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论文范例6篇

媒体论文

媒体论文范文1

微信朋友圈的兴起使国人的“圈子文化”得以施展,必得是互相加了好友才有机会看到对方的朋友圈内容。况且微信好友数量有设限,最多不过5000人,每个用户都有名有姓有昵称,这种模式让朋友圈确实成为了一个“圈”,圈内的用户所对应的均为特定的好友。于是,问题来了,在朋友圈作品的行为到底算不算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众所周知,《著作权法》将发表权规定为作者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那么微信的“圈文化”是否适用该规定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公之于众’,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该条所解释之发表对象为不特定的人。朋友圈的信息,直接受众至多是圈内的5000人,那么作者在作品时对象就成了这特定的5000人。显然,在朋友圈中的就好比朋友之间的相互传阅,并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那么,当我们再回到医生自拍的案件中,微博网友将医生的照片到微博上,面对的受众是不特定的广大微博用户,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构成著作权意义上发表的并不是朋友圈中的医生,而是此微博网友。而我国《著作权法》有明确规定,发表权是作者的一项权利,作者有权决定作品是否发表以及在何时何地如何发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微博网友“当维美不再唯美”未经医生同意发表照片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医生的发表权。这不禁使人感叹,朋友圈里并非都是“朋友”。

二、传播是否侵权

解释了特定与不特定的问题,接下来讨论照片传播者的行为是否也会构成著作权法中的侵权。关于“传播权”的定义及权利限制,早在《世界知识产权版权条约》(WCT)第8条就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其内容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正来自于此。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使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处于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即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实际进行过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的事实。”回顾此次事件,表面上看来始作俑者是那位名叫“当维美不再唯美”的微博网友,但是笔者认为真正的推手却是那几家转发微博的媒体。从本案的事实来看,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快报”栏目官方微博转发涉案自拍照片,并在其电视栏目中对此事进行特别报道,这种传播行为无疑使该事件急剧升温,再加上其后网友的大面积转发,使得原本只是朋友之间传阅的作品流传于世,大大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都市快报”作为陕西地方一个主流媒体,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都市快报”显然侵害了原作者医生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佐证这一推论的是一起由上海二中院裁判于2014年1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原告安徽省天然摄影有限责任公司拍摄了一组主题为“费加罗”的摄影作品,而被告上海新民网有限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网站上以娱乐新闻的形式转载使用涉案图片,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最终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赔偿。由此看来,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的确应该慎之又慎,切莫为了点击率而侵权。

三、复制如何禁止

媒体论文范文2

1、大众文化的概念

2、.....................................

二、媒体批评的历史及现状

1、媒体批评的历史

2、.............................

三、媒体批评的定位

四、大众文化时代媒体批评的发展

1、.............................................

2、媒体批评的扩张

3、媒体批评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

论文题目:

要求:

1.新闻传播类电视编导专业,侧重人文点会更好,但不是特别陈旧的那些内容

2.如果可以用一些图表就用,没有的话也可以

3.按照毕业论文的指定格式,完成时就是直接可以上交的文稿类型。

4.7000字左右

5.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一面影响答辩

6.之前我个人想写的是纪录片追求的社会价值方向,因为我个人不是很侧重设备的,所以尽可能不要设计一些关于设备、器械的题目,例如非线性编辑、斯坦尼康摄影之类的等等。

7.观点新,可以和文学相结合

8.严格按照论文格式来写,包括英文摘要,大纲等等,成文即可直接提交模式,保质保量

所属专业:新闻学电视编导专业

要求字数:7000左右

论文级别: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

媒体论文范文3

关键词:入世、英语媒体困境、战略思考

引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面上只是一个经济和贸易概念,但是事实证明入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超越经济范畴本身。正因如此,我国入世后对我国各行各业可能产生影响已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

有关入世对我国新闻传播业所产生影响已有不少论述,但这些论述多从宏观角度展开,较少涉具体媒体行业。本篇论文将重点探讨我国英语媒体的现状、我国入世后英语媒体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他们应对这些困境的战略思考。

一、我国英语媒体的现状

相对于我国中文媒体而言,我国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英语电台、九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十家英语杂志和九大英文网站。应该说,对于一个以汉语为官方语言的的国家,我国的英语媒体能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已属不易。

在过去20年中,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最大一个趋势是从“单一媒体为重”的格局逐步转向“多种媒体并重”的格局:40年代只有英语广播书刊,到80年代创办英语报纸和英语电视频道,90年代互联网与各大传统媒体已形成一种多种媒体并重的局面。

总体来说,我国英语媒体目前仍以中央级单位为主,多集中在首都北京。他们一般都得到政府或大媒体的资助,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目前,能够做到自负盈亏的大概只有全国性的英语日报《中国日报》。

我国英语媒体在树立和维护我国良好国家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了解方面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1]但从整体上讲,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仍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的需求,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声音还较弱,中国的形象还主要由西方媒体主导,“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2]

就传播效果而言,我国英语媒体目前至少还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1)受众定位趋同: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各大媒体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2)受众构成失衡:主要以华人受众为主,真正西方国家的受众则较少。尽管中国受众的重要性无容置疑,但是这偏离了创办英语报纸的宗旨,即主要针对外国人。(3)信息需求不足:在众多的中国受众中又以学习英语为目的学生受众为主,而以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受众比例则较底。这使得我国英语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讲道只是一种英语学习工具,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载体,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能否成为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舆论中心。(4)我国英语媒体可信度仍较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英语媒体所拥有为数不多的西方受众中,媒体自身可信度还较底,减弱了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3]

二、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我国英语媒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国际上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舆论中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这一定位在我国入世之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每个国家总希望在国际上享有一个良好的形象。但是同时应该承认,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主动权也将受到更大的挑战,因为入世后海外媒体对我国的报道会更广更深,他们在我国的各种形式的渗透(包括资本)会进一步扩展。

不过,本文认为光是这些外部的挑战还不足畏惧,最大的挑战在于当我们面对这些外部的挑战之时,有时还没有真正意已识到这些挑战,或者出于各种原因还不愿实事求是去面对并克服我们现存的问题。所以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如其说是挑战还不如说是困境。本文认为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困境之一:市场还是政策?

我国英语媒体目前基本上由政府或大媒体投资。如果政府或大媒体继续对英语媒体进行投资,那么我国英语媒体即使传播效果不十分理想但至少不会有生存危机。但是我国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肯定会日益受到市场化的影响。换言之,政府或大媒体对英语媒体的投资将来只会逐步减少甚至完全终止。英语媒体在继续担负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政策性任务同时,必须学会在全球市场强手如林的竞争中求得自己一席之地。

在竞争中求生存就是市场意识,而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政策性任务在西方人眼里就是宣传。从某种角度讲,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在走向市场的同时还必须接受国家政策性的导向,于是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之间孰重孰轻便成了我国英语媒体的一大困境。

这一困境不但会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而且与英语媒体的可信度问题直接有关。而可信度的高低则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好坏。一般来说,由政府投资的媒体较难获得西方受众的信任,其可信度较底,传播效果也往往不太理想。我国英语媒体当然也不例外。[4]

困境之二:外语对母语

入世后,大量海外媒体必将以各种形式进入我国。这当中包括外国中文媒体和英语媒体。

海外英语媒体对我国用英语作为信息发送语言的英语媒体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我国英语媒体是在用我们的外语跟英语作为母语的海外媒体进行竞争,争夺国际受众。这方面我国英语媒体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我们的记者必须花较长的时间学习英语,打好英语语言基础;而后我们的记者必须熟悉英语新闻报道的基本知识;最后,即使我们熟练掌握了英语和英语新闻报道的技巧,我国英语媒体的记者编辑们每天生活在一个汉语环境中,英语只是在写作时使用的一种语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的工作语言。虽然我国英语媒体聘请大量外国专家作为改稿人,但用母语写作和在外语写作基础上的语言润饰毕竟是两回事。

大概正因为如此,我国英语媒体才逐步形成了我们特有的“中国式英语”,或者说是带有中国味的英语新闻报道。虽然这种“中国式英语”有特殊的作用,但在多数情况下,我国英语媒体这种“中国式英语”的形似并不意味着我国英语媒体被西方受众真正接受。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还受到国内文化环境和汉语媒体的影响。为了搞好英语新闻报道,我国英语新闻记者对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习惯、风俗、历史等方面应有个动态了解,但是这在国内文化环境是很难获得的。尽管我国英语媒体也经常派遣编辑和记者赴英语国家参观、学习和工作,但这还是不同于在母语环境中的生活工作经历。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的报道还会经常受到来自中文媒体的影响。虽然在习惯上我们把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进行分开,内外有别,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英语媒体还会受到我国国内中文媒体的一些做法的影响,从而使我国对外报道缺乏针对性和全面性。例如,我国的一些大型中文媒体一般都具有较强政治性,传播内容一般较严肃,主要以正面为主,娱乐化程度较底。这些趋势也会影响我国的英语媒体。

困境之三: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一困境可以从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我国英语媒体的受众到底是外国人为主还是中国人为主呢?我国入世后,世界关注中国的程度会增加,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理论上讲,我国英语媒体应该是境内外的外国受众,这样才能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标。但是,笔者通过对英语媒体领导的访谈和两次实地调查,发现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中却主要以中国受众为主,而且中国受众中又以英语学习者居多。换言之,我国的英语媒体受众中主要是以英语学习为目的的受众,而不是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受众。这种受众结构会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在国际舆论中影响力,因为以学习英语为目的的中国受众毕竟不是我国英语媒体预定的目标受众。但是,学习英语的中国受众又很重要,从某种角度讲,是他们在支撑着我国英语媒体的日常运作,尤其对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媒体更是如此。[5]

此外,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这一困境也适用于我国英语媒体的新闻人才选用上。上文已经提及,我国英语媒体合格人才不但需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还应该熟谙英语新闻写作技巧和英语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具有这样素质的人才一般都具有较高价值趋向。但是我国多数英语媒体由于基本还依靠政府或大媒体资助,目前可能还不能完全满足这些人才的价值趋向。于是,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才的流失现象就非常严重,有时每年进出的一个英语媒体单位的人数可达20多人次,英语媒体俨然成了英语新闻人才的培训基地[6]。这一趋势在报纸和广播单位表现更为突出一点。

由于英语新闻人才的快速流动使得我国英语媒体编辑记者中出现普遍低龄化趋势。据调查,我国英语媒体编辑记者的年龄一般都在25岁到30岁之间。象《上海日报》社全体采编人员的的平均年龄为26.7岁,[7]《中国日报》也只有30多岁。[8]

从长远讲,这种低龄化趋势不利于我国英语媒体提高自身的专业化程度,增加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三、我国英语媒体的战略思考

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总是在我国最需要在国际上塑造良好形象时才出现。尽管入世对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是一次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一次发展机遇。我国英语媒体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关键要看能否确立有效的对外传播战略。

目前,这战略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因为现在国际舆论反华的声音还较强,而一个有效的、正确的对外传播战略可以影响西方公众意见和外交政策,有效传递我国要传递的信息,在国际传播重求得公论,打破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为我国寻求最大得国家利益。[9]

就目前而言,我国英语媒体战略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符合我国目前国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2)能使四大媒体发展各自特色,并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3)能促进我国英语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和实践创新,包括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新闻传播理论;(4)作为我国文化战略的主要部分,与我国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5)以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核心内容。

这样的战略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建议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

我国英语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到改变我国英语媒体自身形象,有人马上会认为目前情况下较难做到,因为我国英语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是为政府说话的;而西方国家受众往往会质疑政府创办的媒体的可信度。

但是,我国英语媒体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可能改变自身的形象、提高媒体的可信度呢?应该说,只要我们调整我国的对外传播策略,我国英语媒体的自身形象是可以改变的。这点我们可以从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70年代后期对其对外传播战略的调整中得到一些启示。

众所周知,VOA和BBC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创办的对外广播电台,归政府所有,为政府说话。在初创时期,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这两家电台为了强化其对外宣传的目的,在其广播节目中要么以救世主的口吻进行空洞说教,要么讥讽,甚至漫骂,公开“妖魔化”共产主义,进行裸的宣传,结果引起世界上很多听众的反感。[10]但是,进入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后期,美英这两家电台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外传播策略,表面上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影响,实际上在节目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都融入了本国的宣传思想。

这种对外宣传的策略调整首先是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只报道事实,不作评论;其次是注意搞“平衡”,对正反两面都进行报道,以示其公正性。在“客观”和“公正”的光环中,VOA和BBC(尤其是BBC),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越来越多听众的信任,影响力也随之增加。这样,即使他们偶尔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事实上已发生过),听众也不会对他们产生怀疑。VOA和BBC的可信度提高了,在听众中的影响力也大了,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质。可是,由于传播策略的改变,他们的自身形象和可信度却得到了改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入世后如能确立一个有效的对外传播发展战略,我国英语媒体改变自身形象,提高可信度,最后取得较好传播效果是有可能的。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也有改变自身形象的客观必要性,因为大多数外国受众对我国的英文媒体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我国的英语媒体心存疑虑,同时也说明:只要能认真分析他们的信息接受心理并制订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的英语媒体有可能争取到大多数外国受众,也有可能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当然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本文认为须有三个必要条件:(1)有关政府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2)政府部门要逐步转变职能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的有效监管;(3)政府部门要制订有效条例,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简言之,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2)正确自我定位

我国英语媒体能进行正确自我定位也是我国对外传播战略的重要部分。那么目前,我国英语媒体有没有能力成为世界性的媒体呢?客观地讲,我国的英语媒体还不具备成为世界性的媒体的实力和条件(包括资本规模和管理模式等)。但是,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媒体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报道中国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地区性权威。就现阶段而言,这样的目标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发展水平。

这种自我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能明确以下重大方略:(1)我国的对外传播针对的受众到底是谁?(2)我们应该在哪些问题上与西方国际性的媒体展开竞争?(3)我们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媒体运行模式来应对这些竞争?

我国的对外传播针对的受众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好象已不是问题的问题。我国的对外传播的受众当然是: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11]这样的定位总体上讲是对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受众定位重点不突出: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我国对外传播的对象、受众,因此反之也然,即谁都可能成不了我国的受众。正因为这样,重新讨论受众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

本文认为现在我国的国际受众可以概括为一种“精英效果理论”,即以国外精英受众为主,兼带一般受众,但应以突出“精英效果”为主。前者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受众;后者主要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受众的。

确立这样的精英效果理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1)我国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以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2)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般受众已经受到西方媒体的长期熏陶,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已形成思维定势,我国英语媒体就是尽最大努力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思维定势难度较大,收效不会太大;(3)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公众舆论和民众意愿,尤其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常常受到精英阶层、政治家和媒体潜移默化的操纵。他们的政体是民主的,但是他们的决策过程是非民主的,而一般由精英人物决定,[12]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够影响西方国家的精英人物,也就能够左右西方国家受众;(4)非西方国家,由于他们对我国没有较大偏见也不存在与我国的竞争关系,更多的是友好交流。因此,其受众范围仍应以一般受众为主。

目前这些“精英受众”可以包括在华外国记者、在华商人、来访政府官员、中国问题专家和来华学习和旅游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华外国记者,他们在本国就是“中国信息源”。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非媒体性质的问题。

在确定精英受众为主要对象之后,应该考虑我们要与西方国际性的媒体在哪些问题展开竞争?换言之,要明确我们在哪些方面必须占优势,在哪些方面一般附和即可,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如果我国英语媒体定位为一个报道中国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地区性权威,我国英语媒体首先应该利用天时地利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能引起外国受众兴趣中国新闻事件。尤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成功等,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以树立我们这方面的权威性。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3)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管理体系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对外传播战略之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英语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

当然,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上文已提及,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已变成了“人才输出中心”。从此可以看出如何吸引高素质的采编人才从事我国对外传播活动已不但是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更上一个层次的重要因素。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外聘专家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我国英语媒体可以聘请外籍专家,但只能把这些专家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加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防止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还不够开放,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

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CNN是如何管理其采编人员的。我们知道,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成立于1981年,靠着海湾战争的独家新闻而名声鹤起。通过20多年的发展,CNN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为了保证其能及时播报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新闻,CNN设立的人才管理制度在理论上可以使得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的记者和编辑。它不但在美国本土聘用人才时注意各种人才的平衡,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招聘各个国家的人员成为它的的记者和编辑,并以此来标榜CNN在用人方面的公正性。用人公正了,其新闻报道当然也公正了(至少是表面上),因此就有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的可能。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及时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这次911事件便是一例,许多人感到CNN一直在维护美国的利益,缺少了一点世界性。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媒体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上述提到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向外流的现象,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引进来”的办法,作为对策。我们不光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必须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因为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英语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缔造世界性的英语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西方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瞿树耀,1994年12月5日,试论对外宣传的确历史经验和在新时期的作用,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业务专辑,新华社新闻研究,12页。

[3][4][5][6]郭可,中国大陆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北广会议,2002年4月,未。

[7]张慈云,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5日。

[8]朱英璜,个人采访,北京,2000年7月26日。

[9]吴征,2000年2期,国际观察,传播战略在我国大国战略中得地位,49-53页。

[10]夏吉宣,1999年11月,国际广播,浅谈国际广播在信息社会的地位,8页。

媒体论文范文4

关键词:多媒体教学手段;课堂教学;运用;研究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多媒体教学”大有独占高校课堂教学阵地的势头。诚然,在课堂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给广大教师和学生带来了不少实惠,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也确实存在着应用多媒体教学太滥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从调查的总体情况看,57%的学生表示乐于接受多媒体教学,也有不少学生对此提出异义,他们认为:多媒体教学手段应依据课程特点灵活选择,不能不管文理课程特点和教学对象,一律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对于调查中反应出的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因此,认真研究多媒体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工作实际,谈谈我对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多媒体教学的特点与效能

多媒体教学集声音、图片、视频、动画、文字等于一体,具有图文并茂、操作简便、交互性好、信息量大、直观性强等特点。一些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容通过多媒体教学可使同学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它能有效地弥补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它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手段,它在各级各类院校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教学创设活跃的课堂教学氛围,为学生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教学中,教师在理论讲解的过程中,可适时向学生插播一段颂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在宽松愉快的气氛中自觉接受思想道德教育,这样就使思想道德教育从原先传统、枯燥的说教,变成了学生的自主、自觉接受,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二、运用多媒体教学应重点把握的问题

(一)在教学手段运用上,应充分发挥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效能。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一种教学手段,无论是多媒体教学手段,还是传统的教学手段,都是前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得来的,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优长,也各有一定的局限性。多媒体教学手段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手段,它是对传统教学手段的扬弃和发展,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是实施教学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教学需要和教学内容,选择适应对路的教学手段。例如,在文科类理论教学中,应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其它教学手段为辅;在理科类的理论教学中,则应以传统教学手段为主,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辅。如不加思考,无论上什么课都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势必会造成教学效果下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多种教学手段结合并用,教师的一招一拭,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句赞扬都能给学生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和满足。

(二)多媒体教学中应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接受新知识、新内容,使用多媒体教学是为了加深学生对新知识、新内容的理解。因此,教师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切实把握好以下几点:(1)采取启发式教学,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在多媒体教学中,个别教师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播放课件上,而忽视了与师生的双向交流,造成教学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同时,把主要精力用在与学生的双向交流上,这种教学方法不但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还会紧跟教师的思路去进行积极思考。这样教学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巧设悬念,注意提问的艺术性。有意义的课堂提问不仅可以使沉闷的教学气氛变得活跃,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要注意,绝对不能为提问而提问,要看所提的问题有没有思考空间,能不能唤起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共鸣。所以教师在课前准备时都要根据本节课所讲内容,给学生提出一些问题,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三)多媒体课件的运用要突出实用性。教师在多媒体课件制作时要注重课件的实用性,要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认知、理解能力。多媒体课件的内容应是教材内容的浓缩和归纳,它要高于教材,精于教材,新于教材,应便于教师使用。因此,在多媒体课件制作中教师应遵循以下原则:(1)吃透教材,掌握要点。教师在制作课件前,要通读教材,吃透教材内容,并进行必要的浓缩或归纳,课件要反映出教材的基本精神和重点内容。(2)简单直观,生动形象,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多媒体教学可以更好的将教师所要表达的内容直观形象的显示出来,可以给学生一种生动形象的画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反之,如果课件内容是教材的原版内容,不仅不能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反而会让学生感到疲倦无味、失去学习兴趣。(3)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教学重点需要教师反复强调和重复,但有时学生也把握不住。而多媒体教学就能有效克服这一不足,它可以将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并结合教学课件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或论述。比如:讲“电路与电子学”这门课程,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一节课可能就需要在黑板上面画十几个电路图,浪费了大量教学时间,而使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就可以将课堂需要手工画的电路图提前绘好而放在课件上,这样教师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而用这些时间去分析和讲解重点难点问题。(4)切忌照搬他人课件。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运用,人们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课件以便使用,这给不少教师提供了便利,但网上下载的课件质量并不一定都很高,也不一定适合你的教学对象和你自己的教学特点,尚需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加工,如果不加审查考来就用,肯定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提倡自己用自己做的课件,自己设计自己的课件,也可参考他人的优秀课件。

(四)多媒体课件内容要层次分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多媒体课件的内容应来于教材,高于教材,内容的设计要层次分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便于学生掌握和记忆。教师不能图省事把教材原原本本地搬到多媒体课件上,而应该在认真把握教材结构、内容、重点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归纳与总结,对教材内容进行有机整合或浓缩,对一些新知识、新观点、新内容可进行必要补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制作出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教学课件。:

三、结束语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在高校将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多媒体教学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模式和方法,切实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长,使多媒体教学真正能够成为广大师生的良师益友。

参考资料:

1.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媒体论文范文5

一、以“媒”相诱,激发学生“爱写”的兴趣。

运用声像媒体,创设良好的习作情境,让学生在愉快的情绪下写作,能激发学生“爱写”的兴趣。学生突破习作时“无话可说”、“无事可写”的难点,掌握写作技巧,是紧张的智力劳动。要让学生在心理上不紧张不畏难,靠大谈作文的意义、重要性之类的抽象道理并不能奏效。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运用直观、形象、新颖,感染力、可视性强的多媒体调动学生观察、思维、联想和想象等智力因素,以及动机、兴趣、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都参与习作活动,,并使之相互作用,形成最佳的心理状态,视写作为乐事。如:指导学生写状物文《荔枝》时,完成“范文引路”一环节后对学生说:“为了明年的荔枝节有更多的人来深圳品尝荔枝,我们到荔枝园观赏观赏,看看荔枝有哪些地方逗人喜爱,然后写信向外地的亲朋介绍,好吗?”接着播放录像,随着欢快的乐曲声,电视屏幕上呈现一片荔枝成熟的丰收景象。学生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悬挂在树上的荔枝,堆满筐的荔枝,剥开壳的荔枝,如临其境,如闻其香,如尝其味,情不自禁地小声议论起来。当我要学生用一两句话谈感受时,人人争先恐后,一个学生说:“荔枝圆圆的,红红的真惹人喜爱!”另一个学生说:“每到荔枝成熟时,当你走进荔枝园,就能看到树上一串串鲜红的荔枝沉甸甸地挂在树枝上,一阵风吹来,荔枝摇摇摆摆,好像在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品尝美味可口的佳果呢!”……当我再次放录像,选择“荔枝森”、“一串串荔枝”、“荔枝外形”及“荔枝肉”等特写镜头定格,要求学生有顺序抓住特点观察、描述时,个个都仔细看,认真想,大胆说。这样按学生习作的心理特点,适时选用录像媒体,其形、声、色并茂的特殊功能,让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感官交替使用,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注意力集中。能抓装事物”的特点,“有话可说”,“有话想说”,又能学会“从整体到部分”、“由外到内”、“有顺序”观察方法,“有话会说”。达到提高单位时间内学生学习活动的有效率,这种功效,不但能使学生对写作过程和写作结果产生成功的心理体验,而且会对作文产生“爱写”的兴趣。

二、以“媒”相诱,培养学生“会写”的能力。

小学生作文感到最苦恼的是“没啥可写”,其次是“写不清楚”,“写不具体”。要帮助他们突破这些难点,必须根据其心理特点及“迁移规律”设计课堂教学结构,充分发挥媒体群的整体优势。下面谈谈高年级作文的指导:

(一)例文引路。教学开始,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回忆分析与教学目标有关的例文,边用有强烈视觉效果的投影片将其重点片断、写作要点或写作提纲显示出来,以引起学生的充分注意。让学生从范文中找到相应的写作方式,(其中包括如何选材,解决“无米之炊”的问题)从作者写作思路的“原型”中得到启发,形成有效的认知结构,将例文中的写作知识和写作技能直接迁移到作文中。例如:指导学生写绘景文《美丽的仙湖》,以《桂林山水》(六年制第十一册)为范例,引导学生边回忆、边展示,先在投影片上归纳出的“抓住事物特点,用‘总……分……总’结构,用对比,比喻等手法,及形容词描述事物,抒发感情”的写作方法。学生作文的思路即可开启。在这里,例文是一个台阶帮助学生“跳一跳摘到果子”,投影媒体即等于给学生“一根拐杖”,帮助学生降低写作难度,创造有利的心理条件,让学生主动投入写作活动之中。

(二)观察指导。根据例文总结出的写法,即写作目标,逐步演播声像媒体,显示学生喜爱的直观形象,引起学生的观察兴趣,进行有效指导,使学生有意识地对准目标观察,帮助学生解决无话可写的难题;培养观察能力,从而让学生有序、细致的观察引起积极、活跃的思维,积极活跃的思维带动具体、生动的表达。如:指导学生练习“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烧烤》时,“例文引路”后用录像展示活动的全过程,将学生带入“烧烤潮。学生看着全班同学烧烤的情景,异常高兴,注意力非常集中,情感特别投人。当我要他们用“先、再、接着、然后、最后”一连串表示先后顺序的词说出活动全过程时,个个绘声绘色又毫不费力。接着我又提出要求,重播录像,并选劝生炉”、“上叉烤”、“吃”突出的一些场面边“定格”,边用教鞭指划,让学生知道看什么、怎样看,怎样想,学生随着教鞭的指点观察、回忆、分析、鉴别,分别用“点面结合”的方法,描述出活动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场面和这个场面中让人最开心、最有趣的一些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学生有目的、全面、细致、精确地观察,迅速“理清活动的全过程”,选择“体现意义,突出中心”的材料,知道“记一次活动”要“按活动顺序”观察,来“写清楚”;还要“抓重点”细致观察“写具体”。可见,电视媒体提供物像指导观察显神通,学生观察时有目的、有顺序、有重点、抓特点,思维时有凭借、有条理;写作时必然有序、有物、有理、有文、有情。

媒体论文范文6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数字化呈现、交互式过程和沉浸性体验是新媒体艺术的主要特性。以往常见的艺术呈现与表达是以“波”的传递作为介质而实现的,例如绘画、电影、雕塑、舞台等依靠视觉体验的艺术形式,多是透过可见光波在颜料、墨迹、银幕或视觉造型上的折射,最终在视网膜上成像以获得审美呈现。再如音乐等依靠听觉体验的艺术形式,源于乐器或声带发出的声波,作用于人的听觉系统而产生审美感受。所以,这些艺术形式都建构在对“波”的雕刻之上。而新媒体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其新颖的媒介性质。新媒体艺术很大程度上虽然也是视听的,并且在视听艺术的范畴内“波”仍旧是艺术表达与呈现的最基本介质,但却经过了对模拟信号的数字化采样、编码、处理、记录、传播与解码之后的呈现与体验,并经过了数字媒介的整合、过滤与雕琢等加工。这一媒介性质的中间过程产生了变化,应该说以“比特”为单位的数字电信号或以“基因”为载体的生物电信号都是新媒体艺术呈现与体验过程中所普遍经历的新中间状态。201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以“延展生命”为题,实际上就已显露出新媒体艺术在生命形态上的新趋向。因此,有机艺术(或称为炭艺术、湿艺术)也是新媒体艺术的存在方式。

这里要指出,无论对“波”的中间处理方式如何变化,“波”仍旧是视听造型艺术的基质,“比特”是数字媒体艺术的基础,而“基因”是构成信息有机艺术的内在源泉。“波”不会因为有数字“比特”的概念而失去在新媒体艺术中参与造型的机会,媒体艺术中的电讯号也不因为“基因”而失去参与信息传递和运算的功用。它们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复杂的共生。此外,在我们固有的印象里,艺术始终是在一个空间和(或)时间内由专门的艺术家来创作,而在另一个时空内呈现给受众。这便造成舞台上下、银幕内外、画里画外,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明显的区分和距离感。身份的客体化无情地将大众与艺术的生成剥离开,转而塑造单向的接受者(受众)。新媒体艺术则不同,它倾向于打破这种传统的时空秩序。随着数字交互与感知技术的逐步普及,新媒体艺术越发体现出其快速传导、即时反馈的优势,继而趋向于沉浸式的心理体验。观众不再是单纯的艺术“接受者”,无须在另一时空中苦苦等待艺术创作的果实,而是艺术生成的“参与者”,甚至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创作与欣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在空间的体验上导致各种交互和虚拟,而在时间上致使艺术的生成在个性化体验与偶发性感触方面显著增强。过程性的沉浸式体验逐渐成为新媒体艺术在展览形态中的重要表达方式。除以上提及的数字性、过程性、交互性及沉浸性之外,新媒体艺术还具有其他多种特征。这其中有一些特点是原有的艺术形态所不具备的。

比如跨越时空的即时性体验,是基于远距离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分隔两地的信息呈现在同一时间中,获得即时性呼应。2004年中国新媒体艺术家金江波创作的《友谊井•第三只眼》系列作品就借助网络实时影像传输技术连通了中国上海与挪威奥斯陆、中国成都与法国蒙特利埃,人们可以通过井中多媒体影像来互动交流,感受的传递就源于跨越空间的惊诧。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放大至人类艺术史的全过程,就不难发现,新媒体艺术的上述特性是艺术历史发展中的自然结果,某些要素于艺术审美的原初体验中早已存在,又因造型手段的发展而式微,却又随着新的媒介呈现方式的出现而复兴。例如新媒体艺术的“参与性”就绝非是新媒体所独有的艺术形式或属性。对艺术生成过程的“参与”可以追溯到艺术诞生的早期,原初的艺术创造即使不是大众的,也绝非如今天这般分工明确。没有证据显示原始艺术的创造是由专门的艺术家独立完成的。例如原始部落的舞蹈,本就是大众参与的愉悦性审美体验,辛苦了许久的人们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自发地舞之蹈之,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可见“参与”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接触艺术美的重要方式之一。与传统艺术相比较,新媒体艺术特征的概念范畴也多有延展。即新媒体不仅仅是在传播介质上的更新,它更透过网络、虚拟、互动等一系列参与形式,使艺术“创作与接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使精英文艺与大众文化间的距离感逐渐消退,从而更多地表现出艺术与生活的融合性趋向。生活中的艺术与艺术中的生活,曾经是对立的两极,而今它们已随市场、消费与日常文化的延展而逐渐趋向融合。简言之,新媒体艺术在造型呈现上亲近于数字虚拟,在艺术语汇上趋向于多媒融合,在行动上贴近于实时交互,而在价值追求上指向平等、参与和共享。这些都与长久以来现代主义艺术及其主体性主张所导致的两极化取向背道而驰。显而易见,新媒体艺术带来的不仅是媒介手法的转换,更是艺术观念上对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的反拨。一场对主体性及其艺术观念的反思渐渐在当下新的艺术实践及艺术思潮中孕育而生。

二、主体性与艺术观念的反思

总的来说,我们对事物的思考是以现代主体性(subjectivity)观念为基础的。这种观念自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的方式逐步确立人类自我意识的主体性以来,已成为现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现代性无疑同主体性捆绑在一起而对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态起到决定作用,即以科学精神追求真理、以民主政治建立秩序、以艺术自律呈现审美———这正是构筑在理性基础上的主体性的延伸。现代性的三位一体取决于理智的客观性、合目的性及有效性,知识的客体化必然伴随着现代性树立起自我理解和自我指涉的权威地位。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的自由,这自由完全取决于“思考状态下的自我”———即主观理性与整体同一性在思维主体上的反映。思考的自主性对人类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它帮助人们摆脱康德所谓的“不成熟状态”[1](P22);摆脱蒙昧的束缚、破除中世纪神权强加在人身上的奴役与枷锁。主体性成为理性贯穿现代社会发展全过程的一条重要线索。然而自19世纪末以降,人们对主体性问题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普遍理解不断提出质疑。尼采认为,有行动的主体才会有行动发生。这实际上将“存在”问题与主体性并置起来。继而海德格尔将现代定义为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时期……是以人成为所有存在的中心和尺度为标志的”[2](P28)。

人取代了自然万物,而成为一般主体,即所有存在的基础。于是,人的自我意识、经验及其延续(再现性地)凌驾于自然万物的瞬息万变之上,成为真理的教条。现代性成为所有对象化和再现的基础,亦即笛卡尔将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确立为所有“再现”的绝对基础。这足以揭示现代性所潜藏的隐患。首先,这隐患来自再现(represent)对在场(present)①的剥蚀。存在最终被转变为再现在主体世界中的客体,真理被转变为主观的确定性。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人类主体性的再现。而再现的统治地位预示着整个现代性及其文化环境正日益陷入一个先验的、单向传导的、教条式的危局之中。先验的主体性已然过时,声讨之声此起彼伏。无疑,今天的新媒体艺术正实践着这样的对主体性的反思。这首先体现在:新媒体艺术试图摆脱传统再现性艺术,打破由艺术家向受众的单向思维传递模式,而建立在场性的艺术交往。再现性,注重表达主体性思维和创作者的权力意志(某种笃信灵魂的历史观);而在场性,注重每一个个体的多元存在。从后现代性的角度看,现代性文艺容易铸就作者权威,将其推向高高在上的话语逻辑顶峰。于是,“审美现代性”变成脱离大众、曲高和寡的孤芳自赏。笛卡尔对主体性的美好初衷已被现代性演绎为“我思故‘你’在”的悲剧,即以少数人(作者)的思维及其单向传递的再现来左右大众的存在。后现代性恰恰致力于填平高雅艺术与大众之间的沟壑。201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上,一个由澳大利亚和美国联合创作的新媒体艺术品———《无声攻击》①,正好凸显出这种艺术观念的内在趋向。作品将远在澳洲实验室中的鼠脑细胞及其所含神经元阵列放大,通过网络与北京展览现场的机器阵列相连,参观者漫步在这个柱形阵列之中,其位置和移动会透过每根柱子上的传感器(带有机械滑动装置和圆珠笔)实时地反馈给鼠脑细胞,后者根据这些数据发出生物电指令并传回北京,阵列柱子上的机械装置依据这些指令上下滑动并旋转,过程中带动笔在每根柱子上留下一圈圈螺旋痕迹。这个作品相对于传统艺术观念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其一,人不再作为绝对的思维主体对艺术呈现负责,取而代之的是动物神经元细胞的自主映射;其二,打破了再现式的结果性艺术,而提倡实时参与中的过程性体验的生成;其三,人与艺术品的关系由完全的创作者或欣赏者变为置身其中的客体参与者。这些变化本身就是对现代性主体观念的反思。《无声攻击》利用观众在建筑般空间阵列(放大了的“神经元活动”)中的客体存在来激活培养皿中的生物细胞并获取反馈信息,最终实现交互性内心体验。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张尕在《延展生命》中写道,“生命不仅受灵魂和理性的支配,也受电脑运算法则和程序语句的驱动。生命的多样化是数字当代中新的主体基础,它摆脱了再现的傲慢。它是一种既不源自文化也不源自自然的生动显现,摆脱了拟人的模仿,摒弃了人类中心论的排他性”[3]。

这是为什么近来“有机艺术”在新媒体艺术中崭露头角的原因之一。与数字化编程操控为基础的“硅艺术”不同,以各种动植物细胞、基因、生物电、生物芯片为基质的新媒体艺术创作,找到了人类主体性思维以外的、原生于自然的灵感驱动力。这充分表明,不论是由主体到客体的转化,还是从再现的结果到在场的参与,都意味着新媒体在艺术观念上具有反思“主体性”的趋向。其次,再现的背后意味着主体性意志的沉淀,以及随之而来———工具理性的崛起,这是现代性危机的另一个状况。“理性”泄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它一方面彪炳着客观规律与客体存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无可避免地构筑在主体思维之上;这种双重身份使它既是征服的主体(Sub-ject),又可能成为被征服的对象(subject)。现性既然能够驾驭客观事物,就无可避免地通向工具统治,并使人类导向功利主义,进而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不断被物化。工具理性将主体的欲望视为现代性的根本目的,形成工具统治的意志。这种意志不仅控制着物,也囚拘着人。现性日益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油然而生的傲慢强化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体必然性。这使得现代性解蔽(摆脱蒙蔽)的过程受到阻碍,即海德格尔所说,在工具统治的意志下,人依仗自身的中心利益“向自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要求它提供可以提取的一切能源……由此自然成为一个采矿区”[4](P14)。而被置于主体性地位之上的人却难以全面审视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责任。因此,想要真正祛除现代性的阴魂,就必须对主体性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和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联系。随着数字技术、生命科技的蓬勃发展,新的媒介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延展。新媒体艺术正逐步唤起某种“生态意识”②,这使得当下新媒体艺术观念将不仅是体现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更着重于新技术条件下对生命意涵的伦理思考。

三、“新媒体艺术观念”与中国

有关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研讨对于推动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面向新媒体艺术的本土化梳理,对新的艺术观念的延续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观念上看,新媒体艺术本无国界。在艺术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下,它虽不乏本土化的特质与闪光点,但毕竟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不论是西方当代艺术还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及艺术观念,对中国的艺术界来说都是一个(在影响的基础上)不断认识、理解、吸收和创新的过程。而从上世纪后15年张培力、王功新等的早期视频作品到2011年的“延展生命”———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就恰恰体现了新媒体艺术观念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从目前西方艺术观念的某些倾向来讲,它朝着一个“观众解放”的趋向探索。2013年的巴黎艺术双年展中国项目就提出很多设想,例如:放弃“展览”与“艺术品”的概念,拒绝用艺术思考;艺术不应依靠艺术品而存在;鼓励将艺术日常化的行为,任何人可以以任何方式自愿来参加展览,打破“艺术品”由艺术家创造、最终摆进博物馆的固有概念。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不论北京还是巴黎,艺术观念在今天碰到了相似的困惑:一方面,艺术家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观众(或者叫接受者/参与者);另一方面,我们的受众、我们希望邀请并参与到艺术过程中来的观众们,他们是否具备了这种冲动、愿望、意识或者能力,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由原来的“对艺术的客观审视”顺畅地转换成“主观的参与”呢?当新媒体艺术来到中国,这样的问题(或者说矛盾)就更加突出,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发达程度与西方是有落差的。当西方艺术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已经开始批判、反思电子媒体的时候,我们还处在惊羡并拥抱“新媒体”的阶段。

60年代白南准在西方面对技术“异化”所进行的反思与80年代张培力在中国所尝试的新媒体艺术表达在精神内蕴上或许并不一致。但正是落差如此巨大的两个文化土壤,在今天却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西方,自行为艺术起,其观念就着力于摆脱“艺术品”作为某种权力的象征而进入博物馆的固化形式。然而时至今日,很多艺术仍旧以物化的方式依存于画廊、展厅和展品之上,再现性始终难以去除。物化使艺术具有了符号价值、交换价值以及使其最终成为商品的根基。带有社会批判色彩的西方左派艺术家们寄希望于博物馆的取消,以使物化的符号无处藏身,进而彻底铲除交换的、商品的以至于权力的根基。围绕这一观念,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各种策展制度屡屡提出新的主张和思路,不过每一次都摆脱不了物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展览空间。但无论如何,西方艺术观念的趋向中,主张作者的消匿、受众与作品之间平等交互关系的声音,的确与新媒体艺术的观念有着某种契合。若以此为参照,在中国,我们也感受到类似的状况。从早期流浪艺术家们的个体性反叛到被“招抚”并纳入到体制之中(如从圆明园画家村到798艺术区的全面商业化),继而丧失批判性和创作原动力,成为固化体制的一员,最终被新一轮策展活动和理论探索撇开或批判,陷入不断替代的循环往复之中。简言之,艺术观念在各自的舒展过程中总有着不同的文化诱因、社会背景、创作驱动力及呈现的结果,但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所需面对的困境,在宏观上也总有相似之处。其次,作为一种基于高科技手段的新媒体艺术,它的艺术形式是否具有地方性?其民族性又能否得以体现?这些问题还值得不断探讨。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所谓“中国新媒体艺术”就存在伪命题之嫌,而应该改为“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如果新媒体艺术的地方民族性真的存在,其本土化特色也大多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这其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西方文化扩张对中国当代艺术思潮的影响,这个大背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本地因素包括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国家形态、特定时期的文化语境以及艺术家特殊的教育背景与实践环境。

高明潞在《现代性与抽象》中曾提出这样的质疑:西方的艺术发展及其叙事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在中国现代性开始出现之初,艺术即被看做是中国的整一的社会现代性的一部分……因此,它被认作是人的社会化生活的一种和谐方式,而非异化方式。”即在中国的背景中,“现代性和前卫的概念不是二元的,是时间、空间、价值三位一体的现代性……”,新的民族、国家“更多的是空间意识,而不是时间意识”[5](P18-20)。这种“空间整一”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时间分治”是需要区别考虑的。正是这些特殊性造成了中国新媒体艺术与西方新媒体艺术之间的差异或距离,而这种差异与一个芬兰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和一个巴西的新媒体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同的,后者的差异更多体现出同一文化语境中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中国的新媒体艺术作品表现出的是特定时空下的文化现象———对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艺术的吸收与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对文化复兴的幻想之间的矛盾心态。如果说再现性艺术是主体性的艺术,那么新媒体艺术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艺术,前者所依赖之“作者—作品—受众”的三段式结构与后者探索中的“发起—呈现—参与”的交互式艺术体验截然不同。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由早期的视频艺术发展到现在的更具交互性特征的新媒体艺术创作,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由再现性艺术向在场性艺术的转变。但由于各种因素(主要还是观念上)的限制,这种在场性是不彻底的,主要体现在“作品”意识仍然主导着艺术创作,加之展示场地的特定化(画廊、美术馆、艺术中心等)强化了展品的客体性,从而使参与者成为“被参与”的接受者。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娱乐至上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中国大众与新媒体艺术的“参与性”之间出现了兴味索然的断裂。这为本文开始的疑惑提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新媒体艺术从视频艺术延伸到交互艺术,后来又延展到生物艺术,如果说第一个延伸是由再现性艺术向在场性艺术的转变,也即作者与受众的关系的改变,但还是人际关系的改变,那么生物艺术的延展则标志着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关系的转变,也是对主体意识(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这是就现代性的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而后一个转变较之前一个更具有挑战性。尤其在中国,全面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在受惠于这一结果的同时,也会以人文精神(主体精神)去关照被破坏了的自然,以人的博爱去关照其他生命体。这种主体对他者的关照体现在艺术观念上就是“人”与“人的主体意识”始终是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的中心,致使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界的观念和认识仍然在传统的再现性、表现性、主体性以及艺术的等级观念上徘徊不前。故此,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创作更多地停留在视觉、造型阶段,而鲜有超越。2011年的“延展生命”———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中,国内艺术家的作品入选者寥寥也正说明了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或许,相当一部分中国艺术创作者还来不及与新媒体艺术参与性背后所折射的对再现性及主体性反思的观念擦出火花,就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西方全球化所浸染的矛盾语境之中,这直接阻碍了人们对“发起—呈现—参与”过程中艺术生成与交互体验之间的贯通点的选取。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完全领悟到一个新型的、参与式的“召唤结构”的关键和要领,不论是艺术发起者还是艺术过程的参与者,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发起者早已摆出邀人参与的架势,但参与度是否具有适宜的召唤效果,是否能够长久地维持体验的、提供不竭的审美原动力,进而这样的度可有具体的标准存在?这恐怕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探索和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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