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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1
物流产业是集服务与设备生产于一体的综合产业。许多研究表明，发展现代物流业，对其他产业和国民经济具有明显全局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可以形成新的产业形态，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1]。区域物流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主体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完善的区域物流系统不仅能够促进区域内信息与商品的快速有效流动和增长，而且通过优化集成区域内企业的战略竞争资源，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要求在沿湖生态环境容量的刚性约束下，实施产业的有效集聚，在沿湖资源环境承载力内形成空间布局合理，资源集约利用的工业园区带。优先发展鄱阳湖经济区物流系统，是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目标的关键[2]。基于相关性模型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主体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物流、经济的协调发展。 1研究区域界定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主要包括江西省5个环鄱阳湖城市，分别是景德镇、九江、南昌、鹰潭、上饶共五市。本文从抓住研究重点和收集数据方便两方面考虑，将研究去区范围设置为六市，即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抚州六市，基本从空间布局上涵盖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2相关性模型的建立 2.1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趋势研究模型 提高货运周转量，加快物流的周转速度，是从整体上提高区域经济主体运行速度和质量的关键[3]。在此，可以通过建立货运周转量的的趋势模型，来反映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趋势。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模型:y=f(t)，式中，y为货运周转量；t为时间。 2.2区域货运周转量与GDP回归模型的建立 借助SPSS,通过分析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系数，来判定二者的相关程度，并通过建立GDP对货运周转量的回归模型，来反映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主体的拉动作用。货运周转量对GDP的回归模型:y=g(x)，式中，y为GDP；x为货运周转量。 2.3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的建立 物流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因此，通过建立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分析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的相关性，反应物流产业在就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4]。区域物流产值对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为：y=u(x)，式中，y为区域第三产业产值；x为区域物流产值。 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主体水平的相关性实证分析 物流产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本身的界定尚不清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中，还没有对物流产业进行单独统计。众多学者用货运量或货运周转量来近似描述物流规模，这一方面是因为运输业是物流产业的主要支柱，任何物资的流动都需要经过运输这一环，掌握了运输业的基本状况也就可以确定其他环节的发生量；另一方面,是由于运输业统计数据具有可得性与可信性[5]。但考虑到一批物资可能会经过多次流转，从而产生几份货运量，放大了物流需求。因此，本文采用更全面的货运周转量、区域物流产业产值等来定量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6]。 3.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分析 根据2003~2010年江西省统计年鉴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从200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为321.25亿吨公里增长到2009年的1127.41亿吨公里，以每年14.29%的速度增长（表1）。为直观地观察8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的变化趋势,根据上述数据,我们运用散点图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8年来的全社会货运周转量的发展趋势进行统计、分析与描述（见图1）。如图1所示，8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随时间的增加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基本上是线性趋势，符合一元线性回归模型[7]，利用SPSS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数据，我们得到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方程为:y=116.947x+111.166，R2=0.843式中,y为货运周转量,x为时间。我们需要对上述模型进行F检验。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的值为32.147，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05（1,7）=3.84，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05下，所建立的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模型是显著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建立的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从上面的趋势模型方程中可知斜率为116.947，其意义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平均每年将增长116.947亿吨公里。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流活动的全面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水平还将持续增加。 3.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GDP与货运周转量的回归模型分析 分别将区内生产总值GDP和货运周转量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和物流业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来进行分析（数据见表2）。下面通过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系数,来判定两者的相关程度,并通过建立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模型，来大致反映物流业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根据表2的数据，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与GDP的散点图，从中寻找二者之间的关系[8]（见图2）。如图2所示，8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GDP与货运周转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基本上是线性趋势，符合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SPSS相关性分析得到数据。我们得到货运周转量与GDP的回归方程为：y=3.769x+798.786，R2=0.875式中，y为GDP，x为货运周转量。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经计算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的值为41.899，远大于其临界值F0.02（1，8）=11.3，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1下，所建立的模型是显著的，即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9]。由回归方程可知回归系数为3.769，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每增长1亿吨公里，将拉动GDP增长3.769亿元。由此可以说明增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发展物流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 3.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的相关性分析#p#分页标题#e#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总体趋势是上升的。物流产业产值从2005年151.2579亿元到2009年255.9489亿元GDP值从2005年2290.84亿元到2009年4521.19亿元（表3）。从图3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总体上呈上升趋势，通过SPSS分析数据得到，通过数据建立一元回归模型，我们得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的回归方程为：y=21.583x-985.346，R2=0.988式中,y为GDP，x为物流产业产值。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经计算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为238.795，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1（1，5）=16.3，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1下，所建立的模型是显著的，即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由回归方程可知回归系数为21.583，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每增长1亿元，将拉动GDP增长21.5839亿元。由此可以说明增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发展物流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 4结语 从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4.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物流产业总量呈上升的趋势,与GDP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4.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货物周转量、产值与GDP的相关性都较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 因此，在大力进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同时，应做好经济区物流产业的规划，充分发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有区位的能力，积极利用物流引力作用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区域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拉动物流地位较低区域的经济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2
【关 键 词】区域 发展战略 演进 发展趋势
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解决好区域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区域内和区域间竞争优势的发挥，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地方性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各省市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区域发展战略演进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差异研究以及区域发展研究趋势研究。
一、地方性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区域的快速发展，各省市逐步将“区域发展战略”作为其地方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大背景下，各地方学者根据当地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的特点，相应地，提出了加快地方性区域发展的战略举措和对策建议。如，沈正平，储胜金（2007）认为，江苏提出“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与“‘三沿’、‘四沿’战略”，将全省的“经济板块”与“产业或经济轴线”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板块经济”与“轴线产业或经济”相互渗透、融合，大大促进了“块块”与“条条”、“网络”与“轴线”的有机统一[1]。魏晓蓉（2010）认为，甘肃要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总体框架内，充分利用好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和宏观环境，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逐步形成“新能源产业——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从而推动甘肃区域发展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2]。周园、马廷玉（2011）针对“十二五”时期辽宁发展规划，提出树立区域经济发展新理念、强化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加强“三大板块”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
此外，学者还针对某些区域差距的形成以及区域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如汤茂林、姚士谋（1997）从区位条件、历史基础、政策因素、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分析了江苏省南北区域差异的特征和成因，论证了苏中苏北的相对优势，并提出了苏中苏北区域发展的若干战略[4]。张谋贵（2008）采用人均GDP（静态）和经济增长率（动态）两个指标，进行方差分析，考察了安徽省经济与长三角地区的关系程度以及长三角经济对安徽经济的相关和影响程度。认为，安徽与长三角地区联系紧密，已形成了较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同时，长三角地区对安徽地区形成了经济的扩散与辐射[5]。
可见，立足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的区位优势、区域发展特点以及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等客观或主观条件，结合区域发展的相关理论，在分析不同地区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制定了科学、合理、可行的地方性区域发展战略。
二、区域发展战略演进研究
从区域发展战略的阶段划分来看，主要是“两观点、三分法”。两观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建国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大都是在十六大之前，在当时还未正式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五个统筹”，所以，没有考虑到“统筹发展战略”这一阶段。因此，在现在看来，这种阶段划分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基本上经历了非均衡发展战略（效率导向，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六五—七五）—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差距，八五—九五）—统筹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党的十六大以来，十五—今）三个阶段。如，刘霞[6]（2007）、高新才[7]（2008）、王泽强[8]（2009）等认为，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强调“效率优先”和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使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试图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解决区域发展差距的问题，这时战略重点转向了如何实现“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则更加注重公平，突出解决区域发展中的公平性问题。
可见，上述的两种观点，主要是由于时间段截取上有差异，导致在区域发展战略演进阶段的划分上也有所不同，但其观点的实质是相同的，认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各个阶段的调整与完善，是以调整和协调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中的平衡与不平衡关系为核心的，换句话说，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过程就是，如何分析和把握我国区域发展中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平衡与不平衡的协调中逐步实现区域发展的协调。因此，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发展的动态平衡而非静态平衡，追求和探索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之路，即寻求平衡与不平衡的最佳“结合点”。
三、区域发展战略差异分析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发生很大变化。“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导致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差距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急剧扩大。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差距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缩小差距的对策和措施。
（一）关于区域发展战略差距状况分析
对于我国区域差距的分析状况、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差距发生变化的拐点等问题，还未形成共识。原因在于，学者们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采用的方法、选取的指标以及观察的地域和时段也不相同。例如，周民良[9]（1998）、陈秀山等[10]（2004）认为，全国区域差距的扩大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而且同省市内各区域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李二玲（2002）认为，我国南北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基本呈缩小趋势，而东西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1993年以后，南北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趋同[11]。管卫华等（2005）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波动在近期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12]。吴桂珍（2006）认为，1978-1990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呈下降趋势，并且在1990年时降至谷底；1990年以后，相对差距又开始上升，到1998年相对差距达到最大；1998年以后呈波动的下降态势（[13]。蒲小川（2007）认为，1949—1978年区域差距较大，1979—1992年区域差距开始缩小，2001年开始区域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4]。
（二）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
就研究方法而言，学者们主要是运用各种统计方法，如，标准差、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离均差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集中指数等。在对区域差异进行分析时，可以采用一种或者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区域差距不断变化的原因，学者们又采用了区域经济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如，魏后凯（1992）“运用威廉姆逊系数作为衡量区域间协调程度的指标[15]；金相郁、郝寿义（2006）利用CV、HHCI、TEC、MLD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趋势，包括省际发展差距和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16]；陈伟雄（2011）运用Theil系数分解法，探讨了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演进的轨迹、不同空间层次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及其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17]。
就指标体系而言，学者们主要采用综合指标体系，如韦伟采用人均NI、生产率、地区经济结构、市场发育水平四项指标等；胡鞍钢以人均GDP为主，以人文发展指标为重要补充。综合我国理论界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选取计量指标[18]：一是总体指标；二是复合指标，包括人均指标、静态比较指标和系数指标见表。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计量指标分类[18]
通过以上文献的总结，发现我国区域发展差距问题的研究以及其成因分析目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的设定以及研究的深浅程度也有所不同。虽然在对省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研究上某些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结论，却进行未量化研究。
（三）关于区域发展战略差距形成的原因
关于区域发展战略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地域差异说、政策倾斜说、增长方式与增长机制说和综合说四种观点。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持综合观点的学者较多。如夏永祥（1994）认为，区域差异是由客观性因素（地理位置等）、国家宏观区域政策、经济结构、人口素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造成的[19]；周民良（1998）认为区域差距的形成，是非国有制经济发育程度、经济结构、投资规模、市场发育程度、区域政策倾斜、区位、经济效益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20]；在覃成林（2001）的著作中，作者从发展基础、倾斜的政策面、体制环境与竞争力、要素单向流动、经济结构的效率五大方面，分析了区域差距的成因[21]；刘夏明等（2004）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中，相对较为全面地总结分析了地区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22]。
由此可见，对区域发展差异成因的认识和分析综合起来看，基本上涉及了影响区域发展差异变化的主要因素，即从历史基础、区位和环境、资源投入、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区域政策和体制改革等方面分析区域发展差异。可以看出以上涉及的成因分析各有侧重点，同时反映出区域发展差异成因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从均衡发展战略到不均衡发展战略再到统筹发展战略的转变。客观地讲，这些战略模式的转变，都是基于我国不同时期区域发展的内外环境而提出的，在战略转变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如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区域发展未来研究的热点体现在：区域发展带来的区域创新问题研究、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区域发展新问题的研究、加快区域发展带来的区域空间格局新问题研究，等等。
参考文献：
[1]沈正平，储胜金.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D].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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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谋贵.区域发展战略实证研究——以安徽东向战略为例[J].统计教育，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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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二玲，覃成林.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差异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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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桂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距的实证研究[D].博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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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金相郁，郝寿义.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趋势分析[J].财经经纬，2006（7）.
[17]陈伟雄.建国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演进的实证分析及经验总结[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1（2）.
[18]张友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2001，46。
[19]夏永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11）
[20]周民良.对中国区域差距与区域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J].开发研究，1998（4）.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3
关键词：区域金融；研究视角；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号：1674-0017-2016（9）-0067-03
区域金融作为发展的中观维度，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特别是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不断证明金融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尝试将区域金融作为独立变量引入区域经济分析框架。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城乡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等区域特征、空间差异更是构成了区域金融存在的客观基础。基于此，众多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与测度
区域差异的存在是区域金融研究的逻辑起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角度展开：
（一）区域金融差异的测度与评价。在区域金融差异的评价指标方面，学者们大多是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层面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而在实证文献或通过具体指标研究区域金融差异时，金融相关比率（存款或贷款与GDP的比率）得到广泛应用。在分析方法上，郭叶东（2007）、王军芬（2008）、李敬&冉光和（2008）、殷克东&孙文娟（2010）等分别运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层次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熵值、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区域金融差异进行具体测算。在研究范围上，邓向荣、杨彩丽（2011）等对我国省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了分析，郭叶东（2007）、王军芬（2008）对我国四大地区金融差异的总体情况和分行业（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进行实证分析，廖杉杉（2011）等对城乡金融差异进行了研究。
（二）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与决定。在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大国经济体系中，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都会造成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概括而言，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成因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生因素两个层面，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行为、法律制度等。内生因素主要指随着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的各种因素。就转轨经济而言，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即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等（崔光庆、王景武，2006；伍艳，2009）。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的参与行为短期内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但政府行为的不适当和边界不清晰，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确定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合理边界。除了研究政府行为对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外，法律环境、宗教、文化、地理等外生因素也受到关注。
（三）区域金融收敛的形态与实现机制。大部分研究结论支持区域金融存在收敛趋势，只是在具体的收敛形式方面有所不同。赵伟、马瑞永（2006）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差距总体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即呈现“倒U”型收敛态势。陆文喜、李国平（2004）的研究则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区域性收敛特征。孙晓羽、支大林（2013）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差距变动具有收敛趋势，且收敛速度较慢。黄桂良（2011）对区域金融收敛的实现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将区域金融收敛的实现机制总结为三条路径，即区域内部资本流动机制、金融创新扩散机制和金融制度创新机制。
二、金融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金融的空间结构是区域金融研究的前提和突破点，也是当前区域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金融的空间结构包括金融机构空间分布、金融资本空间流动、金融系统空间状况等结构。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蒋三庚、宋毅成（2014）突破了对金融空间结构的常规认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拓展了金融空间结构的内涵，指出区域金融的空间结构不仅限于地理空间范畴，还应包括经济空间，金融空间本身是个动态系统，包括空间属性、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过程，还隐含着金融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机制，他们对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界定极大地拓展了区域金融研究的范畴。沈丽、鲍建慧（2013）研究了我国区域金融空间分布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总体而言省域之间极化现象不明显，但是在区域内部呈现不同特征：东部地区出现了多极分化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但是中部地区出现了一定的两极分化趋势。
除此之外，金融空间结构或布局的形成机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王辰华、王玉雄（2005）将我国金融机构空间布局的形成原因归结为金融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和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由外生化转向内生化的集中反映。吴朝霞、王沐钒（2011）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二元经济与一元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金融支持的地区差异、金融微观主体的效率原则几个方面阐述了金融空间分布不均的深层次原因。王认真（2013）认为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决定了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如果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市场消费规模、贸易成本、技术和开放度是不对称的，则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呈现非均衡。
三、金融集聚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效应
金融集聚是金融流动的必然结果，金融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形成金融集聚区，一个组织健全、功能完善的金融集聚区，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信息技术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集聚现象屡见不鲜，已初步形成了北京金融街、上海陆家嘴等知名的金融集聚区，其中，北京金融街的金融资产占全国60%以上，上海浦东金融区聚集了600多家金融企业（李静霞、丁艺等，2010）。金融集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集聚水平测度、类型、动因及效应等方面。茹乐峰、苗长虹、王海江（2014）在对比分析2005年和2010年全国286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以后，认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是我国金融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全国金融集聚态势正从金融集聚中心向邻近区域扩散，并逐步向中部和近西部地区城市传播。
在金融集聚的形成动因方面，黄解宇（2011）认为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伴随物，随产业集聚的发展而发展，金融本身的高流动性加速了金融集聚的形成，集聚的空间外在性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基础。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人力资本、信息外溢等都被证明对金融集聚产生显著的影响。
金融集聚必然形成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金融资源在空间配置而形成的一种集聚状态，是金融集聚的直接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逐步增加，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热潮。据统计，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打造区域性乃至国际性金融中心（孙国贸、范跃进，2013），针对区域金融中心的相关研究大量涌现。早期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上，普遍认为，资金集聚和配置功能是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金融集聚和辐射功能是其核心功能。倪鹏飞（2005）在对我国各城市金融中心的定位进行研究后，将上海、北京定位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广州、青岛、厦门、武汉、大连、重庆、西安定位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冯德连（2004a，2004b）系统研究了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动因，他指出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主要是由两种拉力、三种推力和政府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两种拉力是指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三种推力则是指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潘英丽（2003）运用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即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机构对金融中心的积极效应，不过她并未指出地理区位对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具体影响机制。陈祖华（2010）进一步指出由地理位置所产生交通优势、时区优势、地点优势和政策优势对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作用，但是他认为区位因素只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外生变量，金融集聚因素才是决定金融中心能否形成的关键内生变量，也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
在近几年的国内研究中，学者们开始重视政府和制度创新在区域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杨长江、谢玲玲（2011）指出政府在创立启动机制、强化良性循环、退出低效“闭锁”等方面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闫彦明等（2013）分析认为政府、市场这两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金融中心长期演化与发展的过程发挥核心作用。
四、金融政策的区域效应与差别化调控
金融政策以货币政策为核心，货币政策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长期以来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高度统一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区经济差异愈拉愈大，整体经济同质性逐渐被地区经济差异性所取代，由此引起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广泛关注。张晶（2006）、蒋益民（2009）等分别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区和各省份为研究对象，均证实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客观存在，并指出区域生产力水平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长期因素，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因素。董志勇等（2010）认为经济开放度、劳动生产率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方政府行为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反而会削弱货币政策效力。吴瑞祥（2013）创立了区域预期差异条件下的货币效应模型，分析了区域性预期差异对统一货币政策的影响，证实了区域预期差异会造成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不同。更多的研究则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如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来解释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尤以对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的研究居多，普遍认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关于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大多关注货币政策差异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大致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为解决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异质性问题，在坚持统一性的前提下，金融调控政策应该保持适当的区域性和差别化操作（孙天琦，2004；范祚军，2005；冉光和等，2007；郭立平，2013）。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从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协调发展角度解决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异质性问题（王维强，2005；刘明、陈秀枝，2007；黄飞鸣，2011）。鉴于经济金融具有较强的内生关系，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本身出发，第二种观点从货币政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出发，两者角度不同，但共同指出了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和应该关注的内容。第三种观点提出了区域货币政策的单一解决方案效果并不理想，要⒒醣艺策区域性操作融入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思路。
五、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上。孙晶（2013）从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角度分析了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她指出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可分成本地溢出和跨区域溢出，二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本地溢出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信息管理机制、成本管理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四大内生微观机制作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跨区域溢出效应通过区域金融发展中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在区域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上，并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郑长德（2003）、马瑞永（2006）、董绳周（2007）、杜云福（2008）、刘睿（2006）、冉光和（2007）等研究结论支持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艾洪德（2004）、王景武（2005）等的研究则表明区域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华晓龙等（2004）、陈茹s（2007）、陈正凯（2007）等通过研究得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不明显的结论。
六、总结与展望
区域金融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充分借鉴吸收金融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地理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和解释区域金融现象。我国特殊的区域经济环境、非均衡性和金融调控效果的差异性，使得我国区域金融的研究空间更为广阔，大批国内学者将研究目光从宏观金融向区域金融的中观层次转变，极大地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加深了对金融的区域结构、空间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构建起到重要的开创性和推动作用。
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区域金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相关研究呈现出“重现象描述轻理论探讨”、“重实证研究轻逻辑思辨”、“重借鉴利用轻自主创新”等特点。具体来讲，理论体系建构层面，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思想创新，主要停留在对区域金融现象的描述和单纯的政策建议上，未能建立区域金融研究的理论架构，对区域金融差异演进规律、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研究不够深入和细致。比如，由于我国还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利率的逐步放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金融机构行为的区域差异等亟需进一步研究。在实证研究层面，虽然大量的数据和前沿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因此，对方法选取的适用性、模型的合理性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对同一问题的分析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对区域金融现象的理解和区域金融理论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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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Views and th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n the Regional
Finance in China： A Review
CHEN Xiaolin
（Lanzhou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Lanzhou Gansu 730000）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4
关键词:区域经济 区位优势 产业优势
振兴区域经济，是当前在经济领域，在各个不同的地区热议的话题。发展区域经济要对区域经济的形成，振兴区域经济的意义，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应遵循的原则等方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使区域经济振兴规划更加科学合理。
一、区域经济形成的几个因素
区域经济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形式。区域经济形成的因素不同，造成不同特色的区域经济。一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形成的区域特色经济，其表现为在一定区域内的经济特色产业特色和技术特色；二是地理位置形成的区域经济，其主要产生因素为经济的发展程度，由此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分；三是资源主导型，其区域经济的特色受当地资源影响，形成资源主导下的区域特色经济。
由此可见，努力创新、积极运用新技术，合理利用地理位置等不可创造的因素，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振兴区域经济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终极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实现共同富裕。
振兴区域经济，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布局和机构调整；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三、振兴区域经济应遵循的几个原则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是在我国继续开放战略和当前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要求，故各地要依据自身实际，不断创新经济发展思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实现区域经济振兴的目标。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和注意几个问题。
(一)充分发挥优势，科学定位的原则
每一个区域的经济都有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不仅要对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进行科学分析，还要把自己放到全省、全国仍至国际地区中去分析，不仅要分析资源、技术、交通、市场等因素，还要分析金融条件、技术开发能力，周边经济的发展程度等，使规划合理、科学，又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经济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控制经济规模，适度开发的原则
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应遵循合理适度，科学限制的原则。纵观以往我国经济发展，摊子越大越好，地域越广越好，规模越大越好的思维方式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思路和行为方式，造成许多基础资源的浪费，使土地利用率，城市基础设施利用率长期居于低水平。适度开发可以避免经济和产业适度聚集，从而产业现代城市“病”。所以区域经济的规划范围要有一个“度”，而不是越大越全越好。
(三)经济与环境并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环境因素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同时，环境保护规划也要与之同时制定，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应进行科学安排，合理分布，使自然生态区、农业发展区和经济发展区科学结合。达到彼此兼顾，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的目的。
(四)分工协作，统筹规划原则
区域经济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要考虑到所处的经济环境。当今经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区域间分工协作已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分工协作，就是要达到资源共享、产业相连、互利互惠、实现共赢，争取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既要敢当鸡头，又要善当凤尾，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主，超越区域划分去谋求经济协调发展。
(五)遵循规律，市场主导的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要遵循经济规律，都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只能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为此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要自觉严格地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本质能力，用经济手段指导经济，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发展，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资源配置作用。
四、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一)要素投入的驱动机制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观点，经济增长就是生产要素从效率低的部门到效率高的部门的转移。一旦一个地区将其有效的生产要素资源集中到高效率的、能够起带头作用的部门，则这个地区必然会获得增长。
(二)中间投入的拉动和驱动机制
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产业的中间投入增加很快，并随着增加中间投入的使用量来增加经济产品的价值，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产业部门增长的拉动机制
例如，北京市近年来的增长，主要靠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即使在传统部门总量下降的情况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使北京的经济总量（GDP）保持年均10%以上的速度，相应地北京主导产业部门由过去的钢铁、化工、机械、建材转变为高新技术、旅游、新兴第三产业。
(四)先行地区增长的拉动机制
例如。中国沿海地区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受到三大直辖市和五个“新兴工业省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而沿海地区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区域。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5
内容摘要:本文以云南省曲靖市9个县(区)、市为研究的区域单元,以人均GDP为主要统计指标,通过定量分析,得出曲靖地区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特征并提出提高经济效率、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区域空间结构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区域经济 空间分异 曲靖市
问题提出
一直以来,我国在区域发展决策上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这一方面导致增长极的出现,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增长极的形成必然打破区域的原始空间平衡状态,同时增长极的成长将进一步加剧区域空间不平衡,导致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发展差距引起广大学者的普遍关注。本文立足于云南省曲靖市,通过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发展差异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其在社会、经济、资源等条件约束下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内在依据,提出促进区域发展的对策措施,以期对政府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借鉴。
曲靖区域经济差异演化的实证分析
曲靖下辖包括一区一市七县,包括麒麟、沾益、罗平、富源、陆良、师宗、马龙、会泽、宣威共9个行政单元,本文以曲靖各县(区)、市的人均GDP数据为主,分析的时间段为1985-2003年,资料选取来自云南省统计年鉴和曲靖统计年鉴中曲靖各县市的数据,缺失的数据通过该地的国民总产值和总人口总数的估算补足,价格采用当年价格计算,应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曲靖地区各区域经济差异随时序变化特征(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从极差看,曲靖各县市人均GDP的绝对差异,在1985-2003年间,总体上一直呈扩大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85-1990年,绝对差异变化较小,年平均递增率为28.67%;第二时期,1990-2000年,绝对差异急剧扩大,年均递增率达到为45.9%;第三时期,2000年以来,但绝对差异年均递增率仍为25.03%。
离散系数,也叫变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均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c.v为变异系数,xi为第区域的人均GDP,x为各区域人均GDP的均值,n为区域的个数,一般地,离散系数越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越大;反之,离散系数越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越小。曲靖各县市1985-2003年间,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其中,1985-1990年间变异系数稳步爬升,增至0.6以上,年递增率为3.4%;1990-1998年,变异系数均超过0.6,在1998年,达到1;1999年后有下降趋势,但局部振荡。从变异系数的值来看,曲靖各县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大。
曲靖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特征
为进一步研究经济地域分异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空间规律性,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标来衡量,所谓熵,就是比率的比率。它由哈盖特(P•Haggett)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区位熵计算公式为:
Qi=Si/Pi
Qi表示区域内某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区的比重与该地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区的比重。Qi的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越低。为对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进行比较,按区位熵对地区经济进行分类:以Q表示曲靖全区的经济区位熵的平均值,经计算Q为1,当Qi>Q为经济繁荣区,当0.8
曲靖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模式
由于各种经济活动的经济技术特点及由此而决定的区位特征存在差异,导致其在地理空间上所表现的形态不一样,由此形成了不同功能的区域空间结构。区域空间结构模式主要有极核式、点轴式、网络式(李小建,1999)。
根据前面分析,曲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为麒麟区,其次为沾益县,罗平、富源、师宗、陆良属于经济发展区,马龙、会泽、宣威属于经济落后地区。从产业结构看,麒麟区和沾益县的产业结构层次较高,形成二、三、一产业结构,宣威、会泽等地的产业构成以第一产业为主,其产业结构比较初级,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麒麟区为曲靖市政府所在地,具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交通、通信网络也比较发达,加上政策倾斜,近三十年来,其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成为增长极,对相邻的沾益和马龙辐射能力较强,对距离较远的会泽、宣威、师宗等地辐射能力较弱,其符合距离衰减原理(李小建,1999)。
结论与对策
(一)区域布局上继续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就曲靖地区总体发展而言,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经济差距正处于扩大过程中。但随着曲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区域差距将保持稳定,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区域差距将缩小。另外,从曲靖区域空间结构模式看,属于极核式空间结构。因此,在区域经济总体布局上,要进一步发挥区域优势,采取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效益高、基础条件好的部门和地区。要率先发展中部地区,强化麒麟、沾益等城市的辐射功能,提升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培植和发展中小城市,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相邻村镇的发展,形成次极核心区域,并强化和整体经济的联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从而使不同规模等级的增长极相互连接,共同构成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体系和空间结构的主体框架。
(二)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要着力培育和发展两烟及配套、能源、化工、冶金、汽车及机械、生物资源开发创新等支柱产业;要创造基础条件,逐渐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要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把曲靖市建设成为十佳宜居城市;对于区域经济,充分挖掘潜力,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农特经济,如罗平油菜花产业要重点扶持,提高科技含量,延伸其产业链条,打造区域经济增长点,并辐射和带动毗邻城镇的发展;要逐步实现整体的经济结构由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型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三)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实现协调发展
虽然区域经济不平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客观的经济现象,但地区经济差异扩大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并制约经济繁荣地区进一步发展,因此,政府应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将经济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目前曲靖区域经济差异较大,这不利于曲靖整体经济协调、有序发展,政府应进行适当调控(丁四保、王荣成,2003)。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必须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撑力度,强化其造血功能,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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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形势分析范文6
关键词：对外贸易；区域经济；不平衡；时滞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20
1 引言
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是从资源有用装备的视点思考怎么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络效应最大的工业中，经过这些工业的优先发展以处理经济发展的瓶颈疑问，并推动其他工业的发展。该理论为经济发展供给了一条新的思路。但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也有许多缺乏之处，首先，其对不平衡发展的进程、方向和转折点论说缺乏；其次，其对不平衡发展进程中因出资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压力等消沉效果估量不行充沛；再次，过多注重出资决议计划的效果，而无视其他决议计划的效果；最终，高估了落后国家和区域市场机制的效果，无视了其市场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要素不能自由活动等一系列实际疑问。
归纳比照现存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我们发现尽管其运用的研究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一致，即解说经济不平衡表象发生的缘由或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表明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有一致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时间普遍存在的经济表象。因而，正如赫希曼所论述的那样，发展进程是一个不平衡链的运动进程，这一进程不可能消除不平衡，而是一个不平衡状况变化到另一个新的不平衡状况的变化进程。因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要受各种要素的影响，其间包含政治、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各种微观要素的影响，也包含该区域劳动力、资金、技能等微观要素的影响，从而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很多要素归纳影响的成果，所以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变化态势也很难找出一条规矩性的变化规律。在实际研究分析中，我们只能忽略其他要素的影响，单独地研讨某一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影响，然后使用其中的效果机理进行调整，使经济发展进程趋于有利的方向行进。
首先，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联系实际整理出了一套衡量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的指标体系，并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联系作了理论假定。然后，从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两个方面来调查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在相关性分析的过程中，先运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使用历年数据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中心的传导变量的基础上，再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总体国民经济发展的联系进行实证研讨，从中找出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传导方法。
2 研究设计
经济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归纳性的指标。在之前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研讨中，经济学者们所挑选的指标各不相同，其中最常用的有以下几种：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和生产总值增长率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归纳性指标。它是指一个国家和区域在一段时间（通常为1年）内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值。从中得知这是一个静态反映一国和区域生产总价值的归纳指标，是一个肯定的概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在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这个国家或区域的总人口数量所取得的一个均匀数据。这个指标与前一指标比较，将人口数量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衡量要素，反映的是这个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可以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国内生产总值更能反映出一个区域真实的经济水平。最终一个经济发展率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通常是前后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可比的价格条件下的比值，是从动态的视点来衡量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对这三个衡量指标进行对比之后，本文在下面的研讨中挑选了可以动态反映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增长率指标。
事实上，测算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办法和测算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的办法迥然不同，并且每种办法都有其优点和不足。这里测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是为了之后研讨外贸区域差异对其影响效应而做铺垫，所以在测算的过程中，挑选了最能体现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整体差异指标变异系数V来衡量。详细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GV=1g∑Ni=1（gi-）2N=S
公式中，gi是i省份或直辖市某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国各省份和直辖市该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平均值，而N则是全国的省份和直辖市总数。
3 实证分析
从人类经济的发展来看，只有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对该国经济和发展分配产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的不断推进，对外贸易已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发展分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3.1 中国对外贸易区域不平衡现状分析
3.1.1 贸易规模
贸易规划存在严峻的区域性不平衡。由上面的剖析能够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规划敏捷添加，可是却出现了不同区域经济极度不均衡增长的现象。图1描绘了1997-2014年东中西部区域进出口总额的改变趋势。整体来看，中国的区域之间对外贸易规划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区域贸易规划占全国总额的绝大部分，而中西部区域的比重较小，东部的增加速度远远大于中西区域，中西部区域占全国总额的比重呈降低趋势。联系表1的东中西部区域对外贸易区域布局，而随着东部区域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1997年到2014年，东部区域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已超越90%，而中西部之和也不足10%，且平均不超越5%。
3.1.2 对外依存度
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一个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指标，是用一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GDP。从上面的分析能够看出，中国对外依存度整体呈增大趋势，可是不同区域之间对外依存度存在严峻的不平衡。图2描述了1997-2014年东中西部对外依存度的改变趋势。整体来看，三个区域的对外依存度都处于整体上升的趋势，但东部的对外依存度显著高于中西部。
综上所述，中国的对外贸易深受中国本身的开放进程和全球化的笔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呈现出如下特点：（1）随着中国对外开发的不断推动，对外贸易一向处于高速发展的态势，并且占GDP的比重显著增大，对外依存度不断变大，对外贸易已经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2）中国对外开发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笔直专业化分工中，不断接受发达国家关于加工贸易的搬运，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首要类型的对外贸易形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技能等的不断进步以及成功入世，中国在世界分工链条中不断上升，商品贸易布局不断优化，正在逐渐从出口纯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转向技能含量较高的商品发展。（3）对外贸易的区域化差异明显。东部无论在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仍是对外依存度都大大的高于中西部区域，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区域化差异的趋势。对外贸易的这些特点是研究分析对外贸易影响中国发展分配不平衡的根本。
3.2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度量
不平衡是一个经济表象，归于一个比拟笼统的疑问，但是在经济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习惯于将笼统的疑问详细化，因而，大概找一个变量来衡量这一存在的经济表象。详细的衡量办法在前面已做了介绍。由公式可知，要核算中国历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值，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历年各省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了得到历年各省实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数据，就要在核算过程中除掉价格指数对其形成的影响。因而在查数据的过程中我们选取了现已除掉价格指数影响的历年各省的生产总值指数来核算中国历年各省的经济发展值，可得到全国每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衡量指标值，详细核算结果见表2。
从整体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度呈现出一个降低的趋势，可是到后期不平衡度就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进行上下小幅动摇，不再呈现降低趋势。因此，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的状况旁边。究其缘由，除了自然条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方面的不同外，还有国家方针、一切制布局、产业布局、劳动力本质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首先，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联系实际整理出了一套衡量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的指标体系，并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联系作了理论假定。然后，从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两个方面来调查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较大，且主要体现为三大区域间的差异。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间对外贸易一直都处于不平衡的状况，且其差异基本维持在特定水平上。其次，中国对外贸易的区间差异指标指数值大于区域内部的差异指数值，这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首先体现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
（2）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况，但后期逐渐有了改善。
中国长久以来都处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自1992年后，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进入一个安稳的状况中，由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开始逐渐降低，即区域间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出趋同态势，但这一趋同表象并不说明能够消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真正的不平衡，而是指不平衡值相对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况。
（3）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效果具有显著的时滞性。
从相关性研究分析可知，中国进出口区域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果存在着五年的时滞性，即年进出口区域整体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效果的影响将在五年后才体现得最为显著。
（4）对外贸易区域差异从整体上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度降低。
整体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联系，而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又进一步地推进了整体国民经济的增加，因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对外贸易区域差异与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之间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5）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对国民经济发展只存在短期的冲击效果。
通过对中国进出口区域差异和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数据的脉冲响应分析能够发现当进出口区域差异遭到外界的冲击后，其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短期的，但是国民经济发展对两者遭到冲击时做出反应的方向不同。当在给本期的出口区域差异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短期内给国民经济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负影响向正影响转变的进程，并在第九期之后不见。但当给本期的进口区域差异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短期内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正好同出口体现的状况相反，是一个由负影响向正影响转变的进程，并在结尾消失不见。这一脉冲定论刚好与相关性定论相对应。
4.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研究，要想改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就必须高度重视区域对外贸易发展差异。对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深化东部区域的贸易发展。
现在由于资源的约束，为东部区域带来发展的粗放型出口贸易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许多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不得不向其他区域搬运，贸易布局有待晋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持续坚持以往贸易带来的发展，有必要出台新的贸易方针推进贸易布局的晋级。
（2）注重外部经济形势对中国东部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东部区域的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动摇，特别是欧美国家经济动摇将会极大的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进而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因而，关于东部区域的宏观调控方针应当充分考虑世界经济的动摇带来的影响。
（3）鼓励东部区域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向中西部区域搬运。
东部区域贸易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彼此推进的效果，为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提供了学习榜样，东部区域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现已建立了安稳的长短期联系。中西部区域使用工业搬运的“雁行布局”，能够经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一些不适应东部沿海区域发展的工业向中西部区域搬运。
（4）拟定贸易方针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区域差异。
拟定贸易方针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区域差异，遵从比拟优势，完成竞赛优势。东部区域杰出的区位优势，经济基础，应该尽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外贸工业，逐渐将劳动密集型的外贸企业向西部区域搬运；中西部区域应该使用个人在天然资源、人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接受东部区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搬运，另一方面经过改进基础设施，招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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