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论文范文1
关键词：透明性;学术诚信;协同治理;科技期刊
近年来，随着科学共同体对科研诚信的关注度增强，“透明性”通过资助、评价、监管等机构的规则制定、教育培训和调查程序等环节，被引申为科研诚信协同治理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认为，科研诚信协同治理中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最初在出版环节达成共识，即“出版透明”［1］。进一步发展，透明性还包括“研究透明”，即研究人员在研究设计、执行和发表成果等环节保持透明［2］;以及“监督透明”，即学术监督机构在规则宣讲、程序合规、专家复审及结论公开等环节保持透明。科技期刊作为科学发现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应在强化自身保持学术出版规范的同时，开展对透明性的研究和实践，体现其在保持透明性中的不可替代作用，进而与研究人员和监督机构一道推进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
1综述
1．1共识。Gabriele提出应重新思考科研领域中资助、出版、教育、监管、实验技术和学术氛围的关系，以增加透明性［3］。Kretser等提出应通过再现研究、建立开放科学标准、鼓励期刊发表“意外”研究成果和出版透明等，以鼓励负责任的科学研究［4］。Moher等在总结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研究论文中讨论了“透明性”在科研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认为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成果、数据共享等核心环节应遵守学术规范、保持透明性［2］。根据以上学者观点，透明性应是科研诚信治理中的基础性概念，它既可以联结科研活动中的计划、执行、出版和评价，也可以联结科研规范的规则、共识、惯例，还可以联结学术监督中的教育、调查、处理和信用修复等环节。失去透明性，则学术机构、科学共同体和监督机构就会陷入谷仓效应，在维护科研诚信的成效上事倍功半。因此，透明性问题也是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关注的议题，其宗旨“促进科研人员、教学人员、教育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学出版相关编辑和审稿人等相关各方交流与经验分享，建立协同推进负责任的研究”［5］，更为协同治理提供指南。
1．2透明性的特点。首先，透明性意味着共享(sharing)信息。我国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规定，各成员之间要共享信息，并有“重大科研诚信案件应加强信息通报与公开”和“加强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的协调配合、结果互认和信息共享”［6］的要求。其次，透明性意味着公开(openness)信息。科技主管部门制定科研诚信治理的政策并将之到网络上，国内学术监管部门对学术不端案件的通报，期刊通过撤稿、更正和发表关注声明［7］，甚至通过撤稿重登的方式［8］，向学术界展示透明性。最后，透明性必须是双向(bidirectional)行为。只有公开，不一定透明。例如，在学术调查案件中，隐去关键信息后进行公布，常常会被认为调查处理过程不透明［9］。仅有共享，也不一定满足透明的要求。例如，仅仅在联席会议机构间的共享信息，未对第三方特别是科学共同体共享该信息，则也会影响透明性。忽视这些特点，将会对透明性的理解造成偏差。
1．3科技期刊的透明性。科技期刊在维护透明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期刊通过采用专家评议和独立审校流程的方法，参与科学新发现的过程并向学术界传播其科学价值，并通过坚守学术和出版规范，采用公开或共享等手段，对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错误、不当或不端行为进行纠正，从而维护透明性。表1展示了透明性的含义及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显示科技期刊通过维护透明性参与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
2科技期刊在保持透明性中的作用
2．1科技期刊首先是维护出版规范的守门人。出版规范是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指导学术成果公开发表的应用规则和各种要求的共识。各科技期刊的具体规范虽有差异，但总体上仍有较多共识，因而在维护科研诚信中被赋予“守门人”的地位。这一地位在近年来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有充分的体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学术期刊应充分发挥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切实提高审稿质量，加强对学术论文的审核把关”［10］，针对“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情形的，应对相应责任人严肃处理并要求其采取撤回论文等措施，消除不良影响”［10］。一项统计结果显示(表2，多选)，在科研不端行为被查实后，科技期刊被认为是应被告知的主要对象之一，尽管不是唯一的对象，但足以显示科技期刊在实现科研诚信协同治理中的作用，并被寄予厚望。表2显示，科技期刊同基金管理方一道，在科研诚信协同治理中被列为最主要的维护科研诚信的责任方，其地位超过了荣誉奖励部门和机构的上级，并远超媒体的地位。
2．2科技期刊要当好严守审校流程的控制人。科技期刊一般通过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等编审流程，加强对学术论文的质量控制，维护科研诚信记录。一旦该流程失控，极易导致不透明的处理结果并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发生频率。例如，2002年《科学》杂志编辑部拒绝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撤稿请求，坚持发表塔式(RusiTaleyarkhan)有关的“气泡核聚变”论文，导致3位匿名审稿人公开亮出身份，批评这一做法［11］。未严格遵守流程也可能导致人情稿、关系稿增加，降低论文质量。这已在科研诚信治理历史上的多起案件中有所印证。虽然有学者认为《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赋予了科技期刊编辑部在科研失信行为查处中发挥主体责任的权限［12］，但实际上基于治理实践和手段，科技期刊编辑部仍应专注严守审校流程，以便与其他机构共同推进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表3)。
2．3科技期刊要做维护同行评议权威的责任人。与其将某些科研诚信案件的调查责任赋予科技期刊编辑部执行，不如强调编辑部应谨守学术定位，保持独立判断并强化信息共享，通过维护透明性完成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科技期刊除了公开撤稿，还可通过论文勘误和关注声明的形式维护科研诚信记录。当然，也可以参照期刊同行的做法，根据实际情况公开采取撤稿重登的方式，以展示尊重科学发现、维护科研诚信的专业主义精神。按照《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在治理实践中较为稳妥的做法是，科技期刊在公开操作撤稿、更正和关注声明的同时，将信息共享给第一通信作者、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由后者实施调查处理，从而实现双方各自权利边界的无缝对接。同样，有关责任单位也应将调查核实的有关失信信息共享给科技期刊，以便期刊能及时做出维护科研诚信的应对举措。无论何种方式，科技期刊和机构均保持了相应的透明性。表4也显示，相较于科技期刊，机构仍是维护科研诚信的第一责任主体，对科研失信行为的信息共享负有较高的责任。科技期刊对此应保持高度关注。
3科技期刊保持透明性和参与治理的途径
总体而言，科技期刊通过保持透明性，参与科研诚信协同治理的途径，一是加强对学术规范、出版规范或相关规则的概念、罚则等的教育和培训。二是公开处置违反出版规范或学术规范的科研论著并共享相关信息。三是在学术共同体中带头倡导和执行诚实守信的行为。具体有以下4种途径。
3．1推进分类教育培训。科技期刊应积极践行2018年中办、国办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有关要求，并在“科研人员、教师、青年学生等”不同人群和“入学入职、职称晋升、参与科技计划项目等”［10］重要节点加强科研诚信教育。科技期刊在此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应积极参与并融入科研诚信的分类教育和培训工作中，以保持自身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威望。同时，科技期刊还要利用自身优势，就科研诚信治理中的重大问题、重要概念、重要举措等进行研究和讨论，以便形成规则或达成共识。例如，组织学术共同体关注并分辨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为［13］，给出专业而客观的判断标准，进而给科研人员以正确的指引。或者参考机构总结科研活动中的常见错误或问题，以公开诚信提醒的做法［14－16］，对研究人员予以学术共同体的善意提醒。
3．2开展诚信承诺审核。科技期刊应紧紧把住科研诚信承诺和诚信提醒的关口，对拟发表的论文，在形式审核中增加对其诚信承诺签署情况的审核程序，并对“项目负责人、团队负责人、导师等对拟发表的论文严格把好学术关、诚信关”［17］的情况进行核验。鉴于科技部将未履行科研诚信承诺作为判定“以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获得科研活动审批”［6］的科研失信行为，科技期刊应特别关注此类特定失信行为的存在。同时，科技期刊应采取多种方式，善意提醒机构和科研人员“科学、理性看待学术论文，注重论文质量和水平”［17］，而不是仅仅关注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此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论文的科研原始数据进行必要核验，以保证科学发现的及时、准确和完整、可追溯。
3．3共享调查程序。在针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中，依据《科研诚信案件调查规则(试行)》规定的情形，科技期刊应积极介入机构调查方案的制订并推荐调查专家，或提供期刊编辑部已经开展的调查过程及结论等材料供机构参考。在调查实施期间，科技期刊应配合机构提供撤稿、更正或关注声明等相应证据，以便机构进行集中核验。在对重大科研诚信案件实施联合调查时，还应主动参与跨部门联合调查机制，进入联合调查组以第三方的身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进而保证学术调查的程序合规、证据确实和结论清晰。
3．4善用舆论监督。国际科研诚信治理的实践显示，各国对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的调查处理能够为维护本国科研诚信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11］14。国内自2017年“107篇论文撤稿”事件发生以来［18］，通过网络曝光多起突发科研舆情，其中不乏科技期刊撤稿的内容，引发全社会对科研诚信的高度关注，对推动协同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突发科研舆情往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期刊仍应主要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操作，在保持透明的前提下，与学术共同体一道实现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在此基础上，针对那些阻挠治理或推卸责任的机构，再适71当联合媒体进行必要的监督。同时，还要防止一些学术自媒体在科研舆情中的推波助澜行为，以维护科技期刊在协同治理中的独立性。
4数据和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梳理、调研统计的方式，对作者所述观点进行论证。文献梳理主要通过“透明性”和“科研诚信”2个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搜索获取。其中，外文文献再从必应国际搜索中找到期刊原文或PDF文件，个别文献从其官方网站获取，从中选取典型观点。中文文献以CNKI文献库中的论文为准，其他资料以官方网站公开的为准。调研数据来源于作者所在机构的科研人员、管理者，系笔者平时授课时在课堂上获取，以微信小程序形式收集并进行IP限制，同一IP只能填写一份问卷。截至2020年10月10日第一次投稿前，共获取126份有效数据。同时，本文还根据需要对部分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责任主体的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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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科研诚信问题现状与原因
学术诚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素养的基本标尺，可以说，“无诚信，无学术”[1]。科研诚信是学术道德的底线，也是学术管理的根基。科研诚信是指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本着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崇尚创新、开放协作的核心科学精神，遵守法律法规，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循科学共同体公认的行为规范[2]。近年来，科研诚信问题事件屡屡曝出，学术论文“剽窃、抄袭，一稿多投”，实验数据篡改伪造，虚假论文代办，无学术贡献作者挂名等学术不端事件时有发生，对整个学界的学术氛围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使学术的权威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与挑战。剖析我国科研诚信问题现状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个人因素等3个方面进行。
1.1社会因素——缺乏科研诚信管理体系
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秉承诚实、信任、公正、尊重和责任的价值观总和[3]，这既是科技工作者道德素质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相关监管部门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科研诚信所涉及的层面远不止于对科研人员的科研不端行为的约束，其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制定和落实科研活动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上。制定和完善科研诚信相关管理办法和体例约束，规范科研人员在科技活动中的行为，这需要管理工作者、政府监管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然而，科研管理体制行政化、同行评议制度缺陷、科研管理人员失职等管理环节的欠缺与疏漏[4]，导致目前我国科研诚信管理体系的不完备，对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有力打击与惩戒，在造成论文泛滥的同时，也制约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1.2环境因素——对科研人员的过度评价
健康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是促进科研人员保持学术诚信的基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已然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教育的重要作用，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对科研高度关注的局面，其中对医学相关研究的关注尤为明显。然而，在现有科研大环境下，“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四唯评价层层压迫，科研人员的情况不仅与职称评定、绩效奖金直接挂钩，还成为了制约科研学生毕业就业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增大了学者的教学和学习压力，而且容易催生一些学术诚信危机。现行学术评价导向存在“重量轻质”、“以刊评文”和“行政主导”等弊端和不足[5],由此导致一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利益熏心，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快捷的学术成果，最终导致“学术失信”层出不穷。1.3个人因素——科研人员学术诚信意识淡薄科研诚信是科研人员主动恪守科学价值准则，进行负责任科学研究的行为规范，这要求科学工作者具备较高的道德信仰和自律能力[6]。然而，一些科研人员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摒弃学术诚信职业操守，千万百计钻空子，为迎合现行评价体系，渴望通过以较低的利益获取较高的科研回报，不惜以身试险，触犯道德底线，最终导致各种科研诚信乱象。此外，高校是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基地，对高校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教育是防范学术不端的重要举措，科研道德素养教育缺失是诱发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国内开设关于学术规范教育课程的高校寥寥无几[7]，超过40%的学者未曾接受过系统的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8]，高校及科技工作者科研诚信问题屡禁不止，也与相关学术诚信教育的缺乏关系密切。
2科技期刊编辑在科研监督与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科技期刊作为科研工作成果的重要展示途径，是体现一个国家科研工作水平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科研诚信的客观表现形式。可以说，科研诚信建设的好坏与科技期刊的监管作用密不可分；然而，在科研诚信建设这一事件中，期刊编辑占据核心地位。参考新形势下，党中央及国务院提出的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科技期刊编辑在科研监督与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2.1做好导向把关作用，杜绝科研垃圾
科技期刊编辑作为学科领域的信息传播者与扩散者，应当具备敏锐的信息感知与捕获能力，了解和学科学术前沿，对学科领域知识具有导向作用[9]。科技期刊编辑在处理审理稿件时，需“独具慧眼”，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稿件：对于目前存在的剽窃抄袭行为，要善于运用诸如“中国知网”建立的学术论文系统及反剽窃软件判断相关论文的相似性及学术价值，扮演好“守门”把关角色；对于稿件作者挂名等现象，要通过完善相关作者贡献度公开上报等制度，做到文章按照对科研成果的创造性贡献大小据实署名和排序，让文章的每一位作者亲自签署文章“贡献状”，反对无实质学术贡献者“挂名”，同时规避利益冲突；对于文章数据可能存在的伪造与篡改，应配合相关科研管理部门，监督作者完成相关原始实验数据的上报与备案，做到数据可查可依[10]。
2.2做好论文第二导师，编辑出色文章
科技期刊编辑作为科研文章审查的一线人员，对科研文章担负着“首诊”责任；在文章撰写的规范及体例方面，期刊编辑有着比科研工作者更为直接而丰富的经验。目前由高校研究生组成的科研群体在科研工作者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部分科研导师由于业务繁忙、各种事务繁重而对学生有关科研文章疏于管理和查看，此时，科技期刊编辑应做好文章的“第二导师”，无论从体例规范还是从内容上，都应主动帮助作者，引导监督其完成出色的科研论文[11]。对于编辑无法深入涉及的内容，诸如文章实验数据的部分缺失等，应督促作者或者与作者导师联系，客观规范地将实验数据完整呈现。虽然期刊编辑对所在学科领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背景，但随着交叉学科的不断深入推进，期刊编辑应手握一份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的“联络图”，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学科领域，不盲目评审，应交由行业专家进行评议[12]。
2.3做好开放科学计划，促进学术交流
在现代学术交流活动中，科技期刊编辑不仅担负着科研论文的编辑出版活动，而且应当肩负起促进文章的学术传播与交流的任务。借助SAYS(ScientistatYourSystem)系统工具，以全媒体思维给每篇论文配置的开放科学标识码(openscienceidentity,OSID)，目前在为实现论文的在线互动交流和精准知识服务做出突出贡献[13]。开放科学计划不仅使每篇论文具有独一无二的身份,也同时赋予了单篇论文知识互动交流的载体平台。OSID将作者、审稿专家和读者被有机联动：作者可通过此平台上传尽可能多的支撑材料，以帮助论文审稿阶段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保证了论文的原创性和客观性；审稿专家则可通过扫描OSID查看作者的补充材料，在线给出的文章的评审意见、建议或提问，帮助提高论文质量，同时提高同行评价的透明度；后，读者可通过扫描论文内置的OSID，在线提出对文章疑问，与作者共同探讨相关学术问题，并在不断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未来的论文写作提供思路与灵感[14]。可以说，OSID平台有利于创造一个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环境，符合国家重视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新形势；各科技期刊编辑部应积极投身开放科学行列，结合媒体融合的新思想，通过利用OSID平台，在促进学术论文交流的同时也践行科研监督和诚信建设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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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强出版的优势特征
增强出版是语义出版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类型[3]，是出版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兴的出版形式。简单来说，增强出版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在传统出版物上添加超链接实现学术期刊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有效整合。当读者在选定某一期刊内容进行阅读时，为其提供获取实验介绍、原始实验数据、科研团队背景、调研记录等资料的便捷性通道。增强出版具有以下几个重要优势。
1.1呈现形式多元化
增强出版这一新兴形式的出现，有利于打破纸质载体或单一网页的出版物形式。一方面它能够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如图像、音频、视频等，实现文本内容的可视化，有效拓展文本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能够实现对论文的结构性分解，抽取关键章节、重难点部分、实验数据等进行附加内容的链接和注释，然后以标签云、标签树等形式进行呈现。这样一来，就为论文本身增添了很多附加信息，实现了平面出版形式向立体出版形式的转换。增强出版利用DataCite、EPIC、CrossRef等交叉链接和引用[6]，汇集与原始出版物有关的其他科学数据与信息，扩大读者的知识获取量。
1.2学术成果充分共享
传统学术期刊出版，因受限于篇幅，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一方面要对文本内容进行精简和凝练，另一方面需对实验细节描述和原始数据呈现进行取舍，文章中一般只保留初始数据和最终结果[5]，这不利于实验过程以及相关背景资料和信息的完整化呈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而增强出版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富数据、交叉连接等形式，突破纸质载体的限制，为读者创设一个广阔的数据空间。与此同时，学术成果相关信息的增补，实验数据和过程的全公开，有利于降低阅读难度，减少读者为充分理解结论而进行的推导演算，从而实现论文作者学术成果的充分共享与传播。
1.3学术资源关联整合
增强出版除了能丰富学术论文内容本身的表现形式，还能实现论文外部资源的整合与关联。一方面，利用文本挖掘、语义标注等先进的语义出版技术识别和挖掘出与论文相关的术语和关键词，通过链接进行相应的内容补充，实现论文文本之外内容的增补以及文章的深度标引[6]，使学术资源关联整合。另一方面，读者在阅读某一论文时，可以通过点击层层链接，检索到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这大大减小了读者查阅和检索相关参考文献的难度。通过此形式增补的内容可以是论文引用的文献、相关科研背景的视频或文本，也可以是原始实验数据。多种形式的内容展现方式有助于帮助读者进行知识拓展，丰富阅读体验。学术出版平台通过关联更多的学术资源进行了知识整合，实现了增强出版，从而创新和提高了其知识服务能力。
1.4有效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期刊增强出版的模式能够从2个维度做到有效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增强学术诚信。一方面，在同行评价环节，因为是“传统论文+增补内容”的出版形式，相关内容由于共同的关联出现在读者面前，同质内容很容易暴露出来，提升了出版内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内容增强模式能够将原始材料和数据上传到出版系统，实现实验数据、实验过程的公开与分享。这就将论文作者和科研人员置于一种被监督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读者便扮演监督者的角色，这就给那些企图数据造假、抄袭他人学术成果和剽窃他人作品的研究者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其坚守学术诚信，优化学术生态。
2推进增强出版的现实困境
学术期刊增强出版对促进传统期刊出版的转型升级有诸多益处，能够实现知识服务形式的创新和知识服务能力的提高。但是在实际推进环节中，要真正实现增强出版仍然可能面临重重难关[7]。以下从学术出版的三大主体——数字平台出版商、期刊编辑部、作者以及版权所有者，逐一分析在推进增强出版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2.1认可度和参与度待考察
从理论角度讲，新兴的增强出版形式传播效率会更高。但鉴于我国增强出版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科研作者是否能够认同增强出版这一形式，并自愿耗费精力，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此外，实现增强出版之后，研究数据和相关辅助材料的全面公开和共享，能否确保其他人在借鉴其学术成果时能够在合理范围内使用，科研作者的知识产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重要问题。
2.2投资与收益的矛盾
学术期刊的增强出版需要对传统论文按照其结构进行拆解后，逐一嵌套增补材料，再将论文进行重构与整合，最后完整出版。这个结构化处理的过程对数字化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因而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这部分的资金消耗完全由平台出版商买单。就目前数字出版内容增强模式的发展情况来看，平台商是否能够依靠增强出版来扩大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读者下载率、论文引用率等，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仍是未知数。因此，平台出版商是否愿意在前期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来推动这一新兴出版服务也就不得而知。
2.3技术与出版思维的限制
增强出版作为一种极其依赖数字化技术的新兴出版形式，对编辑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掌握数字出版必须的技术，还要求掌握出版内容的语义标注、抽取领域词汇、建立内容实体间的关联等技术，从而实现学术论文中专业语义的深度关联[3]。但短时间内让习惯传统出版工作的期刊编辑在思维上和技术上转变成适应增强出版的数字化技术型编辑人员，目前来看，具有较大难度。
2.4版权界定难度大，经济利益分配易产生纠纷
增强出版中关联的学术资源增多，相应的版权如何界定，是在推进增强出版这一新型出版形式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增强出版中被整合的学术成果版权如何分割尚不明晰，是整合后统一授予版权，还是独立授予版权后采取某种利益分成的形式，有待商榷。第二，增强出版学术期刊引用文献里，涉及的跨期刊社出版的作者自引与他引，相关期刊社愿不愿意授权，也同样存在行业内的协同问题。第三，若甲论文是增强出版的论文乙里的增补材料，乙的出版增强了论文甲被检索和查阅的几率，那么在版权结算的时候，起到引流作用的增强出版物乙是否有权利参与甲的版权获益分成也有待厘清。
3推进我国实现增强出版的有效策略
增强出版在国外的诸多期刊社已经得到了成熟的应用，我国很多学术期刊也正在探索学术出版增强模式。但是，在充满挑战的推进过程中，如何实现这一新兴出版模式的落地，仍需我们不断思考。结合前文提出的现实困境问题，提出推动我国实现增强出版的几条建议。
3.1提高增强出版的社会认可度，激发出版主体的参与热情
推动和发展学术期刊增强出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提高业界对增强出版的认可度。只有赢得社会广泛认可，才能提高数字平台出版商、期刊编辑部以及作者的参与热情。一方面，加大宣传增强出版的力度，分析国外期刊社的优秀案例，借鉴其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对国内已有的增强出版实践的传播效果进行调研，着重考察下载量、点击率、阅读量、引用率这几个数据在增强出版后是否显著提升。通过这两个方式来提升增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的知名度与可信度，使科研人员正确认知增强出版形式，并愿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使平台出版商能够从切实数据中看到这一新型出版形式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愿意投入人、财、物助其发展。
3.2建设具备专业技术能力和素养的新兴编辑队伍
建设一支全媒体出版人才队伍至关重要。期刊编辑部要积极转变观念，打破传统出版的思维模式，积极主动关注并利用新技术、新应用，成为具有科研选题、组稿策划、知识服务、新媒体运营等综合能力的传媒机构。通过2种途径培养专业能力强、职业素养良好的编辑人才，建设新兴编辑队伍。第一，充分利用各级编辑学会组织的继续教育，对现有编辑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引导其转变思维模式，提高出版能力。第二，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编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在坚持编辑素养培养的基础上，不仅要加强内容策划、整合、加工能力的培养，还要注重对其技术能力的培养，除了一般的数字出版技术，还应培养编辑掌握文本挖掘技术、语义标注技术等，使编辑人员能更好地完成增强出版中相关增补材料的整合与关联。尽早打造全新的学科编辑队伍，是保证增强出版完成的必要条件。
3.3制定版权界定标准，加强版权保护
有关部门应该对传统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与升级过程中诞生的新兴出版模式引起足够重视，针对版权难以界定的问题，找出法理依据，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和合理的利益分成模式，跨期刊社出版的论文作者的自引与他引，行业内应就跨期刊社版权问题达成一定共识。此外，从法理层面，还应制定版权界定准则和版权分割标准，实现对增强出版的学术期刊和论文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论文作者参与增强出版的动力和信心，优化产业生态，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3.4研发和推广相关技术，加强与国外学术平台的合作
增强出版仅仅依靠期刊编辑提升技术能力是不够的，平台出版商更应着力于技术层面。随着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崛起，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在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出版商技术团队应积极尝试新兴技术在增强出版领域的可行性，积极开发对学术期刊进行结构化处理的相关技术，做好用户体验设计，增强用户知识获取的交互性，从而提升自身的知识服务能力，加强用户黏性，提升平台效应。此外，可以与国际先进的学术传播平台进行合作，如利用国外新型学术交流与论文分享平台Kudos实现作者自传播、利用TrendMD实现跨平台文章精准推荐，或是利用Altmetric促进文章的社交媒体传播[4]。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4
关键词：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出版相关者;伦理治理;伦理责任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
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
1．4全面的政策声明和管理制度。1)期刊出版机构管理制度应面向关联的各方，明确责任和权力的边界。内部出版管理制度主要面向编辑和出版人员，应实现编辑与经营分开，保证编辑独立。2)政策声明面向读者、作者、审稿人，其为科学出版的核心精神应该是一致的，编辑出版决策中公平、公正、开放、透明地对待每一位作者和每一篇稿件，重视阴性结果和负面成果的客观发表，鼓励交流与争鸣，保障作者权益。3)每本期刊创刊时都有明确的宗旨与目标，期刊应按既定方向制定出版定位与政策，向作者提供完整、翔实、清晰的投稿指南和常见问题说明，包括期刊的出版周期、接受的内容范围、写作规范、同行评审方式、稿件决策流程与标准、科研伦理及利益冲突表述与审查机制、版权与复制使用规则、数据共享机制、申诉与复议机制、勘误或撤稿程序、优质稿件绿色通道、必要的免责声明等。国内科技期刊在撤稿方面总体不够规范，或视而不见，或淡化处之，或网站一删了之。4)遵循论文缴存政策和数据支撑存储规定，规范提供数据，约定数据使用规则。5)对侵害作者、出版机构、期刊权益的行为严谨核实，妥善处理。包括侵犯他刊版权、一稿多投、不合理撤稿等行为。6)在更广义领域上，期刊出版机构的责任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对作者、审稿人、编辑的科学出版工作进行合理评估和评价，对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对认可和致谢。创建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社区等探讨文章科学价值的平台，举办学术交流活动。7)认真研究新兴技术，向编辑和审稿人提供必要的工具，助推智能辅助、科学评价、开放科学等新理念的实现。目前，一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科学出版。例如丹麦高科技公司UNSILO利用基于人工智能“无监督概念提取”技术来分析稿件，提取结论与要点，总结研究内容，帮助编辑或审稿人做出决定［14］。8)期刊出版机构还应建好一体化出版平台，提升出版效率和展示效果。为体现社会责任和担当，应做好科学传播，积极开展科学普及。
2编辑的责任
2．1承担出版机构的责任。作为出版机构工作人员的编辑，通过工作合同服务和服从于出版机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机构行使职权。编辑应遵守工作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指导方针，代表出版机构严格履行出版机构声明中承诺的出版、财务、版权、传播等方面的责任。对出版行为中的各种情况尽到合理注意和必要提醒，比如作者引用第三方图表是否涉及第三方版权，注意获得许可后合理引用;论文出版过程版权合同的合理签署与内容合法传播使用等。除承担出版机构的责任外，编辑直接面向作者、读者和审稿人，又有其特殊的个体责任。
2．2面向作者的责任。1)面向作者和稿件，编辑需要初步审核作者身份和稿件是否存在学术不端。在稿件审理和发表阶段，编辑应对涉及人的研究进行严格伦理审查、关注基金标注的规范化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15］、进行高效的同行评审、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高质量的文字加工、合理安排出版时效、认真对待作者提出的申诉、客观对待阴性结果和负面成果、积极开展学术争鸣。2)在工作中时刻以作者利益为先，注重原创成果的首发确权。2008年，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向《Nature》投稿，《Nature》编辑要求修改，但同期有与该文结果部分相似的文章在《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发表，如果修改后再审将导致后续发表时间较晚，张辰宇的原创工作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承认。他带着《Nature》审稿意见改投《CellResearch》。收稿后，李党生主编带领编辑团队48h内审稿完毕，决定修改后立刻发表。该研究在生命科学中开辟了“细胞外RNA”的新领域［16］。3)避免侵害作者利益，审稿中保护作者的隐私和稿件信息，加强对审稿人的培训，避免审稿人在审稿中泄露或不合理使用信息，避免审稿延误时间。发表中保证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完整性。
2．3面向读者的责任。1)保证学术质量，严谨执行审稿制度，对拟发表的内容优中选优，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2)做好科学传播。科学传播中的内容会给不同维度读者多样的学习角度。认真审核并明确标识出版中涉及的作者信息、基金支持信息、利益冲突声明等信息。注意标明信息的版本和的时间节点，利于读者对溯源［11］。3)积极开展公众科普，让科学信息发挥最大的作用。4)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中，注重学术文章向科普转化中的内容多重审核。社交媒体时代，价值观多元化快速表达成为必然。在追求信息快速传播的情境下，要特别注意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重视保证学术质量的措施。顶级期刊也难免因为数据审核不严格造成撤稿事件［11］。正如生物伦理学家Turner指出:急于发表COVID-19相关论文暴露出欠缺严谨性，影响到“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精英期刊”［17］。
2．4面向审稿人的责任。1)与出版机构和编委会共同制定审稿指南、审稿模式和具体要求，开展好审稿和终审工作。2)建好审稿人数据库，详细分类;管理审稿人，有针对性分配稿件，审稿数量合理;确保审稿人明确潜在的利益冲突，避免评审偏见;定期催审，警示审稿时间过长的审稿人，无原因的拖延审稿既是对编辑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作者的不负责任。3)积极发现、培育审稿人。定期开展审稿人培训，介绍科学评价(手段、方法、经验)的进展，坚持保密原则，避免审稿人不合理利用稿件相关信息。4)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中，存在着作者推荐伪造审稿人和操控审稿现象，这是编辑千方百计防范却终有疏漏的。编辑应尽到核实作者推荐的审稿人的责任，避免出现某些中介机构或不良作者钻编辑失察的空子。5)做好审稿人与作者之间的桥梁，及时、准确、全面地向作者转达合理的审稿意见，组织好涉及争议问题的往来沟通及答复。
3审稿人的责任
审稿既是荣誉性工作，又是甘当人梯的奉献性工作。审稿人在审稿中理应负责任、讲信誉、多贡献。
3．1对作者的责任。审稿人由编委会成员和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人员担任，在审稿过程中应秉持科学、公正精神，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论文的原创性、科学性、先进性、准确性、简洁性，并合理判定刊用与否，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及时反馈给编辑部。如有可能，审稿人审稿过程中应加强对稿件的修(删)改，指导作者修改文稿，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应避免有意无意地带有个人色彩的非理性评价，还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曾报道过审稿人违规的案例:WillamBoden博士课题组历时7年完成COURAGE研究，指出药物与支架治疗心绞痛在死亡率和心脏病发作方面无明显区别，论文投稿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稿件提交给美国心血管研究基金会专家MartinLeon审阅，但在前，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批评COURAGE研究。这显然违反了保密原则和Ingelfinger法则［18］，因此，《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作出了5年内禁止他向该杂志投评述和综述类文章，并禁止他评审他人论文。
3．2对编辑的责任。1)在审稿过程中，应积极快速回应编辑的审稿邀约，尽快按照审稿时间完成审稿。如因时间或专业不符等原因不能审稿，应尽早告知编辑部。避免拒绝审稿或邀约无回应、拖延审稿、无效审稿等知识隐藏行为［19］。专业方向不匹配时，尽量向编辑部提供合适的审稿人建议，帮助选择到更合适的审稿人。2)审稿过程中除遵守保密原则外，也要注意稿件、作者或作者所在机构与审稿人有无潜在的个人或财务利益冲突，如有则应回避。3)审稿务求客观、详尽，意见具有建设性，帮助作者提升文章质量。如在审稿过程中发现一稿多投或剽窃等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应尽快告知编辑部。
4媒体传播者，期刊、媒体评价者的责任
媒体传播包括网站及不同新媒体渠道的展现、转载或引用。媒体传播者的责任主要包括:1)信息展现规范。任何一个环节均应确保分类标引数据表述的准确性。2)准确勘误可溯源。网站进行文章内容的信息更正时，要保留原始错误版本及更正的新版本，新旧版本进行关联。3)转载务求确切。有些期刊在转载其他期刊发表的文章后，不在显著位置标明转载来源，不使用原文献的DOI。转载期刊的文章上线时间节点在后，当2篇同样的文献在数据库中存在时，检索时后上线文章会因时间排序在前，造成转载文献的引用比原期刊发表的文献引用次数还多。在这样的例子中，转载期刊有责任，数据库也应尽到必要的审查和修正责任。4)表达关注与规范撤稿。必要时可对某些有争议的文章表示关注。有些期刊网站或数据库平台，在撤稿时把稿件直接下线了事。规范的做法应该永久保留被撤的文章，在显著位置标明撤稿字样。5)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应避免“隐含作者”的价值扭曲，避免新媒体语境“对话”中的媚俗趋向，避免多媒体“超文本”变异带来的伦理失范，对此应加强审查和监督［20］。期刊评价者或媒体评价者会对期刊的地位带来重要的影响，因此，期刊评价机构应该尽可能地形成科学的评价办法，公正评价。在期刊评价中，要避免方法的偏倚带来期刊是否被收录的不良的影响，不同的分类势必对杂志的排名造成影响。例如，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分类于临床诊断学类期刊，而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检验类杂志与护理类杂志、部分影像杂志，以及康复、急诊、疼痛等杂志分类在一起，虽同属临床医学类期刊，检验医学与外科学、内科学等同属医学的一级学科分类，但检验医学期刊不具有可比性。学术期刊发展已有很多新的变化，数据增强、多元传播、开放获取，调整期刊的评价方式以及社交媒体传播角度的评价显得很有必要。应改变传统的主要基于文献引用计算影响因子方式，全面反映期刊的影响力和价值。“以刊评文”或“以刊评人”的评价指标导向对科研方向的选择有很大影响，会造成作者避害趋利。新的期刊评价指标和社会媒体评价指标，应更加多元和客观地评价期刊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21］。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5
1.增强意识：版权是“命根”
与新媒体相比，纸质学术期刊虽具有利于深度学习阅读的优势，但随着电子阅读器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优势不再为其独有，各种类纸质阅读感的设备正在逐步升级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将其作为主要的学习阅读工具。从长远来看，纸质学术期刊在载体上没有优势可言，学术期刊虽然有长年积累的品牌优势，但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拥有大量高质量的专业内容。高品质的专业内容是支撑品牌的基础，没了它，品牌自然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诚如前文所述，如果版权保护防线丢失了，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也会失去，广大学术期刊也可能重蹈报纸的覆辙，成为网络媒体的“免费奶妈”。因此，融媒环境下，学术期刊们应该树立版权是“命根”的意识，认识到版权是生存之基和发展之源。面对时下版权侵权可能带来的一时蝇头小利，如被网络媒体非法转载引来的社会关注的提高，应该持有足够的警惕，切莫贪小失大。试想，如果优质的内容都无偿在网络媒体刊出了，长此以往，谁还会看纸质学术期刊，纸质学术期刊还有何存在的价值。
2.自我规范：建立完善版权管理机制
有条件的单位可设立版权部门，专门管理相关版权工作。对于存量论文的版权信息做必要的补齐、归类、入库、数据化等工作；对于增量的论文，通过合法无争议的方式获取版权，尽可能与作者签订书面授权协议；在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权时，尽力遵循格式合同签订的自愿、公平的原则；在要求作者承担责任时增设对价条款，使作者也享受相应的权利，如在要求作者转授信息网络传播权时，承诺在权利的使用中，作者也享受一定收益。加大员工版权培训力度，增强版权意识。自身不主动侵权，在修改论文时必须征得作者同意，作者不同意不能发表；没有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论文，若要在网络使用，如将论文转发至微博、微信公众号时，须得到作者的许可；对于侵权行为不回避、不放任，积极维权，有条件的可以采取技术保护措施，给论文进行加密技术、水印加载技术处理，阻止和追踪侵权行为。积极挖掘版权衍生价值，介入现代的版权运营，如利用品牌影响和掌握的作者资源开展商业性的行业学术教育培训，主动与新兴数字出版商，如百度文库、360图书馆、爱学术、道客巴巴等新兴的知识在线平台进行合作。针对“免费分享”版权文化，可尝试让网络用户免费试用，但通过与学术期刊新媒体运营商搭建各类新型的内容平台来创收，如参与建立目前在国际非常流行而且实践效果不错的开放存取（OA）开放出版平台，推出类似国内知乎、问答等模式的行业性知识付费平台等。
3.建立联盟：形成抱团取暖的集聚优势
小弱散是我国学术期刊的最大不足，也成为影响学术期刊版权保护能力不足的根本因素。尤其面对大型网络服务商的侵权时，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如何解决，短期之内值得考虑的路径是，建立学术期刊版权保护联盟，整合资源，集体行动，形成抱团取暖的集聚优势。联盟组织合力推动学术期刊相关版权法律的完善。对关涉学术期刊媒介融合的关键法律障碍加以排除：①对于没有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存量作品允许学术期刊网络使用时可以“先使用后付酬”。②对于“孤儿作品”在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是“孤儿”身份的前提下可以在现行网络使用。③主张学术期刊对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部分分享权。即在论文的网络使用中，须经得作者和学术期刊的共同许可，因为许多学术论文如果不经过这样知识再生产的熔炼，是不能发表的，或是不能以很光鲜的状态公开发表的，特别是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期刊及编辑发挥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学术界的共识。简单说，论文的知识生产不单是作者的创造，其中也有学术期刊的大量辛勤付出。集中对成员的版权侵权问题进行维权，通过群体维权行动，产生社会公益影响，进而纳入行政保护的范围。版权的行政保护具有效率高、威慑力大的效果，也是我国所特有。但是其所针对的保护客体，要求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侵权活动。单一学术期刊的版权遭受侵权时常很难借助这样的手段，但联盟成员的众多类似案件则可以为版权行政执法部门所关注。此外，联盟组织还可以主动与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联合，搭建坚固而通畅的版权授权桥梁，监督促使科学版权价格评估机制的形成；展开相应的版权培训和宣传，推动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整体提升，等等。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6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7
关键词:科技期刊;增强出版;增强特征;融合出版模式;增强推进策略
科技论文和科学数据都是科研的重要成果，是数字化科研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1］。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下用户多样化的需求，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出版模式来提高科技期刊出版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增强型出版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强化型出版模式，通过在传统出版物的基础上增加研究数据以及关联外部资源，综合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论文内容进行结构化和可视化，改进论文的表现和传播形式。国外关于增强出版的研究及应用较早，2009年URF基金会提出了增强型出版物的概念［2］，vanGodt-senhoven等设计了增强数字出版物原型［3］，Bardi等介绍了增强出版的数据类型及增强出版信息系统的功能特征，规范化了增强型出版物模型的组织架构［4］。SpringeNature、《PLoS》、Elsevier、《RSC》等期刊和出版集团的增强出版服务已较为成熟，有相对完善的出版体系和流程，实现了“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增强出版模式，使传统论文与任何类型的增强数据相互链接，并能在各学术圈便捷地分享，在推进知识传播、提高知识服务能力以及内容增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小燕等通过介绍增强出版的本质和内容示例，提出了增强出版的实现流程［5］;崔玉洁基于新媒体技术研究了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新模式［6］;刘锦宏等通过介绍增强型出版物的判断标准和特点，分析了增强型出版物的发展模式［7］;占莉娟等分析了国内学术期刊增强出版实施的现状和推广瓶颈［8］。国内的增强出版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本文在介绍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归纳了增强出版的3种融合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几种推进增强出版的可行性策略。
1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特征
增强出版是在传统出版的基础上进行增强的行为，包括论文研究数据的扩展、阅读及传播形式的扩充、编辑流程的强化等［2］。增强出版的前提是对传统论文进行结构化和碎片式处理，以链接更多的增强内容，其不是简单的资源汇集，而是对分散资源的汇整，然后进行知识加工和共享。将数字化技术与增强出版合理地融合，才能有效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1．1数据增强。传统科技论文因受篇幅和版面的限制，很难详尽地阐述整个科研过程，为实现科学数据的有效整合及共享，需要在传统出版物的基础上增补相关的科研数据。增强出版的基础和核心是传统出版物，也称根出版物，增强出版是呈现“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形式。增补的科研数据包括采集样本、公共数据集、调查问卷、推导过程、参考资料、实验记录、推理过程、实验环境和软硬件配置等，可以是文本、图表等简单的数据格式，也可以是音频、视频等立体的形式［3］。增补数据对作者也是一个监督和自检，作者需要提供科学且准确的数据，以供读者对研究过程进行重复。
1．2论文整体增强。针对整篇论文进行内容增强包括收集并整理关于论文的专业评价和引用情况［5］。如《Nature》中的相关新闻与评论、音频视频、编辑总结、相关文献推荐等;《PLoS》中的媒体报道、读者评论等;Elsevier中的图片摘要、论文亮点、相关书籍、引证论文等。期刊编辑部或其他专业研究机构根据专题方向或研究热点，对已出版的论文进行适当的选取和封装，以合集或专题的方式对已有论文进行再次推送，延长了论文的传播活跃期，增大传播频次。
1．3关联增强。增强出版通过语义标记和超链接等方式对结构化的文献关联更多的增补数据［7］，在不同文献和作者之间通过关键词和研究方向建立结构化关系。关联后的文献信息能为读者提供更加直观的阅读体验，帮助理解文献内容，厘清学科研究趋势，进行科研创新。
1．4呈现形式增强。一是单篇文献数据呈现形式多样化，不限于传统论文中文字和图表的单一形式，而是融合了音频、视频、程序等数据，用直观的方式表达抽象信息，使文献更加立体和丰富;二是在文献传播方面呈现途径多样化，多媒体和可视化技术为增强型科技论文的传播和共享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在适应不同的阅读环境和形式下，能快速准确地获取文献信息。
2增强出版的融合发展模式
2．1纸刊加码增强模式。传统出版是数字出版的基础，但它因篇幅和载体有限，无法详细全面地列出论文相关的全部数据。纸刊加码是在原有出版物的基础上，通过附加二维码链接更多的支撑数据，是最易实现的增强出版模式。1)OSID码为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是借助SAYS系统工具为每篇录用论文创建的二维码［9］。作者上传开放学科数据扩展论文的内容，并作为入口为读者和作者提供实时的开放科学互动平台。《中国机械工程》在2018年加入OSID开放科学计划，大幅提升了论文的传播质量，2019年1月，《中国机械工程》首次被EICompendex收录。目前国内已有超过8万篇科技论文加入“OSID开放科学计划”。2)ORCID是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10］，是科研人员的唯一身份标识，包含作者的相关学术信息，也可以链接实验数据集、科研成果和研究进展。读者以此获取论文之外更深层的内容，对信息进行准确的挖掘。3)自制二维码。在文章首页加印当篇文章的全文二维码，扫码可阅读和下载全文;在正文插入二维码，提供附录、原图或实验过程的视频信息;在期刊封面加印微信公众号二维码，以获取更多文献内容。
2．2基于数字出版平台的增强模式。国内期刊电子版内容的发行主要由数字出版平台商负责，因此，它具有绝对的资源规模优势。集成化的大型数字出版平台是读者群体进行搜索、订阅和下载信息产品的重要渠道，如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中国知网作为我国最大的数字出版平台商，2017年在其网络首发系统中推出增强论文出版服务功能，允许在根出版物的基础上链接多媒体内容附件，上传更多的科学数据内容，包括研究背景、图表、实验过程、实验数据集、运行程序、过程补充等科研支撑材料。编辑部通过数字出版平台上传增强数据，经过中国知网审核后公开，实现学术论文的增强出版。《中国工业经济》和《中国中药杂志》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开始通过中国知网进行增强出版，在每篇增强出版的论文下附有程序、数据、命令、附录等不同格式的增强数据。通过数字出版平台上传增强数据后，可以加大对增强数据的保护和规范，同时提高了论文的阅读和下载量。
2．3全媒体增强模式。2．3．1网页增强。网页因其易搜索和官方辨识性高的特点，在增强出版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数期刊在PDF全文阅读的基础上增加了基于HTML的全文阅读模式，将纸刊内容在网页中以结构化的方式呈现，在原有文献上关联增补内容，能很便捷地将文章内容延伸，实现文章内容的结构化标引、知识关联、文献资源链接、分享推介等［11－12］。国外知名数据库如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EBSCO、Wiley都开始提供论文的HTML全文阅读。期刊编辑部还可以开发适用手机阅读的Wap版网页，使读者随时随地在手机端获取网页内容。《中国工业经济》在2016年第11期开始，尝试在其官网公开所刊发论文的增补材料，如原始数据和程序、处理数据、案例研究材料、附录等附件，并申明了增补数据的引用规范。2．3．2微信公众平台增强。科技期刊专业性强，受众狭小，在推广和传播上难度较大，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可实现科学数据在信息者与获取者之间的高效传播和共享［13］。公众号运营模式的增强具体可从以下方面进行:1)强化菜单功能。期刊根据自身特点设置独有的菜单模式，展示期刊信息并提供读者服务，菜单功能应尽可能层次清晰、涵盖全面、特色鲜明。2)优化推送内容。编排专题文章推送，增加过刊文章的“曝光”机会;在推文内增设“往期回顾”模块，链接往期的文章目录;利用“阅读全文”功能链接期刊的网站、原文网页链接等，提供更多的阅读选择;定位期刊风格，借助模板素材使论文内容变得鲜活生动，引人关注。《金属加工》《中国中药杂志》《中国蔬菜》等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模式值得借鉴。它们都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漫画图解专业内容、提供热点资讯和用户互动论坛，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金属加工》还通过视频直播将专业知识向大众传播，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这为增强出版打下了牢靠的新媒体传播基础，扩大了期刊的品牌影响力。2．3．3精准推送增强。精准推送是将精细加工的内容准确推送给特定人群的个性化服务过程，能极大地提高科研成果传播的有效性。目前精准推送方式有2类，一类是基于本期刊已有数据库，自建精准推送系统，如《应用生态学报》基于其专家库、作者库等，采用数理统计方法构建了科技论文精准推送客体指标体系;另一类是借助现有的技术服务公司完成精准推送。如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发的AMiner学术推广平台和维普推出的精准推送系统等，都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挖掘专家库资源，并提供详细的推送报告，让期刊及时调整选题方向并扩大专家和读者库。精准推送作为一种高效传播方式，为科研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利用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实现了学术期刊的增强出版。2．3．4电子杂志增强。借助电子杂志制作平台，实现纸刊的精确仿真。将每期电子杂志封装为一个二维码，一码即一期，随时随处阅读或分享整本期刊。电子杂志制作便捷、成本低，且阅读方式舒适，对出版后整期的宣传传播起到了加强作用。2．3．5新媒体平台增强。科技期刊还可结合各刊的特色，选择当下流行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宣传和推广品牌，如今日头条、微博、抖音等。同时期刊也能打造自己的App，实现扩展功能更多，灵活度高，期刊自主性强，且开发者权限大、独立性强。国外出版集团如Nature和Science分别推出了“nature．com”和“ScienceMobile”App，在手机客户端进行了有益尝试。借助各方新媒体的资源优势，丰富期刊内容展现形式，增加期刊传播渠道，吸引更多的用户种类，扩大用户数量，为增强出版打下良好的用户基础。
2．4增强出版模式融合。2．3节介绍的3种增强出版模式所用技术、涵盖信息，以及增强的侧重点都不相同，内容上有重合，也有各自的区分。在增强出版的过程中，3种模式都是围绕根出版物，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阶段对出版产生推动作用。各期刊应从全局出发，合理有效地融合和利用3种模式，使增强出版在知识的传播和共享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3增强出版的推进策略
3．1激发各主体参与增强出版的积极性。期刊是增强出版的主要参与者，其将作者的原创研究内容加工成论文成品，然后输送给数字出版平台商，是增强出版工作的桥梁。在我国的学术运行体制下，进行增强出版工作无疑会增加期刊方的工作量。可利用各期刊协会和网络平台宣传增强出版的意义，并展示增强出版的成功案例，明确优化的期刊评价数据，提高期刊的增强出版意识。增强出版的推行需要作者付出更多精力以准备各类增补数据，因此会降低作者创作增强型论文的积极性。期刊方和数字出版平台商联合制定激励措施，激发作者参与的热情:1)对附有增强数据的论文优先审稿;2)适当提高增强型论文的稿费;3)期刊对典型的增强型论文在多媒体平台集中推送宣传;4)利用数字出版平台对优秀的增强型论文网络首发。数字出版商可借助自己庞大的数据优势，深度挖掘增强出版的学术价值，整理成功的增强出版案例供期刊对外宣传。在已有的个刊评价体系中加入增强型论文的评价指标，包括增强数据的下载率、增强型论文的学科占比分析、与传统论文的下载引用率对比等，以激励期刊更倾向引导作者提供增强数据，同时，良好的传播数据也会激励作者在以后的科研成果中积极地提供增强数据，三者形成良好的增强出版循环。
3．2在编辑出版的各环节融入增强工作。期刊编辑应具有全局出版意识，将增强出版和编辑出版流程相融合，使增强工作渗透在编辑出版的各环节中:1)在宣传阶段，通过纸刊、网络媒体及行业协会加大对增强出版意义的宣传，整体提高期刊行业增强出版的意识。2)在收稿阶段，要求作者撰稿时做好充足的准备，提交规范化的增强型论文。这一阶段做好增强出版工作会大大减少后期编辑环节的工作量，提升增强出版的效率。3)在审稿阶段，编辑对作者上传的增强数据包的内容进行审核筛选。4)存储，对录用待发表的文章，将其增强内容进行结构化处理，详尽并合理地存储不同版本记录及说明，以便编辑根据需求调整出版内容。5)提取和加工，对每篇待出版论文经过编辑权衡选择合适、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增强出版。
3．3规范增强数据的存储及引用。增强出版能否可持续发展，与增强数据的有效存储及规范引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增强出版的推行，将会对数据库的存储带来一定的负担，相对于传统论文，增强数据形式丰富，会占用更多的存储空间。期刊方和数字出版平台商应考虑对数据库进行定期更新升级，并对增强数据分类备份、安全存储，确保增强出版数据的完整和长期有效。为了更好地推动增强出版，增强型科学数据的规范引用同样不可忽视。规范的引用是对作者成果的一种保护，也是提高作者参与增强出版的动力。《信息技术科学数据引用》(GB/T35294—2017)［14］标准规定了引用科学数据的方法、引用元素的说明及引用格式等，为增强出版中增补数据的引用提供了参考。期刊界应大力宣传并普及引用规范，并可在发表的增强性论文中附上增强数据的引用格式，方便读者正确引用。
3．4出版后对增强数据的挖掘和维护。对增强型论文的深度挖掘及维护也是增强出版的重点。增强出版并不是在出版时上传了增强数据就结束了，而是一个持久的出版模式。编辑还应考虑在什么时候(When)、以何种组织方式(How)、对哪些内容(What)通过多媒体平台进行增强出版，即掌握“WHW”媒体出版模式;定期收集整理关于论文的新闻和评价，整理增强出版后的相关信息对期刊的栏目规划和出版方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增强内容进行长期维护，保证增强出版的可持续性推进。
3．5制定增强出版的版权保护对策。我国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一直存在保护政策不健全、保护意识薄弱、保护技术不成熟等问题［15］。增强出版作为数字出版中一种新兴的模式，面临同样的问题。期刊界和学术界应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增强出版的版权界定准则，作者和期刊方、期刊方和数字出版商之间应分别针对增强出版补充版权转让和保护协议，实现对增强出版科学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此提升增强出版中各参与主体的信心。在技术创新方面，利用大数据分析、数字加密、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积极研发增强出版版权保护系统。各出版主体应重视版权保护，依靠业内政策和技术创新提高增强出版的版权保护力度，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为增强出版的推行提供有力保障。
4结束语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8
1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术期刊传播的现状与问题
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能掌握受众特征，将传播主体与受众匹配，增强传播效果。当前，中国学术期刊传播中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即提升传播效果。
1．1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现状
在学术期刊出版领域，人工智能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辨别洗稿式论文抄袭。例如，对于形容词替换、语序调换等修改语句类的抄袭，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识别近义词，并基于时间递归神经网络技术(LongShort-TermMemory)的记忆特征，识别被改动的语句结构。(2)发掘学术资源和潜在审稿专家。如，美国非盈利机构泰德(TED)旗下的话题分析工具彩虹人工智能(iRis．AI)，通过对用户输入的语段或论文摘要进行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从中提取包含语义背景的关键词，并基于此为用户推荐与被检索话题高度相关的资讯和论文。(3)辨别论文数据的可信度，辅助编辑制订用稿决策。如，通过扫描论文的关键信息点(实验环境、统计方法等)，甄别数据篡改的可能。(4)通过算法自动向潜在读者推送学术资源。如，国际学术出版推广工具趋势(TrendMD)能实现论文跨平台自动推荐，不仅增强了期刊的显示度，还能精准定位目标读者群，已被爱思唯尔(Elsevier)、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sEngineers，IEEE)等采用。具体到学术期刊传播流程，许多国际出版集团已实现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如，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的关联开放数据平台科研图谱(SciGraph)借助NPG本体(NPGOntologies)进行语义建模，通过数据融合、知识发现、内容计算和语义图形数据集，提升论文在传播过程中的可获得性，为编辑、学者、会议组织者提供知识服务和数据工具［11］;爱思唯尔收购了伯克利电子出版社(Bepress)的标志性产品———基于云的机构存储库平台数字共享(DigitalCommons)，该平台具备提供存储库、元数据结构、访问接口和跨机构聚合与发现等功能，有助于爱思唯尔掌握更多论文引证、论文传播效果方面的数据［12］。部分中国出版商也已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如，世纪超星公司推出的域出版平台，它具备学术期刊数据库搭建、移动出版、社交共享等功能，能通过智能画像了解用户特征，用算法实现动态精准推送，通过智能社交增强用户间的联系［13］。
1．2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优势
实现论文呈现多媒体化，优化内容分发，增强传播效果。一方面，学术期刊可通过智能语音和知识图谱技术，用适配多种设备的方式对论文进行再加工，增强论文的可读性，为论文增添音频和视频传播形式;另一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研究领域、教育背景、阅读喜好、阅读完成度进行分析，可优化内容聚合和分发机制，解决信息过载与用户个性化需求间的矛盾。如，数据搜集公司图谱(Graphiq)已开发出语义搜索引擎知识图谱(KnowledgeGraph)，它允许用户根据话题展开搜索，获得相关主题的数据集，还能生成与报道内容匹配的可视化图表［14］。辨别读者观点，评价和反馈传播效果。一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阅读时长、用户社交分享等信息进行解析，可了解论文影响读者的具体方面和程度;另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理解(NaturalLanguageUnderstanding)、语音识别、深度神经网络(DeepNeuralNetworks，DNN)等技术，学术期刊能从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对论文的评价中，辨别读者观点，掌握比论文浏览量、下载量和被引频次更精准的学术反响。如，威盛电子研发的人工智能平台“欧拉密”，其能实现对90%的语言的语义理解，从而实现提问、信息记忆、知识辅助理解和歧义消除等功能［15］。
1．3人工智能应用于中国学术期刊传播时存在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国学术期刊传播的融合程度不足。国内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的主要平台集中在移动App和社交媒体的嵌套程序中，文献聚合类App几乎被寡头垄断且功能有限，而各刊的主页网站大多仅承担投审稿和简单的宣传功能，各刊的微信公众号也大多未能做到细分传播，缺乏与用户的深度交互。相较于海外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的实践，国内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存在传播渠道较窄、数据挖掘深度不足、分发不够精准、交互体验不佳、智能化程度较低、用户活跃度不高等问题。智能化传播离不开元数据的可获得性，而数据库出版商共享信息的难度大，亟须建设共享性的学术期刊传播平台。在期刊传播过程中，智能检索、用户画像和语音识别等技术是基于大量元数据来开展的，这些元数据不仅包含学术资源、会议信息等公开数据，还包含用户身份、用户检索记录等隐私数据。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可跨平台获取部分公开信息，但隐私信息往往难以获得。一方面，当前中国学术期刊各自为政的问题较突出，许多编辑部往往只出版几种甚至一种期刊，合作共享信息的难度大;另一方面，中国学术服务市场中，中国知网、世纪超星、万方数据等占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盈利性质和竞争关系决定了他们很难共享信息。因此，需要建设学界共享的学术期刊传播平台。共享性平台的高用户黏性需要海量过刊资源作为支撑，而部分学术期刊尚未与中国知网解除独家合作协议。近年来，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成为刊界热议的话题。与数据库出版商广泛合作、数字化传播、开放获取(OpenAccess，OA)等方式成为主流期刊的共同选择。2015年，世纪超星公司启动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后，许多期刊先后与中国知网解除了独家合作协议，开始与各数据库出版商广泛合作，以拓宽传播渠道。为顺应刊界提升刊文可见度的需求，维普数据库也开辟了针对期刊、读者的双向免费合作模式。然而，仍有部分期刊尤其是自负盈亏的期刊尚未与中国知网解除独家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其协议期内的过刊暂不能提供给其他数据库。该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企业性质的编辑部需依靠发行收入维持运转。虽然平台并不要求成员期刊实现严格意义上的OA出版，它允许成员期刊通过发行纸刊创收，其成员期刊的出版成本也不一定以论文出版费的形式由作者预付，但与中国知网独家合作的发行收入是非独家合作的数倍，因此，在期刊转变为非独家合作的情况下，平台如何弥补成员期刊发行上的损失，需深入考量。
2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学术期刊传播平台的设想
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需建构学界共享的学术期刊传播平台。本研究设计的集群式大型出版平台(图1)，能服务于从内容开发到提供增值服务的全流程。
2．1平台的流程设计
在流程前端，当学术论文入库后，平台将进行内容二次开发和管理。首先，平台为每篇文献的知识单元、作者信息、引文信息等元数据贴上智能标签，把文献内容碎片化后按知识类别归入子集。然后，平台根据论文内容向编辑部搜集或自动生成讲解视频，生成二维码附于论文首页。最后，平台一方面通过全文免费下载增加用户基数，扩大论文传播范围;另一方面通过知识梳理实现对论文价值的二次开发，提供系列付费增值服务，实现平台盈利。基于论文主题和关键词，平台聚合相近主题的文献，重组后形成专题域;对于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平台将按专题提供精细、丰富的周边产品，如，围绕专题的付费问答知识库、论点溯源知识库等，为学者科研助力。在完成内容开发和管理后，平台根据用户的研究领域、所在单位和科研团队，自动生成符合用户喜好的定制化内容，充分开发学术出版的长尾市场。在流程中端，平台采取参与+订阅的内容分发机制。首先，根据用户的阅读行为，发现用户阅读完成度高的时间段;然后，结合跨平台合作采集的用户社交信息，用思考式设备洞察用户的深层需求，形成智能化的内容分发规则，在用户阅读频率高的时段推送该时段用户阅读最频繁的内容。用户可通过读书笔记、论文评析等方式在平台内分享资源或跨平台分享到社交媒体，还可把书单共享给科研团队。除常规的内容分发外，平台还为用户提供基于文献的知识增值服务。一方面，平台通过追踪用户研究领域、所在单位和在研项目的最新成果，第一时间向用户提供相关资讯;另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实现文献的彻底透明化，剖析论文研究方法并搜索数据源，为付费用户提供深度解析;此外，平台还通过机器人程序(Bots)提供围绕专题的交互学习模块。在流程后端，平台用经验和代币激励用户参与，促进优质内容流转。首先，平台为用户搭建社群中心，连接期刊编辑部、作者和读者，为建设学术共同体助力。然后，平台根据用户的学缘背景、科研项目等信息，为用户推荐并协助用户创建学术社群。用户既可在平台内创建自己的学术博客，亦可加入各种社群。每个学术社群均有独立的主页，用于展示社群成员的科研动态。此外，平台还通过对用户检索字段、各社群活动的大数据分析，捕捉学术动态，发现学术热点，预测前瞻性选题，生成报告供付费用户查阅。最后，平台下设问答区和评价区，问答区提供票选议题、付费咨询、交互研讨等服务，评价区提供学术评价、学术监督等服务。除了线上服务外，平台还为学术共同体组织线下学术交流。平台在创设初期即向提供过刊资源的编辑部发放等价代币作为经济补偿，代币可用于购买平台增值服务，如期刊发展报告、数字内容制作等;在后期运营过程中，平台向参与互动的编辑部、作者和读者发放代币作为奖励，这3类用户参与学术评价、学术监督、付费咨询和线下交流等活动均可获得经验和代币奖励。经验值用于提升用户等级，高级别的用户参与互动能获得更多代币。代币是平台结算的交易媒介，它在平台创始之初由平台建设者出资发行，在平台顺利运转后作为对社群有贡献的行为的价值证明，激励各方参与互动，提升平台的用户黏性。
2．2平台的功能与预期效果
在内容开发方面:(1)平台根据文献主题和涉及的知识单元，自动检索汇集相关学术资源，便于读者理解论文;(2)平台对原始文献进行机器学习，将知识点单元化梳理归类并智能标引，形成对文献的二次开发;(3)平台一方面通过全文免费下载促进论文传播和知识流动，另一方面通过向用户提供付费下载的增值服务产品，实现盈利;(4)平台针对小众选题，提供限量学术产品(Limited-EditionAcademicProducts)，这类产品能让平台适应学术出版领域用户需求精细、针对性强、个体差异大的特点。人工智能赋予平台的这些功能将增强学术期刊传播的趣味性和交互性，保障用户基数和盈利能力。在内容聚合方面:针对用户研究领域细分的特点，平台利用内容通路，推行基于用户需求和社交关系的个性化内容聚合机制。在用户洞察方面，平台通过用户授权、与社交媒体合作获得隐私数据，通过概念提取、人物关系梳理、情绪分析等方式量化文本，推测用户的潜在需求，再通过场景耦合技术满足用户喜好，可实现“一对少”式出版(One-to-FewPublishing)，这尤其适合小众学科的文献传播。综上，人工智能赋予平台聚焦长尾市场的能力，使平台比国内现有学术聚合App更具分众化的优势。在内容分发方面:(1)平台通过对用户阅读习惯、阅读完成度的分时段统计，在不同时间段向用户推送不同主题的资讯，如，平台根据用户的入睡和起床时间，提前半小时推送用户喜爱的学术资讯;(2)平台为用户提供“文献+”服务，根据用户阅读完成度高的文献主题，智能推荐同主题或同作者的论文，以及该领域热度高的新文献和经典文献;(3)平台为用户提供“期刊+”服务，向用户推荐其研究领域的期刊征文信息和期刊目录摘要;(4)平台为用户提供“项目+”服务，根据用户在研项目和所在单位，推送小同行的最新成果;(5)平台还借助脑机交互(Brain-MachineInterface)技术，通过4D压感平台监测用户脑电波，捕获高频信号并将其转换为计算机语言，从而解放用户的双手。总之，平台采用多种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用户阅读体验，提升传播精度。在增值服务方面:(1)平台通过算法分析文献的创新点，解析文章观点的传承与发展脉络，实现文献彻底透明化;(2)平台通过数据挖掘，捕捉学术会议资讯并追踪会议动态，向期刊编辑部提供参会人员信息、会议新闻，辅助编辑约稿;(3)平台通过解析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辅助编辑和审稿专家辨别数据真伪，并向读者提供学术监督的渠道;(4)平台为用户提供从科研辅导到学术认证等付费服务，如，项目申报指导、专题学习计划，在细分学科中提供纳米学位(Nanodegree)等;(5)平台还通过对用户行为的分析，为用户推荐高效的作息时间，当追踪到用户的新学术成果时，提亮网页背景色以示庆祝。总之，平台不仅实现传播过程中论文价值的增值，还推出系列专业化的服务产品为科研助力。在社群建设方面:平台根据用户的研究领域、学缘背景、所在单位和城市，建立关联度高、同质性强的学术共同体。(1)平台设置问答区，供读者与作者交流，在该功能区内，读者可票选感兴趣的议题，众筹创建“采访房间”，邀请名家互动;(2)平台设置评价区，通过语音交互(VoiceInterfaces)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实现读者对论文的便捷评价;(3)平台设置后台信息处理区，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学术热点，预测学术前沿，实现传播对选题策划的反哺;(4)平台还通过组织线下学术沙龙、编研见面会等活动，促进学术共同体的交流。综上，平台不仅能丰富期刊传播途径，还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
2．3平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1)政府投入力度增加，行业标准趋于完善，试点应用逐步推开，这为构建平台打下人力、财力和技术基础。在2018年国资预算中，中央财政向中央文化企业注资15亿元，支持方向包括“人工智能+文化产业”“区块链+文化产业”等新技术和新模式［16］。在行业标准方面:2014年，《中国出版物在线信息交换》(ChinaOnlineInformationExchangeforPublications，CNONIX)国家标准正式，该标准可提供出版物产品信息深层次开发、利用、管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出版物产品信息“一次加工，全程共享”，为构建出版发行大数据应用体系奠定了基础［17］;2016年，“中国标准关联标识符”(ChinaStandardLinkIdentifier，ISLI)正式，为自动识别技术、二维码融合等提供了技术支撑;2018年5月，CNONIX国家标准应用示范单位新增29家;2018年9月，《出版业AR技术应用规范》行业标准征求意见完成，进入送审阶段;2018年10月，21家出版发行单位成为ISLI国家标准应用试点单位［16］。(2)人工智能已在出版领域实现文献识别与开发管理、用户需求追踪和内容优化分发等功能，这为平台前端和中端流程的顺利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撑。比如，斯坦福大学研发的知识发现工具“耶诺”(Yewno)，它通过对知识的搜索发现知识间的关联，帮助用户发现跨学科知识的内在关联性，并能让垂直的知识图谱形成独立的出版物;它还通过语义算法等技术把出版物分解为独立的内容，形成细粒度高的知识结构，便于用户搜索和使用［18］。斯普林格与法兰克福大学合作开发了名为贝塔作家(BetaWriter)的先进算法，该算法使用聚类程序将源文档排列成连贯的章节，然后创建简洁的论文摘要，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6］。在我国，百分点公司已开发出基于大数据操作系统的AI产品，如智能标签工厂、智能交互分析引擎等，能通过智能标签勾勒知识实体关系，把用户需求转化为底层数据，并用语音把分析结果呈现给用户，还能从语音数据中提取用户的基本信息和对产品的评价［19］。(3)人工智能已在学术传播领域实现人机互动，提供学术增值服务，这保障了平台中、后端功能的技术可行性。如，百科全书机器人司南君，它存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全部信息，能实现人机互动问答［5］。自适应学习引擎松鼠AI能细分知识点，通过贝叶斯网络+推断+知识追踪的方式，针对性地辅导用户知识薄弱的环节，提高学习效率。泰勒－弗朗西斯集团与专利/学术论文在线搜索服务商UNSILO合作开发了NLP技术，它能从学术文本中提取主题和概念，根据用户阅读内容进行推荐，使用户更容易发现新研究［20］。(4)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论文内容可视化、立体化，并根据市场需求定制印刷服务，这为平台优化阅读体验、开发学术长尾市场提供了可能。如，以“可看、可听、有深度、有温度”为宗旨的视频医学期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网络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用视频的方式呈现学术论文，实现了阅读场景立体化［6］;咪咕阅读已实现多场景、多角色的智能配音，能借助全息成像、增强现实等技术为读者带来高品质的阅读体验;由高斯(中国)推出的“?印e家智能化印机管理平台”，它集数据采集、远程控制、智能提醒功能为一体，通过互联网把生成的电子文件传到世界各地，再用AI分析处理，帮助企业灵活安排印刷量，还能在图书内容上提供定制化服务［21］。(5)平台通过发放代币激励各方参与互动，提升用户黏性。平台提供专业性强、比较优势明显的付费增值服务，能将读者、作者中的免费用户转化为付费用户。除了付费获取增值服务的快速途径外，闲暇时间充裕的免费用户亦可通过积极参与平台的学术互动获得奖励性代币，用于结算增值服务费。为平台提供过刊资源的编辑部亦可用平台补偿的代币购买期刊发展报告等增值服务。综上，平台一方面通过全文免费下载汇集人气，通过增值服务实现盈利，另一方面通过代币激励用户的参与行为。《2017—2018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指出，“数据和技术将推动产业升级，洞悉用户需求变得尤为重要，面向不同用户，以不同的触达渠道和应用场景满足多元化用户需求。算法、绘制用户画像和海量数据处理技术在数字出版业务流程中的应用将愈发普遍”。国家政策支持、行业标准成熟、AI技术发展、业界高度关注，为构建平台打下基础，平台有望在运营初期呈现良好的预期效果。
3结合实例分析平台的创新性、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对策
通过对比国内领先的学术AI平台，可以发现本研究设计的平台在应用对象和效果、功能丰富性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但同时也可能遇到成本高、界面设计和数据存储难度大等问题。
3．1所设计平台与“方正出版大数据平台”相比的创新性
北大方正集团于2012年开始研发人工智能学术出版产品，是国内学术出版界运用AI技术的领头羊。本研究设想的学术期刊传播平台与方正电子当前主推的出版大数据平台(以下简称“方正平台”)在设计初衷、关键技术和业务产品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如，两者的宗旨都是为出版全流程服务;两者所用的关键技术都包含自然语言理解、情感分析、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读者画像、内容画像;两者都能实现用大数据辅助选题策划、XML排版、智能编校、内容动态封装等功能。但两者在运行原理、应用对象和效果、功能丰富性上有较多不同。在运行原理方面，方正平台是先从电商平台、阅读平台、社交媒体上获取元数据，再进行模型计算和数据处理。这种运行机制的优势是节省了自建学术资源数据库的高额成本，使开发平台更简单快速，但劣势是，在传统销售模式下，方正公司很难从出版分销商处获得读者数据［22］，出版企业的ERP(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系统不一定能支持平台运行，闭源的排版软件与其数字出版流程也较难契合［23］。而本研究设计的学术期刊传播平台是先建设大型学术资源数据库，再分解元数据。相比之下，本研究设计的平台在学术资源的可获得性、学术信息的全面性、数据挖掘技术的有效性上，具有明显优势。在应用对象和效果方面，方正平台的“知识体系自动构建”系统主要为出版社服务。它先通过文本关键词抽取、新词发现算法，辅助出版社实现领域词表的词汇来源建设，然后，利用领域词表的自动解析技术，帮助出版社完成专业词汇积累。方正平台推出的基于二维码和AR的图书增值服务，以及数字资源制作服务，旨在应用于图书增值场景和教学服务场景［24］。而本文设计的平台对知识片段的拆解、梳理与开发不仅服务于出版社，还服务于作者和读者等学术共同体。而且，由于平台自建库中有学术论文、用户注册和使用信息等数据，因此，相较于方正平台，本平台的知识分解与汇集能力更强，运行速度更快，推出的学术周边产品针对性更强，品种更全，更符合学术出版领域用户需求异质性大的特点。在平台功能方面，除了两者兼具的热点追踪、精准营销和传播分析等功能外，本研究设计的平台在学术服务、社群建设方面具有方正平台不具备的功能，尤其是在学术问答、学术评价和学术监督等领域，方正平台尚未涉及。总之，方正平台主要着力于把出版内容数字化、多媒体化，旨在为出版社选题、编校和排版提供智能化服务;而本研究设计的平台除了能提升用户阅读体验、捕捉学术动态和预测前沿选题外，在知识拆解、人机交互、学术增值服务、建设学术共同体方面，具有显著的先进性和创新性。
3．2平台建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瓶颈及应对策略
平台架构庞大、功能丰富，给工程师与用户均带来挑战，建议做好需求分析，广泛征集业界意见。(1)在平台建设和调试过程中，由于系统工程师和网络架构工程师对学术出版了解不深入，因此，可能难以理解用户需求，导致平台功能难以完全实现，而刊界精通人工智能的出版专业人才较缺乏［25］;(2)平台丰富的人机交互功能和多元化的业务产品对界面友好性、操作易用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旦界面过于复杂，用户可能难以适应甚至失去兴趣。这一瓶颈可在用户需求分析和用户反馈阶段前瞻地予以解决。平台一方面可聘请对学术出版和计算机科学兼有涉猎的需求分析工程师，以加深系统工程师和网络架构工程师对平台的认知;另一方面可向业界征集志愿者参与平台开发与调试，促进平台完善。为调和平台对传统数据库出版商盈利模式带来的冲击，建议参考我国专利制度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在搭建共享性学术期刊传播平台的同时，允许传统数据库出版商凭借其掌握的博硕士论文、年鉴、图书、音像等数据资源，参照汤森路透、戴芬(Delphion)等国际出版商和专利信息服务商的先进经验，开发具有比较优势的个性化学术产品，集成和提升其服务功能，使其与公共属性的数据平台错位发展［26］，二者共同服务于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建设平台自带的学术资源库成本高、耗时长，需要国家政策扶持、业界积极响应。中国科协对其旗下科技期刊的调查发现:在中国实现OA出版最大的困难是编辑部普遍不具备进一步开发网站、开发个性化服务的能力，缺乏经济支持［27］。虽然建设学术期刊传播平台自带的学术资源库并不要求成员期刊实现严格意义上的OA出版，但其最基础的环节是建设过刊库，这需要期刊编辑部积极提供过刊数据、接受新的合作模式。为解决该问题，一方面，平台为提供过刊资源的成员期刊发放代币，抵扣其购买影响因子报告等增值服务的费用，以弥补其在发行方面的经济损失;为成员期刊的作者提供免交论文出版费的替代方案，即作者可用参与平台互动获得的代币抵扣出版费(如参与平台后端付费咨询的答疑，提供规定数量的学术会议信息，担任学术评价和学术监督员等)。另一方面，期刊编辑部可效仿爱思唯尔，提供OA与订阅组合的多种模式，结合平台提供的备选方案，同时满足愿意付费出版的作者和倾向于免费出版的作者的需求。最后，建议中国政府参考欧洲开放获取S计划，通过公共财政、学会和慈善机构的支持，为平台建设和运营提供经费。平台建构和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跟踪数据和调试信息的文本，这对平台的数据存储能力带来挑战，可考虑用区块链(Blockchain)的去中心化存储技术予以解决。传统的中心化存储方式需要海量服务器，且成本高、数据传输速度慢、安全性较低，面临的隐私泄露和数据丢失风险较大。为解决上述问题，平台可采用星际文件系统(Inter－PlanetaryFileSystem，IPFS)，根据文件或数据的哈希指纹寻址链接来交换数据，实现网络去中心化，同时，使用去中心化存储项目Filecoin帮助IPFS节点存储、备份和提供内容，让创建网络价值的参与者获得利益补偿，从而实现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解决平台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数据存储和隐私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