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保护论文范文1
关键词：平等权基本权利差别对待合理差别
一、平等权的基本概念、性质
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体系中，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
平等权既是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又是宪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关于平等权的性质，胡锦光教授认为其不但具有综合权利体系的性质，同时又有作为宪法指导原则的性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宪法中有所反映才能彰显自己的地位。确立了其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是确立其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如果平等权仅是一个基本权利而不是一项基本原则，就无法保持其完整性，也会影响它在众多基本权利中的指导意义。总之，对于权利性和原则性这两个方面，忽视任何一个都会造成对平等权性质的错误理解。
二、平等权的基本内容
2.1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基本内容的首要方面就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规定的含义有三：①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②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绝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③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制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处罚。
2.2禁止差别对待与合理差别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到两大原则：第一原则—平等自由的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原则—适合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存储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罗尔斯的意思是首先要平等自由，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到机会平等和合理的差别。
因为平等有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两种类型。为了实现平等对待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有某种限度的不平等或者倾斜去补偿另一项的不平等。这样就产生了差别原则。差别可分为合理差别和不合理的差别，不合理的差别就是差别对待，合理差别就是罗尔斯第二原则中的合理的差别。
(1)禁止差别对待
差别对待也就是不合理的差别，没有合理依据的差别，主要包括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出身、、教育程度、党派、财产状况等理由所采取的法律上的差别或者歧视。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宪法原则。
(2)合理差别
合理差比是指根据实质平等上的平等原则，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是为了保障实质平等权的实现，而由国家根据权利的基本价值理念衡量判断的结果。
三、公民平等权的保护
保障公民平等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保障平等权符合法治的要求。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平等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保护公民个人的平等权不仅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而且有助于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其次，保障平等权符合人权的要求。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权在宪法中的体现，所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也就是保障了人权。再次，保障平等权有助于公民其他的权利的保护。宪法中公民的平等权是公民其它权利的基础，对其它权利的实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目前平等权的保护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不仅在宪法中规定了平等权的条款，而且在04年修宪中增加了保护人权的规定，但是平等权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3.1认清平等权的重要性，加强对平等权的立法保护
平等权的保护首先应体现在立法上，如果没有法律内容上的平等，保护公民的平等权就是一句空话。要把平等观念和平等原则贯穿于整个立法过程中，无论在制定宪法还是在制定其它法律法规中，以切实保护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竟争和发展。在立法过程中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宪法应借鉴和吸收先进国家和国际人权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把平等权的基本内容详细阐明于宪法之中。第二，在其它法律中将平等权与其它权利结合起来，使平等权渗透到公民权利的各个领域，使公民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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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整理。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7.
[2]李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3]刘心稳.民间文艺作品：呼唤立法保护[J].时代潮，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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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法草案还在立法机关审议之中，其中有关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容是否有所修改以及作了何种修改，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缺失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的创新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解说
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早期的“不准翻供”原则，二战以后在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法治实践中提到广泛认可和运用。其中德国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贯彻最为到位，因而该国又被称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母国。
信赖保护的内涵何在？
德国学者何意志这样概括：“撤销违法行政为必须区分负担性和授益性行政行为，对于违法的负担性行政行为，在其相对人已经不可诉请撤回之后，行政机关仍得全部或一部分撤销之。但对于确认权利或法律利益的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可以撤销，这是因为受益人对此行政行为的信赖应受到保护”。何氏还进一步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信赖保护’原则高于‘法律优先原则’”。
人们日渐注意到，因政府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行政决定一旦作出，法律要求相对人对此予以信任和依赖。基于这种信赖因素的存在，法律也理应充分认可并保护相对人基于其信赖所生之利益，禁止政府行为以任何借口任意变更既有行政决定甚至反复无常，哪怕是“有错必纠”也应予以必要的限制。基于这一考虑，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主要限于以课以义务为内容的违法行政行为方面，在此领域，即使相对人已逾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令期限，行政机关仍可随时撤销这类违法行政行为；但在授益性行政行为方面，信赖保护原则取代法律优先原则而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对于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尤其违法原因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情况下，应当首先着眼于保护受益相对人权利或者利益，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径行撤销。如确实出于明显重大公共利益需要而收回该项权利或者利益，也必须给予受益相对人充分补偿，以免让相对人承担政府自身违法的责任。
简言之，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存在违法授益性行政行为的场合，处理方式以维持现状为原则，以特别事由撤销并予以充分补偿为例外，以体现特定领域侧重保护私益的要求。
信赖保护原则的形成，既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需要，也是民主与法治相互渗透交融的结果。通过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理性平衡，促进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反观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与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比如，某著名景点的政府部门一度违法审批大量违章建筑，直至有关国际组织出面交涉，行政机关又一纸命令拆除了这些早就发了“准生证”的建筑，业主损失惨重。又如，每当某一行政管理领域违法现象猖獗、社会反响强烈的关头，政府就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整治”运动。
在此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对人，不论是否已经获得有关部门的行政许可，也不论是违法还是守法，要么全部重审核发证，要么一律予以取缔。政策制度可以朝令夕改，具体行政行为当然也没有多少信赖可言，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严重损害。长此以往，不仅行政法治的目标难以实现，社会公众也会丧失基本的安全感。
行政许可立法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的模式选择
行政许可属于授益性行政行为，理应受信赖保护原则的约束。在对待行政机关违法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时，显然应当以一般不撤销为原则，以因公共利益特别需要而个别撤销为例外。笔者无从得知行政复议法草案有关条文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仅仅是以一般撤销为原则，以避免公共利益重大危害或者私益重大损害而不撤销为例外，尚不能说已经真正贯彻了信赖保护原则。这样一种以撤销为原则、以不撤销为例外的规定，与其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赖保护原则，还不如说重在承继传统的有错必纠观念，因为信赖保护原则侧重于私益的保护，而有错必纠观念与以往的法律优先原则一样，强调的是无条件地维护公共利益。
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国家，如果过于绝对地强调公共利益，必将导致对个人利益的某种漠视。
按照这个思路构筑行政许可制度，就可能使本来完全合乎获得行政许可条件的相对人，仅仅因为行政机关一方的违法行为而导致行政许可决定的瑕疵，也将“依法”面临一律予以撤销的命运，而相对人如若企望保留现在权益，只能被迫走上重新申请行政许可这条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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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41-02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与固态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法律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 2 条第1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定义突出了“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及其在族群文化认同、族群间相互理解尊重、促进人类创造力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作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的确立受到公约的直接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年 3月26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第3条还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对“非遗”的定义强调了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只有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件的民俗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学领域的差异。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鲜明现代人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法律概念,它应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标准,并能促进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依据法定的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项评审标准。
二、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背景及概况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成果,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由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构成。人类从对有形文化遗产保护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最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我国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仍未涵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部地区的现代转型导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民间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如何协调“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成为西部开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如何防止“非遗”的过度开发,如何摆脱“非遗”自然传承中的困境与危机,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中私权与公权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急需专门法律的规制与调整。西部政府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建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与机制,规制“非遗”的商业开发,挽救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的“非遗”保护立法走在全国的前列,截止2008年,部分西部省区已经通过了“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宁夏、新疆都已经公布了各自的“非遗”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的“非遗”保护法规,是西部地区推进法治进程、构建西部开发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将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三、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一)平衡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我国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西部开发中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果缺乏协调二者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规范,经济开发很可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危及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前提。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社区、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结晶,是民族与群体认同的载体,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根基。在法律规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促成“非遗”的活态传承模式。
(二)平衡传承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应把平衡持有人、传承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重要的目标,即一方面承认传承人的私权,同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对其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22条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由国家确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并给予财政支持和明确其职责的传承人制度是“非遗”保护法规的重要内容,传承人享受一系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传承非遗技艺的义务。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同时也必须是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章对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代表作中成就突出、技艺精湛的代表人物,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第29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权利是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依法向他人提供其掌握的知识、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取得相应的报酬。第30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履行的义务是“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承人;依法展示、传播、宣传、弘扬和振兴传承技艺”。该条例对于社会公众的考察、参观行为也做了原则规定,既维护了非遗持有人、传承人的权利,也保证了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权利。
(三)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与本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规应确立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贯彻“合理利用”的方针,协调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非遗的商业开发应该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决定了对于一部分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必须实施动态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在保持本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赋予传统的遗产形态以合理适当的现代内涵,通过发掘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直接服务于当代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本真性,即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其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②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理念,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③ 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当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如属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 “非遗”不可能人为地生产出来。
总之,西部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将在西部法治社会的构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权益维护及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齐爱民主编:《知识产权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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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加强对原产地名称的法律保护
原产地名称是地理标记的一种，但它不是仅仅表示产品来源的普遍地理标记，而是一种不仅表明产品来源于某地，而且还表示该产品质量或特点完全或主要取决于该地域的土壤、气候、水质、原料、传统制作工艺、加工技术等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的特殊地理标记。
原产地名称通常是由“地理名称+商品名称”构成，如“吐鲁番葡萄”。由于原产地名称与产品的特定质量和特点密切联系，实际上就是一种质量保证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对生产者和经营者来讲，原产地名称不仅是他们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的工具，而且也日益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的竞争手段。对于原产地来讲，原产地名称的利用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特色农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进程。而对于日益注重生活质量的消费者来说，可以满足他们对高档、优质产品的需求。原产地名称的这种功效正是其商业价值的体现，也是它成为工业产权保护对象的原因所在。然而实践中，对于原产地名称的使用却存在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假冒原产地名称的行为猖獗。所谓假冒原产地名称是指原产地以外的企业在同类产品上冒用原产地名称，例如，“河南**食品厂”在其生产的醋类产品上使用“山西老陈醋”字样。这种假冒原产地名称的行为，损害了原产地生产者的利益，欺骗、误导了消费者，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使许多久负盛名的原产地名称的信誉一落干丈。所以，打击假冒原产地名称的行为，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一样重要和紧迫。
2、忽视原产地名称的商品质量。原产地名称是基于原产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产地的世代劳动者集体智慧积淀的结果，是产地劳动者的集体财富，它是一种集体权利，所以，凡原产地的所有企业和个人，只要其产品符合传统工艺、质量、特点等要求，都有权使用。但实际中，许多使用原产地名称的企业片面强调产地的真实性，忽视了原产地名称对产品质量的内在规定性，仅凭一个知名的原产地名称就希望得到可观的利润。这种对原产地名称的滥用，既损害了原产地名称的信誉，也损害了所有使用该原产地名称的企业的信用，同时也损害了原产地名称的知识产权价值。
3、对原产地名称的管理和保护不力。我国在很长时间里缺乏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法律规定，致使不少原产地名称被产地内甚至被产地外的企业申请了商标注册，这些商标注册人不仅有权独占、使用其注册商标，还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或依法转让。这种做法必然剥夺了原产地内的其他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使用原本属于他们的原产地名称的权利。
二、保护原产地名称最有力的手段是将其注册为证明商标
目前，我国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法律主要有《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等。
《产品质量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或经营者不得伪造产地，违反规定的，依法处理。这两个法律所规定的“禁止伪造产地”，当然包括“禁止伪造原产地”。但是，“伪造产地”与“伪造原产地名称”不是一个概念，在伪造原产地的情况下，为了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违法者还往往伪造原产地名称，此时，两种行为就发生了竞合，如河北出产的醋类产品，标上了“山西老陈醋”和“清徐县醋业有限公司制造”的字样。但不管怎样，伪造产地不等于伪造原产地名称，有了禁止伪造产地的规定也不等于就有了禁止伪造原产地名称的规定。所以，《产品质量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才原产地名称的保护是有缺陷的。
《商标法》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这一规定，禁止将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的原产地名称作为商标注册，但是却并不禁止县级以下的行政地名（如“道口”烧鸡）以及不属于行政区划名称的地理名称、历史地名（如“山海关”、“三峡”、“王府井”、“三晋”）作为原产地名称进行商标注册。这就为原产地外企业合法却不合理地将这类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自己的商标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原产地名称保护埋下了隐患。
《商标法实施细则》第6条规定，“经核准注册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受法律保护。”“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制订。”依据该条授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4年12月30日颁发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给保护原产地名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它规定“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检测和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其以外的人使用在商品或服务上，用以证明该商品或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其中的“原产地”表明原产地名称可以注册为证明商标。当原产地名称被注册为证明商标以后，该商标就被称为原产地证明商标。从上述内容看出，《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对原产地名称的保护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商标法实施细则》和《办法》规定的可以将之注册为证明商标的内容才是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最有效的办法，特别是《办法》，虽然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但却是比较具体地规定了证明商标的注册条件、使用管理规则、转让、保护等问题的唯一的一部法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缓解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具体来讲：
1、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防范和打击假冒原产地名称的侵权行为。《商标法》第3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该法第7章“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既规定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各种情况，又规定了侵权行为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后，就取得了与普通商标同等的效力，当然受《商标法》保护，同时也受《办法》、《产品质量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的全面保护，这无疑有利于打击各种侵犯原产地名称的行为。
2、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对使用原产地名称的商品质量的监督。《商标法》第6条规定：“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第31条规定：“使用注册商标，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不同情况，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款，或者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办法》第14条规定：“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不履行控制职责，致使证明商标使用人的商品或者服务达不到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要求，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注册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些规定，对于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的商品质量监督会发生积极的作用。
3、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企业的品牌宣传和消费者认牌购货。现代企业的广告宣传很大程度上是商标的宣传，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企业通过宣传，能够向社会公众表明该产品所拥有的与原产地相关的特殊品质，这是普通商标宣传所不具有的特点。
4、原产地名称
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维护原产地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发展地方经济。如前所述，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防范和打击假冒原地产地名称的行为，这就在客观上维护了原产地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从宏观上看，原产地证明商标就是地方产品中的“名牌”。实践证明，充分发展原产地证明商标所指示的产品，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做好原产地证明商标的宣传、注册、管理工作
证明商标是我国商标领域的新问题。做好证明商标工作，现提出几点建议：
1、做好证明商标的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目前，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原产地的生产经营者由于缺乏商标基本知识，对证明商标知之甚少，要纠正对证明商标认识上的偏差，特别是生产者和经营者对证明商标认识的淡漠，就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有关证明商标的基本知识、重要作用、注册和管理办法等，让产地的生产经营者摒弃传统观念，依法注册、使用、保护证明商标，也使投机者慑于法律的威力，而走上正当经营之路。
2、择机注册原产地证明商标。
在原产地名称标示的众多名优产品中，有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家喻户晓，像“山西老陈醋”；有的在本省闻名，如山西“柳林红枣”；有的在本地区或本县知名，如山西“闻喜煮饼”。不管这些产品的享誉范围有多大，只要具备特殊的品质，符合《办法》规定的条件，就可以考虑将原产地名称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申请证明商标注册的，申请人除具备普通商标注册申请人的资格条件外，还应提供由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说明申请人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特定品质具备监测和监督权力的证明文件，同时附送该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
3、加强对已注册的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
（1）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产品与使用原产地名称的产品一样都必须与原产地有密切联系，所以只有原产地内的生产者才有权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原产地外的生产者不论其产品的质量特点是否与原产地证明商标特定的要求一致，或者采用了与原产地内生产者相同的原料或技术获得了同种产品，这个产品也不能使用该原产地证明商标。
（2）遵循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证明商标与普通商标存在不同之处，这就是普通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别商品的不同生产者，而证明商标除了能指示商品的来源外，消费者传送的最强信息则是该商品或服务拥有经过商标所有人检测的特有品质，是足以依赖的。正是这一特殊的功能，决定了证明商标必然也必须有自已独特的使用管理规则。按照《办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应当包括：①使用证明商标的宗旨；②该商标证明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特定品质和特点；③使用该商标的条件；④使用该商标的手续；⑤使用证明商标的权利义务和违反该规则应当承担的责任。”这就告诉我们原产地名称获准注册为证明商标后，即使是产地内的企业，其商品和服务已经达到证明商标规定的条件，也不能随意使用，而必须向注册人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使用规则所定条件，履行了相关手续后方可使用，否则，即构成侵权。另一方面，产地内的企业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证明商标规定条件的，注册人不得拒绝其使用。
（3）与证明商标使用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证明商标能否转让。我们认为，证明商标毕竟也是一种商标，也是所有人的一项民事权利（知识产权），应该允许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依自己的意志处分。但对证明商标的处分比对普通商标的处分要有更严格的要求。转让证明商标必须遵守的条件有：第一，受让人必须是对证明商标指示的产品质量、工艺等有检测能力的社会组织。任何注册商标的转让都必须保证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这既是维护注册商标信誉的需要，又是满足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质量要求的需要，所以受让人必须具备转让人拥有该商标时主体资格条件，对原产地证明商标受让人来讲，其核心条件就是具备检测和监督商品质量的能力。第二，原产地证明商标可使用的地域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原则上只能在原产地范围内转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原产地”的价值，其商品才能反映出原产地所特有的质量特点和工艺水平，才能取信于消费和用户，也有利于对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产品质量的检测与监督。第三，不能影响原证明商标使用人对该商标的继续使用。原证明商标的使用人之所以有权使用该商标是因为其产品质量等达到了规定标准，如果它们能继续保证产品质量，就没有理由剥夺它们继续使用该商标的权利；另外，证明商标的特点是所有人和使用人分离，所有人是不能使用证明商标的，如果因为转让而不允许他人使用，证明商标的价值就不能发挥，其存在的意义也失去了。第四，必须由转让和受让人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经商标局审查核准，并予以公告，转让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立法保护论文范文6
摘要：言论自由的权利在我国存在着许多被忽视和被滥用的情形，言论自由立法的严重滞后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和理解存在有很大不足。于此，很有必要明确宪法和法律（尤其是刑法）各种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限制的规定，以便公民更好行使言论自由以及不被侵犯言论自由。
关键词：言论自由，宪法，刑法
作者简介：刘海斌(1988-)，男，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法学院2010级诉讼法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3-0248-01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相对权利人来说，这又是其他人尊重其言论自由的义务。权利应该保护，义务必须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之规定，我国言论自由法的法律框架主要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构成，此外，本文认为一些补充性法源如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以及国际条约等也是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立法保护结构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效力。但是就结合近年来前述社会关于言论自由触犯刑法的热点问题，以及本文篇幅所限，故在此仅讨论宪法和刑法规定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一、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1、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宪法在我国言论自由法律保护中处于效力层次的最高端。言论自由历来是我国宪法予以保障的公民的重要权利。新中国成立后的四部宪法中,无论是1954年宪法,还是1975、1978年宪法,都对言论自由作出了明确的保护性规定。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第二章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此可见,在我国,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公民现在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
然而，需要完善的余地仍然存在。由于中国尚没有制定相关旨在保护言论自由的专门宪法性法律，宪法所确立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具体落实。加之刑法所规定的以语言作为行为方式的犯罪存在一些不够完善和合理的地方，致使一些不当追究公民言论自由刑事责任的案例在实践中时有发生。因此加强对言论自由宪法性权利的立法，调整和完善法律对言论自由的立法现状，更好地保护这个宪法权利，已经迫在眉睫了。
2、宪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我国宪法在规定对言论自由进行保障的时候，也同时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并且允许制定法律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使给予必要的、合乎宪法精神的限制。如82年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同时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38条则规定“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这样的规定本无可厚非，因为本来就没有不受约束限制的权利。然而，在公民行使政治中、社会中的言论自由权利时，毫无疑问会侵犯到一些人的利益。在此时，到底是保护该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限制其言论自由呢，法律或者在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会因此而限制其言论自由。虽然采用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宪法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但是实际上某些不合理处理，背后源自宪法的撑腰。
二、刑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1、刑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我国刑法对公民言论自由的直接保护方面的规定显得很不完善。很多国家在刑法中将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作出规定以进行直接保护，例如《德国刑法典》就在第201条明确规定了侵害言论秘密罪。我国刑法中只有侵犯通信自由罪和直接保护言论自由有关系，其他一些诸如诽谤罪、报复陷害罪等都是对滥用言论自由而进行制裁，并非从正面表明保护言论自由。有学者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权利的行使，通常用于表达公民某种强烈情绪，极易影响社会秩序；而当国家需要以强制力维持秩序时，往往要排斥和抑止这些权利的行使，统治者不希望刑法条文对此构成束缚。但实际上，这些理由是难以成立的。这也反映出我国对刑法的价值和目的的定位上就存在偏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可见我国刑法虽然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但并没有像宪法一样将保护公民权利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是把惩罚犯罪作为首要的价值追求，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过分重视打击犯罪而忽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的倾向。
2、刑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与其说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如说是对言论自由的间接保护，其实就是对滥用言论自由的一些限制。因为正如美国宪法学家费斯所指出的，一味地放任公民自由地表达自己，并不能带来社会中各种成员获得平等保护自己的机会，对言论自由的过于放任只会带来某些弱势群体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造成所谓言论自由的“沉寂化效应”――以自由始，以压制终，形成“言论自由的反讽”。为言论自由设定界限进而规制言论自由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本身，而且是保护言论自由必不可少的内容。
（1）对于公民言论自由相对于国家利益的限制。在我国刑法中，刑法分则在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最、第九章渎职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中分别规定了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等罪名。
（2）对公民言论自由相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这方面我国刑法分则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了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伪证罪等罪名，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还增加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3）对言论自由相对于其他公民权力和利益的限制。我国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罪名，这些规定对于保障公民的相关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陈欣新，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李幼琳，论诽谤罪限制言论自由之我国宪法上界线[D]，台北：台湾东吴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