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史论文范例6篇
更新时间：2022-04-14 12:05:48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1
[关键词] 金融中心 金融主体 金融客体 金融环境
从13世纪的威尼斯到21世纪的伦敦、纽约，虽然各国金融中心的金融地位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但金融中心在全球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从未改变。以往已有学者对金融中心发展史的变迁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有按时间顺序对金融中心历史进行梳理的研究学者，如游碧蓉的《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也有按功能类型对金融中心发展进行分类归纳的研究学者，如黄育华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本文将摒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脱离时间和空间带给金融中心的客观隔断，从影响金融中心发展变化的各项因素入手，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根据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对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历史作用中的考评和梳理，分析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变化。
一、关于金融中心发展的研究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或“聚集效应”，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从金融聚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
McGahey(1990)研究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选择通常考虑地区成本、金融人才、通信与信息技术、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其研究表明了金融全球化给金融机构的选择和金融中心的发展带来影响。
伦敦金融城（2005）的分析报告，运用指标数据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技术型劳动力、管理能力、税收制度、政府责任和生活环境为评价指标，对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4个金融中心城市做了竞争力分析，运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了金融中心发展中各项因素对其排名和竞争力发展的影响。
二、哲学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发展史中的历史考评
1.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
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同，笔者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可以通过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理解。根据哲学认识论，实践活动需要具备三要素，即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和实践环境，如图1所示。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实践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指向对象。在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即实践的环境要素，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正是在实践环境这一传导媒介中进行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在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是指服务于金融业，致力于金融中心发展活动的集体或个人。实践客体是指金融实践活动的指向对象即整个金融业，这里既包括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服务机构。实践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自然地理、交通信息、城市生活等周边环境。可见，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要素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必备的三要素。
2.三要素在金融史中的体现――国际金融中心的案例分析
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是始终伴随金融中心成败、发展的，其作用特点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主体引导、客体推动、环境保障。
(1)金融主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主体引导作用
金融主体是指致力于金融业发展、金融中心建设的集体或个人，以及人们的主观反应变化、动机、偏好和态度，同时也包括与个人行为、思想密切相关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在金融中心的发展建设中，主体因素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案例一：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结合带来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特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范恒森（2000）曾根据这种现象提出了金融文化的概念，即该种思想文化是通过人们在金融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观念来展现的。在各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苏黎世的金融发展真正体现了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完美结合。
苏黎世地处欧洲中部，城市人口仅为30万被称为欧洲最小的国家，但苏黎世是瑞士的金融之都和商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之一。这里集中了世界350家银行和保险机构，25%以上的世界的资产管理业都是在苏黎世进行的。这个欧洲最小的国家却拥有欧洲最大的财富，苏黎世人的成功与他们的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黎世乃至整个瑞士都具有忠诚而又严谨的民族文化和多元化、国际化的人文环境，这种良好的金融文化形成由来已久。古时的瑞士人为了生存多充当雇佣军人，为出身显贵的贵族和皇族保驾护航，长期的军旅生活让瑞士人形成了优秀的品质――忠诚和勇敢，正是这项重要的文化品质为瑞士私人银行业的声誉提供了良好保障。同时，苏黎世也是极具多元化的国际都市，在苏黎世的常住人口中大约有30%不是本国人，长期在该城市生活的人都会说一门或更多的外语。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和忠诚稳重的民族形象，为苏黎世金融赢得了极高的全球声誉和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的金融业务。他们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金融产业上升到一种文化，将瑞士民族忠诚、敏锐、执著的精神文化融入到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建设当中,真正实现了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的结合。
(2)金融客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客体推动作用
金融客体是指金融业本身同时包括金融业规模及结构体系。对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金融中心，大多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活跃的证券市场，灵活的货币政策，较强的金融聚集效应，良好的金融客体条件推动了金融中心长足稳定的发展。
案例二：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备的金融结构体系决定了伦敦无可替代的金融地位
完备的客体因素推动了金融中心乃至整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速度和功能地位。从具有悠久金融发展历史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拥有竞争优势的金融客体条件,是金融中心快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
19世纪以前，伦敦就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虽然在一战、二战期间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欧洲美元的发展及自身的许多优势条件，伦敦很快摆脱了困境，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在伦敦金融地位建立的过程中，伦敦优秀的金融客体因素为其提供了绝佳的竞争优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在银行业方面，伦敦共有486家外国银行，数量超过其他任何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只有267家，巴黎266家，纽约253家。伦敦的这些银行有33%来自欧洲。外国银行管理着英国银行业50%以上的资产，总计超过36万亿英镑。在保险业方面，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共有保险公司800多家，其中170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仅2001年的总保费收入便高达达200亿英镑。在证券业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来自60多个国家的470多家公司获准在此市场交易。2002年，国外公司的全部证券交易中，56％在伦敦登记。同时伦敦还是主要的国际债券市场中心。在伦敦登记的，以伦敦为基地的券商发行的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60％。
(3)金融环境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环境保障作用
金融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市生活水平、信息条件、政策条件等一系列周边环境因素。从1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早期金融中心到伦敦、纽约的迅速崛起，从20世纪三大金融中心独揽全球金融业务到如今各国金融中心星罗棋布的发展建设，在每一次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在每一次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中，适应新时代要求、符合经济贸易发展条件的金融环境总为金融中心的稳定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保障。
案例三:世界格局的变化、金融环境的转变带来金融中心变迁
早期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逐渐成为了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中佛罗伦萨更是这些贸易中心的佼佼者,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已在发达工业的推动下,凭借其成熟的金融服务、信息的大量流通、资本投资的快速发展成为早期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随后由于长期的政局不稳和流行病的困扰，佛罗伦萨的金融发展逐渐低迷。取而代之的是在战争中战胜西班牙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的国家――荷兰。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凭借荷兰强大的国力支持，成为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其金融地位一直持续到英荷大战结束，荷兰在战争中失利,同时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霸主地位。受战争影响与阿姆斯特丹有着相同命运的金融中心,还有著名的国际金融都市――伦敦，伦敦在18世纪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但随之而来的战争改变了伦敦的金融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削弱了英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使英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近一半,并背负了巨额债务，此时的大英帝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地位部明显表露出颓废之势。在战后金融业的恢复期中，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纽约和苏黎世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从而改变了伦敦独大的金融格局。
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史带来的启示
在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会起到重要作用，即过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走向。因此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分析和梳理，将对我国金融中心今后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上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金融文化作用不可小视，金融人才竞争成关键
金融业的发展受到人文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宗教因素的多重影响。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变迁通常会诱导新型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产生，带来金融的创新和变革。同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重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产业与金融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视。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行业对专业金融人才的依赖越加强烈，各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到专业金融人才的竞争，人才贮备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2.金融环境日新月异，不同时挥不同作用
伴随着世界趋势的改变，金融环境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从战争、疾病、政治地位等早期环境因素到全球贸易发展、通讯信息化条件等新型环境因素，不同类型的金融环境在不同时挥了不同作用。在世界金融史的早期，金融中心的格局变化更多地受到流行疾病、战争的影响，如13世纪地中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而随着全球政局稳定，科技医疗水平提高，世界规模战争的减少，流行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使得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力减少。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趋势明显，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全球贸易发展、信息化水平和金融制度变革等新型金融环境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对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和格局分布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
3.三要素的影响各有侧重，均衡发展达到最佳状态
从金融中心的发展看，三要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各有侧重，金融主体引导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金融客体推动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速度，金融环境保障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质量。金融中心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是相辅相承、相互推动、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实力相当的金融中心之间，哪个金融中心能够调节好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三者共同发展，哪个金融中心便更具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游碧蓉: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亚太经济，2001，（2）：11～13
[2]黄育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J]，中国城市经济，2004，（12）：17～23
[3]Kindleberge.C .P.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J]. Princeto, 1974
[4]McGahey R.，Malloy M.，Kazanas K.，Jacobs M .P. (1990): Financial Services , Financial C enters: Public Policy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Markets, Firms, and Job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5]Z/Yen Limite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Corporation of London，2005：1～70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2
[关键词] 会计计量；计量属性；经济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7. 007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7- 0010- 03
1 引 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会计学界就逐渐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会计就是一个计量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的计量是会计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体现了会计的特有属性并贯穿于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在会计计量观念中，从传统的实物计量发展到现今的以货币为统一量度，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产物，会计计量的变革一直与经济环境的改变相伴随，会计计量属性也不例外，其产生于货币计量观的应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并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创新。
2 文献述评
我国会计发展起步较晚，对于会计计量属性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如林志军（1985）认为，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模式有着较显著的优越性。但是，在特殊条件下，即商品价格发生较大变动之时，严格坚持历史成本模式提供会计信息又会带来较明显的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会计计量不应当，也不可能仅有一种模式。吴艳鹏（1990）提出应该根据资产计量的客观环境，采取灵活方便的资产计量反映和信息提供的方式，肯定原始成本在企业资产计量中的主流方向，但在某些场合下对于某些资产事项，恰当地运用其他非原始成本计量属性计量反映，形成一种以原始成本为主流、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的格局。这都是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并得以发展，通货膨胀初见端倪的环境下提出的。
随着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使用，黄世忠（1997）提出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下一世纪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为公允价值会计在下一世纪发挥主导作用创造了客观环境。葛家澍（2010）认为，今后，在财务会计中运用双重计量进行确认与报告的模式将是大势所趋。对于大多数的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仍然需要按历史成本计量，而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
由此可见，会计计量属性的不断革新与发展都是基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提出的新要求。
3 会计计量属性的历史变迁
3.1 历史成本计量占绝对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时期
人类会计的萌芽可以认为起始于早期的“刻木记事”“结绳记事”等活动，这正是人们力图正确记录各项活动的原始计量行为，这个时期，实物承担了计量的全部任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仅靠实物量度的记录活动已不能满足会计的需要，于是产生了货币量度计量的行为。运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是会计计量区别于原始计量行为的标志。在由原始计量向会计计量转变的过程中，会计计量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结果更加符合人们期望中的“真实”。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所进行的产业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企业的最基本经济组织形式，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也随之产生。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当时的会计计量要求不偏不倚、如实加以反映，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历史成本以其以实际交易为主、具有可靠性、计量程序简单、资料易获得、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自然成为记录公司财务活动的绝对选择。
3.2 多种计量属性登上历史舞台：经济危机引发的思考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使得市场经济自由化走到了极端。企业“自主管理”使会计变得无序，对外财务报表充满了欺诈，导致了1929-1933年的空前经济大危机。在反思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人们认为在大危机之前虚夸利润和粉饰经营前景的会计报告的泛滥，导致各方对经济发展的盲目乐观，是引发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学者们在系统整理会计理论的初步尝试中，强调收益计量的可靠性，强调会计数据的客观性、一致性、可比性和配比性以及历史成本原则。
然而，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物价下跌、公司寿命不确定、股份常常易手等现象，会计目标逐渐从反映受托责任转向投资决策有用性，使用者不仅强调信息的可靠性，还关注信息的相关性。虽然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历史成本信息因不及时和不能完整反映企业价值而日益遭受各界批评，已经有一些会计学家开始关注稳定币值会计，如约翰・B・坎宁在1929年出版的《会计中的经济学》中率先主张会计应向经济学靠拢，并在会计学中第一次提出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概念，同时指出最好采用未来现金流量对所有的资产进行直接计价。
经济大危机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促进了公认会计原则的研究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从而开始了制定会计准则的新时期。其中《试论企业广泛适用的会计原则》（ARS No.3）中莫立茨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设――“市场价格”假设，认为市场价格可分为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易形成的过去价格（即历史成本）、现在价格（即现行成本和现行市价）和未来价格（如利用未来现金流量和现值技术形成的公允价值）。斯普罗斯和莫立茨认为既然资产的价值在于它代表未来的经济利益，那么资产的计量问题就应当计量其未来的服务，就应该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计价，从而不同的资产项目根据各自特点分别用历史成本、现行重置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其等值进行计量。尽管这些观点不能为当时的会计界所接受，却与目前会计界对计量属性的倾向观点十分接近。
探究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历史成本以其客观公正得到了会计界的普遍认可，然而，面对经济危机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其缺陷也逐步显露，受到了现行成本、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计量属性的冲击。但历史成本依旧是财务会计与报表最主要的计量属性，这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后，真实的财务会计取代过去弄虚作假会计的必然选择。
3.3 多重计量属性确立：经济复苏对会计的新要求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企业规模日益扩大、资本集中加速并向国际化扩张、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带来新的会计问题，而且新的会计问题仍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传统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致的理论框架，有些重要会计文献实际上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互相冲突，结果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因此会计实务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适应新环境的完整的和规范的会计理论框架，用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和约束会计实务。这样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界就纷纷开展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多重计量属性并存的格局。
FASB在1984年12月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 No.5）“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中列举了现行实务中采用的 5 种主要的计量属性，即原始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和现值，并分别给出了定义。它还指出，现行会计实务是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多重属性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
3.4 公允价值在批判中发展：金融市场繁荣的背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特点的日益突出，大规模的企业联合与兼并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企业逐渐产生了一些难以用传统的可观察到的市价来计量的资产，比如无形资产、金融工具等。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关于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摆在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面前。1990 年 9 月，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指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严重不足，首次提出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由此宣告了公允价值会计的诞生。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和广大金融工具投资者普遍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充分反映了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而且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衍生金融工具的问世，既增加了市场竞争的风险，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市场经济随着金融创新而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于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运而生，从最早应用于金融工具的表外披露，逐渐演进到表内确认和计量。在金融创新时代，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被财务会计所采纳，也是历史或时代的选择。会计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公允价值是计量金融工具最相关的属性，也是计量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
3.5 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行：新时期经济环境的新要求
金融创新的日渐发展使得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逐步得到认可，然而，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得金融投机随之产生，因此公允价值属性可靠性低的特性很容易被加以利用，会导致会计造假现象的泛滥。由于会计这门学科是以真实可靠为基础的，因而历史成本依然是也必然一直是会计计量的基础，而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流行使用，公允价值也是顺应环境需求的必不可少的计量属性。企业今后在财务会计中运用双重计量进行确认与报告的模式仍然是大势所趋。就是说，在一个企业中，对于大多数的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仍然需要按历史成本计量，从而产生相应的历史的即实际的信息，而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仍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从而产生相应的按当前脱手价格反映的预期信息，更能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实际价值。
没有一种计量属性是完美无缺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等特征的矛盾性使得不同的计量属于不同的会计目标和信息质量需求，因而不同的经济环境会使不同计量属性或备受青睐或广招诟病，同时也会使其不断发展创新。
4 小 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会计计量属性的变革一直与经济条件的改变相伴随。会计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社会赋予了计量的使命，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计量的手段和技术也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以更好地履行自身的使命。经济环境的改变，会暴露出更多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缺陷，也会引发新的思考，从而导致不同计量属性的产生与变革。同时，不同计量属性的选择，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大环境，促进经济繁荣或是造成经济繁荣的假象，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危机的原因。
迄今为止，对于不同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学术界和实务界依旧未达成共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种计量方法是完美无缺的，资产的多样性以及经济环境的动态性决定了计量属性不可能是唯一的或是一成不变的，而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革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窦家春，陈朝琳.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J].会计研究，2010（2）：7-12.
[2]吴艳鹏.资产计量论[J].会计研究，1990（5）.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3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指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12日
一、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基础及内涵。戈德史密斯是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20世纪60年代首开现代金融理论的先河，于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而金融发展却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研究是了解一国金融发展深度的有效方式。
戈德史密斯认为由于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因此应从下面几个方面研究一国的金融机构，并从数量关系上加以定量描述，它们是：（1）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关系；（2）金融Y产与负债总额在各种金融工具中的分布；（3）以金融机构持有或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来表示的金融资产与负债；（4）总额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部门中的分布；（5）金融资产与负债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地位。
（二）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分析。为了对金融结构进行定量分析，戈德史密斯列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8个指标：
1、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金融资产市价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例，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一国金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构的关系，这个指标在量上将金融和经济联系起来了，衡量和反映了该国的金融发展状况，是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
2、衡量金融上层建筑构成状况的指标。金融结构的构成比例，通过主要类型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工具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即主要金融工具的相对发行量和主要经济部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金融上层建筑的构成状况。
3、衡量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偏好的指标。主要运用金融资产总额和各类金融工具余额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及其子部门之间的分布，来反映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的偏好。
4、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机构的发育程度及其相对重要性的指标。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还受到各种金融机构相对重要性的巨大影响，衡量指标是：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在金融工具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几种主要金融工具余额中的比例等。
5、衡量一国金融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指标。金融中介率，即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存量中拥有份额的大小，是金融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反映一国金融上层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指标。
6、各种金融资产存量在金融工具种类和经济部门种类的分布。通过将金融资产存量按金融工具种类和金融部门分类组合成一个金融相关矩阵，从而能够清楚地说明各种金融资产的发行者和持有者的关系。
7、对金融结构的流量分析。为了反映金融存量的变化，可以用某一时间的金融流量指标来衡量，主要是运用金融资产的新发行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总流量在各种金融工具、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布，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额在金融工具总流量和每种金融工具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各种金融工具在每个部门和子部门金融交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8、测定各个经济部门和子部门之间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情况的指标。为了研究各个部门和子部门全部资金来源与资金运作情况，可以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来分析。通过该表可以掌握不同部门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重，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债权变化情况。
（三）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的评价
1、对我国金融结构改革的重要借鉴价值。金融结构理论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相关比率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目前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应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指标。在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特定金融发展程度下，通过对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重新安排，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巨大影响，所以影响金融相关比率计算的因素间接地反映了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制约我国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在于金融结构的不均衡，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在我金融改革与发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不同经济背景的限制。自从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相关比率以来，该指标就被我国学者频繁借鉴和分析。但是戈德史密斯的FIR指标体系是一个严密的分析系统，其中涉及了诸多次级指标，如各部门新发行、资本产出比、国民财富、估价调整项、乘数、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率、货币化比率等，且以上各指标均有其特定的经济背景及含义。这使得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学者在应用其指标体系研究时，很难排除不同经济背景的影响，造成衡量结果产生偏差。
例如，2003年的中国金融相关比率FIR通过统计计算得1.9，在名次上位居第一，而同时期的美国也对此进行了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是0.68，日本经过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为0.5，按照金融相对比率的观点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真实情况却不像指标所体现的这样。2008年出版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曾比较了五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日本是典型的商业银行主导型，38%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里，而美国只有18%，所以美国金融体系比日本市场化程度高很多。但是，当时中国相关的数据为60%左右，说明我们的结构相比日本来说还更加过度倚重商业银行。当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达到了73%，过去几年中，我国金融结构的发展走向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3、衡量指标的可得性限制。作为金融结构的主要统计指标，为了有助于金融分析，必须具备基本的可测性、合理性、关联性和可比性。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要将上述八种特征全部进行分析研究几乎是不可行的。因此，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可以挑选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指标，分析其影响和决定因素。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可以观察研究的指标包括：金融工具新发行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各自作用对比，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相对地位等，其中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指标的衡量效果。
二、国内金融结构指标体系及评价
（一）金融功能结构指标体系。孙伍琴（2003）在《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一书中，从金融功能视角出发，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既包括宏观、微观和综观三个层次的指标，又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宏观层次上的金融结构主要指涉及一国金融体系的各种结构，包括融资模式结构（金融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中介主导型）、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等。微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指各经济主体的内部金融结构，包括具体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金融业务结构等。而综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联结宏观和微观层面金融结构的纽带，主要是指金融功能结构，包括金融功能的丰富程度、质量高低和各种金融功能的相对重要性，金融功能、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之间形成互动。具体来看，数量指标包括金融相关率和金融结构综合指数（而质量指标则包括融资效率、配置效率和投资回报率，进一步，融资效率从储蓄率和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两个方面来衡量，配置效率即为投资效果系数，资本回报率则从投资回报额和投资回报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该指标体系首次从定量角度突出了金融效率在金融结构分析中的重要性，并通过数量和质量两类指标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中介与融市场的关系、金融结构效率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实际分析价值。但对综合评价金融结构合理、优劣与否尚不明确。
（二）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标（FSI）。刘仁伍（2002）在《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一文中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对金融结构作了四种类型的区分：一是从金融产权角度看，有国有、混合和私营三种；二是从经营效率角度看，有规模金融结构和效率金融结构两种；三是从业务交叉程度角度分，有混业和分业两种金融结构；四是从业务驱动方式分，有关系金融结构和价格金融结构。提出面对特征各异的金融结构，需要建立了一套统一的规范办法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健全性。他指出，金融Y构的健全性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金融均衡的现实存在，由一个综合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指数来代表金融结构的健全性，即金融结构健全指数（FSI）。
刘仁伍给出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从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四个方面来评价金融结构，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评价一国金融结构的综合健全程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实证评估需要用到的上述四种变量及各种变量之间的经验分布关系，涉及庞大而繁琐的计算，其中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各种变量之间数学分布的获得性、各种变量间的分布关系、经验指标的确定是实证评估中的主要问题及难点；此外，权重的确定也具有主观随意性。
（三）多层次、立体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李健和贾玉革（2005）在《金融结构的评价标准与分析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状态，而一国的金融总体主要由金融各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市场、各种信用方式下的融资活动、各种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金融资产、一国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金融往来等部分。她以金融功能的完善程度和金融效率的高低程度作为判定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定性评价标准，对金融结构进行多层面的整体性研究，设计出了一套涵盖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部门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立体化、多视角的金融结构分析指标体系。
李健和贾玉革首次将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纳入结构分析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金融结构的全貌，也能展现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可进一步探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优化的路径。但是该指标体系考察的因素众多，真正计算起来较繁琐，对金融结构的综合界定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定量判定标准。
（四）高度化、合理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蔡则祥（2006）在《金融结构优化论》一书中试图从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结构优化问题。其所设计的金融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在五项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的指导下，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等四个层次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有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二级指标有金融结构综合指标――经济金融化比率（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金融机构结构优化指标（例如非银行金融机构比率、市场集中度、金融机构对非公有经济企业的信贷占信贷总额之比）、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指标、金融工具/资产（大致分为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险类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工具，且各自的技术权重分别为1.0、1.3、1.3和1.5）结构优化指标和金融效率（微观金融运作效率和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结构优化指标。三、四级指标视分析要求可多可少。
蔡则祥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将金融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结合起来考察，有一定的新颖性，各分级指标能从不同侧面反映金融体系的要素构成状态。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不仅反映出金融发展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反映出金融结构的层次和金融创新、金融技术发展水平，但对不同金融资产的权重取值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总结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理论及衡量指标体系为金融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考察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可量化的手段抑或是方法，也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随着金融结构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实践和发展，我们将更加致力于将理论研究不断与国内经济背景相结合，得出更为准确的论断，研究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衡量经济结构的指标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孙伍琴.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刘仁伍.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J].金融研究，2002.1.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4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金融学;教学改革
应用型高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技术性专业人才或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特定行业或区域的发展需要。与这种应用型的培养目标相适应，其课程设置要兼顾理论性与实操性。金融学是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程，它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操性的课程，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和运行机制及其各主体行为规律的科学。因此，如何将高大上的金融理论知识讲得更生动，让大多数学生理解和接受，是所有金融学教师需要不断探索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探索教学实践，对金融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思考。
一、历史脉络法
1.教学背景。任何制度或规则的出台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对于金融学内的某些理论和制度也是如此。因此，通过叙述历史脉络的方式讲述理论或制度的诞生，为枯燥的理论配上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使理论更为形象具体，无疑更能使学生记忆深刻。
2.实施过程。历史脉络法要求教师课前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理论诞生的历史背景及重要人物，搜索一些相关图片，在讲授时进行多媒体放映。
3.教学案例。在讲授货币与货币制度时，可提问“货币是怎么来的？为何需要货币？假如世界上没有货币会如何？”以此引入货币的发展历史。接着展示古代货币、各种币材（如盐等）、各国的货币版式等图片。在讲述国际货币体系时引入金本位、银本位、美元本位的发展历史，过渡到The Economist杂志关于“巨无霸汉堡包指数”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可向学生讲述2009年由中本聪提出并风靡世界多个国家一段时日的比特币的诞生及发展。最后亦可以“世界货币是否会诞生，若是，该由谁来主导？”为结尾，引起学生对货币与货币制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
4.教学总结。在采用历史脉络法教学过程中，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时而面带微笑倾听，时而双眉微皱思考，仿佛置身于整个货币发展历史的长河中。采用历史脉络法的目的在于让死气沉沉的理论知识生动具体起来。因此，要求教师在充分把握整个历史脉络以及背景的情况下梳理知识，使讲述更为连贯及易于理解。若是脉络理得不顺则可能出现断层，学生也不易接受。
二、案例教学法
1.教学背景。金融学课程有着抽象性、实践性等特征，传统的纯理论、填鸭式教学模式使学生感到乏味，走上社会后，面对具体的金融问题无所适从，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改变这一现状，可在金融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
2.实施过程。讲述完基础理论后，教师可将选定的金融案例通过口述、PPT或打印分发等方式呈现给学生。由学生将案例中涉及的知识点提炼出来进行讨论学习，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踊跃发言。讨论结束后，教师汇总评价学生的发言。
3.教学案例。讲解信用时，以目前我国的住房和汽车按揭贷款为例，让学生了解我国消费者贷款的操作方法;讲解汇率相关章节时，让学生看外汇牌价表，同时结合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分析其成因及效应;讲解衍生金融资产时，以“327”国债期货事件、中航油期货交易等案例，使学生了解期货与期权的功能。
4.教学总结。在讲述案例时，学生听讲认真，同时在讨论环节畅所欲言。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案例与理论并重，案例的引申是为更好地阐述理论，因此，所选取的案例需与理论相关。二是保证案例的真实性和时效性，陈旧的案例起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三是注意把握过程，教师在点评过程中要以鼓励和引导为主。
三、引导式辩论法
1.教学背景。笔者观察到大多数高校都会定期开展一些辩论赛，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相关命题进行资料的查找并辩证。多数学生对辩论赛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即使熬夜查找资料，也乐此不疲。经分析，这是因为命题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唤起了学生的求知欲，由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探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种方法也可以被引入传统的教学中。
2.实施过程。讲授完理论知识后，教师择取时下金融界的争议，由学生就这些争议自由组成正反两方进行辩论。正反两方各四名辩手，辩论过程中，教师应重在观察和倾听，根据辩手的表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辩论结束后，让旁观的学生发表看法。这样既能让辩手们因为同学的关注而乐在其中，又能让观看的学生不因旁观者的身份而心不在焉。教师在辩论结束后也应适当进行总结性点评。当然，对于教学辩论法的开展，教师要进行适当地引导，以使学生更为明确方向，不至于在资料查找和辩论时出现偏题或人身攻击的现象。
3.教学案例。在讲授存款保险制度时，可提出辩题：中国现阶段是否应该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引导学生通过了解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中国现阶段的银行存款状况，存款保险制度的利弊分析等方面进行辩论。在讲述利率这一章节时，可引入辩题：目前中国利率是否应该市场化？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分析利率的作用，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的风险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好处等。
4.教学总结。引入引导式辩论的教学方法，学生表现出浓厚的兴致，课间没有休息，结束后大家仍觉得意犹未尽。教师在组织引导式辩论时要精心布局，否则可能事倍功半。尤其要注意四点：（1）选题一定要紧跟时势;（2）要设置适当的激励机制，将辩论中学生的表现公平地记下，避免搭便车;（3）教师自己要对论题有充分的把握，层层深入，控制好节奏;（4）教师在辩论中要充分相信学生，不要轻易打断学生的思路。在激辩中，学生们的思维得到锤炼，运用知识的能力得以加强。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5
潜心钩沉第一手史料
洪老编著的金融史书，格局博大，考索谨严，又写得一清如水，读者徜徉其间，如同听他沉静地娓娓道来。各篇妙文佳作都在非常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写成，下笔精练，用极省简的文字把那些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阐述得清楚明白。
洪老的扛鼎史著是他作为创议者、策划者和主编者的《中国金融史》、《中国金融通史》（六卷）等。洪老著书立说均按“先搞资料史，条件成熟再写史”的步骤推进，在主编他的扛鼎史著之前，洪老先后主编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金城银行史料》、《中央银行史料》等著作，更是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埋首于民国银行业的“故纸堆”中。正是有了这些根基，才成就了巨著。他治学最忌“炒冷饭”，主张掌握“一手史料”，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通常对于外资银行研究，更需慎重查阅档案，过去只知汇丰银行做外汇有本领，不知其经营详情，洪老1964年的论文《从汇丰银行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金融统治》，填补了这一空白。1977年他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七个月之久，坚持每日工作共搜集到五百余万字史料。他说，一部具有合理体系结构和丰富厚实内容的资料书，从付出的劳动量来说，并不亚于专著；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和相关事务这一角度来看，其艰巨性则更超过专著。正因为洪老研究金融史的基础资料相当完备，其论文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往往引起广泛关注。他于1992年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讨论会演讲《民国时期上海金融机构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和199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1941年前的上海银行业》，都得到各国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赞赏。
洪老被誉为我国金融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可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以金融学和经济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边缘学科。”他坚持认为金融史学应按科学方法界说，不能人为地抬高或降低。
徜徉于金融理论与现实之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气氛浓厚，研讨会很多，洪老既是金融货币理论学者，又是现实金融问题的资深研究员，每每首席与会。他具有前辈学者的谈话文风，又总有新的观点和思路；当形势热闹时，他则有“应清醒地看到”“要采取慎重态度”等警句，令人信服获益。洪老关注经济学各种学派，潜心研究货币、资本理论(包括虚拟资本理论)和信用制度。他指出，虽然我国很早就有货币、钱庄等金融雏形，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建立不过百年，现实仍不同于教科书的理想模式。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现实特点，他提出了“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的论点。
洪老深切了解并参与解决现实问题，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由他牵头执笔整理的《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资料汇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研究中央银行制度的专著；他最早写出争取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建议。1997年“小陆家嘴”大楼严重空置，他冒着酷暑深入浦东，对当地情况作了详细调研。他觉得伦敦城、华尔街与“小陆家嘴”特点相似，可借鉴成功范例，先形成金融中心，消化大楼租售，再带动浦东全面发展。他牵头并执笔写出的《关于制定小陆家嘴“先繁荣”方针的建议》，确有远见卓识。
洪老的研究以史为鉴，他从“十年”通货膨胀实例来进行对策分析；1997年东南亚危机爆发，他以旧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多次金融风潮为例证，剖析信用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有对比、有例证，深刻有力。
2004年《20世纪的上海金融》问世，如此重量级研究课题，他老人家“冲锋在前”并谦虚地说：“20世纪刚过三年就踉踉跄跄第一个登台亮相，确实是不揣浅陋；但由此却也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久定将会有高质量的同类著作问世。”书中留下了洪老以史学理论来观照实际问题的足迹，堪称是出谋划策的专家。难怪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副会长周育民教授感慨说：“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上海金融历史的学者不可能不研究这位曾经担任过人民银行上海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市金融学会副会长和市政府参事对现实金融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鉴于洪老对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成就，国务院授予他“突出贡献专家”。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洪老是从“小四行”里走出来的大学者。1941年，洪老从家乡宁波来到上海，在“小四行”之一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稽核处做办事员。1945年，洪老已是这家银行重庆分行的副行长，但洪老一心向往能回上海。
1949年初，洪老终于回到了上海，并且在上海迎接了解放。在了解了洪老的政治态度、社会科学素养以及工作能力之后，组织上很快委派他担任公私合营中国实业银行总行人事室副主任。1951年，适逢银行业变动和重组，他担任了新华、中国实业等12家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检查处副处长。1952年，在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正式成立以后，他又成为了该行清产核资委员会的主任秘书。
其后，洪老开始专注于研究中国货币金融史料。1960年，由他主编的《上海钱庄史料》问世。这部7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在中国史学界乃至国外有关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洪老目睹了“孤岛”那种畸形的“战时繁荣”，亲身经历了金融的风云变幻，这与他后来的学术兴趣极有关系，并因此显示出相当个性的研究特征和学术魅力。
从80年代至今，洪老撰写编纂专著达20部，但在1994至2001年期间却无专著付印，细细探究，这一期间洪老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出席学术会议和研究生答辩，还在主编及编纂年鉴、辞书，担任市府参事参与决策咨询，撰写调研报告，这期间洪老的“扩大内需发展商业”、“统筹社保工作”等建议，均影响深远。但对这些执笔文稿，洪老都视做集体性成果，从不收录在专著。此外，还有一项工作也让洪老牵肠挂肚，1993年他创议策划《中国金融通史》（六卷）并出任四主编之一。他很快写出“总序”为推进纲要，既要考虑各卷编辑事务，又要撰写第四卷。一位耄耋老人如此负荷超重，可他应付自如，但不得不将学术项目往后推延。
生活中的洪老，长年一袭西装，儒雅和蔼，虽然每天伏案，但有咖啡做伴；喜欢逛书店，每周起码去一次，除了购买经济金融方面的新书，洪老还爱好选购其他人文社科类书籍，鲁迅、季羡林乃至王蒙的作品，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阅读量相当大。每次去拜访他老人家，既聊宏观事件，也谈琐事趣闻，更多是读书心得和学术动态，聊天闲谈之中也颇受教育。他寓所的工作室兼书房、会客室，虽无装修却很符合主人素朴节俭的性格，书刊占据相当位置，斑驳墙上挂满儿孙照片。学生赞他为“智者、长者、仁者”，动情地说：“想到我们在研究生部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我们悉心指导和帮助，真不知要怎样感谢他才好。”而洪老在自己的专著“自序”里，总是感谢学生友人的帮助，又喜欢在扉页印上与学生友人的合影，让人为他老人家的亲和力而感动。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6
多年来，大理中支不断加大金融宏观调控力度，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努力规避金融风险，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金融之路。
回顾大理金融发展的历史，其核心就是金融制度的变迁史，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理州的金融史既是金融创新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金融监管的历史，它总是在创新中发展在监管中不断前进的。
一、落实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一部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金融发展的协调史，金融协调促进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不协调制约和干扰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明显，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与之相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趋利避害是摆在人行大理中支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促进信贷社会效益实现
在多年的金融发展中，人行大理中支突出工作重点，立足实际，与时俱进地创新和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积极督促和指导金融机构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全州重点项目、支柱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密切关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积极主动、灵活地调整工作思路，结合大理州“生态优先、农业稳州、工业强州、文化立州、旅游兴州、和谐安州”的战略目标，持续保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切实提高货币信贷政策的导向力。
一是围绕“三农”，及时发放支农再贷款，增强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实力。近3年来，人行大理中支支农再贷款限额155.69亿元，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163.05亿元，同比增加8.04亿元，增长5.9倍，使用支农再贷款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机构由去年末的3家增加到21家。二是建立完善制度性监测机制，加强对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民贸民品生产等贷款的监测，不断促进信贷政策发挥社会效益。近五年，全州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余额20.66亿元，同比增长1.2倍，其中贷免扶补贷款余额15.52亿元，同比增长1.17倍。助学贷款余额189.80万元。十一五期间，累计审核民贸民品贷款7830万元，贴息51.8万元，责成金融机构清退多收的3.3万元贷款利息。三是结合大理州作为林业大州的实际，中支对辖内金融机构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举措。同时，建立了林权金融服务联席会制度和推进会制度，推动林权改革发展，促进国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近几年来，大理州发放林权抵押贷款10.41亿元，同比增长1.17倍。四是联合出台了《建立完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服务机制的意见》，推动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和个私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解决融资难问题。
（二）切实履行中支对外职责，巩固基层央行权威地位
大理中支与当地党委政府、经济综合部门、银监局、执法机关等部门不断完善信息、数据共享、工作往来平台，坚持与州级商业银行工作联系和定期约见制度，加强对外沟通联系。继续利用金融联席会、金融运行分析会、项目推介会、专题座谈会、定期向党委政府汇报金融工作、列席州政府常务会等载体，适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金融运行情况，提出经济发展建议，向金融机构提示经营风险和意见建议，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传达和实施。通过牵头组织重要活动、会议，协调金融具体事务，召集金融系统负责人联谊等方式，营造了人民银行与政府、银监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系统之间和睦相处、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人民银行在金融系统和地方党政中的话语权、地位显著提高。
在此基础上，注重整合调研课题资源，突出金融调研工作实效。在调查研究中，人行大理中支尽可能地注意到各种方法的综合。一是历史比较分析，注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二是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理论与历史的统一，以理论为工具，以历史为依据，写出理论性来；三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提示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关系，结构变动，功能也变动。因为，金融发展的结构上的原因常常是金融变迁的原因；四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历史，融入到经济的大背景来分析，让人们看到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大理中支在制定调研计划、整合调研资源的基础上，统筹安排时间和人员，深入基层，做好调研工作。近五年，上报政务信息专报690期，被成都分行采用352条，昆明中支采用585条；被州政府采用620条，采用累分居全州部门第二，被省政府采用134篇。对稳定物价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建议、大理州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推动县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调研报告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行长调研报告《大理州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调查》、《对惠农支付服务业务的思考》被分行采用，并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
同时，稳步推进“两综合、两管理”，创新实施双向评价机制。中支创新“双向评价法”，即对外要结合发现问题对被查单位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度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把握风险点和监管重点；对内要对照发现问题审视人民银行自身日常管理和服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升管理和服务质量，建立“双向评价”机制，有效发掘和促进检查成果转化。
（三）落实“一个创新、两个建设”，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发展
一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为深入贯彻全省金融服务“三农”、“一个创新、两个建设”工作精神，在洱源县为农村支付体系建设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大理州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贯彻意见，州政府印发全州实施。中支总结大理市、南涧、永平、漾濞县等地创新试点工作经验，积极探索开展了以“两权一宅”（即林权抵押贷款、经济林果收益权抵押贷款、宅基地上房产抵押贷款）为主的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以农村信用社推出的“背包银行”为主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南涧县在全国首发经济林木（果）权证，并依托权证推出了抵押贷款产品。南涧县联社已累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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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经济林果权证5670本、授信130户、金额5568万元，实际发放贷款127户、6680万元。大理州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经验在全省林业金融服务会上做了汇报交流，在《金融时报》、《大理日报》等媒体刊载。南涧县“两权一宅”贷款金融服务经验在《大理日报》刊登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荣获2009年度云南新闻一等奖，并在2010年的全省经验交流会上交流。二是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中支以巍山县为试点，以惠农支付服务点为重点，推动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目前，南涧、祥云、漾濞、宾川、巍山已审查设立惠农支付服务点153个。三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果。将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试点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结合，创造性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做好全省唯一的州级农村青年本文由收集整理信用示范户建设试点工作。同时简化贷款手续，提高贷款效率，从根本上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
二、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人民银行不仅要探索国内金融改革发展问题，更要加快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这是历史赋予人行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经济工作对其历史进行客观全面和准确地了解，去寻找一条适应大理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调查分析，获取更多的第一手历史性、风险性的对比研讨资料，为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大理州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持续改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下，暴露出将经济建立在“产业链最低端”带来的脆弱性和波动性。针对全州在农业结构特别是品种、品质结构尚待优化，需要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步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际，大理中支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推动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提升支付结算服务质量
在具体工作中，人行大理中支规范结算账户业务管理，组织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开展了资格考试，发放《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办理资格证书》835本。严肃支付结算纪律，对工行7个支行进行了支付结算执法检查。开展了对新设金融机构加入支付系统的准入考试和现场核实。加强账户审批管理，全州共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12422户。会计集中核算、大小额支付清算、大理市同城票据交换清算、支票影像交换等业务系统高效安全运行，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处理各项业务，确保资金安全。办理支付清算业务122万笔，5940亿元，同比增加432亿元。推动信用卡建设，在大理市发行了全省首张将居住证与银行卡（牡丹卡）结合为一体的复合型借记卡：居住证（卡）。认真履行经理国库职责，顺利完成各项收支任务，经理国库167万笔，收支847.00亿元。财税库银财政非税收入横向联网正式实施，审核参数近39000条，并实现全部成功导入，提高了国库电子化核算的管理和监督水平，国库部门连续13年被省会以上表彰为先进集体。
（二）提高科学规范管理能力，努力做好货币发行工作
发挥大理中心支库对滇西片区的辐射作用，做好发行基金供应预测，合理摆布调配，保证货币供应。累计投放发行基金779亿元，回笼503亿元。从昆明中支调入发行基金10.92亿元（12次），调入县支库30.9亿元（17次）；各地州中支从大理发行库调出168亿元（71次）；调入203亿元（48次）。配合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加强柜面堵截收缴工作，收缴假币273万元。大理钞票处理中心每天清分机清分钞票约1840捆，实际运行1730天，共清分340.5亿元，联机销毁1416亿元。规范库房和发行基金管理，坚持查库制度，确保全年安全无事故。
同时，进一步转变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加大外汇管理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各项工作任务较好完成。近五年，全州结售汇总额89，100万美元，同比增加2821万美元，增长23.2%。顺差28718万美元，同比下降26%，符合总局减少顺差的要求。
（三）搭建金融数据共享平台，提高金融统计信息质量
当前，大理金融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融业改革发展工作任重道远，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新形势下，建立大理州金融统计标准化协调机制，完成对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统计标准化验收工作。与大理州金融机构签订数据共享协议，实现金融统计数据信息业内共享。按时大理州、市金融统计月报。完成对12个县农村信用联社将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以及涉农贷款数据的清查工作。强化征信管理职能，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信用评级实现零突破，对祥云县龙云经贸有限公司进行了企业信用评级，获得2a级认证，是云南省获得2a级以上认证的2家企业之一。许可发放贷款卡492户，年审贷款卡2120户，受理信用报告查询312户。
三、切实加大内部管理力度，推动工作水平有效提高
金融创新是提升金融业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关键。如何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正确把握方向、力度和节奏，较好地处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控制通货膨胀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有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大理中支一直追求的发展目标。从大理的金融发展史看，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必须在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增强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性，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内部规范管理运行，全面提高制度执行力度
健全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切实落实工作责任制，提高制度执行力。贯彻落实内控制度，加强要害岗位人员管理，对从事保卫、发行、会计、国库和微机专管员、系统管理员等要害人员进行建档、建卡管理，防范要害岗位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继续分年度汇编全行性内部规章制度，对多年来的全行性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分为政务管理、党务管理、财务管理三大项14个规章制度办法，汇编成册，促进了制度建设和机关规范运行。认真落实《中支工作规则》、《行员履职问责办法》、规章制度办法，完善了督办工作机制，按时保质完成上级行下达的各项任务，建立了重要工作按旬报告和按月通报制度，加强上下沟通，促进工作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二）突出重点业务环节审计，加大同级监督工作力度
加强了对基础业务、重要岗位和应急管理的专项审计。加强审计整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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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工作，建立违规问题责任追究和惩处机制，推进县支行和同级业务部门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内审作用充分发挥。近几年来，完成了履职审计、后续审计、专项审计、审计调查4大类110个审计项目，涉及8个支行，12个科室435项次，查出各类问题920个，提出建议474条，发出整改通知书139份、内审意见书66份。加强整改落实和责任追究，对106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责任追究。
在此基础上，规范财务费用核算管理，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建设。严格执行24小时双人武装守库坐班制度。坚持节假日安全保卫大检查制度，对全辖组织了120次安全大检查。对办公大楼消防报警系统进行全面维修，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正常运行。认真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明小区建设和维稳、信访工作，争创“平安单位”，多年来，全辖无任何案件、事故发生。
（三）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切实抓好应急保密工作
建立健全各类业务风险预案23个，修订完善各类业务风险预案30个。加强预案演练，机关完成了发行库突发事件、网络及系统等11项演练任务。组织开展了网络及重要应用系统切换实战应急演练，得到了昆明中支观摩团充分肯定，并在全省介绍经验。深入有序推进政务公开，央行各项职责依法履行。依托网站、触摸屏、办公场所公示栏、电子显示屏等常态化公开履职信息，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开体系，推动“法治央行”建设。
同时，围绕业务工作，加大金融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宣传下乡等方式，统筹开展了反假币、反洗钱、支付清算、征信等金融知识宣传活动265次，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建立起了长效金融宣传平台，正确引导公众了解金融形势。多年来，中支行长结合工作需要定期不定期接受大理日报、大理电视台专访，为履行央行职责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树立了人民银行的良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