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相关理论范文1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feasibility of statutory license for digital library form the point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jurisprudence， and proves the introduction of a statutory license to the librar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library itself， the rights holders and the public. Also it can solve copyright issues well in the interests balance.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法定许可；可行性分析
Key words： digital library；statutory license；feasibility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G25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3-0255-02
0 引言
利益平衡既是版权制度的基石，又是版权制度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版权立法中的难题[1]。利益平衡的维系依赖于法律对版权限制原则的科学制定和版权限制体系的合理设计与具体限制方法的正确适用。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关键，同样是要运用好版权限制和反限制原则，其中，把法定许可制度引入图书馆是正在受到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2]。图书馆引入法定许可的可行性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现实意义、在法理上是否可行等多方面。
1 数字图书馆引入法定许可的意义
图书馆引入法定许可对于图书馆自身、权利人和公众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很好地解决在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中三个主体面临的著作权问题，包括图书馆面对海量授权的困难、在新的复制技术下权利人经济利益的流失和公众及时获取新知识的问题。
1.1 减少数字图书馆侵犯版权的风险 数字图书馆面对海量作品难以取得全部授权，其中除了要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对于一些作品如多媒体作品，还需要取得各个邻接权人的授权，因此，对于数字图书馆来说要么固守传统图书馆适用合理使用的途径进行资源建设，要么取得所有著作权人的授权，当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发展速度之慢也是必然的。否则数字图书馆必然担负着巨大的侵犯版权的潜在危险。法定许可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免去授权许可的复杂性和不易操作性，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纯粹的合理使用对版权人利益的弱化。也就是说，适用法定许可，既保护了版权人适当的经济利益（可由法定许可统一规定费率），又打破了网络条件下可能不合理的权利滥用与过度垄断，从而消除了作品传播途径中的阻滞，扩大了作品的潜在市场，使更多的读者受益[3]。
1.2 保障权利人的经济利益 数字图书馆在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同时，对作品的其他使用行为如数字化复制和信息网络传播适用法定许可，避免了对数字版权的侵犯，使权利人有了合理的经济回报。因为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后可以向公众提供更加丰富合法的信息资源，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经授权的违法使用行为具有克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法定许可相对于授权许可对版权的保护虽然是一种“弱保护”，但现实中，在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执行及监管下，法定许可在某些方面，如保护权利人经济利益方面会表现出更好的效果。同时，尽管法定许可是“法定授权”，但是版权人可以通过“禁用声明”，阻止他人对其作品的利用，使“法定授权”转变为“意定授权”，充分尊重版权人对其权利的行使。
总之，图书馆引入法定许可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建设，加速信息传播的速度，使信息共享更加畅通。
2 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的法理分析
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制度的现实意义在学术界是具有比较统一的认识的，能够较好地解决“海量授权”的问题。但仅由此便提出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法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证明其立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2.1 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的法经济分析 法经济学的源头在于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其学科基础是借用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前沿视角来分析、解决法律问题，或者从制度和法律角度重新理解经济活动及其规律[4]。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为按“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核心价值标准是“法律效率观”，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5]事实上从权利人经济自立性的角度来讲，法定许可并不是对权利人授权意愿的限制，相反是权利人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体现。因为如果从版权人的经济自利性角度去考虑，则法定许可制度不仅有利于公众，同时也是作者实现版权上权利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首先，法定许可规定可以在不取得版权人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作品，这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使版权存在扩张的可能；其次，向相关权利人支付报酬是法定许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法定许可相对于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版权限制制度能够很好地保障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因此法定许可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对公众利益的保护，也是版权人权利实现的有效途径。因此，与其说法定许可限制了版权人的自由意志，不如说其正好是版权人的经济理性的体现。[6]
2.2 数字图书馆具备应用法定许可的实质要件 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其中实质要件包括：第一，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应代表公众利益，即应该为公众获取信息、知识有利。如我国目前已有的法定许可使用主体都是优秀作品的传播者。第二，一般来说法定许可的使用主体应该是公益性组织。但在我国报刊、电台等也都属于营利性组织。但即使如此，其代表公众利益的性质也是无法改变的。第三，能够支付相应的许可费用。
图书馆具有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的实质要件，但不具有形式要件。首先，数字图书馆是优秀作品的传播者，在版权权利平衡两端代表公众的利益，为公众获取知识提供方便。第二，数字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来源，由国家支持图书馆的运行，能够保证对著作权人经济利益的补偿。因此，数字图书馆具备了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的实质要件。但我国的著作权法没有赋予数字图书馆法定许可的权利，因此，数字图书馆不具备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的形式要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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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卫华.法定许可制度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思考[J].情报杂志，2003，（2）：26-28.
[4]张志友，刘子巍.当代美国法经济学理论流派评述[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11）：112-116.
数字经济相关理论范文2
借贷记账法是以“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记账规则的一种记账方法，它要求对每一项经济业务以借贷相等的金额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账户中记录其所代表的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意味着每笔经济业务所编制的会计分录都必须使用到“借和贷”两个记账方向，并且借方与贷方的合计金额必须相等。这一记账规则为会计实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利于会计人员在编制会计分录时理清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正确处理复杂的经济业务，特别是对于多借多贷的经济业务，会计人员可以根据“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记账规则和平常倩马冬鸣衡原理找出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和漏洞，及时进行修正。但是，在多年的会计教学与实践过程中，笔者遇到很多需要编制有借无贷或有贷无借的会计分录的情形，本文现将其称作“单腿会计分录。这些会计分录的记账方向往往只有借方或只有贷方，金额以红蓝字相互冲销，使借贷双方的金额合计为零，从而达到借贷必相等的平衡关系。例如因记账凭证编制错误将管理费用1000元误记入营业外支出时，就应编制以下会计分录：借：管理费用1000借：营业外支出1000(红字)
二、红字与“单腿”会计分录的合理使用
我国会计准则并没有可否使用“单腿”会计分录及其使用范围的相关规定，会计学教材和论著中关于此类问题也不置一辞，因此探讨“单腿会计分录的合理使用便有了一定的空间和必要。由于单腿”会计分录总是与红字一同使用，本文便把红字的合理使用与它一并探讨。理论上讲，红字在会计上多在以下三种情况中使用：一是改错和冲账时；二是在不设借贷栏的多栏账中登记减少数时；三是在期末结账时划线使用。有些会计教材认为所有会计分录的编制都应遵循有借必有贷的记账规则，一方使用了红字，另一方也必须同时在相反的记账方向使用红字，以免出现单腿会计分录。例如，在丁元霖主编的《商品流通企业会计(第二版)》中，在货款已付的情况下，购进商品短缺和拒收的核算使用了借方红字冲减在途物资、应交税费等账户，同时使用贷方红字记录应收账款的增加。
对此，笔者认为，在此类经济业务中，应收账款的增加是直接记借方蓝字还是记贷方红字，除了要考虑对该账户余额的影响外，还要考虑这笔账的登记对该账户发生额的影响以及该笔经济业务的实质。在商品流通企业的购进商品短缺和拒收的核算中，应收账款的增加是在商品购销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其业务实质并非会计差错的更正或已发生业务的冲销，使用贷方红字来记录该账户的增加不够妥当，因为这样会导致应收账款借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同时少计相应的金额。虽然作为资产类账户的应收账款的发生额在会计报告的编制过程中并不很重要，但这不利于对应收账款发生数和收回数的对比分析。对于此类业务，笔者的观点是尊重经济业务的实质，丽不是拘泥于有借必有贷的形式，在使用借方红字冲减在途物资、应交税费的同时，用借方蓝字记录应收账款的增加。
此外，在会计实务中还有一种使用红字的情形似乎并不符合红字使用范围的规定，但笔者认为此时使用红字并编制“单腿会计分录是有必要的，那就是抵减某一损益类账户发生额的情形。例如，大多数教材对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的处理都是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财务费用。笔者以为，这种做法欠妥。财务费用是损益类账户，它的发生额是利润表的取数依据，如果将利息收入记入财务费用的贷方，在利润表取数时就需要对借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特别是在使用电算化软件进行报表直接取数时，容易出现分析错误。再者，“财务费用——利息”明细账户的核算内容本来就应该是利息费用抵减了利息收入后的差额，因此把利息收入以红字登记在财务费用账户的借方更能体现其抵减费用的业务实质。由此可见，红字的使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单腿会计分录的存在。在使用红字编制会计分录的问题上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是这一问题的焦点所在。笔者认为，会计账簿的登记应当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也就是会计核算原则中常提到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尽量采用能够如实记录和反映账户实际面貌的记录方式。具体可分别以下几种情形讨论采用红字与“单腿会计分录的处理方法：
(1)对本期错账的更正，双方会计科目使用都有错误或者科目正确金额多计的，应当使用红字原路冲回；
(2)对本期错账的更正，单方串户的应采用红字和蓝字对冲的。单腿会计分录；
(3)对于购货短缺、拒收及销售退回等冲销业务，应视所涉及到的账户和经济业务的性质而定，基本处理原则是该笔会计分录的编制可体现相关会计账户应表现的实际面貌，必要时可使用只有借或只有贷的单腿会计分录；
(4)对于一些特别关注账户发生额的损益类账户，应当坚持发生数只在增加方登记，减少方只登记期末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的数额，以使此类账户的发生额更加直观明了。
三．借贷记账规则下“单腿”会计分录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数字经济相关理论范文3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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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相关理论范文4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rs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 (Turn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 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亦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 (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 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rnhart和 Darrat，Gulley 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 (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 (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 (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一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货币-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t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了，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 。目前，央行把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2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1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L=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O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数字经济相关理论范文5
[关键词]数字保存 经济属性 数字保存价值 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
属性是指对象的特征或性质。数字保存的经济属性是指作为一种产品，数字保存应该具有的经济特征，包括数字保存所属的经济产品的归类(公共产品?还是私有产品?)以及影响该类经济产品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因素。对数字保存的经济属性进行解析，旨在从经济学视角系统地、多维度地研究数字保存的基本性质，有助于实现数字保存的经济可持续性，进而为实现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提供科学的经济支撑理论与方法。
1 数字保存的基本经济属性：供给与需求
从图书情报学角度，没有对数字资源的保存就不可有用户的访问。但从经济学角度，没有对数字资源使用的需求，就不可能有保存服务的供给。
多年来，从理论上，数字保存服务的供给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但对数字保存的需求探讨甚少。从实践上，对数字保存的供给投入甚多，数字保存的基础设施(包括技术、组织以及相关政策等层面)建设迅速发展，各类数字保存项目纷纷上马，信息资源数字化如火如荼，但与此同时，对数字保存的需求因素(尤其是K期需求因素)涉猎较少，众多保存项目人都集中在短期效应。
影响数字保存的供给与需求的凶素有三：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保存决策者的保存动机、数字保存利益相关方承担的保存职责。
1.1 保存价值
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难以用货币衡量。经济学上，价值被定义为受益，数字资源的保村价值是用户对其访问和使用所获得的受益，比如增加知识、获得娱乐、帮助解决问题等。
用户需求决定保存价值。每个用户群体对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学术界比较认川学术论文电子版的长期保存价值，但对学术交流的新型式(如博客、无印刷版的预印本等)的长期保存价值缺乏认可。从保存者角度，需求也可能来自对未来的预测，比如保存因特网上网站以备未来之用。从用户角度，需求具有发散性，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会有所差别，甚至迥然不同。需求的发散性导致不太可能存在一个广泛认同的数字资源保存的选择标准，对数字资源的保存选择是数字资源保存价值的一种体现，选择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在有限的保存资源内区别对待不同的数字资源。用户需求的差异性、预测性和发散性构成了数字保存的挑战之一，需求的清晰界定应该是构建可持续数字保存系统的基础和前提。
保存价值的计量来自于用户使用数字资源的受益。由于用户的受益会随着时间的延伸有所变化，所以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也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基于这种影响，数字保存的时限一般设置两种：其一是局限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周期(一般5―10年)，该周期之后，保存的数字资源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准确的数字资源，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较多；其二是不设时限，在音乐、文学、濒临灭绝的语言素材、考古发现、地震记录以及历史资料等数字资源的保存中应用较多。
在有些情况下，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可以用负面受益来表示。这里的负面受益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指如果数字资源没有保存，未来需求时就需重新生产，这会产生生产成本；其二是指如果无法再次生产出这些数字资源的话，将导致永久性无法使用，此时的保存价值可以用减少无法接受的损失风险来衡量。
1.2 保存动机
保存动机并不意味着数字资源的保存者必须拥有必要的保存资源才能实施长期保存，相反，保存动机可以激发保存者寻求所需的保存资源以实施保存项目，并致力于长期保存过程的经济可持续性。当数字保存涉及保存者自身利益时，就会产生强烈的保存动机。当数字资源的创建者同时又是主要用户群体和数字资源拥有者时，数字资源的拥有者既有保存动机，又有保存权力，此时的保存动机处于最佳状态。
保存动机的缺失通常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保存动机缺乏，比如以营利为目的的保存者在保存成本高于保存收入时；其二是保存动机的错位，比如出现在数字保存的受益群体(因此他们有保存动机)与处于保存位置(因为拥有或控制数字资源)但缺乏保存动机的团体之间的错位。
保存动机可能会出现动态现象。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当出现新的数字资源时，对原先数字资源的保存动机就会降低甚至消失。再比如，数字电影或数字音乐在特定时间段中提供理想的娱乐价值，所获收入至少可以支撑对这些数字资源的保存，但当收入不能支付保存成本时，对这些数字资源的保存动机就可能会变化。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图书馆(未来需求的代表者)从公共利益出发可能具有保存动机，但没有权力实施保存，这时就需要将数字资源从没有保存动机者手中拯救出来。
保存动机常常依赖于数字资源产权的清晰界定，而这种界定在数字资源领域中常受产权法的困扰。目前的产权法针对传统信息资源而设计，对数字资源的应用非常有限，针对数字资源的产权法还需一个制定和发展过程。没有责任机构愿意保存缺少产权或未得到产权许可的数字资源。图书馆作为未来用户的代表，可以保存传统文献，产权法赋予其复制的权力，但对于数字资源(常常以许可方式获得使用权)则没有该项权力。
1.3 保存职责
数字保存的有效实施不仅受保存动机的影响，而且还取决于数字保存利益相关方(包括数字资源的生产者、拥有者、保存者、用户等)承担职责的清晰界定。有很多方法可用来分派保存职责，而且分派方式很自然，比如，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支持学者从事研究，同时也支持图书馆保存这些研究成果，供后人访问。保存职责有时受保存意愿(比如，来自于保存资金捐助者的保存意愿)的影响，对于那些有保存意愿的接收者，其所承担的保存职责可能要受保存意愿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保存职责可能不再是自然分派了，保存资金的获得者不得不遵循捐助者的保存意愿，否则将有失去保存资金的风险。
保存职责受保存资源配置影响。有时即使具备保存动机和保存资金，保存者也可能会缺乏必需的保存能力来对有价值的数字资源实施长期保存，此时委托给专业的数字保存系统(如荷兰国家图书馆的e-dep-ot)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这些系统具备较强的保存能力、丰富的保存经验、专业化的保存人力资源以及成熟的保存组织，甚至较低的保存费用，数字保存的资源配置可能更加合理，在此种情况下，数字保存参与者的职责必将做出相应调整。
2 数字保存的核心经济属性
2.1 数字保存的派生需求属性
派生需求(1erived demand)是指对一种产品(常常
是中间产品)的需求是从对另一种产品(常常是最终产品)的需求派生来的，如对轮胎的需求派生自对汽车运输的需求。针对数字资源，社会关心的是未来对其访问和利用的可能性，长期保存则产生这种可能。数字资源反映的足过去的历史状态，数字资源的丢失意味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将丧失对其再利用的可能性。所以，对数字保存的需求派生自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未来访问和利用的需求。
不同的派生需求表现出的市场机制可能不同。根据经济学原理，有的派生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来获得很好的供给，但有的则很困难。数字保存这种派生需求属于第二种情况，非赢利机构和公共机构在提供这种派牛需求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原因在于对数字资源的访问和利用需求只有到未来方能充分呈现，而数字保存必须现在实施，否则未来将不可能为数子访问与利用的需求提供供给，这样就导致了对数字保存这个不可知价值的投资回报缺乏市场动机。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市场无法为社会利益的需求提供供给时，公共机构的介入成为必然，尤其是公共产品。针对数字保存这・派生需求，当市场失灵时，常用的做法是图书馆等公共机构承担起提供这一需求的社会职责。
因为数字保存是一种派生需求，所以数字保存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数字资源的现实价值以及未来的预期价值。
2.2 数字保存对象的价值递减属性
一般来讲，数字保存的对象可视为数字资源。在长期保存过程中，如果不对数字资源进行有效维护，其质量会降低，数量也会减少。因此，任何保存的数字资源可以视为随着时间推移，其价值呈递减状态。数字资源的价值递减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简单的物理贬值，表现为存贮介质的退化，导致数字对象的改变；其二是知识和逻辑方面，影响物理上完整的数字对象的用户可理解性，常表现在文件格式的过时和不兼容。
软硬件的退化导致的技术过时对数字保存对象的价值是一种永恒的威胁。应用于同一软件的不同版本的文件格式的不兼容性会影响数字保存对象的可阅读性，文件格式的详细记录对数字保存对象未来的可理解性至关重要，格式记录文档应该是数字保存对象完整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文件格式越复杂，数字对象的生产成本、在数字保存系统中的存档成本以及长期保存的保存成本都会增加。
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的选择与其保存价值紧密相关。数字资源价值的关键特征识别以及保存这些关键特征的技术选择对数字资源的保存至关重要。对一些数字资源，采用数字迁移比较合适，但对于外观对其使用价值非常重要的数字资源，数字仿真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减少数字资源存储介质的物理退化以及数字对象可理解性的损失会增加保存成本，但是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用户未来对数字资源的有效访问和使用将面临挑战。
因为数字保存对象具有价值递减性，为了减缓这个递减进程以及最大限度地维持其长期保存的价值，就必须对其进行持续性投资。
2.3 数字保存对象的非排斥性消费属性
作为一种经济产品，用户对数字保存对象的消费是一种非排斥性消费(non-rival in consunption)。一旦到web服务器上，如果不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数字保存对象可同时供众多用户并发消费，并且相互之间对同一数字保存对象的并发消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数字资源的非排斥性消费具有上述三个基本特征。
・边际成本微乎其微。在数字保存系统中，用户数量的增加几乎不会导致系统运营成本的上升，这与传统信息资源保存系统有着本质区别。传统信息资源的消费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用户阅读传统介质图书就否定了其他用户同时阅读同一本网书的可能性。对于数字资源保存系统而言，并发用户太多也有可能会导致访问阻塞或系统性能下降，同时也会出现些许的边际成本(如管理成本的上升)；为了满足更多用户的访问，有时也会要求系统容量增加、硬件更新、软件或算法的完善与改变等，这些会导致固定成本的上升，但从一般意义上讲，数字资源访问使用的边际成本共少。由于非排斥性消费的产品难以通过市场杠杆有效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所以，从生产者和保存者角度，数字资源容易被复制的特征就要求任何生产和保存的市场模型必须提供防止非授权复制的机制。
・“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在经济学中，“搭便车”问题(也即“免费享受”问题)是指一些人需要某种产品(一般是公共产品)，但事先宜称自己并无需要，在别人付出代价去取得后，他们就可不劳而获地享受成果。数字资源作为一种经济产品，其他非排斥性消费特征对用户产生巨大受益性，对一个用户有用的数字资源可能会使很多用户都受益，科学研究的成果以数字资源方式传播和共享会更具效率。在非排斥性消费模式下，很多用户(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也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会感兴趣于有价值的数字资源，但必须有人投资对其进行长期保存，而用户最理想的消费模式则是别人付出了所需的费用，自己采取“拿来主义”，由此产生了“搭便车”问题。
・对数字资源访问的收费模式从经济角度是缺乏效率的(inemcient)。这里的效率是指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ciency)，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在数字保存系统中，解决“搭便车”问题的常用方法是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经济模型用来收取数字资源的访问费用，但这种方法的运行结果从经济角度是缺乏效率的。对于收取访问费用的数字保存系统(基于系统构建运行的固定成本和长期保存的可变成本)，那些期望从访问数字资源获益的用户，由于支付不起或不想支付所要求的访问费用，尽管数字保存系统为其提供访问的边际成本可能为零，但该用户还是被拒绝。因此，对于非排斥性消费的数字资源来说，任何排除消费者的访问行为都是缺乏效率的，这是因为，用户对数字资源的访问所获得的受益和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允许用户访问的成本(因为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2.4 数字保存的路径依赖属性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反映了历史对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影响。路径依赖意味着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现在的选择又将影响未来的选择。
在整个数字资源的生命周期中，数字保存是一个基于时间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资源的当前保存活动将直接影响对其未来的利用能力、成本和质量。这种当前保存与未来利用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过去的保存活动能够改变这种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也常常会对未来的数字保存行为产生影响。在经济学中，基于上述关系的数字保存决策是一种路径依赖性决策。
数字保存的路径依赖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数字保存的关键节点。数字资源生命周期中一般都存在一些关键节点，在这些节点上，数字保存的脆弱性最大，也最易出问题，其保存活动的选择对未来
的保存路径影响最大。这些节点主要有：①数字资源生产阶段。在该节点上，要对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价值进行评估，从而在实施数字转换与放弃数字转换之间做出决定。②数字保存系统的运营成本大于受益时。在该节点上，要决定是完善和转变运营方式，继续运营，还是将数字资源移交给其他数字保存系统而自己停止运营。③数字资源的所有权发生变化时。在该节点上，要决定与数字资源的新的所有者达成协议从而继续保存，还是放弃数字资源的保存。④数字保存相关方的利益发生变化时，无论什么保存环境，数字保存均涉及三个关键利益相关方，即用户(数字资源的需求者，也是受益者)、数字资源的拥有者和数字资源的保存者。在一个数字保存系统运营的经济模型中，当这三个相关方的利益分配合理，各得其所时，他们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职责方可达到最好的协调，此时系统运营状态最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利益可能发生变化，导致利益分配的分歧，系统运营就会产生麻烦甚至困难。数字保存关键节点的时间表达一般应基于一个概念框架，比如数字资源生命周期模型，并且应以模糊形式来表示，比如现在与将来，或生命周期的阶段等。
・数字保存的不可逆转性。不可逆转性是数字保存面临的最具挑战性问题之一，其基本表现有二：一是在保存过程中，一旦数字资源丢失，可能会导致永远丢失，无法重新恢复；二是当元数据的内容和描述元数据方案的文档丢失时，可能会导致即使保存再好的数字资源也丧失了可用性。
数字经济相关理论范文6
关键词：金字塔层级 市场化进程 国企改革策略 公司投资
一、引言
金字塔结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存在为学者们研究企业建立金字塔结构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条件。然而，国内外现有关于金字塔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私有企业或民营企业，针对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还非常鲜见。Fan等（2007）最早对我国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发现政府分权是导致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根本原因，并且认为金字塔结构具有支持效应，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价值。程仲鸣等（2008）从投资视角对我国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发现金字塔结构能够抑制过度投资，进一步证实了金字塔结构支持效应的存在性。纵观上述关于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动机的研究，仅关注到政府分权在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形成中作用，忽略了国有企业建立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因此，也就无法研究转轨经济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建立金字塔结构的真正动因。而关于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经济后果的研究，仅看到金字塔结构的积极作用，忽视了金字塔结构所产生的问题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两个方面考察了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并从投资不足角度对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为进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也就越长
假设2：与大规模、保护性行业相比，政府更倾向于对小规模、非保护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放松控制，小规模、非保护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也就可能越长
假设3：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与投资不足之间都存在“U型”曲线关系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年至2008年年沪深两市所有除民营和外资以外的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如下公司进行了剔除：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剔除2005-2008年中被ST、PT处理的公司；剔除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如金字塔层级无法获取或财务等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经过上述处理后，本文最后得到了3370个有效观测数据。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查询系统，金字塔层级数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各公司年报获得，市场化进程数据采用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中提供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指数来衡量。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使用累积Logistic回归，从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两个方面来分析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动机。并在此基础上，借鉴Richardson（2006）、钟海燕等（2010）的模型，将估算得到的投资不足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字塔层级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从投资不足角度考察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
（1）关于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动机研究。本部分将通过累积Logistic回归分析来确定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动机。累积Logistic回归理论模型为：
logit［P（y≤j）|X］=ln［■］=aj+?茁XT；j=1，K，J-1 （1）
其中，aj表示截距，有J-1个值；Y为金字塔层级数；?茁为系数向量，X为自变量向量，这里我们借鉴Fan，Wong和Zhang（2007）和韩志丽史浩江（2009）的研究，选择市场化进程公司规模行业属性资产负债率成长性和年度哑变量等因素作为影响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动机的自变量。
（2）关于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关于金字塔结构与公司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字塔结构对过度投资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上，对金字塔结构与投资不足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研究非常鲜见。基于此，本文采用模型（2）从投资不足角度对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UnderINVi，t=?茁0+?茁1Cashi，t+?茁2Layeri，t×Cashi，t+?茁3Layer2i，t×Cashi，t+∑Controli，t+∑Industry+∑Year+vi，t （2）
在模型（2）中，UnderINV为投资不足变量，我们借鉴Richardson（2006）、钟海燕等（2010）投资模型来估计投资不足。Layer为金字塔层级变量。Control是一组对投资不足（UnderINV）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参考Richardson（2006）、程仲鸣等（2008）以及钟海燕等（2010）的研究，我们使用管理费用率（Mfee）和大股东占款（Occuppy）作为控制变量。同样地，我们在模型中还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因素和时间因素对投资不足（UnderINV）的影响。其他变量定义具体如表（1）所示。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有1261个公司投资过度，有2109个公司投资不足，投资不足的公司数多于投资过度的公司数。现金持有均值为0.206，表明样本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普遍较高，这将可能导致投资不足行为的发生。金字塔层级的均值为2.446，中位数为2.000，最大值为8，最小值为1，说明金字塔结构在国有企业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统计发现，两层与三层金字塔结构是最普遍的。市场化进程公司规模和行业属性的均值分别为8.363 21.636和0.148，中位数分别为8.420、21.538、0。
（二）回归分析（1）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动机研究。表（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模型卡方检验在0.01水平上显著，证明模型回归情况良好。累积Logistic的成比例假设检验统计性都不显著（大于0.100），证明具备应用累积logistic回归模型的前提条件。从表（3）累积Logistic回归分析的系数来看，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市场化进程。地区市场化进程（IndexMarket）与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Layer）的回归系数为0.09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市场化进程越快，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也就越长。第二，国企改革策略。公司规模（Size）与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Layer）的回归系数为-0.09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相比，小规模的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更长；而行业属性（ReguInd）与预期也基本一致，即与保护性行业相比，政府更倾向于对非保护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放松控制，非保护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也就可能越长。（2）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与投资不足的回归分析。表（4）和表（5）列出了金字塔结构与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从表（4）中模型（1）回归结果来看，Layer*Cash和Layer2*Cash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金字塔结构与因现金持有而产生的投资不足之间存在“U型”的曲线关系。但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模型（2）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大于10，说明不适宜采用模型（2）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将金字塔层级（Layer）有序分类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将其转化为0-1之间的连续变量，然后将现金持有（Cash）按大小等分成高中低三组数据，分别对三组数据进行回归以进一步考察金字塔层级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低和中现金持有组中Layer和Layer2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这里只报告了高现金持有组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到，在高现金持有组中，投资不足（UnderINV）与金字塔层级（Layer）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与金字塔层级的平方 （Layer2）的回归系数却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高现金持有组中，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与投资不足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在某一临界值之前，金字塔结构能够抑制投资不足，但当金字塔层级超过某一临界值之时，金字塔层级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现象的加剧。该结论表明，金字塔结构虽然能够抑制国有企业投资不足，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但当金字塔层级超过某一临界值时，金字塔结构还会加剧国有企业投资不足，扭曲国有企业投资行为，降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因此，本文从投资不足视角为金字塔结构的掏空效应提供了证据支持，丰富了金字塔结构经济后果的研究。
四、结论
本文以2005年至2008年我国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数据为样本，从市场化进程和国企改革策略两个方面考察了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层级的动机，并从公司投资视角对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的经济后果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中政府出于发展经济而放松对国有企业控制的经济动机以及中央政府基于国企改革策略而放松对小规模或非保护性行业国有企业控制的政治动机是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根本原因。金字塔层级与投资不足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金字塔结构虽然能够抑制国有企业投资不足，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但当金字塔层级超过某一临界值时，金字塔结构还会加剧国有企业投资不足，扭曲国有企业投资行为，降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策略两个方面考察了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层级的动机，而且还从投资不足这个非效率投资行为角度检验了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为理解国有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拓展了金字塔结构形成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程仲鸣等: 《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2］樊纲等:《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韩志丽史浩江9: 《民营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管理工程学报》2009年第2期。
［4］钟海燕等: 《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与公司投资》，《管理世界》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