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论文范文1
[关键词]劳动教养合理性缺陷立法改革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存在了50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际人权斗争日益尖锐的新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问题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法学界和人权组织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从事劳教工作多年，本着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关心和理性思考，不揣冒昧，试就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及改革取向提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一、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评价一项法律制度？它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评判劳动教养制度存在是否合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现实经济关系和现实社会要求的表现，判断一项法律制度存在是否合理，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来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和体现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它的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来看，它符合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领域里，一项制度的存在是否合理，评判基准为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劳动教养50年的曲折历程，尽管受到过创办初期“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但它的主流仍然集中体现了在社会治安需要中扩大，在发挥社会功能中发展这一劳动教养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据统计，劳动教养自创办至今全国已收容教育了300多万违法犯罪人员。这些人经过劳动教养回归社会以后，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由过去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材。正如著名的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所说的，劳动教养“对满足社会需要功不可没。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的基本缘由”。1（二）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也是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发展的一是劳动教养从党内指示开办，逐步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多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二是在审批程序上，国务院1982年1月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明确规定：“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从制度上否定了公安集办案、审批于一体的做法。三是在劳动教养的执行上，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探索劳教工作特色，创办劳动教养学校，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等等。近年来更是把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引入到劳教场所中来，在保护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因而，赢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友好人士的赞扬。（三）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但从社会需要这个角度来说，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日益显示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并没有减轻。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劳动教养作为国家维护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的手段显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经济上看，我国已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人、财、物的流动，违法犯罪活动也进入了案件的多发时期。有学者预测，由于社会转型的相关效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效应、规范缺失、道德失范等原因，我国的违法犯罪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法律上看，我国刑法建立在行为本位的基础上，犯罪的概念兼有定性和定量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也有正面意义，刑法的定量因素不宜取消。而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外尚有两块领地专属劳动教养，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治安管理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的。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处以劳动教养。其二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刑法边缘行为”，客观恶行不重而主观恶习较深，构不成犯罪，刑法对之只能无奈；这就是我国刑法的结构性缺损，而劳动教养制度正好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因此，作为处置“刑法边缘行为”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当然不可或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有必要长期存在。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缺陷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在总体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本身，在运作机制上它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来说，劳动教养制度在运行机制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缺陷：（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1.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虽然《试行办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我国2000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显然，《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而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8条所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9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法律”，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样，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失去了作为行政处罚应有的法律地位。
2.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其中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2至3年；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也说明劳动教养在执行上特色不鲜明的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劳动教养至今仍被一些人称为“二劳改”而受到非议。（二）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不统一、适用的对象不稳定1.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缺乏一致性的统一规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增加了“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但《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等则没有地域限制，可见，收容范围在地域范围和对人的效力上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人为地造成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因人因地而异，显然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2.劳动教养适用的对象不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适用对象是4种人。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将其适用对象扩充为6种人。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文件中也有关于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适用对象增加到20多种。地方法规对适用对象的规定更加宽泛。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收容对象适当增加是必要的。但增加过多过快，一些地方立法的权力，甚至超出了法定的范围。适用范围和对象的混乱，使执法、司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违背了我国规章不能与法规相矛盾，法规不能与法律相冲突的法治统一原则，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不仅损害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而且存在着可能被滥用的危险性，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三）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不正当法治的精义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尽管劳动教养被定性为强制性教育行政措施或行政处罚，但其实质仍然是限制公民较长时间自由的一种严厉处罚。从法理上讲，公民有免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的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明文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必须经合格的法庭来裁定。”劳动教养的决定不经过司法程序，执法主体从审查到批准决定，实际上均由公安机关一家负责。这种根据书面材料认定案情的做法难免会在认定证据、事实上有失偏差，依据的证据材料有时也难以真正得到核实、质证，显然与“非经审判不得监禁”的法治精神相冲突，而且，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对于劳动教养案件办理的行政程序，如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听证申辩、赔偿请求等基本操作程序均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劳动教养决定缺乏起码的程序保障，劳教案件也难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造成实体决定的错误。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取向维护社会治安，是劳动教养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需要，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则是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内在要求。正视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的严重缺陷，通过立法把劳动教养制度纳入法治化和司法化的轨道，是改革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的必由之路。（一）两种方案探讨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目前法学界和司法行政界提出了多种方案。有的主张取消我国刑法的定量因素，代之以定性的方法，实现劳动教养的犯罪化和刑罚化；有的主张参照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1建立起中国保安处分体系，等等。笔者仅就上述两个方案进行评析并提出我们的构想。1.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种方案实施的后果是明显的，由于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并入刑法体系的就不单只劳动教养，还有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两者都会在我国的处罚体系中消失。随之而来是犯罪概念的泛化和犯罪圈的极大扩张。根据对《中国法律年鉴》相关资料的分析，治安管理处罚数大约是法院有罪判决数的5倍，也就是说，公民中的犯罪记录将会是现在的6倍以上。这样的后果，一有违我国的文化道德传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犯罪记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负面社会心理效应是广泛而沉重的，不仅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发展不利，而且由于社会歧视等原因，还可能引发其他事端或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二有违建国以来提出的正确的治国理论与实践，不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先后提出过“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政策措施和治国理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必然是消极因素的增加和激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利影响。三有违保护人权的宗旨。很显然，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相当一部分本来只应受到劳动教养或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将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去衡量，也是负面作用多于正面效应。（当然，刑法上的定量因素也有其弊端。本文从略。）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审判如此庞大的犯罪案件，审判的成本也将大幅提高，法院也不堪重负。而且，我国的刑法刚作修改，不可能在短期内又作大幅的修改，它的现实可行性显然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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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一起劳教行政处罚案件谈起，阐述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路经选择。
一、案情回放
2007年8月6日，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做出劳动教养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07年7月9日，侯某某为向他人索讨赌债，纠集徐某某、张某某、陈某某、胡某、刘某某、颜某等人，携带大砍刀、折叠刀至上海市江场路1400号附近时，被发现并当场查获。刘某某不服该劳动教养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劳动教养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并赔偿损失。
对于原告诉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行政处罚一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中，仅对侯某某等七人的行为进行了概括性的认定，对刘某某实行了哪些寻衅滋事行为，则未做出具体的认定；被告做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对于原告刘某某诉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据此对原告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被告自2007年8月9日起至释放日止，按每天83.66元支付原告刘某某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被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给原告刘某某。
一审宣判后，被告对二案均不服，上诉至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案件已经自动履行完毕，被告共赔偿原告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9241.8元。
本案的处理中涉及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合法性不足、合理性令人质疑、审批权缺乏监督等诸多问题，这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和建设法制社会的治国方略是及不相称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对该项制度的反思。
二、案情评析：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合法性不足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前两种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后一种属于行政规章。这些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
（二）合理性令人质疑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罚”的人。但这种处罚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
（三）审批权缺乏监督
目前，劳动教养工作的法定领导和管理机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和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并未设置专职的负责人。它们主要的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二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实践中，这两项职权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和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教、延长或减少劳教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三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
三、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过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当前更应该正视其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在维护公民基本人权、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方面的明显弊端。改革不是要彻底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面向未来。当前我国的治安状况并不乐观，把劳教制度完全取消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根据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对现行劳教制度进行合法、合理的改革，是当前真正有意义的选择。（一）依法明确适用对象
当前，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已经由最初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四种扩大到现在20余种。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地方性法规也在扩充其适用对象，从而使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增加过多过快，甚至在实践过程中被“灵活地”滥用，一些不应当被劳教的人员。因此，劳动教养立法时，必须使其适用对象法定化，避免对象上的泛化。具体而言，主要应适用于以下几类行为人：（1）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人；（2）有犯罪证据但没有必要予以刑事处罚的轻微犯罪行为人；（3）有严重潜在社会危害的违法者；（4）《刑法》规定的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5）确有司法证据证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员；（6）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应予司法矫治处分的人员。
（二）促进处分期限的合理化
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与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的原则，在实践中会导致种种反常现象。
笔者认为对于矫治期限的设计，一是采用相对确定矫治期限的立法模式，也就是规定矫治的最低和最高期限，具体每个矫治对象适用的期限由法官根据人身危险的不同性质来决定，如戒毒型矫治人员的矫治期限一般应高于普通常习性违法者的矫治期限。二是应建立健全人格调查制度。人身危险性是根据矫治对象的成长过程、人格特点、精神状况、违法行为历史等一系列因素做出的判断，客观上要求建立人格调查制度。三是法官宣布的矫治期限并非不变期限，而是根据矫治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的增减可以减期、提前解除或延长期限。矫治期限变更的决定应由执行机关决定，决定过程中应充分听取矫治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人身危险性的科学评估，最大限度地防止裁量随意性以及自由裁量权力的滥用，不能单纯地以违法者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决定处分的定性因素。
（三）完善程序，加强监督
劳动教养制度论文范文3
【关键词】劳动教养；现状；存废问题
一、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基本概况
刚建国不久的中国，正处于稳固国内紧迫情势，坚持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肃内及人民内部的敌对分子，加紧建设各项制度和公共设施，从而迈向人民民主新时期。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1957年，经历了长期战争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凋敝，民主意识还不够深入，为保证国家稳步快速发展，防止革命成果再次被窃取，在1955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党中央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宜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够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就劳动教养问题发出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筹办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并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思想、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党中央的这两个指示，为我国试办劳动教养指明了方向和政策依据。之后，各省、市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办起了劳动教养所。1957年，党中央指示：劳动教养不仅要办，而且还要办得规模更大一些，不仅要收容肃反运动中的需要劳动教养的分子，而且要改造更大量的社会上的流氓、坏分子。自此，劳动教养的工作对象不断扩大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社会愈加和谐、稳定。
1955年11月《内务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编制劳动教养计划中的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被劳动教养人员的生活待遇问题，目前可暂按被劳动教养分子的原工薪的百分之七十计算，包括他们家属的生活供给在内，如其家属生活确有困难时，可请民政部门酌予救济。”这更说明劳动教养安置就业的性质。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违法者的教育和劳动改造以预防违法犯罪，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劳动教养在最初是为了安置就业，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但是，安置就业显然限制了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使，这在当时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好手段，并缓解了当时以阶级利益为纲阶级矛盾突出的社会现实，而今劳动教养却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屏障。
二、时代潮流里的劳动教养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宪法依据是1954年《宪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当时的分子认为劳动教养违反了1954年《宪法》。而《人民日报》在《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的社论中说：“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对此，笔者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它具有合法性，满足着建立时期的人民利益，并不是一种惩处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演变成一种惩罚措施，《立法法》的颁布给劳动教养带来合法化危机，它与当代宪法的不符合使其需要合宪性审查。近来，茅于轼、贺卫方等学者联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工委以及国务院法制办递交《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更是将劳动教养制度置于“刀刃”之下。《建议书》指出：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侵犯我国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相冲突；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也已签署的国际公约无法接轨；从政治管理的角度来讲，劳动教养制度堪称当代中国的一大弊政，如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的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而适用劳教行政处罚时却高于刑罚的拘役刑等等。进而认为：全国大大常委会有监督宪法实施之责，理当对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最后强烈建议：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或立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此《建议书》社会反响强烈，引来了社会对于劳动教养的进一步关注。而学界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研究已久，但《建议书》中专家对违宪性审查的方式还有待商榷。
1982年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说明此时劳动教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明确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不管劳动教养的性质是刑罚、行政处罚抑或独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等等，其现实运作都表明劳动教养已经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措施，这种惩处措施都是与中国的发展潮流逆向而行的。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问题、改革问题
当今时代中国的迅猛发展使专家们再次继续深思劳动教养制度的可行性。现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废除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彻底废除不仅不会影响现行体制下社会治安，还可以彻底消除劳动教养制度在时代潮流中显露的弊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社科院诉讼法学博士后郭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等。江平、茅于轼、胡星斗、贺卫方等众多知名学者及一些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人士还曾一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提交联名信，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另一种观点则是完善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劳动教养虽有缺点，但其通过劳动教育、劳动改造的人不计其数，对于可教养人员的改造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现阶段尚应保留，并加以完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就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来看，如果简单地把劳动教养废除，就会存在一个真空，因为我们劳动教养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上屡教不改但客观上罪行又很轻微的，即所谓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倒法院”，刑法构不上，治安处罚又太轻，达不到矫正行为人恶习的目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也认为：“目前社会治安环境不好，在新的制度设计没有出台前，不宜盲目废除劳教制度。”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现行存在着弊端是时展下的必然结果，每种制度规范都应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完善，而劳动教养制度对社会的成效，贡献之大是值得考量的。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只是尚需革除那些落后的规定，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的“十不准”，“不准留长发、胡须”“不准随意谈论案情，传习作案手段”等等。
参考文献：
劳动教养制度论文范文4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减少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和弊端。本文尝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讨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希望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安定团结进一步发挥作用。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弊端；改革；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司法制度.它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这项制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认真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仔细分析其利弊，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对于完善我国的治安法制建设，强化人权保障，改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历史作用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
劳动教养，是指对不够刑事处罚的或不需要刑事处罚的且具有劳动能力的违法人员，让其在劳动教养场所进行劳动，接受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最为严厉的行政处理方法。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创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宜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1957年8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这一决定被理论界和司法界视为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也被视为我国劳动教养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到期间，劳动教养工作遭到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状态。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有：1957年8月3日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0年2月29日颁布的《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1月21日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90年12月28日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4日颁布的《关于严禁的决定》；2003年5月20日颁布的颁布的《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4年2月6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2004年3月13日颁布的《关于在服刑人员中开展普法教育年活动的实施方案》。
（二）劳动和教养制度的历史作用。
劳动教养，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而同步发展起来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护社会治安，教育改造违法犯罪者，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作为我国预防犯罪法律制度的一种，劳动教养是对《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重要补充。自1957年正式创建以来，通过劳动教养至今已成功地教育、挽救了350多万名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二、对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意义及建议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意义。
1.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符合我国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的客观需要。党中央提出到二O一O年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从立法上完善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并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的立法工作已滞后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和劳动教养工作实践的发展。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立法完善。使其定性科学、明确，实体和程序都合乎正义体现公平。
2.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维护劳教人员合法权益的需要。分重视尊重人权、保护人权，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提出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
3.劳动教养制度完善是适应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需要 。 敌对势力一直把劳动教养作为攻击我国法律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借口，加快立法，完善劳动教养制度是对他们的最好还击。我们要适应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与斗争形势，向国外展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文明，就必须理顺劳动教养法律体系，完善劳动教养制度。同时加强立法与制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使其充分认识到在我国当前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紧迫性。
4.教养制度的完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的需要。当适用劳动教养，都是由公安机关自己独立完成，公安机关自己抓，自己批，复议还是自己看，缺乏必要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同时也缺乏司法程序性，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这一环节的监督是真空的。因此，从当前完善劳教制度出发，迫切需要建立起公安机关办案，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办案、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及提请复核等进行监督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打破公安机关对劳动教养决定的集权制，实现分权制衡有效制约。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建议。
1.劳教立法对劳动教养制度要定性明确，定位准确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劳动教养进行定性是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关键。所以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2.实体和程序都要体现公平，合乎正义作为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以实现社会防卫为目的的，所以劳动教养立法应遵循国家优位理念，维护国家利益。未来的劳动教养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都要充分体出公平与正义。
3.合理确定劳动教养对象。劳动教养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治安行政处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制定《劳动教养法》作出明确规定，使之具有稳定性、统一性，避免多年来劳动教养立法主体和解释主体多元化造成的混乱。
4.规范劳动教养期限。我们考虑到目前存在劳动教养期限过长，比某些刑罚还要严厉的弊端，应当缩短目前的劳教期限，具体可将劳动教养的期限改为一般为一年，有法定的需要延长情形的，经法定程序可以延长，但最长只可延长至一年零4个月；《劳动教养法》还应规定劳动教养的执行等问题。这样使劳动教养的适用获得法律上的依据，同时，对其实体、程序司题进行配套的改革，使劳动教养制度在得以保留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确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
6.建立劳动教养救济制度。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国家赔偿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前者解决的是劳教人员的经济损失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劳教人员取消非法劳动教养的问题。二者可以并用。劳动教养人员对于加诸其身的确实错误的生效判决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讼。因此，应该建立劳动教养赔偿及相关的赔偿程序，以便更好的保护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夏宗素.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
[2]储槐值、陈兴良、张绍彦.理性与秩序―劳动教养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
劳动教养制度论文范文5
[关键词]劳动教养立法执行一体化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近50年，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签署有关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日益凸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立法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议的焦点，司法部的领导、劳教工作的实践者和对劳动教养研究的法学家们历经十几年的步履维艰地推动中国劳动教养的立法，《劳动教养法（草案）》也形成了十几稿甚至几十稿，去年准备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为劳动教养正名立法，虽然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但迟迟没有面世。我认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问题不仅仅是为劳动教养的立法而立法，它涉及到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的方方面面，甚至会改变我国的刑法体系。如何把劳动教养合理、科学地融入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行中去呢？笔者谈点粗浅看法。
一、劳动教养立法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解决劳动教养处罚程度与罪错性质不相对应的问题。根据人对社会危害程度来看，行为可分为一般违法行为、严重违法行为、轻微犯罪行为、严重犯罪行为。从我国大家普遍认为的社会治安管理的“三级制裁体系（刑罚——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来看，刑罚管理犯罪行为，劳动教养管理轻微犯罪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治安处罚管理一般违法行为。处分相当原则，就是要求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与所接受的处罚程度应相一致，从实际操作来看，劳动教养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度大大严厉于刑事处罚中短期自由刑、拘役和管制，这在处罚相当理论上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劳动教养立法，首当其冲要解决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劳动教养立法中最为复杂和艰难的问题。
（二）解决劳动教养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程序不当的问题。当前的劳动教养，是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至4年，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直接由警察决定，违背了法治原则，同时也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相抵触。像劳动教养这样长达几年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必须要保证程序正当和正义，才能确保公民个人的权利、人权和自由。因此，劳动教养立法，必须修改当前的程序不当问题。
（三）解决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法定化问题。当前，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由最初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4种扩大到现在20多种，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国务院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等有关部门下发的司法文件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补充的劳动教养适用对象。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地方性法规也在扩充其适用对象，从而使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增加过多过快，甚至在实践过程中被“灵活地”滥用，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劳动教养立法时，必须使其适用对象法定化。
笔者认为，以上最需要解决的3种问题，程序不当问题较易解决，但适用对象和处罚相当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和难以解决的，它必须从全方位、多角度进行考虑和梳理，使其重新进行科学合理地定性和定位，从而使治安管理法律体系得以完善完整、有机地融合，这势必影响到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其它相关法律体系的调整和整合。
二、当前劳动教养立法的障碍
劳动教养立法，1987年列入我国的“七五”立法规划，1991年和1995年又分别列入我国的“八五”立法规划和“九五”立法规划，2005年再次列入我国的“十五”立法规划，但迟迟没有出台。笔者站在目前法治环境的立场上，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障碍：
（一）《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直接衔接，没有为其留下立法空间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罚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就是说我国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的对象在行为及结果的客观危害程度上是互相衔接的，这一层面上没有劳动教养的地位。因此说，“三级制裁体系”在政策上或许能够成立，但是，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从实体规范角度看，涉及劳动教养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及其法定化标准问题。根据劳动教养对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标准，劳动教养调整对象与刑法调整对象存在一定的“同类重叠”，只是由于刑法中罪刑规范的量化因素而作“非罪”调整。因此，劳动教养只能以刑法作为其“准据性”标准。而根据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劳动教养调整对象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对象“同质交叉”，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状态和危险程序不同而已。因此，从法律上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为劳动教养留下独立的法律空间。
（二）社区矫正的试点推行，影响了劳动教养执行模式扩展的空间
2003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下发，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现正在逐步推进、深入展开。目前在我国开展的社区矫正仅适用于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情形。社区矫正，简单地说，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服刑改造。1劳动教养针对的是违法行为或轻微的犯罪行为，那它的执行模式应比社区矫正来得更开放、更宽松、更具有人性化，而实际呢？目前仍然是以设施内为主，对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实行剥夺，虽然近几年司法部劳教局进行创特色工作，对劳教人员实行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3种管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为了确保场所的安全稳定，基本上是以设施内的封闭式管理为主。从处分相当原则出发，劳动教养的处罚力度应该比刑罚轻，执行方式和手段最起码应该与社区矫正的环境一样或更为宽松自由，而社区矫正都没有把劳动教养纳为一种适用情形，那劳动教养实行的开放式管理与社区矫正有什么区别呢？两者的不兼容性，挤压了劳动教养的执行空间。
（三）理论研究不成熟，不能为劳动教养立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劳动教养立法工作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任务异常艰巨。它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其中相关的法理学、学、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行法典条文的起草。但由于我国自身劳动教养科学研究水平和法学研究中学科间壁垒的局限，迄今为止，没有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劳动教养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不论劳动教养如何立法，都会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行政处罚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的突破和实证的研究。1
（四）部门立法，难以分配协调其它部门权力和利益，更难对相关法律体系的调整
劳动教养立法主要由司法部发起，并进行草案的起草工作，而劳动教养法典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司法行政系统所管辖的，还涉及到其它相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更何况劳动教养立法不能为劳教而劳教立法，它还涉及到更多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甚至还涉及到法律体系对象调整的问题。作为国家二级行政部门，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劳动教养立法理论还不够成熟，就会导致在立法时，不是科学与法理的较量而是权力和力量的较量，这样的立法是十分有害的，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
三、劳动教养的立法思路和定位
（一）从处罚相当原则出发，找准劳动教养立法的定位
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本身就违背了处罚相当原则（前面已说明），再不能建立一一呼应的关系，如果对劳动教养立法的定位，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根据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来定位，另一种根据处罚程度（即执行方式和手段）来定位。任何一种方式的定位，必将对它的另一面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性质来定位的，那它的执行方式至少要更改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模式，刚好与“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劳动教养的行为纳入社区矫正”1的观点相吻合；根据执行方式来定位，那它的适用对象必须是罪犯，意味着劳动教养刑罚化（此时的劳动教养不是目前劳动教养适用的三类人），即刑罚的主刑排序为：管制、拘役、劳动教养、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一些法学家对这一定位持赞同观点2.这两种定位均有其合理性，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定位，因为目前的劳动教养适用对象主要有三类，其中一类：常习性违法者具有较强的人身危险性，不适用社区矫正。3劳动教养的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三级管理模式是刑罚执行体系中所缺乏的，它的填充，不仅是刑罚执行体系的创新，而且是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善。对劳动教养进行科学准确地定位，是劳动教养立法的首要前提，否则，劳动教养立法就会盲目盲从，继续遭受人们的质疑，失去了立法的意义。
（二）从法治原则出发，劳动教养立法应与其相关制度措施一体化
笔者认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建设应当纳入到国家法律体系的宏观背景中去设计，要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理念。具体到劳动教养制度设计时，应当把包括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强制医疗、强制戒毒等在内的具有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性质的社会管理和法律制裁手段进行统一的梳理和整合，进行一体化设计，同时，修改现行的刑事处罚，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预防和矫正功能的司法处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理顺各法律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公民人身自由、人权保障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和经验来看，在收容审查取消前，它曾经和劳动教养一样，是西方一些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攻击的焦点问题。在“收审”取消后，劳动教养则取“收审”而代之，站到了国际人权斗争的最前沿，成为焦点。同样，如果劳教立法就劳教而立法，那么，劳教立法之后，上述措施将依次取劳动教养而代之，成为国际敌对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工具。当然，也将继续成为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新障碍。
（三）从构建和谐的法律体系出发，劳动教养立法应持发散整合思维
关于劳动教养立法采取何种体例看似争议不大，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命题。综观劳动教养法制化进程，有关部门比较倾向于立一个综合法，并以劳动教养制度目前的两个规范性文件为蓝本，进行集实体、程序、组织、执行为一体的立法设计。事实上，这种立法体例弊多利少，立法难度大，且也难行得通。1正如张绍彦教授所讲：“从理论上讲，不论劳动教养如何立法，都会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行政处罚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可见，劳动教养单独立法，必将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作相应的修改，何况还要与其它相关强制措施一体化，则它所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国家整个司法体制改革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一个立法方案解决所有问题。笔者认为，劳动教养立法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思维盯住劳教立法而立法，而应运用发散思维对已有的法律资源进行梳理整合，使当前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分类融入到其它的法律中去，进入相应的法律程序，避免法律之间的交叉重叠、管理层面分界过多。
四、对劳动教养立法的建议
（一）以劳动教养的半开放、开放式管理模式为模板，制定一部集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综合执行法——《矫治法》与剥夺人身自由的执行法——《监狱法》相对。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了近50年，为维护社会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教育挽救了300多万劳教人员，预防和减少了违法犯罪率，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教养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半开放式、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值得保留，作为一种执行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给予确定。事实上，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制度在法律上仍然空白，劳动教养的半开放、开放式执行模式刚好弥补刑罚封闭式执行模式的不足。当然，目前的劳教工作在管理理念、执行方式、场所建设等方面存在比较浓郁的监狱色彩，我们要以立法为契机尽快改变劳教工作在管理理念、执行方式、场所建设等方面比较浓郁的监狱色彩，改变劳教工作在老百姓心中的“二劳改”印象。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模式在性质和任务上与刑罚执行有重大区别，因而劳教要创办出特色，逐步形成一套能够体现限制人身自由的矫治模式。当然我们还要把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强制医疗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所涉及的对象做通盘考虑，进行分类梳理，制订一部集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法——《矫治法》，可以建成适合自身特点的教育矫治方式的教养处遇院、少年矫正院、司法精神病治疗中心、精神依赖戒断中心和回归指导中心等矫治处遇机构，同时把当前试点推行的“社区矫正”纳入《矫治法》。这样，我们就形成两个鲜明对比的执行模式，即以半开放、开放式为主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矫治法》和以封闭式为主的剥夺人身自由的《监狱法》。
（二）把现行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分门别类地融入到相关法律中去，并把劳动教养（仅以执行方式）刑罚化，排序在拘役与有期徒刑之间，同时将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当前我国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为三类：一是强制戒毒后又复吸的；二是有较轻微犯罪行为但不够刑罚处罚的；三是有常习性违法行为的即屡罚（屡教）不改其客观危害行为的但严重程度尚不构成刑法上的罪。笔者认为，强制戒毒和强制戒毒后又复吸的，由今年即将要立的《禁毒法》去管理；其它两类，可以通过刑法对犯罪概念的定性、定量作适当调整，把其纳入到刑法框架，并把劳动教养（以执行方式，并目前的适用对象）作为主刑排列在拘役与有限徒刑之间（在这不进行论述），同时，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至于收容教育、强制医疗由相关的法律进行调整和管理。总之，让我国法律体系的法律之间相互衔接、互相填补、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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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年10月。
[3]司法部司法研究所主办司法部期刊《中国司法》2006年第2期（总第74期）。
[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45卷。
*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办公室副主任。
1张福森《序》，《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页。
1张绍彦：《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劳动教养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40—45页）。
1杨万泉：《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45卷第72—73页。
2刘中发：《单独立法——为劳动教养立法模式定位》，《劳动教养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49页。
劳动教养制度论文范文6
「正 文
拙文“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载1999年6月3日《法制日报》）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劳动教 养制度保存论
虽不否认其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进而设计诸多补救措施，但对劳动教 养制度的合理性这一核心问题未有深层阐明因而其主张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持；合理性的论证 ，是立法的首要前提。该文受到多方关注。由于刊载报端，篇幅所限，论点难以充分展开， 因而有的问题可能引起误解。该文标题下有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劳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是从实然即现实状况角度讲的；二是“劳教制度运作的合理性”，是从应然即目标追求 角度讲的，其前提条件设定在“三改”（改名称，改期限，改程序——关键是裁决权改由法 院行使）基础上。如果从实然角度观察，现行运作机制是不合理的，此乃该文的言内之意。 显 然，文中小标题“运作合理性”是被误读的集中之点。存在与运作的关系问题也可能被质疑 .存在离不开运作，运作不合理可否径直推导出存在不合理的结论？存在与运作不可分，但 并非同一。运作是存在的形式，存在是运作的本源。在社会领域，有些制度本身只能要求一 种运作方式与之相配，因而运作不合理与存在不合理便联成一体，否定其运作方式同时便否 定了它的存在。例如我国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切属于公有的制度，必然要求“共 同劳动、一起吃饭（即平均分配）”的运作方式。有些制度本身可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运作方 式，因而运作不合理与存在不合理并无必然联系。随便举一身边事例，评审（诸如职称评审 ，学位论文评审等）制度，在人情社会中以实名评审操作方式进行，其弊病众所周知， 但能否据此废弃评审制度？如果操作方式改为匿名评审，弊端大大减少，则制度存在的合理 性不会被置疑。其实，存在与运作是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分别观察。鉴于此，关于劳动教 养的合理性问题有必要再加讨论。
一、进一步申述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
什么是“合理”？字面意思是合乎道理。中国古代哲学里，道与理是密切相关的两个范畴。 道指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理指特殊性规律。在社会学中，合理就是符合社会常理，首要 标准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价值基础上的功利与公正相统一。法学中所说的合理， 源头上是借引哲学和社会学中的概念，并保持基本相同的涵义。
社会领域里，一项制度的存在是否合理，评判基准盖为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 人的最大利益。
（注：1]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指社会价值评判，这种制度并不保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不可能被误用甚至滥用。尽管如此，在总体上也不会改变该制度的合理性。一些国家刑法领 域 的保安处分制度便是最好例证。）在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50年代中期最初成立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共和 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旧社会的公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一部分被继续留用；另一部分 除因反革命罪行被判刑（从死刑到徒刑）以外，由于政治上不适宜继续留用，放在社会上又会 增加失业的，实行劳动教养，集中起来给国家做工，由政府发给一定的工资。是大革命胜利 后的一项政治性措施，是稳定新的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劳动教养初期的特点是：收 容对象的特殊性，即仅限于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清理出来的不够判刑又不适宜继续 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劳动教养具有明显的安置就业性质。50年代后期至1966年 “”前为大办劳动教养的时期，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劳动教养发展史上第一部专门 法律，收容对象由原先2种人扩大到4种人，其共同点是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屡教不改，但不 够追究刑事责任，生活没有出路。这一时期劳动教养的社会功能，除保留安置就业外，日趋 显现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劳动教养处于停 办 状态。1976年以来，为劳动教养的第四个阶段。1979年11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 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对劳动教养的管理机构、收容 的地域范围、期限以及法律监督作了明确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第二部专门法律。 1982年经国务院同意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明确其性质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 实 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 行政措施，工作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把劳动教养场所办成特殊学 校。在共和国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劳教制度，近半个世纪以来累计教育改造了300多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对满足社会治安需要功不可没。（注：关于劳动教养发展的简要历程，请见“中国劳动教养工作的历程”，载《犯罪与改造研 究》，1998年第10期。）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符合最大 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是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的基本缘由。
随着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的实施，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立法法》规定 ，只有法律才能设置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作为劳动教养的主要法律性依据《国 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虽经立法机关批准， 但毕竟是行政机关规定的行政法规，至多是准法律。
《立法法》出台以前，准法律也完全合 法。《立法法》实施后，合法性发生危机，合理性亦受牵连。如果劳动教养制度不废除，立 法是维护其存在合理性的唯一出路。
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在理论上遇到的挑战首先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9 月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2条规定，四类危害社会的行为，凡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见，治安管理处罚与刑 罚已相互衔接，劳动教养无存在余地。其实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刑罚 ”是国家遏制违法犯罪的三级制裁体系。（注：参见拙文“劳动教养是我国特有的治安制度”，载司法部主办《法制建设》，1984年第 6期。）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外尚有两块领地专属劳 动教养，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屡教（罚）不改，治安管理处罚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例如吸毒，可予治安管理处罚（15日以下拘留）；吸毒成瘾的，强制戒 毒；强制戒毒后又复吸的，处以劳动教养。又如，可予治安管理处罚（15日以下拘 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因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后又的，予以劳动教 养。（注：关于对重复吸毒和的劳动教养的规定，分别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 定》（1990年）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的决定》（1991年）。）其中因重复吸毒和被劳动教养的在全部劳教人员中占有较大比例。其二是 “刑法边缘行为”，即形式符合某一罪名但构不成刑法上的罪，所谓“大法不犯、罪错不断 、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一类刑法边缘族。（注：同注[3].“刑法边缘行为”在其他国家不存在这一概念，因为其他国家刑法犯罪概念 不象我国那样有量的限制，所以“刑法边缘族”这种称谓在其他国家也不存在。）法院对这类人所以认为难办， 是因为其行为虽危害治安、公众憎恶但又构不成刑法上的犯罪，客观恶行不重而主观恶习较 深。
例如多次诈骗但每次数额较小。我国的刑法建立在行为本位基础上，这与其他国家的行 为人本位刑法有重大差别。行为人本位刑法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行为本位刑 法必然重行为及其结果的客观实害。治安管理处罚，就其对象的实际内容看大体相当于有些 国家的轻罪或违警罪。轻罪和违警罪一般都以客观的有害行为和结果为处罚依据。所以，我 国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的对象在行为及其结果的客观实害轻重程度上是相互衔接的。在这 一层面上没有劳动教养的地位。问题在于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兼有定性与定量因素，行为不 达一定的量便不构成犯罪。（注：关于犯罪的定量因素问题，详见拙文“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法学研究 》，1998年第2期。）尽管行为人的主观恶习深重，刑法对此只能表示无奈。这就 是我国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在犯罪概念没有定量限制的国家，只要行为符合刑法规定，不论 行为结果数量大小也不论行为人主观恶性深浅，刑法均可管辖，即刑法不存在结构性缺损。 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功能便是弥补刑法结构缺损。（注：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立法上犯罪概念一般没有定量因素。）为纠正劳动教养运作中的不合理现象 ，有人提议取消刑法犯罪概念定量因素从而随之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在形式逻辑的推理上这 也许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问题在于从社会整体价值上考量，是取消劳教制度还是改革劳教 制度，何者为上策？其实，事情的核心是取消还是保留犯罪构成的定量限制，在价值评判上 何者更合我国国情。拙文“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注：载《法学研究》，第2000年第2期。）从利弊得失比较中得 出的结论是保存定量因素但需进行适度调整。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古代刑事法律规定的 侵犯人身和侵犯财产的自然犯，形式上看来没有量的限制，但法律并没有总则性的预备犯和 未遂犯条款，所以实质上仍有量的内涵。科学认为，事物的量有外延量与内涵量之分。外延 量指事物存在的规模（即广度）的标志，如体积大小、个数、颜色深浅、生命长短等。我国古 代刑法中可能没有外延量的限制，如盗窃罪没有明确数额限制。但内涵量是有的，例如伤害 的轻重程度对是否构成罪有影响，打人一拳（甚至造成皮肤青肿）这种行为并未被纳入我国古 代刑法，而西方有的国家如英国中世纪刑法中就有assault罪，实际即为殴击的未遂状态。 当今我国刑法犯罪概念量的限制有其历史渊源。
“治乱世用重典”是我国传统的治世经验。 “乱世”这一概念既有政治涵义也包括社会治安形势。乱世重典同时随之出现“法不责众” 这一治国策略。假定“重典”又伴以“责众”，则必然导致对统治者群起攻之从而使政权陷 于孤 立的危险境地。这种局面是可以预料的，但不是统治者愿意看到的。法不责众的现代语言便 是缩小打击面。刑事领域缩小打击面有两个途径，一是控制罪种的设置；二是犯罪概念设有 数量限制，后者对犯罪圈的收缩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立法上要取消犯罪定量限制，则要转 变法不责众策略，其前提是改变重刑主义刑法思想。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需要补充说明 的第二点是，取消立法犯罪概念定量因素，自然也就导致现行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消亡，必 然出现犯罪概念泛化，极大地扩张法定犯罪圈。在我国现实背景下，这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近年来，治安管理处罚数大致是法院有罪判决数的5倍多；（注：1998年法院审结刑事案件48 0374件，公安机关查处治安管理处罚案件2994282起；1999 年的刑案为539335件，治安案件为3105940起。资料来源分别为1999年和2000年《中国法律 年鉴》。）如果全部归法院审理，且不 说法院不堪重负，而且在我国现有国家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传统法文化影响以及刑事司法 机 制远不健全的条件下，广大司法人员偏好入罪而不习惯出罪，公民中的犯罪记录（前科）数将 会是现在的6倍以上。而犯罪记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负面社会心理效应是广泛而沉重的 ，这对公民的自由发展极为不利。在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取消刑法犯罪概念定量限制， 对人权保障肯定是弊大于利。这是从实践理性层面对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的论证。还 需补充说明，罪与非罪是性质区别，加入数量因素是否科学？所谓质（性质），即事物所具 有的特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一种内在的特殊规定性。而量（数量）也是一种规定性， 即事物存在的规模和发展的程度（如多少、大小、轻重、高低、快慢等）用数来表示的规定性 .相对于质的规定性，就实践经验而言，量的规定性更容易被感知。例如被偷一元钱未必产 生受害感觉，而被盗一万元则肯定造成重大伤痛，但不会思量偷钱无论多少都同样是侵犯财 产所有权。可见，量的变化会在社会人的心理上形成质的不同。哲学上质量互变规律对犯罪 概念定量因素的刑法立法不失为是一种理论支 持。事实上，社会（由人群组成）无时无刻不受 到各种各样（包括人的行为）的分割，社会在受害中存在和发展，但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对任何 程度的侵害采取最激烈的反应（即动用刑罚）方式。否则，必定得不偿失。我国刑法立法定性 又定量样式与其他国家“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样式相比，差异主要在立法与司法权力分配不 同，其现实根基是我国权力结构统一集中的传统、司法人员业务水平的偏低以及公众习惯于 区别刑事违法与犯罪的社会心理等等。这些因素的改变和消除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二、如何实现劳动教养运作的合理性
从劳动教养程序运作方面观察，劳动教养在实际处遇上是剥夺被劳教人的人身自由，时间 最长可达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之久，而处分决定权操在行政机关之手，相对人没有为自 己 辩护的权利，缺乏公开性，缺乏监督，随意性大，容易侵犯人权。现行运作机制缺乏合理性 .1998年10月5日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该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 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有关解释，这里的“法律” 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里的“程序”是指经过法庭审理。劳动教养程序运作如何改革 ，是劳动教养立法的关键。
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裁决权由法院行使，这是当代世界社会文明的最低要求。经济全球化 必然导致法律制度趋同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趋势定将加速实现。劳教决定权归 由 法院行使，是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别无他途的唯一选择，只要劳动教养场所，不是被劳教人 可以自由出入的旅馆，只要劳动教养处分是使被劳教人脱离原生活社区（与社会隔离），劳动 教养的性质便是一种类型的刑事处罚。需要着力探讨的是，行使处罚决定权的法庭如何组 成、如何设置以及如何操作？
关于法庭的组成，劳教处罚主要针对扰乱社会安宁、行为发生在基层社区的作恶者，为适 应维护治安需要提高法庭效率的特点，基层人民法院创设的劳动教养法庭（名称尚可斟酌）， 可由法官、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代表和社区居民代表三人组成。（注：在“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一文中，曾提出法庭由法官、公安机关代表和司法行政部 门代表三人组成。这种方案的缺点是行政机关（政府）代表与司法机关代表是2∶1，结构不妥 .改为司法、行政与社区三者等比关系，既公正又民主，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
劳教立法应是实体、程序、组织三元一体的法律，组织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 任庭长，法庭集体行使处罚权，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法庭地址甚至可以选设于公安机 关办公大楼内，犹如美国有些州的警察法庭。（注：警察法庭是治安法庭的一种别称，归属法院系统，审理的案件均由警察直接移送，出 于工作效率考虑，庭址选在警察局大楼，故有此称谓。）行政机关（政府）代表参加法庭（司法机关） 是否符合法理？
“三权分立”政体旨在建立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采这种体制的国家，三种权 力的配置也不尽相同。即使实行典型的三权分立体制的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实施 新政以后，行政权力扩展，出现一些新型独立管制行政机构综合地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裁 决 的权力。刑事法院权力的核心是判刑权，当代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作为刑罚权组 成部分的减刑权却由司法行政系统行使。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假释委员会也并非全由法官 组成。在存在陪审制的国家，法院的裁判权由法官和普通公民（非法官）共同合力行使。
这说 明，出于实践效果考虑，将原来属于法院（司法）的部分权力让予其他人员（其他国家机关人 员和普通公民）联合行使是合理的。与此同时，必要时法院也部分地行使其他国家机关的职 权，例如法院判决的执行工作，其性质实际是行政活动。
劳动教养案件不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一般也不涉及人身安全，主要是社 会治安秩序问题。案件的处理，公正与效率并重，即使出错也不难纠正，至少不会造成无法 挽回的损失，这是因为其处罚力度远远低于刑罚。行政机关代表参加法庭，有助于提高工作 效率。对行政参与司法存有疑虑和反感，其思维底牌是政府（国家）与公民（个人）对立。在任 何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永远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状态。
对立，是因为二者属于不 同利益主体；统一，是由于在社会存在层面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矛盾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和 社会背景下，对立与统一这两个方面各有不同侧重：或者是对立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立压 倒统一；
或者是统一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统一超过对立。20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政治学、 法学和社会学理论建立在政府（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以对立（敌对）为基点，这种研究范 式（理论立场）由于符合客观社会存在，所以是科学的。然而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政府 与公民的关系也随之改换。从当代世界总体趋势着眼，可以认为政府与公民关系正逐渐转变 为 统一融合超过对立敌视，尽管有些时空下有些方面不如人意，但大势是明朗的。（注：我国情况与世界潮流相比是慢了历史节奏一大拍，公民与政府关系在诸多事情上不相 合，公民满腹牢骚也实际是对政府“恨铁不成钢”的心绪表露。不争的事实是20多年来政府 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绝大多数人得到了实惠，而且公众相信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经济进一步繁荣 以及个人小家境遇的进一步改善都离不开国家。公民对国家政府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当代社 会科学领域的一些理论著述已有迹象显现研究范式在起变化。（注：例如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提到的“规范信赖”说，雅科布斯在《行为责 任刑法》中阐述的“刑法忠诚”论，等等。）理论学说反映社会存在。 社会现实是：由于经济关系复杂化和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不是消弱而是增强 .直接关涉每个人生活质量并涉及子孙后代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改善，主要依靠政府 .遏制危害严重的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也只能仰仗国家，这些都说明公民对政府的依 赖程度在增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家职能性状发生变化，政府的管理活动从侧重遏 制向侧重服务过渡。政府与公民两方面彼此向对方靠近，渐趋统一超过对立的局面，此乃大 趋势。
劳动教养运作上走司法程序，即劳动教养司法化。与普通刑事诉讼相同，被告人有权获得 辩护，可以聘请律师，不服法庭判决可以提起上诉。为司法效率计，诉讼可实行简易程序。
为确保程序运作的合理性，必须坚持劳教处分法定原则，立法时应具体列举劳动教养对象 .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规定劳教适用对象为6种人，1986年通过的《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第30条和第32条增加了3种人，1989年国务院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第2 4 条增加了 4种人，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又增加了一种人；此外，近年来的一些 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也增加了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总计达20多种。
（注：参见夏宗素、张劲松等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版，页87、88.）
根据法治原则和 实际需要，应对这20多种情形加以甄别清理，有些可以删除，不再作为劳动对象。如有必要， 可以增列新的对象。执行时必须严格遵守劳教处分法定原则，不得任意扩大适用范围。这种 情形，当前较为严重。例如根据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第10条规 定，对有盗窃、诈骗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方得收容劳动教养。而 实践中，对盗窃、诈骗的数额不够定罪判刑的，一律劳动教养，而基本不考虑是否“屡教不 改 ”这一前提条件。有的地区甚至擅自“降低劳教门槛”或扩大劳动教养收容范围。（注：见《北京晚报》2001年6月17日一则报道“郑州降低劳教门槛”。扩大收容范围的事例，如1994年12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司法厅联合下发的鲁公发[1994]76号“关于在 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见《法制日报》2000年 1月10日一则报道“法官因审判案件而获罪”。）劳动 教养处分法定原则，是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其重要性与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相等。
劳动教养期限，是劳教制度运作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劳动教养立法中，建议除强制 戒毒后重复吸毒的劳教期最高可达3年外，其他的上限为一年半已足够。并建议在共同犯罪 案件中，主犯被判徒刑，从犯被处劳教，其劳教期限不得长于主犯的刑期，这应视为一项规 则。
劳教制度改革中的另一难题是，切实将劳动教养与监狱服刑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劳动教养 是对刑法（重恶行轻恶习）结构性缺损的补救，处分对象是具有刑法边缘行为的刑法边缘族， 毕竟不是现行刑法上的犯罪分子，处治方法也不是刑法上的刑罚，在总体上刑罚的严厉程度 远远高于劳动教养。劳动教养与监禁刑相比，虽然都使受处罚人不自由，即不能在原社区自 由生活，但丧失自由的程度应当有区别：在特定监管场所之内能否有或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以 及接触社会的可能性大小等等。切实做到使被教养人丧失自由的程度低于服刑犯人，这是一 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诸如劳教场所选址不远离社区，场所建筑环境校园化，在场所 之内有较大自由活动空间，不象严管监狱那样步步设卡，营造宽松气氛。亲友会见和与外界 通讯等规定也应与监狱有区别。此外，可否考虑：除重复吸毒劳教人员全天候在劳教所教养 外，对其他劳教人员可借鉴国外实行的间歇监禁方式，就是被处罚人在一定周期（一日或者 一周）的一定时间（白天或黑夜，平日或周末）内在监所服刑，其余时间在社会上工作、学习 和生活。
与运作方式相关，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还有个模式选择问题。有人建议移植国外的保安处分 制度来改造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诚然，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与国外的保安处分制度在价值 取向上相类似，主要针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广义上的保安处分包括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 和刑法上的保安处分即狭义的保安处分。前者不以实施刑事犯罪为前提，我国对吸毒者和卖 淫者的劳动教养与之相近；后者的对象主要是惯犯和倾向犯，保安处分适用以实施刑法 上的犯罪为前提，剥夺自由的保安拘禁作为自由刑的补充，通常是自由刑执行完毕后接着执 行保安拘禁。可见，国外刑法上的保安处分与我国的劳教制度在适用前提和运作机制上基本 没有共同点，缺乏借鉴的客观基础。应当承认，借鉴西方国家保安处分制度来改革我国劳动 教养制度的建议，其出发点是不把劳教归入治安管理处罚，也不归入刑法，这是可取的，但 并不可行。如前所述，由于西方刑事立法上犯罪概念没有量的限制，案犯无例外地均具有 适用保安处分的客观条件即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而我国劳教对象恰恰是没有构成刑法上的犯 罪，否则便直接判刑而无必要适用劳动教养了。再者，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的判刑之外加处 剥夺自由的保安处分，其当代命运是走向衰落：德国1975年刑法典保安处分制度中关键性的 第65条（对严重人格异常累犯适用）已于1984年删除，对危险的惯犯适用保安处分的案例也呈 下降趋势。法国1970年一项法律规定，对多次累犯在刑罚之外可宣告长达10年的“刑事监护 ”，1994年新刑法已将其取消，改为量刑时直接加重其刑。日本1974年拟就的《改正刑法草 案》迟迟未获通过的原因之一是其创设的保安处分制度被批评为落后于时代的刑事政策。理 由无非是，法院定罪判刑时很难科学地料定犯罪人未来再犯罪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因而与人 权保 障相抵触。
另有人建议参考国外的轻罪法来拟制我国的劳动教养法。典型法例是日本的《轻犯罪法》（ 1973年最终修改），共4条，第1条列举“34种轻罪行为，例如”无正当理由潜入没有人居住 且 无人看管的住宅、建筑物或者船舶的“，”严重不注意，向可能伤害他人身体或者物器的场 所投掷、发射物品“，”不听从公务员的制止，用人声、乐器声或者广播声破坏安静影响四 邻的“，”虚构犯罪或者灾情向公务员报告的“，等等。第2条为”对于实施前条行为的， 根据情况，可以免除刑罚，或者处以拘留或科料，也得并科“。拘留的期限为1日以上不 满30日。科料的数额为1千日元以上不满1万日元。轻罪案件经由法院审理。可见，日本轻罪 法 的内容与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极为相似，而与劳动教养制度相去甚远。
其实，美国的民事收容（Civil Commitment）制度，除权力主体和程序运作外，同我国现行 劳动教养制度确有几分相似。“收容”处遇实际上是剥夺相对人的人身自由，所称“民事” ，是指并非刑法上的犯罪。民事收容的对象为：酒鬼、吸毒成瘾者、精神失控者、流浪汉、 失业者、偏执性越轨行为人，性罪错实施者以及因欠债不还经法庭判决仍不执行者等。上世 纪60年代以后，民事收容在程序运作上被立法严格化：案件审理时，相对人可获得律师帮助 .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清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标准虽低于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 的证据”，但高于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对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注：资料来源：美国Black‘s Law Dictionary（1990年第6版）的Civil Commitment词条以 及 耶鲁大学法学院葛伟宝教授于2000年1月19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劳动 教养制度改革学术座谈会》上提供的材料Civil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实际上，我国 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宽于美国的民事收容。如果说美国做法对我国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也无 非 是运作机制司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