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论文范例

【摘要】在国家层面对数字货币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融合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货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应用成效也不断提升。论文在简要论述数字货币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分析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的融合机制、技术支撑和风险监管，并说明数字货币在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具体应用形式，以此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企业

1引言

区块链技术就本质上而言，是基于数学和密码学为基础，以互联网和计算机编程为支撑，以分布式共享账本为存在形式的去中心化数据库。由于其所具有的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征，实现了各种应用场景下的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基本技术包括P2P对等互联网络技术、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和非对称加密算法等，有效保障了数据安全。

2数字货币的内涵

数字货币又被称为电子货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为实现形式，摆脱传统物理介质载体，实现货币发行和应用电子化的重要形式。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技术发展推动的必然结果，又在法定货币发行、商业银行支付、企业财务、数字金融体系形成和数据资产交易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当前世界各国央行都已经强化对数字货币发展的重视程度，推动数字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为经济运行模式创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1]。

3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发展

［摘要］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存储数据库，通过建立“机器信任”以解决传统金融的许多痛点问题，已经成为金融创新的一项新兴技术。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衍生出的各种金融形态也会产生复杂性更强、传播性更广的风险，这些演化而来的新型风险用传统的方法难以控制，给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与监管制度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梳理出国内外关于区块链技术、区块链金融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现状，指出了区块链技术背景下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以及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研究前沿。结合我国经济形势，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如：我国需要加大区块链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抢先探索区块链金融应用场景、创新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并以此为突破口引导我国高质量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金融创新；风险管理

当今社会对金融需求已经无处不在，金融产品纷繁复杂，但在金融与产业之间并没有真正架起一座雄伟的桥梁。众所周知，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最早发明的几大文明之一，货币的产生极大地解决了商品交换的效率问题。但是商品交换后的多余货币也不能闲着，于是金融就有了自我价值实现与超越的放大器特性。尤其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新月异、金融创新业务不断涌现的今天，普遍存在着金融属性与商品属性相分离的现象。这种分离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金融交易呈现出信息不对称与信息相互分割的特点，没有形成真正的实体产业与金融相融合的交易平台。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上了生动的一课。但这种交易模式的关联性不强，不能形成具有实时性、流量性、连续性的价格反应机制。因此，加大实体产业与金融产业的深度融合是一种必然选择，增强金融创新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是世界各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区块链最早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一种由多方共同维护，以密码学算法为基础保证点对点传输与访问安全，能够实现数据一致存储、难以篡改，防止抵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LedgerTechnology，DLT）。这是一种分布式存储数据库，是所有交易或事件的公共账本，可以在参与者之间执行与共享［1］。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新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社会已进入由区块链技术驱动的价值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信任、公开、透明、匿名、自治、难以篡改、可溯源、隐私保护、数据一致成为区块链的技术特性，高信用与高安全度、分布式数据存储、共识机制、协作共享、以密码学为基础的链状组织架构、资源的有效分配成为这一时代金融创新的重要特征。2019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区块链思想与理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渗透到当今时代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区块链技术正在加快与5G、物联网、边缘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以更快的速度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推动各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与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由此充分展示出区块链技术极强的生命力与无穷魅力。

1区块链技术背景下金融创新的特点与风险

与传统金融创新相比，区块链的技术特性为解决实体经济的金融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而形成了区块链技术背景下金融创新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随着区块链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区块链对金融的作用被不断强化。数字货币方面，目前，以“比特币”为首的数字货币已达数千余种，Token激励机制颠覆了传统法定货币发行机制，衍生出ICO及虚拟币投资等各具特色的新金融形态。金融服务方面，链上数据分布存储、链上节点共同维护、点对点传递等去中心化特征改变了传统数据存储模式，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匿名特征可以充分保护金融服务参与者的隐私，避免不必要的隐私泄露；智能合约建立了机器信任，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因此，近几年来，各国政府都越来越倾向于把区块链技术向金融服务业落地方向发展。一旦区块链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将重构金融主体、金融架构、金融模式、金融产品、金融行为、金融基础设施，创建新的金融体系与金融业态。尽管区块链技术作为金融创新的一项新兴技术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在诸多领域获得成功应用。但是，它也给金融创新活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潜在风险：一是区块链本身的技术风险，主要是在性能、信息安全、标准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风险。性能方面，区块链分布式的记账和存储需要多点验证复制信息，这会导致每个节点的存储容量急速膨胀，加上区块大小与出块时间受网络延迟等因素的制约［2］，造成业务吞吐量低、资源冗余、网络延迟及共识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3］，难以处理高吞吐量实时金融业务。信息安全方面，计算机算力的飞速提升和量子计算的突破可能使区块链加密算法面临着被破解的风险，这将极大冲击区块链加密体系的安全性；同时，区块链在网络层可能受“女巫攻击”，在共识层可能受“算力攻击”，在智能合约层由于代码的漏洞易受“黑客攻击”［4］，从而可能带来巨大损失。标准方面，目前区块链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存在兼容性差、互操性低、法律边界模糊等问题。二是区块链技术衍生出金融创新活动的风险，主要包括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存在冲击传统货币体系、投机炒作、金融犯罪等诸多风险。随着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货币的兴起，非法定数字货币对各国货币结构和货币政策产生影响［5］。而数字货币的投机也会带来套利问题，融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首次代币发行时，存在虚假资产以及投机炒作的风险。加密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无法受到监管部门审核监督，易被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利用。三是区块链技术背景下的金融风险管理的难度增大。由于区块链存在节点全球分布、去中心化和匿名机制等特性，因此区块链技术背景下的金融风险种类、风险识别、度量方法、影响因素、演化机理、传播模式更加复杂，增加了风险防范、控制与监管的难度。而事实上，该背景下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大多数是采用事后的干预和调整等措施，这种模式一般都收效甚微，而要做到事先的预警和防范具有极大的难度。现有的风险管理模型还无法适应区块链技术的特性，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也缺乏针对区块链背景下金融活动的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有效的监管政策，一旦该背景下的金融风险没有及时控制，则极易迅速演化成系统性风险。

2区块链技术背景下的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研究动态分析

中本聪于2008发表的《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论文标志着比特币的诞生，同时也代表着区块链1．0时代的到来［6］，其中比特币的底层架构就是采用了区块链技术，即一串使用加密算法关联产生的数据块形成的分布式数据库。Swan首先提出区块链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0阶段指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2．0阶段指智能合约技术的加入，此时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金融或经济市场，代表性平台是以太坊；3．0阶段是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阶段，代表性平台是超级账本［7］。近年来，国内外业界与学界在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上不断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区块链；食品包装；安全溯源；数字化营销

2008年，中本聪发表了题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提出了一种可通过完全点对点的技术形式去实现的电子现金交易系统。比特币基于密码学原理而非信用，使得在线支付能够直接由一方发起并支付给另外一方，中间不需要通过任何金融机构。由此，比特币作为最基本的底层应用技术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货币中的应用受到关注。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区块链技术日趋成熟，目前已经到了3.5时代，自身的技术特点也慢慢得以展现。

一、区块链技术的特点

1.区块链技术核心是去中心化

在区块链的交互信息系统中，任意多节点间的义务及权利都是公开且平等的，每个节点都有能力进行计算投票，因此从数据交换本质上基本保证了信任。如果数据交换得到承认的结果是过半数节点都认可的解决方式，那么即使受到网络或者黑客攻击，只要他们控制的节点数不超过全球节点总数一半以上，数据交互系统依然能正常运行。

2.颠覆性在于数据交换信用的建立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价区块链：“创造信任的机器，将重塑世界经济。”可以看出，区块链技术对于数据的存真去伪有着跨时代的创新意义。区块链也让人们在互不信任且没有中立中央机构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互相协作。相信日趋成熟的区块链技术应用将为打击假货和问题溯源提供途径。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服务于知识传播与共享的“学术期刊出版”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尽管“学术期刊出版”在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然而，在具体的产业实践中，学术期刊出版的转型升级之路并不平坦。在当前知识共享的风潮下，科技知识和学术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公共保存仍然受限严重。诚信问题、垄断、版权混乱等一系列具体的发展瓶颈，都亟需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加以应对。在各种新兴的技术应用中，区块链技术是学术期刊出版优化创新的不可忽视的技术路线。从2018年开始，“区块链”一词在出版界频繁出现。无论是在去年的伦敦书展（LondonBookFair），还是在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Scientific,TechnicalandMedicalPublishers，简称STM）学术会议和国际出版与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PublishingandResearch）上，区块链都是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我们可以把区块链技术理解为一种永久的公开的分散式电子数据表（spreadsheets）或分类账本（ledgers），由一系列加盖了时间戳（timestamp）的数据区块按照时间顺序链接而成，并通过密码学的方式来保证其内容无法删除和修改。[1]区块链是分布式的、带时间戳，防篡改的数据交易信息。[2]区块链的每条记录按时间顺序有序连接起来，具备去中心化、透明可追溯、无法篡改等特性。区块链遵循四个基本技术原则：记录仅添加不可篡改；分布式存储；兼备匿名性和透明度；可内置智能合约。本文试图从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发展瓶颈入手，探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术期刊出版优化创新路径。

1学术期刊转型升级中的发展瓶颈

作为知识传播的关键环节，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学术期出版面临着升级转型。学术出版包括学术期刊出版和学术图书出版，虽然学术期刊出版在学术出版领域比重有限，但学术期刊的文化传递功能和社会思潮影响力是其他舆论介质无法替代的[3]。从目前来看，制约传统学术期刊出版发展的主要瓶颈是：科研诚信困难和协作效率低下。

1.1科研诚信困境

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由学术不端行为特别是剽窃、造假等引起的科研诚信问题层出不穷,并屡屡引起各界激烈讨论和反响,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从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的某电影学院博士学术不端事件到席卷国际学术界的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学术出版模式在科研诚信上的短板。传统学术期刊出版业一直以来都充斥着关于版权、内容及其来源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争议，并且经常要和剽窃科研成果进行斗争。基于传统出版模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具有长期隐蔽性，剽窃来的文章很难被立即发现。这不仅会减缓科学进步，还会破坏科学的核心价值。

1.2协作效率低下

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生态链是不透明的，内容的创造者、同行评审人员、出版商、研究机构、资助机构、内容的使用者之间充满了壁垒，这其实违背了科学研究在协作和交流中前进的特性。学术期刊出版对质量把控的高要求、层层壁垒的协作模式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都造成了整个行业的低效率。研究人员对学术期刊出版的低效也十分了解，根据2013年开放获取网站Rubriq的一篇报告，每年学者们需要花费共计350万个小时在那些被拒绝接收的论文上，如果加上研究者们等待稿件被拒通知的时间，总耗时显然还要再增加好几倍。[4]冗长的同行评审过程被认为是延缓学术期刊出版的主要原因。目前使用的同行评审工具不仅耗费时间，而且无法检测重复研究和学术不端行为。此外，由于评审专家的匿名性，相互之间无法交流对稿件的评审意见，无法形成一致的修改意见反馈给作者。不透明的同行评审过程还容易造成诚信问题。2017年由于同行评审造假，来自中国的多达107篇文章从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旗下杂志撤稿。

开放获取(OpenAccess)已经“扑面而来”.2022年4月10日,根据WebofScience平台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简称SCI)数据库统计,2021年全球出版SCI论文2747405篇,其中开放获取论文有1251434篇,占比为45.55%.可以预计,全球开放获取论文将很快超过非开放获取论文.我国较早就参与到全球的开放获取运动中.2003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国科学家签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合作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和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发布开放获取政策,对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时滞期(embargoperiod)均为12个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开放科学首次写入我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九十五条:国家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完善科研论文和科学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虽然该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及开放获取,但有学术期刊、科研论文、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等表述,开放获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放获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关于开放获取的争论、质疑和误解,在全球范围连绵不绝,国内尤甚.这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单纯与“经济账”相关的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学术传播净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种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简单分析了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然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可能行动.

1关于开放获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关于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费用(fee)(广义的成本包括费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人们大多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直接原因与连续出版物危机(serialscrisis)有关,连续出版物危机给图书馆造成了财政困境,从长远来看,仅仅通过增加连续出版物预算是无法解决的[5,6],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获取[7].后来,随着文章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们发现开放获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从而提出包括订阅成本、文章处理费和额外管理成本的总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个英国机构在2007~2014年间的总出版成本数据[8].目前,在OA2020国际开放获取行动和S计划(PlanS)的推动下,人们希望可以把当前用于期刊订阅的经费转换为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资金,快速实现大规模开放获取出版的同时,不增加或尽量少增加总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开放获取研究鲜有报道.2009年1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发布研究报告,尝试着分析替代学术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潜在收益(替代学术出版主要指开放获取出版和自存档,即金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9].不过报告中关于潜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节约,关于可访问性的收益没有实质性展开,并且该报告发布后引起很大争议[10].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全世界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档(绿色开放获取),它将产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提出

开放获取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头仍还是以学术出版为代表的学术传播问题.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国家的视角(类似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视角),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学术传播净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对应的两个概念为学术传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学术传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学术传播净收益(NBSC)=学术传播收益(BSC)–学术传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识.(1)学术传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识传承(教育角度)、成果转移转化(经济角度)、促进人类文明(社会角度)等.经济学中,收益通常指财富的增加.广义上的收益可以是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获得的满足;既有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2)学术传播有成本,无论传统的订阅成本还是文章处理费.为了简化处理,不再区分成本和费用,统称为成本.经济学中,成本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的代价.从图书期刊的产业链看很容易理解学术传播成本,编辑加工、排版、印刷、发行等均有实实在在的成本发生.(3)理性决策,对于开放获取利弊的分析,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收益的变化,也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成本的变化,而是应该测度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经济学中,净收益通常是收益与成本的差额.用净收益的变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变化去评估目标对象(特定企业或项目等),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被普遍采用.这些概念并不复杂,只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经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净收益等概念与相关理念,简单移植到学术传播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观视角,不涉及微观的特定企业或机构的学术传播成本、收益和净收益分析.

3基于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开放获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分析开放获取利弊,变成论证如果实施开放获取,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则开放获取有利于学术传播,反之则不利于学术传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实现路径有4种.路径1:ΔBSC>0,ΔCSC<0.这条路径最理想,即开放获取不仅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也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2:BSC不变,ΔCSC<0.这是目前讨论较多的路径:开放获取是否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3:CSC不变,ΔBSC>0,即开放获取后学术传播成本其实没有变化,但是学术传播收益增加了.路径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开放获取既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又增加了学术传播成本,但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超过了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简单,但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根本上思考开放获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很可能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根据大致的测算,由于历史上定价参照标准较低、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相对欧美国家较少等原因,我国目前支付给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销售额的比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数据也可以从已经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年报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验证.如果简单化处理,假设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全部金色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总额通常按照发文量计算,基于SCI数据库的简单统计,2019~2021年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论文在全球占比均超过20%且继续增长.因此,可以推测开放获取很可能会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但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开放获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国庞大的研发人员和学生,促成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和研究生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7%,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国招收研究生117.7万人,在校研究生总数增至333.2万人[13].如果我国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开放的,所有这些研发人员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从中受益.开放获取可以助力我国的经济转型.创新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继续追求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以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持续过渡.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关注研究的大学和关注应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通过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见性,促进对科学数据的公开访问,有助于促进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整体上判断,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国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当然,对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准确度量非常困难,此结论尚需更加严密的测算和论证.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

摘要：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会带来一个时代的发展，区块链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区块链技术是近些年来最具新颖，前沿性的一项技术，它利用去中心化，分布式，可信任等特点，应用在比特币，以太坊等多方面。通过智能合约与共识算法来保证区块链的正常运行，将会对许多行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本文将浅谈区块链的设计，解读区块链的发展，以及其在未来产业的应用方向，以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比特币；区块链；以太坊；智能合约；未来应用；安全

在中本聪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中提到现在互联网上的交易大多依赖第三方金融机构，但是不管这个金融机构做的有多么的好，它总会具有一定的缺陷，例如第三方金融机构是否可信的问题，第三发机构对账单的隐私保护能力不足问题，第三方金融机构被黑客攻击的问题。这些是金融机构即使做的再好也不能完全保证的，这使得互联网中价值的转移会出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所以如果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任价值转移”，那么就需要移除第三方金融机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价值转移体系，区块链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一、区块链1.0--比特币

区块链是比特实现的底层实现技术，比特是区块链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其实，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只知道比特币并不知道区块链，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逐渐引发出了区块链技术。由于比特币利用公共链中的完全去中心化，通过密码学的技术保证账单交易的不可更改与不可逆转性，在各个节点之间形成共识算法，从而是使得比特币的交易安全可信。比特币的安全性是相对可靠的。比特币对账单的所有权和隐私其实是指对比特币账户地址的所有权，因为比特币没有第三方金融机构的参与，所以比特币的账户是用地址来表示的。在账本上并不会显示个人的信息，转账的实质就是从一个地址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址。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地址的私钥那么就相当于你对比特币账单拥有了所有权。私钥经过一系列的数学运算，利用密码学的知识（hash运算），保证了账单地址的不可逆转性。但是如果你的私钥丢失，那么比特币就有可能会出现丢失。

二、区块链2.0--以太坊

如果说比特币是区块链发展的开始，那么以太坊便是区块链应用中的一个完备框架平台，它是区块链与智能合约的完美结合。尽管比特币在区块链的架构中展示了较好的鲁棒性与飘逸感，但是那只是针对数字虚拟货币而言的，在除了虚拟货币以外的其他的应用场景中还是十分的不足的。比特币的思维缺陷在于它是不具备图灵完备性的，由于其脚本引擎就不具有图灵完备性，而以太坊虚拟机EVM提供了图灵完备的计算环境，可以进行更为复杂的运算。以太坊中的智能合约是以太坊的灵魂。这儿可分开理解“智能”指的是智能化，指的是在区块链中的一段由计算机执行和验证的程序，而“合约”也就是交易双方规定的协议。因为智能合约存在在以太坊中的每一个节点上，所以只有每一个节点都执行智能合约得到相同的结果，才可以确定这个交易是合法的。

摘要：高校课程思政创新要紧扣思政元素，通过有效的融入开展教学创新。“中国金融简史”课程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基本要素出发，进行了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融合探索，以正确的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通过知识点的整合和内容进阶、教学方法灵活安排、教学效果多样评估，培养学生道路自信、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

关键词：课程思政；思政元素；教学创新；“中国金融简史”

2020年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课程育人作用，以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思想政治教育是关系人才成长质量的重要环节，因此，高校专业课教师应在教学中充分挖掘各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探索将课程思政目标与专业教学有机融合的有效方法。文章以“中国金融简史”课程思政元素的发掘及其与教学知识点融合为切入点，提供了一种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的实践借鉴。

一、加强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第一，课程思政具有理论、实践和传统的深厚根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是课程思政的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思政工作及德育教育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则为课程思政铺垫了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1-3]。作为思政课程的延伸，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做出了整体设计。为提高立德树人的成效，高校应促进显性思政课程和隐性课程思政的协同，发挥课程体系的育人功能，并通过加强校企协同育人让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生成长的全过程。

第二，课程思政是专业思政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双一流学科与双一流专业建设要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培养一大批能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创新型人才。课程思政在专业思政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载着专业育人目标，又推动教材、教学规范、教学条件、教学质量、师资队伍等专业思政体系建设，发挥着育人的中心功能[4]。

第三，课程思政是建立整体性课程观的必然要求。教育哲学要求课程教学实现育人目标与课程载体的统一，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引导的融合，实现单一课程与课程体系的协调统一。课程思政是以知识奠定基础，以价值升华意义，回归育人本质的有益实践。

综观其词源比较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 1981—1992) 主要侧重词汇比较，即非亲属语言中词的形式和意义的变化比较研究为主。伍铁平和吴玉璋将汉语词源和相应的非亲属语言中外语词的词源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他们尽可能广泛查证不同语系语言中的同源词在语音和语义上的同源关系，以证实词义之间规律性的联系，以及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共同点。就词源比较而言，所采用的方法集中在对词汇的词源探究中涉及语音和语义进行描写和对比分析，目前已经考察的文化词类大致有以下几种: ( 1) 天文学现象词: 犬星座、暑天和假期: 犬星座和酷暑相联系，因为犬星座和太阳同时升起时是在七八月酷暑期间［3］。闰年: 表示“闰年”的词都含有“多，添加”的意思［3］。日和“热”同源，月和“阙”同源比较［4］。东西方和太阳移动有关［3］。( 2) 数字及时间概念词: 九的词源比较: 在汉语中“九”和“终”同源［4］。阅读和计数值词源上的联系［4］。表示“明天”的词由表示“早晨”的词派生而来［5］。用“中午”表示“南方”，用“半夜”表示“北方”［6］。( 3) 称谓词: 爸爸妈妈称呼都源于儿语［7］。宰相的词义提升: 宰源义是指侍从，而后来晋升到显赫人物［4］。亲属称谓辈分混淆，如: “祖”和“姐”同源，“孙子”和“祖母”同源［8］。“先生”从表示“年长的”词演变而来［9］。用卑称称呼自己以表对方的尊重［9］。( 4) 农耕词: 表示“秋天”季节词也表示“收获”［10］。在汉语中“春”和“蠢”同源，表明春天和万物复苏这一意义相关［10］。( 5) 工具类词: 其他词类: 桌子相关的词源比较［4］。葬和藏意义相关［4］，京城和首都，表示首都的词与“大”相关［11］。第二阶段研究( 1992—至今) 侧重文化比较，吴世雄称之为“比较文化词源学”。研究者们把词源探究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从具体词的词形、词义或音的演变追寻社会生活，传统观念，文化思想等具体的文化发展和变迁。

在词源文化研究方面，研究主要目前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1) 书写工具的历史演变: 吴玉璋通过英、德、法、西班牙语和汉语词源对比研究，探讨了人类书写工具的演变［1］。( 2) 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吴世雄在其多篇文章中通过英法日德俄汉等语言对“婚姻”、“家庭”、“女婿”概念的表达解释人类婚姻观念及其演变［14 －15］。( 3) 货币的演变。伍铁平具体阐释了古代钱币的演变以及价值形态的演变的四个阶段在语言中的体现［16］。( 4) 语言文化地理学，研究某一概念的词如: “柑橘”、“书”、“纸”、“糖”、“同志”、“货物”、“瓷”、“丝”、“菽”、“茶”等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和传播情况［17］。由于研究内容不同，比较词源学前后阶段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也有所不同。通过上面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主要侧重于从具体词汇语音和语义的比较中揭示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共性;而后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采用文化词语的意义阐释与历史文化证据的比较互证，侧重从历时的角度展示词义的和文化的演变过程，把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一一呈现。“进行比较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是从比较中揭示普遍的规律，一种是从比较中找出历史的情况。这两个类型的比较都是正当的，可又是完全不同的”［18］。跨语系的词源对比使我们更清楚的了解文字所反映的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文明的发展，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从而对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语言的佐证和新的研究线索。同时，比较词源学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及广泛的交叉融合特征受到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的重视。作为一门新学科，比较词源学和语言学中其他分支的交叉研究趋势正在展开，在相关学科边缘产生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例如: 伍铁平认为我们可以结合英汉词源对比研究，深化语言教学［19］。学者们通过比较不同语言中的动植物名称，颜色词数字，以及亲属称谓词的语义的演变，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论述了语言的模糊性［8］［20］; 吴世雄运用“比较词源学”理论和“比较互证法”系统地考察了英汉情感隐喻语义的变化及其文化理据［21］。

问题与展望

综观比较词源学近 30 年来的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比较词源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特点:

1． 从对象上看，词源研究范围更加宽广，研究层面逐渐深入。和传统的训诂学和西方词源学相比，比较词源学的研究跨越亲属语言的界限，将非亲属语言中的词源材料引入词源研究，这无疑丰富了语言中的词源文化研究材料，拓宽了其研究范围。就比较词源学自身发展而言，其研究层面在不断深入。比较词源学最初只聚焦在各种语言词汇比较研究，将汉语中某一文化词的词源和对应的外语词源进行对比，发掘它们共同的造词理据及其承载的人类思维共同点; 后来的研究将范围拓展到一个主题，其涉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及制度等各个方面。与此相对应，学者们把目光更多地投放到挖掘语言演变事实背后的民族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并为此提供理据。比较词源文化学有别于比较词源学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它突破了后者主要以词汇为瓶颈，而从内容主题入手，深入人类社会文化相关研究，使比较词源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系统丰富。2． 从研究方法上看，比较词源学继承并发展了汉语词源研究范式。在比较词源学研究中，伍铁平反复强调: 每个词都必须在语音和语义方面有充分的证据; 在语音方面必须引证亲属语言材料，但在语义方面可以引证非亲属语言材料，不能对不同语系语言中词的语音偶合进行主观猜测。在语义对比中不可强不同为同，以免得出错误的结论［4］。这个原则首先确保比较词源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同时，在词源文化求证上，比较词源学继承并发展汉语词源研究所采用“比较互证”的研究方法，形成词源和历史文献互证，语言和文化的互证。3． 从结果来看，比较词源学的研究成果更具解释力。丰富而系统的研究对象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其研究成果更令人信服。比较词源研究的目的是发掘词源所反映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为古代文化( 包括对人类思维发展和物质文化发展) 的研究提供语言上直接和间接的旁证”［1］，丰富的词源材料的引入将为研究人类的文化及其发展的历史，为人类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更为普遍的语言佐证。总体来看，国内比较词源学和比较文化词源学研究领域无疑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共同合力，以取得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国内学者从以下方面有望取得突破:第一，比较词源学对语言教学的研究。#p#分页标题#e#

在《比较词源学及其对语言教学的意义》中伍铁平指出词源研究有助于学生在汉字和汉语教学中理解词义。这是因为，比较词源研究涉及多种语言的造词理据和词源文化，把适当的词源引入教学，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了解词义演变过程，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加深对词汇意义的理解，这对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无疑都有很大的作用。目前，就论文数据库搜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篇关于词源研究的实证论文; 基于比较词源学教学理念的教学研究仍是一片空白，也没有形成一个符合课堂教学实践的词源学教学体系。我们希望更多的努力投入探索合适的系统的课堂教学方法研究中。第二，比较词源辞典学研究。“辞书编撰是应用语言学中通世界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同时也是反映语言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侧面”［22］。伍铁平提出，希望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建立起比较词源学这门学科，撰写出专著《比较词源学》及《比较词源学词典》和《世界主要语言语义演变类型词典》等［16］。就目前而言，《比较词源学》这部专著已经出版。但是，如何编撰一系列比较词源学词典，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词典编撰最基本的条件是具备足够数量的已经被证实的词源，就目前比较词源研究的语料准备来看，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同时，这项工程需要大量有扎实学术功底的人才。笔者认为，很多从事汉语词源学的研究者无法从事比较词源学研究就是受到自身外语能力的局限，而精通外语的学者又缺乏训诂知识。所以，两方面的学者如果实现知识的互补，这样更多的研究者投入这个学科的研究，更多课题立项，以促进这个学科的壮大发展。第三，比较研究的对象的拓展。目前比较词源研究主要采用汉语和外语为语料，刘宝俊利用比较词源学理论对我国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源意义进行对比研究，挖掘或验证某些词的词源。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据《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统计，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共有 73 种语言，分属五个语系。因此，“中国的比较词源学不光可以以国外的民族语言材料为依据，还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充分发掘、利用国内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材料，只要它们不存在同源关系或借贷关系”［23］。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语言中也存在大量的同源词材料，这也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探索的一方面。同时，比较词源学也可以结合其他学科进行研究。词源研究涉及词的语义演变，而隐喻是推动词义变化的重要机制。吴世雄把比较词源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隐喻研究，也给我们今后的研究指明一个新的方向。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