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1
关键词：外交政策 交叉研究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2
一、理论创新，匠心独运
国际政治理论是指导国际关系研究及各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基础。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 研究兴起于西方，无论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后来的建构主义，其研究的立足点都是以 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借鉴 性研究，这是国内该研究领域中每一位学人当仁不让的职责。剧变后，特别是随着经济 全球化步代的加快，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如何将 文化因素整合进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众多学人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何从基础理论的视 角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 空间。作者建设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建构全书的基础。同时，作 者对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即国际政治领域中文化的涵义、文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文化对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影响、文化与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文化对国际机制及国际规范的 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进行了梳理。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理论框架， 为我们分析文化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及国家战略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对于国际政治学研究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观点独到，视角新颖
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一方面指 出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另一方面并没有一味强调文化因 素具有决定性地位，“文化只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因素，它只有和其他因 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文化如同其他观念因素，尽管不失其相对独立的能动作 用，但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国际关系演变与发展的终极原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因 素”。由此可见，作者的理论分析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论证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 文化学导论》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用为一种‘软权力’，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现出来。文化对国际政 治、国际关系即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变化，以文化对政治、 经济具有渗透性和导向性等功能为切入点，深入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内 涵、特点和作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如作者提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总 是与其文化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一个缺乏优秀文化的国家，无论其在社会制度如何优越， 物质生产水平如何发达，都难以保持持久的凝聚力”。“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扩张意味着 某一国际政治力量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控制，无论何种扩张都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道德诠 释赋予合法性，都需要非暴力力量的支持。征服和控制对象不仅在于人们的肉体和国家政 权，而且包括对灵魂的慑服”。这可谓是独具匠心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于人们 分析文化与国家合法性建设、文化与国家安全、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等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且对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还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不 断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即文化世界化和文化民族化，客观地指出文化 的民族主义趋向不是文化建设的目的，而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的文化世界化也不应该是 文化发展的唯一目标。
三、体例完整，内容充实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3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 理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42－48
在过去一百年里，地缘政治理论以其宏观的思维模式、鲜明的理论格调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敏感关注，在意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成为近现代人类思想传统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支。然而自上世纪末期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大体缓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方法、风格基调和相当一部分理论表述均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如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等)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出现与流行，为世人重新认识评判传统地缘政治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基础。以此为契机，批判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它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反思，对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逻辑和根本假定展开了置疑与批评，学者们期望以此重新界定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围和可用手段，并为理论的未来发展做出适当预测。
一
“批判地缘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一词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2年，美国学者奥特瓦塞尔和安格纽在美国《政治地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地缘政治与话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实践性理性》一文，揭开了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序幕。二十年来，以奥特瓦塞尔、安格纽、达尔比、多兹、奥特金森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该领域内许多研究成果接连面世，批判地缘政治在国际政治知识谱系中的地位得到了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批判地缘政治学主要秉持以下观点：
第一，何为“地缘政治”，也就是地缘政治研究的本体论问题。传统的地缘政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关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关系的认识，其观点根据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或者说，是“一种从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的研究及整体认识”。基于这种判定，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者强调通过对地理环境、领土边界和自然资源分布的考察，从而得出其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与传统认识不同，批判学者着重指出：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在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单纯的地理现象。事实上，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存在于一定地理空间当中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民族性等精神景观早已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表述性的，或者主要是表述性的。甚至有学者激进地指出，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只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实践，而非一种明晰可辩的世界政治现实”。在此基础上，批判学者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再简单地局限于物质领土、空间地域状况和世界政治地图上，而必须重视人类的主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价值取向、伦理判断等)在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开始了从“探究地理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制约作用”到“探究人类是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从而展开政治实践”的转变。学者们希望从中发现特定社会是如何描述、衡量和评价特定的地理环境，从而塑造出诸如“自我一他人”、“安全一危险”、“同质一差异”等概念的，以及在这些概念形成后，是如何开展相应政治实践的。
第二，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作为本体论逻辑的必然延伸，传统观点认定：鉴于地理形态恒久不变，地缘政治研究者通过对地理形态超然中立的观察，可以从中发现人类政治活动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从而做出“科学”的理论诠释。从这种立场出发，历史上很多地缘政治研究者都坚称其研究结论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甚至是“历史法则”或“自然(地理)法则”的重现。这种将研究者与其所观察的世界截然分开(即主客体间的明确划分)，同时坚持研究者对世界的反映就是世界本质(即反映与实在的同一性)的观念，其根源均深植于启蒙时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批判地缘政治强烈反对这种观念。在批判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研究当中“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因此，地缘政治研究者不是超然于国家、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立场之上独立存在的，其理论反映必然受到研究者预设的存在论、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强烈影响，无法做到真正客观和严格意义上的价值中立。进一步讲，地缘政治研究者所坚信的诸多“客观事实”实际上仍是由特定的人所完成和感知的，他们“对地缘政治进程的描述同时也是作者对于自身的描述”。特别是当地理知识在国家发展、扩张谋划中发挥作用时，更时常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权力一知识复合体”或一种“社会和历史话语”，被用来以“特定的方式”(或者说，更有利于己的方式)描述和反映这个世界。
第三，对传统研究范围的再思考。在经典的地缘政治研究中，一系列有关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如“怎样才能使得国家成长壮大”(马汉)、“国家与领土之间的关系何为最佳?”(拉采尔)、“国家如何建立、帝国如何强大?”(麦金德)，都是传统理论关注的头等问题，“治国之术”或“强国之道”似乎成为了地缘政治的全部内容。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在当今一些显著影响国际政治走向的大趋势、大问题(如国际金融流动、全球污染、跨国犯罪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等)面前，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很少能够做出适当的理论回应，呈现出明显的“失语”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学者通过对地缘政治思想史的回顾，有意识地将地缘政治进行了宽泛化和多元化理解。具体地说，地缘政治被理解为由三种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所构成：1.“应用的地缘政治”(Practical Geopolitics)，主要指国家和政策执行人的地缘政治政策构想；2.“正式的地缘政治”(Formal Geopolitics)，主要指学术研究者的学理构建和战略性研究；3.“大众化的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即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在涉及地理、政治及两者关系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大众化视角。上述三种层次的地缘政治思想都有其不同的关注对象、流传运用和实践方式，包含了不同的地缘政治文化。奥特瓦赛尔指出，(地缘政治应当)“有多样和普遍的学理基础，它既是高级的(如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又是低级的(如大众的日常生活)；既是可见的(如政策规划设计)，又是松散的(如为军事行动辩护的言论)；既是传统的(如外交政策中永恒的安全主题)，又是后现代的(如信息管理与网络战争等)。”大多数批判学者也同意，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再固守那种
传统的狭小范围，相反应更多地关注地理知识、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精英、社会机构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反馈过程。
第四，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批判学者看来，传统地缘政治最根本的精神倾向之一，就是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它特别体现在“文明一野蛮”、“自由一专制”、“进步一落后”此类二分法的长期存在上。在这种蕴含着浓厚偏见的二分法中，西方社会往往被视为“文明的”、“自由的”和“优越的”，处于全球道义和权势的高地；而广大非西方社会则被视为是“落后的”、“野蛮的”、“可怕的”和“专制的”，大多是人类文明(更确切的说，是西方文明)的“敌人”和“威胁”。通过这种方式，广大非西方社会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政治主张被刻意贬低、极端敌视甚至于长期视而不见。因此，“在(西方)地缘政治家、学术精英和国务家的眼中，这个世界实际上被人为地‘空间分割’，前者往往出于利己的动机将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统统贴上了重要或不重要的标签。”
批判学者们指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存在，导致大多数地缘政治理论文本都将维持或扩张西方社会(或西方特定国家)在全球权势体系中的优越地位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这种不公正立场在严重毒化了地缘政治精神格调的同时，也往往使其沦为了近现代部分西方国家利己思维的理论工具，成为它们维系军事强权、奉行霸权政治的合法性说明。
二
在对传统理论作出深刻批评的同时，批判学者们也指出了未来地缘政治研究必须重视的几个研究方向：第一，重新解读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文本。批判学者主张，未来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文本的基础上，必须深究传统地缘政治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洞悉其背后隐含的价值主张和思想倾向，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从而作出新的解读。在这种考虑下，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已经开始系统地考察地缘政治思想发展及其全球扩散进程。例如，哈弗南系统地回顾了两战之间欧洲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分析了当时欧洲不确定的学术和政治气候对于地缘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奥特金森论述了现代意大利的地缘政治想象在民族一国家建构和发展中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法西斯意大利对法德两国地缘政治学的理解以及意大利地缘政治与法德地缘政治思想的异同之处；伯兰通过考察中国在“相互依存一国家”这一两难处境中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认识与看法，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地缘政治理性产生的根源及其具体的实践过程；多兹对阿根廷地缘政治的研究提醒人们关注非英语地区地缘政治思想的独特之处。另外，批判学者们还对来自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建国后的印度和战前芬兰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行了卓具新意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理论对于地缘政治思想史的重新解读强调建立于“批判”的角度之上，而非是对地缘政治思想的简单重复和一般性介绍。在此过程中，批判学者们尤其关注不同社会的不同人群是如何塑造、评价和使用“地缘政治”概念的，尤其关注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地缘政治观念及经验，尤其关注批驳西方地缘政治传统中存在的决定论倾向，注意揭露其理论文本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和真实动机。
第二，对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重新思考。对于民族一国家这个传统的考察重点，批判学者们也投入了极高的研究热情。通过对诸多典型案例的分析探讨，批判学者们发现，国家作为一种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和强化是一种典型的地缘政治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创建民族空间(领土)、创建民族时间(共同历史)、创建民族认同感等全部行为。其中，民族一国家外部领土边界的确定和变化属于一种空间行为或实践过程，而将分裂的和异质的历史统合为一个先验的和确凿的民族历史以及籍此创建的民族认同感，则属于一种精神意识发展的过程。因此，学者们认定，作为传统地缘政治的首要研究对象，民族一国家从来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物质现实，而是一个“臆想的共同体”。人的意识、观念和行为实践在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形成、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社会文化氛围的演进，人民大众对于国家实有和应有空间形态的认识与想象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后者构成了国家空间行为实践(领土边界变动)的根本动力，直接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在传统认识当中，国家的外部边界被视为一种物质的、将“国内社会一国外社会”明确加以划分的客观存在。而批判地缘政治学有关民族一国家的表述，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或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有很大不同，其精神内涵与其对地缘政治本体论的解读一脉相通。严格地讲，它拒绝承认民族一国家的“物质性、客观性和恒定性”，反对国际关系的“台球理论”，而倾向于将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确立、变动完全归结为社会意识及其实践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指出，未来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深究国家边界变动和日常行为形成的内在根源，即深究不同的地理知识、文化背景、历史记忆对于特定社会普通大众、知识和政治精英所发挥的影响，及其在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创建、强化和改变过程中导致的历史后果。在这个方面，莱齐对土耳其建国过程前后民族认同感的形成、领土边界的确定、国内不同种族的思想分歧等问题剖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第三，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地缘政治研究的启示与意义。无论从其规模或是性质而言，当今世界发展都与过去几百年迥然不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全球传媒和因特网的高速发展、跨国犯罪网络和信息虚拟空间出现，这些均对当今世界的基本面目、社会生活形态、人类思想和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当前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探讨和评估这些新事态、新事实或新趋势对于人类社会心理所带来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具体地说，未来的地缘政治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大国、强国、发达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及实践过程，也要关注那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几乎被边缘化的小国、弱国、极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意识走向及其地缘政治后果；既要关注权力、领土此类“高级政治”议题，也要关注那些直接影响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低级政治”议题(如环境、气候、粮食问题等)；既要关注国家、跨政府组织等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行为活动，也应关注其他行为体(如电影电视、平面传媒、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等)，特别是那些来自女性、少数族裔的地缘政治视野和经验及其对社会地缘政治心理和实践的影响。安格纽坦率地指出，未来的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以普通人的生活为目的，考察不同人群对物质福利、精神认同和世界政治的理解。因此，这就需要关注当今时代中大规模人口散居流动、全球不平等的日益发展、地区对经济增长方面日益突出的制约作用、地区层次和国际层次超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逐步扩大的生产和金融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
三
在过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地缘政治研究曾对近现代人类思维演进和国际政治走向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然而与这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当代主流学术界，地缘政治研究却渐呈式微之势，“地缘政治过时论”、“地缘政治无用论”层出不穷，甚
至不断有学者宣称：“地缘政治已经死了”。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批判地缘政治从反思地缘政治传统人手，通过对一些“元理论”问题和思想史的置疑与探究，为地缘政治研究的继续发展主要作出了以下贡献：
从反思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人手，批判地缘政治通过对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重新审视，颠覆了传统研究中的物质决定论与“科学”万能论观点，破除了传统研究中的种种理论神话，有效地克服了其教条化和庸俗化倾向。特别是针对历史上许多打着“法则”、“科学”、“真理”幌子的地缘政治观点，批判学者们无情地揭露了那些隐藏其中的价值取向和真实动机，并对这些冰冷的、宿命的、启示录般的理论说教进行了相应的道德清算。应当承认，这一点对于未来地缘政治研究摆脱历史包袱、打破思想枷锁、修正错误倾向，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批判学者勇于承认自身研究的价值性与历史性，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在当今地缘政治研究中道德规范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意义。他们反复呼吁地缘政治研究者应当从人类整体利益和更为公正的立场出发，秉持更高的道德诉求，承认人类社会在物质(如领土、资源等)、实践(如政治权势、经济福利、社会发展、军事实力等)和意识思想范畴(如知识观念、科学技术等)上长期存在的失衡态势，关注后殖民时代知识和交换的不平等性，关注广大不发达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和悲惨状况，以期建构出一种与以往传统迥异的、更具人文与正义色彩的地缘政治理论。西方当代学者的这种态度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和既定问题的公正解决，值得肯定与提倡。
同时，批判地缘政治有意识地吸收借鉴了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成果，为当代地缘政治研究注入了新的知识活力。诚如部分国内学者指出的那样，(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强调精神景观和观念性边界，是引入了主体间性的视角；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和要行使批判功能，是引入了批判理论的精神；强调对传统地缘政治观念的解构，是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要素；强调全球性联系和国际合作则又带有明显的全球主义的色彩”。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新兴研究范式的引入，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促进了地缘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学术争鸣，为后者在方法论和理论风格上的转向提供了可能。
当然，批判地缘政治也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最引发争论的一点，便是它将地缘政治基本定义为一种“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或者是一套由话语、反映和实践所组成的，且充满矛盾的复杂体系。”批判学者们实际上是在暗示：“那些致力于解释世界事件和周边状态的人对世界的感知来源于一系列的假想、规则和习惯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地缘政治的思想文本被大致归结成了一种被简化的、具有美学意义的地理想象，在“意识至上”的认定中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抹杀地缘政治研究(特别是历史上一些地缘政治理论文本)的客观性因素、合理性内涵和存在意义，有一定的虚无化倾向，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4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常征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苏东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朱德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朱德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5
[关键词]旅游；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旅游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1―0081―05
一、引言
事实表明，与其他因素相比，政治对一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旅游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旅游政治研究在旅游学与政治学的夹缝中逐步成长。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已经大量出现，一批学者活跃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政治对旅游的重要影响决定了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重要作用。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极大地拓展了旅游研究的领域与范围，丰富了旅游研究的内容。本文在对旅游政治主要维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作出尝试性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二、旅游与政治及旅游政治学维度
人类与政治的关系，如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的名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所揭示的那样，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与政治相伴相随。在一定程度上说，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资源，或者说通过争取政治资源而获取其他资源，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毫无疑问，旅游是一种高度的政治现象(Richter，1989)。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大产业的旅游业，固然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各国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但一国或地区的政治对其影响往往更具有根本性作用。因此，相对于旅游研究的经济、文化、地理等其他维度而言，其政治维度不仅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那么，何谓政治?何谓旅游?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或旅游政治学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旅游政治的倡导者大都是从权力的角度来阐述政治的，认为“政治研究不可更改地是研究权力”(Hall，1994)，因而也就倾向于赞同拉斯韦尔(Lasswell，1936)对政治所作的定义：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何时与如何得到?”(Elliot，1997；Hall，1994；Richter，1982，1989)。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的本质要素是资源稀缺性的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其欲望的资源却永远是有限的，政治由此而被视为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则是进行争斗的手段(海伍德，2006)。
关于旅游的认识与界定，一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旨在为其提供理论框架的概念性定义，另一类是技术性定义。二者均围绕游客这一旅游活动最主要的施动者而进行。概而言之，旅游是人们短时间离开常住地旅行到异地逗留，追求以休闲、游览为主要目的而不是在旅游地定居、就业所形成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Theobald，2005)。
随着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各种利益诉求和问题的凸显必然导致它与政治发生深刻关系，正是这些利益诉求和问题促使了政治与旅游的联姻。作为一大迅速发展的产业的旅游业，必然涉及到各种利益的获取与分配，而以权力为主要特征和动力的政治介入也就不可避免，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开发旅游资源，由谁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如何开发旅游资源，决定着旅游的具体政策，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旅游利益的获取与分配，等等，以至于旅游成为一种高度的政治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初，政治学者开始运用他们的学科知识进行旅游研究，从而开启了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
什么是旅游政治或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呢?学者们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但他们几乎都是从权力与利益的角度去解读旅游政治，于是对旅游也就产生了不同于一般学者的看法，“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与消费，是对寻求怎样才能使人必定成为旅游政治――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何处、如何与为何得到――的必要组成部分”(Hall，1994)。因此，旅游政治是“‘谁得到什么’的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Matthews，1978)。通观西方旅游政治(学)论著，不难发现，围绕旅游这一稀缺资源，各利益相关者以权力为主要手段而进行“谁得到什么”的争斗，是西方旅游政治研究的基本立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是运用政治学方法，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并从广阔的政治活动和视野，如权力政治、政治稳定／不稳定、国际关系、政治系统分析、公共部门管理等政治学视角研究旅游活动与问题，并采用拉斯韦尔关于政治就是权力，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与如何得到”的观点，强调权力在旅游资源分配与获得中的重要作用。
三、旅游研究的政治学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旅游政治将政治学的宏阔视野纳入旅游研究，为旅游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一)政治权力视角
可以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那句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如何和为何得到?”的名言，一直是支撑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核心理论。“对于旅游而言，权力无处不在”(Cheong and Miller，2000)。在当代，“政府角色是旅游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面，包括政策和政治哲学”(Pizam，1997)，不论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权力拥有者总是决定着谁得到什么，何时及如何得到。用权力解释旅游现象，如何以政治的力量占有、分配旅游资源，可谓是旅游政治研究核心问题之一。旅游研究的政治权力视角，为旅游政策制定、旅游资源分配等当代旅游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解释。
(二)公共部门管理视角
从公共部门管理的角度研究旅游问题与现象是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传统旅游研究的重大推进。传统旅游研究往往更加注重旅游的经济回报与效益，而缺乏将旅游视为公共物品，因而较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思考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而在旅游需求日益扩大，旅游资源却相对有限，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如何从国家的高度，运用政府权力对旅游资源、旅游现象与旅游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成为新时期旅游研究的重要使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作是伊洛特(Elliot，1997)的《旅游：政治与公共部门管理》。该书通过比较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应如何管理旅游这一具有高度多样化与易变性的行业，包括 政策制定、旅游管理组织建筹建、地方政府协调、航空和环境控制以及可持续发展等。
(三)比较政治视角
比较方法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有关旅游的社会问题为比较政治学专家长期所延误的问题(Richter，1983)。然而，自从旅游政治维度兴起以来，比较政治方法便成为旅游政治学维度常用而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对不同地区或国家政府体制、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策制定过程等政治因素的比较，分析该国或该地区旅游的发展、旅游政策的制定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如里奇特(Richter，1989)对亚洲旅游政治的研究，就是通过对中国、菲律宾、泰国与印度等国政治制度、政策过程等因素加以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霍尔等(Hall and Page，2000)的《南亚与东南亚旅游：问题与案例》，也是通过比较政治学方法对南亚与东南亚各国政治制度等因素的比较，探讨这些地区旅游存在的种种问题。政治学者的比较专长在协助政策制定者，从事风险咨询或执行计划等与旅游发展相关的方面最能发挥作用(Richter，1983)。总之，比较政治视角为旅游政治学维度为研究各国旅游政策、旅游发展、旅游活动与旅游问题等提供了颇为有力的分析方法与工具。
(四)政治系统分析视角
旅游是由一系列具有高度复杂性而易变性的活动所构成的行为系统，如何从政府的角度对这一系列复杂而易变的活动和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来自社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流转化为官方政策、决策和执行行动，是旅游政治研究重点所在。而政治学恰恰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即政治系统理论。自旅游政治研究产生以来，该理论便成为相关学者所钟爱的有力工具。旅游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马修斯和霍尔分别在《国际旅游：政治与社会分析》和《旅游与政治学》中，根据著名政治学者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式，从政治与政府管理的角度，通过对旅游决策过程的步骤及其相关变量的分析，提出了旅游政治系统模式。根据政治系统分析模式，马修斯(Matthews，1978)将旅游决策与行动视为旅游政治系统模式中两个关键性互动变量，决策者与系统成员通过输入和输出这两个环节实现相互之间的沟通。霍尔的分析模式也是建立在政治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但相对马修斯所构建的旅游决策模式而言，更强调权力安排、价值观与制度安排等对旅游决策的影响。政治系统视角为旅游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在当代复杂而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制定科学的旅游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四、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基本框架
虽然旅游政治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和深化，研究方法及作为一门独立的子学科发展还亟需进一步规范，但是，它以旅游学与政治学为母学科，同时吸纳二者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将政治学的宏阔视野纳入旅游研究，大大丰富了旅游研究的内容。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
(一)政治稳定／不稳定及其对旅游的影响研究
霍尔(Hall，1994)指出，政治稳定是吸引国际游客前往目的地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旅游业发展成功的根本性决定条件。里奇特和沃(Richter and Waugh，1986)也说：“当政治环境出现不稳定时，旅游会急剧下滑”，“不幸的是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和旅游规划者既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即并不是自然风光和文化的吸引，而是政治上的平稳才是构成旅游的首要与核心条件。”在当代社会，影响旅游不稳定性政治因素主要有国内国际战争、、恐怖主义、政治暴乱与社会动荡等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对游客心理和旅游供求关系等方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的，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大量有关南亚与东南亚国家旅游政治研究，都将旅游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并通过大量的定量分析，以深入研究二者的关系。美国“9・11”事件以来，该领域研究更是引起了相关学者的空前重视。
(二)旅游与世界和平及增进国际理解的研究
这既是旅游政治学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领域。目前对该问题的看法主要存在三种态度：乐观派、折中派和悲观派。以世界旅游组织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无论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考察旅游与和平的作用，旅游都是一种增进理解与和平的巨大力量，因为旅游能通过人际间的接触与交往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渗透与宽容，促进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皮匝姆(Pizam，1996)、霍尔等折中派学者则认为，旅游在世界和平领域的确有积极的作用，能间接促进不友好国家问和平的实现，条件是游客要有机会与东道国居民进行零距离接触，但遗憾的是现有的旅游设计与市场运作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因此，那种坚信旅游会导致全球范围理解与和平的观点难免有点夸大其词。一些学者对此却持悲观态度，认为旅游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还为时过早(Barlow，1988)，很少有证据能表明它在一般程度上能充当和平使者的角色(Henderson，2003)。
(三)对国际旅游与国际关系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旅游作为一种异文化交往行为，不论在民间还是官方，往往能起到互通国家间关系的桥梁作用，如果官方能够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互通旅游的方式，对消解国家间的误会和隔阂，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起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破冰”、“融冰”之效果。国家间旅游的鼓励与限制通常是积极政治关系与消极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霍尔(Hall，1994)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旅游作为国际关系基本组成部分的表现形态：第一，旅游是国际外交、国家对外政策议程和国际贸易的一部分；第二，旅游被威权体制国家作为取得国际合法性和正当身份的一种工具；第三，旅游被当作满足国家领土要求的一种手段；第四，旅游不一定是和平的动力。马修斯(Matthews，1978)则认为，世界旅游主要表现为非政府、公共与企业一政府三个层次的国际关系，都将会对国际关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术界对阻碍国际旅游发展的种种限制也颇为关注，霍尔(Hall，1994)将其分为五大类四十多个选项，内容包括东道国和客源国对出入境手续、随身携带物品、投资经营许可等领域。
(四)对旅游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研究
该领域研究至今不过30多年，作为旅游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总体上显得幼稚得多。里奇特(Richter，2005)认为，虽然旅游“逐渐引起社会科学家们更多的关注，仍然缺少持续的政治方面的研究”。对旅游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学者们认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落脚点是政治学，即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旅游现象。《旅游研 究年刊》于1991年所出的《旅游社会科学》专辑将政治科学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一起列为与旅游相关的十大分支学科，从而确定了旅游政治学的学科地位。而对旅游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就连该领域的两名主要开创者马修斯和霍尔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马修斯(Matthews，1978)的早期研究指出，旅游政治研究有三个主要方面：市场营销，尤其是城市化国家市场营销中的旅游政治；发展中的东道主的旅游政治；关于旅游，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旅游的意识形态探讨。该领域第一本专著《旅游与政治学》的作者霍尔(Hall，1994)指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涉及国际、国家、地方或区域与个体四个层面及政府在旅游中的作用、旅游政策等七大内容，每个层面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尽相同(详见图1)。霍尔的这一分析，对该领域研究影响深远，它初步确立了旅游政治的研究框架。
另外，随着旅游的发展和旅游政治研究的深入，经济与发展关系，旅游与国界关系，性旅游与政治关系，旅游与政治结构的关系等问题，也纳入了旅游政治的研究框架。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述。
五、余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与中国旅游研究
旅游学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人类学等领域研究均已有所涉及。这些研究，对推动我国旅游业与旅游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旅游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反映出它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Xiao，2000)，由于受功利因素的影响，我国旅游研究集中在对旅游现象的经济层面进行考察，或者从管理的视角进行规范性的研究(赵幼芳，2000；吴必虎，2001；Aramberri和谢彦君，2003)，从而出现了研究视角的过渡倾斜的不良现象(谢彦君，2003)，这尤其表现为对某些重要领域的完全忽视，其中对政治与政治学维度的忽视便是突出表现。直到2006年，介绍国外旅游政治(学)的研究才出现(唐志明，2006a，2006b)。这不仅与“旅游是一种政治现象”的事实很不相适应，也与政治对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影响不相适应。因此，高度重视政治与旅游的深刻关系及政治对旅游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政治学维度对旅游研究的重要作用，在旅游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尽快建立旅游政治学的研究框架，是新世纪中国旅游学与政治学的共同使命。
如何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旅游研究，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框架，是中国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既要与世界旅游政治学研究接轨，又要有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构建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政治学。笔者以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政治学研究框架除了在旅游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外，在研究内容上至少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在旅游中的作用研究。政府在旅游发展中应如何发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作用，使之在我国旅游的公共管理层面既不“缺位”，也不“错位”和“越位”，是我国旅游政治学维度首先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2．旅游政策研究。旅游政治学应该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及旅游业发展的特点，加强旅游政策研究，为政府制定旅游政策提供参考。
3．旅游与国际关系互动研究。旅游与国际关系研究是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非常薄弱的环节，旅游政治维度应该利用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理论与方法的优势，研究如何发挥旅游的桥梁作用，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4．旅游与中国发展，包括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旅游与发展的关系是旅游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旅游政治学尤其应该深入研究旅游与发展的关系，以充分发挥旅游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5．旅游与公共安全研究。公共安全是游客关注的核心问题，旅游政治维度应该研究旅游中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的各种因素，包括突发事件与恐怖主义等，研究旅游公共安全管理，以减少公共安全事故对我国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国际政治学 研究综述 理论创新 方法论
国际政治学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政治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学说。①理论和实践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体两面，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讲，理论能够把握实践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实现对实践的超越。2015～2016年，国际政治学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推陈出新，尤其是相关中国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全球各国的外交政策创新和实践、国际政治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互动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化发展，中国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问题导向、方法论应用和经验研究等方面继往开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大国竞合态势、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4条主线，对2015～2016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研究进展和实践焦点问题分析作简要梳理，以供学界参考和指正。
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研究
致力于提出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更加提倡和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近年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化思想成为趋势、多元文化成为共识、非西方群体崛起成为一种力量为国际关系理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②从中长期看，在非西方语境下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依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广博的实践基础，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中国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话语权分布看，欧美学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化、吸收、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非西方学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趋势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依托的意识形态、服务功能及其具备的解释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质疑。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科自觉性和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呼唤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日趋高涨，广大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就建立中国学派的思路、着重点、方法和条件等议题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关学者依托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基础，呼应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和时代特征，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此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诸多中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生成提供了创新性的具体理论、议程和动力。秦亚青把“关系性”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把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作为关系理论的认识原理和方法原则，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试图从不同视角解读国际关系现象，是一个体系层次理论，重点强调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以及社会过程的独立本体地位，提出社会过程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阎学通依托“道义现实主义”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认为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认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此外，王逸舟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的典型代表。③
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定量方法的运用。相比于定性方法在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运用程度，定量方法的运用明显处于“弱势”和不足的地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讲并不存在本质好坏、孰高孰低的问题，也不存在国家属性，但从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现状看，定量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是一种趋势。以《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这3种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于2001年到2012年间所刊载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为例，有将近半数比例都使用了统计方法，有近1/4使用了形式模型方法。④就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而言，《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冲突解决杂志》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对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相当重视和青睐，2009年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论文有58%是定量文章。⑤
在上述背景下，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定量方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庞就国际政治领域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国际政治领域在定量研究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国际政治定量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等问题作了系统的介绍；漆海霞就国际政治青年学者如何撰写定量研究论文作了指导性阐述。刘丰介绍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新兴量化研究方法在战争、冲突、威慑、外交决策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阐述了定性比较分析的操作程序。庞、何j考察并解释了美国对地区开发银行操控程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并以统计方法研究地区开发银行在选择受援方以及决定援助额度分配等重要决策上与美国政策偏好和利益的契合程度；庞、权家运通过网络分析方法，对国家的社会性权力进行了分析和测量。吴志成、陈一一以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的问题。此外，迟永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有贸易数据，运用大样本统计方法，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两国外交政策相似度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陈兆源、田野、韩冬临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对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作了定量分析。
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将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了若干有益尝试，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普遍的现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界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学术研究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背景下，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论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相关高校在国际政治学方面开设了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课程，从研究问题的选取、问题的概念化、核心概念的可操作化、因果关系的控制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专门讲授；近几年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能够熟练运用最新统计方法的青年学者，专门从事国际政治定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和趋势。
大国竞合态势研究
大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力量。2015～2016年，大国间的竞合态势较以往更加突出，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仍在继续，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互动纷繁复杂。总的看来，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较以往虽有下降，但在国际体系规则制定、话语权掌控、相关议题的主导权方面仍占有优势；以中俄印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发展的持续性进程中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乌克兰问题是近年来美俄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变量，美俄关系因乌克兰问题带来的负面损伤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恢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则是导致乌克兰政权更迭和国内政治安全形势动荡的重要推手。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这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创伤，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美国利用其在国际体系舆论引导中的优势地位，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同时，美国利用乌克兰问题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挑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关雪凌、张猛认为，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再次检验和行使了对欧洲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并通过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欧亚联盟的形成。基于乌克兰之于俄罗斯在地缘安全、历史文化渊源、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以“收回”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武装力量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对抗等方式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进行了强烈回应。但从客观上讲，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等举动无疑具备双刃剑作用，李秀蛟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危险下注行为，此举虽然彻底解决俄海军驻扎克里米亚以及继续控制黑海的战略问题，但此举也带来一系列后续风险。目前，新明斯克协议的签署为乌克兰问题起到了降温作用，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不会上演一场新的“冷战”对决，但同时它们也不会很快“化干戈为玉帛”甚至重新走上一条关系“重启”之路，⑥美俄仍需要寻找双方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相互妥协的有效路径。
与在乌克兰问题中所处的相对“被动”态势不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更多的主动态势来增强对于俄欧、俄美关系的主导力。高飞认为，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客观上揭露了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败，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两周取得的成果胜过美国一年多的努力。自2015年9月开始，俄罗斯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方面展示了其支持巴萨尔政权的决心，保护自身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安全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缓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打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制裁孤立俄罗斯的不利局面。就反恐问题而言，欧盟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这源于欧盟一方面要面临“伊斯兰国”带来的直接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要承受叙利亚国内战乱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欧盟而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压力，因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法德在叙利亚问题、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但在安全方面，欧盟并没有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善意”而缓解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反而是西方延长了制裁期限。此外，北约在2015年底启动了接纳黑山成为成员国的程序，该举动从战略层面讲意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岛的影响力，这又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弹。高飞认为，叙利亚无疑是俄罗斯创设一种约束美国和西方的新世界战略的有力抓手，尽管挑战重重，俄罗斯未来仍将继续积极介入叙利亚，寻机与西方妥协，最终彻底摆脱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外交困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议题。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符合时展特征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处理的现实需要。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框架性议题。当前，美国延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发展⑦，加之无政府体系状态下现实主义权力观在美国决策精英层思维中的根深蒂固，导致美国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中美关系要真正做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就需要把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负向议题处理好。这些议题有的是老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贸易问题；有些则是近些年涌现出来的新议题，主要为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第三方因素、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等议题。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围绕中美关系的新议题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在南海问题方面，李岩认为，“航行自由”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发酵源于中美对国际海洋法内容的不同解读，中美须倒逼信任措施机制建设来促使双方理性管控分歧。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汪晓风认为，“斯诺登事件”后美国全球网络战略的调整包含防范和规制中国的内容，中国应将网络议题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框架，设置切实有效的议程。在第三方因素方面，陈永认为，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将一些域内国家置于第三方的关键地位，这一战略优势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与其自身实力不相符的利益，为了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一些东亚国家作为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东亚安全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应依据不稳定的东亚安全三角关系的特性，抑制第三方陷阱的生成。在地区领导权竞争方面，潘亚玲认为，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明显表现出动力不足态势，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这一动力“换挡”期，设计全面和长远的大战略方案；王在邦认为，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启的中美关系转型期是划时代的，此次中美关系转型期相对漫长，转型过程充满高频度、高强度和高风险的博弈，呈现某种“箱体形态”；达巍认为，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议题方面，金灿荣、王博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中的限制因素包括国家属性差别、国家利益博弈、军事实力差距、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及台湾问题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应从扩大合作、正视分歧、控制冲突的角度去寻求路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历程，虽然几经波折，但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发展呈现“螺旋形”上升轨迹。中美关系的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双方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坚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⑧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研究
一是关于如何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研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有的主要国际机制安排在总体上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这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制度带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即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制度的规制权尽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其国家利益，这也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不平等的根源之一。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国际体系需要一些新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创立，也可以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创立。如此，方能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卢静分析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指出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黄薇通过对国际储备格局变动以及国际储备货币构成与币值变动趋势的分析，探寻现行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问题，对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及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进行了综合性评述。谢来辉通过在实证与规范的不同意义上区分“扭曲的全球治理”与“真正的全球治理”，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发展治理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联合国成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领导者、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等新理念占据发展理念的主导位置是2008年以来全球发展治理的新变化。薛澜、俞晗之以公共管理研究视角构建治理“问题―主体―机制”的分析框架，将二战以后的全球治理实践活动归纳为全球治理旧范式，以此分析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变化所引发的治理问题和治理主体的变化及其导致的传统治理机制失灵与不足。
二是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渐进过程，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参与、完善和构建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对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中国坚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立场，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体系持批判态度。在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之后，中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机制创设的基础和能力方面有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客观看待那些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为我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近年来中国对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清晰的立场，国内政界学界“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原则性立场的前提下，中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实现了由“革命者”到“积极参与者”、“创建者”的角色转换。邢广程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应有之义。胡键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从学习、适应到融入的过程，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对于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给出了对策和建议。陈友骏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输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明确了的核心交汇点―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曹亚斌从安全、经济、社会、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身份和角色变化。王金波认为，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益尝试，其分析了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治理体系目标、运营模式的原则、规则与标准。赵庆寺认为，G20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张红力立足金融专业视角，探讨了新时期下中国金融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实现问题。
三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具体议题研究。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是与中国有关而又为学者所重点关注的3个议题：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研究。王学东通过分析世界众多的智库与学术评价机构公布的数据以及多项综合评价，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积极政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薄燕通过分析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相互协作的意愿、内容、渠道后指出，中美双方对于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原则、规则和法律性质等方面存在分歧，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在责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曹慧比较了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李慧明认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中美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互动研究。沈逸分析了大国围绕全球网络的指导原则之争，认为这种指导原则竞争折射的是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立管理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实现方式。庄贵阳、周伟铎认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治理的“中国方案”把握了互联网高度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及各国网络主权的尊重四个方面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研究。王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如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为具体的国际制度与组织，不仅有助于减轻“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国施加的制度羁绊，进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马学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即在合作机制低制度化、经济规则低标准化、规则执行软约束化的条件下推动沿线各国走向深度一体化，并着重解决影响经济自由化的自然障碍。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力已今非昔比，在此背景下，除了参与和遵守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中国应尽最大程度地提供国际机制的公共产品，而这其中的核心点便在于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修正和创建，使之朝着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研究
从广义上讲，国际政治体系是复杂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不同层次的组成单位不断产生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确定性/不确定性辩证统一的逻辑特征。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互动行为进程及其结果的可还原性，旨在剥离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表层现象并精简出通用的理论内核，以此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主体、国际政治行为、国际政治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的演化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可否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察和解释以稳定、均衡和线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学理区域的霸权地位并不能掩盖一种可观察的国际政治科学事实：即对于国际体系中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因果逻辑，主流国际理论范式缺乏应有的解释力。由于混沌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因而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人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具有无疑开创性意义，创造性地实现了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在国际政治科学中的运用。然而，虽然学界提出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已有若干年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互动的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复杂理论和系统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客观上又是非常需要的。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以中国周边外交为例，关于采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的周边外交转型问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基于善意的战略意图（行为）为何会产生负向的非本意结果？在此背景下，探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复杂性、混沌性和不可预测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相关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少军强调了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导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运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单一机制解释方法，又要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张旗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反映变化和行为逻辑。尹继武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作了一个基本评估，此外在专文中分析了战略匹配与中国外交的诚意信号表达之间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吴宇运用“嵌入―自主”模型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卢凌宇、林敏娟介绍了外交决策分析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强调了人（尤其是政治领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看，2015～2016年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紧跟时代潮流、热点焦点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程，做出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若干国际政治学者依托长期的学术积累，结合中国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致力于提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研究方面，除了从框架性议题、宏观性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外，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微观层面、非确定性、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强了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质量高的科学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主题方面，政策性热点焦点议题的分析相对较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权衡和思考。
【注释】
①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
③赵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
④程同顺，邝利芬，孙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基于美国政治学三种期刊的研究（2001～2012）”，《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⑤漆海霞：“浅谈国际关系定量文章撰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⑥黄登学：“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