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1
自冷战结束以来守成大国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在安全合作领域，采取了联盟战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是形成了围堵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岛链；相反，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选择了不结盟政策。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后所采取的诸多安全战略，大多都以联盟战略为主。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安全合作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了更加现实主义的联盟战略，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了不结盟政策。如果从地理空间上看，前者主要分部在西欧，北美地区，而后者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如果从大文化的视角看，前者属于西方主义的文化，以个人主义核心的文化群，而后者除了拉美地区[1]属于东方主义，以追求和谐与秩序的文化群。那么，为何两者选择的战略会如此的不同？她们是基于什么逻辑？值得思考和研究。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探索现实主义特色的联盟思想以及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不结盟政策。
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的2014年《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升级》中关于全球治理中安全观的重新解读对笔者影响较大，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最大的兴趣源泉之一。《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尤为突出。接着《报告》又指出：“新兴大国结伴不结盟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潮流。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前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尽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与结果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承受的。”[2]在这里，《报告》指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结伴”，这对当前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而结伴与结盟本身就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来源。结伴体现了一种相处的艺术，有一种东方主义文化的和谐成分，也即共生的思想。
回顾学界关于联盟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学者都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去探讨联盟的起源，其中尤其以现实主义为主。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他的《联盟的起源》中探讨了联盟是何如产生的，也就是著名的“制衡说”[3]。对于“不结盟”的研究，大多是国内学者。如冷胜利的《中国为什么不结盟》一文，主要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当代选择了不结盟政策，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外文部分、国防白皮书等资料，对中国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一番梳理，他发现：每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意识形态。最后他指出，虽然中国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但自从建国以来，与很多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也为中国拓展了外交网络，但他又强调：伙伴关系并非是联盟关系。[4]
从上文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于联盟或不结盟的研究，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但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政治、经济依存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往往只能起到遏制的作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硬实力已经不再是大国之间敌对的重要依据。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核心开始出现向文化转移的倾向。所以文化的视角，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文化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即我们应该自觉地从中国文化视角去看待和研究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等。目前，国内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共生论”这一特殊的文化视角去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问题，如全球治理、安全合作等。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仍然是诸多影响国际关系主体问题变量中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国际共生论”的视角去探讨国家安全合作战略中的联盟与不结盟的思想根源以及形成动因。
1 相关概念界定以及理论假设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共生论”（International Co-existence）视角下的安全合作观：以结盟战略和不结盟战略为例。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偏好联盟战略？而另外一些国家会选择不结盟战略？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国家的安全战略简化为：联盟和不结盟。[5]一般来说国家的对外安全战略有结盟外交，中立外交和不结盟，以及具有内向型的集体安全，伙伴安全等。本文认为一国决策者在作外交战略选择时受本国内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具有文化理念的观念的影响。具体地来说，从文化的诸多影响中选取“共生”的思想来探讨其内涵与影响。
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国际共生论”，它的含义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而是基于东方文化而衍生出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共生观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对“国际共生论”并没有做较为清晰的定义。首先，国际共生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关于此项研究的是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他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共生的概念，他在《社会共生论》一文指出：“共生关系是主体之间交换资源和分享资源的网络，每个主体既享有权利，又要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存在于共生关系之中，并且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对称。”[6]由此看出，共生首先是一种关系，有关系那么就有一定的互动，这表明共生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次，共生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共生关系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非对称关系。此后，金应忠教授由此概念作了进一步探讨，如他在《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如太极中阴阳相处之道那样，形成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关系。自从共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后，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国际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本质问题是发展，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建立互相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7]共生不仅是一组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强调其对立统一的特性，共生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要承认矛盾的存在，而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国际共生论，也即国际社会共生论，就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达到动态，和谐的平衡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处在共生思想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不追求对抗只求共存。
就安全合作观而言，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它是一个关于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也即关于安全合作的相关理论，理念或思想。在国际社会中，对一国来说，安全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国际无政府又是“常态”，所以追求安全是每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安全观是一种观念，是一国决策者处理、制定对外安全战略的一种思想渊源，而安全战略是基于一定国际国内现状和安全观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往往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那么，国家安全观（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近年来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它的研究与争论日渐增多。简言之，国家安全观就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主观认识，对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基本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8]
自国际关系学科在一战后兴起起来，安全研究就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主流范式研究的重点。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开始日益关注安全问题，并以独特的思维视角对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安全研究发出挑战。对于现实主义思维下的国家安全，关注的主要是权力，威胁，利益，其解决方案主要是权力均势和霸权稳定，国家安全战略往往选取联盟来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的不足，这也同时导致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一直处在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如美国一直以来的安全战略就是联盟；[9]与现实相比，自由主义显得更加温和，它主张人性善，强调行为体的多元化，重视国际合作，倡导国际机制，推崇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在自由主义中关于安全的研究，主要代表是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共同完成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他们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安全概念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相互依赖概念实质是一种安全关系的出现。复合相互依赖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更加友好与合作为特征的国家间关系为主的世界，特别重视跨国行为体及其跨国关系。[1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上某种安排来降低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即国际机制。如近代以来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就建构主义而言，它的核心是强调国际政治是一种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强调规范，认同文化。建构主义学派把安全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不断参与国际互动，才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赖中形成“集体认同”，就会对国际环境和战争危害程度产生共识以进一步推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增强彼此的信任感。[11]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体，那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是国家这一行为体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源泉。
以上三种范式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而形成的（其中建构主义和东方文化最为接近），而本文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安全合作观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根据研究的简约原则，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假设：国际社会共生是一个宏观层面的“体系观”，可以内化共生社会下的国际行为体的规范，形成认同，从而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越相似，国家的决策者就会采用较为温和的安全合作战略，如伙伴关系，结伴战略；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差异甚大，该国会采用具有对抗性的安全合作战略，如结盟战略。
为了验证此理论假设，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中国作为案例，考察其二战后的外交战略的演变与思想，及其内生性文化。
案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安全合作战略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与大国的外交发展，经历了冷战时间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以及冷战后的“结伴模式”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结盟模式”。结盟是一种古老的国家间关系的模式。在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就是这么一古老模式的肇始。结盟的载体是盟约，其表现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也就是常说的“一边倒”外交策略。1949年初，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随后，被迫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进而发展成为盟国。1950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中苏进入“结盟”模式。然而，既然中苏是结盟关系，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要承担同盟义务，二是如果盟友有民族私利会损害于己。由于苏联并没有完全抛弃大国主义，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平等地对待中国，而中国则相对较弱，且较多有求于苏联，致使中国在处理中苏双边关系过程中，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迁就苏联，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应当说，中苏结盟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被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另一方面新中国更是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12]虽然，在既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结盟的方式维护和追求国家利益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和”“合”的思想，使得这种“结盟”显得不那么“现实”。如毛泽东当年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3]
第二个阶段：“不结盟”模式的萌芽阶段。进入到1950年后，随着冷战的演变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解构。[14]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同盟出现了破裂。事实上，两者关系从19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是一方面因为中苏两国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存在重大分歧。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实力大增后，认为中国是他的“负资产”，进一步加深了中苏联盟的不对称性。[15]在外交实践中，苏联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如50年代末期，在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苏联无情地撤走技术专家；此外在国际社会上也是以“大国对待小国”姿态与中国相处。由于苏联这种“膨胀”的外交姿态，以及其综合实力的增长，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增，苏联最终也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16]这种情况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维护国际尊严和国家利益，中国挣脱了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策略，坚决捍卫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也发生了“势”的变化。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对苏策略上，美国逐渐从进攻性的遏制策略转为防守性的平衡策略。而此时的苏联，在“相对实力”上，占有较大的优势。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1970年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最后于1973年发展了外交关系。虽然在当时，中美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是中国牢牢抓住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试图减少中美双方的分歧，求同存异。在反思过去处理同大国关系的失误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结盟政策包括搞战略关系的政策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弊端。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7]这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立场。至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靠边站”的外交策略被终结，不结盟政策正式确立。
第三个阶段：中国外交新时代--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和结伴策略的探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发时期。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在对新时代国际环境作出准确判断后，认为世界的主题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是和平发展。1984年，邓小平在接待巴西总统菲格雷多（Figueiredo）时说道：“现在世界上问题比较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8]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一改“选边站”的策略，而是实行一种“和睦相处”的策略，如中苏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1990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持续近40年的冷战结束，世界也开始真正进入邓小平所畅想的“和平与发展”时期。[19]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国实行了“真正的不结盟”外交策略。这在邓小平的多次公开发言中可以见到。[20]但是，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交“朋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不结盟与结盟中间开始探索另一种符合中国思想的外交路径，即结伴的外交政策。顺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实行伙伴关系战略。从1994年开始，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层面的伙伴关系。如1998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分别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相继建立各个层面的伙伴关系网，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日后还将继续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战略。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基本上都试图与他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不追求对抗与冲突，符合“天下为公”的共生思想，中国内生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和平相处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从对外关系的历程上来看，中国经历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演变。与西方国家的“利”、“私”不同，中国外交的内核是“和”、“义”、“同”，因此中国的结盟战略非常的短暂。正由于这种“温和不对抗”处事方法，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欢迎与承认，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 小结：中美一定对抗吗？
本文提出的共生思想下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运用到安全合作领域，那就是一种结伴体系。中国自从冷战结束后，在共生的思想下，通过各种安全合作载体，建立了庞大的结伴体系。在安全观上，中国一直向国际社会灌输我们的“新安全观”。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打破了传统安全观，即结盟的思维，各国不管大小，经济实力，都是平等对待，应对全球和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反分裂主义，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针对第三方等。除此以外，随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诸如“和谐世界”，“中国梦”等思想，无不反应中国在新的安全观――共生的思想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安全；国际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birthing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asequal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transcendenceof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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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3
关键词：新兴大国；非洲；非西方理论；非线性理论；非传统理论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2-0106-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正“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并快速成长，而它们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其次，这一发展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趋于停滞的背景下。尽管如此，当前对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的探索却相当不足，仅有部分有关南南合作的讨论，且更多是由西方学术界和国际组织进行的。笔者认为，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有着三重意义：它提供了来自新兴大国和非洲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促进了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更加多元和更符合实际的观察和思考；它提供了有关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的替代性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有潜力改变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思维；它提供了来自于南南合作和应对非洲现代与后现代挑战的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上述三方面也对促进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有着重要启示，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特色外交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总结的关键时期。
一、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使更多非西方国际关系事态的重要性得以提升，进而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新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一方面，它有助于推动当前陷于停滞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它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多元本质。这种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既包括贡献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也包括提供非西方的理论视角。
如果说对冷战终结预测失败的反思使人们相信，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西方国际社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的话，那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理论家更加意识到，非西方理论要素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性。要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应有面目，提升其准确性和可预测性，就必须更多地将非西方理论要素引入其中，并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可贡献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而言，它们多来自日益受重视的新兴大国，人们不仅试图从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启发，更希望从印度、中国、巴西、土耳其等新近历史上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和观念，如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巴西的团结外交、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等。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巴西，事实上都在探索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姑且可称作中国特色、印度、巴西特色或土耳其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与新兴大国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非洲明显尚未充分意识到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而贡献“非洲元素”的重要性。换言之，在新兴大国已达到某种理论自觉时，非洲仍处于理论自发阶段。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它首先源于非洲自身的发展不足，同时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非洲的不重视密切相关。迄今为止，一个非常重大的现象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非洲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仍少有理论兴趣：“有关非洲的国际关系文献少得令人难以置信……非洲被从主流国际关系讨论排除在外，意味着少有非洲国际关系的文献有着明确的理论内涵。”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甚至认为，非洲不可能拥有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建构一个有关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国际政治理论将是可笑的……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必须基于大国。”当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学者也接受了这一信条，他们与西方学者“串通一气地认为自身是其他地方塑造的话语的接受者。”
尽管如此，历史告诉人类，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包括来自非洲及其他发展中世界的知识。非洲的确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素材，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同时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力量所主导，可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提供重要启示。根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的观点，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三类国家，即：前现代国家（pre-modem states）、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和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s）。在库珀看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前现代国家，非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或推动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推动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由于非洲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败，使许多后现代的力量介入非洲政治的发展，并试图以此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尽管这本身充满问题并可能直接导致其失败，但至少就国际关系影响而言，如何处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力量的冲突与融合，非洲不仅能提供新素材，而且极可能走在大多数国家的前面。
其次，非洲地区主义的独特运作逻辑可为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努力提供借鉴。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重要发展，但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其地区主义的相互重叠和相互竞争。②在非洲53个国家中（2011年刚独立的南苏丹除外），有26个国家是2个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成员，有20个国家是3个组织的成员，1个国家——刚果（金）甚至是4个组织的成员，只有6个国家只参加1个组织。尽管有诸多力量塑造这一局面，但非洲地区主义的运作逻辑仍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特别是如何从内部理顺地区主义机制，如何平衡地区自主发展与外部干预以及如何处理发展一安全等方面的关系。
最后，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后的独特发展历程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分析未来国内社会及其国际意义的新理论来源。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经历，非洲国家在取得非殖民化成功之后仍缺乏内部权威，导致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一方面，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成为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非洲政治和国际关系之中。两者结合，使得“私人外交政策”成为非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进而有必要研究“网络和混合行为体联盟在生产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这为分析未来国际体系转型、特别是国际体系单元的性质变化提供了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启示，特别是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系规范、国家转型以及国际伦理等方面。
在提供新理论素材的同时，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更提供了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特别是考虑到有不少研究都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适用性。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可纠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诸多偏见，特别是对非洲的悲观视角。基于其在过去近400余年间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西方已“成功地将对世界政治的一种特殊解释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本身……并逐步被接受为共识。”但这一现状正在被打破，以便“向更为开放性的、不那么具有暴力冲突倾向的世界政治实践打开大门”，如东南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性“修正”不仅会推动对特定地区的更好理解，也可贡献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研究。类似努力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尽管主导性的美国话语被用于对国际问题的地区性分析。”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而言，最大的修正是以一种对非洲的积极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上对非洲的消极甚至悲观观念。与西方强调非洲是“问题大陆”甚至是“绝望的大陆”不同，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不仅“把全球化重新传递到非洲”，帮助非洲获得更多选择权和新发展视角，也促使世界重新思考应当如何改变帮助非洲的方式。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话语或框架，可能“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考虑到一些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概念并不适用于非洲，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些概念加以非洲式的再解读或重构。第一个需要重新解读和界定的概念是“冲突”。由于冲突在非洲大陆广泛存在，来自非洲的洞察似可为有关未来冲突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却经常忽视这一重要的地方性视角，进而导致现有理论解释力的极度受限。第二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或许是“国家”。在非洲，“国家”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但现有研究“没有任何努力致力于确立和评估任何非洲经验的相关性”，进而折射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第三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是“自由主义”。的确，非洲研究案例都可为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视角提供重要洞察和批判，“非洲人对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的直接和间接批评，拓展了我们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我们解释民族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还可解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一方面，它对于塑造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有新的启发，涉及如何以更为包容性的概念化进程来反思当前的国家中心主义，并考察替代性的非国家、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如民族、部落、地方政府、侨民、公司等；另一方面，它也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区分显得武断，进而需要对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作出新解释。换句话说，非洲几乎是在其他地方相关性的热点问题上的“放大镜”。
二、非线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④这种“进步”观念，或日“人的理性能认识所有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观念，也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帮助塑造了线性逻辑的主导地位，如乔治·凯南所说，“可以肯定的是，好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如同坏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一样。”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逻辑在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面前正遭遇挑战，因为后者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非线性逻辑的效力。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逻辑。
非洲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对于如何帮助非洲实现发展的问题，却远未达成共识，尽管自20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富裕国家和国际发展组织围绕减贫首次达成共识。对西方所倡导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发展是一种信仰和神话：一方面，他们相信经验证明“一切民族逐步享有‘发展’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真理；但事实上这不过是“特殊的普世主义”，是一个社会将自己所信仰的、历史地构建起来的价值推广到所有其他社会的不明智的尝试；另一方面，基于一种线性思维，西方国际社会也认为，遵循西方模式实现“发展”就是一种“进步”；但事实上这一“发展”可能带来重大破坏性影响，而其所谓的“进步”也不过是意识形态。正是基于这种线性模式，西方国际社会自认为对非洲的发展道路、方式和途径等拥有“合乎道德”的“说教”权力，并总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复制到非洲，进而使得对非洲的发展援助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便顺理成章。
为适应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新现实，西方再一次利用其线性逻辑，将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等级制关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新兴大国称作“发展型国家”，而将尚未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称作“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这一努力事实上将前者描述为西方模式的“毕业生”，而将后者描述为经济、政治甚至道德上的“失败者”。于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再一次被纳入主流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之中，西方无需改变自身的信仰便可延续既有逻辑和模式。
但显然的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一线性逻辑。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发展关系时大多基于平等互利的立场，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对非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原则。正如非洲人所说，“中国朋友自远方来，教会我们开发、利用好这些财富，他们也可以同时受惠……并且，我们经济上的联系丝毫未影响我国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欧美国家如果能跟中国做得一样好的话，我们也愿意在经济方面与他们共赢”，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现在从态度上来说当然也挺友好，可不得不说他们到我们那儿纯粹是为了逐利。”另一方面，新兴大国采取乐观积极的态度对所有非洲国家一视同仁。尽管西方将非洲划分为可持续发展国家、冲突后重建国家和脆弱或失败国家等层次，但新兴大国往往不这样看待非洲，与此相反，几乎与所有非洲国家同等地发展关系，认识到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是“脆弱的”，其中也有“发展型国家”；同时也认识到，并非仅有西方所认可的模式才能实现发展，各种制度和发展道路都可能有其优势。就这样，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洞察，特别是对良治与发展的关系、“脆弱”国家能否走上发展道路等问题的回应。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新型的资源政治经济学，动摇了现有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很大程度上尚未贡献于其自身发展。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与非洲关系快速发展之前，非洲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多地支持了西方的掠夺性发展。只有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之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才真正得以“盘活”并为其自身发展作出真实的贡献。有观点认为，“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影响了能源和矿产等的全球供应和价格。如果有关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日益增多的文献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以每年8%～10%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对这些稀有原材料的国际竞争乃至国家间冲突可能会大为加剧。这类冲突可能对非洲的“脆弱”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如赤道几内亚和加蓬。有些能源“新兵”正开始专注于在困难环境下的勘探和生产，如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由于在非洲大裂谷与刚果的边境地带发现了石油，乌干达正在讨论有关石油“福佑”还是“诅咒”的问题，部分出于生态思考及战略上不稳定的阿尔伯特湖（Lake Albert）的原因。
但必须认识到，西方的批评显然忽视了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和新意义：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的资源交换基于平等交换原则，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中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方式，从而完全避免了西方“以资源换金钱”模式可能导致的，更避免了西方早期“免费掠夺非洲资源”的手段。同时，基于平等交换的原则，使非洲无力开采的资源得以流动起来，并转化成为非洲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自殖民主义时代起，西方通过各种手段事实上已将非洲国家固定在国际劳动分工的最底层，使非洲从根本上无法利用其资源来推动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永远处于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更有甚者，在现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下，非洲所提供和生产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将长期遭遇价格歧视，将令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最底层地位被进一步固定。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加上平等交换原则，对既有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造成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水平将带动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同步提升；二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提升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破坏”了西方再生产既有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价格体系，进而产生这样的可能：未来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国家未必一定居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最底端。这将是对当前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根本性动摇。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将动摇西方所建立的“民主-安全-发展”的线性逻辑。
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远未取得共识。事实上，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这些目标之间捏造了另一种线性逻辑：发展的确是一个根本目标，但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为此创造有利条件。西方由此创造出发展的一条供应链：要实现发展便需要安全，要实现安全便需要民主：换句话说，西方捏造出“民主-安全-发展关联”（democmcy，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据此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实现了发展政策的安全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安全政策的民主化。于是，自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便是“发展目标论”逐渐被替换成“发展条件论”。一开始，西方社会仍将发展目标作为追求方向，更多注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型项目的投资和援助。随着20世纪六十年展主义的失败和名声扫地，西方社会逐渐从更广泛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来思考发展，进而逐渐将对非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或改善条件，这便为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创造了条件。到了九十年代，民主制度的扩散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被接受，发展主义方法得以修正并卷土重来。西方社会的对外援助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以发展目标为导向，而以发展条件为导向。如一位非洲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援助方最后的慰藉；最后的尝试则是要证明，如果政治制度是正确的，那么援助干预是能够产生效果的，也一定会产生效果……民主是最后的‘钥匙’。”
相比之下，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始终坚持发展目标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发展一安全关联”的过程中注意避免在不自觉中滑向发展条件导向。新兴大国在自身发展时便坚持了发展目标的优先地位，并未接受西方的发展条件论，进而走上了一条与非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前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所指出，“仅仅50年前，亚洲（日本除外）曾处在与我们类似的不发达和令人绝望的境地。‘饥荒的名字叫中国，苦难的名字叫印度’……韩国当时的发展水平甚至不及肯尼亚、科特迪瓦或者加纳。”现在，新兴大国在与非洲合作时，也始终坚持“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工业，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福祉。”这种发展导向的对外援助也获得受援国的广泛认可，特别是非洲国家，“中非关系正朝向发展伙伴的方向发展……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援助，有助于缓解供应瓶颈，提高（非洲国家的）竞争力。”显然，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极可能“破坏”西方所建构的“民主-安全-发展”线性逻辑，因此引起西方有关“破坏良治”、“支持”等批评也就不足为奇。
三、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制造出一种思考国际关系的正统或传统模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种“美国的科学”，其内部可能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多种分支。在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内部也存在着重大的多样化，但往往仍被以“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等概括，进而也被置于低“美国的科学”一等的地位。随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在前述的理论洞察之外，一些新的理论洞察可能动摇所谓“传统”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惯常思维，特别是南南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理论等。
随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整个南方国家内部的合作有了质的提升，其结果是“尽管传统的北方伙伴仍很重要，南南关系在欠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可能变得更为重要……”由此而来的，在更为直接和扎实的南南合作理念和经验基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南南合作理论已成为可能。南南合作理论建构很大程度将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非传统或非主流的视角，因为诸如“意识形态、国家间或文化间互动的性质以及团结外交”等不为主流国际关系所关注的要素经常在南南合作中出现，往往体现出南方国家“强调了相互尊重和文化互惠”。
首先，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南南合作坚持一种“团结外交”（diplomacy of solidarity）精神。如前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根据线性发展逻辑对南方国家予以分类，它不仅在西方与南方之间建构一种等级关系，也凸显了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动摇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一方面，南南合作的前景成疑问，因其内部的重大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别是诸多脆弱国家乃至失败国家的存在；另一方面，如有成功案例的话，也会被西方视作“离经叛道”的结果，在道德上不正确，如同当前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攻击所显示的。但新兴大国与非洲始终秉持“团结外交”精神，一方面视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南南合作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积极看待非洲的后发优势、与非洲实现共同发展。尽管原因很多，但进入21世纪后，非洲崛起很大程度上仍与新兴大国和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在快速发展的非洲国家中，既有如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圣多美与普林西比这样的微型产油国，也有着被认为存在更多问题的如安哥拉和苏丹这样的非洲国家。这一客观事实再度证明“团结外交”的重要意义。
其次，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南南合作拒绝西方的唯利是图，坚持平等互利精神，这也对当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基于其与非洲交往的历史经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平等互利逻辑。因为在西方看来，到非洲的目的无外乎获取经济利益、自然资源或战略保证等，类似中国帮助苏丹建立完整的上中下游能源工业的举动不可理解，背后必然隐藏着别的“真实目的”。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非洲丰富的石油资源为美国和欧洲创造的就业机会竞比它们能给非洲创造的还要多。虽然每年都有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投入非洲石油项目，其中却只有5%花在非洲，如尼日利亚虽日产石油200万桶，产油量居世界第七，但全国57%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产油区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更是有高达70%的人口如此。由于尼日利亚炼油厂几乎全线崩溃，就连本该物丰价廉的汽油都完全依赖进口且价格昂贵。新兴大国在获得非洲自然资源时不仅坚持平等交换，甚至回报以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援建，在西方国家眼里便成为一种“变相的贿赂”，因为依据他们的逻辑，不这样理解就无法理解。
最后，在国际规范和原则领域，新兴大国与非洲坚持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往往质疑一系列西方视为主流的“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基于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西方后现代社会的诸多规范应用于指导国际关系，并将其建构成为“普世性”和“传统”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一努力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与非传统的混乱，产生了诸多的规范混乱和规范竞争，特别是个人道德规范与国家、全球治理的伦理规范之间的混乱和竞争，最为核心的体现是围绕人权与关系展开的一系列概念，如人道主义干涉、人类安全、良治等。尽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经典自由主义，都支持国家间的政治道德区别于个人关系的道德③，但这一“传统”正被西方界定为“非传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的确有诸多证据，但人类安全、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R2P）等概念存在严重的“概念上的过度延伸”，因此需要倡导更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已被证明有利于纠正这种误导，消除这一混乱。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非洲面临着诸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特别是如、武器、知识产权、人及金钱的非法交易等。他们认为，如同反恐战争一样，控制这些非法市场的斗争使政府在这些得益于全球化的灵活的、非国家的资源性网络面前处于弱势。由此而来的，对非洲的非传统安全需要“重新聚焦于那些被当作是对国土安全的威胁的次级群体、地区和冲突”，特别是认识到对“冲突预防”、“冲突后发展”和“冲突后重建”的投资已成为安全政策的有机和核心要素。这些努力的核心是控制和管理所谓的“供应链”，否则是物质性和虚拟性的全球化都将不可能。这些供应链既有正式的和合法的，也有非正式和非法的，特别是非洲拥有的是广泛的、枪支及其他小型武器、强迫移民、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的侨汇、滴血钻石等非正式和非法的供应链。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应对强调的是安全化方法，甚至包括安全的私有化方法。
新兴大国在与非洲的合作过程中认识到，非洲所面临的大量非传统安全挑战很大程度上是不均衡的全球化和不合理的民主化所导致的：一方面，人们日益认识到，全球化可能加剧国内、地区及其相互间的不平衡发展，如地区冲突已将乌干达事实上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南部乌干达，另一个是过去20年来一直是战场的包括了整个基奥加湖（Lake Kyoga）的北方，另一方面，对西方所倡导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进程的反思也在增加，如世纪之交人道主义干涉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加，对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反思和怀疑性反应也在持续增加。又如对西方学者倡导的“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和修正，集中于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命题与可持续的安全环境的界定和确立的不可兼容性。
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更多强调纠正全球化的不均衡和民主化的不稳定后果。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特别强调“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或日“发展一安全关联”。如前所述，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非常注重坚持发展目的的首要地位而不滑向“发展条件论”，强调发展有效性而非追求援助有效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兴大国往往致力于维持实现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的稳定，不追求激进变革，更强调政权稳定。这样，新兴大国向非洲展示了解决非传统安全的一种替代性方法，即在确保政权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发展逐渐解决既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以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为很大程度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来源于其经济的不发达和欠发展。这一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极大地缓解甚至改善了非洲的发展状况，使得“非洲可能从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比世界其余地方少受伤害”，因此尽管“百万受挫的、无聊的和愤怒的非洲年轻人在贫民窟快速增长，同时还有长期的‘荷兰病’危险，”“甚至处于世界金融冲击当中，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机会重新建设自身。”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4
关键词：地缘政治；国际安全；地缘安全；研究转向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02
引言
中国疆域广阔，海陆边界漫长，邻国众多，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8个近海临国，复杂的边境关系，不同的民族特征，都加大了中国周边地缘环境风险。这决定了中国周边地缘安全形势长期以来异常严峻。放眼全球，周边有俄罗斯、日本、印度、东盟等强大的地缘制约力量，相隔太平洋又有美国的战略觊觎与地缘遏制。除了中韩苏岩礁之争、中印领土争端、中日之争、中日东海大陆架界限划定问题等直接冲突的威胁之外，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朝鲜半岛核危机、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岛屿之争等潜在冲突也同样加剧了对中国的地缘安全的威胁。这种复杂的地理特征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有着机遇与威胁并存的双刃剑效应。
古往今来对于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的研究不乏其人。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时代感缺陷和研究视角的偏差，无法满足中国当今崛起之下的“维权、维稳、合作、发展”的外交需要。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受制于传统安全意识，并依托西方早期的政治、军事安全研究理论进行地缘安全评价与分析，缺乏一套有效应对当今中国地缘安全挑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1，2]；（2）从研究内容层面来看，大多学者将地缘安全议题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3-5]，少数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至跨界民族问题[4，5]，而对于地缘安全中的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则很少涉及；（3）从研究尺度层面来看，不少学者从双边或者多边国家地缘环境关系入手，探讨彼此间的国际关系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并探寻安全困局的解决之道[6-9]，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尺度，而很少考虑次国家和个人等较低尺度或者全球乃至整个人类等较高尺度[7]；（4）从研究视角来看，大多学者都是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进行地缘安全评价分析，忽略了安全属性的主观性和主体间性。例如孔令杰等分析了“”的蔓延、“民族分裂势力”的扩展、核武器的周边扩散以及中国周边地缘争端的连锁反应等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的影响[8]；赵干城则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入手，对中印两国关系进行初探，指出两国就安全关系现状建立定期战略对话机制的必要性[4]，而针对国际规范、国家身份等主观性因素以及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的“主体间性”对地缘安全影响的研究则较少。所以，面对这一复杂局势，探讨国际关系学中的安全研究的转向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向
国际关系学对“安全”的研究一直不是很完善。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Barry Buzan）也指出，“安全”是一个发展得很不全面的概念，也是一个本质上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9]。所谓“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是指它不仅存在着“并存使用”的问题，而且还因为它在含义上是宽泛的、可自由回答、模糊的。这正如赫尔格·哈夫藤多尔所言：“对安全是什么、如何被定义和什么是其最相关的研究问题，没有共同的理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冷战的结束，国际秩序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安全困境（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对峙局面）结束了；第二，相比较而言，更复杂和难以应付的威胁（例如环境恶化、经济崩溃、核扩散、种族冲突等等）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国际安全研究围绕安全研究涉及的主体、威胁来源、安全领域以及实现安全的手段这四个基本问题，在理论、内容、尺度和视角方面均呈现一定的转向。
1.1 安全研究的理论转向
安全研究探讨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安全观也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特征。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战结束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批判安全研究[10]。
传统安全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第一，国际社会是充满了竞争和冲突的无序社会，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第二，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安全和生存是其基本的利益诉求，因此经典现实主义始终贯彻实力界定安全的原则—没有权力，国家就无法确保其生存和安全[11]。由此可见，传统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这一战略层面[12]，研究领域限于政治—军事领域，以战争为焦点，以外国威胁为主要威胁来源，以重视专业军事技术的现实主义方法为核心路径，由于这类研究所包含的敌对军事力量之间互动的驱动因素有军备竞赛、军备控制、技术发展的影响等，因而有着将复杂现实过于简化的潜在风险[13]。冷战结束后，传统类型的经典现实主义安全观遭到激烈的批判：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军事领域，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非军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过分专注于美苏关系等全球战略问题，而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研究视角过于单一，仅局限于核问题等少数问题，而与安全政策如何与外交政策目标相匹配等宽泛问题相偏离[14]。
针对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遭受的质疑，新现实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新现实主义摒弃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假设，以结构来定权力，将安全而非权力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沃尔兹曾指出“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15]。沃尔兹以后的新现实主义者，如格拉瑟则指出，完全可以通过合作性政策而非竞争性政策实现安全目标。其次，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以研究战争、和平、权力、均势等问题为主，忽略了国际关系中的对南北关系的研究；新现实主义学派则力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入手，通过对南北关系的研究，以期能够全面反映当今世界现实。新现实主义范式在国际安全研究理论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也存在不足：该理论范式用权力求安全，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用军事和政治手段维护安全，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只有大国才能被纳入到现实主义的安全研究框架中，且国家陷入“安全困境”中难以自拔。同时这种简单的“结构影响行为”的模式完全排除了文化、观念、规范等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不能具体解释有关制衡的问题。因此，沃尔特（Stephen Walt）提出了威胁均衡理论[16]，认为国家结成同盟不是为了制衡“权力”而是为了制衡“威胁”。朱迪思·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也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议程，围绕观念对国家行为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建构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分享着一个相似的基本分析框架，均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国际利己本性作为基本的研究假定，同时从理论基础来看，两者都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视角都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17]，但两者之间就国家合作和利益分配问题却存在严重分歧。首先，新自由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以及国际制度的控制力，其代表人罗伯特·基欧汉基于“国家是有理性的”这一假设提出国际合作理论，认为只要制度合理，国家间就可以通过交易和权衡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效果。其次，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对收益，而新自由主义则重视国家在合作中的绝对收益。同时，新自由主义还指出在国际合作的背景和相互依赖的条件下：首先，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再有等级之分；其次，军事手段也不再是实现和维护国际安全的主要手段，“相互依赖的辞令和经济与生态安全的象征意义，可能是传统意象的不完美的替代物”[18]；最后，国际行为主体及联系渠道均应实现多元化，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一“相互依赖”理论明确指出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同时在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理念，指出单独凭借军事力量已很难实现和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这一客观发展态势，并提出要推动安全主体的多元化。
冷战的结束掀起安全研究的又一次浪潮。约翰·盖迪斯和约翰·米斯海默分别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发难，前者提出“为什么自称具有预测功能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未能预测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后者则指出“自由制度主义未能提供了解国际关系和促进冷战后和平稳定的坚实基础”。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逐渐从社会学、批判理论、语言哲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中汲取营养，将目光移向文化、身份、规范等因素，开始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作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建构主义以批判和重建为重要武器，指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力竞争也不是必须的[19]；并在安全研究主体、实现方式和目标等方面提出独具特色的论断。它将安全研究重心由对国家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怀。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持相反观点，新自由主义坚持微观经济学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强调个体最大程度地追求自私利益；建构主义则从整体主义出发，主要关注共同知识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它将安全研究由物质主义上升到文化建构主义，从本体论的高度解释了“均势”和“安全困境”等传统安全政治难题，也解释了现实主义无法解释而拒绝承认的新安全现实如“民主和平”。由此可以看出建构主义实现了国际安全研究理论的重大革新。
1.2 安全研究的内容转向
冷战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标志，赋予传统国际安全研究以强烈的国家特性和军事特性。因此，传统的国际安全研究内容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安全，主要以民族国家为轴心，以维护和国家利益为宗旨，强调用军事手段解决来自他国的军事性威胁[20]。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经济安全尤其是资源和能源安全进入到国际安全研究视野中，赋予国际安全研究以经济内涵[21]。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则将环境问题纳入国际安全研究的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凸显了恐怖主义行为的危害性，至此，国家间冲突以及国家内部恐怖主义分子的威胁均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截至20世纪中叶，涉及到生态环境、贫困、饥饿、金融危机等“非军事问题”纷纷进入到国际安全研究的视野中，进而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参与也越来越多被置于次国家、国家、跨国家以及全球的多重安全时空交叠之中。
真正推动国际安全研究实现宽泛化的是巴瑞·布赞。他指出21世纪全球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安全领域[22]。军事安全是有关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政治安全是有关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安全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安全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安全是关于人类互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23]。基于这五种安全领域，他提出了“安全领域分析方法”[24]，并强调虽然这五种安全领域都具有独特的逻辑，但是彼此间却是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政治秩序的保障；国家结构依赖于对稳定的认同，同样也对现有的认同形成挑战；政治与文化既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也反过来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而环境问题与经济（如污染控制成本）和社会（如认同和景区）同样密不可分。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人类发展报告》实现了国际安全研究向人的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转化。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是对传统安全内涵的拓展，它补充完善了国际安全研究的内容，并带来了诸多新特点：安全研究涉及的行为体多元化、涉及的对象与内容多样化、涉及的状态指向多层化、涉及的价值基点多重化、涉及的政策指向多维化[25]，但是不能将安全的概念无限放大，否则将失去讨论的意义。
1.3 安全研究的尺度转向
安全研究的转向除了内容上的“拓宽”之外，也包含尺度上的“纵深”。尺度上的“纵深”指的是从垂直维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26]。巴瑞·布赞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中曾指出：“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安全有许多潜在的指涉对象，这些指涉对象不仅因国家、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成倍增加，而且经由国家向下移向个人层次、向上移向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层次。因为任何一个指涉对象或层次的安全都不可能孤立于其他指涉对象和层次来实现，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安全都部分地成为总体安全的一种前提”[27]。
后来，巴瑞·布赞又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其他学者结合冷战结束后的安全分析，将分析层次细化为国际体系（互动或相互依存的单元的最大集成物）、国际子系统（国际体系内的单元群，主要是区域和区域组织）、单元（由各种各样的次集团、组织、共同体等组成）、次单元（单元内有组织的个体集团，例如官僚机构等）和个体五个分析层次，为安全理论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框架。同时，巴瑞·布赞等人还提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地区尺度提上国际安全研究尺度的议程。他指出，所谓的安全复合体就是透过“安全透镜看到的地区”[28]。安全地区是由一个地区的行为体的安全互动建构而成的。肯·布斯（Ken Booth）也曾明确指出“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29]，在他看来，国家虽然是提供安全的工具，但只有最终涉及到人，安全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
1.4 安全研究的视角转向
正如巴瑞·布赞所言，国际安全研究自产生以来，就基本围绕安全指涉对象、安全驱动的内/外维度、安全的领域范围、安全研究的国际政治思想基础以及安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五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30]。认识论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传统安全研究基本上都是运用实证主义认识论构建自身理论，包括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非传统安全研究则更多运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包括理念主义、历史主义、先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31]。正是认识论立场的转型，即人们对“什么是安全议题”的概念解读视角的变化，使得国际安全研究实现了由客观安全研究向主观安全研究，继而又向“主体间性”安全研究的转向。与之相应，安全状态也由“客观上不存在威胁”和“主观上不存在恐惧”扩展到“主体间不存在冲突”。
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的概念最早见于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在《作为模糊符号的国家安全》一文中的阐述：“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现为已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即一种真正的威胁的存在；“在主观意义上则表明不存在一种恐惧——这一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即一种意识到的威胁的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安全的主观概念并没有摒弃其客观定义，它只不过是安全的内涵经过了主观的‘过滤’”[32]。一个问题是否属于安全事务，并不是由个体独自决定的，因为安全化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安全化的施动者所决定，而且由安全“言语—行为”的受众所决定。例如，针对朝鲜进行导弹和核试验这样一个生存性威胁的安全化举动，中国和日本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这表明不同的受众对于同一种“存在性威胁”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此，安全最终保持着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存在于主体间的一种特质，即“主体间性”。认识行为主体的关键就是行为主体直接和行为主体之内，这两者“主体间性”安全认知的共享程度。由此可见，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什么条件下“制造”安全，有时候它将有可能调整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并因此抑制“安全困境”[19]。
2 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
近代以来，中国的边疆危机曾经使我们经历了百年耻辱。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危机四伏的地缘安全环境，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国国内外的地缘安全态势，加强中国地缘安全研究迫在眉睫。地缘安全研究作为安全研究的一部分，可以从安全研究的转向得到一些启示。
2.1 对地缘安全理论研究的启示
应在中国传统地缘安全战略和西方地缘安全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地缘安全挑战，提出一套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完整的地缘安全理论，用以指导中国的地缘安全分析与评价。
“五服制”是中国传统地缘安全意识的根源，至今仍影响中国的地缘战略格局。《国语·周语》中记载的“五服”是指“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其核心观点就是拒敌以外，依托周边民族的“教化”程度和“梯次”来安排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亲疏，这种思想与地缘政治学创始人拉采尔在1896年提出的“国家生长论”中蕴含的“种族血缘”思想不谋而合。受“五服制”意识的影响，中国有史以来维护国家安全都是采用抵御和抗击的较为被动的形式和手段。此外“移民屯田”的边疆战略也始终指导中国的地缘战略方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年来，个别边疆民族的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跨界民族地区也时常受到国际领土争端的影响，为缓解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稳定，通过鼓励人口迁移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同时打破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区的“过渡地带”的主体民族国家对相邻国家跨界民族的绝对优势，以保持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平衡。20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观。后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动，中国的地缘战略融合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种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相继提出了新文明观、新发展观以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福邻”的周边外交方针。“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的地缘安全研究理论由现实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向。
西方学者围绕安全研究理论的探讨，反映了他们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尝试和拓宽视野，优化完善国际安全研究学科的进程。与之相比，中国地缘安全理论则缺乏创造力和时代性。巴瑞·布赞指出三种“安全”概念的诠释方式：第一，通过一组互补概念（如战略、威慑、遏制、人道主义等）来揭示安全问题的含义和本质；第二，通过一组平行概念（如权力、认同、等）来揭示广义的、政治层面上的安全含义；第三，通过一组与安全研究对立的概念（如源自冷战时期和平研究的“和平”，或者21世纪广泛讨论的“风险”或“例外”等）来替代安全的概念[27]。但这些概念解释在中国的语境中表现的就截然不同。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安全认知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主观化。例如，中国该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如何定位中国崛起目标，是国家安全至上还是以人的安全为重等等，国内各学者众说纷纭。因此，实现安全研究的“中国化”势在必行。要想建构中国自己的地缘安全理论，就必须摆脱单一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束缚，真正地从多元视角和范式出发，重新审视中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针对这一点，“哥本哈根学派”的宽泛化安全研究议程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他们的综合分析框架呈现出浓厚的“欧洲色彩”，我们应针对他们提出的国际安全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从中国的意识形态出发，用中国的独特视角去探索，去回答，以形成中国自己的地缘安全理论体系。
2.2 对地缘安全研究内容的启示
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政治”的思想固然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再加上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持续的民主化改革，世界政治的规则、行为体等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今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对抗已经让位于经济方面的斗争，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对抗意识等越来越支配国家间的关系和政府间的行为准则；国家的地理条件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地理位置决定了气候条件、自然构成、地形地貌、资源分布等地理要素，而这些都是国家所无法自由选择的，因此地缘安全战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下探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从文化、社会等角度关注地缘安全研究，以期为国家战略格局提供更有效的理论依据，由此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意义也得以凸显。
非传统安全的概念最早于1994年被正式引入中国。这一概念的引入，将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边界由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边界拓宽到了与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相关的边界，国家安全的要素也由传统的军事、政治权力拓宽到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层面。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之处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安全理念基础之上，从传统安全关系中的“囚徒困境”、“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存在”走向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性共存[33]。自非传统安全研究引入中国后，研究者们就纷纷展开讨论。有的根据巴瑞·布赞的整体安全观，即认为安全研究内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将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确定为生态环境、经济金融、社会文化、科技信息四个基本层面，由此衍生出次级安全概念。也有学者从国家安全视角出发，认为当今面临的主要非传统挑战为：金融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流行疾病、人口安全和民族分裂主义等。几乎将所有不属于军事层面的议题都纳入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中，造成研究对象间缺乏联系，过于分散。当今中国正日益崛起，必须妥当把握“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外延上的度量，并合理平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以明确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中心议题。
2.3 对地缘安全研究尺度的启示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国际安全研究层次划分为国内、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四个互动层次。国内层次主要指区域内国家自身产生的代表国家强弱的脆弱性；区域层次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区域间层次主要指该区域与相邻区域之间的安全互动；全球层次主要指全球性大国在该区域中的作用，即全球与区域安全结构之间的互动[34]。本文根据安全研究的尺度转向的启示，结合地缘政治特征，将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尺度划分为全球尺度、地区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边境尺度。如今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多层次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特点。全球尺度问题（如温室效应）、地区尺度问题（如欧债危机）、国家尺度问题（如能源安全）、区域尺度（如“”分裂势力）和边境尺度问题（如中印领土争端）互相交织在一起，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从全球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和环境安全。此时地缘安全研究的周边国家不仅局限于中国的陆上邻国和近海临国，还应包括与中国利益攸关的陆海大国，是一个大周边、大地缘。中国背陆面海，地处东亚的中心，又是不断扩张的“大亚太”的地理中心，因此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震荡，导致中国地缘安全环境的“安全困境”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对中国地缘安全环境的威胁也不可忽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深受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的影响。他指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35]。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边缘地带，连接着“心脏地带”，可谓亚洲的地理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加大遏制力度，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经济依赖性加强的同时也势必隐含着经济安全的威胁。诸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全球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一定的环境安全隐患，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从地区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以中亚地区为例，它地处连接欧亚大陆的战略要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无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民族、宗教、文化等众多层面，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政治关系良好，经贸合作也日益加强，同时中国南疆地区栖息的“东突”分子与中亚的恐怖组织也有联系，这些都表明，中亚地区的稳定情况与中国的地缘安全息息相关。
从国家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以中印为例，印度与中国有17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其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都在迅猛发展，是与中国有相似性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在G20、中俄印、金砖国家框架下均有一定的合作，但中印领土争端的复杂纷扰、美国“拉印制华”的军事战略以及“中国”的错误引导，使得中印之间存在“信任赤字”，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从区域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中国的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等陆地边疆地区，有不少跨境民族，复杂的民族特征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构成威胁。“”、“蒙独”等分裂势力、极端势力以及“东突”等恐怖主义势力这“”不仅对中国的和领土完整形成挑战，同时也严重制约着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制造社会恐慌，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从边境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 以中印边界争端为例，印度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藏南地区，改变当地的传统民族洛巴族的人口比例，企图以此造成合理占有的事实，进一步增加了解决中印领土争端问题的难度。
2.4 对地缘安全评价的视角启示
巴瑞·布赞和琳娜·汉森曾指出，安全的基本认知只有包括三个部分的综合才是全面的。这就是“客观安全”“主观安全”和“话语安全”。这也是安全的客观性、主观性和主体间性的基本属性的体现。然而，当今中国国内的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大多人都忽视了安全的三个基本属性，有的受西方舆论的影响，认为中国崛起难以实现“共赢”；有的过分强调安全的客观标准，而急于强化军事力量以缩小与强国之间的差距；有的则单方倚靠自己的主观意识和过去的历史经验，过度强调安全的“主观性”。实际上安全化的过程，是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它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这两者“主体间性”的安全认知的共享程度，才是认识行为主体行为的一个关键[19]。本文就根据安全研究的转向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提出一种地缘安全分析的新的框架（见图1）。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地缘安全分析框架，是基于中国当前地缘安全形势以及现有地缘安全研究基础，通过对安全研究转向的启示研究分析得出的。当今地缘安全的概念和内涵日益丰富和深化，要对中国地缘安全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必须知道研究的主体是什么，即“谁的安全”，将地缘安全研究按照不同尺度进行层次分析，是因为不同尺度的地缘安全的行为主体和其他相关因素是不同的，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评估；其次，将地缘安全研究内容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分析，是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行为主体、指涉对象、动力和矛盾，需要用自己的术语来加以理解，并且不同尺度的地缘安全涉及到的研究内容也是不尽相同的，将内容进行分领域分析，也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简化作用，当然，分领域分析由分解开始，以汇合而终，最终将不同领域作为整体的一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可以达到更全面而清晰的目的；最后，地缘安全研究不可忽视安全本身的“三维”特征：客观性、主观性和主体间性，只有从安全的“三维”特征入手进行地缘安全分析，才能真正了解和评判地缘安全，即除了明确地缘安全主体、将地缘安全议程进行分解研究并找出地缘安全在政治上的定位之外，还需要找到在行为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合理架构，才能实现成功的安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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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5
关键词：和谐世界理念和谐社会和平与发展体系构建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价值的外交构想既要源于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认识，又要具备对国际关系的反思。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西方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结构，权衡“软权力”与“硬权力”的相对重要性。“和谐世界理念”正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增强中国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试图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系统研究，着重探讨理论来源，挖掘其时代背景，再思其体系构建。
一、理论溯源
20p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在讲话中，提出r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和谐世界理念率先由中国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源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特质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横摄于各个时代的各务实派思想文化之中，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形式。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包容和仁爱的精神以及和为贵的处事哲学等方面。这些内涵无不包含着和谐、和平的理念，在古代就成为国际关系中处理民族及国家间关系的法则。“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也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全球化加速发展，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在联合国首脑会议_仁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正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和合”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必然演化。中国提出这一理念，旨在依此向世界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其次，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国初期，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以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此后，以和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继续坚持独立自卞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动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E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i皆世界”新理念，显示r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政策的鲜明特点。既是对我国传统外交政策继承和升华，义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标的进步性、崇高性和创新性。
再次，是中国对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
美国总统一肯尼迪曾在1969年评论说:“人类必须避免战争，否则的活战争就会毁灭人类。”肯尼迪的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战争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而出现的，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出现战争的年数远远超过和平的年数二在核武器时代，一旦爆发核战争，战争的死亡人数将会从每年百万飘升至瘫分钟百万，完全有可能毁灭人类。指出:“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正是源于对人类战争灾难以及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刻反思，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构想，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寻求发展的愿望，契合了时代主题。
第四，是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并认为:“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二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川<}uu“人们都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一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间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贵任。此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澎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站在全球发展的制高点，纵观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幻，根据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准确预测，提出了战争在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将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今世界，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中国也清楚地看到，世界上仍存在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人类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只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就能够逐步实现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思想，希望通过构建“和谐世界”，使世界各国在和谐的氛围中，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世界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
二、时代背景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孤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严重阻碍了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霸权主义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文明冲突论”、“单极稳定论”、“人权高于”、“新干涉主义”等一系列论调的出现，仍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冷战后积极鼓吹美国治下和平的霸权理论，欲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实力，企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对持不同理念的国家经常挥以大棒。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委内瑞拉到朝鲜、伊朗核间题;从邪恶轴心到对问题的无端指责;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美国霸权的影子。正如乔治·索罗斯所批评的:“开放社会承认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谁也不能掌握最终真理，而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则断言，正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所以我们更有道理，因此也更有权力。f6l<ca”因此，如何制约霸权主义，构建有利于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秩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其次.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国际延伸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相互关联。如果国内社会失调，对外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就缺乏说服力。因此，内构和谐社会是外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同时，外部环境同样影响内政的建设，和谐的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如果我们面临的外部世界总体趋向和平与发展，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会顺利的进行;相反，如果外部世界不稳定，甚至爆发大的战争，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随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建设和谐社会就成为国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在总结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内构和谐社会、外推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理念。从而把我国自身发展与促进外部环境的和谐统一起来，保证了我国治国理念与外交思维的统一，防止了外部事务与国内建设可能出现矛盾;同时进一步明示了我国的外交理念，减少了因不确定因素而引起的误解的可能。
再次，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望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严重威胁世界的安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要解决这两大问题，既得要和平，更得谋发展，两者缺一不可。在新世纪、新阶段这一理念仍然适用。近年来，由于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造成了新的国家和地区陷人战争漩涡之中。因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与反恐怖而引发的冲突相互交织;发展也面临许多困难，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挑战都改变不了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主流的现实。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总体保持稳定，利益相互交织。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深人发展也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局势仍将保持总体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但局部战争、局部紧张、局部动荡仍会持续，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并不和谐。面对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让世界少一些战火，多一些安宁;少一些贫困，多一些富足;少一些对立，多一些合作。“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别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正是顺应了时展的基本潮流，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诉求。
第四，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要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多亿美元，已经发展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0综合国力的巨大发展，是中国政府外交心态变化和外交理念转型的基础。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的心态，即“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种“受害者心态”妨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自信日益增强。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指出:和谐外交的基础是实力与自信。没有实力，人家就不会跟你搞“和谐”。·一中国抛出上百亿美元采购欧洲与美国的大批客机，对伊朗和印尼进行上千亿美元的能源长远投资，这种运用经济财力资源来推动政治外交关系的情况，是以往中国外交所不可想象的。川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也是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s1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融人国际机制，从现有秩序的批判者转变为有保留的认同者和建设性的融人者。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以行动证明自身的努力，通过积极参与制订、修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制度建设，改变当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和谐世界理念向世界表明，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上将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经济上也会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回馈。中国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三、体系构建
为在世界推进和谐世界理念，使其效能最大化，有必要做出新的尝试。
首先.平要改革外交思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机制
中国对外交往的目的与美国不同。美国追求的是利益全球化，向世界推销其硬权力主导下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试图使世界各国都臣服于其霸权体系下，并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的国家;而中国推行的是和平外交，其目标是塑造中国形象和营造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追求“和为贵”的境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应将和平外交提升至战略高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体系，使其成为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强大推动力，以此来践行中国和平外交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新的和平外交思维。它凸现了在一个“无序世界”里，“霸权稳定论”不能一统天下，国际体系需要平衡、需要和谐。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当今世界开出的一剂“良药”，体现了新理想主义的精髓，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必将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和谐世界理念”正可以成为构建中国和平外交机制的逻辑起点。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谐世界理念是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延伸。必将有助于改变世界民众对中国发展的一些错误认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有助于我国占据国际道义的至高点，反制美国的民主化战略;有利于遏制“中国”甚嚣尘上的局面;有利于我国更好地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
其次，必须主动出击，利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影响力、亲和力和吸引力，力促‘，和谐世界理念”在世界流行中国战略文化涵养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感情。其主要内核—“和合”与“中庸”的思想更是博大精深。“和合”强调“和而不同”与多元共存，崇尚“和为贵”，反对战争和征伐;“中庸”强调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种“中和”内涵决定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质和外交哲学本质必然是“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统一，为和谐世界理念在世界的流行提供了哲学依据。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也造成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保守和内向的倾向，体现在外交领域就是缺乏先人一步的主动出击战略。“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的基调，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口敛以及谦和的姿态，但是这种外交政策在规避一定风险的同时，也给中国外交造成一定程度的被动。
和谐世界的理念虽好，可以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出路，是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你不去主动向r比界表达、宣传、解释，就有可能被别国错误解读。与其可能被别人错误解读，不如自己主动出击，对原有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并阐述“和谐世界”的理念就体现了某种改变的迹象。‘但笔者认为力度还不够，不仅是高层领导，学者和民间也要动起来，要通过学术与民间交流来加速这一进程，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强化公共外交来推行这一理念。
再次，积极推动并强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作用，规范国际行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谐的基础，但民主并不等于和谐，要强调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和制度，尊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现代国际法的主要准则，体现在《联合国》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法文献中。它们是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原则的制度保证。这些准则包括:所有会员国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等。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国际法基本准则凝聚了现代条件下各国公认的世界民主、平等正义的国际道德。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能有效保障各国的独立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之，国际关系就会陷人紧张、动荡之中，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就会受挫。:
因此，我们强调建设和谐世界，就要严格遵守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尽管其基本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体现了大国的观念和权力，但是基本可行、相对合理，我国也从中受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在维护的基础上改善、创新，使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促进自际关系的民主化。
最后，树立“新安全观”，构建集体安全机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两种因素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疾病和自然灾害等成为威胁全球安全的主要因素。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现实也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旧安全观，特别是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旧安全观，是世界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应该携手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新安全观以互信为本，反对依靠军事同盟和增强军备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主张互利原则，反对以牺牲他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追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以平等求安全，主张各国加强安全问题.上的相互协作，保障共同安全和世界和平。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6
文化、规范与国际集体认同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风俗等。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 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 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认同等概念作了明确 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据建构主义的研究，国际关 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 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 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 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规范(norms)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 会约定，规范也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 ，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 征是它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文化规范不仅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构国 家外交政策的构成性要素。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识到规范 的重要性，但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对形塑国际关系的作用要超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识 到的规定国家行为，并强调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构国家身份和培育集体认同是其更深 远的影响之所在。(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01 ,p.4.)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 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 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注：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 ，《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 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 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 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 ”。(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 85页。)
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本身是 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 完全的超越。温特认为：“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但是，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 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 ”，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 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国际集体认同 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 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 作性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87页。)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 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 用倍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 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 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 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注：乔卫兵：“认同理 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页。)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 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 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 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 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 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 动。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 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 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 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 识。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 性作用。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 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 行为产生影响，(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 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 同的价值。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 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政治进步、经济发展 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 主导的共同体中。(注：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 1年第2期，第18—25页。)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 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温特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 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 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暴力以 图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 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 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 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 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 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 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在三种无政府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 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注：参见亚历山大·温 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 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 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 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当参 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即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并因而舍弃对 相对收益的追求，关注合作区域或更大范围内参与者的利益，视区域利益或全球利益为 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步骤，各国间才能培育出地区意识或者全球意识，形成积极的集体 认同。积极的集体认同不仅能使合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而且使合作的范围得 以扩大、稳定性得以提高。(注：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集体认同与国家外交决策
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 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 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认同、利益与国家外交决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这个国家的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在一国的对外政策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 要的作用。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正如摩根索所言，利益是评价和指导 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当然，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 权力，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温特指出，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 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独立)、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 等。(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根据建构主义 理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直接塑造的。国家 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由行为体的 身份与认同界定，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注：Samuel Huntington,“TheEros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7.) 。身份塑造利益，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而不是观念本身直接支配着人们的 行动。(注：[德]玛丽安妮著，阎克文等译：《马克斯·韦伯》，图宾根：J.C.B.摩尔 公司1926年版，第347—348页；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图宾根：J.C. B.摩尔公司1920年版，第252页。转引自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 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 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 6,No.2,Spring 1992,pp.391—425.)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身份是利益的前 提条件。有时行为体可能会根据利益选择身份，但是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 份为先决条件的。而身份并不等同于利益，也不能还原为利益。身份规定了行为体的社 会属性，利益表示则是解释行为主体行为动机的内窥镜。行为体的利益依赖于身份，身 份是行为体的利益指针。故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因；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 方向。(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0页。)身份与利益结合 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 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 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 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 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 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 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 。)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 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 》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 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 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 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 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 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 y”,World Politics,Vol.50,No.2,
January 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 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军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 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 Berger ,“Norms,Identity,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in PeterKatza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 的警察和军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 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 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 Katza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 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 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 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 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 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 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 益，“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注：Samuel Huntington,“The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 97.)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 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 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 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 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 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 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 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 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 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 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 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 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 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 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 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cy: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15.)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 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 ，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 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规范的功能不仅是因果性地规定国家的行为 ，比如，因为某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故其行为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而 且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略的是，规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使其 拥有新的身份和利益，进而使其行为得以转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一国的认同 和身份，进而使其利益及行为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家从国际 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 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因此，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 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 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注：Martha 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2.)
不仅规范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国际制度也对国家行为具 有深层次的规制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政府状态，通过提供 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注 ：Robert Cohane and Lisa 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5,p.47.)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 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身份和利益。(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p.22.)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 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趋势”。(注：亚历山 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确立 国家之间的认同，约束国家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国际体系的建构规范和管理规范使 国家不再根据现实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进行思考和行动。怀特认为：“没有成员之间一定 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注：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 1 993.)建构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ies )将得以实现，而国家将根据与支撑集体安全机制相同的规范或制度行动。(注：Emanuel Adler,“Arms Control,Disarmament,and National Security:A Thirty Year Retrospective and a New Set of 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 1991,pp.11—18;Richard Ashley,“The Geo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Space: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lternatives,Vol .12,No.4,October 1987,pp.428,430;Rochard
Ned Lebow,“The Long Peace,the End of the Cold War,the Failure of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
1994,pp.269—277.)因此集体认同还主要通过国际制度影响国家的外交决 策。
因此，集体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 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社会互动重塑国家认同，进而改变国家利益；国家身份的社 会化过程形成国际集体认同，并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形式得以固定，集体认同影 响着利益的规范化构造，积极的集体认同使国家利益从利己不断走向利他。
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
与国家内部的有政府和有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中央权 威机构。国家的行为一般反映某种无政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 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 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政府 逻辑，按照体系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和冷战结束后的 美国与俄罗斯，由于认同的转变双方关系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视对方为敌手进行 彼此遏制转变为相互接触与合作。温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无 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塑造不同的国家间身 份——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并对国际安全发挥 直接的决定作用。
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 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 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而 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军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 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 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 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 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 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 (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 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 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 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 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 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 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 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 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 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 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 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第331页。)而对手身份却对暴力使用有所节制；敌手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没有内 在限制，除非受到实力或外部力量的制约，对手之间的暴力是自我约束的，受到相互承 认生存权利的管束。(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 )一言以蔽之，霍布斯文化是一种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而洛克文化则是文明 社会的对抗。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政府自助体系，其中 ，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政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 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 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 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 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 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 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 ，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 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 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 ，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 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 重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 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 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 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 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 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 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 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 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 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图中从来就没有犹太 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 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暴动的方 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 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 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 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 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 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 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 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装，不消灭对方就被对方消灭是双 方共同的理念，战争成了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双方陷入无止境的暴力循环。在霍 布斯状态下，国家的安全诉求却使国家窘于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之中。
洛克文化构建了另一种安全文化：在 原则下各国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不再视 对方为敌人而是竞争对手，相互的存在不再给对方的安全造成威胁，在国际法的约束下 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不以杀戮和夺取对方生命的方式实现自身安全，即使使用暴力解决争 端，其程度也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内。(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2页。)在洛克文化下建构的集体安全，是以集体力量威慑 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 安全保障体系。(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76页。)其目的是为 防止内部成员对其它成员发生侵略行为。在一个国家无论采取“自助”还是“结盟”( 国家仍是自助的)的手段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 和可靠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途径。但是集体安全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洛克状态下 ，国家虽然告别了“一国的安全即为别国的不安全”的安全困境，但国家间的竞争对手 关系和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依然存在。其次，集体安全体系依靠共识和契约的约束力 量凝聚内部成员，保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但体系内一方实力的消长必然打破原来的平 衡，带来国家间不同形式的冲突，破坏整个安全体系的稳定。第三，因成员对威胁安全 的危险程度的评价不同，如威胁在地理上与本国相距遥远，或者即使临近危险但由于种 种原因可以避开，集体安全因此无法保证成员在维护他国安全时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 第四，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安体系打击“侵略 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第383页。)如美国对南联盟、伊拉克的军事打击。
在康德文化中，成员国相互间积极认同，任何一国之安全都被视为所有成员国之安全 ，国家间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手段。(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What States Make of I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 pp.400—401;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97—302.)康德文化建构的 不是集体安全体系，而是高于集体安全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机制。在康德文化的多元安全 共同体内，“国家间将积极地界定彼此的身份致使每个国家的安全被看作是所有国家的 责任”(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400.)彼此互信，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 平变革的预期”(注：Emanuel Adler,“Arms Control,Disarmament,and NationalSecurity:A Thirty Year Retrospective
and a New Set of 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 1991,p.11;Richard
Ashley,“The Geo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Space: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 1987,p.430.)，国家将不再以自助和自利的范 畴进行思考，而是以国际共同体的术语来界定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新世界中，“国家利 益就是国际利益”。(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 6,No.2,Spring 1992,p.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