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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文化论文范文1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商业银行的发展也越来越完善，不同银行提供的服务种类非常类似，银行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不管是从生活环境的变化，还是从银行未来的发展前途来看。银行都应该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提升软实力。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加强金融企业文化管理，可加强商业银行的凝聚力
尽管改革开发进程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滚滚而来。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都和以前的国有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文化依然在银行内部占据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更应该发展新的金融企业文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取代原有的思想，也是适应当前银行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这个过程中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更应该为企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未来的竞争培养更多的中间力量。新的金融文化的形成能够使全体员工团结起来，为银行未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加强金融企业文化管理，可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资产的管理依然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商业银行的员工管理和其他企业的管理没有太大的区别。当员工感觉到企业管理模式带来的优势的时候，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才能被真正的调动起来，这种体现着人文关怀的管理方式能够让员工体会到家的温暖。所以，管理层应该认真掌握心理学的知识，这样在管理银行员工的过程中能够给员工带来另类的惊喜。只有所有的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性被充分发掘之后，银行的管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能力。
二、如何最佳构建金融企业文化
（一）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应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计划
经济时代是没有商业银行身影的。在我国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运而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它的经营过程中享受自由的同时，也需要应对严格的法律和其他制度。由于我国社会性质比较特殊，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也有独特的印记。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银行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金融文化。
（二）构建金融企业文化要注重领导者观念的更新和率先垂范
对于企业来说，独特的文化来自于每位员工的努力和单位领导独特的驾驭能力，只有形成的企业文化才更具有凝聚力。领导应该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模范作用。当企业的文化内涵形成的之后，每位员工才会不自觉地去遵循，去融入到企业的独特文化中。领导作为一个单位的灵魂人物对于员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三）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应体现鲜明的企业特色
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快速增加。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逐步进入到历史的舞台。因此金融企业应该立足自身的实际情况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在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地域特色，这样企业文化的形成才更有吸引力。银行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只有为客户提供特色的服务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效的地位。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其他银行模仿，还能快速的打造成企业的名片。
三、结束语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2
创意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创意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目前，各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归纳不同，李世忠在他的《创意产业概念析》中对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分别有了定义的归纳。他指出对创意产业的定义，世界各国基本都沿用了2001年英国出台的《创意产业图录报告》（CreativeIndustriesMappingDocuments）中所定义的：“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干，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则在2008年北京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中被作出了最权威的定义：“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
如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释放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曹新卓在他的《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英国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并最早提出了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内容。1997年5月布莱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以及一系列推动政策，用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难的重要方法。自1997年起，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率为9%，远远超过了传统工业的2.8%的增长率，英国经济逐渐从制造型转向了创意服务型。喻翠玲在《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归纳了英国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1.政府的大力推动；2.因地适宜的发展模式；3.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曹新卓介绍到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是美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版权产业，在2001年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24%的国内总产值。《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归纳美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1.用政策促使投资主体多元化；2.用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创新；3.用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4.用教育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5.用法律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中介绍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日本以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特别是日本的动漫艺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第二大支柱产业。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则是以在10年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形成全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链。新加坡也早在1998年就将创意产业定为该国21世纪的战略产业。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下，全球各产业都受到各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也在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求发展。例如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泽珲在《金融危机之际正式文化雄起之时》一文中，用各国的历史经验总结出宏观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文化产业的机遇期。其中，他把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描述为文化产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支柱；是打破资源瓶颈的战略支点和动力引擎；是走出发展困局的本土根基和国际名片。
同样的观点还在李光斗的《创意经济迎战萧条寒冬》提到：“萧条年代，要想突出重围，用创意振兴经济是最快的捷径”。他认为创意具有巨大的改造力量，它可以改变竞争格局、改变国家、改变历史，它有力量迎战经济寒冬。
同时，中国人民全国委员会的厉无畏2009在《中国流通经济》发表的一片文章《创意产业：经济寒冬里的一股暖流》中，对文化创意产业在金融危机下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文中指出，创意产业是一项可以将文化资本重新组合引入经济系统的新兴绿色产业，它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的更多是发展机遇，它可以通过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经济另一面实现经济崛起。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在《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中认为创新与消费和竞争是促进世界经济变化的三个主要市场力量。他指出了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特别给出建议，呼吁中国需要在创意产业上自给自足，不依赖其他国家独立生产出更具有创新性的产品。
学界中也有持保守太度，提醒大家要认真分析情况以应变严峻形势的，例如黄志祥在《金融危机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对策》一文中，以传统报刊业的身份就不同形态的传媒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做了说明。他提到了在同样属于传媒业的不同形态的媒体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具有差异的。就广告收入这一项为例，以网络、移动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在金融危机中能够逆风飞扬，获得了傲人的广告收入业绩。而固守传统媒体产品、传统产业结构的报业，广告收入增长极为困难，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李艳在《职业》杂志的《在金融危机中做创意》的采访中提出了对金融危机下文化产业的发展的观点。李艳认为金融危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采访稿中提到历史的经验证明，往往在经济萧条时期，文化产业能得到更多的发展，因为人们在危机中，需要通过文化消费来缓解精神压力，从而调整再金融危机中的心态，并且增强信心。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也积极应对，相关部门也提出了针对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划以及扶持政策，如《领导决策信息》中了《10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的文章，该文提到了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后，各地都响应号召，推出规划发展蓝图以及相关政策，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中总结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前十名的城市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及政府支持力度。从文中的数据及表格中可以看出，这10城市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政策大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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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文化论文范文3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交易的电子化导致许多交易缺乏书面证明和相关凭证，有些网络金融机构甚至可以从后台对交易记录进行随意篡改，这导致了监管机构在监管时不能收集到全面、准确、可靠的资料来确认交易过程，获取的数据也不能准确地反映机构实际经营情况。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交易在虚拟环境下进行，交易的合法性没有经过法律的确认，投资者无法准确地掌握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信用，无法了解其对资金的运作。不少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趁机变相吸收存款，有的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有的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发售公司股份，有的通过网银、第三方电子支付发券，抽奖等等。而同时，互联网金融机构也不能准确把握客户的身份信息，只能通过网络交易记录来确认对方。这种交易的隐蔽性使金融机构难以识别客户，易于被不法人员利用，从事虚假的非法交易。这些都给监管机构进行监测分析带来困难。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不同国家结合自身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资本市场环境，在监管规则的制定上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出台政策等一系列的手段有效地维护了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本文将就美国、英国、日本三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经验做具体介绍，并比较其共性和差异。
（一）美国的经验
美国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十分重视立法的作用，法律一方面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交易风险，如《爱国者法案》规定，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作为货币服务企业，需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注册，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所有交易记录。另一方面，法律注重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如《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中规定：必须事先向消费者充分说明消费者享有的各项权利及消费者撤销同意的权利、条件及后果等；消费者有调取和保存电子记录的权利，电子记录发生变化时应告知消费者，且消费者享有无条件撤销同意的权利。在监管体系方面，美国已形成了从市场准入到日常监管，再到退出机制的较为严密的法律体系。如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美国以发放牌照的方式进行管理，明确规定其在初始资本金、自由流动资金、投资范围限制、记录和报告制度、反洗钱等方面的内容。在监管方式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电子化和虚拟化的特点，美国采取了现场与非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管，监管机构往往会采取分析数据等方法对相关业务进行间接检查，以最大程度发现问题并加以处理。
（二）英国的经验
英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是：行业先行，监管后行，所谓的行业先行也就是加强行业自律。2011年，英国的Zopa、RateSetter和FundingCircle建立了“P2P金融协会”，该协会于2012年6月正式出台了“P2P融资平台操作指引”，提出P2P融资协会成员应满足的9条基本原则，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2012年英国的众筹协会成立，规定了融资平台最低资本额，提出了在IT信息安全管理、信用评级、反洗钱和反欺诈等方面的措施，有效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良性竞争。在监管原则方面，英国以适度审慎为基本原则，将对传统银行业的监管方式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业务中，体现了英国法律制度的包容性与灵活性。在监管方式方面，英国实行统一监管。初期由公平贸易管理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共同监管，公平贸易管理局以消费信贷许可证制度严控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管理局通过《金融服务补偿计划》保护贷款人的资金安全。但目前公平贸易管理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监管职责均已移交至金融行为监管局，由其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施统一监管。
（三）日本的经验
日本对互联网金融实施高度集中的监管体制，由政府部门直接负责构建法律规章体系，实施严格监管方案，并且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在监管法律方面，自网络银行出现后，日本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针对网络银行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将原有的部分法律的使用范围扩展到了网络银行的范围之内。2008年，日本金融厅着手研究电子货币支付和代收代付等方面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方案，还出台了专门法律进行规范，保护消费者利益。此外，日本还出台了信用管理和互联网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保驾护航。这些法律法规不仅维护了日本的网络交易秩序，并且有效惩戒了欺诈、逃税、洗钱及其他与金融消费权益相关的不法行为。在监管主体方面，日本金融厅、日本银行、通产省、邮政省和法务省及其下属机构在其履职范围内对互联网金融实施监管，并从行业规划、风险管理、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等层面推动整体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当然，日本的监管原则并不是一味地强压，而是给予其合理的发展空间。早在2000年5月，日本就《异业种加入银行经营及网络专业银行等新型态银行执照的审查指针方案》，明确提出允许其他行业参与银行业的方针。
（四）各国电子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共性和差异
通过对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经验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国外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以成熟的信用评级体系为基础的。发达的外部信用评级体系降低了互联网金融公司获取客户风险信息的业务成本和缩短了获取时间。如LendingClub、Kabbage等公司均可获得本国的基础信用评级数据，并将其作为评估客户风险的重要依据。二是各国都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纳入原有的监管体系中,不改变原有的监管规则，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例如，美国证监会对P2P贷款公司实行注册制管理，对信用登记、额度实施评估和管控。英国将从2014年4月将P2P、众筹等业务纳入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监管范畴。三是重视立法的作用。各国都在原有的监管体系基础上根据不同业态的互联网金融及时补充新的法律法规，延伸和扩充现有监管法规体系。另一方面，各国在监管时存在着差异性。在监管主体上，美国没有统一的主监管机构，涉及谁的监管职责就划给相应的监管机构管理。而英国由金融行为监管局统一进行监管。在政府的作用上，英国政府给予行业以很大的自，注重行业自律作用，建立了许多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自律监管组织，英国三大P2P平台就建立了全球第一家小额贷款行业协会。而日本采用高度集中的监管体制，由政府部门直接负责构建法律规章体系，实施严格监管方案。
三、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进程
从各国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经验来看，无论是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原有的监管体系，还是补充和完善新的监管条例，各国都格外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目前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其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法规方面存在着漏洞，需要及时修订金融法律、补充相关条款。其次，我国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兴的业态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已有的如银监会2006年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2011年下发的《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2012年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的《关于提示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的公告》等都不能起到根本性的规范作用。因此，应当尽快从消费者权益保护、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以及网络金融机构准入、管理以及推出机制等方面加快立法进程，维护网络金融秩序。最后，政府要制定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政府部门在适度干预的同时，更应推动相关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建立，制定行业规则，规范和引导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健康发展，由此强化自身建设，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
（二）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
互联网金融的混合化和综合化经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监管混乱的现象以及监管漏洞的存在极大影响了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尽快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监管中的主体地位，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其监管体系中。其次，要立足于现有的监管机构，按照分业监管的原则，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根据自身的职责对互联网金融中的相关业务具体负责。再次，要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兴业态组建网络金融监管的管理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效率。最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行业自律组织成为监管体系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能有效维护行业规范，我国政府也应积极推动互联网金融民间自律组织的建设。在这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下，要重视监管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既要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又要明确交叉性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职责，避免出现部门间获取的监管信息不一致、部分网络金融服务被排除在监管体系之外的现象。
（三）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控
我国互联网金融有其自身特定的风险，如法律风险、信息风险、技术风险等，对此政府应尽快建立风险的预警及防范机制。具体来说，首先要推进电子签名、身份认证等的互联网金融实名制度的建设，加强对投资者的资信状况的核准，使个人资信状况透明化。其次，要加强互联网金融企业准入注册登记管理。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同样也应该进行风险评估，按照风险监管要求，设置流动性比率、存贷比等管理比例和指标。以余额宝为例，余额宝90%资产大多配置为银行协议存款，存在着严重的流动性资产匹配风险，如果不通过相关指标对其加以规范，一旦其协议存款收益率下滑，余额宝将会面临巨大赎回压力。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对参与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和机构的资信状况、资金使用状况、企业运营状况等向公众进行披露，规范互联网金融操作的流程，使网络交易更加透明化。最后，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从事违规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等活动的企业，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者关于网络消费和投资的宣传和教育，让公众充分认识到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另外，监管当局还要注重防范其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业务是传统金融业务的延伸，一旦互联网金融出现监管漏洞，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将保障消费者权益放在首要位置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4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5
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全文如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金融结构作为金融体制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是一个农业相对落后的大国，国家对农村金融更应有扶植政策，以促进农村金融对农业服务。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对我国农村金融结构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现状分析。
2006年银监会以低门槛、严监管为特点，开放农村金融市场。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的政策，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更多新的信贷产品，有效促进和改善了农村金融结构，使我国初步形成了农业政策性业务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商业性的农业高端业务由农业银行承担，农业基层业务由县级和乡镇级的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承担的多层次农村金融结构。随着农村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的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农村金融需求的结构性特点日益突出。
(一)农村地区投入结构失衡。
由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的特征相违背，农村金融机构中农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重点由农业转为工商业，其业务范围由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年报，到2010年末，全部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占其贷款余额的30%，其中直接用于农业的贷款只占10%左右。其他3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也设有分支机构，但这些机构主要是吸收存款，除了向大型乡镇企业贷款外，基本上不向农民、小企业贷款，最终导致大量农村资金的外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农村区域主要的政策性银行，随着粮棉油流通体制的变革，农业发展银行从最初的综合性职能演变为主要承担粮食收购贷款等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对农村企业和农村发展投放的信贷资金很少。
农村信用社贷款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与农户金融需求对接的有效贷款保证手段等问题，使得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对农户大额贷款的惜贷和减贷现象，农户的大额贷款非常难获得。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制约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作为农村经济主力军的乡镇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使其走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科学道路，企业增加值近几年占全国GDP的比例逐年提高，超过了25% ，然而，乡镇企业贷款额占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额的比重却逐年降低。一方面，乡镇企业平均生命周期较短，容易给金融机构造成坏账呆账，其贷款申请容易遭受拒绝;另一方面，乡 镇 企 业 由 于 自 身 资 金 实 力 较弱，自有资金很难满足中长期投资需求，而其在金融部门的信贷大多是短期贷款，因此所借资金的周期与企业需求也不相匹配，再加上我国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资格或能力，所以资金缺乏、借贷资金的周期不匹配严重制约了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结构效率不高。
要保持较高的效率性，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产权、充分竞争和严格的破产约束，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这3个方面都不具备。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都不彻底，产权关系不明晰;农村金融机构种类相对单一，自然地区垄断现象严重，无法开展竞争;为三农服务的政策限制和信用社主力军的垄断地位，使信用社破产约束失灵，农业银行是国有银行，大到不能倒闭，也存在破产约束失灵。因此，提高运营效率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缺乏使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整体上处于低效率运行状况。
其表现，一方面是利率的非市场化。由于我国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不高，资金供给的政策性因素依然存在。虽然信用社贷款利率可以浮动，但毕竟都是在为三农服务的大政策指导下的浮动，真正的市场利率尚未形成，更何况存款利率仍然是计划利率，这自然限制了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农村金融采取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1998年以来，4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了6万家左右县及县以下网点机构，分支机构总量减少的比例平均在39%左右。县及县以下区域的主动撤退，自然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独占地位，其实质上更多是由于政府对农村金融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保护。农村信用社由于本身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困境，亏损挂账高居不下。
(三)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错位。
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应立足于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农村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和手段。它与个体私营经济在产权设置、运作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从而能产生一种制度上的天然亲和力;农村信用社规模小、机制灵活、管理层次少、自主性强、运行成本低，比较适合农村个体私营企业融资需求的特质。
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错位，存在与国有商业银行争业务、争市场的现象，盲目扩张规模，偏离了合作制的发展方向。农村金融机构在资金投向、服务对象上没有突出以农村经济为主、为三农服务为主，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各种区域性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不乐意为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部分农信社的定位根本不在小农贷款甚至不在农业，而选择工商企业和国有企业，这使得资金本来就不富余的农村地区资金更加匮乏，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能填补国有商业银行服务方向转变和机构设置转变改革所留下的农村服务空白，无力承担起改革所赋予的重任。
(四)农村民间金融缺乏管理和引导。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视为非法，多以地下金融的形式存在。由于金融管制、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正规金融在农村信息不充分等种种原因，民间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民间金融既没有立法，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手段，只有在严重风险发生时才予以清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中契约关系不发达，主要依靠道德伦理准则约束交易行为，在信息不对称、外部管理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投机分子和不法分子利用民间金融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给农村经济金融稳定带来了风险隐患。无论从组织类型、分布还是资金规模来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活动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其监管却相当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业几乎为国家所垄断，相关法律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尚无专门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为规范对象的法律。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只是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等。这种制度环境不利于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如在市场准入制度上，虽然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有所降低，但目前也仅有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一些特定的金融机构让民间资本得以合法进入，更多的合会、私人钱庄及其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仍不能合法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二、优化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建议。
(一)建立涉农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加快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农业是基础产业，同时也是高风险、低产出的行业，为弥补金融机构提供农业金融承担的政策风险和损失，世界各国对农业金融业务提供政策补偿是普遍的做法。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虽然承担了大部分政策性支农任务，但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却没有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这不仅加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负担，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活力，而且遏止了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针对农村地区开办金融业务风险多、自然灾害影响大、农民收入低、还款能力弱等问题，我国应建立健全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一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运用存款保险机制对有问题的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及时监测和早期纠正措施，促进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健康发展;
二是积极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农业保险在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三是进一步加快信用环境建设，增强信用机构与农民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分散信贷风险的机制，减少信息成本或者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金融机构的风险。
(二)完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提高农村金融结构效率。
农村金融机构应改变过去产权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突出问题。农村信用社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首先应从农村信用社改革开始，在坚持股份制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步实施，采取符合当地特点的具体组织形式，把地方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目标模式。根据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应把农村信用社看作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允许地方财政代表地方政府入股，用优惠政策支持信用社化解支付风险。
从农业银行的比较优势来看，其优势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其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也应该在农村。农业银行应加强县以下机构建设，提高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通过资金优势、网点优势、队伍优势和技术优势为三农服务。在此基础上，政府相关部门应适当放松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优化农村金融结构，特别是要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大力培养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充分调动农村金融组织向三农投资的积极性。
(三)加强农村金融结构管理体制建设，准确定位农村金融市场。
农村金融结构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进一步强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经济政策。农村金融机构是服务于农村经济的金融主力，根据服务对象的多层次性和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差异性决定其经营上的多样性。在经营中提供各自特有的金融服务，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分布广、经营灵活、市场敏感度强的金融机构。在市场定位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要树立正确的经营指导思想，找准服务方向，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树立适度规模经营、稳健有效发展的指导思想，加大对养殖业、农业产业化和优质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
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机构适度竞争，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现有金融机构重组和参股新设农村金融机构，推动交易工具和业务品种的创新，探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应以市场配置的方式，从外延、内涵上积极拓展空间，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农村金融创新活动，以吸引和方便客户。一方面，扩大传统业务规模，更新观念，改变以往经营方式，做到人无我有、以特取胜另一方面，要增加业务品种，走出传统业务的狭小范围，在积极扩大资产与负债业务创新的同时，抓住中间业务的开拓和发展，使之成为新的效益增长点。农村金融机构还应完善经营规则，积极发展农民个人消费信贷，利用农村金融机构擅长经营零售业务的优势，把经营触角拓展到农民消费这块金融服务的新领域。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6
（一）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目前我国的农地制度在产权安排上的缺陷导致农民无法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来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资料，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抵押、担保的权能，但由于受到法律限制，土地的融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提出，其原意是指将农地的所有权按一定的比例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形成以农民个人为载体的多元化农地法人产权。但由于受到我国农地政策的限制，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因此，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是指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按照一定的比例在集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分配，实现集体和农户对农地的“共同所有”。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则是指将“比例化共同所有”的农地进行市场化流转，集体按照其所分配的产权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农民按照其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全部转化为农民个人的财产性收入。
（二）金融支持金融支持是指为了促进某一产业或某一地区的快速发展，金融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对金融资源进行整合、配置，并在资金供给、金融服务等方面对支持对象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和全方位的扶持。为了保证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顺利进行，在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和政策支持下，金融机构通过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在保证自身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农地流转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从而实现金融业和农地流转的协调发展。
（三）农地流转与金融支持的关系1.农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发展相辅相成。农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流转规模、流转绩效与金融支持和资金配置效率是密切相关的。资金的获取和流动速度直接影响着农地的流转，进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农地流转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增加了对农村信贷、保险、投资、期货、票据等现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2.金融支持是实现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前提条件。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过程，是将农地进行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过程，是将产权性质的农地向可增值的金融资产的转化。足够的资金支持是农地实现资产功能转化的前提和保障。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决定了农地流转效率的高低和规模化经营水平，进而决定了农地财产功能的实现程度。金融机构的发达程度影响着资金流动的顺畅程度，进而影响着土地流转的速度和效率。3.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动力。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是将农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农户从事规模农业和非农产业经营的“本钱”，使之进入资本市场，进而演化为辅的金融工具。因此，农地是农村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产绩效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随着转入农地的农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对生产性资金需求也进一步扩大，促进了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增加；其次，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增加了农地流转的灵活性和产权的实现机制，使得金融机构的债权保障程度得到提高，刺激了农村金融主体的资金供给动机。
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原则
（一）不得违反国家的“三不得”原则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的承包权益。因此，在开展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金融支持政策时也要坚持“三不得”的原则，对于一些从事商业性开发活动、改变土地所有性质、改变土地用途、非法强占农民土地、严重损坏农民权益的流转行为不予以金融支持。
（二）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因此，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金融支持必须以保证农地顺利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为前提，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目的。
（三）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撑的原则开展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金融创新活动，首先，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商业化运作为基础，通过市场实现对土地和金融两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以国家的政策扶持为支撑，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供资金支持。
（四）以优先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为原则对于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失地农民，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农地流转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金融机构在支持农地流转的同时要优先支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成立失地农民土地社会保障专项资金，并对其进行专项管理，从而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
三、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金融支持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金融支持的组织体系有效的组织体系是农业经营主体和金融资本有机结合的中介，是保证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体系高效运作的核心。1.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由于农业天生的弱质性和低收益性，决定了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合作金融机构成为农业金融的主体。从组织体系建设上，国家对农地市场化流转的金融支持可以采取渐进性原则：第一阶段主要是依托现有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稳步开展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业务。加快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转换和信贷业务创新，充分发挥其对土地流转进行资金支持的政策调节作用；第二阶段，当农地流转达到一定规模后，成立专门的农地金融机构，全面推行中长期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业务。2.继续发展农村合作社的农地金融业务。农村合作社在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存在着资金外流、业务创新不足、支农力度不够等问题，仍不能满足农地大规模市场化流转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应加快对农村合作社的业务创新和体制改革。在农村信用社内部成立“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中心”，负责农地抵押贷款业务，满足农户规模化经营的贷款需求，以充分利用农村信用社深入基层、网点众多和信息成本低的优势。3.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展农地流转金融支持业务。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坚持“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使其不适合开展过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但商业银行具有的资源优势和资金实力对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商业性金融机构可建立农地流转项目的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对满足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开发设计；同时重点发挥农业银行在农地流转资金支持方面的主导作用。4.壮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力量。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该类机构以立足农村、服务三农为目标，能够满足农村各种经济主体在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同时由于新型金融机构在贷款程序、贷款项目、贷款期限和额度上都符合农户的现实需求，因此市场前景较好。但该类金融组织同样面临着较高的市场风险，且组织管理上不够规范，因此对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金融支持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根据帕特里克的“需求追随型模式理论”，农地市场化流转使得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领域不断扩展，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数量和需求种类也将不断增加。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少、质量差、效率低，根本不能满足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过程中经营主体对多元化金融产品的需求。因此,必须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为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创造载体和运行条件。1.建立土地规模化公积金。土地规模化公积金是模仿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出来的一种土地金融制度。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基础上，在由计划体制主导向以市场体制主导的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自主原发的住房金融制度创新。土地规模化公积金是指在农地比例化市场流转后，从集体获得的流转收益中提取出来的用于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那部分资金。将农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可用此公积金重新买地或用公积金贷款买地，类似于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这样既发挥了土地的融资功能，解决了规模化经营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又保障了农民长远的利益。通过规模化公积金这种既有强制性又有互的长期储蓄制度可以实现土地作为金融资本向生产性资本转化，比直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更高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土地规模化公积金具有以下的特点：（1）土地规模化公积金是一种强制性的失地农民储蓄计划，要靠政府的强力来推动，需充分发挥政府的资源集中分配功能。（2）土地规模化公积金是一种分阶段实施、不断完善的土地融资制度。（3）在土地规模化公积金的归集与缴存方面要处理好强制性缴存的合法性、资金的管理成本与使用效率等方面的问题。（4）在土地规模化公积金的使用与投资环节应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资金闲置严重，合理利用其增值收益，尽可能增加失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2.扩大农地抵押贷款的范围。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是指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从而获得自身经营所需的资金并履行按时足额偿还借款的义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农民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在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时，农民将自己所拥有的那部分农地承包经营权拿来抵押，如果出现了经营风险，无法按时还款，农民用自己的抵押物赔偿一部分，集体赔偿一部分、国家再赔偿一部分，最后还可以由银行的坏账准备金覆盖一部分。这种风险共担赔偿机制既保证农民没有完全失去土地，又能将银行的风险降到最低，增强了农户和金融机构开展农地抵押贷款的意愿。
（三）农地市场化流转的保险体系要保证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顺利进行，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当农地实行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后，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进一步提高，但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弱质性，导致经营风险加大。因此，农地市场化流转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从农户角度看，农户的收入有限，购买能力低下导致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不强；从保险公司看，经营农业保险的风险较高，经营存在不稳定性，且提供的保险种类少、市场发展空间有限；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的保险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对保险机构的规范性监管。因此，为了保证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顺利进行，应设立专门针对农地流转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和再保险机构，为流出农地的农户提供失业风险保障、再就业风险保障；为流入农地的经营主体提供专业的经营风险保障；为农地流转保险人提供业务风险保障。
（四）政府支撑体系的完善1.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最大风险在于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将面临的失地、失业、失保障等一系列风险。因此，一种成功的农地流转模式必须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也是开展农地流转的前提。在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后，建立专门的土地保障金，用于失地农民的综合社会保障建设。土地保障金主要来源于集体依据其所分配的产权比例而取得的部分流转收益，并由集体负责管理和发放。土地社会保障金既能保障流转农地农民当前的生产、生活，又能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2.农地评估体系。要保证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地评估系统，建立各级土地拍卖、交易和仲裁机构，培养一批专业的评估人员和中介机构，保证土地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健全完善土地评估体系有助于保证土地评估工作的公平性、公开性，提高农地流转的效率，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3.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首先，要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等指标选择合适的市场流转模式。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要发挥市场信息收集、咨询和公布以及配置农地资源等政策引导作用。再次，农地产权流转市场的建立应包括土地供需机制、农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等。4.完善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系统。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必须有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引导。首先是资金的扶持。政府需要向负责农地流转的农地金融机构直接注入资金或者提供贴息贷款，保证农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是机构扶持。由各级政府扶持建立农地流转金融机构，鼓励各类金融组织开展满足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资金需求的金融业务。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