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1
贵州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
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尽管如今与东、中部的省份相比还处于欠发达的水平，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人口与经济的结构与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1.贵州省人口增长状况分析(1)人口总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人口总量由1978年的2686.4万人增长至2008年的3793万人，绝对增加人口达1106.6万人。而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约44.05万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55‰。但就其本身变化走势可知，贵州省人口总量的增速呈现递减的趋势，由1978年的最高增幅人数56.57万人到2008年的年增幅人数仅为25.37万人，而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有1978年的最高值21.24‰减少到了2008年的6.72‰。人口的增长表现出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而这又得益于全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2)人口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贵州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以2000年至2004年短短四年时间老年人口系数(65+)就增长了1.58个百分点，年均递增0.39个百分点，并且以后的时间里贵州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不断加强。人口性别结构是反映人口内部生态平衡的一项重要指标。贵州人口性别比偏高虽比全国来得晚，但速度快于全国，呈逐年递增之势。由1978年的103.27%开始，至2008年的108.19%，其中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的最高值110.1%，该值严重偏离了平衡值。2.贵州省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巨大努力，全省经济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不断改善，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1)经济总量的变化。贵州省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46.62亿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3333.4亿元，增幅达71.5倍，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省经济呈现大好发展的趋势。这无疑为全省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和健立覆盖全省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在追求“量”的同时更要注意“质”的提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利益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全省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实现经济的真正飞跃。(2)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行为，指对某一地区的资源配置进行调整并使其效率到达最优，目的主要是形成经济增长的强大内在动力，获得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高效化。由表1可知，贵州省产业结构已经从“一二三”向“二三一”转变，实际上当前贵州已经到了以结构调整促经济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阶段，即向“三二一”型产业结构调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一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
实证分析
1.样本数据说明为研究贵州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在《贵州统计年鉴2009》收集了1978-2008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亿元)与地区常住人口年末总人数(TP，万人)，并且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求得GDP真实值(SGDP)，在此基础上对SGDP、TP分别取自然对数得LnSGDP、LnTP，从而减小或者消除由于数据口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影响。本文计算GDP平减指数以1978年为100。计算公式如下：（式略）其中代表了第i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了第i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代表了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代表了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2.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发生，首先对要考察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可知，原自然对数序列的检验统计量大于临界值，说明原自然对数序列是不平稳的，而它们各自的一阶差方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说明原自然对数序列是一阶单整即I(1)序列。因此，理论上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已知各变量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LnSGDP=-46.21328+6.334071LnTP其中，R2=0.929，DW值为0.181，t统计量和F统计量都通过检验，模型拟合的比较好。经检验，模型存在序列相关性。为了消除序列相关性，在模型中加入MA(1)项，消除了序列相关，且各变量都通过了检验，修正后的方程如下：LnSGDP=-45.50734+6.247682LnTP我们现在对它的残差进行分析，如果它是平稳的话，就可以说明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由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在给定三种水平下，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此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3.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中的四个图是基于VAR模型和渐进解析法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图中的实线为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在模型中将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设定为10年。从图5分析可知，考察LNSGDP和LNTP对其自身的冲击的响应情况和路径。LNSGDP对其自身的一个冲击呈现出很强的正向响应，在前3年具有递增趋势，在第3年实现最大之后又转入递减趋势，但由于其递减的速度非常慢，总体表现出较稳定的正响应走势，并且长期持续。而LNTP对其自身的一个冲击一开始呈现出较强的正向响应，但随着追踪期的不断增加有递减态势的正响应。考察LNSGDP对LNTP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可知LNSGDP对LNTP冲击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响应，总的来讲，LNSGDP对LNTP的响应几乎没有大的波动，在前三年有一个负的响应，但非常微弱，即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增长的小幅减少，到了第6年以后，就出现了持续的平稳性，即LNSGDP与LNTP之间具有长期密切稳定的非正非负响应关系。进一步考察LNTP对LNSGDP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可以看出，LNTP对LNSGDP一直表现出较强的负响应，这种趋势延续的时间很长，说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负响应关系，但这种负响应关系随追踪期的延长有约微减弱。4.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为了描述冲击在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在此做基于VAR和渐进解析法模拟对LNTP和LNSGDP进行方差分解，分解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在第1期主要受自身波动的影响，经济发展对其影响不显著，从第2期开始该影响猛增至20.902296%，此后便开始了自身波动影响不断减少，而经济发展波动对其影响不断加强的过程，第9期、第10期分别稳定在35.6%和36.2%左右。再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从第1期完全受自身波动影响，丝毫不受人口增长影响，而且第3期自身影响的最低所占份额也是99.46383283%，而人口增长的影响比例为0.536167171％；第3-10期人口增长的影响份额趋于下降，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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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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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产业结构升级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认为得益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面临二元经济结构难题，比如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社会保障缺乏与紧张的劳资关系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带来劳动人口的变迁，李新平、徐睿（2010）认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带来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必将引起人口红利再分配，这样就必须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到底人口红利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具有怎样的变化和意义？罗丽艳（2012）运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互补原理，分析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两者不同比例情况下人口红利和就业压力，认为中国目前总体上处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资源约束对人口红利产生“挤出”效应，人口红利更多的表现为就业压力。这个问题也称“民工荒和就业难”悖论命题，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表现得尤为明显。
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悖论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治理重点。有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些问题，郭友群、潘琦（2011）认为劳动力大量流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后人口红利”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红利问题是否有关，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需要用刘易斯拐点（也有学者称为“刘易斯转折点”）来分析，刘易斯拐点被认为是衡量人口红利阶段的重要指标，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一国或地区进入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这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将不断减少，直至消失殆尽。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俊杰、张露（2011）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这表明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严格定义和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统一认识。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广州作为实证对象，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广州人口红利问题，使广州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以及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各种准备，实现广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新一轮的升级转型。
文献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分析人口红利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一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不同学者的意见都能找到合理解释。人口红利所处的阶段固然重要，但是不管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人口红利从来就不会消失，这也是本研究一直坚持的观点，因为人力资本是无穷的。对于当前中国部分沿海城市所面临的“用工荒”，刘怀宇、马中（2011）认为是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作而出现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是金融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短缺引起家庭实施风险规避的结果。“用工荒”和“招工难”实际上是人力资源分配不均不能被合理配置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是否进入到刘易斯拐点？袁霓（2012）认为当前中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中国面临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人口转变问题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强国措施得到解决。这样的观点比较能解释目前沿海城市的一些人口问题，但是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存在怎样的机理，这些机理与产业结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则论述较少。
二是人口红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怎样？这方面的论述在相关文献中都有论述，比如唐代盛、邓力源（2012）认为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尹银、周俊山（2012）认为人口转变带来较轻人口负担，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张新起、景文宏、周潮（2012）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结构提升会明显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结构比例下降会抑制经济增长。都阳（2010）也认为在合宜的经济制度下，人口因素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以上文献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鲜有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传导机制，要么从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进入到哪个阶段，要么直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则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切入，并认为人口红利先是通过刘易斯拐点得到显示，然后通过刘易斯拐点传导，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因此本文并不重复前面学者的研究路径，而是建立一个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人口红利与经济绩效内部传导路径，通过建立“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2012年11月21日，在全国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中，国务院副总理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并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他认为“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为此，必须研究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关系，比如廖海亚（2012）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分析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
为此，本文构建一个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纵轴代表工资率w，横轴代表劳动力数量l，曲线s代表劳动力供给曲线，e代表刘易斯拐点，w*和l*代表刘易斯拐点前的工资率和劳动力供给。图1说明在刘易斯拐点前人口红利是无穷的，也就是说，在保留工资率水平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是无穷的；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工资率水平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也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过程，也应对了当前副总理分析的观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尽管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不断激增，广州这几年的劳动工资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那是否意味着现在广州还在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好处呢？其实，广州目前可能并没有发生刘易斯拐点阶段，还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并没有体现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上，因此出现劳动者因为工资低的“就业难”和企业提供不了高工资的“用工荒”两难问题。
在现有的研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验证了上面的逻辑机理，蔡 （2010）认为当前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从理论上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为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绩效，尽早将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缩小“未富先老”缺口，关键和唯一途径是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优势，同时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做好产业结构的改革与升级。必须进一步厘清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机理，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必须依靠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繁荣的源泉和力量。
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
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经济绩效问题，比如钟水映、李魁（2010）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但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王朝明、马文武（2011）认为“民工荒”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局部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供不应求的短暂现象，但“民工荒”产生和持续出现的缘由，更多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诸如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的演变和调整相关。这正是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必然反映，应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积极发掘现有“人口红利”，横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纵向实现产业的垂直升级，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真正实现农村劳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广州2000-2010年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可以找到部分原因，如图2所示，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多年间，广州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13.62%，2010年为 6.9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1.47%，2010年为39.2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4.91%，2010年为53.72%。人口红利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人口红利向刘易斯拐点的演进，并带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资率的提升，从而带动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老龄化问题。腾菲（2011）认为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于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婴儿潮”时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届时将出现中国第一个重度老龄化高潮。高建昆（201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契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如图3所示，广州人口自然变动情况有一些有规律的变化，1978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5.46%，死亡率为5.32%，自然增长率为10.14%；2010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2.47%，死亡率为5.69%，自然增长率为6.78%，符合前面学者的论述。在这样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发展将对老龄人口带来一定的社会福利。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劳动力供给影响最为深刻，意味着中国将无法继续利用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就业结构、分配领域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着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优化。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认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一个综合的增长框架
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的长期绩效与稳定增长。蔡（2011）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相结合，回答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通过图4回答前面分析的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情况。图4显示，改革开放初，广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907元，到了201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7458元，30多年间翻了很多番。正是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以及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工资率变化，引导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人口红利期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的机会窗口，广州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初就已经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初，广州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大调整，但是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依然能够持续增加，说明人口红利及刘易斯拐点的引导对广州经济增长依然有效。但是当前经济结构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刘易斯拐点重新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促进广州经济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绩效的过程，必须综合研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内部机理，实现人口红利从量向质的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反而意味着人口红利质的改变，只有充分利用这个过程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转型升级；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通过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率的变化过程得到体现，正是刘易斯拐点的作用促进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加速经济的转型，影响人口的自然变化率；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通过1978-2010年的数据得到体现。
经济绩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追求目标，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得到量化和体现。这些指标数据的来源只能从产业发展的指标中获得，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充分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更好地促进经济绩效。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又是广东的省会和核心城市，广州的人口红利问题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研究，才能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实现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转变和社会福利的升级，更好地惠及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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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4
中欧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研究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浙江省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的动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区利用外资效果评价和实证比较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分析 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TCL 跨国并购的问题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外商投资现状比较研究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垄断、安全威胁与反垄断控制--外资并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研究－以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因素分析 江浙沪 FDI 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中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外资在华并购绩效分析 FDI 对我国通讯产业的垄断分析 浙江化工产品的出口现状和对策分析 外资在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农产品贸易视角 欧盟 RoHS 对浙江省机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宁波服装出口的品牌战略:合创品牌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秩序研究 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 温州鞋业出口现状及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人口 区域经济 协调度与协调发展水平模型
问题的提出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有关此课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早有涉及，国外学者为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如人口学的创始人马尔萨斯，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负的反馈作用，经济增长可能会刺激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却会阻碍经济增长（王学义，2003），如果说马尔萨斯是悲观人口经济理论的代表，那么经济学家J·M·凯恩斯、A·H·汉森、朱利安·L·西蒙等则被认为是乐观人口经济理论的突出贡献者，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是有促进作用的。当然，无论是悲观论者还是乐观论者，他们主要都是研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口数量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人口质量经济理论也应运而生，如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即人口质量的影响。哈罗德、多马、索洛等经济学家，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验证了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向志强等，2003）。国内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多且涉及面广，如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定性与定量的方法都有所涉及。因此，国内外的这些成果为我们继续研究人口与经济的课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及实证参考。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课题中，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以来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对于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意义非凡。广东省作为我国的第一人口大省和经济强省，四大区域的协调发展成为广东省“十二五”规划得以实现的紧迫任务。因而，研究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实现广东省“十二五”规划、建设幸福广东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人口与经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量研究的缺乏，构建了一套评价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并根据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型，对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及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广东省的人口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系统包括两大系统，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石培基等，2010；汪波等，2004；张雪花等，2006；李文慧等，2011；陈华等，2011），依据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并结合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广东统计年鉴》、广东人口普查统计公报等资料上可查到的数据来设计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
一般来说，人口的数量、人口的质量、人口的变动与结构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强的影响，特别是广东省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如广东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流动人口多，各区域人口素质、老龄化程度不等，为了全面评价广东省各区域人口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关系，人口系统主要由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的变动与结构等指标构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年末常住人口数、人口密度、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文盲率、万人拥有大学生数、净迁移人口数、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老年人口所占比重。
经济系统主要由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潜力等指标构成，因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可设置为：GDP、人均GDP、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财政收入。
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方法
（一）因子分析法
为了反映人口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本文构造了人口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指标（变量）间经常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实测到的数据包含的信息有一部分可能是重复的。因子分析法，就是在尽可能不损失信息或者少损失信息的情况下，将多个变量减少为少数几个潜在的因子，这几个因子可以高度地概括大量数据中的信息，这样，既减少了变量个数，又同样能再现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用因子分析法可以把握系统中的主要因子对主因子的贡献率和因子得分。
本文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做因子分析，选取包含信息量较多（一般累计信息量达到85%以上）的前m个主成分：fac1、fac2、……、facm，以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αi为权数构成综合函数，即F=α1*fac1+α2*fac2+…+αm*facm，根据综合函数，分别计算出人口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得分。
（二）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度与协调发展水平模型
本文采用廖重斌（1999）协调度与协调发展水平模型，以便于对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协调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人口与区域经济系统协调度，协调发展水平模型公式为：
（1）
模型中，C为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D为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K为协调系数，K≥2，f（x）为人口发展系统综合得分，g（x）为经济发展系统综合得分，T为人口与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数，本文认为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因此权数α、β取值为0.5，K取值为2。C反映了人口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状况，D反映的是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所处的水平。
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分析—以广东省四大区域为例
广东省四大区域主要指中下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惠州、广州、东莞、深圳、肇庆、佛山、中山、珠海、江门9市，东部的东翼包括潮州、揭阳、汕头、汕尾4市，西部的西翼包括湛江、茂名和阳江3市，山区指云浮、清远、韶关、河源、梅州5市。
广东省四大区域主要按照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划分，主要是根据目前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市化格局，来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
根据2011年《广东统计年鉴》及广东省各地区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资料，本文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系统及区域经济系统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所得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5%的原则，对人口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都可提取两个主成分。
对于人口系统的两个主成分，主成分1在各指标上的载荷都非常大，本文将主成分1解释为人口综合因子。主成分2在人口密度、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年末常住人口数等指标上载荷较大，本文将主成分2解释为人口数量结构因子。
对于区域经济系统的两个主成分，主成分1在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六大指标上的载荷较大，本文将主成分1解释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主成分2在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的载荷最大，本文将主成分2解释为经济发展潜力因子。
对累计贡献率归一化处理，对人口系统提取的公因子1和公因子2可分别赋予权数0.672和0.328，对区域经济系统提取的公因子1和公因子2分别赋予权数0.845和0.155，由此可得出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系统及区域经济系统的综合得分f（x）、g（x），并根据协调度C及协调发展水平公式D，可计算出相应的数据，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数据可知，2010年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发展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名分别为珠江三角洲、山区、西翼和东翼，区域经济发展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名分别为珠江三角洲、东翼、山区和西翼。说明珠江三角洲在四大区域中无论是人口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在广东省是遥遥领先的，原因在于珠江三角洲人口数量多、质量高，流动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多，老年人口比重小，经济发展速度快。在东翼、西翼和山区这三大区域中，人口综合得分和区域经济综合得分都明显偏低，这三大区域普遍存在着人口数量、流动人口、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较少，素质不高，老年人口比重偏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特点，两大系统的综合得分排名也此起彼落，如人口综合得分排在第二名的山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排名为第三名，区域经济综合得分排名第二的东翼，人口综合得分却最低，人口综合得分排名第三的西翼，区域经济综合得分排名最低。说明这三大区域的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不一致。
表3中协调度C数据显示，四大区域中的珠江三角洲、东翼、山区这三大区域协调度都大于0.9，说明这三大区域人口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处于极度协调阶段。西翼的协调度小于0.9大于0.8，处于高度协调阶段。其中，以珠江三角洲9市的人口系统及区域经济系统的协调度最高，说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在广东省内最为均衡，因而协调度最高。
从协调发展水平D数据来看，珠江三角洲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大于0.8小于0.9，处于高度协调阶段，并且人口综合得分小于区域经济综合得分，即f（x）g（x），说明西翼人口与区域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所处的水平为轻度不协调区域经济受损型。
由此可见，广东省的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C都很高，达到了高度协调以上，这对于约束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行为，促进两大系统健康、和谐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协调度的测度过于粗糙，没有反映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功能或整体水平，协调发展水平D的测度弥补了这一缺陷，对于评价不同区域的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所处的水平有着更高的稳定性、适应性、科学性。
因而，在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中可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与区域经济系统的协调程度为协调发展类，而东翼、山区处于协调发展的过渡发展类，西翼处于协调发展的不协调发展类，说明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总体而言还处于较低水平。
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协调发展模型对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表明，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优势，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东翼、山区、西翼发展落后，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因而，针对不同的区域，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发展类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为高度协调类，人口综合发展水平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较高，在广东省发展最好，人口与经济要素高度聚集。但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与区域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所处的水平为高度协调人口滞后型。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占广东省总人口的53.8%，其中，净迁入人口达1265.21万人，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仅5.02%，劳动适龄人口比重达82.78%，万人拥有大学生人口数达1191.8人，因而，对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应着重加强对人口的管理。珠江三角洲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劳动适龄人口多，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管理压力，对于外来迁移人口应制定可行的管理措施，应破除区际间人口流动的障碍，确保人口迁移的合理性、有序性。另外还应加强珠三角地区人口素质的培养，合理配置基础教育资源，逐步普及所有的常住人口从学前到高中阶段的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优化高等教育。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加强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二）过渡发展类
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为濒临不协调类的有两大区域，即东翼和山区，东翼属于濒临不协调人口受损型，山区属于濒临不协调区域经济受损型，为了促使东翼和山区人口与区域经济由濒临不协调向协调发展类转变，笔者认为应做如下努力：
1.东翼的人口密度在广东省四大区域中处于最高，流动人口最少，人口医疗卫生水平及教育水平也处于最低水平，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数值也较低，因而东翼应不断提高教育经费及医疗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应加强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力度，逐步减少文盲率的发生，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及高等教育，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东翼也应该注重地区经济实力及经济效益的提高，继续稳定第二产业的发展，并同时注意第一产业的转型升级，以缩小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
2.山区人口密度较低，流动人口相对较少，文盲率较高，老龄化人口偏高（达9.8%），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因而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强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加快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特别是老年产业的发展，以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劳动力转移到山区，以促进经济和人口的和谐发展。
（三）不协调发展类
西翼的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为轻度不协调类，而且属于轻度不协调区域经济受损型。西翼0-1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文盲率高，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小，人均财政收入及万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都偏低，为促使西翼人口与区域经济由轻度不协调向协调发展类转变，西翼应加快经济的发展步伐，提高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加快第一产业的转移升级，以尽快使西翼从不协调发展状态转变为协调发展状态。
结论
广东省十二五规划报告中指出，广东省四大区域的发展不平衡，应加强四大主体功能区建设，本文通过对四大区域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及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广东省区域间的发展不协调，因而广东省政府应该从全局出发，统筹区域间的发展，在继续稳定低生育率的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对于粤东西北地区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现实，应加强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的发展力度，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老龄产业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从而达到逐步实现幸福广东、和谐广东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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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6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 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 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 1983；冯立天 1982；李竞能等 1982；梁文达 1980；曹明国 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 1982；王向明 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 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 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 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 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 1981；曲海波 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