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欺诈论文范文1
关键词：知假买假；主体；诈欺故意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6—0167—02
在一般的司法实践和学理讨论中，“知假买假”意指：一方在明知另一方实行欺诈易的条件下，仍然支付对价并取得对方转移所有权之标的物的行为。为突出其特征及讨论方便计，笔者称之为“诈欺之知假买假”。此种情形为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及学术关注之重点，亦为本文重点讨论对象。就此，学者提出种种看法与建议，而在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关键则是是否适用《消法》49条。现主要从诈欺之知假买假的构成要素入手进行分析。在交易之中，当不限于物之交易，而应包括服务之提供。
一、主体
主体通常应是民法上的一般民事主体，即其仅需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既可是自然人，还可是法人。但在消费合同中，主体则是特殊民事主体之一种，即消费者。然何谓消费者，属激烈争议之一问题，此亦直接关涉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下简称《消法》）的适用范围，以及现行法的改善问题。依《消法》第2条：“消费者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该条规定了消费者的概念。国内学界对消费者的界定大致与消法的规定相同。依《牛津法律辞典》，消费者指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为，消费者是以个人消费为目的而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美国《消费者信用法》规定，消费者为非因自己经营业务而接受由供货商在日常营业中向他或者要求为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个人。此几种界定与我国对消费者的界定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以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二分法将市场主体做了特定划分。
有的观点针对知假买假索赔者是否为消费者的问题，以消费者必须具备生活消费的目的特征为由，论证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然这种逻辑并不能严格地成立。换句话说，知假买假者之目的，并不一定能为外知晓，其目的可能是为了生活消费，也可能是为了索赔获利，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在证据上不能获得其目的是索赔获利的话，我们就不能排除他是消费者的可通用可能性，所以说，知假买假者有可能是消费者，虽然以索赔获利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者不能算消费者。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如何将知假买假者从目的上将其区别开来。前提性的问题是，这样区别的意义何在。如果能认定知假买假者有可能是消费者之目的是为了索赔获利，那么法官在案件的裁决时就可以不支持其双倍赔偿的请求，如果不能认定知假买假者的目的是索赔获利，同时很明显的伴随情形是知假买假者将只能请求解除合同与一般损害赔偿，法官则面临以何种态度认定事实及裁定案件的问题。现行的方法是举证责任倒置加上法官内心确信，即由经营者举证证明另一方是知假买假并进一步证明其有索赔获利的目的，法官在查明的事实基础上依内心确信进行甄别判断。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在司法程序中的可能只是“买假者”，这是一个市民社会中理性人的正常选择结果，依自己的利益原则拟定有利于自己的诉状。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如何判断买假者“知假”这个情节上。
梁慧星先生在其《第49条的解释适用》一文中提出法官要遵循“经验法则”。随之有学者依法律解释的原则提出相针对的观点，认为应以目的解释为最高原则。《消法》49条的目的就是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广大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做斗争，从而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1]，并且当在认定买假者是否为消费者有疑义时，应推定其为消费者。此种方法颇佳，进一步地说，在对“买假者”的真实情形的审查判断中，对其是否知假、是否抱有索赔获赔获利目的问题上存有疑义时，都应推定予其更有利的地位。其原因：除却显见的社会市场经济状态下，经营者与消费者经济力量的悬殊和信息的不对称外，如前文所述，知假买假者中亦可能包含有消费者，在不能明确有买假者是否知假及进一步认定其是否为消费者时，不能因为要排除以索赔为目的之知假买假者，而牺牲真正消费者的利益，甚至怀有其他合法目的的知假买假者的正当利益。所以从形式正义的角度来说，适用《消法》49条反而是更妥当的裁判。而恰恰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了保护大多数被诈欺之消费者的利益。
二、诈欺故意
此指经营者或销售者在交易过程中具有欺诈对方当事人的意图。此亦为诈欺之知假买假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诈欺故意是与欺诈行为相伴而生的概念。但由于这“欺诈行为”之构成界定不同，故对欺诈故意与欺诈之关系的认识亦不相同。
就当前我国现行法与学界研究而论，主要问题在于是否以一般民法概念上的“欺诈行为”标准来对《消法》第49条规定之“欺诈行为”做相同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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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倍赔偿制度的立法意义
在传统的大陆法系理论中，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遵循的都是补偿性原则，也就是损失多少赔多少。在我国《消法》制定以前，关于损害赔偿，一直奉行的是补偿性原则。如《民法通则》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一度充斥着市场，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立法者在《消法》中建立了双倍赔偿制度，以此来制裁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及提供欺诈的经营者，其立法目的是要动员一切受欺诈的消费者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这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积极的作用。
二、双倍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
1、主体是消费者和经营者。我国《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个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此处的消费者，是与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相区别的人，它泛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理解“消费者”概念的关键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日常生活而进行的利用,至于消费者购买后是自用还是他用,则在所不问。
经营者则是指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一个自然人，即使是领有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如果他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受消法保护，他在订立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合同时受欺诈，就应当适用《消法》四十九条。反之，即使是下岗工人或家庭主妇，如果他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不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不受消法保护，而应当受其他法律如合同法保护。
2、调整范围为消费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即一方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另一方则为对方提供商品或服务，双方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一种消费合同关系。所以说没有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消费合同关系，就不存在双倍赔偿制度的适用。
3、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这是适用双倍赔偿制度的核心要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所谓“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可知，欺诈行为须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认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时，应当通过客观行为分析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如经营者提供的是假冒货品、伪劣产品、欺骗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都属于欺诈行为。
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如何判断是欺诈行为还是瑕疵行为？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以消费者向法院提交的相应的证据作为判断的依据；如果消费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经营者销售或提供服务时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欺诈故意，对其要求的双倍赔偿就不应当支持。如果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仅仅存在过错，法院则应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据其他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判定。须注意的是，《消法》第四十九条只是要求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有欺诈行为，但并未要求消费者有实际损失。此规定可以体现出立法对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有了进一步的规制和惩罚。笔者认为，在消费过程中只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即使未受损失也可主张双倍赔偿。如果欺诈者存在欺诈的过错及行为，但由于对方当事人没有陷于错误认识而认定该行为不是欺诈。那么，就会纵容欺诈行为，交易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只要有欺诈的过错及行为，欺诈者就应当承担欺诈的后果，消费者就应获得双倍赔偿，而不应以欺诈相对方的主观态度作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根据。如在审判实践中，原告为被告加工安装塑窗后，诉求主张被告给付塑窗款，庭审中，原、被告对双方事先约定加工安装的是大连实德的塑窗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实际安装的不是大连实德的塑窗，认为原告存在在欺诈行为。针对本案中原告承认双方约定安装大连实德塑窗的情况，双方可申请鉴定，如果鉴定结论为安装的不是大连实德塑窗，即使原告也是被他人欺骗，或是在原告安装塑窗过程中已知晓塑窗不是大连实德，那么，原告作为有经验的生产加工塑窗的厂家，也不能排除他的主观放任态度，所以，可以认定原告存在欺诈的故意，鉴于此，对原告的欺诈行为，被告可反诉或另案诉讼，主张双倍赔偿。
三、双倍赔偿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消法》第49 条虽然对双倍赔偿有了规定，但因立法的不完善，地区的发展程度不同、法官的个人价值观存在差异等，如对“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认识、商品房买卖是否适用《消法》的规定等的主观认识不同，往往使得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法院，针对相似案件常会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结论，从而折射出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知假买假”案件是否适用双倍赔偿。在实践中，《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高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有的经营者就利用部分消费者不会因为很小的利益受损，而费时费力的去维权的心理，从而作出很多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相反，目前出现一批以诉讼的形式主张双倍赔偿，从而获得收益的专业的“知假买假者”，比如大家熟知的“王海”，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是否属于消费者，实践中争议颇多，各地法院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双倍赔偿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一种声音是反对“知假买假者”获得双倍赔偿。他们认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其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营利为目的，不符合《消法》第2条的规定。他们还认为，《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常常处在弱者的地位，而“知假买假者”则不同，他们在购买商品前已经知悉或了解经营者所出售的商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在某些方面认知的事物有时比经营者还要多，在此种买卖关系中的“知假买假者”并不处于弱者的地位，而且对打假者来说，如果将其认定为消费者来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可能会使其获得与其 劳动付出不相符的收益，且认为此种“不劳而获”有悖公平原则，所以知假买假者不应认定为消费者。
笔者认为，判定“知假买假者”是否“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不能以购买商品的数量多少作为认定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根据。另外，是否“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的目的仅仅存在于当事人心中，如果他没有公开表示出来，法官不能因为打假者曾经一次或数次要求过双倍赔偿而凭空判断“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换个角度，如将“知假买假”者认定为非消费者，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悖论。知假买假”者若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消法》要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纯粹的消费者。《消法》本着对弱者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宗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群体，而不是某些个别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笔者以为，消费是由需求引起的，而需求本身就体现着消费者对一定经济利益的追求。对于知假买假者，只要他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专门用来做商品交易，他就是消费者。至于他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动机，则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目前不在法律调整之中。由于惩罚性赔偿金给予受害人的补偿超过其损失，它不可避免地鼓励着一些人去“知假买假”，从中牟利。但正所谓“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从立法价值和现实实践考量，它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
2.商品房可否作为《消法》调整的对象。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在商品房交易上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其主要的原因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判决双倍赔偿会导致双方利害关系失衡。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消法制定时，所针对的是普通商品交易市场存在严重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存在假冒伪劣，使用价值较小时，方能认定为欺诈，但商品房这种特殊的消费品，其中可能存在工程质量不合格，笔者认为，这种工程质量不合格可类比《消法》中的“缺斤短两”现象，商品房和普通商品都存在在流通领域，所以商品房与普通商品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如果将《消法》第四十九条中消费者“受到的损失”严格认定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的服务的费用”，则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因为任何商品即便全部为“假冒伪劣”，也有其在实际中的利用价值，只不过是利用价值大小不同而已。《消法》没有将建筑工程明文排除在外，就应当适用《消法》调整，除非国家出台相应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法》，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将商品房买卖排除在《消法》之外。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中，被骗几十万、上百万的消费者大有人在，他们可能将一生的积蓄用来买一套房子，或许还会举债，如果出卖人在出售商品房时存在欺诈行为，其目的就是以欺诈来赚取其不应取得的利益，如果一个欺诈行为不被制止，则会有更多的欺诈行为不停的生长，如果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就会导致更多的利益失衡。所以，《消法》第四十九条原则上应是适用于商品房交易的，仅是适用的原则及具体的适用范围在审判实践中还有待廓清。
三、审判实践中适用双倍赔偿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在具体案件中，经常出现经营者或生产者在进行产品宣传时使用一些绝对化语言，如“极品”、“佳品”等语言，在此情况下，法院也不应当不考虑其他情况就一律判决双倍赔偿，而应当以产品知名度及产品质量作为参照进行判定。审判实践中如应考量商标中产品说明的字体大小、位置是否显著等。
四、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应对措施
1.在互联网上建立自然人或企业诚信档案，增加欺诈成本。当前部分经营者在经营中的欺诈行为，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关系出现了或大或小的混乱。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仍未建立相关有效的惩罚机制，部分经营者今天可能被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但明天又在其他城市再行注册其他名称的公司继续他的欺诈行为，相比之下，这种简单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的惩罚措施远不及他们因欺诈而获得的利益，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仍不会停下欺诈的却步。笔者认为，应在互联网上建立诚信体系，将自然人与公司诚信直接挂勾，如公司一旦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哪怕是一次欺诈，也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由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负全责，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在全国实行终身禁止设立任何公司或企业，罚款数额增加，增加到这些经营者对欺诈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有效规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2.媒体应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相关媒体应定期定时批漏相关不诚信企业或个人，使得普通大众能提前认知不诚信企业或个人，以便避免一些被欺诈事件的发生。
3.国家机关可制定相关有奖举报机制。有行政处罚权的国家机关可在罚没款中设立专项奖励基金，从而促使有志于打假的公民把明察暗访了解到的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向相关部门举报，由国家专门机关对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予以惩罚，使得有欺诈，就有举报，如举报属实，就应相应给予奖励，如此往复，形成良性循环，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将会被建立。
4. 法官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来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依据《消法》对消费者特殊保护的立法目的及参考发达国家法院的经验，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即不要求消费者举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故意”，而是要求经营者就自己不具有欺诈“故意”来举证。须说明的是，笔者讨论的仅是对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这个要件的认定，可以采用举证责任转换，而对其他要件或事实还是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进行认定。如对商品质量是否合格、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原告有举证责任，被告也有举证责任，难以判断时应当委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关于原告是或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认定，应由法官依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
5.由相关部门出台立法或司法解释。《消法》第四十九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不当，容易导致交易双方利益失衡。为保证裁判的公正，相关部 门应及时制定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确定《消法》第四十九条在日益变化的商品交易中的适用原则及范围，为更好的适用双倍赔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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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欺诈 诚实守信 法律对策
一、服务欺诈的定义及构成
1.服务欺诈的定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4月2日作出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有时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并于1996年3月15日颁布实施了《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2.服务欺诈的构成条件
(1)时间条件：发生在服务业的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活动中。
(2)客观方面：表现为服务业的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活动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
(3)主体条件：服务欺诈行为的实施者只能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活动的经营者。
(4)主观方面：表现为服务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活动中故意实施的。作为促销手段的各种宣传媒介，也往往向消费者传递不真实的信息，使消费者对商品产生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并导致选购商品的失误，其结果自然是消费者受到损害。
(5)因果关系：必须是服务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活动中实施的欺诈行为客观上导致了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作出了相应的意思表示。
二、服务欺诈存在的原因
服务领域的欺诈行为之所以十分猖獗，既有少数经营者存在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社会的、法律的因素以及消费者自身的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服务欺诈者：道德意识淡漠，法制观念薄弱
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竞争的加剧，使得有些商品供给者视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获取利润的途径之一，他们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原则于不顾，竞相采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或限制性商业行为，在质量、价格、计量、商标等各个方面竭尽各种欺诈手段，坑害消费者，其结果仍然是消费者遭受损害。
2.法律规定：立法滞后，执法不力
在实体法方面，我国虽然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商标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是涉及服务领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却很少。而且有些法规和条例在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协调力，法律效力也不高，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处理和打击的力度不够，威慑力不足。如网络购物还需要依法管理和引导，同时就举证责任方面应进一步扩大涉及具体消费领域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等。
3.消费者：相关知识欠缺，维权意识不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消费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消费者所具备的消费知识相对变得日益贫乏，人们不可能对科技时代生产出的商品的结构、性能、品质等诸多方面有明确和深刻的了解，从而加深了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未知性和盲目性。
三、防止服务欺诈的法律对策
从服务欺诈的特征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来看，这类行为一旦实施，必然会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危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如何处理服务欺诈行为呢?
(一)法律保护制度的再完善
1.完善相关立法，尤其是服务领域的相关立法力度
现时的消费环境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领域涉及到了生产的各个环节，已不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涵盖的狭小范围。现在的消费领域已广泛地涉及到医疗(包括医疗美容)、网络、通讯、传媒及其他精神消费，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应在此方面作相应的调整，以切实维护这诸多新兴消费领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节省诉讼成本是一项基本的原则。
2.在程序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改革现有的仲裁，建立适应消费纠纷的仲裁制度
我国应当仿效国外设立小额程序，专门受理并解决消费者因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争议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案件。另外，我们也可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时增加消费者争议仲裁制度，参照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立起类似的消费者权益争议仲裁机制。同时抓紧制订消费者援助制度和消费者协会调解制度。
3.加强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市场有序运行
一方面，要加强中介、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另一方面，逐步实行中介组织、执法人员执业后果的连带责任制度，对、出具假证明者给予严厉打击，增强其执业的风险成本。
4.加强行政职能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做到以较少的社会投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例如我国一些城市中设立12315连动行动，即公安、医疗、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合执法，减少投入，切实方便消费者。
(二)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
据统计，当消费者权益受损失时，只有22.3%的消费者能主动投诉、维护自身权益，多数的消费者自认倒霉。消费者维权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取决于消费者自身捍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因损失小，怕麻烦或在诉讼风险等原因而放弃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实则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当然，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并非一日之举，需要全社会消费知识的宣传、消费运动的发展和全民文化素质、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加强监督工作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
1.加强政府的监管工作
(1)加强专业执照管理。政府对某些服务质量关系重大、而一般消费者又缺乏足够专业知识的服务业(如医疗、家电维修、美容、农机、农资等)即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实行专业执照管理，甄选合格人员，严格把关。
(2)强化产品安全标准。单个消费者对诸如食品、药品、交通工具等产品的消费安全程度难以凭个人知识、经验加以鉴定，而一旦鉴定错误，其后果往往是以生命或健康为代价。因此，政府必须制订并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实行安全标准检验。
(3)严厉制止、打击具有外部负效应的消费行为，如市场欺诈、制售黄赌毒等。
2.加强新闻监督
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定期对产品质量抽检结果进行曝光，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量。
3.加强社会监督作用
利用社会传播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自我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我保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王利民.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政治与法律，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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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利益 价格欺诈 解决办法
一、价格欺诈的内涵及特征
1.价格欺诈的内涵
所谓价格欺诈，就是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我国《价格法》第14第1款第4项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3条对此都做了规定。
2.价格欺诈的特征
第一，欺骗性。这是价格欺诈的最本质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经营者为了获取利润，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就采取了欺骗性手段，使消费者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价格不甚明了，从而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
第二，损益性。经营者的欺诈行为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让消费者付出了较多本不该付出的金钱和精力，短期看也使经营者有了收益，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则使经营者面临信誉丧失的局面，最终会使经营者得不偿失。
二、价格欺诈的危害及原因
1.价格欺诈的危害
首先，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价格是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市场供求状况的灵敏反应，是消费者购物的首要考虑因素，而经营者进行价格欺诈，就会导致价格信号紊乱，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其次，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价格欺诈就是明显违反了法律，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2.价格欺诈的成因
第一，我国虽然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但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很多信用制度要么流于形式，要么还没建立，大多经营者信用意识淡薄，相关信用档案不健全，经营者的行为很少受到信用约束，商业道德水准低，导致违法行为滋生。
第二，很多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不愿意采取找商家协商、找消协维权甚至是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宁愿忍气吞声，经营者就是利用了这种善良心态，大肆价格欺诈，放任胡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第三，对于价格欺诈，我国虽然出台了《价格欺诈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文件，但总体上层级较低，法律条文操作性不强，法律法规较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行法律对价格欺诈的处罚力度不够。按我国《价格法》，对消费欺诈最高罚款50万元。2010年初，家乐福等超市价格欺诈行为曝光后，有关部门根据这项规定，对涉案的19家超市门店累计罚款950万元。可是，家乐福的营销数据显示，2010年家乐福在华182家门店，销售额为420亿元，单店年销售额2.3亿元。罚款50万元，对实力雄厚的家乐福、沃尔玛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三、价格欺诈的解决办法
1.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督促经营者提升道德水平和自律意识
首先，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对所有经营者的信用档案，不能有所遗漏；其次，应该着重完善信用体系本身，建立经营者信用定期考评制度，组织消费者、政府部门等多方面力量对经营者进行考评，；建立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记录，甚至包括经营者本身虽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当经营者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公开提示提醒经营者，如果仍不能改进的，建立经营者黑名单；最后，应将经营者信用档案由特定部门保管，公众可随意查阅，建立信用档案联网制度。
2.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保障
广大消费者是对付经营者价格欺诈行为的最广大力量，单个消费者力量虽然弱小，但滴水成海，集体的力量总能战胜不法经营者。为此，应加强对消费者的维权教育，可以通过消费维权教育等活动来进行，鼓励消费者对任何损害权益的行为都积极斗争，消协、媒体等单位和部门同时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为消费维权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零散消费者损失利益较少，或者零散消费者难以对抗实力雄厚的经营者，或者受损害的消费者人数较多的情况，可以在立法中确立公益诉讼制度。
3.完善价格法律法规，提高惩罚力度
（1）制定并完善《价格法》相应的法律法规。现行《价格法》虽然明令禁止价格欺诈，但缺少相应的具体法律法规配套，导致对价格欺诈行为明显无力。同时将明码实价作为价格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予以规定。
（2）理清现行法律法规冲突及不合理之处。集中精力制定《反价格垄断法》，把以部门立法为主交叉存在于《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电信条例》、《招投标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有关限制竞争行为，以价格为纽带，进行分类型整合，消除对同一行为、不同部门理解与解释不一，造成法律的歧义与执法的混乱。
（3）提高价格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执法不严是导致一些非法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只有严惩重罚，才能惩一敬百。对此，首先可以提高处罚数额上限，处罚基数以经营者一年或者其他时间段之内的收益为基础；其次，一旦确认商家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就让其失去了重新进入市场的资格。
参考文献：
[1]顾应春.价格欺诈的成因分析及对策.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10，（03）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5
关键词:商业欺诈;成因剖析;治理对策
商业欺诈是指经济领域中某些经营主体为了获取短期经济效益和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经营活动过程中采取的种种欺骗他人、损害他人利益的欺诈行为。目前，国内各种商业欺诈投诉案件连年上升，众多消费者和企业深受其害，商业欺诈已成为扰乱我国正常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商业欺诈并非我国独有，而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世界知名的反商业欺诈机构卡罗尔(KROLL)推出的《2007-2008全球反商业欺诈报告》中的数据显示，过去3年中，全球每5家企业就有4家成为商业欺诈的受害者。收入在5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因商业欺诈蒙受的平均损失超过2 000万美元，其中10%的企业损失逾1亿美元[1]。可见，商业欺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防治商业欺诈是各国政府和经济组织的共同目标。多年的实践表明，要有效治理商业欺诈，必须挖掘出其背后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机理，才能找到综合治理的具体良策。
一、商业欺诈成因的经济学剖析
商业欺诈行为的泛滥一方面反映了经营主体的道德沦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有市场经济存在诸多制度缺陷。当有道德缺失的经济主体发现利用信息蒙蔽进行商业欺诈有利可图，并得不到现有制度的有效惩罚，就会铤而走险，并因示范效应而引发更多的类似行为，最终导致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推动商业道德进一步滑坡[2]。因此，对于商业欺诈形成的原因，我们不仅要从道德层面上加以溯源，还应从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等诸多角度加以深入探究。
(一)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是商业欺诈产生的首要条件
信息经济学对商业欺诈产生的基本条件做了深刻的分析。信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商品交换绝大多数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发生的。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主体对于同一经济事件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异，即部分经济主体拥有更多更良好的信息，而另一部分则仅拥有较少的、不完全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因交易双方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生产经营企业对于产品质量和成本的信息拥有量相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不对称的，消费者有关商品效用状况的信息经常是直观的、肤浅的、零碎的、似是而非的，消费者在交易活动中由于信息方面的缺陷而构成了消费盲区，这一消费盲区的广泛存在为商业欺诈提供了生存空间，使得商家极有可能利用信息缺失甚至有意制造虚假信息来进行欺诈牟利，从而使交易行为产生了一定的道德风险[3]。
一般来说，若市场主体在确立某种经济关系或签约之前后，相互对应的参与人之间出现信息分布不对称状态，当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在确立某种经济关系之前，通过提供虚假资料与掩盖真实情况——即隐蔽信息，而获得对自身有利的合约;或者在确立某种经济关系之后，通过隐蔽行动而转嫁风险或直接侵占委托人的利益，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经济“机会主义”行为。与诚信背道而驰的经济“机会主义”行为在一方谋取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不仅直接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而且最终大大降低了市场运作的效率。Hal Varian(1992)的研究得出，一个低质量的企业往往通过广告、做宣传和做活动等方式来发出信号，提高产品知名度进而形成与高质量产品相似的市场影响，这个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通过价格和信息公开度模仿寻求一种混同效应[3]。劣质产品在其“一锤子”买卖中，只要其广告能吸引足够多的消费者，使其销售利润高于公司对该产品的广告支出，劣质产品企业就会通过较高的广告投入，混淆信号给消费者高质量的印象，从中牟取暴利。这样，劣质产品企业传递的信息就制造了噪音，使消费者无从区分不同品质的产品，形成优质和劣质产品的混同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可能出现“柠檬市场”和“逆向选择”问题，扰乱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
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普遍存在，要解决市场中有关信息模糊不清的问题，需要进行信息甄别。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正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如何调整交易合同以筛选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从而确立起诚信原则。这种信息甄别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优势方说真话的基础之上的，即通过提供不同的交易合同，让信息优势方自我选择，只要信息优势方是理性人，他就无法隐瞒也不愿隐瞒自己。但如果信息优势方不愿说真话或故意说假话，则信息甄别理论本身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柠檬市场”问题。因此，这就需要加入一种外力，促使信息传递渠道通畅，信息披露完全，并努力消除各种信息噪音。
(二)短期化一次性交易行为为商业欺诈提供了大量生存土壤
为了进一步了解商业欺诈产生的原因，还可以从搏弈论中寻找解释。首先从构建一个简单的搏弈模型，参与博弈的双方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博弈双方所有可选策略只有两种:诚信与欺诈;(2)博弈双方都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并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当企业发现欺诈可以获利时，企业就会选择欺诈策略。构建的这一搏弈模型非常类似“囚徒困境”，有四种不同的效益组合:双方都讲诚信，即双方都得5个单位的效益;乙诚信，甲不诚信，则甲得到的10个单位的效益，乙则损失5个单位的效益;甲诚信，乙不诚信，则乙得到10个单位的效益，而甲损失5个单位的效益;若甲和乙都不诚信，则双方各得0个单位的效用。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甲、乙双方都希望对方讲诚信，而自己选择欺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是因为在单次博弈过程弈双方均发现在不知道对方是否信守承诺(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对方欺诈，而自己诚信，诚信则有可能吃亏;如果对方诚信，而自己欺诈，欺诈反而可以得利。因此，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欺诈自然是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但是，如果上述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即交易双方的一次性博弈能演变成为以一次博弈为原博弈的无限次重复博弈，则双方都不会为了占一次便宜而牺牲掉继续合作、长期获利的机会。如果某方企业在上一次博弈中因采取欺诈策略获利，则在下一次博弈中另一方企业将会选择欺诈策略来报复对方，最终两败俱伤。在重复博弈里，参与者每次行为都会关系到他们名声的形成，任何失信，都会造成合作的中断、利益的受损。因此，以彼此间诚信为基础进行的重复博弈所形成的合作才会维持下去。
当然，如果每次欺诈行为发现概率很大且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则经济主体会重新评估欺诈和诚信行为的代价和收益，此时，依赖欺诈行为获利的动机将减弱，当事者为了合作的长远效益，愿意抵挡欺骗带来的一次性短期效益的诱惑。因此，在一次性博弈中，交易中任何一方都没有信守道德承诺的动力，骗一次就跑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只有在多次博弈中，诚信道德才显示出应有的价值[4]。而经济社会中一些小企业本着“捞一把是一把”的心理，根本不打算进行多次重复博弈，于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选择了商业欺诈行为。即使是一些大企业由于过分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忽视了商誉所带来的长期经济效应，对于一些欺骗消费者和交易伙伴损害商誉的做法不予警惕，反而沾沾自喜于一点蝇头小利，导致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经营方式边缘化、经营手段灰色化越来越普遍。
(三)市场经济中的制度缺陷是商业欺诈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
制度经济学对商业欺诈盛行的根本原因做了最好的注解。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5]。这种有限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复杂性，人们面对复杂的环境不能掌握完全的信息;二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能力有限，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变化。因此，这就必须通过设立制度或进行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此外，由于经济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诸如说谎、欺诈或毁约等不正当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政府要通过设立各种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以便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
一系列的约束人们相互行为的规则之所以能影响经济人的选择行为，是因为随着行为的约束规则的变化，当事人的收益预期也会随之改变，从而会使追求自身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发生变化。因此，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人行为[6]。路径依赖原理也告诉我们，一旦某制度被选定，该制度所带来的收益就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得人们不受约束地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都用来从事收入最大化的活动，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因素，从而出现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当收益递增不能普遍发生而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需要时，制度变迁就沿着非绩效的路径发展，并且愈陷愈深，最终陷入“锁定”的轨迹中[7]。
商业欺诈的出现也是如此，当社会制度不完善使诚信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效益而欺诈行为却能获取暴利时，商业欺诈会越来越盛行，诚信危机会越来越严重，越陷越深。如果市场机制完备，政府监管有力，商业欺诈行为发现概率较高，则意味着其所付出的代价较大，这种高昂的成本将迫使经济主体遵循道德规则。就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约束机制和外在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为欺诈者提供了可乘之机[8]。一是市场自身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建立，源自市场自身通过道德工具来配置资源的功能尚未形成，有德者并未获得相应回报，无德者也未获得相应惩罚;二是法律制度尚未健全，还存在许多法律漏洞，且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经济实行市场化以来屡禁不止的造假现象在某些地区是公开进行的，甚至被作为利税来源加以保护，这无疑是我们法律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上述问题带来一个怪圈: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完备，还不能真正让市场机制褒奖有德者，淘汰背弃无德者;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缺乏监管经验和存在法律及规章制度上的漏洞，欺诈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低且惩罚过轻，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力。在违规经商可以逃避制裁而能获得丰厚利益回报的制度环境下，不讲商业道德的奸商就会多起来，这正是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商业欺诈行为扩大蔓延的主要原因。
二、治理商业欺诈的对策思路
毫无疑问，商业欺诈行为不仅将扰乱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也将严重破坏一个社会赖以形成的诚信基础。由于商业欺诈的产生既有经济人内在的伦理根源，又有市场经济外在的制度根源，治理商业欺诈将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外在的制度保证，也要有内在的道德保证，亦即不但要构筑制度的堤防，更要构筑道德的堤防，这就需要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先，由于经济领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为了尽量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消费者的信息甄别能力，诚实守信的企业必须加大自己的信息披露，努力提高自己的信誉，塑造自己的品牌，通过品牌，将产品的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和使用者形象等信号传递给相关的消费群体，使之区别于一般企业产品。其次，企业内部要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大力倡导企业诚信价值观和诚信文化。基于伦理道德的企业价值观管理要在企业中扎根，最重要的是伦理道德观念在企业内部的培育、维护和扩展，从企业内部培育出一种内在的、自发的、不需第三方力量强制的诚信道德观念，只有如此，才能从企业内部治理企业经营中的欺诈问题。企业诚信道德不仅仅是约束防范性的，还具有进取性的功能，这是人们从长久以来对诚信道德发展的历史及其本身职能的探索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为经济活动的实践所证明的。许多企业在一些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面前，宁愿自己亏本，也要信守合同，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换来很高的美誉度，使公司绝处逢生，创造出丰厚的收益。因此，企业必须把诚信当作资本来经营，牢固树立诚信道德理念，要在企业中形成讲信用、重信誉的企业文化，尤其要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客户管理、营销管理、资金管理、税务管理、公共关系等环节严把信用关，在市场中树立良好的诚信形象。只有每个企业牢固树立了自己的诚信文化，全行业的诚信伦理建设才有望形成并得以长久。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加快建立市场信用管理体系，加大信息透明度，实现信息共享。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普遍存在的商业环境中，进行买卖交易所需要的“准确信息”不可能全是企业的诚实守信所能保障给予的，会出现一些不良企业的“搭便车”行为。当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制作者和提供者有意造假，并把承诺当作谎言和戏言时，获取准确信息就会成为很大问题。因此，建立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记录和评价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建设企业征信的专门信用制度，包括对信用记录的征集、调查、评估、保证等信用业务活动的组织及信用机构的设置等加以规范，以确保信用活动的正常进行。要尽快规范税务、工商、海关、司法、银行等与公共信用记录有关的政府部门与企业的行为，必须要求这些部门依法向社会信用机构和公众提供信用信息，并制定可操作的信用服务规则和信息传递披露机制，增强经济主体道德状况的透明度，使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状况真正成为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
政府要继续完善各项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大对商业欺诈的制裁力度。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只有在实际运用中能基本杜绝它要禁止的那些不当行为发生，才能算是有效的，反之只能是低效或无效的。必须根据这个标准去逐一衡量和修订既有的法规制度，使其变得合理有效。一旦消费者或企业受到商业欺诈的侵害，可以依法追索超额补偿。其次要加大对商业欺诈的制裁力度，让商业欺诈行为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要在法律制度安排上要鼓励诚信行为，让讲信用的人通过依据其道德资产获得利益的可持续增长，让企业通过靠道德资本作为扩大规模的必要条件。同时，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层面上，一定要讲法律信用，起到惩罚欺诈行为、警示企图败德者和保护有德者的效果。让欺诈行为及时曝光并受到应有的经济和法律制裁，让进行商业欺诈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找到交易伙伴，让“有德者”能够“有所得”和“无德者”倾家荡产。只有这样，经营者就会视商业欺诈为畏途，商业欺诈就会失去自我繁育功能而呈现萎缩和消亡趋势。
从行业协会等角度来看，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促进行业自律。由于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交易手段日益多样化和隐蔽化，诸如票据，存折和电子商务等，主体间面对面的交易日益式微，主体间的距离的放大无疑为商业欺诈提供了机会，而社会中介组织本身具有多方参与自治自律的特征和在交易中保持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的独特优势，它们大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监督和沟通的作用，例如具有公正和监督功能的公正处、仲裁处、质量检测处、计量认证处、资产评估处等，具有沟通功能的各行业协会和商会等。因此，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有义务有能力发挥自身的协调、监督和制约职能，在反商业欺诈中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要积极开展社会信用管理和研究，提出有关信用的立法建议或者接受委托研究信用立法，提出有关社会和国家信用管理的法律法规等;制定各行业从业标准以及行业涉及的有关规章;协调企业与政府、媒体、消费者和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与沟通等;促进行业自律，加强信用服务行业人员培训，健全惩罚机制，确保市场诚信行为不断生成。
行业协会也要承担义务教育消费者的功能，提高消费者的鉴别能力，帮助消费者识别商业欺诈。要向消费者如实介绍产品检验的性能、质量标准、检测手段、成本信息，帮助消费者掌握各种反欺诈的方法。对本行业出现的商品质量问题追查源头，从流通领域一直往上追溯，以彻底消灭假冒伪劣产品出现的窝点。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要积极接受消费者的申诉，代表消费者向商家进行协商，并将发现的商业欺诈行为提交有关部门处理甚至上诉，通过各种形式为受害者争取补偿和应有的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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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盾.中国传统诚信观与当代市场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9-135.
[3]Hal Varian. Microeconomic Analysis[M].Michigan，1992:300-335.
[4]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0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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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airo J. Parada ，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siting the Bridges (Or the Divide)，Oeconomicus， Volume VI， Fall 2002.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6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网络欺诈 b2c c2c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欺诈正严重影响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打击网络欺诈是发展电子商务的必然选择。商务活动从交易过程来看，是买卖双方的博弈；就市场竞争而言，是卖方与卖方的博弈；而就市场管理而论，则是交易者与管理者的博弈。因而，抑制电子商务中的网络欺诈，必须从国家、商家、消费者三个角度入手，在弘扬诚信美德的前提下，防范、检举、制裁欺诈者，建立电子商务的信用机制。本文仅从防范网络欺诈视角进行阐述。
二、基于国家角度
为了保障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国家的任务是加强监管，建设有利的社会环境。2005年我国实施了《电子签名法》，为打击网络欺诈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部级的监管组织体系。首先要便于申诉和举报，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降低网络欺诈的社会危害。如美国有ifcc和ifw，而我国是由国家计算机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各地工商局和消费者协会兼管网络欺诈的举报工作，缺乏专业针对性，不利于专项治理；其次要有直接的责任主体。国家目前依托中国电子商务诚信联盟等开展电子商务网络欺诈监管工作，而这些组织本属于业界自律组织，开展工作既缺乏自我惩治的主动性，又缺乏大众认可的权威性。
另外，网络交易需要建立验证交易各方的身份、对网上信息给予证实的机构——认证中心（ca）。wWW.133229.CoM此外还应加强网上信用中介机构建设，并强化其管理。例如健全网上信用印章服务机制等。网上印章是在网络环境下，面向b2c交易建立的对网上商家进行评价、通过发放徽章等形式传播有效信息的服务。目前已应用于许多国家。国外网上印章一般有时限，收费标准明确，多数可由消费者参与，可向印章签发机构投诉或索赔。我国目前仅有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电子商务诚信评价中心提供“电子商务诚信单位”徽章服务。在相应方面却不明确。发放徽章要严格评估与审批程序，对于在网站上使用了相应徽章的要注意真伪辨识和后期监督。实现打击欺诈、强化信用的良性循环。
三、基于商家角度
商家防范网络欺诈的内涵主要是防止资金损失，防止他人盗用自己身份、盗取或篡改商业文件。为此，必须着手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信息化建设。实施欺诈者往往有较高的it素养，欺诈者有时候来自企业内部，提高企业自身网络和计算机系统的技术含量和管理者的技术素养是安全电子商务的必然选择。防范欺诈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但从长远看对企业提高电子商务经营效益是物有所值的。为此，必须重视自身的信息机构建设，将抑制网络欺诈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一部分。由cio对自身所有电子商务业务实施信息监管。
2.网站建设。目前，网络目录仍是许多商家电子商务的重要盈利模式。如果非法者打着企业网站的旗号实施欺诈，不仅使消费者蒙受损失，商家也难逃法律追究。所以保护自己的网站的地位不受侵犯是商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商家应及时向cnnic注册与企业名称或商标密切相关的域名。警惕他人仿冒或盗用自己的域名、网站logo、企业标识、商标，在网站上散发虚假产品目录，或通过篡改目标url等方式篡改网站信息。
3.交易文件的保护。交易文件是交易的记录和凭证，也往往是欺诈者实施欺诈的载体。为保障交易安全，商家必须对包含重要财务、产品、技术信息的数据库文件采取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要充分认识电子签名在电子商务中的意义，在b2b交易中对交易文件全面使用数据加密技术和数字认证技术，特别是数字签名、数字时间戳技术，以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时效性和不可抵赖性，防止被黑客或交易对手截获和篡改。必要时向国内外相关机构寻求更多的技术支持。例如数字时间戳需要求助于国家授时中心（ntsc），因为它是国内唯一提供相应服务的专门机构；而国内pki产品和服务机构尚不成熟，主要借助entrust和verysign等国外公司。
4.资金支付。非法者实施欺诈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资金，而盗取帐号和密码是其最常选择的途径。因而在资金支付环节必须有效防止非法者通过网络监听等方式获得口令信息。通过第三方的信用卡支付由于采用虚拟帐号而且信息不在开放网络传输，可保证支付安全。但一般只适于部门经理的小额支付。在b2b交易中资金数额较大，使用电子现金支付系统或电子支票，不仅可以保证支付的安全性和匿名性，还可以降低成本，应作为第一选择。
四、基于消费者角度
消费者防范网络欺诈的任务是保护个人隐私，减少资金损失。只要消费者具备了足够的网络素养和网上交易知识，特别是电子商务营销和盈利模式知识，对于网络欺诈就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消费者首先要充分了解电子商务交易细节，明确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更要了解商家信誉、优选交易平台。在b2c交易中，商家的信誉是消费者免遭欺诈的根本保证，因此获取商家的信用信息是必要的。为此消费者应经常浏览中国电子商务诚信评价中心网站（.cn）。还应通过中介机构查阅卖方是否具备ca认证和信用图章。同时应注意，不同种类的网上信用印章核心价值不同。有的仅限于保护隐私或说明消费者满意，承兑性印章才是兑现承诺的保障。要警惕商家夸大信用印章的适用范畴。在c2c交易中，因多数交易者不具备ca数字证书和信用印章，选择安全交易平台至关重要。为防止欺诈，不熟悉卖主背景时最好不与其进行交易，消费者直接向卖方汇款是不明智的，应选择具有第三方支付服务和履约保障服务的平台。而yy、聪明点等网站对同一商品提供多个商家及其交易评价指数，为消费者选择卖主提供了便利；易趣拍卖网提供paypal网支付服务和安付通履约保障服务，必要时可为买家提供交易安全基金，并共同追讨欺诈者的责任或向卖方支付全额退款；在b2c交易中，当当网推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上门退换货”服务。易趣网还对欺诈和不履约行为开辟了投诉空间。这些都为消费者防范欺诈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