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社会管理；加强和创新；现实意义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2011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
一、深化认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然要求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实践活动，要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形势“思想多元、组织多样、诉求多变”。
1、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逐步显现，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力推进，经济快速增长，但发展中问题依然突出，集中表现在：一是发展的不平衡。近些年，城镇化的热潮带来了农村的“空心化”，迫切需要统筹城乡管理和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发展的不协调。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主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割裂开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行车难、入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等。三是发展的不和谐。存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而当时这些被掩盖的社会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导致的社会矛盾和日益增多。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估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应对和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
2、随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价值认同的社会差异非常明显，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些年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因此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3、随着利益格局调整重塑，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当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后，新的多元利益格局已形成，这一格局对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一是利益的多元主体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利益主体的多元发展，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在多元利益主体中和谐利益关系，把共同利益、特殊利益、根本利益整合起来，这是社会管理的新课题。二是利益的变化曲线深刻影响社会心态。现在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更多的是结构性调整，既有你多我少的问题，还有你增我减的问题。过去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是“既患寡，又患不均”。三是利益的差距拉开蕴藏社会风险。
二、统筹推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体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实践活动，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1、要强化社会管理理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解决好思维方法、思路办法问题。这是前提和基础，一是要强化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书记强调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管理要搞好，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只有服务好，才能管理好。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既是一个着眼点，也是一个突破口，还是一个方法论。二是要强化社会协同、广泛参与的理念。三是要强化统筹兼顾、依法管理的理念。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既要统筹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利益诉求，兼顾好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又是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依法来回应社会诉求、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权益。四是要强化多管齐下、综合施策的理念。要更多地运用民主管理的方式、群众路线的方式、说服教育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
2、要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健全社会管理机制要具有根本性和长效性，其作用是全方位的、全过程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关键。一是要健全诉求表达机制。要进一步拓展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切实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轨道。要完善工作责任制，坚持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下访接待制度、联点指导制度和调查研究制度，及时解决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二是要健全情绪疏导机制。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社会心态，既要及时回应人们的关切，又不要片面地迎合。三是要健全矛盾化解机制。要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工作制度，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调解工作。要构建司法诉求机制，健全法律援助体系，确保群众能够得到及时的司法救助。四是要健全应急管理机制。要把加强应急管理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尽快健全各类应急预案，做到各乡镇区、各领域、各行业、各部位全覆盖。
3、要夯实社会管理基础。既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又要立足基层、依靠群众，夯实基层，优化管理服务。一是要加强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二是要强化服务功能。要把城乡居民自我服务、社会组织参与服务和志愿者公益服务结合超来，大力推进社区工作化进程，提高社区服务专业化水平，构建新型社区服务体系。三是要提高管理水平。要推动社会管理重心下移，按照管理、服务、执法“三位一体”的思路，改革完善街道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四是要做好群众工作。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在做好群众工作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立足当前，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任务
1、要加强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公共安全是社会管理的一项基本内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涉及领域越来越广，影响因素越来越多，事故危害越来越大，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
2、加强民生权益保障管理。社会管理中的许多问题就是民生和权益的保障问题。社会管理加强了，民生工作就会事半功倍；民生权益保障了，社会管理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理论创新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需求拉动；扩大消费；改善民生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中国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做出了异乎寻常的重大举措。正如温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着力扩大居民消费。我们鼓励消费的政策领域之宽、力度之大、受惠面之广前所未有。中央财政投入资金450亿元，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农机具购置。减半征收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免住房交易相关税收，支持自住性住房消费。全年汽车销售1364万辆，增长46.2％；商品房销售937亿平方米，增长42.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9％，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因为有效扩大了内需，所以我们“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总结“需求拉动”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进一步完善“需求拉动”的各项措施的积极性。
一、“需求拉动”理论不等于凯恩斯主义
应用财政与货币调控政策应对经济危机是凯恩斯主义者惯用的手段。但是我国政府的“需求拉动”政策从理论上看决不等于凯恩斯主义，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二者对于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需求拉动”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中的一大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由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财富向一极积累，贫困向相反方向的另一极积累的规律，最终会产生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并引起社会经济危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萨伊认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供求是自动均衡的、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的观点不攻自破。
其次，中国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大银行、大企业以及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中国虽然也存在着与出口有关的一批中小企业关门歇业或者破产倒闭，并且由此造成了几百万农民工的返乡另谋职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世界市场需求不足造成的。但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还是良好的，国内需求并没有萎缩，只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受到了影响，因此我们快速、果断地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后，我国2009年还能够保持8％的GDP增长速度。社会有效需求是指社会总的可以用于消费的消费基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由接近60％不断降低到45％，中国居民的存款率和存款总额均名列世界前茅。截止2008年底，中国居民的存款余额高达16万亿元人民币。
再次，“需求拉动”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积极对策，是调节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发展节奏的措施，而不是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对大量金融企业和大公司已经破产或走上了破产边缘而被动提出的挽救措施。中国政府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和政府拥有的广泛有效的宏观调控职能提出的“需求拉动”政策，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明灯。由“需求拉动”促进加快发展和加快结构调整的中国市场对阻止国际市场的加速下滑并且出现明显见底迹象，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需求拉动”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人类社会比较高级的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的发展阶段，是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之后的没有商品存在的产品经济阶段。这时的生产已经进入了自觉阶段，生产与消费是统一体，因而生产始终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但是实践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用自己的成功经验表明：商品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不仅存在分工而且还要发展分工，社会主义的生产者都有着各自独立的物质利益。因此，依据马克思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依然还是商品经济。邓小平说有商品必然有市场，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而且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这对本来联系十分紧密的矛盾统一体的中间硬了一个作为中介的商品，使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变得相对脱节因而很复杂，不能简单地说谁决定谁了。当社会生产水平比较低下，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时，主要矛盾当然在生产上。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出，当资本家争先恐后扩大再生产致使社会需求赶不上社会生产，产品找不到需求时危机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实质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时主要矛盾在需求而不在生产上。西方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仅仅是缺乏有效监管造成的，因而是偶然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结论。美国的危机依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分工学派”的代表卓炯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商品经济必然要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不会因为所有制变化而废除的。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存在共产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将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有力武器”。我国30年改革成功的实践表明，无论商品经济是否“万岁”，商品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将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下去。社会主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必然也会变得复杂，社会主义如果不顾社会消费需求盲目扩大再生产，也会出现产品过剩的危机。
三、邓小平理论是“需求拉动”政策的理论基础
“需求拉动”政策的一个本质特色是满足整个社会的民生需求，这一政策只能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思想，还进一步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建设中国”的著名论断，把坚持社会主义放在“四个坚持”原则的第一位，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
各种极端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赚钱，资本家必然千方百计扩大再生产，当社会需求赶不上生产发展的步伐，大量产品找不到需求时，经济危机必然爆发。“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但是邓小平对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没有创造“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他指出，1957年以后“错误越来越多”；“讲到反右斗争、：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因此，邓小平十分强调“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干扰和破坏社会生产的持续了十年的“”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因此“”结束后面临着加快发展社会生产的严峻任务。邓小平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邓小平不仅强调要一心一意发展社会生产，而且要求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并且明确指出速度是政治问题。
四、“需求拉动”理论解决了进入建设中等发达国家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
“需求拉动”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举政府的有限财力带动地方投资，通过加快各地和各行业特别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以及铁路等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的相关需求和由这些需求产生的增加就业的需求与增加消费需求，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较高的增长速度，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加快解决人民广泛需要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与教育公平等民生问题。显然“需求拉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剧烈波动给中国的社会生产带来的巨大困难，旨在实现“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重大决策。温总理在2008年10月公布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提出的四万亿元刺激经济稳定增长的“需求拉动”对策时特别强调：“信心比黄金与货币还宝贵”，并且在2009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政府即将向教育、医疗和社保领域投入相当大的资金计划，强调中国存在“需求拉动”的实力和空间。2008年12月以后，“需求拉动”政策刚一推出就显现出了其巨大威力。
理论创新的意义范文3
[摘要]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西方现代化之重要成果的狭义的“公民社会”，在实践范围上与我国社会管理所说的“社会”具有部分相关度；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理念，在根本方向上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需要的价值理念不相符合，只是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次要目标上具有补充和辅助的借鉴价值；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实质精神是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对于我国社会管理的根本价值观――人民群众整体的“社会”福祉优先是异质的，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是非实质的。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21-07
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的转型，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如果公民社会的确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重要成果，那么，不管人们把它理解为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中世纪封建等级性质的“臣民社会”的历史性否定，还是把它理解为与政治国家和经济生活并列的狭义社会领域，它的实践和理论，特别是它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都无疑具有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国情”、“社情”与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公民社会的框架和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是有限的和非实质的，我们不能够把它拿来全盘加以运用。本文以当今政治理论家科恩和阿拉托在批判继承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所“重建”的狭义公民社会理论为分析对象，来阐明上述观点。
一、公民社会框架与我国社会管理的部分相关度
在西方，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现实，主要是近现代社会建构和发展的产物。就公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迁来说，主要经历了从洛克的公民社会思想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葛兰西在概念使用并不连贯的思考中所提出的公民社会、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三分法雏形，哈贝马斯的公众领域和生活世界理论所包含的对公民社会的阐释，最后到科恩和阿拉托所“重建”的“社会整体三分法”理论模型的复杂演变过程。根据科恩和阿拉托最后确定的这一理论模型，公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和经济――即政治维度的社会和经济维度的社会――而言的，指的是介于国家与经济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主要由家庭等私密领域、社团领域、大众交往领域、社会运动领域所构成；公民社会是由公民自己建构、自己动员而创造出来的，是通过法律特别是主体权利而制度化和普遍化的；公民社会的这两个维度――自己创造和制度化，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分立存在，但从长远来看，它们的相互依赖是公民社会得以再生的必要条件。
对于这一理论模型中的公民社会，科恩和阿拉托特意指出了他们认为必须说明的三个关键之点。首先，有必要把公民社会与另外两个维度的社会――由政党、政治组织、政治机构（特别是议会）所组成的政治社会，由生产组织和销售组织如公司、合作经营体、合伙经营体等组成的经济社会区分开来。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他们认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一般产生于公民社会，它们分有着公民社会的某些组织形式和交往形式，并且通过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制度化。其次，公民社会并不等于行政国家和经济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全部。它所代表的只是由各种规范、角色、实践、关系、能力、依赖形式所构成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世界的一个维度，或者说，是一个从自觉结社和社团生活来看这个世界的特殊角度，它是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已经制度化或正处于制度化过程的意义上，它是生活世界的社会化过程的各种结构、社团、有组织的交往形式。最后，公民社会与经济、国家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公民社会与后两者之间并非必然处于对立之中，尤其是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把公民社会与经济、国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以社会三部分划分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理论，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而是对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现实的一种特定角度的写照。确切地说，是对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相应价值理念的一种概括。这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是公民社会理论得以产生的客观根源。无论人们怎样界定公民社会，只要人们把个体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基础性价值理念，那么，在西方，就必定有与上述界定相应的公民社会存在。确认这一点，对于本文所要进行的分析十分重要，这就是，我们把公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也看作是公民社会的现实框架，并由此去思考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从本质上来看，公民社会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建构过程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成果。或者说，现代性是公民社会的根本历史性质所在。这也正是公民社会的实践和理论，特别是它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能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主要原因所在。
为了给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提供清楚的前提，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社会整体三分法”中的“公民社会”框架在社会范围、关注的领域重点和管理主体方面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度。
其一，在社会范围方面，“公民社会”所代表的社会范围，如前所说，主要是由家庭、社团组织、社会运动、日常交往形式所构成的领域。显然，这一社会范围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指的社会范围，既有部分重合的地方，又存在着不同之处。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说的社会，指的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并列存在的社会建设意义上的社会。它不仅包含了公民社会理论所指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化活动，而且远远更加广泛。我国当前的民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的悬殊问题、社区治安问题、交通拥挤问题）、民权问题（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问题、东西部地区的社会差距问题、教育和医疗权利的公平问题、利益补偿问题、问题）、日常交往问题（直面交往、媒介交往）、消费问题（浪费现象和不良消费）等等，基本上都在我国社会管理所指的社会问题范围之内。因此，“公民社会”所指的社会和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指的社会，尽管都是狭义的社会，但总体上看，前者包含了文化生活中非官方的交往活动及其形式，但前者所涉及的生活内容，远远小于后者，只是后者的生活内容的一个部分。
其二，在关注的领域重点方面，“社会整体三分法”模型下的公民社会理论，立足于西方社会已经实现的现代性和制度背景这些前提，其所关注的领域重点是生活世界中公民主体的自身结社、自身组织活动。而由于我国整个社会仍然处于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之中，以及我国所具有的极其不同于西方民族的制度背景等因素，因而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关注的重点领域，则主要是民生和民权领域，而且是从首先主要关注民生领域再到主要关注民权领域的发展过程。
其三，在管理主体方面，公民社会理论对此是不言自明的，它对公民社会的界定以及对公民个体权利、公民自主的强调，对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的说明，表明了它把公民和公民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管理的支配性主体，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则主要是提供基本的法律规则，是辅的管理主体。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主体，尽管实际上正在越来越强调公民和公民组织的主体性，但显而易见，要解决我国社会的那些重要的民生和民权问题，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需要作为社会管理的领导主体。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各种主要因素，我国社会管理的未来趋势也许是实现政府主体和公民主体大体平衡发挥作用的过程。
因此，在社会范围、关注的领域重点和管理主体方面，公民社会框架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既有相关联、相契合的方面，也有不同、不相契合的方面，总体上看，相关联方面所涉及的是我国社会管理的较小部分。这是我们进一步确定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和实质精神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有限借鉴意义的前提。
二、公民社会价值理念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有限适用性
按照科恩和阿拉托的看法，公民社会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维度，有着自身本质所决定的规范要素，这就是个体权利、个人隐私、自愿结社、平等合理对话、多数原则、公开性、自由创新、团结联合、合乎法律等。
可以看到，这些规范要素，实际上是公民个体和公民组织从事狭义的社会化活动的主要的一般原则或共识性要求。从价值理念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在这些规范中，除了合乎法律这一制度要求前提以外，有的本身就是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如个体权利、自由、平等，其他的则隐含着公民社会的诸多价值理念。如果把这些规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它们所承载的价值理念主要是公民的个体权利、自主自治、自由选择、民主平等、理性对话、团结一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够把公民社会的这些价值理念看作是自身自足的存在。归根到底，它们在西方任何一个社会整体所信奉的基本价值理念体系之中有其根源，它们的性质和作用，也只有从其根源出发才能确定。所以，如果说，西方任何一个主要社会整体所信奉的基本价值理念体系是由个体权利、自由、平等、民主所组成的话，那么，它们也必定表现在公民社会领域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理念，虽然由于其存在领域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会完全等同于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理念，但显然，它们也不会与后者根本异质或完全异质。从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与社会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价值理念的一致和差别来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可以判定，个体权利、自由、平等是这三个领域所共同具有或共同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民主平等和理性对话则主要是公民社会与政治领域所共同强调的，它们在经济领域中一般处于非主导地位，而自主自治和团结一致则是公民社会不同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最突出的价值理念。
无论如何，公民社会的上述价值理念，作为西方社会现代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革演化的内容和结果，本质上是西方社会进行现代性建构所形成的引导性价值理念。如果断定我国正处于自己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把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理解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管理的现代性建构的话，那么这意味着，在西方形成的公民社会理论所强调的公民社会的基本规范，特别是我们所指明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确有着一定的借鉴和适用意义。
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方面所进行的历史性变革，表明了我国现代性建构的突出成就。首先，我国经济改革以来逐渐建立的公有制主体与非公有制主体同台竞争、共同发展的经济主体格局，以及在市场体制形式中不同类型的资本开始生成和对经济的驱动作用，都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在经济上已经开始了自己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其次，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建设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以宪法和具体政治法律为制度规则的政治文明取向，以村民自治为试验的基层政治民主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了我国政治生活的现代性进程。最后，在文化生活方面，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文化需求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体制改革，使得文化创作的选择度空前扩大，文化产业经营的自由度空前提高，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指向的狭义的社会领域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不断完善，我国公民对自身法定权利的自觉程度，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程度，公民团体的自治程度，公民之间交往活动的自由程度，公民在自身正当利益的实现方面，在工作、教育、医疗等社会条件的获得方面，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由于这些社会成就都是以我国经济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过程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为基础的，所以可以断定，我国整个社会中的狭义社会及其管理，也正处于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
与此同时，也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这一狭义维度的社会的现代性建构，的确有着我国特殊的现实和历史情境。第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根本价值目的是人民群众的“平等而统一的整体福祉”的实现。所谓“平等而统一的整体福祉”，强调的是人民群众的个体之间在价值实现上不存在实质性差距，同时他们的福祉又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国基本制度的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必须实行人民群众整体福祉优先于个体福祉的管理制度。第二，我国巨大数量的人民群众要求平等共存、众多民族要求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也规定了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必须把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的社会这一领域的统一稳定、团结和谐、一体繁荣放到首要位置。第三，从我国的文化价值观的传统和现实来看，我国文化价值观的悠久传统中的民为邦本、社会和谐、国家统一、民族整体利益优先这些价值理念，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合理地改造和转换为指导当今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具有巨大现实力量的价值理念――人民群众平等而共同的整体福祉优先、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国家统一、集体主义。而这些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传统一现实”意义上的价值理念，它们虽然并不就是我国整个社会中狭义的社会领域管理的直接的价值论理念，但却具有根本的灵魂和方向引导意义。显然，上述这些国情因素的综合体，形成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或现代性建构的本质限定条件。
这里，我们主要从文化价值观或价值理念的角度来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进行分析。如果文化价值观或价值理念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灵魂和主要优势所在，那么，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我国历史上所形成、传承和被中国共产党合理改造和转换而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传统一现实”的文化价值观中的那些与社会管理有关的价值观或价值理念，与西方公民社会所突出的以现代性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管理的价值观或价值理念之间的不一致、矛盾或冲突问题，即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两种不同的社会管理的价值观或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来说，它所需要的价值观在内容上是多维的丰富的，或者说，它所需要的价值理念是多维的、多层次的。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如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根本方向层次上，前面谈到的我国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需要把“传统一现实”维度的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正确地体现到狭义的社会管理中去，作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根本方向理念；可以得出，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的狭义的“社会”管理的根本方向性价值理念，应主要由“社会”福祉优先、“社民”为本、“社会”和谐、“社会”团结所构成。显然，我国社会管理的这些根本方向性价值理念，与公民社会所突出的核心价值理念如个体权利、自主自治、自由选择、存在着异质性的不同，因而，后者在“方向上”对于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是不适用的。
其二，在次要但也相当重要的目标层次上，考虑到我国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特有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考虑到我国“传统一现实”的社会价值观对我们民族生存发展具有根本灵魂意义，也考虑到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把社会本位价值理念加以绝对化这一历史缺陷，我们认为，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传统一现实”的社会管理的价值理念的框架下，相对充分实现公民社会所强调的个体权利、自主自治、自由选择、民主平等这些价值理念。至于公民社会的理性对话这一价值理念，则需要尽可能充分地补充到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之中；而团结一致这一价值理念，由于与我国社会管理的社会和谐理念基本一致，则无需专门增加进来。无疑，以完善和优化后的我国“传统一现实”的社会管理的价值理念，去整合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管理创新任务，而且，归根到底，需要通过我国社会管理的系统制度安排才能完成。
上述讨论表明，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需要的价值理念，主要具有补充和辅助的借鉴价值，其能够发生作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对于其价值理念的各种要素，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甄别和运用。
三、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实质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非实质意义
公民社会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所构成的是关于公民社会管理的价值观整体。深入分析这一价值观整体，可以认为，存在于它之中的实质精神，是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无论是公民的个体权利，还是公民自主自治、自愿结社，还是公民的自由选择、自由创造，都无不体现着上述实质精神。至于理性对话和社会团结，说到底是以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为前提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上述实质，可以从西方近代主要民族所产生的公民社会与社会整体、公民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得到证明。
西方自近代以来之所以会逐渐形成公民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于已经先行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关系及其人格化主体――工商资产阶级，由此首先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公众领域，然后是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取得统治地位，最后是资产阶级在全社会建立起了占据支配地位的、反映自身经济政治权利要求的完整的个体自由选择至上的价值观。自从那时以后，在西方社会中不断涌现的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除了少数具有批判或调和的性质以外，绝大多数与西方社会整体中主导的个体自由选择这一价值观，是本质一致的。无疑，公民社会与社会整体以及与社会的经济政治领域之间，公民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以及与经济政治领域的价值观之间，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但归根到底，任何一种公民社会，在通常情况下必然受到它所处于其中的社会整体、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根本制约。任何一种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在通常情况下也总是处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的支配之下。由于现有的公民社会是处于西方社会背景下的，由于西方社会的资本驱动型经济制度及其市场体制形式、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共同规定了西方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个体自由权利至上。所以，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在实质上必定是在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前提下而又体现公民社会本质特点的价值观。考虑到自主自治是公民社会的另一本质特点，因此，我们把公民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概括为：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
如果对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上述判断是基本正确的，那么，它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价值观在性质上不只是不同，而且相反。因而，它的借鉴意义也只能是非实质的。
从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来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改革发展和现代性建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入，随着我国公民自觉自主意识的提高，我国原有的对公民个体的自由自利的社会管理制度设计所存在的不充分、不到位问题开始凸显。既然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也是社会管理的一种现代性建构，那么，就需要改革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起新的既保持我国“传统一现实”的社会管理的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又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和保障公民个体权利的制度。正是在这一点上，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实质精神，对于我们有着可以参照、可以适度借鉴的意义。例如，在公民自愿结社、自愿建立各种交往组织等社会化生活方面，国家应建立起以宪法为基本依据的开放的管理制度，主要提供正确的、一般性的方向引导法律，去除那些磨损公民自主积极性的繁琐的规章和手续，建构起公民自己组织自己、自己管理自身社会化生活的制度条件。
同时，必须再次强调，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进行的现代性建构，是由我国国情或我国条件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国情或条件的本质内涵。因此，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要坚持的根本价值观，显然只能是公民整体的“社会”福祉或人民群众整体的“社会”福祉优先。这既是我国社会管理对传统文化中社会本位的价值观进行改造的结果，也是我国以人民群众整体福祉为首要价值目的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制度安排的本质要求。由此来看，由于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实质精神既然是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它与公民整体的“社会”福祉优先这一根本价值观是异质的。因而，我们不能整个地采用它，而只能去掉其至上性，即把“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作为我国社会管理制度的一个非方向性部分来构建。当然，这对于改善我国的社会管理现状来说，也是重要的。
理论创新的意义范文4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同志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所实现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促使我们去揭示理论创新的一般性规律，揭示理论创新对主体的共性要求，这不仅有助于理论创新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的实践创新，从而全面地与时俱进。
一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理论创新是最关键的，它是实践创新的先导，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先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历史的发展证明，单纯的观念变革或新的理论学说，不足以引起社会变革，但社会变革必须有理论变革的参与并以理论变革为先导。只有理论创新了，我们才能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发展的实践，推动实践创新。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理论创新实质上是主体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理论活动过程，一种理论境界，它与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不可分的。因此，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做到：
第一。从事理论创新的主体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培养和树立创新意识。人的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创新活动也不例外，它要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革为前提。一般说来，思想观念的变革越彻底，创新活动就越顺利只有观念上更新了，人们才能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去审视各种事物，并进而把创新作为自己的一种自觉行动。只有不唯上、不唯书，不惧怕权威，不拘泥传统，勇于尝试敢于冒险的人，才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有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首先就要归功于马克思对旧理论的批判和否定，归功于马克思的创新意识。
当代许多研究创新理论的学者，尽管各抒己见，但有其共同点，即都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说明着主体的意识、观念在理论创新乃至整个创新中的先导作用。美国着名学者埃弗莱特·罗杰斯认为，“创新就是一种被个人或单位当作新东西而采纳的观点、实践或目标。它几乎不管这一观念‘客观上’是否是新颖的，即不管它从时间上看是否是第一次应用或发现。个人主观上新颖的思想。决定了他或她对此的反应。如果一种观念对于个人来说是新颖的，这种观念就是一种创新。
第二，主体的理论活动要具有创造性。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体现，也是理论创新对主体活动的基本要求。这种创造性本质在理论创新上有多层次的表现：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理论创新，如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相对论的提出等等。也有局部性、个别性的理论创新，如某种新观点的提出、新研究方法的应用等等；从创新程度的角度来看，有原创性的理论创新，即第一次提出的新理论、新观点，如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理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以及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也有理论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应用中的与时俱进，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
第三，主体理论活动的结果要实现理论发展上的扬弃和辩证否定。任何新理论的产生都是有根据的，其根据源于新的实践对理论的需要，而过往理论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新需要，主体通过自身的理论活动实现对以往理论的扬弃和辩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扬弃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作为对他们哲学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是一种既唯物又辩证的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只是对二者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简单相加，它在扬弃以往哲学的基础上作出了根本性的创新。不仅克服了近代哲学家由于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离开来而在哲学理论上存在的各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实现了哲学发展理论上的革命性飞跃；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哲学的使命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它把自身的理论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革命性飞跃。
二
理论创新的主体是人，他具有一般主体(人)的特性即自然性、社会性和思维性，但其自然性、社会性和思维性与一般主体有所不同，其中创新意识是理论创新主体的特殊素质，同时也是他从事理论创新的首要素质。从外延的角度揭示其构成要素，将能更直接地帮助人们培养和树立理论创新意识。
怀疑批判意识是理论创新意识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是主体必备的首要创新意识。只有敢于怀疑，勇于批判，才可能有所创新。因为，任何怀疑批判都可能蕴涵着一种否定，对以往实践的否定或对以往理论的否定，或两者兼而有之，只有否定旧的，才能创立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不少学者把创新意识也称为怀疑批判意识。
促使马克思主义诞生和推动它在一百多年问得以发展的内在的和外部的动因很多，其中不可回避的主要一种，是这一理论的那种本质上的批判精神，那种与生俱来的批判品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首先就要归功于马克思对旧理论的批判和否定，他批判和否定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一生主要进行的就是理论批判，当然他也同样关注“武器的批判”，无论哪里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他都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马克思早在其世界观形成时期就区分了“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即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他清楚地意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批判的本性根源于实践批判本性，而实践批判本性根源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会停留在任何一个支点上。其批判理论给我们的重大启示是：对现存的一切理论都不能无批判地接受，要用怀疑、审视的眼光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现存理论被超越的条件和途径，批判地超越和创新才是理论发展之路。
敢于冒险意识是理论创新意识构成要素之二。理论创新意味着批判旧理论，创立新理论，也就意味着破除陈规，****权威，这就要求主体必须具备敢于冒险的意识；理论创新主体必须具有敢于冒险的意识还在于理论创新本身只是一种可能，在理论创新作为成果出现之前，即当理论创新作为过程而存在时，它所揭示的更多地是未来现实世界的一般规律，而不是把握未来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即便是掌握了未来现实世界中的特殊或个别，但那也是一种思维具体，而思维具体本质上还是一般，它远没有未来现实世界具体、丰富、多样，因此，理论创新活动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有可能实现理论创新，也有可能相反，这就要求主体必须具有敢于冒险的意识。
自主为我意识是理论创新意识构成要素之三。自主意识既是主体活动追求的目标，同时又是主体进行创造性劳动来实现其目标的必要条件。主体之所以能发挥其能动的创造性，就在于他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力。任何主体只有切实地感到自己是活动的主人时，才能产生活动的热情，才能进发出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是为我的，主体是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价值目标去创造，去创新理论。在理论创新活动之初，主体的需要、价值目标等个人的自我投射十分丰富，这是创新活动得以发生的不可缺少的主体素质，应当说离开了主体的个性张扬以及主体性的发挥，创新活动的展开和实现将成为不可能。这是因为，创造性寓于个性之中。创新的根本条件是个性的发展，创新的源头是人的个性化。
社会责任意识是理论创新意识构成要素之四。随着创新活动的展开，主体的理论创新日益超出仅仅为了个体需要满足的范围，而具有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特点。在理论创新之初，主体可能最初是从自身“小我”的需要出发去创新理论，但是最终以满足社会“大我”的需要而告终；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理论创新活动可能是由单独的个体来具体实施的，但个体的活动离不开他人的活动以及他人的劳动成果，他的活动只能是全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创新成果虽然是创新主体活动的结果，是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深深打上了主体的印记，但是，创新成果所取得的意义、所拥有的价值绝不仅仅限于创新主体个人，而应归于全社会。因此，无论创新多么富有个性色彩，它同时又必然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这就要求创新主体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意识，明确创新的目的和动机最终是为了社会的发展。
三
创新意识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只有具备这个前提，才有可能去进行理论创新。然而，理论创新的实现不单只需要创新的观念和意识，同时还需要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的外延构成主要包括：
1．善于发现和解决可能导致理论创新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是理论展现其生命力的关键。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即“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的口号”。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时代的问题，是理论不断发展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从问题发现开始的。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哲学家们由于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离开来而在哲学理论上导致了各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无法指导19世纪中叶的无产阶级实践，而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为了提高无产阶级实践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中实现的。
2．善于抓住理论创新机遇的能力。机遇通常使主体能得到意外的新收获。然而机遇的获得既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偶然得之的，它必须立足于必然，以围绕创新问题所做的信息搜集为基础。创新问题的确定为理论创新起到了定向的作用，它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方向与课题，使主体的信息搜集有了明确的目的。经过对创新问题的艰苦而细致的孕育，把主体要解决新问题所需要的信息加以充分地搜集与储存，向问题目标逼近，并通过各种渠道，使显意识转化为潜意识，为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出现了理想的机遇，有某个事件作“导火索”，使人脑中储存的已达饱和状态的信息突发出新的闪光点，从而使潜意识瞬间转化为显意识，长时间在认识上困惑不解的问题，会闪电般得出结论。
3．交互主体的能力。“交互主体”一词最先出现在胡塞尔的《笛卡尔的沉思》中，在胡塞尔那里，“交互主体”主要还是一个认识论范畴。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特殊的认识主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主体性，每个人的“生活世界”都显示着自己的主体性，为了避免认识中的主观性，人们就要相互承认主体，同时还要彼此相互交流，转换视角，这样人们就能扩展自己的主体性，并可以把世界理解为“共同的世界”，理解为一个“交互主体的世界”。
人是理论创新的主体，作为主体，人首先表现为具体的人、单独的个体；而人同时又是作为类而存在的，他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离不开前人奠定的基础，离不开同时代的他人取得的成果，并且有可能在“主体——中介——客体”关系中成为他人认识的客体。因此，主体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应善于做到与他人交互主体，放大自己的认识能力，突破自身的认识局限。
理论创新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范式；结构逻辑；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2―0029―12
收稿日期：2013―11―29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若干重要问题研究”（AHSKll 12D28）阶段性成果；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要问题’论析”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储著源（1979―），男，安徽岳西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
引 论
理论创新是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人类是这个活动的积极主体，没有人也就没有理论创新活动，更无从谈起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人民群众等理论创新主体共同努力而取得的伟大理论成就，其中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等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显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中，人是推进理论创新的主体因素。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先就要关注人的主体因素，要科学界定理论创新主体类型及历史地位，准确定位各类理论创新主体的各自角色和历史使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团结一切有利于理论创新的主体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因地、因人制宜，培养好、建设好理论创新各个阶层的人才梯队。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邓小平更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历史和实践中总结性地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我们打败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因此，“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显然，当代中国，“有没有一支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国内目前对理论创新主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体类型界定、主体创新意识与能力培养、主体相互关系分析和经典主体与精英主体历史贡献论述等领域，鲜有论著专门讨论理论创新主体的具体地位和具体角色以及主体分工协作等主体内在和外在的逻辑结构与实践模式问题，也很少有成果专门讨论如何对处在不同历史地位的理论创新主体进行角色定位、角色分配、角色组织与动员、角色拓展等重大问题，其实质就是缺乏一个整合、动员、组织和发展理论创新主体的范式建构问题。本文借鉴库恩范式理论学术进路，整合主体因素，在主体内涵界定明晰的基础上试图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范式，以此更好地规范和引领主体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活动。
一、理论创新主体范式及其建构思路
（一）理论创新主体
从目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理论创新主体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的划分和界定。有学者认为，主体概念通常有三种含义：一是“施动者一创造者”（在此意义上，它与“客体”相对），二是“参与者”（比如，企业是市场主体），三是“处于支配地位”（比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②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问题需在两个范围内讨论：一是在个人与个人关系中间，二是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中间。③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主体有创始主体、理论主体、创新主体、教育传播主体、接受主体。④显然，从狭义上来讲，理论创新主体就是一直以创新理论为目标和直接实现理论创新的人。这类主体就是创新的理论集大成者，他们的活动就是理论创新活动的标志，他们的理论就是创新的理论标志。狭义的理论创新主体，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理论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其次是马克思主义杰出理论家，例如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拉法格、、刘少奇、陈云等。从广义上讲，理论创新主体就是与整个理论创新活动相关的人，他们在理论创新活动中各司其职，从不同的立场和途径推进理论创新活动，并且都积极参与到理论创新活动之中，都为创新的理论成果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经典作家、经典理论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积极主体。另外，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意识和地位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活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际，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批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群体，这些建设者既包括理论工作者，也包括生产一线的建设者。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21世纪之时，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伟大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我们广泛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主体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实现我国最新部署的战略目标。所以，对于理论创新主体的设定，笔者比较倾向于广义上的内涵，这也是本文的研究视域。只有这样确定理论创新主体，我们才能充分挖掘理论创新活动中各类、各阶层主体的理论创新潜力，凝聚最广泛、最强大、最持久的理论创新动力，才能全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理论创新主体范式及其建构思路
我们都知道，库恩范式理论中科学共同体是推进科学理论进步和发展的积极主体，且库恩视域中的科学共同体有着共同的专业知识、价值观、目标追求和方法论指导。显然，“库恩把范式当作一种整合机制，将科学家凝聚成科学共同体并用科学共同体这个范畴把握了科学家作为活动的主体。而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共同体是一个社会集团，具有主观能动性，是科学发展的推动力。它拥有作为共同信念的范式，依靠范式的指导，科学共同体承担起科学事业发展的历史重任，推动科学不断前进”。基于库恩范式理论，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际，理论创新主体范式是指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对拥有共同的理论素养、理想信念、创新方法、目标追求、价值取向的理论创新主体进行角色定位、动员部署、培养挖潜的逻辑范式。理论创新主体范式就是要各个层次的主体整合成一个逻辑关系明晰、分工协调、目标明确的理论创新“共同体”，并在实践中对“共同体”进行规划、建设、规范、引领、培养和拓展等。显然，理论创新主体范式构建旨趣就是最大限度地挖掘主体的理论创新正能量。
基于理论创新主体范式的内涵界定，它具有如下明显的基本特征：首先，主体都要具备理论创新的专业理论基础。这些专业理论基础既是推进理论创新的知识构成，也是判断主体是否在进行理论创新以及在进行什么样的理论创新的客观依据。同时，这些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一直存在于理论创新场域中，始终伴随理论创新实践整个过程，关键在于各类理论创新主体如何去坚持和运用。库恩就指出：“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它们存在于教科书、课堂讲演和实验室的实验中。研究它们并用它们去实践，相应的共同体成员就能学会他们的专业。”然后他又强调：“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其次，主体拥有共同的理论创新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即理论创新主体的共同承诺。库恩指出：“各种承诺
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所形成的牢固网络的存在，是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因为这个承诺构成的网络提供了各类规则，它们告诉成熟科学的专业实践者世界是什么样的，他的科学又是什么样的，如此他就能满怀信心地集中钻研由这些规则和现有知识已为他界定好了的深奥问题。”显然，“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构成了科学共同体或理论创新主体共同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他们共有的范式，也是他们努力解决深奥问题从而形成新的理论的目标承诺。而这些条件承诺和目标承诺，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也会改变的。伊安・哈金提出：“革命之后，研究的主题会发生实质性的转换，因此新科学根本不会去考虑那些旧的主题，它也将修改或是抛弃许多曾经一度适宜的概念。”④再次，主体共享科学的理论创新方法论指导。伊安・哈金提出：“为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践和仪器）的例子，提供给他们以模型，以创造一种一贯的传统，并被当作由此构成科学共同体第一要素的承诺。”⑤定律、理论、应用、实践模式和仪器工具等这些东西就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或理论创新主体所坚持的工具和方法，即方法论范式，从而构成了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条件。
基于上述理解，这些理论创新的专业理论基础、理想信念、价值追求、方法论等构成了理论创新主体必须遵循的共同范式。这样的范式指导各种类型理论创新主体进行多途径、多视域、全方位的理论创新活动。库恩就指出：“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以一个单一的范式或一组密切相关的范式作为研究依据。”所以，按照这样的共有的范式组成的理论创新群体，就构成了理论创新主体范式。简言之，理论创新主体范式就是将由共有理论知识、理想信念、方法指导和价值追求等的主体，按照一定理论和实践逻辑组成理论创新共同体。此时主体既是静态的主体构成状态，也是动态的主体变迁态势。无论是主体构成，还是主体变迁，或者主体培养、主体活动等，都是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需求进行划分和界定的，即按照一定的范式进行建构的。显然，以此建构起来的就是主体范式。
二、理论创新主体范式的结构逻辑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各个阶层特别是人民群众在理论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也懂得如何调动他们的理论创新积极性，更让这些理论创新主体享受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带来的胜利成果。基于历史与现实，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主体，人民群众是首创主体，国内专家学者是学术创新主体，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专家学者是外部主体。而每个类型主体因分工不同具有多层次性，并且，领导核心主体统领整个理论创新逻辑过程，是理论创新活动的领导核心，它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始终做到了：一是尊重各类型各层次理论创新主体的主体地位；二是高度重视理论创新主体的不同的理论诉求；三是共享理论创新带来的成果，切实推进主体的前进发展。显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主体范式结构逻辑。
（一）领导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集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很明显，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的集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领导核心主体。这个领导核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伟大事业；二是身体力行，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所以，中国共产党集体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基于党内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层次的党员身份，党内的理论创新主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是其他党员干部。
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如果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讲，其实质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这样的称谓是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和当代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显然就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他们做的理论贡献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他们的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是理论创新的核心代表，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显著标志。显然，邓小平、、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中国共产程》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②“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③“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指党内的优秀理论家，例如刘少奇、、陈云、艾思奇、李达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终生历史使命和岗位职能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一是政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是学术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学者将政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而分为政治（实践）理论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理论一政治（实践）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⑤显然，政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在亲身参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通过政治管理、理论学习、理论研讨等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来推进理论创新，其实质就是党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群体，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可以叫领导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术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是党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且这部分专家学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甚至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某个领域的空白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做出了重要的发展和阐述，其实质就是党内专职专业的理论工作者。综上所述，政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术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构成了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一直都高度重视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建设问题。曾提出，我们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当然，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始终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为理论使命，并为此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三，其他党员干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8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人数上只是占很少一部分，剩下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党员干部。这个党员群体同样在理论创新中也起到了引领和带头的作用。他们同样是理论创新的先锋队，同样不负时代赋予他们的理论创新的使命，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家们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才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因此，要高度重视占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的理论创新积极性，绝不能忽视这个拥有巨大智慧和无穷力量的绝大多数。邓小平就曾警示性地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②更是提醒全体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首创主体：人民群众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特别突出。将人民群众明确提升到理论创新“首创”的战略位置，并一直大力提倡人民群众在理论创新实践中的首创精神，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2012年，又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显然，人民群众的理论创新首创位置是历史赋予的。人民群众作为理论创新首创主体存在的具体逻辑如下：
第一，人民群众处在理论创新的“最前线”，是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且人民群众实践活动是创新理论的直接来源。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而离实践最近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当然是处在理论创新的“最前线”。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理论家始终强调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做法经过正确的理论创新方法的提炼将是创新理论的源泉。1943年，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就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后来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谈到农村改革时就深情地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第二，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人民群众蕴含着巨大的理论创新能量，是理论创新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人民群众才能不断地实现理论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更是强调：“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则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显然，理论创新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群众。列宁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人民群众巨大的力量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更是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事业的成败。
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的一个核心体现，也是人民群众推进理论创新的一个核心路径，那就是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人民群众面对新的实践、新的时代、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从而有了新的理论诉求。一方面他们需要掌握能够解决新的问题、新的矛盾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是融进了他们的理论诉求，成为他们的根本利益的“代言”，最终推进其自身发展和解放。这也是中共党人的历史使命，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显然，“无产阶级社会大众要在社会斗争和生产实践中求得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是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说，无产阶级社会大众自身也有一种需要，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渴求”。邓小平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时代的发展中武装人民群众，就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中，也只有用创新的、适合人民群众习惯的、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即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也强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论掌握了群众，就能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
第三，党的群众路线是理论创新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人民群众是理论创新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理论的来源，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是理论创新的核心路径。显然，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工作方法，是理论创新方法论的重要内涵。邓小平提出：“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⑧一切从群众中来，一切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内涵，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就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对此，指出：“真正学会运用党的群众路线，需要经历一个端正立场、改造世界观、锻炼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长过程，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做到。我们还要结合建设和改革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⑨更是总结性指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始终持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
第四，人民群众是创新理论的判断主体与标准。理论是否创新，创新的理论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是否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权威的发言权。首先，理论创新是否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困难和问题。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对当前亟需进行理论引导或说明的突出问题，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充分发挥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并进而强调：“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正确回答和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发挥自己的威力和真正掌握群众。”解决群众的困难，回答群众的疑问，满足群众的需求，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其次，创新的理论是否切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理论创新带来的实践成果。指出：“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显然，“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就是充分地体现出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判断理论、检验理论的根本标准。然而，理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判断创新理论的第一步，关键的第二步就是创新理论带来的实践成果人民群众是否共享。就提出：“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学术创新主体：国内专家学者
国内专家学者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最直接的学术主体。这里的学术主体主要是指党外的或者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拥有比较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学科知识和比较广泛的理论创新范式，也有比较灵敏的理论创新“嗅觉”，处在理论创新的最前沿。因此，他们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学术创新主体的地位非常明显和突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创新都是由当时的学界先进知识分子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丰富和发展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根据实践的发展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充实和完善。其次，其继承者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丰富和发展。而第二种情况又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领袖人物层次；二是学者层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的学界主体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称谓。进入近代以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知识分子被称之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含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学界的核心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然也包括党外的先进知识分子。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推进理论创新积累了经验、做出了榜样。“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等，“运用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新的观察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并将其运用于史学、社会学、文学、中国哲学史等社会科学研究中”，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曾提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陈独秀则强调：“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这促使他们优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对他们来讲最有用的内容，即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等等，这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一定的影响”⑦。
在当代中国，学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学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例：刘国光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与计划的相融理论”，于祖尧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特殊的市场经济理论”，苏星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许涤新和刘思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张薰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租理论”，洪远朋的“经济利益综合理论”，程恩富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理论”，等等，即可作如是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导，成为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革命实践，介绍、学习、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由于专业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讨论，从客观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有学者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当代开展等三个宏观角度介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其中对学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创新和实践的历史逻辑关系进行了多视域、多方位的探讨，充分地肯定了学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当代中国学界对推进理论创新工作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进行批评改正。有学者指出，理论界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目前有三种基本方式：一是把新的实践和新的事实塞进原有理论的框架内，对基础理论的观点、体系不作任何大的变动，这样做只能使人产生牵强附会的感觉；二是在局部对一些观点进行新的探讨，但害怕沾上“修正”、“篡改”的罪名，不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基础理论的创新；三是把基础理论创新看成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以应用理论创新来代替基础理论创新。②因而，理论创新要从基础做起，要从基础抓起，学界要严谨治学，要坚持正确的学术价值取向，要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创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内专家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也一直关注和高度重视学界在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就一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调动学界一切积极因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明确指出：“我们需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就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掌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这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进行艰辛探索。”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学术主体主要存在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中，也有一些自由职业的专家学者。学界就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学界主体可划分为：纯粹研究型、教育一研究型、编译一研究型、决策一研究型。④无论是教育型，还是研究型、编译型、决策型（决策管理型的理论创新主体绝大部分在党内，同时党外也有许多决策型的优秀专家学者），他们整体上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学术主体。显然，学术主体始终处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能够比较早地接触到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前沿理论，所以对推进理论创新至关重要。今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整体高度，整合学界资源，团结和带领学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
（四）外部主体：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专家学者
外部主体，主要是指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然而他们通过其他途径或多或少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从各个方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经验。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进步事业的组成部分，它必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只有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有力支持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地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⑤。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专家学者，或者通过领导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经验，或者通过研究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重大问题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智力支持，或者通过创立指导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理论启迪。即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挫折和失误，也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引以为戒的教训。⑥例如，“海外左翼对中国共产党、中共十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与评价存在着迥异的观点。这些认识和评价，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
外部主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没有任何主体意识，甚至是试图仇视、讽刺、瓦解、摧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学者。这部分人显然不能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而建构。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没有任何主动性和积极性，相反，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不同的视角妄加批判，从而引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和他们进行不问断的斗争和博弈。然而，在斗争和博弈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强大，更有影响力、说服力、主导力。同志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学界也有人提出，“与各种在场的思想展开批判性对话，曾经是当年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方式之一”，“与西方当代思想家展开对话，在对话中使马克思的思想‘当代在场’，就成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研究范式”，“与他们的对话，可以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本质”。显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同它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分不开，也同它的自觉的和彻底的自我批判分不开”，“自我批判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要环节，是抵御教条主义侵蚀的有效形式”。“只有在自我批判中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开放性，最广泛地获得自己发展的思想材料”。“自我批判能够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有一种更冷静、更客观的观察，从而使我们在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始终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④因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错误的观点进行交锋，也可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这种片面的理论观点交锋，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同时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提高我国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影响力”，“我们同西方左翼学者的分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绕不开的问题”。在与国外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等敌对理论势力的交锋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反击这些敌对者。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服他们、教育他们，借此机会让世界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
三、理论创新主体范式的角色动员与历史变迁
（一）主体范式的角色动员
主体范式的角色动员，就是指主体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呈现出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的运行状态。简单地说，就是全部的理论创新主体在相应的地域、时刻、岗位等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有条不紊地参与到理论创新整个过程中来。基于上文建构的理论创新主体范式，角色动员的具体逻辑如下：首先，领导核心主体要充分发挥引领和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样也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的领导核心。作为领导核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义务去宣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和优秀理论家更要有核心中的核心作用，不仅自己要完全进入到理论创新过程中，而且要让大家共享自己的学识、研究方法和创新方向，甚至设置前沿的理论创新课题凝聚主体力量。例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邓小平就充分地展示了理论创新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在理论创新中，邓小平一方面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个阶层，共同思考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计，吸收他们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其次，调动人民群众基于实践不断地提出理论诉求。邓小平曾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处在创新实践最前沿的人民群众深知创新的实践需要什么样的创新理论指导，邓小平就是这样深刻地认识的，并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因此，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要通过法定的、民间的等多种途径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诉求，并积极推进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做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同时还要在实践中监督这些创新的理论是否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另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实践中实时检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再次，学术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前沿理论、科学方法的提出和论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群体越来越关注和研究国外的先进理论，并在国内各类报刊媒体推介这些前沿理论和研究方法。他们有的是拿来使用，有的是借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前沿理论和科学方法。显然，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这些先进的前沿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只是前提条件必须是符合中国特色，符合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和理论精神的。当代中共领导集体就对学术界的理论地位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定期定制让在国内学界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到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举办专题讲座，说明中央在制定政策时是积极主动参考学界研究成果的。最后，扩大理论交流，批评性地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的对外交流不断地扩大，国内学者经常到国外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国外学者也经常到国内交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心得，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今后，要充分地拓展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专家学者这个理论创新特殊的主体，理论职能部门要经常组织国外每一个学科领域中顶尖级专家学者到国内讲学。听众要逐步扩大，听众不能仅仅限定在中央高层、高级干部、高级学者这样少数的精英阶层，要逐步地有计划地扩大，让更多人开阔理论创新眼界，培养创新思维，改进创新方法，优化创新路径。总之，为主体进行理论创新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工作。
（二）主体范式的丰富和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向前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也会不断地拓展和增加，进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队伍的扩大，理论创新主体也不断地拓展。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理论创新主体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现有的理论创新主体的培养和提高；二是对潜在的理论创新主体的挖掘和团结，并进而对新老创新主体进行融合。
第一，理论创新主体的培养和提高。主要是指理论创新主体理论创新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而理论创新综合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理论素养集中体现就是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要具备理论创新的理论自觉。指出：“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轻视理论、单纯依靠经验决策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充分认识理论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真正在头脑中把理论放到重要位置上。不但要注意强化自身的理论意识和理论思维，提高理论素养，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而且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①显然，理论自觉，就是心中始终装着理论，对心中的理论真信、真懂、真用、真爱，时刻准备着丰富和发展理论，让理论焕发出真理的光芒。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在面临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挫折时，就是有着真信、真懂、真用、真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性和理论情怀，才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再次就是理论创新意识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问题的实质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的具体认定，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创新意识问题、创新能力问题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培养问题”。其实质就是理论创新主体的理论创新意识问题。“所谓创新意识，就是关于创新的自觉意识、能动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意识结构主要包括“责任意识、机会意识和能力意识”。理论创新主体的理论创新意识的养成，一是主体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二是主体具有比较强的理论自觉；三是与时俱进，紧贴实践。也就是说，对理论创新主体素养的培养和提高，不是一个单一的环节，而是一个系统工程，缺少哪一个方面的环节都培养不出合格的理论创新主体。
第二，理论创新主体的整合、变迁与拓展。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文化理论发展是人民群众合力的结果。显然，整合和吸收新的主体，必然会带来理论创新新的增长点和动力。库恩对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变迁进行比较通俗的分析和解读。库恩始终强调科学主体或科学共同体组成要有层次性和增减性。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具有层次性，其“在含义最广的层次上，是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在稍低层次上的主要科学专业团体，有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他又提出，“通常单个科学家，尤其是那些最有能力的，会同时或先后属于几个这种团体”，“范式是为这样的团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随着范式的确立，团体和学派会减少，库恩认为，“随着一些著名的科学成就的确立，学派的数目极大地减少，通常只剩下一个，接着一个更加有效的科学实践模式开始了”。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解析，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的整合与拓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首先，对现有理论创新主体进行整合。就是对理论创新主体进行细化，对他们处在理论创新的层级、层次要有明确的认识和界定。例如，什么样的主体善于提出问题，什么样的主体善于分析问题，什么样的主体善于解决问题，什么样的主体善于理论通俗化、大众化，什么样的主体善于对群众呼声、理论诉求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等等，这就需要对主体层次进行分析和准确定位。其次，关注主体内涵变迁，积极吸收新的理论创新主体。理论创新主体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论创新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酝酿和准备时期，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不同的阶层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不同程度的“结合性”思考。例如，孙中山等早期领导人.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等等，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同样，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向前推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建设实践中来，从而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的更新换代和优化组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既然出现了新的阶层，并且又在实践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他们必然会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内涵；反过来，他们的实践创新活动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课题和实践动力并表达了新的理论诉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显然，这些新的阶层也是理论创新的积极主体。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将他们吸收到理论创新主体中，界定他们的理论创新角色，培养他们的理论创新主体意识，组织他们的理论创新活动，跟踪他们对创新理论的实效反馈，从而实现主体、理论、实践协同进步。再次，挖掘潜在的理论创新主体。指出：“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⑥显然，新的建设主体一直处在历史变迁中，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伟大的事业必然要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的主体力量。这些力量既包括国内的各族人民、各个社会阶层，也包括国外华人华侨、国际友人以及有着共同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等，他们因不同的地域、国籍、地位、身份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不同的主体影响。因此，我们要充分地挖掘他们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的潜力和影响，以便更好地调动他们、团结他们、引领他们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事业的进步。对潜在的理论创新主体的挖掘、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形成一个动态的体制机制，目标是为理论创新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理论创新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创新
一、引言
"理论联系实际"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我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今天,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思想多元化带来了众多挑战。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新需要，赋予了"理论联系实际"以新的内容和意义，如何正确理解并始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无疑是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与时俱进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命力之所在
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客观事物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客观世界是理论的来源和指向，是实践的载体，它的不断变化，必然导致理论的不断更新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客观世界的发展没有止境，这种更新同样没有止境。换句话说，随着世情、时情、国情的不断变化，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也会不断发展，不断更新，更明确地说，"理论联系实际"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没有止境的过程，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提法虽旧，其具体内容--理论、实际、联系，却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是恒新、常新的--即与时俱进，这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命力所在。
21世纪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多元化冲击，科技、信息发展的突飞猛进，使客观世界更加瞬息万变，新阶段呼唤并激发着新理论和新实践的不断推进，使"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更新。我们必须自觉地深刻把握新理论和新实践，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与时俱进。
三、新的时代条件下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一贯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在实践中的创新。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理论工作者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些科学论述精辟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而我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则是对这一原则的最好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促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诞生，指导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在新阶段，新的历史使命又赋予了她新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前提
1、创新首先需要继承
继承传统的理论，吸收人类优秀理论成果，这是创新的第一步。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创新。任何一个理论，都是诞生在已有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能够经受住实践的考验，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可丢。但是，这种继承必须是批判的继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2、创新需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实践
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世情、国情或党情相结合，进行实践，这是创新的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只有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才能发现新问题，新问题的不断发现和不断解决，才会推动理论和实践本身的不断前进和不断发展，才会有所创新。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结合的理论创新，才能够真正指导实践；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创新，才能少走弯路，才是真正的创新。
当今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当前，我国各项工作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不创新就没有出路，不创新就不能前进。我们必须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指导下，在创新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国各项工作取得最大成效的必要条件
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理论能否发挥作用，看她能否结合实际，若不能落实到实践中去，理论就毫无意义。在深入领悟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结合历史、现实，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号召全党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最具有时代精神和现实而直接的指导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前的关键是，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充分运用这些理论，研究好新情况，解决好新问题，努力使各项工作取得最大成效。
四、关于落实"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的几点浅见
（一）要把握理论--这是前提
只有真正掌握了理论，才能在实践中自觉运用理论。必须注意，把握理论不是背诵教条，而是要真正领会并掌握理论的精髓，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灵活运用。"活学"才能"活用"。
（二）要把握原则--这是核心
必须真正把握"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本身。这种"把握"是要求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融入灵魂，形成内在本质性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工作作风。
（三）要惯于联系、勇于联系、分析实际合理联系--这是关键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重在"联系"，如何"联系"，关键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惯于联系。即习惯于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无论是做任何事，任何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标准，以"三个代表"为依据，检验自己的思想、认识、计划、规划和工作方法等是否符合人民的要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第二，要勇于联系。要勇于把理论放到实践中去，勇于把自己成熟的思想、认识、计划、规划和工作方法放到实际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根据实际在实践中修正、发展，摸着石头过河。不用理论裁剪实践，而是用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实践；不是用实践代替理论，而是用实践丰富理论，推动理论发展。
第三，要分析实际，合理联系。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合理"联系而不能胡乱联系。联系要想合理，就必须要正确分析实际--实际情况、实际条件、实际范围等等。客观实际的复杂性，决定了分析实际的艰巨性，面对实际，我们不仅要看到现象，更要看到本质；不仅要看到支流，更要看到主流。时刻注意用联系、发展、辩证、全面、本质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实际，了解真正的实际，才能真正的联系实际。
新世纪，我国改革和发展处于克顽症、攻巨坚，过大关的关键时期。我们特别是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真正把"理论联系实际"付诸实践，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努力争取在新世纪，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大跨越。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268-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