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工作总结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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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工作总结

金融监管工作总结范文1

一、人民银行监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的产品、服务、资本等通过国际化大生产、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也超越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世界市场形成一个整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更加紧密。资本的国际流动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因素,而资本流动是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实现的,因此,也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国经济、金融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已成为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充分认识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强化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以应对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风险的传播,加大了监管的难度,给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考虑国际市场因素。跨国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业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压力。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抢夺市场,争揽客户,一批优质客户可能被流失,业务市场份额将出现重新划分;金融人才的流失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国际金融业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仅要防范内部风险,还要防范外部带来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监管制度、监管方式、监管理念、监管体制带来严重的冲击,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如何确保我金融体系不受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金融监管工作必须适应入世后金融全球化的要求,提高参与金融全球化并获益的能力,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国内外银行业的发展变化、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对银行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综观国内外银行业发展的趋势,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挑战,国际银行业如此,国内银行业更应增强紧迫感。面对银行业的发展变化,金融监管工作不能″削足适履″,而脚长大了,就应把鞋做得大一点。

(三)从金融监管的主体看,国内外金融监管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对银行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新的发展趋势,各国的金融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监管内容、监管模式、监管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二、对人民银行监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2002年2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监管工作努力的方向。对金融监管的目标概括为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提出,加强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把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从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金融全球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在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几次大的风波之后,加强金融监管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监管是金融工作重中之重的命题是在金融监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新时期对人民银行监管工作的新要求。

(一)按照国际统一的监管规则,调整和改进人民银行监管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在推动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方面了各类指导监管实践的文件,引导各国采用统一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标准,运用先进的监管经验,国际组织出台的这些文件为各国监管当局广泛认可并接受,就成为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录、《全球金融服务协议》、《巴塞尔协议》等。这些文件涉及金融监管的方方面面,对各国金融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把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要素结合起来,体现了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型监管模式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监管模式的转变。

为提高人民银行监管工作水平,必须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向国际监管标准靠拢。对照国际监管规则和惯例,我们在监管上的主要不足与差距表现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有的没有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国内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没有达到国际监管标准;监管范围和内容还比较窄,风险监管不全面,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全面风险监管还不到位;监管方式单一、落后,不能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监管指标体系还不完善,预防性、超前性不够;监管人员的素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按照国际金融监管规则进行有效监管,对我们开展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完善银行监管法规体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做到依法监管、依法行政,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加强金融法规建设。首先,要加快完善与世贸组织规则和银行监管国际惯例相符合的法规。去年以来,国务院、人总行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金融法规,这些金融法规充分体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外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还要进一步修订。在法治社会,就要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任何处理、处罚,都要有确切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在监管工作中,要客观、公正、公开、公平地处理监管中遇到的问题,要做到依法监管,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三)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从体制、机制上建立起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制度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金融监管当局不再包揽一切,而是让银行自身、市场承担一部分监管职能。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金融行政管理

机关,肩负着为金融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先进的银行机制、先进的经营理念,也就是″铺路架桥、设置路标″等特殊任务,从体制上、机制上改革国有银行制度,也是我国银行监管的百年大计。

一是要大力支持国有银行改革,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现在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体制、制度、经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一样存在着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问题。在对基层商业银行调查时,甚至许多职工不知道本行最大十家贷款户是谁,职工也就谈不上关心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

二是指导、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过去,我们在监管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效果并不理想。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外部监管不能代替商业银行的内部有效控制,因此,监管的重点应是完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管理和控制公司的系统,也就是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它所要解决的是所有者、管理者、监督者和经营者等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受益、决策、监督、激励和风险分配问题。可以说,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国内银行业针对历史积弊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来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是长期以来经营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将会损坏银行的竞争力,增大银行风险。目前,我国银行业内部治理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有的流于形式、有的董事会没有发挥作用。当前,作为监管的重点,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董事会,董事会的构成要独立于管理层、以发挥监督制衡作用。同时,要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重。

三是继续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从源头上遏制风险。内控制度是防范风险的基础性制度,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去年,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辖区开展了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大检查,依然发现内控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说明内控制度建设是项长期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完善内控机制,提高银行业本身对各种风险的抵御能力。同时,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国内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目标,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调整、优化资产结构

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是一项重要任务。从今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传来信息,就新资本协议的有关问题已达成一致,决定于2003年第4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各成员国将于2006年开始实施,并完全取代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新资本协议仍维持了巴塞尔协议原有的资本水准不变,也就是资本占风险总资产的比重仍然保持在8%。新资本协议将更加全面评估银行风险,包括评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出了比1988年资本协议更为复杂、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框架和管理规则,强调了“三个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评估过程和市场约束规则)在现代监管体制中的作用,对银行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金融风险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必须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实施严格的监管。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从分子对策看,一是提高金融企业盈利能力,通过留存利润进行资本积累,这是增加核心资本的主要方式;二是财政注资,在国家财政困难较大的情况下,继续实行财政注资困难较大。三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化后,通过发行上市股票,可以募集资本金。四是提高附属资本的途径,主要是改革呆账准备金、发行长期金融债券、部分债权转换为股权等。从分母对策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不突破资本要求的底线,就是将高风险资产向低风险资产转移,降低高风险资产在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因此,我们要督促金融机构继续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使不良贷款每年要下降2-3个百分点,到2005年,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降到15%左右。

(五)改进金融监管方式,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当前,人民银行监管工作在做好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对金融企业法人的风险监管,在不断完善对传统业务监管的同时,逐步加强对创新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经营活动中,各种风险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长期以来,对风险的认识和监管有个过程。过去,我们侧重对信用风险的监管,后来逐步发展到对市场风险的监管。随着形势的变化,《新资本协议》力求能反映潜在的风险,转变为实行全面的风险管理,包括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等,反映了对金融风险演变规律的认识。

全面风险监管是由事后检查向事前监测,事后发现向事前预警,事后纠正向事前防范转变,具有更强的风险监测、识别和化解能力,因此,是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在风险性监管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对国际上一些比较成熟的风险监管办法,我们都要积极研究和借鉴。过去,在银行监管工作中考虑信用风险多些,基本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波动将会更多;在操作风险方面,近年来也比较突出,如违规和账外经营,乱用会计科目等。因此,我们要学会识别、控制、化解各类风险的本领。

(六)提高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和社会监督

市场约束是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现在越来越重视市场参与者对金融机构的监督,这是因为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时时盯着银行的一举一动,其效果要比监管者的作用有效得多,与中央银行监管相比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银行经营的透明度,也就是建立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这项工作我国刚刚开始,与国际惯例比,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何看待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信息披露?长期以来我们是家丑不可外扬,现在要向社会公布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我与商业银行的同志交换看法,普遍反映是压力很大,要比人民银行通报几次作用大。为什么?公众是最好的监督者,如果不良资产压不下来,客户就有个比较选择银行的问题。当前,我们要认真执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规范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创新披露的手段,逐步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要求。同时,应重视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七)完善金融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

一是金融监管责任制的落实。按照法人集中监管的原则,把金融监管责任制层层落实到人。二是按照国际惯例,逐步建立和完善会计制度、外部审计和信用评价制度,建立对各类金融企业的监管指标体系、风险监测考评体系和金融系统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三是继续完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制度。四是加快金融电 子化步伐,在监管工作中广泛运用计算机,进一步搞好“一网两系统”建设。

金融监管工作总结范文2

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0-0043-03

一、我国金融监管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总体规划

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一个涉及到金融法律法规和制度、金融政策、金融业务、金融管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的复杂系统。按照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必须首先制定科学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总体规划,对其中所涉及的技术、方法、业务、标准、人员、组织和经费等进行科学的设计和规划。然后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分阶段、按照统一的标准、按分(子)系统逐步开发和实现。而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由于没有总体规划,使得已有的各系统都是孤立存在,各系统采取的技术手段参差不齐,开发平台各种各样,监管指标及编码方法没有统一,从而使各系统之间难以进行信息的共享,更无法有效地实现系统的集成。

(二)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差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数据采集还处于分散状态,基本上是谁使用谁采集。这一方面导致监管人员忙于数据的报送和采集,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另一方面由于监管信息是多头采集,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沟通,没有统一的指标体系,使得各系统的数据口径、会计科目、报送时点等不一致,既导致各系统的信息无法共享,也无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三)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

我国目前正在运行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只具有比较简单的分析处理功能,不支持复杂的数学模型,无法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评测,使得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无法通过系统及时发现,金融监管仍然停留在依赖监管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直觉判断的基础上。

(四)系统功能不完善,信息共享与预警系统建设尚未起步

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工作从市场准入与退出、日常监管、风险评测,到监管报告的生成和信息披露、监管档案的管理等大多数环节和内容都有集成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辅助。而我国借助计算机信息系统辅助金融监管刚刚起步,我国目前运行的监管系统还很不完善,基本上只是现行手工系统的模拟,大多数系统基本停留在金融监管各个孤立环节和内容的自动化上,许多重要的监管环节和内容还没有相应的系统来支持,每个系统的功能覆盖范围非常有限,且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信息的共享。

二、我国金融监管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策略分析

(一)理顺关系,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

在我国,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由各金融机构各自负责,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对各自监管对象的电子化工作指导非常有限。过去虽然金融电子标准化工作由人民银行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项工作长期停滞不前,最终结果是,各金融机构在电子化建设过程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职责,没有站在整个系统、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金融监管信息化的建设必须要同时考虑整个行业电子化发展,甚至也要兼顾行业外,如电信、税务等领域的电子化发展水平。因此,单靠金融监管部门自身在短期内去实现监管信息化任务有很大难度,必须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完成。建议在监管信息化工作中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明确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电子化过程中相关职能、责任的同时,尽快成立监管信息协调组织,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加大金融系统内部之间电子化建设的协调力度。这一组织组成人员应该同时包括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人民银行、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和相关社会力量,这一组织必须是纯管理性质的单位,不受某一成员单位的领导和制约。这一组织的职责应该包括:协调指导各部门开展金融电子化建设工作,调动金融机构加大电子化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在业务上或技术上的优势,组织制定我国金融电子化发展长远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制定我国金融电子化标准并指导、督促落实,论证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社会力量等。

(二)尽快制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规划

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制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总体发展规划。应该成立专门的监管信息系统领导机构,组织金融科技部门、各监管专业部门和有关科研院所就监管信息系统的基本业务需求、关键技术需求、系统的框架结构、应该遵循的各种标准、监管数据的采集体系(包括数据采集的内容、方式、方法和途径)、监管信息的管理以及建设监管信息系统所涉及的政策、法规、制度、资金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以保证未来各监管分(子)系统之间的有机集成和监管信息的有效共享。在制定总体规划时,应认真总结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际,并充分考虑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可能对未来金融监管所带来的影响,如金融业的混业经营、IT技术在金融业应用所进行的业务创新(如网络银行、网上证券等网络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监管的最终有效形式――实时监管等。

监管信息化的发展规划既要依托金融电子化发展规划,也要考虑监管情况实际。建议在建立这一规划时,同时考虑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在建立长远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到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问题,在建立近期目标时要考虑信息化建设的迫切性和对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三)整合资源,完善数据采集体系,建设金融监管基础信息系统

完善的数据采集体系是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重要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条件。应该在分析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金融管理体制和具体情况,制定严格的监管数据采集内容与格式、采集方式与方法、采集渠道,以及保证监管数据真实性的措施。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和共享。

(四)加快建设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冲击之下,世界金融监管的技术创新趋势将不断增强。在技术系统建设方面,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和推广。许多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充分利用计算机或计量模型监管系统来收集、处理金融信息资料,评价和预测金融运行状况。这既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市场变幻的应变要求,也促进了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在非现场监管中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扩大了监管范围,促进了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加强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准确、及时、全面地获取和处理各种信息,对于有效金融监管至关重要,是整个金融有效监管的一个基本前提。

三、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基础网络建设

(一)分业监管部门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网络

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

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建立在金融机构核心业务系统之上的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它通过通用数据采集系统,实现从核心业务系统的数据抽取,如果已经建立了数据仓库,也可以将该系统建立在数据仓库的ETL系统之上,从ETL中获取相应数据。通过采集系统完成数据采集之后,转入综合采集报送系统完成统计数据的在线填报、校验调平、归并汇总等数据加工工作,并按照上级监管单位的报送要求,将数据组织成规范的报送格式,完成报送工作。

通过综合采集报送系统得到了完整正确的统计数据后,可以通过分析咨询系统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按照机构内相应的考评要求完成分支考核与自我考评分析;并通过信息披露共享系统为各级监管部门提供业务监管与风险控制决策的数据依据。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监管数据库,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在风险预警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方法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持续性、计划性、超前性。

(二)创建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从金融市场运行角度看,我国临管机构应强调适度分工基础上整个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而非因职责分工形成对金融子市场的割裂。建立统一共享的数据库,由各监管机构提供监管中获得的数据信息,实现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共享,可以更好地防范风险,也能够减少业务交叉和重复,降低监管成本,提高效率。

四、我国金融风险评测模型与预警指标体系建设

(一)研究和开发金融风险评测模型

进入1990年代中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十分重视风险评测模型的开发,利用金融工程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人工智能技术、神经网络技术等,开发各种风险评测模型,对金融机构的各类风险进行分析、预警和预测,有效地发现了大量潜在的金融风险,提高了金融监管的准确性。因此,我国从现在起,应重视对金融风险评测模型的研究和开发,以提高金融监管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预警指标体系建设

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应具有全面性、灵敏性、代表性等特点,我国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应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国家经济系统中实体部门运行出现偏差而导致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率,股票价格指数,工业资金利税率等;

2、政策性金融风险及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公共债务指标,国内存款真实利率之差,货币发行增长率,国内储蓄率,穆迪的信用评级等等;

3、金融体系的风险预警指标,针对不同金融行业的专用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如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资本/总资产比率指标,不良贷款比率,备付金比例,流动性比率,存贷比率,拆入资金比率,各项资金损失率,自有资金比率等等;

4、国际收支部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真实汇率偏离度,外汇储备占短期债务的百分比,对外债务率,债务期限结构指标,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量月份数,外债负债率,对短期性资本的依赖程度,出口额增长率,外汇储备等等。

至于各个指标值的安全波动范围,应该参照国际标准,在此不予多述。在预定预警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确定预警指标的“阈值”和权重,危机发生的概率,预警级别并根据危机发生的概率值来估计可能发生危机的较为准确的时间,以便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五、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整体架构

借鉴世界各国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实情,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从宏观层面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建立。

(一)建立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系统

可由国务院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各大金融机构共同参加,按照统一领导、统一指标体系、分级监控的原则,组建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组织系统。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并对全国各区域、各地区预警系统进行组织和指导。同时,负责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及时传输到政府各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

(二)建立区域金融预警系统

由人行大区分行、区域内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部门和辖内各大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及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传送到辖内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

(三)建立地区金融预警系统

可由人行中心支行与设在各省市及以下当地的金融监管部门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区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将各种警情信息及时输送到辖内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中去。

参考文献:

[1]杨华.全能银行制度、系统内竞争与金融体系演进.上海金融,2006;10

[2]世界银行(2003).关于各国银行监管制度调查的数据库省略

金融监管工作总结范文3

1.金融结构内涵。美国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教授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金融结构即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并且,金融结构“随时间而变化的方式在各国不尽相同”(戈德史密斯,1969)论文。其核心思想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其中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并且,金融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因此,戈德史密斯教授主要是从宏观上来研究金融结构。我认为,金融结构实际上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是指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在微观层次上是指上述各个组成部分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在宏观层次上,金融结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产业结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行业在整个金融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地位与发展趋势,包括融资规模、客户数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等。金融产业结构反映金融产业中不同业务领域的地位与发展状况。二是金融机构结构——金融机构的形式、种类、数量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个国家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各种不同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特别是金融创新使得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不断地改变着这个结构。三是金融工具与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工具与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中所占的比重。此外,从金融业拓展的空间范围角度看,宏观金融结构还表现为国内金(融业务与国际金融业务两大板块,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业务是金融业的重要方面,并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动,它是衡量宏观金融结构的第四方面——金融业务国际结构。

在微观层次上,金融结构是从金融机构内部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所拥有的资产量及其构成比例。由于各种不同金融机构主要从事相对集中并各具特色的金融活动,因此其拥有的资产量和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金融业的变化论文。例如在金融转型时期,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变化非常明显。二是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同一金融机构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金融领域的业务比重。例如,在分业经营体制下,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一定范围内的金融业务,但随着混业趋势的加深,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创新逐渐地扩大或改变其业务范围,业务结构变动反映了金融趋向混业的程度经济论文。三是金融机构的收益结构——金融机构在不同业务领域的收益在总收益中的比重。收益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但有时也存在背离的情形。

2.金融结构变动。(1)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从宏观层面看,金融结构有一个不断高级化的动态发展进程,首先,金融业由最初比较单一的银行信贷业发展到现代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四业并举阶段,是金融产业的升级与发展,也是最重大的结构变动;其次,在各业并举的过程中,各种金融机构也不断产生,从而丰富和改变着金融机构结构;再次,从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方面分析,由于金融创新与发展,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日益增多,金融资产的存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金融工具与资产结构向着全面发展的形态演进;最后,从金融业务的国内与国际结构看,在当代国际金融业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独立的国内金融市场不断融合成一个整体,随之发展起来的跨国金融集团在全球市场上开展业务,国际业务已经成为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业务。

(2)微观金融结构变动。在微观层次上,宏观金融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同时,金融机构本身及其资产、业务、收益结构也发生着持续的变革。在银行统治信贷市场阶段,存贷款业务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直接融资业务的发展,债券、股票发行业务地位日渐突出,适应这种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日益加剧的竞争,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展。例如,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中与证券相关的业务逐渐增加,证券公司也向商业银行领域渗透,将证券业务与信贷等业务逐渐结合起来。业务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收益结构的变动,同时,为适应业务结构的调整,资产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由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微观金融结构始终处于持续复杂的变动之中。

二、金融结构及变动与金融监管及变革的关系

1.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1)金融结构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与分工结构。金融结构及其引致的金融风险结构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不同的金融结构会引致不同的金融风险结构,而风险控制是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适应金融结构和风险控制的需要,金融监管也需要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分工结构。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监管制度与结构。

金融监管史反映了金融结构及其引致的金融风险结构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金融监管制度与分工结构。早期金融业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包括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其他金融业务很不发达,金融风险也主要表现为银行风险,适应这种需要,各国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作为国家进行监管金融的机构,由于银行业的主导地位,因而其监管重点是监察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随着证券、保险、信托等作为独立的金融产业发展起来,成为与银行业并重的金融部门,新的金融结构和金融风险结构下,金融监管的分工结构也有了新的安排,出现了专司证券、保险监管的机构,在立法、执法、机构设置等各个方面均得到重视。在金融分业体制下,适应这种金融结构,金融监管机构不断多元化,监管体系不断完善。考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的发展历程无不如此。

(2)金融监管影响金融结构,特别是微观金融结构。金融监管要适应金融结构的需要,但这并非意味着在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关系中,金融监管只是被动适应的一方,金融监管同样也影响着金融结构,特别是对微观金融结构而言。这主要体现在当金融监管不适应金融结构的需要会阻碍金融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即金融监管的“双刃剑”效应。监管当局对某项金融业务或某个金融领域的抑制将直接阻碍该金融业务或领域的发展。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强迫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的分离实际上是直接改变了美国的金融结构,而此后对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严格监管也直接影响了该行业的成长,加之经济环境的原因,投资银行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较大发展,并随着80年代以来对该领域监管的日益放松而出现快速成长。从微观金融结构看,金融监管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是市场准入监管还是业务范围监管,都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和收益结构,从而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发展。美国金融业在20世纪90年代呼吁放松对金融机构探索混业经营的管制,其重要理由就是这种监管导致美国金融机构因规模偏小,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单一而影响国际竞争力。中国目前严格实行的分业监管,使得银行机构资产结构、收益结构均十分单一也是很好的例证。

论文中国金融结构、监管与发展来自

2.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为促进金融发展,要求金融结构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变化相互适应,实现两个因素的动态协调。在某种意义上,金融结构变动趋势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变革取向,而金融监管在适应金融结构变动的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结构变动的路径和时间进程。

(1)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宏观金融关系之一,二者的及时适应与协调能够有力地促进金融发展,而二者的错位与失调则直接抑制金融发展,甚至会引起金融动荡。在金融现实中,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的协调几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经过一段历程的磨合方能实现,有些是以渐进改革的方式子稳实现的,有些则是以金融“大震”的方式剧烈实现的。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协调中,金融结构变动速度及其量变积累直接决定金融监管变革的方向和速度。宏观金融结构迅速变动的时期,也是金融监管迅速调整的时期;金融结构变动积累越多,金融监管变革的幅度也越大。宏观金融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其完善过程改变了金融监管,促进了监管结构制度与结构的变化。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作为相对独立的金融产业其产生晚于银行业,但随着这些金融部门的逐步壮大,这种金融结构变动在根本上改变了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结构,使得一元化监管走向多元化监管。

(2)微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由于金融业竞争的日益加剧,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业务日益相互交叉渗透,金融机构向着综合化、全能化的方向发展,金融机构日益成为功能齐全的金融超市,各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综合化成为突出现象。微观金融结构的这种变动要求金融监管作出相应的调整。金融监管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是微观金融结构变动影响金融监管,以及金融监管主体结构适应金融结构变动需要的典型例证。在金融创新带来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趋同化、综合化条件下,与机构监管相比,功能监管易于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在某些监管领域可能出现双重或多重监管,造成监管过度;二是在某些领域因缺乏协调而造成监管不足,形成监管真空,特别是对业务多元化的金融集团而言,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金融监管朝着功能型监管转变的趋势反映出其不断适应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综合化的微观金融结构变动要求。

例如,在英国,改革前传统的监管体制是典型的多元化体制,金融立法体系也相当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形成不同的监管分工。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金融业的持续变革,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各业相互渗透、融合日益深入,彼此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原来由不同机构分别监管不同业务的多元化监管体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现实要求,不但监管效率低下,而且给金融机构带来许多不必要的负担。特别是1986年英国金融“大爆炸”改革以后,矛盾更加突出。为适应金融结构的变化,英国政府在1997年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方案,成立了超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Authority,FSA),经过两年多的改革,1999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颁布后,FSA"成为世界上监管范围最广的金融管理者”(EvaLomnicka,1999)。正在进行的德国金融监管改革也推出了对“德联邦贷款监督局”、“德联邦股票交易监督局”、“德联邦保险监督局”进行“合三为一”改革的方案。

三、中国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问题的思考

改革以来,中国金融业迅速成长,在金融总量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金融监管与金融结构的相互作用机制,对目前的已显滞后的金融监管进行改革,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促进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

1.改革以来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1)从宏观金融结构方面分析。从金融产业结构看,银行业一统江山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证券业发展很快,保险业在最近几年也有了较大发展,信托业不断得到规范。但总体来说,仍然是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未能完全实现各业的均衡发展。从金融机构结构看,机构总量增长巨大,并向多元化方向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形成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从金融资产结构看,在资产总量巨大增长的同时,资产结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样化,但由于金融创新缓慢,金融产品种类少,金融工具缺乏,资产结构尚不合理。

(2)从微观金融结构方面分析。在严格的分业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资产结构单一和业务结构单一,由此导致收益结构单一。商业银行70%以上的资产为贷款,由于贷款对象以国有企业为主,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因其主要贷款对象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为避免产生新的不良资产,银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过分惜贷”现象,造成资金闲置。为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涉足证券、保险业务,改善业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调整收益结构和增强盈利能力。从证券机构看,十余年来证券业有了较快发展,但却受到资金严重不足的限制。一是券商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二是受分业制的相关限制,券商的外部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仅能利用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作用不大。资金不足造成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狭小,无力拓展新业务,各家券商只能在有限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因此迫切需要打通从商业银行融资的通道。另外,从保险机构来看,保险业在近几年的较快发展,保费积累很快,但1995年《保险法》对投资渠道的严格限制,使得保险资金运用成为制约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受品种单调、利率低、期限短的限制,使保险资金特别是长期寿险资金无以匹配,投资收益低,甚至连保值增值的目的都难以达到,从而危及到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保险结构迫切需要获得直接证券投资等新的投资渠道,以及包括股票、股权在内的金融资产,以改善资产结构和收益结构。

2.深入开展混业经营实践,促进金融监管变革,推动金融结构高级化发展。改革以来中国金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与当达国家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当前金融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混业经营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也已加入WTO,将逐步开放金融业,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要成功迎接国外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继续推进金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包括推进以多业并举为主要特征的宏观金融结构优化,和推进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微观金融结构优化。

实现这一任务的有效措施就是推进混业经营实践,以金融结构变革促进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的改革,并形成良性作用机制,最终目标是:在宏观上,改变目前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他金融行业相对弱小的扭曲状态,通过推进金融领域的产权改革,重构金融产权,培育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结构,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形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业并举,并且各行业内部结构优化的宏观金融结构。在微观上,以金融控股公司为混业的目标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机构业务的全能化,并由此实现其资产、收益结构的多元化,形成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全能型金融机构。目前,中信公司、光大集团、平安保险等已经初步具备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但还很不完善,也不够规范。改革的思路是以现有金融控股公司为先导,分梯次、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控股的发展。具体策略上,可以将现有准备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机构分为两个梯次,以现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为第一梯次,组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等巨型金融机构为主体和第二梯次,借鉴第一梯次经验,以渐进方式向混业过渡。这样,在混业进程中既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又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监管工作总结范文4

关键词: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05-03

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精神,2010年上海总部的主要工作是:

一、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是保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目前,我国货币信贷供给正由在刺激经济增长特殊情况下必要的超常规投放,逐步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条件下的正常合理投放。我们将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国内外经济运行和市场流动性变化,加强货币信贷增长和流动性监测分析,认真实施存款准备金调整等措施,灵活运用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强货币政策信息沟通和传导。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安排全年信贷总量及进度,根据实体经济部门的信贷需求,合理安排全年贷款的投放节奏。

二是着力优化信贷投放结构,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窗口指导效果,坚持有保有压,下大力气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的信贷支持,重点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节能减排、企业技术创新、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促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引导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续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的贷款投放。在支持稳定出口的同时,进一步支持国内消费需求,完善消费信贷政策,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落实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是加强信贷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督促金融机构加强信贷风险管理,严格执行放贷条件和项目审查评估,防止资金挪作他用。加强风险提示,引导金融机构提高风险定价、评估和管理能力,确保贷款进入实体经济,提高贷款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贴近市场和实时监测的优势,加强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跟踪分析,及时反馈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发挥其跨周期的逆向调节功能。加强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运行监测分析,促进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探索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评估机制,定期上报金融机构信贷政策执行情况。

二、继续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继续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提升试点工作整体水平。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试点推进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分工协作机制,为试点业务深入推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强调查研究,完善试点相关政策。加强业务创新,继续深入企业和银行,摸清市场需求,为企业和银行提供优质服务,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战略研究,为持续推进试点工作提供政策准备。加强风险监管。为试点工作顺利开展营造安全稳健的内外部环境。

三、继续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继续推进有关创新工作,参与制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加快债券市场发展,推动中小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融资。创新工作方式,完善全球金融市场实时监测,健全黄金、外汇、票据、理财、信托等市场监测体系。发挥一级交易商联席会议平台作用,推进银行间市场异常交易监测管理,做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企业信用监测。扩大同业拆借市场信息披露试点,完善同业拆借市场结构,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和市场监督管理。

四、推动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是筹办好第三届长三角金融论坛。认真筹备第三次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联席会议和长三角金融论坛,抓紧确定论坛主题和筹备方案,落实会务安排等工作。确保联席会议和论坛圆满成功。

二是加快前期工作成果转化。加强长三角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广应用授信支票和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做好商业承兑汇票推广重点企业的选择、和再贴现政策扶持,支持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实体经济信贷需求。配合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上线,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票据业务创新,推动长三角票据市场协调发展。推动外汇管理合作。做好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贸易进口异地付汇集中备案等试点。

三是研究启动新的工作任务。加强长三角地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合作,加强与总行、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实现合作方式多样化。鼓励银行开发适应进出口企业需要的汇率风险管理产品,有序推出本外币交叉理财产品,促进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加强货币信贷沟通交流和联合调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完善长三角支付环境建设协调联动机制。有关分支行要积极参与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

五、继续深化世博支付环境建设

一是加大支付环境建设力度。继续落实世博会外汇支持政策,便利境外参展机构外汇账户开立、使用、场馆建设和世博局用汇。优化银行卡受理环境,引导银联标准的金融IC卡和旅游卡在商业、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业的应用。做好世博概念预付卡发行应用工作,满足持卡人小额快速支付需要。做好现金预测分析和人民币流通监测预警,加大原封新券投放,从总量和券别结构上确保世博现金供应。加大反假货币工作力度,加强商户培训,严防假币流出入商业银行。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查缺补漏,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二是确保业务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组织协调在沪银行、中国银联等,加强对主要支付清算系统、商业银行行内系统、银联支付系统的安全检测和运行保障,建立健全日常运行维护和应急机制、应急预案演练和风险预警监测机制、信息反馈和报告制度,确保世博会期间系统和业务正常处理和安全运行。对电力供应、线路和网络安全、机房重地等关键环节,要逐一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六、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

立足区域特点和辖区实际,密切跟踪后危机时期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加强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探索建立系统风险监测制度,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继续研究金融机构综合经营试点问题。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依法妥善处置金融突发事件,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发挥民间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满足民间资金需求的独特优势。探索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改革重组。

七、进一步发挥总部对外交流的窗口作用

围绕G20机制下国际货币和金融监管体系、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开展相关研究。利用多边外交平台,积极开展区域金融合作,多角度、多方位地开展金融交流,有针对性地开展涉外培训。不断推进国际金融信息网页建设,进一步做好翻译工作。

八、不断提高外汇管理水平

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管理理念,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为经济主体提供便利,逐步淡化事前审批管理,强化事后监测分析职能;顺应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进一步完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构建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非现场检查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大外汇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行为。

九、扎实开展金融研究和统计工作

整合研究资源,积极开展宏观调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业改革开放、区域金融发展等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加强金融基础理论和特色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经济金融运行发展规律,为提高总行决策水平提供支撑。跟踪国际金融市场动向,研究我国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合作的对策。继续参与总行金融统计改革,密切关注金融统计制度执行情况,提高数据集中系统运行效率。推动金融统计标准化,健全金融综合统计。完善金融统计应急预案,提高统计数据采集效率,按时完成各频度的定期调查分析。拓宽统计分析广度和深度,及时准确提供统计分析成果。继续做好金融学会工作。

十、加快支付结算业务创新

配合总行开展二代支付系统暨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和上海运行中心建设。继续开展上海支付结算综合业务系统建设和第二批机构加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审核管理。研究相关领域的金融IC卡应用方案,推动金融IC卡试点应用。建立从事支付清算服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业务跟踪长效机制,完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功能,落实账户实名制。完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范银行卡受理市场,配合公安部门打击银行卡犯罪。加强境外机构境内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提高支付信息分析的广度和深度。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

十一、提高国库和货币发行的信息化水平

优化国库电算化系统,提升技术平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扩大国库直接办理集中收付业务范围,推进国库直接办理社保五险和农民工养老保险等政府性资金的收缴支付,稳妥有序推进区县国库单一账户和公务卡试点。开展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试点和国库综合管理系统、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等系统试点运行,加快联网和银行卡缴税试点进程。推广使用退库审核电子化系统。加强国库信息统计分析,推进国债管理创新。强化国库监督检查,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确保国库资金安全。精心组织发行基金调拨,做好跨区域就近调拨发行基金、人民币产品异地入库工作。完善现金供应机制,加强现金预测分析和人民币流通监测预警,实现总量确保、结构合理。完善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加强金融机构反假货币管理,加强反假货币宣传和培训。加快现金服务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效率。形成资源集中、管理优化、形式联动的发行基金库布局。促进科技创新,力争在货币金银管理电子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十二、做好反洗钱和征信管理工作

积极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完善反洗钱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机制。强化反洗钱监管,推进金融机构自评估,深入开展反洗钱行政调查。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洗钱案件。规范反洗钱内控机制,切实加强大额和可疑交易等信息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履职风险。促进信用评级市场发展,推动借款企业主体评级业务发展。构建评级信息查询平台,实现评级信息共享。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扩大非银行信息采集范围。加强征信市场监管和业务宣传。加快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后续建设工作,拓展登记范围。

十三、加强内部管理基础工作

继续完善制度建设,抓好协调组织,着力提高办公效率。抓好应急管理,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加大信息调研、新闻宣传和督办力度,推进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加强保密、工作。严格执行会计财务规章制度,发挥会计财务的监督控制作用,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严格压缩公用经费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抓好节能减排,确保各项节能指标顺利实现。健全工作机制,切实维护辖区安全稳定。探索引入绩效审计理念,构建领导干部履职审计评价新体系。强化内控监督,开展依法行政审计,全面推广内控评价审计,完善内控长效机制。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案件治理,开展审计监督,加强对案件多发易发环节的长效监督。组织开展风险管理审计试点,为人民银行基础业务提供管理保障。加快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系统审计和计算机辅助审计能力。加大事后监督力度,构筑内部资金安全防线。

十四、加强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一是加强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建设。

二是扎实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金融监管工作总结范文5

作为转轨国家,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金融腐败现象,而金融监管中的腐败现象也同样更显突出。

本文以中国为例,归纳在转轨过程中,金融监管领域存在的腐败现象及其危害,并探讨防范这些腐败现象的途径和政策措施。

一、金融监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根据“主权在民”的原理,金融监管是公众通过一定的程序,赋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一项特定的权力。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法律授权代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划、管理和监督,维护金融市场的运行秩序与相对稳定。就我国而言,行使金融监管职权的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金融监管当局在依法获得金融监管职权之后,便拥有了对金融市场秩序、金融机构行为以及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进行管理和监督的“垄断”权力,但往往同时也拥有了对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干预的可能。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权力,如果其内部缺乏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督,那么腐败就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并泛滥。

所谓“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往往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交合处。公共部门的官员为了牟取私利有时会向私人部门索贿或寻租,而私人部门的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有时也会主动向公共部门的官员施加或贿赂,从而实现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在转轨国家,金融监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通常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利用审批特权寻求“腐败租金”

在转轨国家,由于计划的体制惯性,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对金融市场的准入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依旧实行十分严格的控制和限制,拥有市场准入审批特权的金融监管官员就有可能通过拒绝批准、提高准入门槛或增加不合理要求以及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对申请者进行刁难和“设租”,从中收取“好处费”即“腐败租金”。

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必然使得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迅速升值,相应地,金融监管部门专项审批权的市场价格也会随之迅速升值。一般地,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的控制越严格,审批权限就会越集中;而审批权越集中,其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大,审批权的价值就会越高;而自由裁量权越大,审批权价值越高,发生腐败的机率也就越高。因为审批权限集中度越高,潜在的受贿者越少,而潜在的行贿者越多,通过行贿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腐败的租金或贿赂价格就会迅速抬高。由于转轨时期,潜在的行贿者会大量增加,因而这种竞争会非常激烈。其结果,在高额腐败租金的诱惑下,发生腐败行为的官员的绝对数虽然可能会有所下降(因为集权导致拥有相关权力的官员人数减少),但是相对数却会大幅上升,即:拥有相关权力而发生腐败行为的官员占拥有该项权力官员总数的比率会绝对地上升。但是这种实际上隐含着若干假设条件,诸如,各级各类官员的道德素养是相同的,他们对于物质利益的偏好是相同的,以及对各级各类官员的监督力度是相同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些假设条件并不满足,因此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分析,我们只有限定一定的条件才能够说明。

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对金融机构实行着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和过度保护政策,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作为一种“壳资源”,其“特许权价值”比起其他国家来就显得更加昂贵,因此争取“壳资源”就成为各方利益主体争夺的焦点;进而负责审批这种“壳资源”的金融监管者就成了“公关(攻关)”的重点,金融监管者手中的“审批权”也随之身价倍增。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缺乏严格的内部约束机制和透明的政务公开制度,就难免会有某些金融监管官员在“暴利”的诱惑下置社会公众的利益于不顾,铤而走险。

举例而言,过去,我国在上市公司资格审查的过程中曾一度采用传统计划经济的办法进行名额分配,不仅导致证券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而且使得证券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各种黑幕事件层出不穷,其结果,上市公司质量劣化,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机能被严重扭曲。

2、利用核心机密换取“腐败收益”

金融监管部门的官员代表政府行使金融监管权力时,必定会遇到或产生大量的核心机密。这些机密,既包括国家机密,也包括大量的商业秘密。一般地,国家对金融的控制越严格,国家机密的市场价值就越高;而市场竞争的程度越激烈,商业秘密的价值就越高。作为转轨国家,一方面国家对金融的控制依旧十分严格,另一方面市场的竞争程度又相当激烈,因此,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的价值都很高。如果国家机密或商业机密被不适当地泄露出去,不仅会造成金融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严重时,还会造成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

由于我国尚处于转轨时期,金融监管部门设立的时间还不很长,内部保密制度尚不够完善。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机密的理解和定义一直是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观念,存在着“重机密、轻经济机密”,“重政府机密、轻商业机密”,“重政策、轻决策过程”的倾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监管当局有关决策的各种信息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高度核心机密,尤其是在政府决策过程尚不够透明的情况下,谁能够率先获得这些信息,谁就有可能在市场上占据先机,获取暴利。

近年来,通过种种不正常渠道泄露重大金融决策信息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在我国股票市场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以致于我国股票市场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作“政策市”、“消息市”。据媒体披露,在B股对内开放政策出台前夕,股票市场曾经出现过异常波动。然而对于此类异常现象,有关部门至今未做彻底查处。

3、利用现职权力换取“腐败期权”

作为转轨国家,一方面,金融机构管理人材往往比较匮乏,而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又存在严重缺陷,再加上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导致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人员流动的随意性很大。在我国,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金融监管官员主动“下海”和少数金融机构负责人“上岸”到监管部门任职。而对于这两种现象,有关部门都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即使是证监会新近出台的《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也依然未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角色转化做出明确限制性规定。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和约束,证监会官员摇身一变为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的案例屡见不鲜(详见下)。

名 称

所在公司及职务

原所在单位及职务

胡关金

国信证券总裁

深圳证管办

姚 刚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总裁

证监会期货部主任

黄卫明

国泰君安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期货部职员

刘 波

南方证券公司总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李凤梧

国信证券副总

深圳证券交易所

雷 波

华鑫证券公司总裁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秘书

王文博

广州证券公司副总裁

广州证管办

张桂庆

国信证券常务副总裁

证监会上市监管部处长

肖时庆

东方证券总裁

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

吴敏文

世纪证券总裁

证监会发行部

王珠林

西南证券公司副总裁

证监会发行部借调

徐鸣镝

西南证券总裁助理

证监会上市部职员

王 斌

北京证券的副总经理

证监会上市部二处处长

李鸣山

海通证券公司总裁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资料来源:根据《“证监会系”掌管下的券商们》(载《经济观察报》2001/11/19)一文整理而成。

其实,不仅是证券领域,在银行、保险等领域,此种现象也比比皆是。

金融监管者与金融机构高管者之间随意“换位”的结果,造成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混淆、站位不清。有些人,一会儿是“猫”(监管者),一会儿又当“老鼠”(被监管者),说不定过些日子还有可能又回来再当“猫”。

于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就可能会有一少部分在金融监管部门工作的人,所追求的并不是为了搞好金融监管工作,也不是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更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利益,而只是为了编织自己的个人关系网,并通过在金融监管部门工作期间尽量提高自己的当前“位势”,为自己将来“下海”到金融机构当“老总”铺平道路,因此,干起监管工作来必然是“心慈手软”,总要为自己“留后路”、“买人情”,以换取未来的“腐败期货”或“腐败期权”。

另一方面,一旦这些人到了金融机构当“老鼠”时,则显得比一般人更加“神通广大”,倚仗着自己当“猫”时织就的关系网可以“摆平一切”,别人办不成的事情他能办到,别的金融机构做不了的业务他能做,甚至将过去预留的“腐败期货”或“腐败期权”进行“变现”。如此,不仅造成了金融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弱化了金融监管的力度,并且使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化、长期化和软性化。

久而久之,难免会有一些“猫”和“老鼠”会因自己的身世相同或追求的目标一致而渐渐成为“一家人”,私下进行“共谋”,联手对付金融监管。这恐怕也是我国多年来一直在高喊“加强金融监管”,而金融监管却总也到不了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金融监管中的腐败行为危害更大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金融监管决定着命脉的运行是否通畅,信用的基础是否稳固,如果金融监管工作中出现腐败行为,不仅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机能会受到扭曲,配置效率会大大降低,而且会由于公平竞争的原则得不到维护,使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权威和信誉受到损害,最终将有可能破坏整个信用体系,造成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甚至导致转轨国家出现社会动荡。

1、扭曲资源配置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首先,金融市场是个人投资和融资的重要途径,而金融监管本身是为了维护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如果在金融监管这一关键环节上出现腐败现象,就会因金融监管者的个人利益而导致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能的扭曲,造成金融资源的误配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其次,金融监管环节如果出现腐败现象,必然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这不仅体现在生产企业为了获得融资、金融企业为了拓展业务而不得不向某些监管官员行贿,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同时还体现在金融监管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会给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时间成本,经理人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监管官员的种种需求,从而无暇顾及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造成整个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再次,金融监管部门如果出现腐败现象,必然会加重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加大金融市场的振荡,从而削弱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能力,并且有可能使市场化改革夭折,使整个市场经济出现“拉美化”和“菲律宾化”现象。

有部分学者曾经提出:“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但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尽管确有某些腐败严重的国家曾经一度取得过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跻身于“新兴化国家”的行列之中,但是人们最终会发现,这些国家或迟或早都要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主要是因为,腐败所产生的“激励机制”会刺激官员们的“胃口”,使其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对受贿额10%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就会使人产生将受贿额提高到15%或者20%的冲动”;并且,尽管“审批权”可以垄断,但是“腐败权”却无法垄断,因此很快会有更多的有权者随之效仿,因示范效应而导致“腐败泛化”;进而还会出现对相关权位的激烈争夺。一般地,某项权力的垄断程度越高,权力争夺的程度也就越激烈。

2、践踏公平竞争原则,丧失社会公众信赖

金融监管环节上出现腐败现象,必然会导致金融机构之间出现不平等竞争,使得少数金融机构能够凭借特殊关系获得特殊关照,从而迅速发展壮大;而大多数金融机构则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总也赶不上点儿”,经常面临“一出手即被套牢”的局面。

久而久之,一方面,对于少数得到“优惠待遇”的金融机构而言,由于金融监管者“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导致金融监管形同虚设。目前,许多亚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坏账成堆而未能及时被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一旦人们发现少数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之后必然会“群情激忿”、“群起而攻之”,金融监管部门的信用和权威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令不能行、禁不能止的现象不可避免。

3、信用体系面临崩溃,金融市场出现混乱

一旦金融监管部门因腐败而导致信用丧失和威信失坠,金融监管失灵,信用体系就会随之被瓦解,市场秩序也就会出现大乱,而隐藏多年的不良资产问题也就会立即显现,广大百姓就有可能从银行抽逃存款,从证券市场抽逃资金,从保险公司退保,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甚至酿成金融危机。从许多爆发过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来看,直接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或多或少都与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失误和平时的监管不严有关,而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失误或监管松懈的深层次原因又大多与腐败现象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金融监管环节的腐败行为如果不能够及时遏制,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受阻、政治斗争加剧和社会动荡不安,甚至酿成金融危机、政治危机乃至社会危机。这在转轨国家中,已经有俄罗斯、阿尔巴尼亚等案例可查。

三、加强监管必先加强防范腐败

为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从转轨国家的经验来看,要想加强金融监管,就必须首先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加强对监管部门腐败行为的防范。而对于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内控机制,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督。

1、强化市场机能,减少行政审批

防范金融监管中的腐败行为,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强化市场机能,减少行政性审批,从而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根据许多转轨国家的经验,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政府就应当少管,交给市场去解决。只有那些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才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在某些领域,即使是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应当尽量交由市场中介组织去解决,发挥中介组织的约束作用。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性审批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就可以大大减少金融监管官员的“审批权限”和“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从而减少通过腐败行为牟取暴利的机会。

2、实行政务公开,完善保密制度

当然,即使我们能够做到尽量发挥市场机制和中介组织的作用,那么也难免会有一些事情非由政府来办不可。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对于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因此,对于那些非由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去做不可的事情,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凡是能够公开的政策以及决策过程,都应当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尽可能地增强金融政策尤其是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便使市场人士能够对金融监管者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必须实行严格保密的政策和决策,必须加强保密工作,完善现行保密制度,修改有关机密的定义和对泄密行为的定性,以防止对有关金融政策和决策机密被泄露,防止在金融市场上出现有的人先知先觉,而有的人后知后觉;或者部分市场人士知道,而另一些市场人士则根本不知道的不公平现象。

美国于1967年开始实行“阳光法案”,要求政府机关必须快速地向所有提出合理要求的人士提供有关的档案材料,只有在明确规定的少数情况下例外。197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阳光下政府条例”。要求政府机关的会议向公众开放。

另外,在新西兰,近些年来政府做出很大努力来增加政府所有账户和行为的透明度。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颁布了一个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法案。

有学者提出,“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实行政务公开可以有效地约束金融监管官员的行为,从而防止金融监管官员因“黑箱作业”而发生腐败行为。

3、完善工资收入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有关“高薪养廉”的和实证表明,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与腐败行为之间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着统计上的负相关关系,即:工资水平较高,则腐败水平相对较低。

在理论上,可以将“腐败”进一步划分为“需求的腐败”和“贪婪的腐败”两种。假定OR代表政府官员能够保障自己家庭维持体面生活的最低工资水平。于是,OA部分就属于“源于贪婪的腐败”,而超过OA的部分则属于“源于生活基本需要的腐败”。

金融监管者的工资水平过低,无疑会增加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使得一些金融监管官员为了使自己和家庭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不得不冒险。

众所周知,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将腐败控制在较低水平,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薪养廉”政策。众所周知,新加坡的部长和其他高层官员的工资薪金位居世界最高水平。

作为转轨国家,一方面,政府公务员工资沿袭计划时期的低工资制度,而另一方面,新兴办的金融机构职工工资,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大都比较高,因此呈现出监管者的工资水平普遍大大低于被监管者的“倒金字塔”形,这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央银行远不如商业银行,证监会远不如证券公司,保监会远不如保险公司。这种工资体系严重倒置的结果,不仅使得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防不胜防,而且还导致严重的人材流失现象,优秀人才过多过快地从金融监管部门流向被监管部门。因此,提高金融监管者的工资水平已成为防腐养廉的关键环节之一。

但是,高薪“有利于”养廉并不等于说高薪就“一定能够”养廉。上图表明,即使工资薪金达到较高水平之上,仍然会有一些金融监管官员或出于心理原因或出于道德原因,经受不住大额贿赂或高额“租金”的诱惑而铤而走险,发生“源于贪婪的腐败”。

由此可见,一方面,提高金融监管官员的工资水平可以降低腐败程度和缩小腐败面,尤其是可以大大减少那些“源于需求的腐败”;但是另一方面,仅仅依靠提高金融监管官员的工资水平,不仅要受到国家财力的限制,而且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贪婪的腐败”。因此,有必要加大金融监管官员工资收入制度的透明度,实行收入财产公示制度,辅之以纳税申报、遗产税、赠与税等项措施,并注意发挥新闻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作用,使金融监管官员的“高薪”制度,既能够成为“养廉”的激励机制,也能够成为“防腐”的约束机制。

4、加大查处力度,加重惩罚力度

作为转轨国家,防范金融监管中的腐败行为除了“高薪养廉”之外,还必须从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和增大腐败行为的风险入手,不仅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以提高腐败行为的经济成本和成本,而且要加大对腐败的查处力度和查处效率,增大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使腐败行为一旦发生就能够被及时查处。

首先,及时查处是从重处罚的前提。腐败水平同被查处的概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为腐败分子最为担心的,首先是被发现的概率有多大,其次才是所受惩罚的力度有多大。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也就加大了腐败行为的风险,因而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

其次,假定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常数,那么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就成为决定腐败行为发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提高惩罚的强度固然会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数量,但同时也有可能导致依旧发生的腐败行为会提出更高的腐败收益要求,追求与高风险相对应的高收益,从而提高“腐败的质量”。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正是由于腐败行为的查处难度越来越大,被发猀°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在金融监管领域尤其如此,因此,腐败行为一旦发现就必须对其进行重罚,使其不敢再犯,使他人不敢效尤。

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腐败行为,既存在着查处不力、不及时的问题,也存在着处罚过轻,处罚力度不够的问题,因此必须“双管齐下”,从加大查处力度和处罚力度两个方面入手,切实增强防范腐败的实际效果。

5、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再加上金融机构的人事干部制度尚沿袭计划经济的管理办法,因此,金融监管部门的政府官员可以随时被任命到国有金融机构(甚至包括部分非国有金融机构)去当“行长”、任“老总”。这种做法,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官员来说是“下海”,而对金融机构来讲则是“天女下凡”,而这既不利于金融机构的产权明晰和加强管理,也不利于金融监管部门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官员频繁被派到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任职或者反之,实际上是模糊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界限,容易损害作为金融监管部门所应持有的客观公正性。如前所述,这种干部人事制度还会导致金融监管部门的官员为自己留后路,谋取“腐败期权”或“腐败期货”。

在一些体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官员是不能随意和直接到被监管的金融机构去担任高管职务的。金融监管部门的政府官员如到金融去任职,一般都存在着“回避制度”,需要一定的缓冲期,在一些发达国家通常是退出公职3年以后才能够进入金融机构去工作,并且大多只是从事律师、顾问之类的工作。一般地,只有当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时,当金融机构被注入政府资金时,金融监管部门的官员才能够随之进入相关金融机构的管理层,接管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工作。而在金融机构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的官员是不得随意被派入金融机构管理层的,否则就很容易发生产权不清或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角色不清或内外勾结的现象。

金融监管工作总结范文6

(一)非法集资活动。重点整治投资理财、p2p网络借贷、私募投资基金及区域内其他高发领域的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重点清理非法理财产品的线上、线下公开宣传,打击在商务楼宇设点、集会推介和发售非法理财产品的活动,清理电视(移动电视)、电台、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各类媒体和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等各种场所非法金融广告,整治通过传单、电话、短信、微博、微信等渠道公开宣传非法金融产品的行为;严禁公职人员参与非法金融活动及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支持;整治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利用客户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售卖不属于本机构的金融产品从而获得高额佣金提成的“飞单”行为。

(二)非法交易平台和交易行为。整治依托各类交易平台,以投资公司、咨询公司、贸易公司等为名,以有色金属、贵金属和原油等大宗商品为标的,违反国发〔2011〕38号文件、〔__〕37号文件精神开展非法交易行为的市场主体;重点整治未经审批,以高杠杆率开展的所谓“现货白银”、“邮币卡”等电子盘交易的市场主体。

(三)非法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整治证券期货保险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原始股、非法期货等方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以保险名义进行非法吸储揽储的行为;保险领域的无证经营、非法传销的行为;违反《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展各类非法股权众筹的行为。

(四)逃废金融债务行为。集中整治涉嫌骗取贷款、贷款诈骗等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故意以重组分立为名转移资产资金、以虚假诉讼逃避债务责任、以虚假租赁对抗抵押权或企业控制人直接逃逸等方式进行逃废债的行为;重点督办法院执行阶段的案件,密切跟踪案件执行情况,启动刑事程序打击情节严重的拒不执行主体;对已经依法判决的逃废债主体通过各类媒体进行公开曝光。

(一)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媒体加强对金融法规、政策、知识的宣传力度,严格规范媒体针对融资类中介机构的评比活动;加强非法金融案件的舆情导控;督促市属媒体按照有关部门的审查结果投资咨询、投资理财、财富管理、资本管理、网络借贷、私募投资基金、股权众筹、大宗商品交易、电子盘交易等类金融广告及其他各类金融广告。

(二)市委政法委。负责协调政法机关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妥善处置各类重大涉稳金融纠纷案事件;将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纳入“平安__”考核内容;督促法院系统加大执行工作力度,提高金融债权实现效率;深入分析研判金融领域不稳定因素,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置金融领域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三)市公安局。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排查以及重点涉案线索的核查工作,对核查出的涉嫌非法金融犯罪线索,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专项行动,依法集中严厉打击;加强与业务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探索建立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的长效工作机制。

(四)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做好打击非法金融工作中的工商登记信息的数据分类、信息查询、部门推送等工作;重点将从事投资咨询、投资理财、财富管理、资本管理、网络借贷、私募投资基金、股权众筹、大宗商品交易、电子盘交易等类金融业务的机构列入信息抽查和日常监管重点检查范围,并做好与相关业务监管部门的日常信息共享工作;指导报业、广电等广告媒体将类金融机构的广告列入审查范围,对涉嫌非法集资、非法交易的广告依法调查处理,净化广告市场环境;配合公安等部门对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机构进行查处或取缔。

(五)市法院。负责对涉及非法金融活动、逃废金融债务等刑民交叉问题的案件,采取全案移送并裁定驳回、中止审理等处理方式,加强与政府、公安机关、相关业务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对情节严重的拒不执行主体移交公安机关启动刑事打击程序;对逃废债主体进行公开曝光;进一步加强金融案件专业审判力量。

(六)市金融办。负责专项行动工作的组织协调、进度安排、督查督办、信息收集、综合汇总;建立重大、敏感、疑难非法金融案件前期会商机制;加大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力度;针对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建立风险评估、处置以及常态化宣传引导等长效工作机制;协调各地各部门做好宣传教育引导工作。

(七)市人民银行。负责加强对互联网支付业务的监管,认真开展排查工作,对涉嫌非法活动的,切实予以清理整治;指导辖区内金融机构配合做好协查涉嫌非法金融活动账户等信息,做好资金管控工作;牵头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牵头做好对异常活跃账户的监控,

及时将相关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八)宁波银监局__办事处。负责做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监测预警、风险排查、调查取证、性质认定、处置善后及宣传教育等工作,整治银行直接、间接代售理财产品的“飞单”行为;加强对网络借贷业务、互联网信托业务和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的监管,负责相关风险排查和处置的技术指导工作;及时依法停止非法金融活动所涉及公司在银行的开户、托管、资金划转、信贷等金融业务;加大涉嫌逃废债案件线索移送协调力度。

(九)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处置非法金融活动属地负责制,负责对从事投资咨询、投资理财、财富管理、资本管理、网络借贷、私募投资基金、股权众筹、大宗商品交易、电子盘交易等机构开展“地毯式”摸底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问题机构提交相关业务监管部门进行业务性质界定;在选商招商中,对上述机构进行严格甄别,强化背景调查,对有疑似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坚决不予引进;针对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建立季度摸底排查长效工作机制。

(十)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市处置非法集资局际联席会议相关工作职责配合做好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各项工作。

(一)部署工作,开展排查(10月31日前)

1.由市金融办为牵头工作部门,成立开展专项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办,同时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启动专项行动。

2.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织街道、镇、社区开展全面排查工作,对排摸的情况汇总后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会商,确定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机构名单和重点打击查处名单,分送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研究处置。

3.各市级业务监管部门要在市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制定本系统的工作方案。同时要排查所辖行业,将涉嫌非法金融活动的机构名单、逃废金融债务案件线索以及建议重点查处名单报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综合整治,重点打击(10月底至11月20日)

1.公安机关根据核查或移交的涉嫌非法金融犯罪的线索,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进行立案侦查,各业务监管部门、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检察院、法院等单位要主动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协调配合,从严从快开展处置工作;宣传、市场监管、人民银行、银监等部门做好相应处置工作。

2.结合全省公安机关集中打击整治逃废债专项行动,公安部门要集中力量以打逃为突破口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保持对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高压态势,全面净化__金融市场,维护良好金融秩序。

3.综合整治、重点打击阶段时间可适当延长。

(三)巩固成果,固化机制(11月21日至12月20日)

1.认真总结。各有关单位总结、梳理在此次专项行动中的工作经验和教训,并将工作情况(包括排查现状、相关数据、风险情况、突出问题、工作措施、长效机制、意见建议等)报送至市金融办;市金融办汇总并撰写本次专项行动工作报告,并对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2.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建立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预警、监控、报告、处置、宣传教育工作网络体系和常态化工作机制;二是依托市处置非法集资联系会议建立非法金融案件会商处置机制;三是按照央行等十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由各业务监管部门针对相关互联网金融业务建立监管机制并制定监管细则。

(一)统筹布局,强化金融维稳。把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行动作为做好我市经济金融领域维稳工作的重要抓手,将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纳入对各地各部门“平安__”考核内容,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对涉众型的非法金融案件,要做好舆情导控工作和社会公众教育引导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二)外松内紧,开展排查处置。按照外松内紧原则,既要支持创新、适度发展类金融,激活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也要切实防范在排查摸底和打击清理过程中引发新的风险。对各类金融风险线索,要加强会商研判,全面衡量主观恶意、资金投向、损失程度及维稳问题,综合运用行政、民事、刑事手段分类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