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儿英语启蒙教育范文1
关键词：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应用
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类读物，本身在文学价值上就是对小学语文教育的补充和扩展，作为培养儿童内心文学兴趣，开启儿童对于文学世界探索的钥匙，儿童文学的出现对于整个文化传播和发扬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小学语文作为儿童教育初始阶段的主要学科，在整个文学的学习和启蒙阶段也具有关键性作用，两者作为文学的基础教学类文献，在实质上同出一脉，相辅相成，所以加强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的互补和联合对于整个语文教学有着创新性意义。下面通过对小学语文和儿童文学分别进行分析和讨论，从而浅析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应用。
一、儿童文学定义
儿童文学是在中华文化背景下，经过反复的节选和改变，专门针对于青少年和儿童设计的启蒙性文学读物，其目的就是激发广大儿童和青少年对于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爱好，从而对整个中华文化进行学习和积淀。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儿童文学的定义和内涵也不嗟谋桓新和发展，但是不管经过如何的改变和创新，儿童文学本身大致包含下面几个方面含义：第一，儿童文学是中华文化的产物，是结合儿童特性而编写的文学类读物，是对儿童和青少年思维有着引导、启蒙等作用的启蒙性书刊，是在文学基础上的应运而生。第二，儿童文学的应用对象是广大儿童和青少年，儿童文学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儿童和青少年的思维特点和心理特点，设身处地的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思维立场上去引导儿童和青少年走进文学的世界，用一颗纯洁、积极、善良、美好的心去了解中国文化，进而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内心性格；第三，儿童文学是优秀文化的剪影，具有广泛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儿童文学都是经过精心的编写和排版，不论文字还是图画都是对儿童内心世界的映像和美化，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多种优秀文化特点，目的就是启蒙儿童和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二、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表现形式
（一）小学语文中的英雄主义
我国拥有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底蕴，同时我国的文化教育历史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背景，不论是古代教育中的私塾教育，还是现代教育中的大众教育，在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颂扬文化就是英雄主义，从古代教育中的《山海经》中炎黄五帝，再到现代教育中的“感动中国”，这些文学书刊都是对我国历史优秀任务品质的传扬和赞颂，比如：古代教育没有文学读物，是通过石碑记录英雄传记，目的在于培养儿童见义勇为，勇敢正义的性格特点；儿童文学虽然并不是语文教育中的指定课本，但是却在树立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起到重要的正面作用，特别是对于英雄主义的赞颂，所以文学读物是促进语文教学的重要辅工具。
（二）儿童文学和小学课本的互补意义
小学语文教材作为课程教育性书籍，要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性格特点对课文内在进行适当的改变和修订，适当的修订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对整个素质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造成一些文化史实的残缺和误解，虽然在一定阶段有效的对儿童的内心世界进行培养，但是在长远的阶段会影响整个文学文化的学习和认知；儿童文学虽然不属于素质教育的指定用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拥有较为完整的文学内容和思想意义，所以适当的通过儿童文学的课外阅读补充小学语文课本删减的内容，对于以后长远的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由此可见，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分补充小学课本，通过二者有机的集合促进儿童内心世界的完善和文学文化的培养。
三、儿童文学在小学教学中的特点
（一）材料内容的冗杂性
小学语文教育要求是课文内容简介、中心突出、中心思想集中，儿童文学作为文学材料而言，是对整个材料的完整叙述，强调整个故事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所以在一定程度是不能够容易被儿童理解和接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不属于文学教育的优秀材料，我们要正确对待小学课本和儿童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积极学习尊重小学课本的前提下也要注重儿童文学的重要意义，根据两者不同的特点吸取积极因素，促进学生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念的培养。
（二）多元化思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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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
“职业启蒙教育”原本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词，相似的概念多见于“职业准备教育”、“职业生涯指导教育”、“职业规划教育”等，所以有必要从分析“启蒙”、“职业启蒙”的概念开始探索“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
（一）关于“启蒙”
“启蒙”一词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早在元代刘壎的《隐居通议•论悟二》就有记载，“及既得师启蒙，便能读书认字”。清朝龚自珍在其《哭郑八丈》诗中也提及“论交三世久，问字两儿趋”（原注：余两幼儿曰橙曰陶，丈为启蒙，设皋比焉），其意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启蒙”包含三方面的特点：第一，对教育内容和程度的要求低。第二，实施的对象年龄低。第三，有改变偏见和纠错的作用。青少年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阶段，它对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开发智力潜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儿童在接受新理论时还无法通过大量实践来证明新知识的科学性，只能通过直接告知的方式使他们记住某种定律，这种省略证明过程的传导方法便是为人所常用的启蒙教育。古往今来，各种案例已足够证明，接受过启蒙教育的孩子比未受过启蒙教育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人生历程中有更高的成功几率。
（二）关于“职业启蒙”
在“启蒙”前加上“职业”是对启蒙内容在范畴上的限定。纵观国内外关于职业启蒙的研究，多是基于如下四个路径。一是从“职业生涯指导”的理论出发，将职业启蒙等同于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步，即职业探索。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以美国学者最为突出，包括舒伯的“五阶段”说：职业成长阶段、职业探索阶段、职业确立阶段、职业维持阶段、职业衰退阶段；金斯伯格的“三阶段”说：幻想期、尝试期和现实期；施恩的“九阶段”说等等，他们认为不同阶段的职业生涯内容和重点有所区别，但职业探索往往在成年之前已经进行。二是认为职业启蒙等同于职业意识的培养，这种职业意识包括主体对自身的认识、主体对职业的认识以及主体意识与职业的统合。该观点认为儿童职业意识启蒙的重点是对自己与未来职业匹配度的把握。三是从劳动技能的习得出发，以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为代表，强调一方面要将劳技课作为一门独立科目，另一方面要在其他科目中贯彻劳作精神，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四是从职业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启蒙的内容应涵盖五点：让儿童产生劳动是光荣的情愫；让儿童树立起职业无贵贱的意识；让儿童学会与人相处的能力；让儿童养成克服困难的意志力；让儿童具备对善恶美丑的判断力。
（三）关于“职业启蒙教育”
通过以上对“启蒙教育”和“职业启蒙”的认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即职业启蒙教育是以青少年儿童为实施对象，从培养职业思维能力出发，从对职业特征的描述、对职业类型的判断、对职业技能的习得、职业规范的养成、职业道路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智力改造。具体分析可建构出以下职业启蒙教育内容与目标体系：在时间维度上，根据埃里克森的人类心理———社会发展阶段学说可知，3－12岁儿童的任务是学习重要的知识、技能和生存技巧，勤奋感超越自卑感；而12－16岁青少年则是发展自我的同一性。所以职业启蒙教育应以3－16岁之间的幼儿、中小学生为实施对象，帮助青少年儿童顺利通过这两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人生特殊任务，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在内容上，主要是以职业认知、职业技能、职业规划、职业道德为主，这种教育活动能引导学生从对“自我”的认识转化为对“职业”的认识，帮助他们经历职业感受、职业认知、自我认知、职业探索、职业规划等几个阶段，达到沟通职业态度与职业行动的目的。职业感受阶段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职业理想，能产生规划未来的意识；职业认知与自我认知阶段的目标是了解职业的意义，形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正确意识，并能洞察自己的性格、兴趣以及特长；职业探索阶段的目标是根据自己总结的价值观形成初步的《职业清单》并开始付诸行动；职业规划阶段的目标是针对职业目标进行通道设计并能持续不断地总结探索。每个阶段不是单方向的进行，而是以循环上升的方式进行。这一过程具有筛选功能，可以帮助个体提炼职业目标，过滤掉不合理的职业导向，从而聚焦自己的职业定位。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反复的长期的过程，因此，职业启蒙教育需在儿童阶段开始，作为漫长职业道路的职业预备期。职业启蒙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职业”两字的表层意思，而是需要从更深层次地考虑，通过“职业”的开展而赋予人的社会性，让孩子更清晰地知道如何才能更真实地投入到社会中生活。在实施方式上，职业启蒙教育是通过职业体验、职业角色扮演等进行开展的，与各社会组织、商业机构、家长、学校、社区等组织联合起来，利用相互的作用优势，整合社会组织资源，通过游戏、小组课程、实践体验等方式帮助儿童了解自己、认识职业世界，增强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责任心等方面建设，以达到综合素质全面建设。
二、当前我国发展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的现实诉求与意义
在国家重新燃起对职业教育的热情时，职业启蒙教育似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不论是对社会发展、学生个人成长，还是职业教育体系自身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职业启蒙教育是合理分配社会劳动资源的现实需要
近几年，“最难就业季”频频成为夺人眼球的新闻标题。媒体调查发现，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滞后于市场职业岗位变化，另一方面则在于学生陈旧的就业观念。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阶段步入“大众化”阶段，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从事普通工作。而大学生的就业意识还没有从精英化定位向大众化转变，学生就业期望值与市场实际需求存在着严重的错位。虽然不能将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课一棒子打死，但不可否认这种指导一方面是应急性的，另一方面是技巧性的，有临时抱佛脚之嫌，显然不是万全之策。而提高学生就业能力，改变其就业观念才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在不同时期就业观念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如果能在教育启蒙阶段形成基本的职业意识，辅以职业技能，就能为将来的生存与发展未雨绸缪，让他们对将来的职业选择有更确切的倾向性、更合理的匹配性、更充分的适应性。学生接受职业启蒙教育后，合理地评估自身价值，就会避免好高骛远，对各行各业都秉持尊重的态度，对社会分工有正确的认识，便不会觉得自己屈就了某项工作。因此，职业启蒙教育能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人才和劳动力配置，从而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劳动力失衡、职业偏见等社会问题。
（二）职业启蒙教育是合乎个体身心发展的理性需要
教育最朴质的目的在于让人生活的更好，脱胎于教育母体的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培养在职业世界中更完满的职业人。“教育若不能授予学生谋生的技能，他们连生存和物质生活都保障不了，何谈对知识、道德和审美等精神层面上的享受？”此乃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者黄炎培先生所言，他想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中的人，需要生存性需求与发展性需求的统一，而生存性需求是发展性需求的基础。据此，在青少年儿童阶段就教以部分生存技能，强调谋生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在经济智能化发展的社会，普通人要想在产业结构升级导致的职位变迁洪流中游刃有余，还必须具备除了适应自己感兴趣的职位之外的职场应变力。职业启蒙教育便是这样应需而生的一种教育，它能教予青少年儿童专业技能以外的涉及到职业情境的处理能力。另外需加以说明的是，在青少年儿童时期实施职业启蒙教育是有科学依据的。按照人的成长规律，一方面，儿童的生理上需要进行适宜的体力劳动以锻炼身体的协调能力，另一方面，儿童的心理上集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感逐渐增强，在这一阶段围绕职业生活所需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态度对儿童进行熏陶，能增强他们对职业相关知识的获取效果，亦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普适性能力。
（三）职业启蒙教育是健全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需要
根据国家十二五中长期规划发展纲要的指导精神，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实现内部各级职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外部两种教育类型的多元立交。首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应具有自我延展性。在确保中、高职规模合理的情况下，“一方面向上延伸，包容职业准备教育层次以后的职业继续教育，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广泛性需要，另一方面向下延伸，建立职业准备教育层次以前的职业启蒙教育，以供给个体发展的普适性需要”。因此，在学生接受教育伊始给予职业启蒙指导，贯通职业教育这条轨道，而不是在普通教育升学之路行不通的情况下才“出轨”到职业教育。其次，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体系，仅实现从中职到高职再到与本科的衔接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有其丰富的内涵与外延，能够融入到终身教育的体系之中。近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中高职到本科的衔接问题，认为职业教育高移是一种拓展职业教育发展空间的做法。然而，对于是否把职业启蒙教育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战略中来，我们还没看到多少顶层设计。笔者认为，开展职后技能提升培训，比职前学历教育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因此，不如将受众面更广的职业启蒙教育扎扎实实地开展好。另外，从社会评价角度来看，倘若中专、技校里的生源曾受过职业启蒙教育，他们以成为高级技工为荣，自发选择在职校里开拓人生道路而非被普高普本所淘汰，那么职校生的身份还会被低看吗？如此，学生的主观意识能反作用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
三、我国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由来已久，但职业启蒙教育一直是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主要状况显现为：
（一）萌芽早，整体规划起步较晚
梳理我国职业启蒙的历史，早在20世纪初就有黄炎培等有志之士以“职教救国”的口号来开启民智，他们从1919年开始以《教育与职业》为平台，撰文介绍西方职业指导的理论与经验，并对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的迫切性加以论证。1924年，中华职教社先后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等地举办宣讲会，对中学生进行升学与就业方面的指导。他们为职业教育的推广四处奔走相告，为职业科在《壬戌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据统计，在政局动荡的1918—1925年，全国职业教育机构逆势而上，从531个增加到1695个。民众的职业意识慢慢苏醒，但民间宣传的受众仍是小范围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重视青少年的劳动技术教育，并经历了四大阶段，分别以劳动技术教育课程化、思想政治教育倾向化、与生产劳动结合密切化、被素质教育肯定化为几个阶段的特点。然而在1988年9月20日，国家教委印发的《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改革）》中指出：“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切实加强劳动教育，适当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我们可以窥见职业技术教育与传统劳技教育并不是等同的范畴，它受到的重视也不如劳动技术教育，但我们可将其视作职业启蒙教育的一种雏形。我国第一次将职业启蒙教育（或称职业指导）以比较正式的形式提出是在1994年，国家教委正式颁发《普通中学职业指导纲要》。而国外早已将职业启蒙教育明确立法并普及。如英国，在二战后着力恢复社会生产，政府颁布《1944年教育法》，该法强调了在现代中学和技术中学中加设工业制图、木工等职业倾向明显的科目。美国的职业生涯教育一直是学者研究的摹本。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计教育，把培养对象的范围拓移到1—12年级，企图将他们从“升学主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转而引向关注个人生计与未来发展的正道。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把学术学习和职业学习结合起来，目的是使高中阶段的学生能给自己规划一条职业道路。这项运动为中等教育和中等之后的教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学生跨越迷茫的鸿沟，帮助他们顺利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
（二）实践中未形成长效机制
我国近年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学术研究并不少，而实际可操作性并不强。东华大学曾对上海地区7所985、211高校的大学生做过调查，结果对于“自己树立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问题，绝大多数给不出确定的答案。将近46％的学生对就业成才目标方向感到很迷茫，只有18％的学生能明晰自己的目标选择。我国的职业启蒙或职业指导几乎都是在大学才开展，少之又少地见于中学阶段或者小学阶段，且课程很少作为必修课，更无法谈及统一的教育要求。反观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指导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在人生各个阶段都有强调。从幼儿园开始，到义务教育再到高等教育一直延伸到继续教育，其生涯教育的理念与终身教育保持一致。如美国，其1989年的《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中对小学生该具备的职业能力有明确表述。初中的要求比之小学时更注重与职业世界的联系，如在“对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对工作与社会的关系”和“对职业规划的过程”这三项上，从“认识”的要求提升到“理解”的要求。邻国日本也注重各个教育阶段生涯教育的连贯性，在对学生的培养方向上，以为职业生涯做准备为线索呈现出明显的递进性。在大学之前就进行的职业启蒙教育，能为其后不同阶段的职业生涯规划留下继续深入和变化的空间。此外，发达国家的职业启蒙教育社会配合程度高，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有慈善机构捐赠，有企业与之订立发展合同等多种方式以促使学校提高竞争力。而我国的职业启蒙教育局限于学校老师教的模式，依旧采用传统的理论说教式的授课方式，单一的教育方式使职业启蒙教育课流于形式，无法落实便也无法形成独具特色的职业启蒙教育体制。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
目前在国内研究并实施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还不多，仅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始探索。而和我国国土面积差不多的美国，在1974年已有9个州通过了实施“生计教育”的法案，有42个州已采取措施推行“生计教育”。英国也于2009年10月推行职业指导计划，率先在曼彻斯特、普利茅斯、约克等7个地区的38所试点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政策设计者可能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认为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制约其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所以一直未在欠发达地区推广或普及职业启蒙教育。
四、我国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路径
职业启蒙教育是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分阶段、多视角、全方位地加以探索，特别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形成三大合力，为职业启蒙教育的顺利开展推波助澜。
（一）政府方面
1．政府政策引领任何制度的改革与建设都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作用。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尽完善，民间公益组织相对稚嫩，绝大多数较重要的机构设置及其专业、行业权威的形成与认可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职业启蒙教育推进过程中，政府强有力的行政体系和行政力量可以提升社会机构的社会认同度。一方面可将儿童职业启蒙教育服务经费纳入社会工作财政支持范围，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和创新扶持资金投向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服务。另一方面是通过扶持或引进有经验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单位设立服务基地，配备服务标识和必要工作设施。为人民群众参与和接受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服务提供便利条件。职业启蒙教育起源于美国，指的是发现并有意识地引导儿童职业倾向的教育活动。美国已经通过法律法规、课程设置、特殊节假日和心理分析等方法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完善职业启蒙教育，其经验对发展我国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美国，一些学校定期设立“职业日”。“职业日”那天，校方请各行各业的人到学校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如有警察、律师、营销员、消防队员、拍卖师、运动员等等。学生们学到的并不是什么职业能赚多少钱，而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生存和发展的。2015年5月国务院要求设立的第一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对职业启蒙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风向标。总之，政府需要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使一定范围内的人、财、物合理流动，实现资源共享，从而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
2．财政经费支持教育改革离不开经费，职业启蒙教育若要行之有效，必然需要一定的经费作支撑。我国义务教育的经费均由各地政府负担，只向学生收取一定的书本费，通常不会有剩余教育经费来支持职业启蒙教育。因此，政府需要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进行系统规划，增拨教育经费以使教育投入更加合理、平等。美国在教育投入上花重金，1971年，联邦教育总署拨款900万美元，资助各州进行“生计教育”实验；1973年又拨款1．68亿美元推广“生计教育”实验；1977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还专门通过了一个“生计教育”五年计划，并拨款4亿美元支持其实施。得益于政府的财政助力，美国的“生计教育”项目实施起来才得心应手，教学设施得以完善，各种形式的教科书得以顺利出版，教职人员待遇提高教学热情高涨。
3．法律法规保障发达国家职业启蒙教育体制相对完善的背后，多有着比较健全的法律做保障。例如，日本的《学习纲要指导》，美国的《从学校到就业法案》，瑞士的《联邦职业和专业教育及培训法》。通过立法，能明确职业启蒙教育的地位、政府的责任；明确职业启蒙教育的开展范围和条件保障；明确职业启蒙从业人员的资质；明确职业启蒙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等。同时，将职业启蒙教育立法也是我国职业启蒙教育得以铺张开和得以操作化的捷径之选。
（二）学校方面
1．学校课程改革课程教学是教育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育人质量保障的前提。课程设计与开发最基本的五个要素是课程目标、内容、媒介、活动、评价。首先，学校应本着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从学生的天赋、兴趣出发，帮助学生了解自己、认识职业世界，增强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责任心等方面建设，以达到综合素质全面建设。其次，以职业兴趣激发、职业动机培养、职业技能体验、职业规划指导等几方面划分模块设置课程。再次，善于借助职业测评工具，从提升学生的生活职业技术、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和媒体技术三大方面来开发课程。最后，学校要采取多种形式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课程的发展。比如，学校可以请社会各界人士开展讲座，以各行业出彩人士事迹为题材，对学生形成职业精神的震撼；通过利用黑板报、校报、广播等媒介的宣传，使学生沉浸在职业启蒙教育的良好氛围之中。
2．教师课堂贯彻课程的几大要素需要通过老师的教学设计加以糅合。首先，教师在教好专门课程的同时要承担“职业咨询师”的角色，向学生普及相关联的职业类别。如语文老师可以向学生说明自己还可以选择从事编辑、主持人、作家这样的职业；数学老师可以向同学介绍金融类相关职业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化学老师可以向同学介绍食品加工行业或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前途。以此为学生创造对职业感知的机会，使其早期便能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有利弊权衡。其次，在教育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认知水平、兴趣爱好等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兴趣挖掘。一个只知道以分数来衡量学生潜力，看不到学生其他方面闪光点的老师，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悲哀。老师可以留心平时的黑板报是哪些同学在做，然后推荐他们以后从事广告设计之类的职业。而不要让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认知，即分数高的去学理科，另一些不得已的选择文科，再剩一批为了高考走捷径而读了艺术。再次，在具体的教学操作方面，教师可以围绕职业这一主题，采取启发式、探究式的传授方法，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让学生都切身参与到职业普及的过程中来，加深对职业的认识和理解。活动形式可以是话剧、演讲、辩论等，通过学生表现出的职业倾向加以总结，鼓励他们走自己向往的职业之路。
（三）社会方面
1．家长更新观念老师对孩子的教育是阶段性的，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终身的。学前教育大师福禄贝尔在谈到儿童时期的教育时曾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妨说是在母亲手中。”儿童从被父母生育到被养育，每一阶段的智力唤醒与道德观念都以父母为学习摹本。父母要秉着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观念帮助孩子从兴趣、性格、特长等不同方面探求与之相匹配的职业。不要总是信手拈来老一套的说辞，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某些职业的排斥；也不要总拿“别人家的孩子”来与自己家的孩子相提并论，要注重对孩子职业意识的日常引导，让他们懂得“术业有专攻”、“行行出状元”。比如，本身就有职业身份的父母可以与孩子交流自己的职业特点、福利待遇、工作感悟，尽早让孩子了解不同职业对个人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此外，新闻媒体等报道的职业信息也可以让孩子去关注，从生活点滴处培养起他们对职业信息的搜集本领。这样既是对学校职业启蒙教育的补充和延续，也是让孩子增长见识拓宽知识面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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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幼儿教师口才是指面对幼儿出色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能力。其中主要包含传授知识的准确性和艺术性，具备一定的亲和力和爱心，同时要善于发现和引导，因材施教，积极培养幼儿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
幼儿教师的口才非常重要，其在对幼儿进行健康、社会、艺术、语言、科学教育活动中，具有较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口才，是指一个人口头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能力。它包含汉语普通话标准、发音准确、反映敏捷、思维条理、知识相对渊博等内容。幼儿教师面对一群天真无邪、浑蒙无知的儿童，以己之昭昭，解人之昏昏。使儿童明白道理，增长知识。站在讲台上，幼儿教师应该思路清晰，知识渊博，逻辑性强，反映敏捷。即所谓“循循善诱”、“娓娓动听”、“语重心长”等。
i知识的准确性
一般说来，由于教学对象不同，幼儿教师相对初、高中乃至大学教师，在知识积累和储备上，不要求有多么高深和渊博。面对童蒙初开的幼儿，在简单的拼音、看图识字和科学文化的教学活动中，白己的发音不淮确是一个首要问题。在运城一带“眼神”与“养神”、“柔润”与“柔韧”难分，“什么”念"shi m o”，“选择”念“xu}n zhe”“扫地”念“sao ti”、河津一带“鸡蛋”念“zhi t an"、等等。汉语拼音作为一门工具课，就像一副拐杖，在人一生学习和使用普通话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幼儿园里，相当一部分教师在汉语拼音教学中，本身严重受方言影响，口语不过关。对“z,c,s","zh,ch,sh”和“1”和“n”等发音难以区分。幼儿的早期汉语发音和认知基础不坚牢，甚至发生错误，严重影响人的一生。可见，正确掌握汉语拼读识字和普通话的发音规律，对幼儿教师克服方言土语提出了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英语学习和普及越来广泛。中国孩子在英语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但效果并不理想。据美国最新研究发现:由华盛顿大学帕特丽夏·库尔博士实验研究显示，6一7岁是开始学习外语的最佳时间。“人类大脑在青春期前更具可塑性”。库尔说，“对成年人而言，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与孩提时代截然不同，说一口地道外语的希望非常渺茫”。川恰恰在家庭教育和幼儿园里，一些家长包括幼儿教师辅导幼儿英语学习，背单词，记音标，其中发音不准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幼儿教师自己英语单词读不准，其根由是许多国际音标如【s]和[1 1. (Z]和【3]等，细微差别分不清。由此可见，一个合格的幼儿教师，在汉语、英语等教学过程中，较好的口才与知识的谁确性紧密相连。
2亲和力和爱心
幼儿教师的口才是开展幼儿教学最基本、最直接的手段，是开启幼儿心灵的钥匙，它又与幼儿教师是否具有极大爱心和亲和力密切相关。
2009年全国高考结束后，广东佛山市南海中学爆出惊人消息:该校年仅12岁的小龚民，以639分的优异成绩考人中国科技大学。小龚民生于湖北省公安县的一个农村。出生6个月起随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小龚民没有上过幼儿园，早期教育由都是初中退休教师的外公外婆来完成。他们把很多知识写在自制的卡片上让小外孙认，从数学到拼音，从汉字再到英语单词，小龚民领悟得非常快，记忆也非常好。两岁半时，已经能认识2000多个汉字，能阅读众多的幼儿书刊，背诵几十首古诗，懂汉语拼音及一些英语单词，并且会心算简单的加减法，能将圆周率背到100多位。3岁时，能将圆周率背诵到500位。不到6岁时，小龚民就把小学课本学完。
值得注意:(1)小龚民自幼父母离异，即便天赋过人，早期教育也离不开人;(2)小龚民启蒙教育的特殊性在于由“隔代”退休的外公外婆来完成;(3)外公外婆都具备了相当的教育能力。(4)在制卡片、学数字、识汉字、背圆周率和记英语单词等活动中，由于缺少父母之爱，而外公外婆舔犊情深，更加精心呵护，时间安排有保证。他们的亲情、耐心和爱心，恐与亲生父母还有所不同。有人常说:生下孩子后，妻子含情脉脉的目光，从丈夫的脸上转移到孩子的屁股上。幼儿日渐长大，自己教育不了自己的孩子。而“隔代”祖辈的血脉亲情，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他们的爱心、耐心和亲和力，尤其显得珍贵。其中一些独特的意味和理念，是否值得幼儿教师学习和效法呢?我们不必对小龚民外公外婆是否具有一流的口才进行考察，最起码一个幼儿教师只要怀有小龚民“隔代”外公外婆那样的爱心、耐心和亲和力，不厌其烦，因势利导，他的口才发挥和表达，才有可能如绵绵春雨润物无声，象山间溪水哗哗流淌。
3发现和引导
面对天真无邪、混蒙无知的一大群幼儿，善于发现和引导，对一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口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天赋有差别。有的爱学爱画，有的爱唱爱跳，有的调皮淘气，有的活拨好动，不一而足。对他们进行细致的观察、发现和引导，对幼儿教师思维角度、语言运用是一个考验。据报载:某校老师布置课后十道作业题。一位学生平时不用功，回家后光顾贪玩打游戏，敷衍作业了事。忙碌经商的父亲回家后，检查孩子作业题，十道题只做对了一道，九道题错了。怒气不打一处来，想对孩子一阵拳打脚踢。猛然间他想到，自己长期管教不严，依靠打骂，孩子产生逆反心理。他情绪来了个大转弯，故作惊讶地说:“儿子呀，这么难的题，老爸一道都不会，你还能做对一道。你比老爸强，真是不简单!”一番话，让准备挨揍的孩子情绪随之大变。父子两人一同坐到桌前，心灵得到了沟通。从此之后，这位学生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学习劲头焕然一新，成绩不断上升。我们敬服这位家长思维角度的变换和语言效果反差之大，令人深思。
青少儿英语启蒙教育范文4
而这一切竟是由造车者――雪佛兰发起的“雪佛兰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实现的。不仅为都市青年提供了专属的公益活动平台，也为乡村儿童插上认识广阔世界的翅膀，雪佛兰在造车之外，温暖了无数个心灵。
9月18日，以这500多名志愿者为原型的微电影《大山里的声音》正式上线，原生态音乐和公益支教主题完美融合。《大山里的声音》由国内知名导演张扬亲自操刀，山人乐队民乐乐手小不点担任主演，记录了支教过程中发生的音乐故事的点点滴滴。
为了真实而完整地表现整个故事，剧组吃了很多苦头。剧组全体成员远赴艰苦的雪域高原，拍摄全程驻扎在海拔3800多米的芒康县，与严寒、限电限水、风餐露宿乃至高原反应顽强抗争。
另外，导演还大胆地选用真人演员本色出演，片中除主演小不点外，所有演员均来自芒康嘎托镇第二小学。剧组几乎是从“0”开始对孩子们进行音乐和表演的教导，主演小不点就对孩子们进行音乐启蒙，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音乐，寻找乐器，刻苦排练。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透过雪域高原的风土人情，各类取材于藏民日常生活中常见器物的“乐器”，特别是乡村小学生们清澈的眼神、天真的笑脸和欢快的歌声，赢得了观众对影片真实、本色、毫不做作的评价。
影片播出后，《大山里的声音》中小不点塑造的志愿者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仅仅只是500多名志愿者的缩影。
2006年至今，“雪佛兰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组织了包括演员王学兵、体操世界冠军莫慧兰、奥运会竞走冠军王丽萍、NBA球员王治郅等明星在内的500多位志愿者，为乡村儿童开启另一片天空。
其中有来自上海通用汽车的华老师，他的第一次上台是在安徽滁州，紧张地声音发颤。2008年汶川地震，华老师和其他志愿者来到四川绵竹，在简陋的板房教室中，陪伴灾区孩子。上海世博会期间，雪佛兰邀请红粉笔学校的孩子们到上海看世博，华老师再次成为接待孩子们的志愿者家庭的领队。
志愿者龚老师则在支教过程中认了个“儿子”。汶川地震发生后，龚老师来到绵竹天河小学参加雪佛兰红粉笔活动，期间，龚老师认了在地震中失去母亲的小付同学为“干儿子”。此后的每年暑假她都会把小付接到上海，小付与龚老师的儿子兄弟相称，都叫龚老师“妈妈”。如今，小付已经如愿考取了上海的大学。
青少儿英语启蒙教育范文5
(东莞理工学院 文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 要：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作为传播行为的一对主客体，其交互作用产生的效应为革命文本中的革命主体身份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答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建设，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此起彼伏、沉浮交错的。同时，“启蒙”活动主客体的每一次身份转换同时也是一次文学转型的完成。而在整个历史运行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角色置换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复杂纠缠发人深思，需要进行梳理与探讨。
关键词 ：“启蒙”；身份错位；“文艺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146－03
收稿日期：2015-04-11
作者简介：姜辉（1971-），湖南双牌人，文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艺思潮与文论研究。
在现代传播学意义上，“启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尽管构成传播过程的因素复杂多样，传播模式也各自不一，但传播者与受传者构成传播的主客体和基本要素则是确定无疑的。在启蒙活动中，启蒙者以传播者的身份成为社会的舆论领袖，通过媒介向公众进行权威性的宣传；而公众作为受传者，在接收到启蒙者的宣传信息之后，以特定的方式将接受效应反馈给启蒙者。因此，从这个视角出发，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作为传播行为的一对主客体，其交互作用产生的效应便为革命文本中的革命主体身份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答案，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再到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此起彼伏、沉浮交错的，这种关系的动态发展意味着启蒙者(主体)与启蒙对象(客体)位置的变换和身份的错位：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左翼文学的政治启蒙、解放区文学的思想改造以及十七年文学的政治教育,“启蒙”活动主客体的每一次身份转换同时也是一次文学转型的完成。而在整个历史运行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角色置换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复杂纠缠发人深思。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就以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与创造者的身份掌握了话语权力，成为对国民进行思想引导和精神拯救的启蒙主体。这就意味着,在思想文化启蒙的预设语境中，知识者与大众的地位并不对等，掌握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思想的知识者无疑居于主导地位，不仅肩负着教化大众、启蒙大众的历史使命，同时还要批判和改造落后的国民劣根性。但由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媒介导致相互隔膜而无法沟通，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精神障碍。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众多经典文本中，我们都不难触摸到一个终其一生致力于疗救民众精神病苦的启蒙者的孤独与绝望。在创作上，五四作家的这种精英立场不可避免遭到了大众的冷眼与拒绝。对此，茅盾的评价是：“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1]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工农大众作为革命赖以依托的主体力量为越来越多的革命知识分子所认识，以个性解放为主导的思想启蒙的失败使革命知识分子转而寻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启蒙。在这一新的启蒙活动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仍作为鼓动革命、宣传革命和组织革命的传播者，承担起以新锐的无产阶级意识去启发和引导工农群众的使命。这样的启蒙使命也使他们在文学上积极寻求新变，拥抱工农大众。郭沫若倡导文艺青年“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工厂去、革命的漩涡去”。[2]成仿吾则明确提出将“以工农大众作为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语言上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作为“革命文学”的品格。[3]但在激进的左翼知识者那里，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知识分子个性主义和精英意识的张扬。无论革命知识分子如何苦心积虑地试图抹平与工农的阶级身份差异，但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贵族的高贵气息仍掩抑不住地流淌出来。郭沫若说：“你要去教导大众，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他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4]冯乃超则直接以“导师”之名推动对大众的启蒙：“文学的任务如果是民众的导师，它不能不负起改革民众生活的任务，就是说民众该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 [5]这种政治启蒙的创作初衷，无论是在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弟兄夜话》《野祭》《菊芬》《冲出云围的月亮》，华汉的《两个女性》《复兴》，还是在洪灵菲的《前线》，以及丁玲的《一九三O年春上海》，都不难看到。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地怀着反对剥削制度、谋求无产阶级解放的理想，孤独地走向工农大众，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启蒙工作，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与火热的革命激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确是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艺术阐释了现实革命理论，发挥了无产阶级文学鼓舞斗志、唤起民众的启蒙作用。但文本中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在遭受革命低潮和情感痛苦的撞击之后，其流露出幻灭虚无、自怜自叹的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情调，又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成为精神的孪生儿，也表明他们的政治启蒙仍旧停留在“五四”人道主义的意义层面。文本中的工农群众也大多是粗略的想象和观念的符号，缺乏个体人物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有研究者指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它的社会基础也从工人转移到农民。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认识大多十分有限，甚至是一无所知。” [6]鲁迅对此有过分析：“现在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7]
这样看来，与五四文学的启蒙效应一样，力图“与工农相结合”的左翼文学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其政治启蒙的使命，他们只是将此前的五四精英意识主观地转换成革命精英意识，将五四的个性主义价值理念转换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启蒙的主体仍然是精英知识分子，启蒙的客体也仍然是工农大众，尽管这时的工农群众爆发出的革命能量已被启蒙者充分认识乃至展示，但在启蒙者俯视的目光下，民众在被发动前的驯服与保守以及发动后的粗暴与野蛮，仍然成为革命走向胜利的巨大障碍。而启蒙赖以进行的媒介仍然是知识分子唯一拥有的文化权力——文艺，这样的启蒙活动，它从受传者那里所能收到的反馈与五四的思想启蒙并无差别当然也就可想而知。瞿秋白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五四的思想启蒙做出了重新评估，他说：“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 [8]在他看来，知识者应向自己的阶级出身告别，努力获取无产阶级意识，以达到自身社会角色的无产阶级化。这不仅要求文学创作的对象主体大众化，即以工农无产者为主人公，表现和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和心声；而且创作主体也必须大众化，因为唯有大众出身的作家才具有大众的生活、大众的意识和大众的情感。同时也要求文学的阅读和消费的大众化，否则文学依旧是“小众”的文学。如此一来，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的大众化则是成为必然了。
不难发现，三十年代的政治启蒙与文艺大众化运动隐含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角色的深刻变异，作为知识者的作家由思想启蒙导师开始向被启蒙者过渡。1939年5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9]如果说革命早期的李大钊呼吁“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仅仅是一种思想结论和倡导，那么，到了革命形势已经发生巨变的延安时期，是否与工农结合成为衡量知识分子革命与否的最终标准。而在数月之后，“知识分子的工农化”首次以政治决策的形式被推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通过的政治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强调：“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的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9]如果说早期的延安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还是重用包容与教育改造兼具，那么，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进一步滑落。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对“人民大众”做了清晰而又权威的等级界定：“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了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了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0]在人民大众的人物序列里，知识分子敬陪末座。不仅如此，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的污浊、肮脏、自私与怯懦，在政治权威看来，“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0]因而也就更有必要接受工农群众的思想改造，以便在精神上和灵魂深处受到磨练、洗涤和净化。这不仅在政治上将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做了紧密的连接，将知识分子打入另册，而且从精神层面贬抑、批判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从而彻底质疑和瓦解了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精神优越地位和文化启蒙身份。在这种语境下，作为启蒙活动主客体的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角色便产生了置换：知识分子由居高临下悲悯地俯视民众的启蒙者转变为接受工农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象，曾经被视为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象征或革命障碍的工农群众，则成为知识分子的认同对象和改造目标。启蒙与被启蒙的地位由此遭到逆转。在知识分子工农兵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勇于自我审查、自我剖析和自我否定，要有触及灵魂的洗心革面，要“经过长期的甚至的痛苦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使文艺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真正的“大众化”。他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10]
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很快对此做出了直接的回应。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仅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形象在解放区文本中销声匿迹，就连左翼文本中充满狂热革命激情但又感伤忧郁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也基本退场。即便是偶尔露面的知识分子，也是以被讽刺被丑化的反面形象出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采，《暴风骤雨》的刘胜即为此类典型。其基本特点就是脱离生活实际，只知夸夸其谈，缺乏对革命的深刻理解，奉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但不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农民，反而在农民面前长篇大论，搬弄学术名词。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一系列有着崇高精神境界和榜样力量的农民形象应运而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张裕民、程仁，《暴风骤雨》的赵玉林、郭全海，就是心系集体，大公无私，忠心耿耿跟党走的先进农民。而《荷花淀》的水生与水生嫂，《小二黑结婚》的小二黑与小芹，《王贵与李香香》的王贵与李香香，《新英雄儿女传》的牛大水与王小梅则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集农民与战士于一身的农民“新人”。
如果说左翼文本还以一种精英意识俯瞰着蕴蓄巨大革命能量、等待宣召的工农群众，那么解放区作家则由对农民作为政治力量的认同转变为对其道德情感上的崇仰，农民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尺度和标准。至此，工农分子不仅由被启蒙对象一跃而成为启蒙者，也由革命的主体真正跻升为文学的主体。
不难看出，《讲话》之后的解放区文学是对五四以来的文艺大众化理论的全面总结和升华，既有对五四“平民文学”和 “人的文学”的批判，也有对左翼大众化理论的创造继承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顺应历史的拓展；不仅深刻反映了特定时期政治阶级关系的复杂变化，也制定、规定了未来国家的文学艺术的秩序、标准和原则。事实上，《讲话》确立的文艺方向，反映的是党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认定随着革命形式的变化而出现的变化，并从阶级关系上对知识分子完成了人民大众的身份剥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区文学的“去知识分子化”和“工农兵化”，其最终旨归不仅仅在于文艺的“大众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关乎社会进步、思想启蒙与国家政治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此，随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大众化”的方向被确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正式拉开帷幕，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不但得到延续，而且被进一步强化。此时，基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现实需要，分散的小农经济成为国家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打破农民私有观念便成为当时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被解放区文学过滤掉的农民的保守与落后则再次浮出水面，于是农民再次以受传者的身份接受传播主体的“教育”。可问题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当然的传播者。与解放区时期相比，不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文本地位，知识分子的命运并没有迎来根本的转机。启蒙的身份错位，承载的是文学形态的转型；而作为文学运动的大众化问题，其指向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单一。从这个意义而言，不论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二者的角色如何变幻，他们都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
参考文献
[1]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J].小说月报,1928，（1）.
[2]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J].创造月刊, 1926，（3）.
[3]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创造月刊, 1928，（1）.
[4] 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J].大众文艺, 1930，（3）.
[5] 冯乃超.大众化问题[J].大众文艺, 1930，（3）.
[6]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际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7] 鲁迅.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00.
[8]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J].文学,1932，（1）.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619-620.
青少儿英语启蒙教育范文6
【关键词】小学英语；课堂教学；创新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小学英语教学在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起到了启蒙的重要作用。面对这样全球化的新形势，国内现在的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仍存在着课堂教学效果有效性不强、课堂任务缺乏科学性、教师的指令性较弱、课堂教学节奏松散等一系列问题，教师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准备材料、组织教学活动，但是学生们参与积极性不高，课程结束后知识积累、技能仍未有所提升，较高的投入换来的是较低的教学效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课堂教学的创新性不足，没有转变教育理念，忽略了课堂教学的核心。
下面，笔者主要从创新思维模式、创新教学模式以及创新学习模式三个方面，对于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创新性做一定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创新思维模式，培养学习兴趣
（一）转变教育思维，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现代教学理论认为，学生是课堂活动的主体、学习的主人。作为承担着启蒙重任的英语教师，一定要在课堂教学中转变教育思维。教师虽然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但学生才是课堂教学的主题。教师指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的统一和谐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关键。
教师要把课堂变为学生唱主角的舞台，使整个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主动吸收信息和输出信息的行动过程，使学生成为课堂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通过教师组织的各种有目的、有意义的言语实践活动发挥主体作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的是“导演”的角色，其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引导、指挥、监控等方面。因此，教师讲课要努力做到形象生动活泼、语言温和幽默，使学生在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中情绪饱满地学习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形成语言能力。
（二）迎合学生心理，善于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小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保障和持续动力。由于语言学习本身是较为单调枯燥的，同时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是好奇心强、模仿性强、生性好动、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如果一味以教师讲、学生听这种教学形式，必然会使学生学习兴趣减退，甚至产生厌烦情绪。因此，教师在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要注重采用多变的形式，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激起他们的求知欲。例如，学习动物的相关英语单词时，将动物的单词、图片、声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初学英文单词的基础上，让他们听声音猜动物、看图片说单词、做动作猜动物等，使学生在形式多变的教学中始终处于兴奋、活跃的状态，以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思维。
二、创新教学模式，增强课堂效果
（一）注重课堂导入方式。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导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教学环节，它能为教学的顺利进行奠定良好的基础。导入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导入得法可以使学生在心理和知识上做好学习的准备，使学生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从而集中精神学习新的内容。在实际教学中，导入的方法有对话导入、悬念导入、生活经验导入、活动导入、多媒体导入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导入一定要有较强的目的性，让学生明确将要学什么，怎么学和为什么要学。同时，它应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趣味性以及启发性，要善于以旧拓新，能引人入胜，饶有风趣，从而生成精彩的课堂。
（二）实施快节奏教学。快节奏教学并非语速快、内容进程快，而是根据儿童心理和语言作为技能来学习的特性进行多形式、多手段、多环节的课堂操练。小学生能够集中注意的时间短暂，注意力容易分散。教师要抓住注意力集中的短暂时刻的优势，以学生能接受的快节奏来组织教学。对课堂高密度、快节奏的教学设计，可以采用以下三步走的方法：
第一步：热身运动。课前先让学生Sing a song，接着让学生作一分钟Every day English的演讲，让课堂一开始 就很快充满了英语气氛；
第二步：采用多媒体方式。上课时利用投影、幻灯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帮助学生复习上一节课的内容。生动、直观的画面使学生对已学的内容过一次“电影”，加快节奏；
第三步：提问式教学。（1） 随意提问法。老师在学生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问题一出口，手指到之处，那个学生或那个小组的学生就要回答。这种提问，学生练习覆盖面广，密度大、节奏快。（2）“开火车”提问法。针对老师的问题，每个小组的每个成员“ one by one”地回答老师的提问。这样，使每个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加快了学生的思维速度，迫使他们及时听懂，及时思考，及时反馈，及时会话，收到了良好效果。
（三）引导游戏教学。有一个著名的英语谚语：“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小学英语教学的对象一般是 9-13 岁的学生，这个时期的孩子好活动、爱表现、爱模仿、有好奇心。恰巧，游戏教学的方式迎合了儿童的天性，可以激发孩子的思维，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不过在课堂教学中对于游戏的种类、时间以及方式要有所选择，否则不但没有达到原本的教学目的，而且会适得其反。例如，在具体教学中有些教师存在一定的误区，或为游戏而游戏，或滥用游戏取悦学生等，并未达到游戏的真正目的。有些课堂游戏重点放在游戏的形式上，却轻视了语言内容。学生在课堂上唱唱跳跳，说说演演。表面上，课堂教学形式丰富，但是对教学内容的处理缺少层次性。课堂游戏教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游戏活动掌握英语知识和培养交际能力。因此在课堂游戏的实际操作中，游戏层次要有创新性、多元性，游戏内容要有针对性、科学性，游戏形式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三、创新学习模式，倡导合作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不但充分地体现了教学的民主，也给予学生更多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相互交流的机会，是学生取长补短、展现个性的舞台。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小组讨论、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被越来越多地引入课堂。但是很多情况下，教师们把它演绎成为课堂教学中的“点缀”，成了形式和走过场的“合作”，没有真正达到合作学习的效果。
那么，如何才是成功的合作学习模式呢？首先，要分工明确。让每一个学生在小组学习中都有事可做，使每人在小组学习中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让人人都成为小组学习的主人。其次，要建立合作机制。必须有意识地强化“学习小组”的集体荣誉感，让每个成员感到自己的行为会影响整组的学习结果，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尊重别人的意见，从而使组内出现“互动、互助、互勉、互进”的局面。最后，教师应适时引导。合作过程中，学生活动相对分散，干扰因素相对增多，教师要成为学习小组的一员，参与学习活动，并通过提示、点拨、引导等形式，保证合作为提高课堂效率服务。
【参考文献】
[1]鲁林.对英语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思考[J].英语教师，2008（7）.
[2]朱晓兰.小学英语高校教学之我见[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2（12）.
[3]岳蔚.新课程小学英语评课的理论与实践[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