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教育范文1
关键词：信息技术；赋能；中学化学；教学
一、引言
教育信息化2.0时代，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渗透到教育教学中，实现了对传统教学环境的重构，让教与学变得智能而高效［1］。在人工智能发展高歌猛进的时代，以“人机共生”为主要特征的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建构了崭新的技术文明，带动了教育在观念、主体、方式等诸多领域的整体性“跃迁”［2］。当前，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已进入常态化、智能化阶段，精彩纷呈的技术辅助为中小学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信息技术赋能中学化学教学已成为新时代课改的必然需求和现实选择。
二、传统课堂与信息技术赋能课堂的比较
教育的内核是促进人的成长，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核心生长点［3］。如表1所示，相对于传统课堂而言，信息技术赋能的中学化学课堂有着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这些资源的共享不仅提升了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大大减轻了教师备课的压力。在线量化评价与口头质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解决了传统课堂评价方式单一化的问题，充分发挥了“教、学、评”一体化的诊断功能。融入了信息技术，课堂活动多样化、趣味化，学生在人机互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信息技术的魅力。学生在线检测，平台实时统计反馈答题情况，颠覆了传统课堂纸笔测试的片面性与延时性，提升了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实时性与高效性。
三、信息技术赋能中学化学教学的特征分析
技术与教育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态势，推动了教育向智能时代、智慧时代进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师生的认知模式与行为范式。定量赋分评价、投影学生作品、在线检测诊断，实时化的人机互动使课堂活动评价多样化。先进的数字化实验，以符号和曲线等方式实现微观粒子可视化，突出了化学学科特征，促使学生以“宏观、微观、符号、曲线”四重表征的思维方式认识物质的性质和变化。资源包和小程序的使用，智能化的人机互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为鲜活的中学化学课堂添彩。跨学科资源融合、线上定量评价与线下质化评价相结合探索增值评价方式。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缓解了学生认知负荷重的问题，促进了深度学习的达成。创新化的技术手段促进了中学化学教学模式和学习范式的转型升级。小游戏激趣、VR实验、3D虚拟实验等个性化工具的使用，彰显了化学学科特色和育人价值。创新实验技术，优化教学效果，提升学习效率，信息技术与中学化学教学的融合具有以下特征，如图1所示。
四、信息技术赋能中学化学教学的实践与创新
1.云平台的实时诊断，促教学评价方式创新云平台指在计算机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移动网络技术不断深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新技术支撑下的开源计算平台，借助这类平台能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实现信息、资源的深度共享。基于云平台进行中学化学教学实践，教师在线备课、授课时，可充分利用实时化、可视化、智能化、创新化、个性化的教学环境优势；动画、视频等具有学科特色的资源可激趣化学课堂；签到、点名、弹幕、举手等交互功能优化了教学方式。基于云平台，还可以实时进行互动式师生、生生、小组评价，定量诊断学生得分率、完成速度等各项指标数据，有利于管理教学进度、调整教学流程，充分发挥“教、学、评”一体化的激励和发展功能。
【案例1】学习“质量守恒定律”时，教师在线“当堂检测”试题，学生在线答题并提交。教师根据平台反馈的各项数据，实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针对大多数学生错的题进行当堂讲解，并在课后进行变式训练补充。针对个别学生存在的学习问题，课后加强当面辅导。云平台统计的学生“当堂检测”数据如图2、图3、图4所示。
【案例1解读】评价是教学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评”一体化将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结构化知识、真实情境、学习任务、过程性评价整合在一起，使学生经历基于真实情境的任务解决的完整学习过程，实现知识体系的建构［4］。此外，除了量化评价，教师还应依据学生的表现有机结合质性评价，用口头等形式对学生的突出表现或学习困惑进行评价，引导学生反思，转变学习方法。信息技术赋能中学化学教学，构建了彰显化学学科特色的多层次、多维度、综合性评价体系，促进了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推进了信息化教学方式的实践与创新。2.数字化实验系统的微观探析，促学生思维能力提升数字化实验系统（DigitalInformationSystem，简称DIS）是由数据采集器、传感器和配套软件组成的，定量采集各种常见数据并能与计算机连接的实验技术系统。能即时收集数据和自动生成曲线，使实验的实时定量研究成为可能［5］。数字化实验促进了学生化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发展了学生对实验事实进行证据推理、建构模型并推测性质及其变化的思维能力。使学生在解决化学问题的过程中，从“宏观、微观、符号、曲线”相结合的视角形成了质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意识。
【案例2】学习“复分解反应”时，教师演示数字化实验：分别向氢氧化钡溶液中滴加稀硫酸和水。溶液电导率的变化趋势如图5所示。［教师］酸、碱、盐的溶液能导电，因为溶液中有能自由移动的离子。该实验过程中为什么溶液电导率下降？溶液中单位体积内的离子数目和复分解反应是否发生？有怎样的联系？［学生］由于离子结合，单位体积内的离子数减少了，所以电导率下降了。［教师］回顾刚才的小组实验，正是因为微观上这些离子相结合，所以在宏观上表现为有沉淀或气体或水生成。生成沉淀或气体或水，这是复分解反应发生的条件。
【案例2解读】信息技术赋能中学化学教学，借助数字化实验将微观粒子可视化，从微观层面认识化学变化的本质，帮助学生建立“宏观、微观、符号、曲线”的联系。学生在证据与推理、模型与解释、符号与表征等具有化学学科特质的高阶思维活动中，基于四重表征进行深度学习，促进了化学思维方式的形成。3.VR实验的沉浸体验，促学科魅力价值呈现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简称VR）技术通过多通道信息融合构建交互式三维立体动态场景及行为动作仿真，为实验教学提供了强交互性、想象性和沉浸性的学习环境［6］。相对于中学化学传统实验，针对某些有危险、有毒、有干扰、有反应条件限制或经费限制的化学实验，VR实验能在保障安全、减少干扰、降低成本的前提下，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对教师实验教学以及学生实验设计、操作、分析、合作能力的提升具有很大的帮助，是一种有效的补充。
【案例3】学习“二氧化碳的性质”时，学生用VR实验模拟用二氧化碳灭火的过程，如图6所示。【案例3解读】信息技术赋能中学化学教学，通过VR化学实验展现丰富、鲜活的素材，给学生提供充分动手实践和动脑思考的机会。灭火的真实情境具有一定危险性，利用VR虚拟技术激活学生已有生活经验，使学生身临其境，沉浸式体验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感受化学的学科魅力与现实价值，促进学生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和科学能力的发展。4.3D实验的安全逼真，促学生核心素养发展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指出：要通过建设、开发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央电教馆以Unity3D引擎为基础开发的虚拟实验，结合虚拟技术提供精致仿真的3D元器件模型，模拟实验现象，提供了沉浸式的实验操作环境，对中学化学实验教学产生了变革性影响。
【案例4】学习“碳的化学性质”时，由于木炭还原氧化铜的实验条件为高温，学生分组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用3D虚拟技术模拟实验，每个学生参与实验过程，基于现象进行推理，在实验中认识物质及其变化，如图7所示。
【案例4解读】由于反应条件等因素限制，课堂无法完成的学生实验可以借助3D虚拟技术进行补充。学生围绕实验目的设计实验步骤，选择、组装实验仪器、实施实验并完成记录。在与同学的交流与评价中形成自主、合作、探究能力。信息技术赋能中学化学教学，用化学实验和信息技术手段合力探究物质及其变化，促进学生形成化学实验探究的一般思路和方法。5.电子白板的互动激趣，促学生学习方式转变交互式电子白板是学校目前课堂教学的主要工具，整套装置由智能感应笔、投影仪和电子感应白板组成［7］，它是继黑板、书写白板、幻灯投影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款新的教学设备。好的教育是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思考，引发学生共鸣的教育。交互式电子白板整合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为教师灵活调用学科素材打造高效课堂提供了多元支持，为学生全面参与学习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催化了课堂教学从掌握知识到发展素养的转变。
【案例5】学习“构成物质的奥秘”时，教师调用交互式电子白板资源库中的跑步PK、转盘抽题、砸金蛋、消消乐、抽红包、拼图等小游戏，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在生动有趣的游戏中内化知识，如图8、图9所示。图8希沃电子白板“PK小游戏”图9希沃电子白板“转盘小游戏”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2
1新媒体赋能大学思政课的潜力
新媒体本质上仍然是媒体，其传播内容依然是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这里的“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媒介相对于传统电视、广播、报刊而言开始转向新媒体平台；二是传播技术发生了变化，开始转向以移动互联为基础的新技术。新媒体具有数字化、个性化、多元化、即时性、互动性和可检索等技术特点，如表1所示：新媒体的诞生使得媒介传播形态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促使传统媒介传播的内容向新传播媒介空间转移，信息接受者主动接受信息的意愿更强，效率更高。如果把新媒体技术应用到大学思政教育过程中，将对思政教学效果产生极大促进作用。
2大学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挑战
作为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政课对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思政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学习意愿和主动性较低。大家普遍感觉到，现在要让学生在课堂上提高“抬头率”，把学生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移动终端的普及场景中，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和趣味性使得学生很难抵制，导致大学生对思政课的主动学习热情不高。
二、教师授课的权威被弱化。在传统媒体时代，学生学习思政课知识的途径多是通过书本和教师，因此学生很少会对教师产生质疑。但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对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越来越强，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大学生和老师成为了新生事物的同步接受者。因此，当大学生接受的消息比教师更快、更丰富，当教师所讲的知识和大学生在网上看到的不一致时，大学生就会对教师所讲的知识提出质疑，使得教师的权威受到挑战而被弱化，这种弱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学习意愿。
三、对思政课本身的挑战。新媒体对思政课本身的挑战体现在思政课教学内容、课程模式、教学效果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挑战。思政课是思想政治课的简称，开设思政课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容和体系，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并转化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思政课的特点一是理论性强，二是时代性强，这就对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提出与时俱进的更高要求。如果思政课老师授课时不能把握时代特征，不能把国家大政方针很好地融入到思政课堂，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次是思政课授课方式的挑战。思政课往往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如果授课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来传授知识，一味地照本宣科，进行理论讲解，而没有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其授课方式就很难受到学生的欢迎。为了上好思政课，需要授课老师灵活运用新媒体技术，立体展示授课内容，从而增加思政课堂的魅力。同时还应该针对思政课的具体内容，鼓励学生自己拍摄视频、照片和撰写文字来共同参与思政课堂的设计，以此增加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此外是课堂教育效果的挑战。大学生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好奇，对一些热点信息也会非常敏感，每天都面临海量信息的冲击，给学生的信息选择带来了一定挑战。
3新媒体在大学思政课中的应用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3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数字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围绕数字化既深度融合产业又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以场景牵引和数字赋能为主线，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发展，打造城市数字化发展新底座，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科技创新攻关、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数字生态营造四位一体保障体系，构建数字化发展新格局，为实现“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坚强支撑。
（二）基本原则
——统筹谋划、高效布局。树立全局思维、系统观念，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和规范引导作用，推动数字时代城市生产方式系统变革、生活方式多维变迁、治理方式演进升级。
——协同推进、一体提升。突出综合集成和全面贯通，打造数字经济创造新供给、数字社会满足新需求、数字政府优化新环境“三位一体”的数字，三大领域相互协同、互为促进，整体提升城市数字化水平。
——数据互通、数字赋能。立足“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坚持以统利用、以用促统，打通数据壁垒，高标准推进数据归集整合与共享开放。紧扣“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发挥“城市大脑”赋能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社会服务更加精细化和政府治理更加现代化。
——场景牵引、应用为王。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坚持场景打造为用，建设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场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发展目标
到2023年，数字化发展整体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梯队。数字经济创新引领能力显著增强，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新高地。数字公共服务体系更加高效便捷，数字生活服务更加普惠可及。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全国领跑，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数字治理新模式。“城市大脑”赋能发展的能力基本形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要突破，数据资源要素实现高效配置，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逐步完善。
——数字经济。建成“津产发”数字经济综合应用平台，健全以制造业、商贸业、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数字经济“1+3”政策体系，到2023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不低于55%。重点领域智能制造水平显著提升，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蓬勃发展，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示范区，新兴数字产业和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成为国家智能科技产业北方基地，抢占世界智能科技产业制高点。
——数字社会。建成“津心办”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平台（民生服务、民生资讯模块），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围绕交通出行、旅游休闲、教育医疗等民生热点领域和生活品质提升，分批有效落地20个应用场景。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城乡数字鸿沟基本弥合，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初步形成，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数字政府。建成“津治通”社会治理综合应用平台和“津心办”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平台（政务服务办事模块），建设41个数字治理典型应用场景，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体化社会治理新格局。打造政务服务智能化平台（PC端、移动端），基本建成智治协同、运转高效的整体数字政府，有效提升科学决策、精细化治理能力。二、培育创新引领的数字经济，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四）释放“津产发”平台产业数据价值
围绕服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聚焦提升“十大产业链”能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重点任务，以“津产发”数字经济综合应用平台为支撑，汇聚资源要素数据、产业链数据、创新链数据、供应链数据、贸易流通数据，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即时分析、引导、调度、管理，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双向融合，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委网信办；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建设十大标志性产业链数据中心，选择3至5个优势行业开展产业智慧中枢应用试点，有效支撑多样化的经济数字化治理、产业数字化服务、数字产业化发展应用场景。（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委网信办；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
（五）培育数字产业化发展新动能
实施“铸魂”工程，加快研发设计类、生产制造类等工业软件和关键工业控制软件，到2023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达到2600亿元。（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实施“芯火”工程，落地实施中芯国际先进制程芯片、飞腾芯片研发总部、环欧半导体智能化切片等重大项目，到2023年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到2400亿元。（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发展新兴数字产业，构建以飞腾、麒麟、超算中心等为引领，涵盖核心硬件、基础软件、算力支撑、场景应用、关键配套等领域的产业链。（责任单位：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市级相关部门）布局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重量级未来产业，发挥曙光、华为、中芯国际等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责任单位：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市级相关部门）
（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发展新智造，制定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赋能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实施工业互联网赋能行动，全面推进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以及企业级四类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到2023年新建30个工业互联网平台。（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实施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行动，重点推进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行业数字化集成应用，建设300个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提升数字经济“两谷两园两区”（中国信创谷、北方声谷、河西区数字经济主题园、武清区大数据主题园）服务效能，构建数字经济新增长极。（牵头单位：相关区人民政府）实施智能场景打造行动，统筹推进信创应用场景建设和智能科技应用场景“十百千”工程，持续培育“5G+工业互联网”应用试点示范。（牵头单位：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市级相关部门）
发展新贸易，制定实施数字商贸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建设数字商贸综合服务平台，赋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持续深化传统贸易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金街建设，推动商场、超市等实体零售企业数字化升级，打造智能售卖、智慧菜市场等新型数字商业应用场景，用数字经济赋能消费。（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加大电商主体引育，吸引头部企业在本市设立职能总部、新业务板块，培育一批“小而美”的网络品牌和数字商务种子企业，到2023年网上零售额达到1500亿元，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200亿元。（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水平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创新发展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业态新模式。（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支持和加强数字可贸易化、防止数字不当交易等前瞻问题研究，探索建立互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数字贸易新局面。（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市委网信办；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相关区人民政府）积极争取数字人民币试点，推动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建设。（牵头单位：市金融局；配合单位：各市级相关部门）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4
关键词:数字经济 共同富裕 逻辑困境 优化路径
一、引言
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对于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做大蛋糕”，又需要“分好蛋糕”。一方面，需要加强科技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分配体系，调整初次分配制度，健全二次分配制度，创新三次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近年来，数字经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逆势增长，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重要支撑。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为39.80%，比2020年增长16.07%。产业数字化规模由2016年的17.4万亿元迅速攀升至2021年的37.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6.47%。数字产业化规模由2016年的5.2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8.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0.20%。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正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谭洪波，2022)。数字经济重塑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加快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有的研究多从理论和实证的视角出发讨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路径和增长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的研究文献较少。因此，有必要从整体上厘清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本文从逻辑、困境和优化路径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二、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逻辑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在发展中交互演进，在时间上相吻合，在内涵上相契合，在主体上相一致。从时间上看，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不断奋斗，分阶段、循序渐进科学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恰好与数字经济发展时期相吻合。从内涵上看，数字经济的均衡、共享、扁平化等特征与共同富裕微观上人的全面发展，中观上产业结构升级、效率提升，宏观上经济量增质提，高质量均衡发展的内在发展要求相契合。从主体上看，共同富裕是覆盖全体人民，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富裕。而数字技术的普惠、共享、融合、跨界的生态特征赋能社合发展，实现惠工、惠农和惠民。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强调发展，“共同”强调分配。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重点解决好发展和分配的关系，兼顾好效率与公平。
(一)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首先，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赋能企业生产柔性化，营销精准化、管理网络化和用工弹性化(戚聿东等，2020)。同时，数字经济高渗透性、快捷性、多元融合性和溢出性等特征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驱动传导效应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李清华等，2022);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虚拟性使经济活动不受时空限制，具有非排他性和空间开放性，有助于打破地区和城市间的联系阻碍和分散状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其次，数字经济优化经济结构。数据生产要素具有即时性、可再生性、易复制、非竞争性和边际成本趋于零的特征(冯科，2022)。数字生产要素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协同渗透，形成了新的生产要素组织形式。数字技术具有协同性、渗透性和替代性(田秀娟等，2022)，能够嵌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催生了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新的产业形态，给广大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同时，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收入更加透明化，有利于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进而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再次，数字经济加强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网络化、一体化的发展，有助于激励企业创新倾向、改善企业创新结构，提高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助力企业走合作创新之路。随着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业态的兴起，数字经济引导传统产业向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打通数字经济产业链，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最后，数字经济提高经济效益。数字经济具备高技术、高增长和高清洁的性质，通过数据要素与资本、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的融合，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赋能经济绿色发展。
(二)数字经济调节发展均衡，助力共同富裕成果共享
首先，数字经济调整初次分配。数字经济已融入到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各环节，显著地改善初次分配的竞争和效率，促进财富的增进。具体来说，在生产环节，具有低复制成本、非竞争性、排他性和外部性特征的数据生产要素与数字技术结合，有助于优化要素投入结构，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水平，进而实现财富的增加。在交换环节，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产品和服务由传统的“线下”交换向“线上”转移。数字交易平台依托海量的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精准预测和匹配，大幅度降低了信息门槛和匹配成本。同时，数字化的物流体系使物流的各个环节动态化、精细化，显著提高了物流效率。在消费环节，消费需求可以反作用于生产。企业通过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预测消费者的偏好、消费习惯和所需的商品数量，有预判地组织生产和发货，切实提高了消费效率，使社会再生产循环加速，促进财富增长。其次，数字经济健全二次分配。数字经济从税收、转移支付等渠道增强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功能。数字经济时代，每笔交易都能做到有迹可寻。同时，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使政府加大对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以及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最后，数字经济创新三次分配。数字经济显著扩大了三次分配中参与主体的规模，提高了普通民众的参与度。一方面，科技产品具有向善和普惠的属性。融媒体时代数字技术促进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有利于筑牢三次分配的道德根基。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公益的结合，提高了参与慈善的便捷程度和透明度，优化了慈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拓展了人们参与三次分配的方式和形式。
三、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困境
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拓宽发展渠道、加快产业转型，优化收入分配，已成为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然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数字鸿沟、平台垄断、收入分配、劳动力就业等多个维度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和挑战。
(一)数字鸿沟困境
数字鸿沟指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数字化发展程度和数字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不平等的加深，具体表现为城乡、地区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一是城乡数字鸿沟困境。城乡数字鸿沟指城市与农村之间信息技术普及和利用方面的差距，其已经成为城乡均衡发展、一体化建设和共同富裕推进的重要阻碍(梁东亮等，2022)。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网民占比不足12%，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57.6%，城镇互联网普及率为78.5%。互联网基础设施差距成为制约城乡和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地区数字鸿沟困境。地区数字鸿沟指由于发展阶段、外生环境和基本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之间数字技术普及和利用的差距。欠发达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处于天然的比较劣势，进而较难从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在线市场和新商业模式中获益。三是不同群体之间数字能力鸿沟困境。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力提出较高的数字素养要求。因经济条件、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群体数字技术可得性不同，进而产生群体间和群体内的数字素养差异。
(二)平台垄断困境
数字经济具有自我膨胀性，互联网带来的效益随着用户规模的增加呈指数型增长。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组织形式和发展媒介，大型互联网公司如腾讯、阿里巴巴、谷歌等掌握着海量的数据且拥有平台规则制定权。由于数据的边际成本趋于零，掌握数据的企业或平台在资本实力、规则制定权的加持下，具有先发优势，进而形成市场寡头竞争的局面。一方面，数字平台依托海量数据和算法算力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和大数据杀熟，损害消费者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的垄断性使市场缺乏良性的竞争，中小企业在技术研发、人才引进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落后于大型平台，难以获得平等的市场参与机会。数字平台的垄断性提高市场进入门槛，破坏公平竞争，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阻碍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进程。
(三)收入分配困境
分配问题是经济制度在社会分配领域的体现，是释放经济红利的手段，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杨立雄，2022)。数字经济在助推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也影响了数字发展成果的分配公平。一是数据确权影响分配。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者往往是广大的消费群体。大型互联网公司或数字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的数据收集、分析、管理和存储，从而获取超额利益。关于数据所有权属于生产者还是管理者，或者两者兼具，目前并未立法明确，也就引发了数据生产要素参与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二是数字交易市场化水平较低。由于数据确权制度不健全，数据交易机制落后，数据在市场中呈现无序性和随意性的流转特点，进而导致数字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未充分释放。三是数字经济赢者通吃、强者恒强的市场结构特征可能导致劳动、数据等生产要素无法获得与贡献相应的收益，大部分数字经济收益被资本获得。
(四)劳动力就业困境
数字经济的就业困境首先体现在劳动异化引发的收入分配失衡上。劳动异化指劳动者付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的劳动成果由资方支配而非劳动者占有，进而造成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数字红利并未惠及所有人，出现了大多数劳动者所享有的财富没有增加反而下降的“财富分配悖论”。其次是数字经济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引发了失业问题。例如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幅降低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还取代了大量的明确、可编码的工作任务，引发就业的两极分化。最后是数字劳动参与者缺乏劳动保障，劳资关系不稳定。数字平台可能以各种方法避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面临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有风险无保险等问题，个人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
四、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
如前所述，数字经济为推进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然而，数字鸿沟、平台垄断、收入分配和就业困境仍不能忽视。因此，需要探讨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让数字经济红利充分释放。
(一)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均衡发展
首先，强化顶层设计，深入研究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形势，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和外部环境，出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强化统筹组织协调，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数字经济落后地区支持，推动欠发达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重塑中西部地区在国内的价值链和分工，进而引领东、中、西部协同发展。同时推进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加快生产要素在市场的流通速度，打破市场分割，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加快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引进先进数字技术，建立数字化生产网络，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和经济发展差距。最后，利用数字技术构建生产要素之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进而优化生产效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
(二)完善分配制度，共享共同富裕发展成果
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德社会在分配体系中的作用。首先，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方面，健全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体制，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切实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加快数字技术、数字生产要素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各环节的渗透，有效缩小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促进行业、城乡、区域之间的工资收入收敛。其次，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在二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挥财政税收和财政支出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加大再分配力度，对贫困群众或弱势群体进行精准帮扶，让资金流向欠发达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出台和完善数字经济发展与监管的法律法规，重点解决数字经济税源隐蔽、数据隐私泄露、数据资源垄断等问题。最后，发挥有德社会对三次分配的决定性作用。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推进社会道德建设，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同时，积极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公益的融合，推动构建数字化、智能化、共享化的数字公益生态。
(三)强化数字监管，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首先，明晰数据所有权，在数据流转的过程中构建公平合理的权能分离模式，促进经济活动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均衡配置。其次，完善反垄断监管体系，明确数字平台规则，做好事前事后监管。构建行业、平台、消费者和商家相互监督的内部治理格局，以及政府、社会和公众监督的外部治理格局。同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垄断行为进行事前预警，事中反应和事后惩罚，有效提高监管效率。最后，加强政策引导，构建开放高效的产品、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相关的数据开放、商品流动和市场联动，降低数字市场准入门槛，改变数字市场赢者通吃，强者恒强的垄断局面，让更多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焕发活力。
(四)促进数字就业，提高群众共同富裕参与度
借助数字经济重塑劳动力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推动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共享富裕成果的程度。首先，做好顶层设计，修订和完善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构建国家、企业和个人联动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加大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特别是对被人工智能、机器替代的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的帮扶与培训，进而有效地提高就业质量。同时，强化高等教育投资力度，完善数字教育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最后，合理兼顾数字经济活动各参与方的利益，推动构建数字平台、企业用户、个人用户、广告商等利益主体的竞争与合作，构建公平与效率兼具的分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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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教育范文5
【关键词】退役军人；职业教育；融合模式；教育安置
退役军人安置是军人从军队退役、融入社会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政府主要通过指令性安排，将退役军人指派到企业等单位任职；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就业资源开始由市场配置，政府无权以行政命令直接要求企业接收退役军人。［1］这意味着指令性安排逐渐不再适用，退役军人安置需要寻求新的方式。在地方实践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等部门于2010年12月了《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2］开始实行退役军人（主要包括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复员干部）教育安置；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又印发了《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3］退役军人教育安置是指通过专门针对退役军人的技术技能培训，帮助退役军人习得就业所需的技术技能，使其顺利完成从军队到企业的过渡，重新融入社会。智能技术的引入可以释放教育培训在推动退役军人安置方面的巨大潜力，有助于退役军人教育取得更大的成就。智能技术在缓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正常进行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军事系统和民事系统各自运行，形成了“军民二元分离体制结构”；［4］学校和企业因“壁炉现象”的存在而合作程度不足；培训机构、网络学习平台与职业学校等教育资源整合不足，处于碎片化状态。这种割裂状态的存在阻碍了智能技术赋能我国退役军人教育，也阻碍了释放职业教育安置退役军人的巨大潜力。为此，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的变革，需要立足实然样态与应然愿景，整体推进各系统要素的重组。
一、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主要理念
1.教育理念
我国退役军人教育在发展初期较为粗放，以教育机会扩张为主要目标。教育内容同质化严重，培训项目种类单一且以理论内容为主；教学方式主要是大规模教学或者让学生自学，缺乏个性化指导。这种大规模的教育培训虽然为退役军人提供了较多的学习机会，但其本质上仍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规模化教学，而非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需要借助信息技术，为退役军人提供适合的个性化教育。为此，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应作为退役军人自由发展的肯定性存在，“以人为尺度”，在教育理念上应坚持“以退役军人为本”的价值核心，致力于为退役军人融入社会服务。在教育目标上，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要从以教育机会扩张为主要目标的“粗放”阶段迈向以帮助每个退役军人实现职业过渡为最高追求的“精准”阶段，充分考虑退役军人的个性特征、先前经验等，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项目，不断开发其内在潜能，使其先前经验能为“民”所用，帮助退役军人学习行业企业所需的技术技能，顺利就业，最终实现退役军人从军队到社会的过渡。
2.学理支撑
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的框架构建，应将有针对性的教育理论作为学理支撑。一是包容性发展思想。军人在服役过程中做出了一定的自我牺牲，退役后往往在就业方面存在困难。包容性发展理念基于公平正义思想，以实现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5］为退役军人教育坚持“以退役军人为本”的价值核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二是因材施教理论。“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特色的一个体现。［6］从孔子对“因材施教”的诠释不难看出，“因材施教”的关键在于通过对学生身心特点、认知规律、已有经验等进行全面了解，创设个性化的教育资源，使学生接受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应关注退役军人的个性特征与先前经验，为其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教育机会。三是技术赋能思想。技术赋能是指通过信息技术形成一种新的方法或手段，促进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教学组织形式等的变革。［7］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可以在数量上解决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在质量上为退役军人教育的个性化、精准化提供技术支撑。
二、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理论逻辑
1.宏观层面的军民融合
2017年6月20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8］在军民融合中，“军”是指国防和军队建设；“民”是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9］军民融合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军事和民事两个领域内的人才、技术、资源等互相流动、彼此共享，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政府职能聚焦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职能更多由军队代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彼此独立推进，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由民口和军口各自运行，军事系统与民事系统处于二元分离体制。［10］在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的理论设计中，宏观层面的理论逻辑体现为军与民的融合，即在退役军人安置过程中，军事系统与民事系统（包括学校、企业、政府等）通过资源共享和利益驱动的制度安排等，彼此之间加强交流、积极互动、高效合作，实现两大体系的需求统合、资源聚合、能力融合，共同服务于退役军人军事人力资源的转化与使用，使退役军人可以在“军”与“民”的转化中实现无缝衔接、自由流动。
2.中观层面的产教融合
退役军人由军队过渡到社会的关键在于接受职业教育、习得行业急需的技术技能。理论上，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下，将学校的普通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理论教学与在企业里基于工作过程的实践操作相结合。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我国产教融合尚不成熟，学校与企业之间存在隔阂，退役军人教育仍以基于网络课程的理论学习为主，缺乏基于工作过程的企业培训。可以想象，这种理论化的教育模式很难使退役军人真正习得企业所需的技术技能，教育安置效果自然大大降低。在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的理论设计中，中观层面的理论逻辑体现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企业与学校之间的隔阂得以消除、壁垒得以打破，双方资源共享、协同合作，可以极大地提高退役军人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通过产教融合，一方面，企业作为人才需求主体，与学校密切合作，可以实现退役军人技能学习的供需对接，从而使退役军人所学与产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企业作为人才供给主体，与学校密切合作，可以在基于网络课程的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开发信息化教学平台，增加虚拟仿真实验室学习等实践学习机会，进而提升退役军人教育质量。
3.微观层面的教育融合
退役军人由军队士兵到社会人员的角色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政策、心理、技能、求职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相应地，针对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也应该是一个经过设计的、系统化的、结构化的有机整体。在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中，微观层面的理论逻辑体现为内部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即通过职业院校、广播电视大学、培训机构等教育资源要素的优化整合，实现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具体来说，微观层面的教育融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课程的融合，也就是将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的内容与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的课程进行统筹优化、整体设计，消除其中的重复性内容，使教育培训的课程结构更加合理。二是线上线下学习的融合。在线教育虽然可以解决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但同时也有临场感不强、缺乏实践教学等弊端。比较而言，线下教学一般在面对面的环境中开展，真实情境下的体验与交互，契合了人的社会参与和情感交流的需求，能够弥补线上教学的缺点。［11］
三、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运行机制
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在运行机制上，力求体现上述三大理论逻辑的协同与优化，使该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能够实现系统功能的最优化与教育效益的最大化。为此，该模式需涉及“智能指导”“智能培训”“智能沟通”“智能监测”四个关键环节。融合模式的运行需要在四大关键环节上体现出动态性、一体化的“联动”机制。
1.智能指导：利用画像技术进行项目选择指导
项目选择指导是引导退役军人正确认识自身个性特征、先前经验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等，合理定位其职业角色，促使其选择到合适培训项目的过程。［12］其中，退役军人的先前经验能否得到科学识别与有效利用是关系军事人力资源能否转化为民事人力资源、为“民”所用的关键。为此，要充分利用军队与教育机构之间搭建的沟通“桥梁”，建立起共建共享的退役军人军事人力资源数据库。退役前，军队可以将军人平时训练的各项技能考核情况及时上传数据库，形成军人军事人力资源个人档案；退役后，军事人力资源数据库就成为项目选择指导的重要数据来源。具体来说，在项目选择指导环节，项目选择指导人员可以依据退役军人的军事人力资源档案等数据信息对退役军人进行画像。画像技术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大数据应用技术，指的是主动或被动地收集用户的各种数据，用于对用户进行精准刻画。［13］对退役军人进行学习者画像，可以详细了解到退役军人的年龄、教育背景、先前经验等一般特征，为其选择合适的培训项目提供精准指导。
2.智能教学：信息化教学平台支持的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需要以真实的职业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换言之，技能培训中连接退役军人（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媒介变得更加复杂，凡是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如与工作相关的物品和过程等都属于学习的媒介，它承载着创造这些媒体的“实践专家”的意图、知识、经验和技能。［14］在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中，通过产业与教育的融合、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借助信息技术，将教学系统设计成一个指导性的工作系统，帮助退役军人习得相应技术技能。例如，德国支持实施了题为“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学习”的典型试验项目，建立工学结合的学习平台并开展教学。［15］为此，在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中，还应该利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等教育资源为退役军人提供学术支持，帮助其完成理论学习课程。例如，美国利伯缇大学（LibertyUniversity）就为退役军人提供了完善的学术提升支持服务，并取得了较好的反响。［16］
3.智能沟通：5G等技术支持下的供需双方沟通
学校与工作岗位之间还存在着需要跨越的鸿沟。倘若在由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过渡过程中，学校与工作场所之间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退役军人安置效果也将“大打折扣”。现实中，我国退役军人安置效果欠佳就与校企之间存在的隔阂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在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中，要利用学校教育系统与企业工作系统之间的沟通渠道，借助5G、区块链等核心技术，在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沟通机制，有效加强人力资源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对话与沟通。第一，在线沟通。5G的性能目标是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17］借助5G技术，退役军人可以与企业人力资源代表实现在线实时沟通交流。第二，借助校企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企业人力资源代表可以到退役军人实训现场，直接在技能学习过程中了解退役军人的技能学习成果。第三，借助与企业建立的联系，退役军人可以直接到企业内部，在实际工作中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
4.智能监测：借助智能监测机制持续跟踪监测
实现就业并不意味着退役军人教育安置过程的结束，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已经宣告“一次性”学习时代的终结。退役军人需要及时更新技术技能，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然而，我国退役军人教育基本止步于退役军人实现就业，缺乏对退役军人就业状况的持续跟踪监测。按照“以退役军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相关部门应该持续跟踪监测退役军人的就业状况，为其实现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为此，在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中，要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的联系，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对退役军人就业状况进行评估，收集有关退役军人工作的数据，监测其就业状态。这样，既能及时了解退役军人的工作状态和对在职技能培训的需求，又能实时发现培训项目本身存在的问题，优化退役军人的培训项目。例如，在美国社区学院为退役军人提供的教育培训中就包括持续跟踪监测机制，社区学院利用与企业建立的联系会定期对退役军人就业状况进行调查，以及时改进培训项目，使培训项目更好地为退役军人职业过渡服务。［18］
四、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目标框架
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应该立足于当今退役军人教育安置的应然愿景与实然样态，着眼于为退役军人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教育培训，力求构建“适应性培训”“观念改变”“技能提升”“数字素养”四位一体的目标框架，助力我国更好地实现退役军人教育安置。
1.适应性培训：了解安置政策和就业形势，适应社会生活
军人长期在封闭的军事环境中进行训练，刚刚退役时完全不能适应军队外的社会生活。这使得军人在退役初期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需要通过适应性培训逐渐熟悉社会生活的特点、社会就业形势、就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安置工作的具体过程等。当前，我国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时间较短，一般在5天左右。如此短暂的培训时间既不能让退役军人充分了解有关退役安置的政策内容、确定自身对未来职业的规划，也难以使其从心理上真正适应社会生活。因此，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重在借助军民之间的联系，利用信息共享机制，帮助退役军人适应角色转变。具体来说，要增加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的时间，可将适应性培训由退役后提前至退役前、由军队之外改为军营之中，在军人退役前的三个月或半年之内就开始进行职业过渡的准备工作，让其及早了解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社会就业形势，进行职业规划，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心理调适以适应社会生活，在军营与社会之间实现“无缝衔接”、顺利过渡。
2.改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树立自主择业的观念
文化资本是指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积累的劳动成果。退役军人在军队中形成的文化资本也是影响其职业过渡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安置过程中，由于退役军人原有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会与社会场域发生冲突，这就可能造成退役军人在过渡过程中产生自卑心理，职业过渡积极性消退，甚至产生“等靠要”思想。在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中，要积极引导退役军人改变依靠政府直接安置工作的价值观念，树立自主择业的观念。第一，军人在军队中形成了意志坚定、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等优秀品质，可通过引导帮助退役军人将这些品质转化为在就业过程中敢想敢干、创先争优的意识；第二，通过心理疏导，强化退役军人个体的主观意识，让其具有通过习得技术技能实现自我就业的主体意识，以自己的努力与实力来实现职业过渡。第三，可以将“工匠精神”融入退役军人教育，使广大退役军人具有“匠心”“匠艺”“匠魂”的崇高劳动境界，充分激发其追求劳动“真、善、美”的思想信念与精神品质。
3.技能提升：提升技术技能，谋得合适职业
职业是基于市场化交换，以人的生计需求为目的的、连续的、制度化的社会活动。［19］对退役军人来说，职业有着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双重意义，不仅是满足退役军人物质需求的来源，也是给退役军人带来情感满足，使其获得自信与尊重，实现自身理想与自我价值的重要渠道。为此，在智能时代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中，要帮助退役军人掌握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相关技能。新技术浪潮以强势力量倒逼退役军人的技能学习要实现“双向对接”：一方面要与产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适应，与知识的需求方相对接；另一方面要与人才培养主体占有的知识、技能等教育资料相适应，与知识的供给方相对接。唯有如此，才能使退役军人习得胜任其职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实现生存与发展。如果说技能学习体现的是退役军人教育的工具理性，致力于培养退役军人的技术技能，提高其专业劳动的有效性，那么破除退役军人“等靠要”的思想，唤醒其主体意识，助其树立自主择业的观念，培养其对专业劳动的认同，则体现了退役军人教育的价值理性。可以说，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使退役军人在“成事”与“成人”上实现统一。
4.数字素养：培养数字素养，适应终身学习
要求快速的技术变革要求教育和就业机构重新审视技术的发展和就业环境的变化，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工作要求。为此，退役军人不仅需要习得特定领域的技术技能，还要具备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是人们在访问或创建数字资源过程中，应该具备的了解、理解、诠释和使用数字资源的能力，对退役军人培养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保持未来学习动机和职业适应能力、实现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为此，在我国退役军人教育融合模式中，要融入数字素养的学习内容，鼓励退役军人通过制作数字作品，学习数字作品的创作方法；参与数字技能和知识应用的实践，具备数字素养的意识、能力与责任感；从事数字研究与探索，发展应用数字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等。通过培养数字素养，退役军人可以解释大量信息的含义，了解如何使用在线资源，这将使退役军人教育由“他教”变为“自学”，使退役军人安置由“被动等待安置”变为“主动自我安置”，可以极大地提升退役军人的教育效果和退役安置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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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教育范文6
关键词：乡村振兴；数字乡村；乡村发展；建设路径
党的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信息技术创新不断更迭，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媒介以及 5G 时代到来的背景下，各行业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进程。而农村是我国新时展的重要方面，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村产业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对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2018 年“数字乡村”的概念的提出，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20年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全方位多层次部署数字乡村重点任务，2022 年 1 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颁发指导“数字乡村”建设，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这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1问题提出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基层智慧创新内容，是“数字中国”进程的重要方面，不仅有利于农业形成信息化发展，更有助于乡村振兴的整体推进。在“数字乡村”建设浪潮下，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李燕从“数字乡村”的内涵出发研究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从而提出中国数字乡村发展“4+2”模式，即四个要素的转变和两个维度方向[1]。刘艳鹏从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能力支撑平台、产业数字化方面探究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提出提升农业从业人员技能、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进行全方位治理的措施[2]。王廷勇、杨丽等以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为着力点提出应进一步夯实数字环境，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立足产业振兴，大力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格局的方案[3]。苏岚岚、彭艳玲认为农民主体数字素养水平偏低以至于不能较多参与数字化治理，提出全方位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策略体系的对策建议[4]。通过梳理发现，多数学者从乡村数字建设的内涵、价值意义或者乡村振兴某一方面问题困境的视角研究数字乡村建设未来发展空间，很少从现有数字乡村建设试点成功经验出发，提出现存困境和决策建议。基于此，本文拟从现行国家数字乡村建设的不同地区试点出发，探究其在发展突出经验基础上提出现存困境并分析优化路径，推动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向“数字中国”全面发展进程。
2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探索经验
2.1实现产业数字化技术模式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现代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传统工业与网络系统横向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在工业上的成功经验转换到农业产业，以精密准确的测量、勘察、智慧气候等高新技术可以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并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安徽省长丰县 2020 年被列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之一，长丰县抓住机遇，利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数字乡村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其“中科合肥智慧农业谷”建设相对成功，通过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一院一园一基地”规划贯彻落实，切实运用遥感卫星、无人机、土壤传感器等智能方式勘测地形，用数字化方式分析农作物长势并精准计算施肥时间。此外，作为数字乡村建设典型示范点，长丰县构建草莓发展大数据平台，莓农们依托智能设备进行莓园监管，推进草莓小镇建设，草莓产业的集群式发展打造出数字乡村农业园区新模式。
2.2建设治理数字化服务平台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网络化治理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浙江苍南县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升级，建设互联网+党建、互联网 + 政务、互联网 + 村务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这种新型治理方式有效“智”造村民生活安全感、幸福感的数字化乡村。苍南县政务负责人遵循“从基层找问题，向群众问需求”的理念，打破以往固化思维，数字化模式重构工作机制，推进“浙闽跨省一网通办平台”的应用进程，线上申请的民生服务措施不仅使村民得到便利，更让治理变得公开透明，为民生建设治理开启新型升级措施。利用数字智能形式进行智慧党建和政务两手抓的模式使群众融入村务治理过程，运用“数字门牌• 一码到家”的民生服务系统将数字治理改革落实到一村一户，在办理政务方便快捷高效发展背景下，互联网 + 党建、政务、村务以助力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2.3打造文化数字化网络品牌
乡村文化的发展是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脱贫攻坚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精神扶贫”显得至关重要。塑造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亟待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素养，继承传统文化亟须摒弃糟粕，加大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5]。湖北秭归县秉承“以文化人”理念，丰富人们精神世界，将文化融入智能数字化发展，依托微信视频号、抖音、微博等线上平台大力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打破文化归属时空局限性，塑造精神文明云分享。“数字赋能”政策促使湖北秭归县秉承文化发展数字化理念，打造屈原故里文化品牌，将端午文化以数字媒介的形式保留并传承下来，运用 AR、VR、3D 投影等技术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沉浸式体验端午文化。其 100 多村组社区依托“群雁村播”借网红流量进行各种云视听盛宴，在文化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开发智能乡村文化特色品牌。
3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存困境
3.1数字主体意识较淡薄
在数字化乡村发展过程中，政府作为管理者主要是政策制定和落实的行为主体，而村民群众担任数字乡村的行为主体需要融入各项建设过程，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作用，增强自身的数字素养，提升自身数字能力水平，真正实现数字赋能乡村建设进程主人公的作用。在政民融合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是政府对政策的认知清晰，如何进行数字乡村建设，颁布何种文件，对其内在要义政府大多都明了于心，这样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进行。但如何让群众群体明了自身在数字乡村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一项难题，梁漱溟曾有“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言论，对其表示困惑不已[6]。数字乡村建设是多主体共同推进，如政企之间、政民之间、企民之间相协调。而民众大多养成坐等思想，淡化自身主体意识，实则在各项措施和数字产业以及智能技术的运用过程中都是以民为主，明确自身主体的重要性对政策实施有所助益。
3.2资金投入来源较单一
没有经济支持的发展是不长久的，在数字乡村的建设进程中，资金的投入无疑更为重要，国家政府拨款资金有限，中国乡村众多并较为分散，数字乡村建设投入周期较长，设备、人力、能源、技术等各项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特别是乡村数字医疗、教育、道路的发展对资金需求更多，如何化解资金的缺口问题也是重中之重。乡村建设的投入来源目前为止以政府为主，民间资本或其余资本大多认为数字乡村工程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效，成本回收速度慢，虽想进场但也需要契机，因此大多呈现观望状态。而政府财政的支持有限，未来数字乡村建设的顺利发展需要各行业资本的鼎力支持。
3.3数字技术人才较匮乏
当今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新趋势，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教育水平低下、新业态发展缺乏人才等问题的突出则会导致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缓慢。在数字乡村战略实施过程中，人力资源是重要条件，人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各项事业建设的主心骨，即使是在数字化建设的现代社会，机器也并不能取代人进行生产和发展。数字化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型人才的支持，强化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农业发展密切融合[7]。数字乡村建设的产业设备、网络化管理、智能性服务都离不开精英人士的参与，但高层次技术人才在乡村呈稀缺状态。现今大多数乡村人员外出务工，青年人才、大学生、高技术人才在乡村的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乡村的人口构成以老幼为主，日常生活智能化、就医出行信息化、农业发展智能化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能用科技满足农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较为匮乏，对于这类呈中介作用存在的人来讲，其要求更高，不仅需要精通互联网信息技术还需对农村农民农业有所研究。如何在技术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双重困境下发展数字乡村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4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
4.1提高农民行动主体意识
主体思维和行动保持一致性是建设数字乡村的核心，在同客观世界的所属联系中，人是具有主导性的存在，数字乡村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地位，使村民成为数字乡村的最大受益者[8]。浙江苍南县线上治理模式诠释政民协同并进的建设数字乡村，然而区分政府行为主体与村民行动主体十分重要，二者之间互相作用，但农民行动主体意识淡薄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政策者应开展“数字学习”讲座、“数字建设”竞赛、“线上数字交流”活动会、“电商计划”培训班等让村民充分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学习加强自身数字素养能力。增强农民主体意识靠政府客观推动必不可少，但自身主观意识思想改变也不可或缺，具体来讲，可通过学习政策文件，依托数字媒介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寓教于乐，让智慧生活增添幸福感，使村民全身心投入到数字农产业、数字文化、数字村务工作中。主客观作用双重力度提高数字乡村建设农民自身的主体意识，对其积极参与智慧村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4.2促进资金多方投入建设
资金是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支撑，多方面建设智能化乡村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和资金支持，在电商发展迅速的同时，不少地区也依据媒介平台展开线上销售模式，如湖北秭归县将打造一村一网红的目标贯彻实施，发扬正能量的同时也使农产品销量呈现增长趋势。在本地电商销售的同时可将其所得利益投入到农业生产、设备采购、乡村建设的各方面，呈现循环经济模式，与此同时，做好当地线上口碑获取更多流量支持，企业则会衡量发展收益，增加对本地特色产业的帮扶。长此以往将数字乡村建设资金方面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各方协同推进的多元投资共建模式，形成新型数字乡村“共建共治共享”发展形式。
4.3培养吸纳数字技术人才
数字乡村建设进程面临的另一问题就是技术人才的短缺和人才的流失[9]。在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是不断扩大信息化人才队伍至关重要的一步。一方面，“引进来”人才就是将高技术人才从外特聘回乡村并给予一定的惠利奖助措施，吸引广大能人志士参与这一工程上来，也可以通过建设试验基地的方式特聘高校教授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另一方面，“走出去”就是在现有乡村人才的基础上鼓励其去科研中心、高等院校进行交流培训，将丰富的实战经验与扎实的理论基础交互作用碰撞。除“引”“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人才外，对人才流失这一问题也需有所措施。鉴于乡村发展条件有限，首先要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其次良好宜居的生活环境也给人强烈的归属感，再次对于人才流失，政府更要做出一些奖励措施，如利用待遇的提升、对家乡情感的共鸣、生活的保障等各方面留住人才[10]。
5结语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7
关键词：数字技术；数字乡村大脑；乡村数字治理；数字素养；乡村振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2〕1号）、《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文件要求，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乡村试点，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有利于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的创新驱动作用[1]。推动数字经济与农村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推进农村产业数字化发展，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2]。多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发展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持续输出进城务工，导致全国部分农村曾一度出现“孤寡老少”、土地荒废和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等现象。该问题逐步引起了国家、省、市、县和乡各级党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通过制定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探索采用如植树造林、修路致富、发展农村特色产业、选派优秀大学生任驻村干部或第一书记、大数据精准扶贫、引才回乡创业、乡规民约和积分制等手段，从乡镇、村委和村民等上下联动，主抓农村党建、农业农村生产方式转变、农民致富思路和技术手段转变、数字防疫、安全应急及生态环境治理思想转变等方式，并利用新基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和元宇宙等数字技术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当前已取得一定成效[3]。
1数字乡村顶层发展规划与设计
本文重点讨论如何构建包括数字乡村感知平台、乡村数据传输、数字乡村大脑、数字乡村应用体系（含乡村党建、乡村政务、乡村教育、乡村医疗、乡村劳务就业、农村电商与乡村旅游等）和乡村数字治理（含公共信息服务、舆情分析、疫情防控、乡村安全及森林防火、防水及地质灾害、乡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和决策分析）等，形成区域数字乡村顶层发展规划。
1.1数字乡村感知平台的规划与设计
建设数字乡村感知平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布设多渠道信息感知点，对农村环境各类静态、动态的监测数据（如天、地、人、物和时空）进行综合采集，根据不同场景采用不同的传输网络，将数据汇集到后端数字乡村大脑和数字应用中心，汇聚形成乡村政务数据、产业数据、生态数据、监管数据、旅游数据、农业数据和信息数据等丰富数据资源池[1]。因此，数据乡村感知平台是重要的前端数字基础设施。
1.2乡村数据传输框架规划与设计
建设数字乡村数据传输网络，主要划分为乡村政务网区、互联网区，以及其他不同场景传输网络（包括4G/5G、广电网、物联网、专网、无线网络、光纤通信、量子通信和星链网络）[4]。当前，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呈现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三网融合发展趋势，且传输网络呈软件定义网络（SDN）化，实现网络能力开放、业务快速发展，提升运维效率，实现传输网络高带宽、智能化和差异化等特点。目前，已在全国具备条件的乡村开始逐步普及应用。
1.3数字乡村智慧平台的规划与设计
智慧平台重点通过构建包括高算力云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含乡村政务云、乡镇云、区县云等云网平台及安全体系）、数据安全态势感知可视化大屏、同城容灾中心和异地容灾中心等数字底座[2]，以及搭建数据中台、AI使能平台、业务使能平台和领导驾驶舱等数字乡村大脑运营中心，构建数字乡村核心枢纽，支撑数字乡村数据汇聚形成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视频识别、人脸识别、AR与VR、算法工具、数据智能、机器翻译、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数据资源库，形成各类信息处理核心大脑中枢及指挥中枢[4]。目前，在全国部分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已开始试点应用。
1.4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的规划与设计
乡村数据治理模块含公共信息服务、舆情分析、乡村安全及森林防火、洪水及地质灾害应急等。乡村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主要整合已有乡村医疗、教育、旅游、养老、农业和公共安全等信息资源，采用微信小程序、触摸一体机和户外LED大屏等展示、宣传和监管方式，按照政策法规、供求信息、市场信息、价格行情、农业资讯、新闻中心、村规民约、村特殊文化展示、文明家庭（如好媳妇、好婆婆）评比、掌上生活及农技知识库等信息模块对外，同时采用信息定制推送等方式为用户提供便捷的个性化服务。构建疫情监控与分析系统，充分利用系统，争做县乡村第一发声平台，把控舆论话语权，有效引导村民按照“不信谣、不传谣”的舆论方向，理性面对任何舆情事件，据实调查，宣传群众、服务群众。力争做到以下4点要求：一是数据来源，媒体覆盖全；二是数据能力，采集处理快；三是数据抓取，安全无漏稳；四是智能算法，行业领先准。按照国家、省、市、县、乡和村一体化防疫要求，积极提供乡村疫情填报信息（含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和健康申报等）、物资精准定位投放、网格化环境消杀及防疫监督、同城查询、微信流调及出入登记等功能，疫情地图精准定位、图示化展现疫情分布等功能，实现疫情管控在线化、数字化，保障重要疫情信息实时、精准，并可追溯历史数据，防疫物资关联和标签化管理发放等。
1.5乡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平台规划与设计
构建乡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平台，监测农村空气、水质质量及监测养殖场、农副产品加工工厂的废水和固废处理；同时，平台提供技术支撑，正确积极向村民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如各乡村统建垃圾池并规范集中处理垃圾、清明节避免引发森林火灾并规范烧纸钱祭祀去世亲人、过年过节杜绝放送孔明灯等，并制定村规民约、积分制等宣传教育措施，构建乡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长效机制，确保乡村家园和青山绿水。加强村庄风貌引导和整体管控，以中心村为重点加快新型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利用乡村感知平台、乡村数据传输、数字乡村大脑、数字乡村应用体系和乡村数字治理等数字技术手段，形成智慧乡村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为县乡村党政主管部门和农业科研机构研究乡村振兴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2数字技术平台模块在乡村振兴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应用体系主要包括智慧乡村党建、乡村政务、乡村教育、乡村医疗、农业数据服务、乡村劳务就业、新型农产品线上线下联动营销模式、乡村旅游、农家乐和特色农场等。
2.1乡村党建的应用分析
党建引领一切，乡村党建工作要作为项目的重中之重建设，特别是智慧党建平台建设。智慧党建平台，主要采用省、市和县三级架构，服务于省、市、县（区）、乡（镇）、村和企六级应用，包括基于“一云、一网、一平台”的“一中心+N库+M应用”模式，提供组织管理、党员教育、党建宣传、党员服务和党建大脑等多项功能[3]。具体来说，通过一中心（包括用户管理、统一认证、大数据、GIS和AI等）、N库（包括党组织信息库、党员信息库和教育资源库等）及M应用（含对接中组部信息系统、政府与公共服务应用等）的建设，采用党建平台功能模块、接口、流程、数据和规范等标准化建设，实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总体目标。该模块有利于党建工作规范化开展，增强党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还有利于推进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
2.2乡村政务的应用分析
乡村政务主要应用在乡村政务云，落实省、市、县到乡、村、企业的基层地方群众服务要求，对接基层乡村服务平台、乡村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宣传乡村政务、村社信息、线上线下办事流程、惠民政策查看、村规民约和积分制等内容事项。该模块有利于方便农民办事，提升农村政务的处理效率。
2.3乡村教育的应用分析
乡村振兴要紧抓教育长效机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成果提供持续有效动力。为实现教育公平，提升乡村村民综合素质，必须高度重视乡村教育。因此乡村教育要结合国家教育信息化2.0要求，应用数据中心和云网融合服务能力，从教育“放管服”“教学管评考”角度，全面打造低成本、高效用的乡村数字化校园服务平台；为基层教育部门提供数据管理平台，全面整合教育、管理相关数据，提供可视化看板和分析决策平台；为基层学校打造快速、高效的业务平台和管理平台，帮助学校快速实现达标的数字化校园软硬件条件和基础环境；为教师贴身打造相关业务应用，结合教师工作场景，实现教学、科研和自身履历的电子化管理；为学生和家长提供资源分发平台和教辅资源平台、北斗导航+学生电子书包定位服务和学生精准画像服务等功能，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能力，让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几乎与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资源服务。该模块有利于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2.4乡村医疗的应用分析
要解决农村看病难的问题，建设智慧乡村医疗势在必行。设计智慧乡村医疗就是在乡村范围内打造互联网医院（或乡镇村卫生院所）和县域医共体，实现跨科室、跨院区的区域医疗卫生保健业务协同体系，可以优化基层有限医疗资源（含云诊室、专家或医生、医疗物资和救援工具等），提高工作效率，开展在线会诊、医技协助和医疗信息共享等新业务，实现医疗信息的区域共享；利用移动智能终端、5G、云存储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开展疑难病例远程专家会诊服务、医疗机器人精准手术、互联网+远程继续教育、区域慢性病管理、康复随访治疗和在线医疗健康保健宣教，提高临床专病专科的诊治水平，改善患者医疗健康管理的连续性。此模块主要实现病有所医的问题，让老百姓在家就可以看病。
2.5农业数据服务的应用分析
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收集分析农产品数据十分重要。充分依据农业大数据综合服务，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农业大数据平台，包括农业生产基地低成本多维度对土地土壤成分及环境监测的分析；精准农业种植、大棚温控采光、无人机施肥和农田自动灌溉；动植物生长规律监测、病害虫害监测及药物除害；专业化种植养殖体系；野生动物入侵警示及农作物防护；霜冻、水灾、火灾和地震等监测与防护；新型农业机械种植、收割和生产加工作业；农户种植预警、生产监控、农业经营预测预警、动态分析和决策支持等农业数据服务功能。加快推进农业数据现代化发展取得新进展；加快蔬菜、食用菌、中药材、辣椒、金刺梨和肉牛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加强粮油水建设，提升粮油收储调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该模块主要解决乡村农民增产增收的问题。
3关于数字技术在乡村振兴中应用的几条建议举措
3.1组织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创建“村居美好生活共同富裕示范集成带”试点，形成乡村振兴的典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有效衔接,坚持农业农村数字建设优先发展，把解决好“三农”智能化问题作为工作的突破点，合理利用数字经济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扎实有序推进现代智能化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发展，大力实施数字乡村项目建设，加快农业农村数字化、现代化建设步伐。
3.2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脱贫攻坚战，农村的“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要持续巩固和拓展，要不断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建立持续有效的帮扶机制,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
3.3探索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加快建立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深化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和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构建“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心”的经营新机制,加快推广“保底收益+效益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科学合理引导农民，以其自有剩余资金、闲散资金或物资设备等多形式协商入股新型乡村经营主体成为乡村企业股东；或靠自己的技术或劳动力承包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农村闲置资源资产。不断完善财政资金合法支持方式,引导将政府将农村的发展类扶持资金投入到农村产业，以及把政府投入形成的集体积累和存量资产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户持有的股金，推动农民成为乡村企业的股东，长期有效持续增加农民的收入。引导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交易方式，推进农村私人各类产权和集体各类产权进行公开规范的流转和公平交易。逐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建设和审批制度改革。
3.4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当前，人才缺口较大已经成为制约乡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需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乡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更好建设乡村数字专业人才队伍，需做好“培养”与“引进”服务举措。一是可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及平台企业开展数字经济领域人才下乡活动，发挥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和科技特派员等的作用，为当地干部群众普及数字经济相关知识，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干部队伍的数字技术应用与管理水平；二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大对乡村人才的服务力度，构建城乡人才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吸引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投身乡村，服务乡村产业振兴。
3.5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当前，我国的智慧农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智慧农业能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要大力推进发展智慧农业。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一是政府统筹各种资源，加大农村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通过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我国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得到大力改善，但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还需继续研究突破，好的经验也没有得到有效推广和应用，完全靠市场规律在发展。现急需政府建立相关框架，统一认定相关技术指标，推广可行的经验模式；二是整合各种助农资金，继续加大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村智慧农业相关产业的投入成本；三是发挥农村产业合作社的有效优势，真正让农民成为合作社的主人，让合作社团结带动农民从事智慧农业产业的投入，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四是建立共享智慧农业数据机制，整合智慧农业的各种有效数据，建立数据共享认证平台；五是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加强农村智慧农业人才的培养，开设智慧农业人才专修班，建成一支既懂智慧农业推广又懂技术操作的新时代农民队伍。
4结束语
通过研究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顺利实现的探讨，为贵州省农业农村持续健康智能发展建言献策。这对提升贵州省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快速健康智能发展，和建设贵州省新时代的农业农村新貌、新风和新气象提供文献依据，对中期实现农业现代化，远期实现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和国家强的远大宏伟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春玲，赵爽，刘遵峰.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振兴[N].经济日报，2021-12-14.
[2]吴萌：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R].中国三农，2021.
[3]周志凯，葛伟，张超.关于数字乡村平台项目探讨研究[R].中国信息协会，2021.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8
［关键词］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综述；老年教育研究
2017年，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41亿，占总人口比重17.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58亿，占总人口比重11.4%（此为抽样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837‰）。显然，老年人口结构比重愈增，老龄化问题愈加严峻。近年来，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开展，积极老龄化的倡导，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难以满足时展和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老年教育备受重视。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单元，社区老年教育作为老年教育的形式之一，日益成为社会和教育界的热点关注话题。本文对近20年来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未来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趋向加以展望，旨在发现社区老年教育新问题，促进其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以“老年”“社区教育”为关键词，基于CNKI高级检索项，对全部数据库文献进行跨库检索，共得全部文献759篇（时间跨度为1994-2018）：期刊论文637篇，硕博士论文55篇，报纸32篇，国内和国际会议35篇。对每篇文章研读和分析后，剔除全部文献中的重复稿件和与研究不相关的文献，剩余文献198篇（时间跨度为1999-2018）：期刊论文135篇，硕博士论文28篇，国内和国际会议9篇，报纸26篇。以社区老年教育的19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并对每篇文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问题与研究结论及其内在逻辑性进行研读梳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198篇文献的整理与分析，主要从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与理论基础、特点与功能、教育模式、现存问题与解决策略等方面展开综述。
（一）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概念界定研究。国内学者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表述各有不同。黄淑萍、高娟等研究者认为，老年社区教育是依托社区内资源，旨在提高老年人的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实现老年人的社会化。王英则依托赋权增能理论，认为社区老年教育是以社区范围内的老年人为主体，以赋权和增能为目标，旨在实现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的服务活动。万莉丽、陈乃林、赵秀荣与赵瑞鑫等研究者仅强调了社区老年教育的范围和对象，即以社区为范围，老年人为对象。李振兴认为，社区老年教育是以社区为范围，在专兼职社区教师的指导下，以满足其基本学习生活为目标，帮助其适应现代快节奏生活、实现毕生发展与自我价值的社会教育活动。朱起民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应在多种教育方式及活动的推动下，满足其生活需求和健康发展。“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对社区老年领域的渗入，也赋予了社区老年教育以新内涵。王新春、杨承惠认为，社区老年IT教育应以解决社区老年居民的问题和满足其需求为目的，利用社区的计算机、网络等信息设施，并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让老年人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的开放的新型教育方式。综上可见，学者们尽管对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表述不尽相同，但皆对社区老年教育的范围、对象、手段、特点及目的等予以概括，概述出了社区老年教育的内涵。2.理论基础研究。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学生的硕博论文。刘廷欣主张，在终身教育理念和调整结构功能理论指导下集中社区资源优势发展社区老年教育。王英］主张，以赋权增能作为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基础，通过机制、制度、心理与环境等建设推进赋权；通过培养和提升其适应变化、掌控生活和参与社会等能力实现增能。高娟认为，以受教育机会均等、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社会教育发展等理论来推动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刘颂用康复、社会适应等理论作为社区老年教育的基础。段寅雪认为，支撑我国城市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包括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健康老龄化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理论。除主张以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角度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外，杨山杉也强调其心理学基础，借助桑代克实验证明“人的学习能量永不停止”，并从人本理论的以受教育老年人的需求出发，切实保障其基本教育权利。赵蓓主张以积极老龄化为视角研究社区老年教育，并引用世卫组织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提出及制度推进来阐明对个人能力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二）社区老年教育的特征与功能
1.特征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对社区老年教育的特征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王英、谭琳认为，社区老年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可及性、低成本、灵活多样、参与性。刘颂认为，社区老年教育主要有参与性、邻里性和包容性三个特征，并具有较大弹性和灵活变化性。岑雪军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具有便利性、邻近性、量大、低成本和覆面广等特征。陈乃林认为，理想状态下的社区老年教育应具备以下特征：老年人真正地回归社区、主动参与、快乐学习、享受和创造生活、建设精神家园，尽显草根化、生活化、多样化。2.功能研究。了解社区老年教育的功能有利于取得各阶层人士对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解与支持，推动其顺利开展，更多更好地惠及老年人。黄淑萍认为，开展社区老年教育有助于老年人实现新旧角色转换，适应新身份；处理好社会关系和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高娟认为，有满足老年人教育学习需求和再社会化；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老年产业，最大程度地消除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推动教育结构改革；实现终身教育；回归教育本质等功能。陈乃林认为其有六大功能：保障其受教育权利；促使老年人快乐和享受学习；推动老年人“再社会化”与积极老龄化；全民践行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节约老年教育成本和最大化老年教育效益；建设社区精神文明与和谐社区。汪娟与许丽英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包含内在和外在功能。内部功能旨在促进老年人心理调适、健康保健和个体享受等的发展；外部功能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功能，旨在促进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
（三）社区老年教育的模式研究
近20年来，教育学者们致力于构建社区老年教育模式，以期在理论与实践上推动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王英从老年人权利和能力的角度提出赋权增能的社区老年教育模式。高娟［26］则分别从老年受教育者和老年服务人才的教育培训两方面来设计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模式。段寅雪、王艳平等研究者不断继承融合，逐渐发展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王新春、杨承惠［29］基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提出建构社区老年IT普及教育模式：“做中学、学中做”任务导向的教学原则、O2O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指导、学员互助以及成果分享。陈乃林［30］提出构建机构化社区老年教育、老年团队自主性学习、老年群体数字化学习、社区养教结合与社区志愿服务实践学习等“五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赵秀荣、赵瑞鑫提出，以老年学习者为中心，以数字化和体验式的教育空间为载体，采取线上线下学习服务融合、养教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库、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等途径开展老年教育。杨初楠提出，通过打造老年学习网络平台、远程老年大学、数字化养老社区、国家老年开放大学等形式，发展社区老年教育。
（四）社区老年教育的现存问题与策略
1.现存问题研究。社区老年教育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教育对象单一，往往是老年群体年龄偏低、经济水平良好、受教育程度高、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倾向于接受教育，而与之相反的老年群体常趋向于消极态度。其次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需求群体间的矛盾愈加尖锐，这主要表现在专业师资不足、教育资金缺乏、管理和服务人员素质的欠缺、资源的整合度低等方面。再次，社会对社区老年教育认识存在诸多误区，往往将社区老年教育理解为唱歌、跳舞、锻炼等休闲活动，而没有意识到此活动有降低社会养老成本、发掘老人潜能、创造社会财富等益处，甚至部分社区老人错认为受教育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再学习是不必要的，致使社区老年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较低。此外，社区老年教育内容停留于养生保健、安全法律、休闲娱乐等生活方面，很少涉及到与老人相关的社会及生命等教育。在社区老年教育实践过程中通常采用单一的文艺活动、知识讲座等形式，难以满足社区老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而这都导致了社区老年教育难以横远传播和纵深发展。2.策略研究。针对社区老年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策略。首先，在“因材施教”原则的指导下，综合老年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经济水平等因素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覆盖网络。其次，加大投入与整合利用师资、资金、管理与服务人员等教育资源，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政府在向社区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和社会对教育的资助，及社区老年群体自助；联动社区内教育设施、课程、师资、管理者、服务者与老年人的协作与沟通，有效利用社区内资源的同时，促进与外部资源的整合。再次，更新社会各阶层观念，重视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此外，还要丰富社区老年教育内容和形式，以“按需设课”为指导原则，坚持课上与课下相结合。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通过分析与综合文献资料，可见研究者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取得了全面而深入的进展。未来研究者需要在保持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研究层次、加大社区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实践力度、探索和深入农村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一）提高研究层次
对筛选出的198篇文献发文量的总体趋势分析发现，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起始于1999年的1篇文献，直到2009年，社区老年教育的文献研究数量皆不超出10篇，2010年以后的研究趋势才逐年上升；对筛选出的135篇期刊论文是否为核心期刊进行类型统计，显示核心期刊仅有36篇、普通期刊99篇，核心期刊仅占期刊论文总数的26.7%；对筛选出的28篇硕博论文数据统计，仅有2009年撰写的一篇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南开大学王英的《中国社区老年教育研究》，其余皆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对筛选出的文献作者的学历背景统计显示，博士、讲师、副教授与教授等学历人数较少。由此可见，社区老年教育是近20年来新兴的研究课题，虽然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的文献逐年递增，一定程度上表明社区老年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索，但从核心期刊类型、硕博士论文及作者学历背景的统计数据也可发现，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层次亟待进一步提升。
（二）加大社区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实践力度
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最终要指导实践的发展。近年来，终身教育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增权赋能理论、闲暇教育理论、人本理论、康复理论、积极老龄化等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通过对筛选出的198篇文献的研究视角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进行实证研究类文献仅有31篇。进一步览读发现，尽管各篇文献研究了不同的案例，但其研究结果却千篇一律，没有突出各地特有的社区老年教育实际状况，使得各地社区老年教育实践进展流于形式。此外，由于各省市区的经济状况、老龄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文化传统以及社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观念、家庭经济条件等状况的各异，确实应针对不同的社区实际开展本土化与特色化的教育。因此，我国学者应结合相关理论，切实进行各地社区老年教育的实践探索，突出各地社区老年教育的特色化，推动我国社区老年教育理论研究的横向和纵深发展，进而指导实践，以惠及更多的老龄人口。
（三）加强农村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