。我国传统媒体(主要指报纸、广播和电视)拥有国有身份，占据优越的媒体资源和社会资源，但很多媒体却屡屡在重大新闻、突发新闻报道中无所作为，一些媒体的日常新闻采访不断被弱化、恶化，沦落为依靠摘编网络、尾随网络来生活。舆论理性与否影响国之兴衰，在当前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巩固好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让传统媒体成为检验社会流言的最后标尺。
一、媒体身份的裂变与媒体舆论的多元化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一直被认为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在现实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国家有一整套制度保障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任何媒体只要偏离制度设计必将遭到惩罚;媒体作为“人民的喉舌”则明显制度建设不足，经常要靠领导人的开明和恩赐。改革开放后，市场的诱惑和财政的断奶，使传统媒体逐渐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市场放大了媒体的经济基础，带来了媒体身份的不断裂变，媒体单一的喉舌功能被打破。今天媒体不仅是政府的喉舌，而且是信息载体、公共论坛和经济主体。媒体身份的多元必然带来媒体舆论的多元，舆论一律的格局在不同地区正在不同程度地被改变。
1.媒体作为信息载体，需要及时发布世界变动的信息
我国近代报刊诞生之初就注意到“信息沟通”的功能，林则徐曾主张“探访夷情，知其虚实”;魏源提出“夷情备采”，“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后梁启超更是提出“去塞求通”的思想。但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报刊更加注重宣传功能，主动承担起启蒙、革命和国家现代化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坚持把党报作为舆论宣传、联系群众、发动革命的重要工具。1929年9月党刊《布尔塞维克》刊登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一文，引用了列宁的“报刊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1942年，《解放日报》经过改版，中共党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了完全的党报，并由此奠定了中共党报理论”[1]。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致读者》中明确了党报的工作原则：“不仅要在自己的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动向密切关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和倡导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被纳入党的管理之下，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报维护党的权威、统一全党思想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行政权力对媒体日常事务的频繁干预，使媒体蜕变成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工具，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被严重忽视。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新闻规律开始回归，报道经济、社会信息逐渐成为媒体的重要任务，“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得到了新闻界的肯定。中国媒体回归信息载体功能，强化了国内外新闻的报道，舆论控制在面对“受众需要”时有所松动。同时，媒体上“假、大、空”式的文章相应减少，帮助公众绘制社会地图成为媒体的重要任务。
2.媒体作为舆论机关，发布政治信息的技巧不断改进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强调党报身份和宣传功能。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党委宣传部都直接管理各类媒体，政府部门和文件习惯于将媒体称为宣传部门、宣传机构。《人民日报》社论长期被等同于政府文件，其他各地党报社论也各自代表本级政府意图，报纸社论甚至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国媒体都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也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舆论氛围中拉开序幕的，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中央级媒体更是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但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集中宣传、舆论一律的做法，传播效果越来越不理想。近年来政府的政治传播思路正在不断转变，空话、套话相对减少了，政治传播的人情味、民生性增强了，舆论宣传越来越注重普通群众的感受。
3.媒体作为公共论坛，需要呈现不同阶层的典型意见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办报延续了中国士大夫“文以载道”的传统，开启了“文人论证”、“言论救国”的办报风气，主张报纸要做人民的喉舌，“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2]。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报业的理解有限，更难理解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声音，他们在功利的“救国心态”指导下，只能成为“观念的自由主义者”，“救国有心，行动无力，只能在国共斗争的夹缝中讨空间，最后奄奄一息，惨遭失败”。[3]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传媒崇尚自由主义理念，为言论自由挣扎奋斗。中国共产党的传媒，本是承接上述传统、在与国民党新闻管制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4]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国家权力渗透到私人领域，个体的意见表达受到了很大限制。表现在媒体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党媒一统天下的格局，媒体成为单一的政府喉舌。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垄断了媒体话语权，各地媒体只能“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媒体的经济基础、媒体规模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随着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社会渐趋形成;再加上新媒体的崛起，公众发表意见的平台不断延伸。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当代中国传媒不得不重视民间的声音，媒体上的声音和观点变得更加多元，政府意图、集团利益、民间呼声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兼顾和反映。
4.媒体作为经济主体，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追逐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媒体很快实现了完全的国有化，媒体的日常开销都由财政负担。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对传媒的要求不断提高，由财政全包的媒体发展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于是媒体开始走向市场，传媒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媒体的成本意识、质量意识明显提高。如凤凰卫视就曾因“务实”的风格而深受业界的追捧，其控制成本的策略曾被归纳为一句名言：“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在节目制作上凤凰卫视往往采取“广告先行”的战略，“首先是在真正开始制作播出之前，必须进行广告分析，如果广告前景不好的节目则坚决不上。[5]其次是通过节目策划案、制作节目样片等方式先找到节目广告，然后再开始制作播出节目。”[6]其他如南方报业、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第一财经等媒体，都将经济效益作为重要的标准。媒体进入市场分解了财政的压力，壮大了媒体的实力，也提高了信息产品的质量。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媒体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后，市场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那些原本只在西方媒体出现的负面现象，今天在我国媒体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媒体炒作耸人听闻的新闻、媒体内容过度娱乐化、资本力量控制媒体生产等等。在医药、房地产、股市等行业，资本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很多媒体，媒体舆论成了资本的婢女。
二、传统媒体依然是舆论引导的权威机构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完美的民主和自由，将来也无法实现完美的民主和自由，但人类在精神上始终不会放弃对民主和自由的执著追求，这恰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今天，公民社会逐渐成熟，个体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人人都能发表意见，人人都要维护自身权益，每个个体都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必然会增加舆论环境的复杂性。社会舆论可以促进民主，也可破坏民主，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舆论更容易被金钱所收买、被强权所控制。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我国公共领域不断被放大，公众更能自由地表达意见，然而，舆论的情绪化、肤浅化却日益突出。传统媒体虽然身兼四种身份，但总体上发出的声音是理性和平衡的，他们仍然是舆论引导的权威机构。
1.传统媒体是特定人群从事的职业活动
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是职业化的新闻传播工作者，他们接受过专门的新闻传播理论教育和专业训练，能够把握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同时，新闻传播工作是新闻传播从业者的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的来源，他们会更加珍视这份工作。在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下，新闻工作者首先会按新闻规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
近年来新媒体不断出现，信息传播领域不断放大，但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传播者，还是传统媒体的职业新闻工作者。网络、手机等领域有更加专业的技术人员，但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生产传播内容，而是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技术服务，内容生产则由公众自己去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还是自然科学层面上的技术工人，缺乏必要的新闻素养和人文素养。那些在网络中不断制造轰动事件、热点效应的幕后推手，更是把经济效益当做第一追求，经常通过践踏道德底线获得利益回报，他们更不能算职业新闻传播者，顶多算信息营销的高手。至于那些泡在网络中的芸芸众生，他们更不可能有系统、专业的新闻职业训练，期望每个公民都有很高的媒介素养，能够非常自觉地自我把关，不仅是苛刻的而且根本无法实现。只有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他们会主动核实新闻来源、进行自我把关，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尤其是舆论环境异常复杂、媒体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传统媒体更是将权威性和可信度，作为在社会上赢得职业地位、社会地位的资本。李瞻认为“世界上具有最高可信度的报纸，是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美国的纽约时报(the n.y.times)与日本的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等，而世界上享有最高可信度的广播电视公司，是英国的bbc、德国的ard与日本的nhk”。[6]这些媒体“有独立的董事会，固定的资金来源，以及编辑权与所有权的划分制度”。[6]近年我国传统媒体更是把公信力、权威性看成媒体的“命根子”，努力建设、小心呵护。如《南方日报》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扬子晚报》的宣传广告是“公信力、引导力、影响力，三个力量撑起勇担责任的扬子品牌”。
2.传统媒体能够相对自觉地遵守职业和社会规范
任何行业都有自身的职业规范和运行规律，只有遵守这些规范和规律，这个行业的发展才是健康的、有序的，才能赢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对于传媒来说，及时报道新闻是其基本功能，而突发事件报道是其核心业务。如果媒体经常性地在突发事件中缺位，传媒行业的信心和士气就会受到打击，整个行业就可能萎靡不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媒体在进步运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形成了不畏强权客观报道的传统。虽然新闻专业理念过于理想化，但它确实为媒体赢得了社会声誉。罗斯福总统曾经将揭丑报刊贬为“扒粪者”(muckrakers)，指责他们是“不仰头看天国的王冠，而只顾扒集污物的‘带粪扒的人’”。[7]然而，美国新闻工作者不以为耻，反而欣然接受了总统的“无私馈赠”。《纽约时报》在创办之初就坚持“无所畏惧，不偏不倚，并无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这一信条和“刊载所有适宜刊载的新闻”、“力求真实可靠”被永久地印在报纸一版的左上角，成为《纽约时报》的招牌和受人尊重的最大因素。泰德·特纳在创办cnn时就期望开创电视新闻“公正、精确、负责任”的全新面貌。bbc world 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恪守的信条是：独立(independence)、客观(objectivity)、准确(accuracy)、公正(impartiality)。
媒体在新闻实践中形成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虽然这一原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绝对兑现，但它至少反映出整个媒体行业对理想新闻状态的追求。2008年我国汶川发生大地震，cbs、bbc、cnn等世界知名媒体在对地震进行报道时，都自觉对画面进行了技术处理，尽可能地保持遇难者的形象和尊严。中国报业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新闻理念，它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互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的“四不原则”为榜样。《大公报》提出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办报方针，其实质是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 favor，without fear)的纲领。
3.我国传统媒体有良好的自我把关传统
我国传统媒体基本上都属于国有资产，党委和政府对媒体具有绝对的行政管理权和资产支配权，在此基础上成长的中国传媒一直有很强的自我把关传统。在长期的媒体管理制度下，媒体管理队伍均被纳入干部队伍管理，主要领导不仅是媒体的管理者，更是久经考验的党的干部。因此，我国媒体不仅严格遵守党纪国法、文件规章，而且会进行自我把关、自我审查，自觉将党和政府的要求内化为新闻的生产标准。多年来，我国媒体一直坚持政治家办媒，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始终保持舆论的连续性、稳定性。在重大节日和重大问题上，新闻媒体都会对报道风险进行判断和预测，充分考虑到舆论的影响力，该加温的不丧失时机，不该加温的把握好分寸。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媒体都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看不准的，宁可不要匆忙宣传，不要追风赶浪，误导群众”。[9]近年来，在传媒市场化过程中，我国媒体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专业主义精神，一些媒体和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明显提高。在2009年的邓玉娇案件中，与新媒体疯狂的舆论相比，传统媒体始终以保护邓玉娇合法权益为底线，没有一家媒体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媒体普遍有了独立的判断和冷静的思考。因为消息来源缺失，传统媒体只能从律师处获取信息，但多数媒体对律师的言行始终保持警惕。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阅评制度，报道的事后追惩制度比较健全，同时，媒体自身也会对政府和社会的批评给予积极的回应。
正因为传统媒体是职业化的新闻传播活动，所以它始终应该是最权威的信息传播平台，是舆论引导的权威机构。不管将来网络媒体如何发展，传统媒体依然是舆论引导的主体，即使网络要承担起舆论引导的任务，也必须在网络新闻传播队伍职业化后。权威不一定不受质疑，在国际学术领域，人们会对哈佛、牛津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但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学术权威。同样，在新闻传播领域，虽然人们对bbc、cnn、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媒体提出过质疑，但却很难撼动他们在全球新闻传播中的权威地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不能简单地将传统媒体工具化、喉舌化，而是应该善待媒体，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维护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传统媒体权威性丧失是舆论引导大忌
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不是天赋的。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个行业，传媒自然会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即使媒体报道中有杂音，也会通过观点的公开市场，自我涤荡、自我修正。如果媒体传播受到外力的作用，屡屡抛弃新闻传播规律，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就会流失。社会舆论其实是对经验与感觉的笃信，如果作为信息主渠道的传统媒体失去了权威性，各种信息就会通过手机、网络等渠道传播，流言、谣言自会随之四起。传统媒体失信是舆论引导之大忌，我们一定要多点防漏，警惕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对传统媒体公信力的伤害。
1.频繁的权力干预伤害了媒体公信力
西方媒体追求新闻专业理念和公共新闻理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为此，他们常标榜自己不偏不倚、独立客观。我国传统媒体基本上都是党和政府创办的，党和政府当然要对媒体进行管理，但是，这种管理只能是依法进行管理，而且不应该干涉媒体正常的新闻业务。然而，在我国的少数地方和部门，权力之手过度而频繁地干预媒体日常的业务活动，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知情权和表达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但一些地方领导并未将公众权利放在心上，任何负面的消息都难以在本地媒体上发表。社会舆论是多种意见交流、碰撞后的有机复合，而我国媒体却长期狭隘地坚持舆论一律。在信息异常丰富的年代，任何一律的传播都是有缺陷的，受众不能说信源单一的新闻是假的，但也很难保证它就是真的。目前，很多地方媒体普遍强调舆论一律，整天歌功颂德做高大全的报道，回避社会问题为各级官僚涂脂抹粉。各地媒体成了地方政府的宣传公司、公关公司，媒体报道的版面、时段、字数都按行政级别来定。
突发新闻是媒体的核心业务，媒体理应集中力量报道。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所谓的“地方形象”，要求媒体等一等、看一看，结果导致媒体在关键时刻缺位、错位，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媒体采访，与媒体之间剑拔弩张。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封锁信息等于出让舆论阵地，让传统媒体给流言、谣言腾出了空间。在很多地方，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本地传统媒体几乎噤声或做官样文章，此时流言却四处散播。社会心理学认为，公众接受的关于某一事件的最初信息，对受众的影响最大，这就是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一旦首因效应形成，即使信息是虚假的，引导者也必须首先纠正公众已经接收到的信息或观点，然后才能把真实信息告诉给他们。另外，一些地方媒体在发布突发新闻时，经常闪烁其词、前后不一。越是模糊、含混的信息，越能够引起公众的怀疑，越能够刺激流言、谣言的盛行。
2.资本的蛮横控制削弱了媒体的权威性
媒体作为经济主体本身需要生存，一旦监管不力，媒体就可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媒体监管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政府力量的监管，一种是社会力量的监管。目前我国公民社会没有最后形成，民间力量不够强大，社会对媒体缺乏有效的监管。我国的产业资本与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国有资本背靠行政力量垄断着优势的资源，民间资本也是政府扶持起来的，权力寻租是民间资本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新闻媒体的管理，客观上呈逐步放松的趋势，然而，媒体自由空间的放大，很快便被资本变本加厉地占据了。因为资本裹挟着权力而来，很多地方媒体几乎难有作为，只能受制于资本和权力的支配。
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发展思维的指导下，地方政府要求媒体必须将宣传地方经济建设作为第一任务，尤其是对地方支柱产业、优秀企业，只能宣传他们的典型事迹，不能有负面的报道;同时，地方政府又要求媒体做大做强，不断提高媒体的经济效益，给财政减轻负担，甚至给财政作出贡献。宣传喉舌和经济主体原本是一对矛盾，但今天它们却和谐地统一在很多媒体的角色中。有了行政权力的靠山，资本时常变得相当蛮横，在医药、房产、股市等行业，资本、权力和媒体时常联姻，少数媒体报道的信息只有上帝知道是真是假。“如果一种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工具仅仅供少数人使用，且不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服务，那么此时，利用那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处在危险之中了。”[10]资本携权力压制舆论，媒体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终将导致媒体权威性的自我毁灭。
由于时政新闻没有开放，媒体报道时政充满风险，于是更多媒体走向了商业化发展道路，竞相在娱乐节目、社会新闻上展开角逐，为了吸引眼球不惜编造、加工“新闻故事”。医疗广告、房地产广告、股市广告中的违法违纪现象屡禁不止，娱乐节目、社会新闻经常踩到道德底线，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正如有的学者评价的那样，一些媒体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身体，社会主义的脸”。“在技术进步和影响力扩大这把双刃剑前，媒体如果不能谨慎对待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在有益或无意间报道虚假信息，传播虚假信息，对社会、对媒体和媒体人自身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会更加巨大和恶劣。”[11]
3.犬儒主义的盛行稀释了媒体影响力
现代传媒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衣食住行、求知娱乐样样离不开媒体，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媒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前所未有。对传统媒体来说，它们始终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同新媒体争夺社会影响力。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机构，具有两面性，“这些机构能促进思考与讨论，也能将它们窒息。它们能推进文明进程，也能使之受挫。它们能使人类的品质降低和庸俗化。它们能威胁世界和平。它们能扩大或贬低新闻及其重要性，助长和满足某种情绪，制造自以为是的虚构故事和盲点，夸夸其谈，大言不惭，宣扬空洞的口号。”[10]传统媒体要想保持和提高影响力，必须要自我约束、自我节制，努力提高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国民崇尚法理、相信法治，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在少数地方社会高度商业化和庸俗化，媒体和记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行政权力任意左右、制裁媒体，媒体的表达自由难以上升为法定权利，舆论监督更显苍白无力。“在现有的林林总总的法律中，我们却还找不到一条有关记者和媒体权利的授权性条款，而限制性条款却为数不少，尤其是在刑法中，不但有诽谤罪和侮辱罪，还有诬告罪，而且在近期地方公权力对付网民的过程中都被用尽。”[12]很多媒体因害怕踩意识形态地雷，自觉把外部压力内化为内部把关标准，只根据政府文件和指示办事，不考虑受众的看法和评价。偏安一隅的凤凰卫视能够通过“说话”赢得收视率和影响力，除了他们的职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外，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在香港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制度空间。内地媒体不缺乏资金、人才，缺乏的是制度。当社会理想无法实现时，某些媒体内部就会盛行犬儒主义(cynicism)，即媒体和记者一方面蔑视世俗观念，不满现有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放弃社会责任，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共谋。媒体人的人格更加多面：私下里抨击时弊，公众场合却恭维权力，媒体报道演绎神话。
哈贝马斯认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出现交往现象，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动力，它促使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系统的自主和独立。然而，金钱化和官僚化的现代社会，使交往行为消融在各种组织之中，生活世界再次丧失独立性和完整性，即生活世界被殖民化。权力和资本联手压制公共领域，让西方公众对代议制失去兴趣，他们开始远离国家、国会、政党，重新关注自身的日常生活。为此，美国媒体提出公共新闻理念，呼吁媒体发起、组织和规范公共讨论，挽救日益远离公众的美国民主政治。相对于西方定型的社会制度而言，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媒体更应该帮助公众克服舆论的褊狭，通过公共讨论发现真相和真理。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的所有权快速分散，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基础被破坏，新媒体缺乏对政府的效忠机制。民间声音被放大，稀释了政府的声音，舆论引导变得更加艰难。舆论多元是社会力量活跃的表现，也是人民热爱国家和制度的重要原因。政府要想引导社会舆论，必须尊重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利用好传统媒体的权威性，避免传统媒体陷入权威性危机。
参考文献：
[1]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m]//.李金铨主编.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0。
[2]谢泳.储安平与《观察》[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113.
[3]李金铨.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
[4]钱钢.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106。
[5]钟大年，于文华.凤凰考：建构一个新传媒[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33。
[6]李瞻.代序：大会发言[c].数位传播语境下两岸三地新闻文化探讨论文选集.香港：香港珠海学院，2009：3。
[7]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展江，殷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59。
[8]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7。
[9]张振东，赵立凡，李春武.广播电视新闻管理讲座[m].北京：广播电影电视部培训中心，1997：2。
[10]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