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论文范文1
即使如此，在当今时代人民大众仍然很少有人能静下心品读文学自身的意蕴，而是选择更为直观化、具体化的图像阅读。人们更愿意简单快捷如快餐式的“读图”而非“读文”。商业化社会中，利润最大化原则也成为了图像革命的有力推手，“眼球经济”应运而生，于是顺应这些消费意识的影视也就成为了主流。难怪会有评论家认为:“影视对文学的居高临下的、遮蔽式的驱遣造成了平等互动的交流的终端，文学的自主性在多重挤压下风雨飘摇。”［4］换而言之，影视的扩张及其对文学的威逼深刻地影响了当下的社会文化。但是仅仅简单地将文学的边缘化归咎于图像的崛起是武断的，但它确实是对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暂且不论“文学终结论”和“文学已死”的命题是否具有现实依据，一个文学界必须直面和承认的事实是读图时代下当代文学已悄然开始转向。
二、读图时代文学的发展机遇
当代文学应当与图像“联姻”，迎合大众读者的心理需求，在创作时使用类似于影视的表现手法，使文学作品具有图像化的特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读图时代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又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文学影视化可以促进文学在观念和文体上的自我更新，激生出优秀的文学创作
文学与影视在描绘对象，反映题材，价值立场和精神意蕴等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审美关联，因此影视化的发展能为文学发展提供新鲜血液，并为其提供不竭的发展动力。影视的繁荣让作家们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形式或写作方法。刘震云的作品《手机》就是其中的典例。该作品先是以电影剧本身份亮相，在故事情节被搬上荧幕后才出版小说。文学是众多艺术形式的母体，影视自诞生之日起就需要丰富的文学艺术来滋养。张艺谋的众多优秀作品如《菊豆》、《活着》、《红高粱》等都是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对于文学的影视化改编，张艺谋说的很明白:“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5］影视化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影视对文学的要求也使得文学更加努力地提升自身的品格与质量。
(二)影视凭借其直观，迅速，形象化的优势
给了文学在市场上的重生，拓展了文学的生存空间和传播空间。一是文学影视化使文学形象具体可感，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名著经典的态度。相比传统的文本阅读，影视以更高的效率使大众接触到文学内容。二是文学与影视的合作，大大提高了文学作品的知名度。随着影视的繁荣，一些作家如刘震云，王朔，余华，池莉，王安忆等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影视改编和创作中来，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走出“边缘化”拓展了生存空间和传播空间。三是文学的影视化改编可以创造文化热点和消费热点，刺激文学作品的流通和消费，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繁荣。如对张爱玲作品的影视改编，就掀起了一股全民讨论，全民鉴赏，全民关注的“张爱玲热”。这对文学原著本身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三)文学影视化使经典走向大众
使精英文学变得大众化。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大众文学以其自身的独特艺术魅力构建了新的文化时尚，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在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式微并退居二线，为求生存不得不改变其以往的文化质态。而文学影视化则为文学提供的新的发展思路，使文学作品向大众靠拢。近几年很火的《裸婚时代》、《蜗居》、《小儿难养》、《老无所依》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正是由于广泛反映了人民大众强烈关注的社会问题，才受到热捧。文学影视化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统一得更好，使文学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
三、读图时代文学的影视化生存策略
文学作品给读者提供的是更为直接的心灵对话，从而实现其人文关怀，这是影视作品所无法代替的。阅读文本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从文学的陌生化角度而言，读者在解读文本的同时，反思自我，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文学的影视化也可以以影像的方式让文本走向读者。文学在这种转变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也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道路，再次获得了重生。在文学影视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积极顺应潮流为文学的发展找到出路，使当代文学能够为大众所接收，完成文学的华丽转变。
(一)文学和影视开放对话，图文必须互动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和影视逐渐形成深度模式与平面狂欢，精神消遣和感官消遣的二元对立。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认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6］既然无可避免，就要相互利用。仅就文学而言，就是要扬长避短，扬影视之长，利用影视的声音和影像来为文学进行充实和弥补，通过图像文化提升语言艺术，充分发挥文学的美感。但这种图文互动要合理适度，避免使文学成为影视的附庸。这样才能使文学与影视由对立走向共荣，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二)文学“借力”于大众传媒，弥补远离大众的局限性
文学的发展要学会“借力”，借大众传媒来弥补纯文学远离大众的局限性。既然影视已进入流通、消费的传播领域，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文学为何不搭上这列直通车以扩大自己的受众范围呢?影视也可以作为文学的“盟友”，给文学以新生的契机。如果一些优秀的作家在“触电”“下海”，参与到影视之中时，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灵感与影视结合，替代那些无聊之作所占据的市场，进而走入大众，引导大众，那么文学就能逐渐打造自己的话语权力，找到发展的新的出路。
(三)打造文学自身的文化魅力，作家要坚守人文立场
打造文学自身的文化魅力。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内蕴丰富。而这种内蕴正是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得来的。所以文学作品要在内容上精益求精，更“好看”，就要借鉴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下提升文学高度和境界，避免粗鄙化，市场化，从而保持文学的旺盛生命力，使其摆脱“边缘化”危机。在影视化的裹挟下，作家要有自己的文化坚守，要肩负起文学创作者的道义与责任，要有身为文学创作者的原则和立场。爱德华•茂莱认为，如果要使影视化的想象在文学写作中成为一种“正面的力量”，“就必须把他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中，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艺术本性”。［7］因此，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导演对文学经典的再创造，都要坚守文学的价值和自主性地位，不以牺牲文学的价值来谋求物质利益。但文学并不是拒绝影视化的改编，文学呼吁既尊重时展又遵循艺术规律的再创造。
四、结语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2
（一）当代旅游景区社会文化市场化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旅游文化上也出现了文化市场化的特点，而这种文化市场化的发展也是存在着利与弊，文化迎合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文化的认同挺高文化的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能更好的促进文化的建设，给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也在一些方面上给本地旅游文化带来新的问题，这种市场化的转变需要文化本身适应市场，这就使本地的文化缺失了独特性与自然性，表现为文化的大众性，在这基础上一些不被游客认可的旅游文化将会被淘汰，而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这就给我国的问文化领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缺失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遗憾。专家为此讨论正在这种变革的发展中怎样保护那些有价值的文化，提出合理的方案，使文化更好的发展，旅游文化也在市场化中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道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旅游文化的地位下降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现代的文化体验颇多，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传统文化的离我们而去。现代更多的旅游是倾向于现代的人文和自然资源，而传统的应有的风格的文化已经衰退下去。这是我们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面对这种传统的衰落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当代的旅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这也是当今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大问题。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把传统文化很好的利用到旅游上来，我相信无论是在旅游业上还是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进步。着个问题的研究是学者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好的现象。不断衰退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被重视，需要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着对于旅游、经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发展与进步。
（三）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转向问题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而在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存在着一个转变的方向，这深深的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异化问题，这种异化问题表现在旅游文化为使其自身存在竞争力对民族文化的改造上，这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问题，本身的民族文化就有其多样性在里面，就其名族文化的自身来说，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其国家文化的代表性，在旅游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国家民族的多样性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与基础，旅游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这种民族文化的转向也为双方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民族文化受到重视使其自身得到有力的发展环境，也是国家的文化实力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也会促进其发展，专家们的讨论与研究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而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不能等同混为一种，这种转变充分展示出两种文化的内在不同性。
（四）旅游人群自身的文化对景区自身的文化影响问题
旅游人群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来源，在不同的旅游文化景区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的本地文化，这就和旅游者的自身文化产生了不同，在此方面上可能就会想成对旅游文化风景区的不同理解，旅游区游客的一部分认同，与一部分不认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认同的游客会给景区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就给当代的旅游文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旅游文化的受到排斥，表现在其自身的设计与变革，、适应不同的人群的需求，那么这个转变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景区自身的本族文化的衰退与丧失等，研究人员看到了这种影响，努力找寻旅游文化的发展方向。解决这种矛盾成为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
（五）当代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问题
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也是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是内部研究为主体还是外部研究为主体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与其说这是一场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不如说是对旅游文化的自身与内容的地位问题存在分歧，也就是说现在在旅游文化的领域内对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旅游文化的整体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而且在旅游文化的讨论中更是有对其旅游文化的界定问题产生了分歧，旅游文化本身的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专家的讨论对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六）当代旅游文化发展建设问题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的文化在其建设上与有形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区别，面对这种文化的建设问题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对旅游文化宣传的这一方面上的问题，因为旅游存在多种那么这种宣传也是多种的，这就个文化的宣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对旅游文化的建设者的素质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存在区别，很难鉴定这种素质程度，需要合理且有效的规则来提升对建设者的要求这才能有效的建设旅游文化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在旅游文化的应用问题上也是一大难点，对此研究的程度也较高，许多专家为此进行讨论怎样应用，应用到的地区和范围都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二、中国旅游文化未来发展趋势
（一）向文化方面转变中国旅游业
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2002年，海外游客对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文化类型就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位。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因为文化做为精神方面是对精神上的提高，当代社会下人们已经有以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素养与对文化与知识的理解，都对文物古迹表现出浓浓的兴趣，在黄金周期间，故宫的旅游人数更是创下了史上之最。这种回归文化的势头还会继续增加，人群更是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华侨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感来源于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文化的作用不断突出。这也体现出人们的态度的转变过程。文物古迹作为文化的依托在文化的传承中有其独特的作用。所以这种旅游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向这种文化的转变。长城也是文物古迹中的代表，也代表了国家的优秀文化，游客的认可也显示向文化转向的发展。
（二）生态保护与旅游文化的相互作用加强
中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中国的生态旅游业开发历史较短。中国的生态旅游是主要依托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个部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将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此后，森林公园建设以及森林生态旅游保护的发展突飞猛进。这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有了一个明显的态度的转变。我国面积广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旅游的开发要与当代的生态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对旅游开发的首要条件，我们需要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环境，而这种生态保护也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当地的生态保护做的到位，旅游景区的质量的不断增强，才能招揽大量的游客。例如对我国地区的开发与利用，对藏羚羊的保护尤为重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是难得的自然资源，作为国家的资源，保护要第一位，为此随着旅游的开发，生态保护也会得到加强，而游客的增多也为当地的风景区带来大量的资金来做生态环境保护，这种双向的互动，是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
（三）旅游文化内涵
价值提升旅游产品开发从“外向型”向“内涵型”转变实现旅游产业利益最大化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建立产业良性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关系，从而提升产业素质，获得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不断提升是人们对旅游的文化的认同的表现，由于人群不同所以人们对文化的要求，旅游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自身所体现的内容是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动力。人们的文化需求要在文化的场景中发展与利用，外在型与内涵型是旅游产品的在发展中形成的各自的文化形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不能满足对文化产品的外向型的需求，这就为旅游文化向内涵型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也促进了旅游文化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是从广众的旅游到文化旅游内向型的转变的深刻体现。而且研究发现这种转变的趋势将会大大提高旅游文化的整体发展，这种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是一大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趋势。
三、结语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3
中国当代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即“失根”,即丢失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根基与命脉。医治中国当代文论由“失根”而导致“失语症”的药方,就是重建有民族特色的,适应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而建设这种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论。本文着重探讨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三个途径。
【关键词】 失根 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基本上走的是“西化” 路线。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更是进入了一个众语喧哗的时代。许多西方理论从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被一波又一波地引进到中国,偌大的中国成了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而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西方话语或观点来解释中外文学现象。仔细审视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众语喧哗的时代,我们听到多是形形西方文论的叫卖声,却唯独缺少我们民族自己的声音。正如一些学者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踪外国人的理论与批评,忙于学习,把握外国人的新说”①,“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的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②
“失语”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显著特征,而“失语症”也成为当代文论的一种症候。究其病因,我们认为当代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即“失根”,就是它丢失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根基与命脉。它的理论框架、话语系统、思维模式等都从西方移植而来,缺少自己民族的个性。而没有民族个性的文论是不能处于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地位的,只能生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阴影之下。故有学者指出我们唯有“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③,只有鲜明民族性的理论,才能在多元化的世界文论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医治中国当代文论由“失根”而导致“失语病”的药方,就是重新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适应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而建设这种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论。但是由于古今语境、文学样式、文学功能等的变化,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及原理等套用于当代文论的建设上。我们必须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意识来阐释古代文论,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实现现代转换,重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正是根据这个‘失语症的论断开出的药方’”④。
那么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呢?我们认为可以有以下三个途径:
一、继承古代文论的人文主义和审美主义传统,建构“有根”的当代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源远流长,具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儒家文论的人文主义传统和道家文论的审美主义传统对古代文学发展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也是建设当代文论的重要精神资源。
新时期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市场经济的浪潮也严重搅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人们注重金钱名利的追逐,却淡漠道德价值的失落。而这种不良风气同样影响到了文学界。如我们近期的文学创作以“贫血的青春美文”为时尚,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为卖点等。有人曾描绘世纪末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是“诗人死了”、“长篇小说在喧哗与骚动中堕落”、“报告文学等于广告文学”、“沉默与聒噪的文学批评”等等,其产生的原因则是一些文人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自己,“他们由产生失落、困惑、焦虑、浮躁、愤怒直到放弃理想、责任、操守、良知、道德,以极其庸俗的精神和相当卑劣的姿态出现在崭新的历史舞台上”⑤。显然,文学界这种“精神的溃败”和“道德危机”现象是不利于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的。因而我们应以关注当今人们的精神困惑为立足点,从解决当代文学创作所存问题的角度来建构当代文论。如果从这个立足点和角度出发,那我们就应该把张扬人文精神作为建构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说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如儒家主张以道德为本位的诗学观,强调文艺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主张真善美统一等都极富现代意义。正如蒋述卓先生所指出的:“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会现实,提升人类灵魂等方面,古代文论是相当有成就的。孔子、孟子、庄子、陈子昂、韩愈、白居易、李贽等人的文学思想,都是出于对社会、人类精神状况的忧虑与关怀提出来的,其针对性、批评性与建设性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⑥
在继承儒家人文精神,弘扬中华文化传统方面,现代新儒家为我们做出许多有价值的尝试和贡献。他们植根于儒家的精神传统,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有效范畴,用现代意识和话语加以阐述,并致力于新儒家文化诗学的建构。“新儒家的诗学理论,不是浮游无根的仿制品,而是遍润中华文化的灵根和神髓的话语场。”⑦现代新儒家对古代传统的阐述与转换,无疑对于我们建构当代文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的审美主义传统是源于中国古人与天地和谐共处的心态,依据佛老哲学而建立起来的。它体现为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追求言外之意、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等。如果我们能将这些优良传统加以继承,融入到当代文论中去,不仅纠正当代文学创作“矫情为文”、“废话诗”的不良倾向,而且能使当代文论更具民族特色。
二、转换古代文论的有效范畴,吸取传统文学批评手法的特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应用,即我们能否将经过转换后的古文论应用到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去。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可行的。因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文本不是封闭的,并且从来没有过片刻的封闭,它一直呈现为开放状态,并且它永远向未来敞开,永远无尽地接纳无尽的阐述者对它无尽的读解,并且释放出无尽的意义。”⑧当我们以当代人的意识去对古代文论进行阐述时,实际上我们就已经赋予了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前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例如王国维将“意境”理论成功转换,他的“境界”说就是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还有鲁迅的“白描说”、朱光潜的“诗境论”说等等。
此外,中国古代文论中许多概念与范畴根本不须刻意转换,就能自然而然地融入当代文论,成为当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气势、感悟、主旨、意象等等⑨,这都证实了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传统的批评手法也对当代文论的建设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人看来,文学作品是文质、情理、形神统一的生命形式。故古代的批评手法注重评点者自我整体感悟,注重直觉性与即兴性,主张留给读者更多的审美感受与空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批评家李健吾先生的文学批评就具有传统批评手法的特点。他的批评文字大多源于直觉的美感,来源于印象、感悟的自我体现,他的批评是一种鲜活新颖的文体,大多读过李健吾文章的人都能心动一时,久久难忘。当代也有许多人尝试这种传统手法,如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王蒙评点《红楼梦》、肖云儒评点贾平凹的《高老庄》等。这说明传统的批评手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能将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手法融入当代文学批评中,无疑会给当代文论增色不少。
三、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通过中西对话与融合,建构具有开放性的当代中国文论
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融合也是建构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途经。“在信息、交通空前发展的今天,所谓当代意识不可能不被各种外来意识所渗透。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⑩,所以我们的当代文论,就应该是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体系。我们应该既不排斥西方文论,也不忽视中国古代传统;我们要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当代意识来阐述它们;以指导当代文学创作为出发点来整合它们,使之形成具有新形态的思想和话语。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禅宗就是中国古人用自己的传统与印度佛教对话而形成的。而现当代一些学术大师们,如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都在整合中西文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说明这种整合是确实可行的。这可行性就在于一些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是有相通之处的,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与庄子的道家美学思想等之间的暗合等。而在这种整合中产生的新的思想与话语既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国际性的。而在这种整合中建立起来的开放性文论既有助于它走向世界,也能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① 钱中文:《在夕阳的辉煌与新世纪的曙光之中》,《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辑,第3页。
② 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2)。
③ 欧阳友权:《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4)。
④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2)。
⑤ 陈耀明:《中国文学,世纪末的忧虑》,《新世纪》,1996(2)。
⑥ 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论》,1997(5)。
⑦ 侯敏:《有根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⑧ 杨乃乔:《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理论学刊》,2001(1)。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4
1.1传统书籍的装帧
传统文化中将书籍设计称为书籍装帧，对书的封面和板式采用二元化的思维进行设计。传统的书籍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情况的影响，其书籍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变迁。书籍的装帧从字面上讲就是将许多的书页装订成书，其中“装”字的来源主要是传统的卷轴书制作中的装裱，也可以说成对书籍的装潢。帧是数量单位的表示。传统书籍最早的装帧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较为接近现代的可以追溯到清末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推动了书籍设计的更新，出现了现代书籍的设计。
1.2现代书籍的设计
受到的影响使得中国书籍形态脱离了传统形态的约束，在设计中更能体现一种整体性。从传统的书籍装帧到现阶段的书籍设计体现了设计过程中思维模式的转变。书籍设计打破了书籍装帧堆叠装订的形式，在设计中对书本内容和书中的元素进行了结合，使其形成一种较为和谐的空间。现代书籍的设计主要是由设计人员通过对书籍内容进行阅读，然后在设计中突出主题，对设计进行知性的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在设计中，通过对各种数据精心的计算和把握，有条理的构建整个书籍的框架。综上所述，现代书籍的设计内容相当广泛，无论是外在造型还是文字信息都能体现书籍整体的设计。
2、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传统书籍的装帧设计中不但能够体现人类精神的内涵，还体现了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物质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阶梯性的过程，这个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一定的连续性。新文化通常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发展的，由于文化的不断融合和分离，在分合之中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和特点，通过不断的沉淀形成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作为五千年文化的源泉，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的浩瀚和中国人伟大的思想。从传统的诗集到现代的散文，无不显示书籍的丰富内涵。书籍装帧随着现代思维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书籍装帧的形式逐渐多样化。传统文学中，对书籍的装帧注重书籍本身的内涵，除了在装帧中体现书籍内容的可视化，将所有书籍内容使用可视化符号表示出来之外，还对书籍的外在美观度相当重视。除此之外，设计人员还会将书籍中抽象的内容使用具体的图像表示出来，这样跟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书籍本身在创作中遵循可读性的原则，在设计中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传统的设计思维也不是守旧思维，而是书籍表面的图形和色彩带有一定的古代文学、文化的气息，传统和现代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设计者本身对书籍的艺术加工程度的不同，而书籍的功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3、“反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反传统”思维是现代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它不受各种常规的约束，能够突破传统的思维设置和限制，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和不可预知性。反传统的思维模式往往运用在行为艺术和概念艺术之中。由于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反传统思维一定程度上受到定型思维的偏向性较为严重。在传统思维的影响下，书籍装帧不会使得书籍本身的功能有所改变，其含义的变化也相对较小，随着现代书籍发展的影响，书籍设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设计手段更加繁荣，与此同时，书籍设计中也出现一些较多的流派，使得设计中各种艺术思维相互融合，相互竞争。除此之外，在书籍的设计中还出现了各种奇怪的设计和思维模式，使得书籍设计更加体现一种反传统的韵味。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更能显示出人类思维的跨越和信息时代的思维变迁。在这样的发展中，设计成为新型思维模式的代言。在反传统潮流的推动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是徐冰的《析世鉴—天书》，他的书籍体现的是一种符号化的伪文字，相对来说已经失去交流甚至是阅读的功能，虽然具备了书籍的外表，但是却拒绝读者进入书籍深层的领悟，实际意义上体现的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不可释读的艺术作品。
4、传统书籍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的辩证统一
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书籍的设计本质上体现的是矛盾的统一体，将这种辩证关系置于文学书籍的装帧设计中更加具有概念化的内涵，有时甚至是超越了概念化本身，成为了精神内涵的抽象化产物。传统因素不能将其单纯的理解为过往经验的叠加亦或是相对陈旧保守的思维，反传统因素也不能将其简单的看作是对传统书籍装帧的，叛逆的思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反传统书籍的设计就是将传统的装帧设计推向一个非理性的书籍设计阶段，其实不然，只有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相互辩证存在，才能为书籍设计和发展开拓新的方向和途径，才能锻炼读者的跳跃性思维模式，促进他们在学习吸收文化知识的同时活跃思维，方便思考和创新。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使得书成为了一种阅读的符号，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工具，只是成为艺术家表达感情的符号产品，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更加体现了传统和反传统的辩证关系，传统和反传统的思想既是辩证的关系又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他们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的是书籍本身概念化的诠释。传统和反传统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主要是这种概念化的思维被现代思维进行了深层次的解释。最具有传统和反传统过渡代表性的是现代文学书籍。相对于传统书籍而言，反传统书籍的出现从内容和书籍设计的形式上完全背叛了传统书籍的设计，更加体现了书籍设计上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反传统思维的背叛，使得书籍设计的空间维度不断扩大，主要具有表现性的是概念书籍的装帧设计，由于概念书籍的形式相对怪异，给读者的视觉带来一定的冲击，将人类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强化，更深层次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进步。随着书籍设计的不断发展，不论是激情澎湃的可诠释性传统书籍，还是具有概念化符号的反传统书籍，他们都是作为矛盾的统一体相互支撑和发展，传统思维逐渐转向反传统思维，在相互对立的过程中使得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层的改变。不断对人们的生活和发展进行影响，不断教育人们，使得人们的境界不断的得到提升。
5、结束语
当代文论论文范文5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有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从传统经典中获得滋养，有古典的也有当代的，有西方的也不乏东方的，随着社会发展而演进，它实现了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唯心主义宗教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转变，在他们的晚年还对宗教的产生根源、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功能有了崭新的认识。在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信仰神到批判神的进步是一个质的变化。1、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宗教文化理论：从有神论到无神论的飞跃欧洲各国有着数千年的宗教传统，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就是在基督教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史。就德国而言，文艺复兴后的德国更是以宗教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特别是马克思出生的特利尔城有着非常深厚的宗教底蕴。宗教作为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几乎渗透了整个社会、家庭乃至每一个个体，德国已经成为典型的“基督教国家”。马克思生于犹太教的拉比世家，他的父母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生来的无神论者，而是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了者、有神论者。马克思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1］（P820）在宗教思想上，马克思也不是天生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位有神论者，更确切的说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宗教有着积极的理解，认为神是存在的，它的存在并非人的迷误与幻觉，也不是人的自欺，认为神性的东西高于世俗的东西，而上帝是高于人的存在，并虔敬的对上帝抱有信心。对上帝、对圣经的信仰亦曾经占据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整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也进一步发展并发生了质的飞跃，进而放弃了有神论，无神论随之诞生。2、马克思恩格斯中期宗教文化理论：从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飞跃从1843年秋起，马克思转向经济学批判，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去解剖市民社会，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人的解放之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雏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宗教观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他们认识到宗教批判不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宗教是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因此宗教不是用精神地批判可以消灭的，也不是通过政治批判可以消灭的。德国对宗教进行批判的现实，促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宗教文化理论的产生。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一个深具理论价值、影响深远的科学命题：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一新命题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把宗教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在1837年到1841年这一时期，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自我意识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力量。他们于1844年到1847年形成并最终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宗教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进一步批判了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并得出了只有唯物主义哲学才能真正的反对宗教神学、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理论形成的标志理论。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性概述使历史唯物主义宗教理论有了更准确的表现形态。
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不仅有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而且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野出发，从多维视觉对宗教文化进行论述。马克思与恩格斯宗教文化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1、宗教文化的多样性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了深刻的宗教哲学理论、丰富的宗教政治理论和大量的宗教伦理道德思想和宗教文化功能等理论，这些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意识形态反映论、宗教精神慰藉论、宗教外衣论、宗教消亡论和宗教鸦片论等论述中。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宗教哲学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重要形态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论意识形态的角度诠释了崭新的宗教哲学。马克思主要论述了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即宗教本质“自我意识”。“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是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的反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了宗教“反映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讨论了犹太人、犹太教问题，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宗教道德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的又一重要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可宗教的精神慰藉作用，认同宗教道德文化具有慰籍作用和规范作用。他们认为在原始社会混沌的意识形态中，道德与宗教几乎是浑然一体的。宗教的礼仪往往就是行为规范，它加强了成员的团结与患难与共，使社会生活有序地进行，宗教信条是维护社会道德不可缺少的手段，它使之更具普遍性和神圣性。再次，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伦理思想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的重要形态。马克思对宗教做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尖锐批判，指出宗教对人民的麻痹、欺骗，宗教是奴役人、束缚人的精神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2、宗教文化的阶级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外衣论蕴涵了丰富的宗教政治理论、体现了宗教文化的阶级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肯定了宗教的“外衣”功能和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作用。“宗教外衣”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惯常所指的宗教消极的政治功能，即宗教是统治阶级借以把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神圣化而采用的一种精神欺骗工具。“宗教外衣”用来指封建社会内部改朝换代的工具。例如，16世纪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国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富人、统治阶级同样需要宗教，一方面要从神灵那里获得“安全感”和“长久感”用以安慰自己，另一方面，他们也用宗教来麻醉被压迫者，给他们安慰的同时也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之所以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同样源于宗教与俄国的阶级斗争的密切联系。3、宗教文化的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认为宗教文化具有民族性。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控制政权或由封建君主担任教主的局面。如拜占庭当教会的保护者和宗教事务的主持者；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滥用权力干预教会事务；英国亨利八世规定教会必须服从君主等。政教合一制度是宗教和政治结合最密切的形式。德国人在宗教上具有明显的泛神论倾向，在哲学上则表现为唯心主义，“德国自古以来就显示出一种反对唯物主义的倾向，因此在这一个半世纪中成了唯心主义的真正的舞台”。英国民族的特点就是擅长抽象思辨和宗教唯心主义，比如，英国人是世界上最虔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世俗化的民族，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另一方面又比任何民族都注重现世生活。这种矛盾特性造成一种内心的紧张，促使英国人积极进行殖民、航海和工业生产等一切大规模的实践活动，成为近代以来英国崛起的内在动力。4、宗教文化的渗透性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认为宗教具有排他性和狂热性，既能促进社会交往，又会进行社会干涉和渗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文艺复兴后的德国更是以宗教作为各小邦进行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宗教作为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几乎渗透了整个社会、家庭，乃至每一个个体。就德国而言，它几乎己经被基督教给浸透了，基督教的宗教原则成为社会事务的评判标准，德国已经成为典型的“基督教国家”。马克思生于犹太教的拉比世家，他的父母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恩格斯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是北德意志虔信主义的堡垒，恩格斯的家庭笼罩着虔诚主义精神，他的学校也受到了虔诚主义精神的严重渗透。
三、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反思
在我国特别是随着“”和“”的到来，“鸦片论”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名义而盛行一时，宗教成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糟粕，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是密切结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彼情彼景根据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宗教现实和特点进行的理论抽象和概括。要彰显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就不能不考察当今的时代局势、社会状况和宗教特点，不能不与当代的现实问题相结合。1、如何推进文化全面发展十关注文化建设，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有利于促进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宗教文化作为大众文化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和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甚至能够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因此，是否要推进宗教文化发展、如何推进宗教文化发展值得深思。2、如何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宗教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在多数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何种宗教，信徒们趋之若鹜，他们都是自愿的自发的，而且宗教信徒们越来越多，宗教文化几乎占据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如何推进作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呢？在此情况下，如何促使人们趋之若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推进作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文化工作者和相关工作者值得深思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如何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群众乐于参加的文体活动融为一体呢？内容丰富、面向大众的文化生活，包括文化的公益活动、公共服务和产品开发，是广大群众日见增长的精神需求及其寄托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宽广平台。因此要如何改变思想道德建设的教育方法，如何创作群众喜欢参加、体现自娱的文化形态，使思想教育带给人们以快乐和自信，如何让人们精神享受、身心愉悦，让群众享有丰富且快乐的文化生活，包括快乐的文艺、体育活动和休闲服务，如何保障群众文化利益，如何推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说服力、亲和力是当务之急。3、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文化理论是否过时20世纪末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挫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谷、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以及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的冲击和从现代到后现代思潮的大转折等等，使西方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剧变后，非但没有冷却，反而升温起来。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更不会消亡，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同样也不可能过时，甚至消亡。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文化理论不是理论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们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创新之中，不断的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自身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和理论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趋于完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理论便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为基础和指导而不断趋于完善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与中国宗教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密切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理论。4、中国共产党如何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和解决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世界很多地方的社会动荡，都是由宗教引起。当今世界，宗教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要重视宗教在我国外交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加强同世界宗教的对话，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影响；同时，又要坚决抵制国际和国内的敌对势力在宗教外衣掩盖下进行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宗教文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当代我国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继续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文化理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理论不断中国化的新的理论结晶，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理论依据。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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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端康成作品的忧郁性
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对世界的“悲观”认识。他在童年没有感受到家人的温暖。相反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他把这种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伤感。概括起来，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是以虚无思想为基础，追求一种“颓废忧郁的美”。他的作品是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的，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和死亡，反映没落的心理和颓废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传统美学的影响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继承了这种“物哀”思想，《雪国》描绘、展示了岛村所深深体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与日本传统美学十分契合，其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深沉而纤细，交织着主人公对自己处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对主人公的同情、爱怜，因而呈现出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
2．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日本远古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怀有深切的爱与亲和．对自然美的感觉敏锐而纤细，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觉而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频繁的灾害，无所不在的恐惧．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气质。对于工作、家庭、爱情．甚至神经质般的忧郁渗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
3．佛教“虚无观”的影响
佛教是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佛教讲究“万物一如，轮回转生”、“虚无”、“无常”，《雪国》结尾处描写了叶子的死亡，美到极致，蕴含了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招魂节一景》结尾处涂上了佛教“虚无”的色彩。佛教“无常观”不仅融于日本古代传统文学中．而且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忧郁”、“悲”的色彩。
(三)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川端康成启发了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审美眼光，使其从政治化、社会化的写作中逃离出来。随着20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加强，20世纪中国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于川端康成“物哀化”的审美趋向。莫言说过：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品格，J端康成对美学的追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中国的作家创作时应该去感受真正的文学对象和审美品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作品既有J端康成式的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生成性，不仅结合了日本式审美情趣，而且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学，开创了新的文学创作形式。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大江健三郎作品的忧郁性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紧紧抓住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深切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日本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大江健三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凝结在其文学作品中便体现出深深的忧郁性。“苦难”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里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作品都绵延着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绝望。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担忧，深深的忧郁性渗入其中。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形成原因
1．个人生活体验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的忧虑意识与时代幻变与个人体验直接相关。日本战败带来的民族屈辱，传统天皇制崩溃，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让他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残疾儿小说的灵感来自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残疾孩子与广岛的二战遭遇联系在一起。且将目光投向西方并最终停留在萨特身上。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世界存在荒谬性，积极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倾向，与大江内心深处对于时代、民族、人类的体验和焦虑一拍即合。这一切促使他力图在文学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忧郁性。
2．日本民族忧郁传统的影响
大江文学的忧郁意识无疑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忧郁传统。日本是岛国．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日本又是忧思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与浓厚。日本传统文学观念认为，在人们的各种情感中，只有忧愁苦闷之类的情感才会让人感触最深，结合日本的国情形成的特有文化中的忧郁传统，不仅使日本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而且促使日本民族形成独有的性格特征。这种民族忧郁特质深深植入171本作家的脊髓．并影响了大江文学的忧郁性。
(三)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的文化交流与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莫言在《影响的焦虑》中表明了学习外国作家作品时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作家“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情和更大胆的手段，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去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不大胆地向外国文学学习借鉴，不可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不积极地向民间文化学习。不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文学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莫言之所以获得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也与大江健三郎对他的作品高调的认同不无关系。大江作品启迪了中国作家。为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
三、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
村上春树作品一般反映年轻人的快乐与悲哀。很少有实质性的事件．常常是一些思绪与感触。抒发莫名的迷茫与哀愁，具有典型的忧郁性特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描写主人公的空虚、自我封闭，快乐时不与人分享，痛苦时不与人分担。看似坚强的外壳难以掩饰灵魂深处的空虚。自私的永泽，自卑的直子，无论对父母、朋友，还是所爱的人，都保持一定距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也不愿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死也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死观的研究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忧郁性。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孤独和忧伤．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为被剥夺了的自我而哭泣。
(二)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原因
1．作家自身忧郁性格的影响
文如其人。从一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倾向。实际上，村上虽然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学界来往．也不参加任何作家协会。他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也不做任何报告，不接受任何采访。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善与人交际，自己也很孤独，他将这种孤独忧郁的情感倾注在作品中。
2．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
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根源在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村上二十岁左右，对他来讲，这一时代就是甲壳虫乐队、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和“大学纷争”的代名词。当时政治动荡。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制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经济，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技术革命与经济繁荣，人们像无根的野草，产生了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不敢面对社会，也无力改变社会。村上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孤独、不安和空虚，在作品中呈现出忧郁的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应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是梦想中世界无法实现的失落，是两个世界无法彻底融人的迷失。
(三)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在不断深化，模仿村上春树的作品不断出现。模仿主要集中在主题、情节、作品风格、结构、技巧等方面。“70后”作者孑L亚雷《不失者》的主角是普通的小职员，一个失无可失、无可再失的“不失者”、追寻自我而踏上逃亡之旅，作品深深烙上了村上春树的文学特色，但可以说比村上作品具有更高层次的审美文化。“8O后”作者张佳玮的《加州女郎》，也流露出村上春树式的忧郁性气息，显然其许多细节受了村上春树的启示。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