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法论文范文1
关键词：教学方法；方法论；语文教育
对于长期以来的语文“知识中心说”王尚文教授提出“语感论”认为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而语文能力的重点是语感，王荣生教授提出“内容论”认为教学方式是重要的，体现先进理念的教学手段应该被大力发扬。
刘永康教授的“方法论”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教学方法论是以教学活动中各种教学方法与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性质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已有教学方法及其体系背后的理论基础、核心构成与教学对象的各种复杂关系，以构建和解决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和相应的新理论基础为核心任务”[1] 王尚文、王荣生和刘永康三位教授分别从语文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三方面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分别提出了“语感论”、“内容论”和“方法论”。其研究成果已形成语文教学论的一个有机而较为完整的整体。
一、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1.辩证法思想
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哲学方法论为其可靠的基础，“方法论”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学术界一般把“方法论”总结为三个分类：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讨论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一般方法论属于一种共同性学科的方法，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科学方法论是一定的科学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不同，语文教育“方法论”涉及多种关系，如师生关系、语言与思维关系、导学与自学关系、课内与课外关系、继承与创新关系、智力与非智力关系、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等。
2.教育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继承了孔子、老子和《学记》的教育思想，针对传统语文“少慢差费”的弊端，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教学方法，
3.心理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注重根据一般心理认知规律，去把握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法的本质就是学法，要以学定教，即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二、语文教育“方法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价值。
1、从克服原型启发式的局限性中去突破与超越原状启发式原型启发式主张并实施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学记》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亦说：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研究西方方法论时，刘教授发现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一些缺陷，如我国古代的原型启发式教育理论，其合理性表现在着眼于引发矛盾，开启思路，诱导教学对象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获取知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观点都体现了这些精神。孔子的“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种儒家的人本思想与西方那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大相径庭，这种人本思想给启发式原则若干束缚，把启发式局限在仅仅是引导学生领悟已有的知识上面，从根本上说即不鼓励学生去发前人所未发，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这就可能导致学生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这与发展的现代科学教育观是相违背的。刘永康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人本主义、发现法、接受美学等西方方法论均能启发学生以积极的求异思维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弥补以求同思维为特征的我国传统的原型启发式教学的缺陷。”[2]
2、语文教育“方法论”的本土化、民族化就是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民族思想文化有机结合、相互融通，是本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同化和顺应，面对西方各类方法，要反对两种倾向（盲目崇拜的、失语症、和孤芳自赏的封闭症，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引入了对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十余种理论，包括建构主义、格式塔理论、模糊理论、纲要信号等，尤其是心理学（格式塔）语言学（符号学）和美学（接受美学）方法引入阅读教学的文本分析，大大拓展了文本理解的视阈，能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化静态为动态，化单一为丰富，化枯燥为生动。
我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各国的文化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方法论必须与我国教育改革实际结合，尤其是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必须实现西方方法的本土化和民族法。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话语系统中都能找到踪影，格式塔整体性强调的是“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而依赖于整体，这个从该事物整体中产生的性质，即所谓格式塔质”[3]
三、语文教育#方法论、拓展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以来，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它不仅没有弥补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缺陷，反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严重扭曲了我国的语文教学，导致重讲练轻诵读，重肢解轻整体，重读写轻听说，重课内轻课外，重共性轻个性等弊端。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全面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大胆地有选择地移植西方近现代方法论中对语文教学有启迪作用的科学理论，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本土化。对语文学科文本解读的贡献。《语文教学探赜索隐》一书中“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纲要信号与语文教学”、“模糊理论与语文教学”紧扣汉语母语特点，提供了大量破解文本含义的方法。如在“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一章，训练学生破译汉语符号的“本文”提供了切合母语特点的方法，注意语言符号的变异性，把握语境，注意背景；理解句子的组合原则；认识“本文”的结构及表现手法。
语文教育学经历了经验描述期、历史转型期，至今已发展为一门渐成规模的理论学科教育学，由于方法论教学的原理是建立在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教学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作者认为，方法论教学法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启发功能很强的现代化的科学的教学与教育方法，具有极强的生命力。21世纪的教育教学都要现代化，现行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方法论教学法就很值得推广和运用。
参考文献：
[1]王澍；柳海民. 从唯方法论主义到问题与方法论的统一――改革开放30年教育学方法论研究的知识论立场探寻[J]. 教育研究， 2011（1）：39-44.
理论教育法论文范文2
案例教学法以案例为引导，以学生的交流辩驳为形式，以期达到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驾驭能力的效果。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思维是从具体的经验或具体事物获得印象并对该印象作合乎逻辑的思考，而抽象思维是以具体思维为基础所作的假设与演绎，并对假设的命题进行组合性分析。由此可见，案例教学法应围绕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选择和设计案例，通过案例分析，引导教学对象作合乎逻辑的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对假设命题进行组合性分析。因此，案例教学法的适用应以教学对象、教学目标和教学案例为分析基点。从教学对象来看，案例教学法并不适用所有层次的教学，只适用大学及其以后的学生群体。在讲授抽象理性知识的基础上，举例论证所传授理性知识的可接受性，这种教学方法仍然囿于传统教学方法，并不是我们所主张的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应以具体实例为思维起点，并在思维的基础上，对所涉及的命题进行抽象思维。概言之，案例教学法的实现过程是从思维到抽象思维。按照教育心理学所分析的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7～12岁为学龄初期，12～15岁为学龄中期，15～18岁为学龄晚期。上述三个年龄段分别对应着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习阶段。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一般情况下，7岁以前为人的感觉运动阶段和思维准备阶段，7岁以后具有思维能力，12岁以后具备抽象思维能力，意即初中以上的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并不是案例教学方法的唯一目标，心因动作目标才是案例教学法的最终目标，具备抽象思维能力仅仅是实现心因动作目标的前提条件，学生只有具备了抽象思维能力，才可能自觉实现新感知的事物与行为模式的一体化。而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同一性理论，经历青春期（12～18岁）的青少年面临建立一个新的同一感和角色混乱的冲突。初中、高中的学生具备了实行案例教学法所需要的抽象思维能力的条件，自身也面临着实现社会自我认同的紧迫感。然而，从学校教育的社会分工来看，中学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在大学以上的教育才面临着改造社会、维护现代社会同质性的使命。因而，在中学阶段虽然具备了实行案例教学法的前提条件，但是缺乏社会需求。只有在大学及以上的学习阶段，才同时具备了实行案例教学法的前提条件和社会需求。从教学目标来看，案例教学法并不适用所有课程，只适用于具有实践驾驭培养目标的课程。毫无疑问，案例教学法属于方法论的范畴，而方法论是为社会主体需求服务的，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种“万能方法”。案例教学法也同样不可能适用任何课程。目前，案例教学法成为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几乎泛滥成灾，甚至小学课程都采用案例教学法。经过文献考察，我们发现，大多数都是“伪案例教学法”，仍然属于传统教学法的范畴。太多以讹传讹的学术探讨只能混淆视听，使案例教学法误入歧途。不管是从案例教学法的哲学本源还是从案例教学法的实践发展来看，案例教学法都旨在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驾驭能力，是一种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教学方法。哪些课程能够使用案例教学法，既不是由教学主体决定，也不是由教学对象决定，而是由教学培养目标决定。学校按照教学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不同的课程所承载的培养目标不同。只有需要学生运用抽象思维分析社会实践素材的课程，才需要适用案例教学法，否则就是对案例教学法的背离。从教学案例来看，并不是所有案例都适用案例教学法，只有对研究命题具有组合性争议的案例才适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驾驭能力为目标，而抽象思维是以具体思维为基础所作的假设与演绎，并对假设的命题进行组合性分析。因而，承载案例教学法培养目标的教学案例应当具有研究命题的多种假设及组合性争议。通过对具体案例相关理性认知争议的思辩，学生运用抽象思维能力进行去伪存真，在自我调节的基础上实现心因动作的教学目标。恰当的案例是实施案例教学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首先，所选的案例要具有典型的知识性。案例是传递知识的媒介，是向学生展示间接经验提高认识能力的载体。很多老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在选择案例时过于注重案例的趣味性，忽视了知识性，使案例教学沦落为“讲故事”，这种做法偏离了案例教学法的本源。其次，所选案例应具有广泛争议性。案例是知识的载体，而知识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理性知识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内部联系，只有案例所反映的理性知识具有广泛的争议，才能激发学生运用抽象思维能力，对组合性的争议进行思辩，进而在大脑中形成强烈的主观映像，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再次，所选案例应贴近学生的社会生活。德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研究表明，学习无意义材料的保鲜率呈急剧下降趋势，在学习1小时后，仅保持40%左右，学习一天后，仅保持1/3，学习6天后，仅保持1/4左右。有意义保持与遗忘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也表明，人们对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信息自发产生学习热情，并且容易记住相关信息，而对自认为不重要的信息往往容易忘记。所选案例只有贴近学生的社会生活，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记住相关的学习信息。
二、案例教学法的实施现代教育的教育目标
包括认知情感目标和心因动作目标，案例教学法通过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驾驭能力实现上述目标，而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驾驭能力的培养又通过教育活动当事人的行为实现。因而，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应围绕教育活动当事人的教学行为和学习活动展开。首先，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应编选并下发适当的教学案例，科学构建案例展示载体。学校教育过程的实质就是塑造或改变学生的个体经验组织或认知结构。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塑造或改变学生的个体经验组织或认知结构主要通过案例进行，选择的案例要突出知识性、争议性，贴近学生生活。在上课前，教师要充分分析案例，提炼案例所涉及的争议命题，比较分析相关争议焦点，并将相关教学材料提前下发给学生，让学生有充分的思考时间，避免学生上课时被动听案例，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案例争议观点的思想激辩活动。教师辛苦的课前准备无形中向学生传递了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期望，这种期望对学生的学习活动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激励作用，教育心理学理论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选取案例材料以后，要按照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科学构建案例的展示载体。虽然案例分析法重点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但并不表示案例教学法对活跃课堂氛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毫无作为。案例展示形式是学生通过感知获得丰富感性知识的一种教学手段，既可通过实物、影像，也可通过言语、行动提高学生的直观感知水平，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其次，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当主持人和平等学习者的角色，激励学生积极思考。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但其主动性、积极性不是由改造客观世界的时间过程激发起来的，而是需要教师调动。在展示教学案例以后，教师的任务是提示争议命题，激发学生围绕争议命题展开讨论。在学生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动作、语言、表情等感知要素，营造活跃的课堂心理氛围。同时，在学生讨论过程中，教师要敏锐观察，善于了解学生的差异化，以便采取差异化激励方式。现代大学生的自尊意识和民主意识都很强，教师作为主持人，对课堂讨论要采取民主化管理方式，不当裁判员，对学生提出的各种观点，教师认为需要深入讨论的，可适当引导，启发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分析，而不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和竞争学习精神，从而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在讨论结束后，教师要对讨论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回顾，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评析每一种观点，指出存在的问题，使学生意识到存在的不足，从而帮助学生恢复记忆，使学生更深入、全面地分析讨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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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发展至今表明，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融汇各学科领域的知识成果才能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如今，随着“新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和传统公共行政学派的衰落，公共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在更广阔的定义和更强的使命感的召唤下，必然要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作为展现柔性技能知识的行政管理学只有具备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才能产生行之有效、富有开创性并具有影响的理论。所以，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演绎或归纳，而是采用各学科知识后的综合发展。行政管理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着其必须运用多种学科知识成果和分析方法来应对。行政管理学教育离不开处于高级知识层级且与之紧密联系的法学方法论的支撑。我们发现，西方在管理思想发展上颇有成就的大师，同时也在法律思想上有着不朽的建树，知识的融通和多样性发展说明二者在学科的哲学思维上一脉相承。法学方法论具有规范性，法学的研究和法律的适用都必须进行严格谨慎的推理。具体到可被借鉴的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法律方法上，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建立用法律思考行政管制问题的思维，以法律中的程序正义为追求，树立用法律衡量事物的标杆，还应当深入思考事件和决策的法律意义。其次，还应在追求法治的价值角度上，让学生学会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冲突纠纷的法律技能。服务型政府的管理理念预示着行政管理学需要不断借鉴和参考法学方法论。即不仅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而且在企业的行政管理中都开始运用法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行政管理学摒弃了静态主义研究模式且面临更多待解决问题的今天，其与法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追求民主科学的价值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者需要依赖实体规范。他还认为，公共管理者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行政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理解其行为的命令精神。可见，政府的施政追求，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不再仅仅根植于效率和效能，其应当与要承担起捍卫人民、个体尊严、社会公正的责任的实践呼应起来。在不断强调民主科学的行政管理的今天，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借鉴法学不断追求从程序性问题上展开思考，让学生理解在行政管理的绩优性之外还要理解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利义务的合理性。
二、理论知识的融合
在行政管理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知识的融合方面，最容易想到也最具直接互补互促性的当属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知识的互动。虽然处在不同的学科划分体系，但是行政管理学教育中必须有行政法学理论的参与。因为从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各自的完善对于彼此的发展程度都有着很大依赖，社会对于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与兼顾法治与管理、公平与效率是不谋而合的。在“法治化行政管理”成为重要课题的当下，行政效率的提高不能离开法律的控制框架。具体而言，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安排，如何管理内部行政人员以及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行政法学知识的渗透则为行政管理学在保障基本权利上完整覆盖社会公平的含义，行政法学从着手阐释行政权限的范围、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行政侵害的救济。余敏江、杜文娟指出行政程序的合理设计、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等都是可以从法律思维角度思考的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公共管理问题。随着时代的变革，传统政府与社会开始呈现划分模糊的趋势，而同时诸如协会、行会等介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第三方机构”的出现都需要行政法对相应机构的地位性质、权力来源以及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给出答案。
在新公共行政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不断被提及和参照的今天，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的多方行使已经日益明显而迫切，也都为法学视角下的行政管理学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师队伍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法学教师参与，提供包括公法原理、行政法学在内的相关法学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公务员法等作为必修课程是非常必要的。唐桦指出，应当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建立以行政法学为主，以调整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在内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学科为辅的公共管理法律知识体系。在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已经采用法律思考途径开设课程的影响下，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更应思考将符合中国政府体制的法律理论体系作为公共管理学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过法律思维的培养和法学基础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养成通过法律途径思考行政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和在法律基础上分析公共政策的思维模式，并且懂得以程序和规则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这对于培养具有扎实理论知识的行政管理人才至关重要。除政府行政管理之外，企业行政管理也应在行政管理学中有一席之地，企业行政管理教育同样离不开法律角度的研究和实践。首先，作为企业管理者不仅要有管理内部组织的技能，还需有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这包括关注外部的法律制度，使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外部的法律制度相适应;其次，法律制度制约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的范围和作用，管理的决策不能忽视对法律制度的研究。目前，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已经运用法律方法展开了研究和实践，当代管理者愈加离不开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在未来，企业模式的转变将为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与法学的互动带来挑战。因此，企业行政管理教学不能只注重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还应在教育中融合包括法学在内的多种知识，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以适应企业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的需要。
三、实践的多重性
在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注重用法律思维和应用法律技术对行政管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相对于单纯灌输法学理论知识而言，实践课堂注重讨论、发言甚至辩论的形式，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这有利于学生真正学会从法律思维角度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的精神和技能。同时，在实践中，学生亦可应用管理知识于法律，多角度的思考立法的科学性和效率。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项目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实践一样，难以突破形式大于内容的瓶颈，更难以看到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效果。在完善高校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教学模块时，在建立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同时，也应将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互动关系纳入考虑。李邵平，何晓华在谈到面向公务员的MPA教育中指出的一些理论关注点，值得在行政管理学实践教育中有所思考。比如，多重主体的执法问题、相对集中处罚权问题、职能交叉的执法问题等，必然都不是只有在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闭门造车又自说自话的情况下就能得到答案，也不会在纸上谈兵中得到解决。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学科的复杂性必然带来其实践的复杂性，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也许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创新。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项目中，应当综合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和热点，设计有利于此类问题解决的社会实习和社会实践。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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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的核心是生命，因此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地理教师应该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培养学生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意识，同时培养学生保护生命的技能。例如在学习《海陆变迁》时，联系中国实际，引导学生想象：发生地震时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学生分组讨论地震发生时应该采取的措施；其次，各组交流讨论的结果；最后，我引导学生分析自己想到的措施，使学生明白哪些措施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同时也使学生深刻理解地震发生时采取正确措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如学习《中国的水资源》时，我是这样小结的：水是生命之源，但水又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无数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因此，同学们尽量不要去河流、湖泊中游泳；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美好未来！课堂教学中的点点滴滴，培养了学生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意识和观念，也培养了学生保护生命的技能和方法。
二、抓住有利时机，高度重视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
习惯决定态度，态度决定高度，良好的行为习惯可以使一个人的事业、生活一帆风顺，芝麻开花——节节高。因此，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地理教师应该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上第一节课时，我就宣读了地理课的要求。在此后的地理课上，我不仅重视学生地理知识的掌握、地理思维能力和读图能力的培养，同时密切关注学生的行为表现，表扬表现良好的同学，而对表现比较差的同学进行惩戒教育，树立良好的课堂氛围，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课堂教学中，地理教师对学生的行为表现进行表扬或惩戒，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为学生的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抓住有利时机，引导学生逐步树立崇高理想
理想是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前进的方向。培养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用崇高的理想引领学生成长成才，地理教师责无旁贷。在地理课上，我经常用张海迪等人的先进事迹，激励学生逐步形成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奉献社会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理想；同时引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迈，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将来奉献社会、报效祖国。课堂教学中，名人的先进事迹和名人名言，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为学生的未来保驾护航。
四、抓住有利时机，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和读图能力
生命教育的手段是教育，实质还是教育，需要通过一定的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目的。因此，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地理教师应该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和读图能力。例如，在学习《西北地区》时，学生先了解了西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概况：位于西北内陆，山脉众多；我见机提出问题“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对气候有什么影响呢？”学生回答：“位于西北内陆，又有山脉阻挡，海洋湿润气流难以到达，降水少，气候比较干旱；”接着我又提出问题“这样的气候对河流、植被有哪些影响？”学生回答：“由于降水少，河流、湖泊数量少、水量小；自东向西随着降水的减少，植被由草原演变为荒漠草原、荒漠；”最后我又提出问题：“这样的气候和河流特点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呢？”学生回答“由于降水少，农业多分布在地表水相对丰富的地方，如山麓、塔里木河沿岸，发展绿洲农业”。
又如：在学习《青藏地区》时，引导学生按照上节课的学习，分析青藏地区海拔高对本地区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影响。青藏高原地势高，可推出很多：一、可推出本地区气温低、多冰川，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二可推出本地区冬寒夏凉，无霜期短，所以热量条件差，作物熟制为一年一熟，主要种植青稞，饲养牦牛等；三可推出本地区空气稀薄，日照充足，有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四可推出本地区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由三、四可推出本地区种植的青稞、小麦等农作物穗大粒饱，单位面积产量高。课堂教学中，地理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地图层层推进的分析问题，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真正体现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的课程理念，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基。
五、抓住有利时机，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
生命教育的手段是教育，实质还是教育，需要通过一定的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目的。因此，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地理教师应该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课堂教学中的点点滴滴，引导学生懂得了礼貌待人的重要性，逐步学会了与人交往，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六、抓住有利时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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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法制教育公民权利公民义务理念创新
公民法制教育对于培养高素质公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注重法制建设，强调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促进了全民法制观念的提升。在历史上，我国是中华法系的发源地，古代法制具有较强的权力属性，权利的观念并不存在，这也导致了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薄弱。历次普法运动对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不能否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最为典型的就是历次普法运动并未降低犯罪率，相反犯罪率还在不断的上升趋势中。这就需要对我国公民法制教育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检讨与审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制教育目的的实现。
一、公民法制教育目的探讨
(一)传统意义上法制教育之目的
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法制教育其日的在于宣传法制观念，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从而降低违法乱纪的行为，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有学者指出，“法制教育主要体现为指引、教育、预测、评价、保护、威慑、稳定、激励、信仰等九大功能。”尽管指引、预测、信仰等也被列为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传统的法制教育日的乃是促进公民守法，威慑、震慑等功能居于首要地位。这一目的是在社会综合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木思路是通过法制教育，实现公民守法。在法律的运行中，大部分情形下法律都是由于被遵守而得到了实施，因此不可否认，公民守法对于法律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二)应然意义上法制教育之目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尽管不能否认公民守法的意义，但是从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来看，单纯的公民守法己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公民”这一概念本身即是以权利主体，且是公法上的权利主体而出现的，因此不管是从公民法制教育的本意，还是从时展的需求来看，公民法制教育都应该以权利观念、公民观念甚至民主、法治、意识的培养为目的，而不能单纯地通过公民法制教育实现公民守法。因此，可以将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教育称为“义务型法制教育”，而从应该意义的角度来看，法制教一育应该是“权利型法制教育”，且“权利型法制教育”从属于公民教育。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权利，尤其是私权利观念在我国曾经有着不好的名声，“权利”甚至被误解为“争权夺利”。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强化公民的权利观念，井不代表公民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公民法制教育应当是全面的，而不能仅限于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公民的义务，尤其是公民的道德意识，同样具有重要性，只不过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应该居于首要地位。
二、当前公民法制教育存在的误区
(一)公民法制教育流于形式
我国己经经过数次大规模的普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事情，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其意义相当深远。但是在公民法制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公民法制教育往往形式，在一些地方只是简单地发放一些调查问卷，或者发放一本法律宣传画册，显然这些不能构成公民法制教育的全部内容。此外，公民法制教育呈现短期化的趋势，在普法期间要求全民学法，一旦普法结束，法制教育便束之高阁。过于追求短期化效益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公民法制观念的提升，相反普法教育可能反而会对社会带来一定的负担。
(二)公民法制教育内容陈旧
从我国以往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来看，这些教育内容也己经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例如，法制教育过程中往往要求公民回答一些婚姻家庭法的问卷;又如，公民法制教育往往被定位于邀请公民观摩一两次刑事审判。这些教育内容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过于注重具体制度的宣传，而忽略了法律理念的培养。在公民法制教育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进行提问，这些具体制度上的问题严格来说不应成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相反，一些基本的权利观念、法律理念，在法制教育中被忽略;第二，法制教育的内容被定位于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尽管社会治安与社会稳定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制教育不应止步与此，而是应该结合时展，对法制教育的内容进行拓展。
(三)公民法制教育理念落后
在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上，我国现阶段还比较落后，主要表现为“管理型法制理念”与“权利型法制理念”的冲突。所谓管理型法制，是指强调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及其理念的总称，这样的法律是治民之法，强调对社会的管理:所谓权利型法制，是指通过“权利一义务”的关系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承认公民享有基木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我国当前公民法制教育仍然注重于管理型法制理念的灌输，主要表现为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往往注重于告诉公民“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而不是告诉公民“你有哪些权利”或者“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在公民权利意识层面，山于“人治”传统的影响，法律木身的不足以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公”现象，人们对权利尤其是法律权利仍心存疑虑。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与我国历来权利观念不发达有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要求服从政府的安排与调配，自身的权利需求则处于抑制状态。反映在公民法制教育中，就是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的权利需求不符。
三、公民法制教育新理念的贯彻
(一)应该明确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
如前所述，我国在公民法制教育上的目的存在偏差，在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上比较陈旧，因此在加强公民法制教育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认清公民法制教育的日的，并且树立公民法制教育的全新理念。由于单纯要求公民守法的法制教育己经不能满足时代之需，因此建议我国将唤醒公民权利意识作为公民法制教育的基本目的，公民的权利在内容上应该兼容公法上的权利和私法上的权利，将公民法制教一育的日的彻底从公民守法转变到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上来。
(二)加强公民意识、公民权利的灌输
“何谓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识，即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公民的认识。公民身份处理的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应具备清晰的公民意识，即对自己的身份、权利和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责任有一种自觉，并在政治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显现出来。”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如果离开了具有权利意识公民，则国家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公民法制教育中，不是背一两个法律条文、观摩一两次庭审就可以实现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而是应该在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加强公民意识的培养，灌输公民权利观念，使公民能够认识到，自己在法律上是一个权利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义务主体。
(三)政府应该作为守法的表率
我国在公民法制教育中往往强调公民守法，事实土正确的做法是强调公民权利，同时强调政府守法。政府守法的意义在于树立表率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和谐社会有诸多前提，其中根本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守法。政府守法，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最大目标。”当前的时代主题是构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政府守法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义，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轨道内运行，而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行事。政府守法能够给公民树立良好的表率，从而实现上行下效的效果;相反，如果政府违法，则会使人们丧失基木的法律信仰，如果法律没有被很好地遵守，而法律的践踏者又是政府，这会使任何法制教育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当前，政府守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政府官员违法乱纪、的现象又比较多，这就需要公权力一方面实现自我抑制，树立基本的法治理念，依法办事;另一方面还要听取、采纳公民的意见，使公民成为一个监督者，以促进政府守法的实现。
(四)加强公民参与，提升公民权利观念
理论教育法论文范文6
作为依法治理工作的首要任务的法制宣传教育，如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新型公民，这是新形势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回忆过去，我们对广大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无疑取得明显成效，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表现在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上，“一般高”，讲远近不够；教育对象上，“一锅煮”，分彼此不够；教育内容上，“一阵风”，抓经常不够；教育方法上，“一副样”，出生动不够；教育推进上，“一家忙”，搞合力不够。这些问题，既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也是我们对广大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改进和创新的着力点。必须在内容、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针对性、趣味性、实效性上下功夫。
法制宣传教育本身是一门面向人的应用科学。人民对法制宣传教育认识总是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它，克服“走过场”和“教条主义”，注重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系统性建设。所谓系统性建设，就是用系统论的观点，将法制宣传教育看作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强调依据“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顺应新形势发展要求，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特点，开展目标环环相扣，内容层层递进，方法包罗万象的法制宣传教育，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新体系。
一、目标上的远近配套。目标是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归宿和起点，在整个法制宣传教育系统中处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对于确定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目标的实现时间、可能程度，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等等。改进法制宣传教育，首先就是要分层次设置目标，要从公民各自不同的特点开始，根据培养广大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总目标。设计出切合不同群体的分目标，由近及远、阶梯式、连贯性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在不同群体的分目标下，各群体中的教育对象又分别有不同的具体目标，有的要着重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有的要提高公正执法能力，有的要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能力，有的要提高法律素质，有的要着力培养法制观念等等。所有这些分支目标、近期目标，都是对总目标、长远目标的分解和具体化，他们都是最终指向总目标和长远目标并成为其基础。我们在确定目标时，就应该做到既立足现实找对策，突出针对性；又把握未来求发展，看到远近目标之间的连贯性，使二者上下相接，互相配套。
二、对象上的分层有序。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体，包括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是普法教育对象。按每一轮五年普法工作综合情况考察，可分为重点普法对象和一般普法对象。重点普法对象类别可分为领导干部、公务员、司法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村级组织领导。领导干部还可分为地（厅）级、县（处）级、科级；公务员还可分为行政执法人员、无执法职能的公务员；司法人员还可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干警；青少年还可分为青少年学生、社会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还可分为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员工；村级组织领导还可分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般普法对象类别可分为工人、农（牧、渔）民、城镇街道居民、个体工商业者、常住外来人口。这些类别和层次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表现在公民作为社会成员上，他们有共同的基本需求和行为规范；表现在公民作为独立个体上，他们又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成功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就是要抓住公民的共同规律，把握整体性的同时，仔细分析公民不同特点和实际接受能力，对症下药，因人施教。
三、内容上的系统衔接。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的确定，很大程度是受教育对象不同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具体到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就是一方面要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法治社会”的需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为公民的健康成长服务。根据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既要鲜明地体现时代特色，紧跟形势的发展，又要从实际出发，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就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的总体框架而言，可以概括为四个大方面：一是要深入学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要将学习宣传《宪法》，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工作摆上日程，努力提高广大公民的《宪法》意识。要学习宣传国家基本法律，进一步培养公民法制观念、爱国意识和国家安全统一意识。二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学习宣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引导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营和管理，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开展人口、资源、环境、公共卫生和文化，体育等方面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推进文化和体育 事业发展。三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观念。同时，在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征用和承包地流转、国有企业改制等工作中也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努力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四是要深入开展“一学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即：“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加强对公民守法和依法维权观念的培养，引导公民依法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依法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进一步提高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行为的能力，促进遵守法律、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等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应该看到，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要素根据它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又表现出等级有序的层次性。比如，同属法制教育对象的领导干部和农民教育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领导干部是提高依行政的能力，农民是提高法律素质的问题，领导干部教育层次要高于农民教育层次。法制宣传教育的全过程就是一个有序递进的运动过程，它立足于公民不同特点的实际，有的放矢；又根据人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
四、方法上的生动多样。法制宣传教育的方法，就当前而言，我们要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为主线，以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原则，力求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载体，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形象化、生动化。具体至少要落实五项宣传教育载体：一是“法律广场”。在城镇人群密集地设立固定“法律广场”，如：休闲广场，影剧院露天广场等分别设立法律宣传处，定期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宣传及法律咨询解答活动。二是“法制文艺”。要与文化、剧团等部门共同创作编排一台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制文艺节目，在城、乡、村、屯巡回演出，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辐射面，推动“法律六进”活动有效开展。三是“普法专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开辟“普法专栏”，采取银幕字幕、宣传口号、法律条文、法律讲座、以案说法等形式，通过电视等覆盖面，把法律知识传送到千家万户，达到“家家户户是课堂，随时随地学法律”，以此解决人员难集中和死角盲区的问题。四是“法律大集”。在农村乡（镇）集贸市场设立“法律大集”宣传处，以各乡（镇）集贸市场日定为“法律大集”活动日，县依法治县办统一制作一整套关于“法律大集”活动的形式，力求图文并茂、形式多样、通俗易懂，到各乡（镇）巡回宣传。五是“法律橱窗”。充分利用乡村公开栏，开设乡村“法律橱窗”，乡（镇）每周一期并轮换一次内容，村每半月一期并轮换一次内容，广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法律进乡村活动有效开展。不仅仅如此，还有很多方法，但各种方法的运用都应该与内容相适应，符合广大公民的认识规律和心里活动规律、要适时、适度、不能脱离实际，或千人一面，或生搬硬套。同时，由于广大公民特点不同和复杂性，也决定了方法运用的多样综合性，既要针对不同对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又要多路出击，优势互补，以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的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