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论文范文1
数字化出版①产业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业必然要经历的飞跃。 一年一度的两岸出版高峰论坛，是两岸出版业界加强沟通、携手共进的重要平台，2010年该论坛以“数字出版与两岸合作”为主题，掀起两岸数字合作探讨的浪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两岸出版界在推进华文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应携手合作，共创华文数字出版的美好未来。他建议加强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他欢迎台湾出版企业到内地去落户发展，与内地业者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产业集群，两岸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不断拓展中华文明成果的数字化呈现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影响力；同研发华文数字出版的核心技术。在重大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方面，充分利用两岸科研力量的各自优势，联合攻关，相互借鉴；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既懂技术、管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构建”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再次提出，面对数字出版发展的大趋势，两岸业界要在出版内容、产业链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标准4个方面加强合作。[2]论坛上，内地和台湾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描绘了推动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与发展的蓝图，积极寻求推动华文数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对策。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出版是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在数字出版的广阔市场前景下，应注重出版产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让数字出版与服务社会相统一，保持独立的价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两岸各自推动数字出版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机制与前景分析为视角，藉此探讨两岸数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基础 所谓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态，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数字化的图书产品具有存储海量、搜索方便、传输快捷、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的特点，比传统纸业出版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纵观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可以分为3个板块，第一是内容制作环节，比如作家、出版社、新闻媒体；第二是交易服务环节，比如传输、资料库的交换和结算服务，主要指资讯服务商家；第三是阅读器的生产环节，比如手机、IPAD等。 随着网络和无限移动使用者的增加，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步向数字化转移，这是数字出版市场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出版领域，发达国家电子阅读数的人数不断增加。相关业者亦引用研调机构数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进1,100万名北美地区的消费者，希望能拥有至少1台电子书阅读器。[4]由于网络的影响，不少图书的线上版的需求量超过了纸质版，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高调宣布，因在线版需求大大超过纸质版，在编的第三版《牛津英语词典》将不再以“砖头”面目示人，只出电子版；而荷兰威科集团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已经占到其34亿欧元营业收入的52%。[5]可以说，世界发达国家的数字出版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成熟。 内地的数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内地第一份网络期刊《神舟学人》的诞生，以及2000年第一个由传统出版商开发的电子图书产品“掌上书房”。而由清华同方集团建设的“中国期刊网”从1999年开始运作，至今已经成为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专利标准、海外文献资源等于一体的大型网路出版平台，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同时，不少通讯业者也相继推出数字出版公共平台，民众可以运用数字产品得到资讯信息，数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贴近民众。很多专业从事数字出版的数字传媒公司也不断出现，2008年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内地数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7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50.6%；手机出版的收入超过网络游戏。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线广告市场规模数据显示，尽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线广告市场规模仍以2%的增长率增至552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至6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2011年~2014年将以超过11%的速度持续增长。[6]十一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0%，2010年总产出超过千亿元，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超过8%，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开始普及，国民各类数字媒介阅读率达到32.8%，为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与消费创造了条件。[7] 再看台湾地区，全球四大主要电子纸技术供应商中已有两家为台湾厂家掌控，为台湾的数字出版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台湾的电子加工制作业一直以来都很强，因此台湾在自主研发电子书阅读器上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不少出版相关产业比如软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纷纷转身关注数字出版。台湾政府在2002年将数位出版列为“新世纪两兆双星产业发展计划”，新闻局将2004年定为“数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过了为期5年的《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旗舰计划》，并予以新台币1.77亿元补助，到年底时更追加至38.85亿元新台币。 由此看来，内地和台湾的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技术不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商业模式也日益成熟，数字化阅读方式广泛普及，华文数字出版业已经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两岸数字出版合作走向国际的互补优势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各有长处，现在的电子书大部分还是以实体书为基础，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来或许可以实现独立出版。电子书潜在购买人群存在年龄低、学历高、以互联网为主要购买渠道、完全电子化付费等特点。在数字出版方面，台湾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而内地则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两岸合作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也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而是优势互补，增加产业的主动性与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间必然广阔。#p#分页标题#e# 2010年，内地数字出版的总体规模和营业收入都达到1千亿元。内地的出版集团与出版社，产业规模远远大于台湾，这也是因为内地经济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导致的结果。同时，内地出版的内容比较丰富，2008年，内地共出版图书275668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1.03%，内地共出版电子出版物9668种、15770.64万张，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1.74%，数量增长了16.10%。[8]2009年内地共出版图书301719种，电子出版物发展态势较好，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0.76%，数量增长了45.30%。[9]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87种，图书品种增长8.84%,电子出版物品种与数量也稳步增长。[10]再加上人口数量，内地将会是数字出版最具潜力的受众市场。 而在数字出版技术上，台湾的步伐比内地要早，发展也快。近年来，台湾电子阅读器产量不断扩大，电子阅读市场比较大。同时，电子阅读器的用途范围涵盖休闲娱乐、工作阅读以及学习课程阅读。2008年7月，由台湾52家出版业者与电信业者、通讯服务业者、图书馆共同筹建的台湾数字出版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湾数字出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台湾元太收购拥有“电子墨水技术”（电泳式电子纸）专利的E-Ink，该种电子纸易读性强、低功耗，强光可看，通过这次收购，元太成功成为电子书行业上游技术的主导者。同时，台湾的友达与台达电均在电子纸领域投入，实力强悍。在阅读器生产领域，台湾明基等生产厂商与内地有很多技术合作。 如果两岸出版产业界合作，充分将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这块蛋糕做大，让两岸出版产业与技术上的优势相互补充，并辅以台湾对欧美市场的了解，以及台湾过去较为优质的内容编排、发行与作者因素，共同抢占国际市场，将是在数字出版上重振华文的盛事。 三、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两岸数字出版，对第一序位的板块内容关注是最重要的，丰富电子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必然要鼓励传统出版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出版物的数字加工制作，形成传统出版单位与电子书出版单位以及著作权人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促进传统出版与电子出版在内容资源上的协作共享。笔者认为，以下是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一）繁简字标准化互换以及专业名词互换。如何将那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繁体字与现在内地民众所使用的简体字相互转化融合，是两岸数字出版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规则，比如繁简体字转化固定所使用的软件与程序，比如当繁体字变成简体字或者当简体字变成繁体字时，相关的版权及其他权益要明确界定等，这样才能让两岸数字出版的内容传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够为两岸民众所接受。应该说，尽管繁简有区别，但毕竟同文同种，文化相近，因此这一障碍的消除并不困难。 （二）合作培养两岸数字出版人才。内地缺乏数字出版人才是事实，因此未来两岸携手对专业人才的共同培养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地的出版教育专业虽然被统一称为“编辑出版学”，但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却各有侧重；出版专业虽然都设有实习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论教学。从出版编辑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度来说，内地的编辑出版专业与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密切度显然不够，出版专业涉及的各环节其实并未被紧密结合。反观台湾的出版类专业教育，早已将编辑出版、新闻、大众传播、传播管理与信息管理、广播电视与视觉传播、出版与印刷传播、传播科技、图书信息、广告等密切关联，甚至中文系也开始普遍设置与编辑、采访、创作相关的课程，这种“跨科系”、“整合性”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为台湾新闻传播与出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数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养不能单靠市场调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内地的教育部门要对高校涉及出版类的相关专业进行调整并完善，将数字技术和相关内容落实于教育中，并且让两岸的出版教育专业与行业界的师生、从业人员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机会。 （三）规范数字版权贸易和保护。数字出版的诞生是出版业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数字出版才能真正繁荣。数字出版中的著作权保护和传统的出版业并无不同，但现实的状况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内容的电子版权都没有厘清，毕竟从前书稿在出版之时并不会连带电子版权一起授权。中文在线公司董事长童之磊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数字出版需要寻求新的运营模式，而保护版权是数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为维护著作权不受侵害，两岸相关部门应该赋予电子出版品法定权利，鼓励自由出版与销售，授权纸版书版权的同时考虑电子书的版权，并尽可能在关税减少设限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岸在版权合作时必须积极考虑数字版权的合作。 著作权是数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两岸法律、版权立法及执行存在差异，同时数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数字出版合作中，还有两部法律也值得关注。一是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业者，往往因商务营销等掌握读者的相关个人资讯，而数字出版与电脑技术等高科技紧密相连，利用数字的技术很容易造成用户资料泄露。虽然内地也有隐私权保护，但是目前还没有单独的一本隐私权保护法，对具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语焉不详，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盲点。反观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对个人隐私保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因此，在两岸数字出版合作中，可参照这部法律，就读者个人资讯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费心思，防止遭恶意或者无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台湾的《公平交易法》，出版业者之间为了竞争所进行的联合行为可能导致对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或者出版业者可能为之进行的搭售行为等都可能触及该法律。两岸数字出版合作应以此法为准绳，积极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确保公平竞争，共同繁荣出版市场。 这些年，两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的版权贸易中，台湾地区位居内地版权输出、引进品种数的首位。[12]2009年内地图书版权输出第一位的依然是台湾地区。[9]2012年2月15日的国台办新闻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在两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出版交流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推动加强两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民众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13]#p#分页标题#e# 华文是海峡两岸民众的共同财富，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核心技术，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和出版产业集群，以及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人才，必然将是未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方向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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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贸易；实践教学；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建设探析
一、项目的背景
高等教育正处于从传统封闭办学体制向开放办学体制转型的关键阶段，教育体制不断进行改革、深化与发展。校企合作办学即为重要变革形式。校企合作办学，即学校与企业根据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共同投资，利用校企双方信息及资源，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一种办学结构体系。事实上，这种模式自20世纪初英国便已开始，英国桑德兰大学率先在机械工程学院引入了“三明治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可以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就业实践经验。“三明治”即为对校内培训与企业实践交替进行的形象比喻。从学校层面，我校原有的贸易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趋于形式化，缺乏创新性与改革的动力，难以跟上时代的要求，缺乏与知名数据公司进行深层次产学合作的经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基础薄弱，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单一，迫切需要同国内知名的数据咨询服务公司合作，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任教师对数字贸易实践基地建设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需求十分迫切。针对当前企业对数字贸易人才的迫切需求的现状，数字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必要的基本条件。然而，我院难以实现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深化教学改革的目标。通过数字贸易实践基地建设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推进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改进教学与研究方法，为师生撰写论文、实证训练、研究、模型论证等方面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对于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充分发挥师生研究潜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培养“实践型”优秀师资。北京纳智校园科技实务专家通过不定期的讲座、业务培训等方式带来前沿的专业知识。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开展数字贸易实践基地建设，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切实提高其实践能力。
二、项目建设目标
通过数字贸易实践基地建设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实践研究，力争打造一批体现先进教育理念、科研水平的课程资源，为新贸易、新业态下的高校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产学融合提供新的教学模式，构建全新的以技能培养为亮点，校企合作为特色的培养模式。为培养高素质、精专业的贸易人才奠定基础，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型贸易人才培养方案与人才培养体系。切实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相关文件的精神，推进深层次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创新性发展，推动创新性高校师资力量培养方案体系的健全，为培养新时代具备国际视野的、具有创新性的国际商务人才提供可行性的方法。通过此项目，切实推进数字贸易实践条件的完善健全、校内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培养具备实操性的战略性人才，推进国际贸易学和国际商务学科研水平的创造性发展，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提供优质的人才储备，应对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新机遇与挑战。
三、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的灵活度及自由度较低。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过程中企业主导性低，难以根据企业的特色和优势参与到协同育人的过程中。企业在学科体系构建的低参与度使其不利于激发企业能动性，致使企业的教学浮于表面，“知行思”三大教育环节中缺乏“知”与“思”的环节使“行”这一环节的内容停于表面，无法升华，无法完成高质量的教学工作。校企当探究适应双方参与的机制，尤其在大数据时代，校企合作重点是满足学生个性化专业知识技能发展为需求，提高教学质量、创新特色化教学方法，推进校企合作与协同育人项目高质量完成。
（二）实践考核形式无法有效激发学生创造性。初衷是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提升学生的创新力与创造力，在双循环背景下储备充足的国际贸易学人才，以应对在新形势下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但从项目实施的实际效果看，学校和企业对学生的考核趋于形式化，未培育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导致实践能力欠佳，影响对学生实际水平的评价。极具创造力的本科学生在趋向于固定的、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的结课考核形式下，不利于培养学生对数字贸易的兴趣，影响人才培育的过程。
（三）建设应用型师资所需的建设成本较高与双方积极性不足。大多高校主要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资金拨付效率较低，使高校丧失建设应用型师资队伍积极性。建设实践基地是培育应用型师资的关键环节，但在校内外的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资金短缺成为主要问题。校内实践基地建设依托低效复杂的财政资金；校外的实践基地主要是由企业负责，企业无法持续提供充足的实践基地建设资金，导致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计划的可持续性受阻。校企合作模式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与企业协同发展、利益共赢、知识共享的一种形态。重点在共赢，在合作过程中高校项目专项资金下放速度、基础设施改造满意度、师资力量培育和学生综合素质能力难以满足企业实际需求。从国家层面，国家的宏微观政策对校企合作的激励不足，影响项目合作的稳定性。
（四）实践基地建设的管理制度模式亟待改进。在实践基地建设与资金投放的过程中，高校与企业将其中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而投入到软件设施开发、教职人员培训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的份额较小，不利于实践基地建设的软硬件协调发展。在项目软件的建设过程中，管理模式的创新力度亟待提升，管理模式的创新性开发及应用可以推进项目的顺利开展，深化双方合作的层次及领域。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责任分工不明晰，容易出现越权的现象，影响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信任度和默契度。
（五）校企合作的广度及深度有待提升。高校作为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的主体，企业只是作为提供社会实习的场所，实践基地与实习场所脱钩，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企业的参与度不高，校企合作层次不深，体现在合作模式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学生并未真正到企业去体验，对于理论如何联系实际，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参与机制一旦不健全，将不利于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对应用型数字贸易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造成阻力。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是双方能够在文化交流、实时数据共享和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入合作，双方可以逐渐开发实践基地的功能，开发数据平台实时统计中心、社会性服务中心和资源共享平台的功能等，使其功能不局限于提供教学办公实践场所，切实提升双方合作的广度及深度。
四、对项目建设提出的建议
（一）校企协同构建学科体系，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素质。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也要迎合企业实际需求，力求通过合理的评价指标培养出“订单式人才”，做到校企间精准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在校内实践课考核机制中引入答辩模式，以数字贸易真实工作场景下的项目验收标准检验教学效果。传统以完成特定实验或调研报告为考核方式的校内实践课实际模拟最简单的市场环境。而答辩式考核可以兼顾真实的市场环境，考虑条件变化，引导学生探究、思考、主动解决问题，在此互动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创造力，打造具有职业素质的高水平人才。
（二）构建“双师型”教学模式，打造应用型师资力量。高校教师擅长数字贸易理论知识，而企业导师在实践应用上略胜一筹。在应用型师资力量建设的过渡时期，可首先采用“双师型”模式，即同时由高校教师和企业导师担任。“双师型”模式将有效解决项目建设初期的财政资金低效问题。在项目建设进入成熟时期，可充分发掘高校与企业的内部资源。高校可以为应用型师资队伍培训提供金融科技数字贸易方面的理论知识教学以及易于学生接受的教育教学方法指导。企业可凭借其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实战经验，为师资队伍培训提供实践应用的经验方法指导。
（三）构建利益共享长效机制，增强校企参与的驱动力。构建利益共享长效发展机制，是维持校企协同育人合作稳定性与长期性的关键。于企业，首先，在项目合作中充分展现了社会责任感，扩大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提高企业声誉；其次，高校可以为企业定期定量输送符合特殊岗位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降低企业招聘成本；最后，高校科研实力较强，可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指导与支持。于高校，高校的定位在于育人，企业为高校培育高素质数字贸易专业人才提供平台与技术支持。此外，企业接纳部分学生就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顺利入职。
（四）健全实践基地管理体系，推进管理模式创新性发展。数字贸易实践基地管理体系应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责任分工体系、安全防护体系等。基础设施管理体系包括软件与硬件设施资金投入比例分配的管理。双方应增加软件设施如师资培训、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方面的投入，加强硬件设备的日常使用维护与管理，促进软硬件基础设施投入均衡发展。责任分工体系主要是指高校与企业在协同育人合作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问题，明晰双方责任分工有利于促进实践基地的高效运营。安全防护体系旨在保障师生在学习中的安全问题，对于校内校外的实验室以及试验基地需定期例行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数字贸易论文范文3
一、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兴通讯公司在美国市场屡次被限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兴通讯公司就被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阻止其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4]。2016年3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中兴通讯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产品为由，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兴通讯公司遭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周期受到了极大影响，到货的时间长短就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兴通讯公司整个供应链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兴宣布以8.92亿美元（约62亿人民币）罚款的代价，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中兴通讯公司2011~2015年的净利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是59.85亿元。相当于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禁令，中兴通讯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国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还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讲道理。
（二）中兴以外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同样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计划[7]。2008年，华为曾经试图联合贝恩资本对3Com公司进行并购，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7]。2010年8月，华为尝试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进行电信领域合作，却被美国政府以或对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客户构成重大风险为由禁止参与合作。2010年10月，华为试图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专利技术，却再次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国进行风电投资项目。可以说，中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应该享受自由贸易的美国市场却遭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连续多次不间断的野蛮干涉。
（三）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被限的主要原因
凡事都有因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近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中资企业表现出来的野蛮行政禁令，折射出的其实是美国在面对日益强大的中资跨国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自信与畏惧感。2008年9月15日由于次贷危机加剧而不得不宣布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在美国引爆了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从那以后，与全球市场疲软相向而行的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包括美国市场）的投资开始急剧增加，中国也由此取代了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尤其在通讯技术领域，中资企业从3G时代的跟跑、到4G时代的并跑、再到即将到来的5G时代以华为、中兴为首的中国通讯公司终于实现了技术领跑。这也许正是昔日霸主美国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这才以莫须有的借口宣布了芯片出口禁令。客观地讲，虽然中资通讯公司在5G技术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但是目前市场上各种硬件的芯片却大多被美国公司所垄断。美国政府宣布的芯片出口禁令对于中兴通讯公司无异于釜底抽薪，而美国不惜牺牲自己芯片市场份额为代价企图把中兴扼杀在5G时代的摇篮里，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是真的急眼了，非常害怕中国企业在5G时代全面领先。
（四）中兴事件对于中国科研发展的历史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行各业中一直弥漫着一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想。回首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在此思想下催生了一件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件，现在依旧历历在目。1980年9月26日，中国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成功实现了首飞。由于后来轻信了与美国麦道航空公司的所谓合作，放弃了运10的自主研发，导致中国的第一次大飞机研发胎死腹中。直到30多年后的2017年5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喷气式客机C919在浦东机场首飞成功，中国的大型喷气式客机的研发才重新步入正轨。上世纪90年代初，联想公司曾经在公司发展战略上面临关键的抉择。时任联想董事与总工程师的倪光南认为，联想应该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全力研发“中国芯”，坚定走技术路线。而柳传志则认为，联想不应该在研发上浪费钱，芯片造不如买，对于企业利润才是最重要的。最终倪光南出局，联想ASIC芯片等项目中止，联想从此走上了专注贸易加工的不归路。中兴事件再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有望扭转过去几十年“造不如买”的思想，从而达到对独立自主搞研发思想的高度统一，促进中国各行各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市场稳步迈进。
（五）独立自主才是科学发展的硬道理
中兴事件爆发后，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改革开放之前，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宝贵思想，中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记录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的自主研发。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外国技术封锁，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出了一大批国之重器：中国空警-200、量子通讯技术、北斗导航系统、第四代隐身战斗机J20、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国产航母等。“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说：“感谢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逼得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不仅是中国的军用领域，在中国的民用领域同样如此。2008年以前，中国“红外探测器”全部依赖进口，美国严格禁止对中国出口。2009年开始，高德红外开始致力于国产研制与批产化。2014年，高德红外完成了国产自主红外芯片的研发及批量化生产，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成立了不少汽车合资企业，然而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却是从2004年开始自主研发新能源技术的比亚迪，就连汽车工业的老大哥奔驰也跑来中国主动寻求与比亚迪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无数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科学发展的硬道理，一万年也不会过时。只有这样，才能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被别人掐脖子的危险处境。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升级中国的产业能力，占据高端产业链，掌握话语权与定价权。
二、中国引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中兴之痛”
中兴事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引发巨大的社会思潮，在于这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件能够引发中国人痛定思痛的去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的催化剂。中兴事件的发生虽然本质上已经超越了单单的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其背后所产生的威慑程度才是需要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世界五百强企业能够被一个政府禁令威慑到其生存，根本原因还是太过于依赖于国外的核心技术，自身的研发水平跟不上企业高速发展的步伐。不仅在中国的企业之间，在中国的高校当中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中兴之痛”。目前高校的教育科研对于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此现状是多种情况综合产生的。有中国高校学术界“崇洋媚外”的心理因素造成的，有中国自主科技期刊数据库建设相对国际化程度不够高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有中国高校的职称与论文评价体系重洋轻中的体系因素造成的。笔者对目前近20年里中国引进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整体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国外期刊数据库的数量、价格、合同条款和服务分别进行了总结归纳。
（一）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引进数量
目前来讲，中国各大高校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设经费超过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这种现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无法有效改变。而与美国公司在芯片产业的垄断地位相似，在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行业美国公司也长期保持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美国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美国EBSCO公司、美国ProQuest公司、美国JohnWilley公司、美国CengageLearningGale公司、美国JSTOR公司、美国LexisNexis公司等[14]。根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2017年的统计数据，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从1997年引入到中国开始的前几年发展较缓慢。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引进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开始急速增长。直到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这一增长趋势才开始逐渐放缓。2010年中国政府的“四万亿”措施见成效，中国引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数量又引来小高峰。到2016年为止，整整二十年时间内，中国引进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数量从1个增长到了140个，涨幅非常惊人。
（二）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垄断价格
由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目前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中国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不得不被迫接受高定价。2016年中国引进140个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花费了近13亿人民币，平均下来，每个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年使用费高达一千万人民币[14]。这个价格还仅仅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当年的访问与使用下载费，第二年要想要继续使用的话必须续费，而且这个续费的费用还在以近10%的涨幅每年递增。值得注意的是，10%的年涨幅不仅远远高于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约2%的年涨幅数据，更是超过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近7%的年涨幅数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年涨幅都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短期来看，中国高校面对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这种高定价与高年涨幅的“双高”不合理窘境难以改变。
（三）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霸王条款
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在与中国各大高校签订具体商业合同的时候存在许多不合理的霸王条款。这也是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谈判专家组与这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进行谈判的重点内容之一。[14]目前在中国有各式各样的高校一千多所，类别繁多，包括985大学、211大学、普通本科大学、独立本科大学、高职高专学校。这些高校的经费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985高校拥有雄厚的经费，而一些高职高专学校的经费就少得可怜。同样的，由于中国目前的特殊国情，客观存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程度不统一的状况，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欠发达地区对地方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相对比较欠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往往倾向于以中国发达地区高校的985高校的购买价格为标准,来推广给中国的其他地区的高校，不情愿考虑地域差异与高校类别不同的区别。除此之外，中国高校在购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时候没有选择，基本上只能以包年包库的方式进行购买，无法按照具体使用量或下载量来付费。
（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糟糕服务
根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的统计，高校图书馆对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服务有很大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交流培训、平台使用、售后服务这三大方面。首先是交流培训的问题。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往往是只关心签合同卖钱，卖完等于完事，缺乏长期面向高校开展专业的培训活动，即教在校师生如何使用数据库，尤其是宣传、推广、培训活动这些做得不够到位。其次是平台使用的问题。根据高校图书馆的反映，有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平台响应较慢。比如工程索引数据库（EI）在访问的时候体验较差，服务器很不稳定，经常出现无法访问或响应速度极慢的情况。最后是售后服务的问题。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售后人员经常出现变动，导致很多时候不能对访问使用时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部分中小规模高校反映的访问使用问题在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能得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方面的反馈，明显不被重视。
三、有效解决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建设中的“中兴之痛”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兴事件注定成为本世纪的一件标志性事件，此事件的影响也必然异常深远，其背后的真正博弈不仅仅是公司与公司的对抗，而是处于上升期的中国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对弈。最终的胜负不仅关系到通讯技术行业、芯片行业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与格局，更关系到中美两国各个层面产业链的再平衡，甚至关系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与地位。这也是为何在最近多次强调目前世界正处于近百年未有的历史重大变革当中[15]。总书记说的比较委婉，直白一点的意思就是：此役之后，中国将重新主导世界的发展与国际秩序。在此激烈斗争的背景之下，中国科学研究的信息化资源体系建设的高地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需要去争夺的阵地。针对目前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在中国垄断地位的情况，中国的各类高校、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也必须有所作为去改变这一不合理的不利现状，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笔者也尝试分别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决上文所提到的问题。
（一）团结壮大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聚沙成塔，众志成城。中国各类高校如果有意向购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应该积极加入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迅速壮大组织规模，团结一心，一致对外，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与谈判权。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曾经在2016年高调在美国投资建厂，却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被美国工会搞得很没有脾气。假如中国的高校能像美国工会这样团结在一起，相信一定能够让曾经趾高气昂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们头疼一阵的了。
（二）加大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的谈判力度
毫无疑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已经发挥了非常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值得肯定，而在有些方面依然可以有更大的谈判空间。首先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价格。目前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价格的年涨幅平均在10%左右，但是数据库每年进行更新的数据量并不能保证比上一年增加10%，甚至有的数据库更新量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因此10%的价格年涨幅并没有实际的数据支持。数据库合同方案应该充分考虑普通本科、高职高专学校、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优惠折扣力度。更理想的一种订购方式是所有加入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的高校作为一个整体来采购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然后各大高校根据实际的访问使用量来按比例分摊订购费用。其次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付款方式。由于目前有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存在无法正常访问、平台响应时间较慢的问题，可以采用扣除小部分购买费用作为服务押金的方式，在完整合同年执行完毕之后根据数据库平台的访问服务实际情况支付尾款。最后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售后服务。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应该提供长期、稳定、有效的售后管理服务体系，及时完善数据库平台的统计数据，向高校用户开放统计数据的后台查询权限，为高校的师生提供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来指导如何更加科学有效便捷地使用数据库。
（三）优化中国的高校论文与职称评价体系
世界上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一个是迷之自信的印度，一个是迷之不自信的中国。著名国家安全战略专家金一南教授前不久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讲座中表示：“当今的中国社会存在一种崇洋媚外的不正当风气，而这种风气在学术界尤为突出”。在当今中国高校的论文评价体系当中，同一篇论文，在外文科技期刊上发表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在中文科技期刊上发表。正是这种不平衡的论文评价体系，让中国的学者们纷纷热衷于紧跟外文科技期刊的研究热点、使用外文科技期刊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甚至为了达到外文科技期刊的发表要求而在其他地方做牺牲。这种削足适履的学术氛围必然造成学术界崇洋媚外的风气。高校里的职称评价体系同样如此，许多高校在评选教授的条件中硬性要求必须有留学或者访问学者的经历。如此可笑的评价体系岂不是让中国本土培养的伟大核物理学家于敏再世也无法评上教授了？霸权在手的美国到处喊“美国优先”而毫无违和感，那是因为“美国优先”代表了美国本国的利益。在中国高校里面喊“美国优先”却是为哪般，难不成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四个职称称谓当中有三个含有“教”字，讲师的中心词也是“讲”，而高级职称当中的教授与副教授除了要“教”之外还要会“授”，正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两千多年前，孔子等诸子百家游学四方，宣讲自己的学说，从来没有忘记“教”与“授”的重要性。而在当今的职称体系之下，不少高校的教师不学无术，只会溜须拍马，甚至连课都不愿意教，却凭借取巧发论文、蹭课题，堂而皇之评上副教授甚至教授，不能不说是目前教育行业极大的悲哀。“论文至上”指导思想下的中国高校的确在论文数量上出现了大爆发，甚至发文数已经雄踞世界之首。然而这么多论文当中有多少是东拼西凑、模仿抄袭、为了论文而写论文的“垃圾论文”呢？也许我们从最终的论文—成果—应用转化率上可以得到答案。人的行为是因目标变化而改变的，在这个中华崛起的最关键时期，中华民族自信应该在教育界形成普遍共识，早日优化中国高校的论文与职称评价体系也就势在必行。在2018年5月28日的两院院士会议上的讲话高屋建瓴，为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与制度改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曾经说过，中国要走向富裕、走向发达、走向现代化，必须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近在考察烽火集团有限公司的时候也再次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靠自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根本法则，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这条路必须走。目前三大老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均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是中国知网，仗着在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比较垄断的地位，学着外文期刊数据库那样每年都在疯狂涨价，年涨幅达到10%左右；而在期刊内容建设与服务上面却有点不思进取，平台界面的操作性与导航分类等实用性功能依旧大而不精。重庆维普与万方从市场格局上有效打破了中国知网的市场垄断，在内容上也收录了不少中国知网没有收录的期刊，填补了缺口与空白；与高校合作的价格保持稳定，没有像中国知网那样每年都肆意涨价；某些操作界面的友好度与实用性超过中国知网；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重庆维普与万方的收录期刊有不少存在的现象等学术不端正行为；此外在某些数据比如影响因子、某些描述比如是否为核心期刊的归纳总结上存在低级错误。笔者认为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这三家期刊数据库商业化氛围过于浓烈，而学术化氛围有待加强，距离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万方收录中某些期刊存在的圈钱行为，笔者有两个有效解决方案。以万方收录的《青春岁月》为例，此刊物为旬刊，每年发36期，可是每期杂志居然厚得像一本书一样有近300页。此刊物大部分收录的论文都是两页甚至一页的快餐文。高校可以加强制度建设来杜绝此类现象的大量存在:(1)加强财务管理制度，对于无法提供对公汇款凭证的不予报销。(2)规范学术评价机制，对于一到两页的快餐文不予认定科研成果。值得肯定的是，目前中国部分顶尖高校与中国科学院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有效探索，纷纷建立了大数据知识资源中心、知识服务平台及服务体系。北京大学推出了“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复旦大学了“社会科学数据平台”、武汉大学建立了“中国高校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机制与平台”、中国科学院创建了国际专利检索服务平台，融合了汤森路透国际专利数据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涵盖108国家、地区与国际组织，超过9000万条数据。此外，中国科学院还设立了中国开放获取科研知识云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平台（ChinaXiv）。在这场战役当中，国家的意志与力量不可或缺。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的要求。同年9月，部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配合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这是一项由国家投入的公益工程，由国家免费向公众提供学术资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经在国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家研究机构落地使用,有力促进了中国优秀学术期刊的国际传播,有力推动了文化“走出去”。
（五）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
就像拥有大量优质的商户支撑起了走向世界的淘宝，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因为没有大量优质的中国科技期刊就不可能建成走向世界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所以，中国的顶尖高校可以尝试带头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让中国的一批优秀学者们在中国的大学科技期刊上就能发表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论文。复合材料研究方面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创刊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8年前录用自亚洲的稿件只占15%，该数目至2015年却达到76%；1999年中国发表了19936篇SCI论文，其中38%发表于中国期刊，2016年中国发表了290600篇SCI论文，其中只有8.8%发表于中国期刊；亚洲地区已经超过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成为世界上学术贡献最多的区域，而中国的贡献在亚洲地区又是最多的。但让人感叹的是目前中国没有出现顶级科技期刊。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在国外科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很大一部分能够转向投稿在中国的顶尖科技期刊上，那么，国外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必然下滑而中国顶尖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必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此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建设目标当中，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高校走在了前列。北京大学已经开始建设并运营“北京大学期刊网”，承担北京大学各种学术期刊的出版、保存、展示与宣传工作。
数字贸易论文范文4
一、国际科技期刊发展综述
发达的经济水平和科技技术、成熟规范的法制和出版环境，为国际科技期刊发展形成先进市场化经营理念和运营模式创造了必要条件。国外科技出版集团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打造数字化的服务平台，借助全球网络化的营销扩张影响，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期刊在全球的影响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出版业的行业融合不断深入，大多数国际科技期刊也进一步转型升级。首先，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快速普及。一些国际科技期刊对期刊电子化探索比较早，2007年起，数字期刊就已成为其出版的主要形态。一些大型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甚至以最快的速度顺应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早就完成了数字化转型。比如爱思唯尔，其2015年的财务年报数据中就显示，数字化业务已经超过70%，纸质业务仅占15%，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数字化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已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5年的70%，与之对应的纸质期刊收入则逐年萎缩。随着国际科技期刊电子化的普及，期刊不再是传统的期刊出版商，而是转型为新型信息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通过提供电子化的期刊产品和信息服务，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好的信息和决策方案。其次，科技期刊集团的平台化发展飞速。因为期刊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获取最新信息资源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期刊出版商从传统的“期刊+论文”开始向“数据库+论文”的方式转变，更多的学术成果通过在线的搜索就可以被找到和阅读，这种趋势促使国际科技期刊开始平台化建设。同时，为了让数据更加全面，让期刊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大型的科技期刊集团通过资本运作、国际并购等方式扩大自身的数据资源。比如，爱思唯尔收购帕加蒙出版社、北荷兰出版社、美国学术出版社等，施普林格收购博思软件等。最后，科技期刊的专业化越来越强。国外科技期刊在出版集团的统一管理下运作，专业分工细致，有利于专业化与集群化发展。比如，以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等为代表的科技出版集团就在不同的领域发展。爱思唯尔出版的科技期刊覆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与护理方面等学科领域，著名的期刊有《柳叶刀》《细胞》《事故分析与预防》等；施普林格学科涉及范围包括生物医学、化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学、数学等，是科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源；自然集团则主要出版医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领域的期刊。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科技期刊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顺应时展的电子化应用和平台化、专业化的经营策略。
二、国际科技期刊发展模式分析
国外科技期刊出版机构，特别是美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期刊出版机构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主要面向科研学者、高校机构、普通读者等群体的办刊模式；通过资本运作、兼并重组等方式，形成与大型出版集团、专业协会、业务期刊等联合的出版模式。细致研究国际科技期刊发展的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其无论是严格的编审制度、数字技术的应用，还是专业化的定位、产品集群化的发展，都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严格的编审机制保障期刊质量
国外科技期刊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坚持学术质量为第一要务，技术把关居第二位。审稿是保证期刊质量的重点环节，是决定稿件录用的重要依据。成立于1880年的爱思唯尔，组建之初，编委会就奉行独立编辑的原则，以保证出版物的高质量。经过多年的发展，爱思唯尔凭借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收购、重组、兼并等方式吸纳其他优秀期刊，进一步扩大稿件来源。在保证稿源的情况下，爱思唯尔为了保证期刊文章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对编审的要求非常高。数据显示，与爱思唯尔合作的编辑有7000多人，编委有7万多人，审稿专家30多万人，拒稿率平均在55%左右。爱思唯尔的编审机制通常包含同行评议、专家审稿和重复审稿等环节。同行评议是国际科技期刊编审机制的特征之一，即收到稿件后会先经过预审，让与稿件内容相关的同行人员进行评议，这些评议意见不能决定稿件的录用，但是其相关建议可以大大缩短审稿时间。经过同行评议后，稿件将经过专家评审。专家是稿件研究范围的权威人士，其对稿件的研究背景、学科进展、应用前景等方面给予评估，同时对稿件的原创性进行判断，得出针对性的审稿意见。通常国际科技期刊的专家评审成员往往分布在不同国家，有时会存在一篇稿件同时在几个国家审阅的情况。这也正是爱思唯尔外部编辑和编委会重要性的体现。在爱思唯尔，论文的发表完全取决于外部编辑与编委会，他们依据论文的研究问题和方向、新颖性等进行决定。正是如此高要求的编审机制，才确保了期刊优质的内容，从而为爱思唯尔赢得了全世界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的认可。《自然》自1869年创刊以来，多年如一日地如实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成果。《自然》的一切决策均是由编辑做出，其不设立编委会，这样确保了期刊所采用文章的编辑标准更加统一，让期刊真正独立于任何一个科学团体或者机构。《自然》的论文在提交后会首先被送到熟悉该领域的编辑手中，由编辑判断文章的立场、科学意义等问题，期刊参考科学顾问和其他编辑的意见后再决定送审。这样的流程筛选，会有50%的稿件被直接退回。送审后的文章再由编辑根据期刊稿件标准，参考审稿意见进行取舍，保证了审稿的全面性和学术性。
2．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应用
国外科技期刊在重视内容高质量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缩短发表周期。因为科研成果的首发时间基本是以发表日期为准，国外科技期刊通常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将新成果、新技术、新观点等发表在自己的平台，让它们尽快与读者见面。国际著名科技期刊中周刊占有很大比重，甚至有些科技期刊已向半周刊的方向发展。比如，澳大利亚的《世界药物新闻》基本每年出版100期，韩国的《医学新报》每年出版104期。时间上的缩短一大部分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科学》就曾经组织过对有关艾滋病血液检测实验结果的重点报道，从搜集信息到核对实验结果，再到组织专家评议、整理成文、修改补充、录入排版、，全程不超过20个小时，引起了极大关注。施普林格已经有15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团之一，每年出版2400多种学术期刊、7000多种图书。施普林格的经营范围中，除了科技期刊，还有网络科技期刊。施普林格十分重视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早在1995年就推出世界第一个电子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2004年还将所有出版过的科技期刊完成数字化转换，目前基本完成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施普林格建立的全文数据库可以查询到2000余种科技期刊，可以搜索到从19世纪中期至今出版的科技期刊和文章，可以说，施普林格是最早提出开放存取出版模式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将已发表的科技期刊成果电子化是基础，随后为了适应先进的现代化出版方式，施普林格还提出了“数字优先出版”的模式，这种全新的出版模式让更多更新的科技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发表，让全球范围的科技工作者第一时间了解到专业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爱思唯尔作为全球最大的科学与医药信息出版商，其在1997年就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通过建立出版平台、整合科技期刊资源和对内容产品进行价值重新挖掘等方式，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互动性优势，研发数字产品，为客户和科技学者提供一站式信息获取平台。现在爱思唯尔每年网上销售科技期刊收入可达30亿美元，实现了数字内容资源的经营发展。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让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有更加丰富的呈现形态和内容。与传统科技期刊内容多集中于文字、图标等不同，数字化期刊的内容可以将图像、音视频进行动态播放，《科学》《自然》等国际科技期刊都推出了多媒体数字化出版模块，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表现科技成果的研究过程。生动形象地展现一些透明度低、细节难以获得的科技实验过程，可以让相关学者直观形象地看到实验过程和细节，这既丰富了展现形式，也可以验证已经的科技成果，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3．期刊专业化发展模式
国际科技期刊在做好期刊定位和电子化发展的基础上，还会以办刊宗旨为基础，通过严格的编审、全新的策划和精准的运维等系列创新，充分发挥科技期刊专、精、深的特点。这里的专业化主要是指科技期刊内容的专业化。一是新办的科技期刊专业性强，通常仅涉及单个学科领域。比如施普林格在1997年新创办了27种科技期刊，却只涉及29个主题学科，且都是专业性极强的期刊。其建立的数据库提供了1926种全文电子科技期刊，包括医学、生命科学、材料学等21个学科，是科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来源。二是将原来综合期刊分拆为专业性集中的科技期刊。比如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在科学研究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涵盖了自然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其出版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等领域期刊，主要包括研究类月刊、综述性月刊和临床医学类月刊。1996年，自然出版集团将这三类月刊分为《自然生物技术》《自然细胞生物学》《自然化学生物学》《自然遗传学》《自然免疫学》《自然神经科学》等，以集中突出专业性。三是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突出科技期刊的学术专业化。比如爱思唯尔就将其发展方向定位为科学技术和健康科学两大部分。其中，科学技术涵盖生命、物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提供包括科技期刊、专著、教科书等的印刷版本和在线版本，如《材料加工技术》《碳》《电化学通信》等；而健康科学则主要服务于医学方面的科研人员，提供医学科技期刊、书籍和参考资料等信息服务，如《柳叶刀•传染病》《柳叶刀•神经》《柳叶刀•肿瘤》等。明晰的专业定位为爱思唯尔在科学技术和健康科学两大领域打下坚实基础。
4．产品集群化发展的趋势
科技期刊市场的竞争激烈，单种科技期刊很难在所有的专业领域都占据优势，这就要求科技期刊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资源优势，集中精力从事某一科技领域的出版业务，在专业的科技领域形成出版规模，进而转化为科技期刊的经济效益。因此，产品集群化是国外科技期刊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科技出版集团与专业协会、非营利机构、科研教育机构等的合作，对机构进行收购或者兼并等。通过集群化的发展，科技出版集团拓展了科技期刊涉及的领域、品种和规模，也有助于提升期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以施普林格为例，施普林格出版的图书、期刊等出口贸易占其总收入的60%，产品集群化是该集团的主要经营策略之一。除了在德国以外建立生产基地，施普林格还通过专业出版合作的方式，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科技学术期刊建立合作关系，如与Humana、BMC等生物学、生命科学领域知名出版社合作，增加了相应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爱思唯尔通过兼并收购具有较高声望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并购美国哈考特出版集团进而创建《病毒学》《肿瘤学》等，收购了Pergamon、North-Holland、AcademicPress等多家知名出版社，增加学术期刊数量，进一步巩固其在世界医学出版领域的领先地位。
三、国际科技期刊发展的启示
国际科技期刊已经实现了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运作，产品内容也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和平台化，具有明显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科技期刊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整个科技出版行业进行整体考虑，不但需要各个学科领域专家的参与，还需要政府统筹，从科技强国的战略角度提供良好的竞争氛围。科技期刊本身则需要制定长期的战略目标，在期刊定位、规模化经营、国际化操作等多方面努力，实现我国科技期刊的创新发展。
1．明晰的科技期刊定位
国外科技期刊的成功案例都显示，只有集中资源在某一专业领域精耕细作，才更加容易形成科技期刊内容专业化的优势。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些科技期刊由高校学报发展而来，大多是综合性期刊，内容上的综合性曾在一段时间内饱受争议，在市场化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综合性期刊的劣势愈加突出。从长远发展谋划，我国科技期刊应明确期刊定位，凸显各科技期刊内容的特色性、差异性，这样才能尽快走上专业化发展的道路。科技期刊应通过探索现有的优势资源，找准切入点，明确期刊定位，突出科技期刊本身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和专题性，形成自身独特的办刊风格，进一步争取高端作者和专业读者。
数字贸易论文范文5
关键词:网络；服装营销；数字时代；专业建设
1加强服装营销管理人才培养是中国服装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自2010年起，欧美发达国家逐步把供应链中服装加工制造业迁往东南亚国家，我国的服装产业开始转型升级之路。伴随着电商贸易的快速发展，服装产业链的驱动力从“品牌核心企业”转向“消费者需求”，小批量柔性生产链成为新的挑战。2017—2019年，国家连续3年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3D虚拟技术”等数字技术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指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明确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终端重构实体经济产业链，提升效率、创造新的产业价值，也标志着中国的产业发展步入“数字时代”。在这个宏伟的战略布局中，人才问题是关键，截至2019年，全国纺织全行业的从业人员约1000多万，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约占8%，服装行业的从业人员约有400多万，总体受教育程度低，其中营销管理专业生占比微小，服装产业中营销管理相关岗位有巨大的人才缺口。
2广西高等教育中服装管理学科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2.1广西高等教育中服装营销管理学科建设缓慢滞后
面临着即将带来巨大变革的“数字时代”，广西地区的高等教育中服装营销学科的建设基础薄弱，与全国发达省份相比不仅有“时间差”，更有“时代差”。据走访了解，2019年以前，在课程体系中明确设置了服装营销管理学科相关专业方向的广西高等院校仅有广西经贸学院、广西纺织工业学校等5所职业院校；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演艺职业学院等十余所中、高等院校设置了服装营销管理相关的课程。2017—2019年，该区部分服装职业教育领导者对营销相关学科建设有所重视，但教材少、理论知识体系陈旧、师资缺乏、教师远离前沿技术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该区服装营销管理专业建设的步伐和信心；少部分的服装职业教育管理者还未认识到服装营销管理学科对服装产业发展的重要，亦不知中国顶着服装制造大国的称号却仍处于全球时尚产业链的低收益国地位，正是受制于服装产业供应链方式和质量管理的滞后。把服装专业建设局限于传统的“服装工艺/设计”范畴，把服装学科只当“服饰”而不当“产业”来研究，用具有“时代差距”的人才培养理念来做服装教育，势必制约本土服装产业品牌升级、新技术融合应用、供应链管理升级等方面的发展。
2.2“一带一路”倡议给广西服装产业带来机遇
2020年春“”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期间，欧美国家政客对中国的责任甩锅策略使霸权国家想要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用心暴露无遗，中美、中澳、中加之间都因政治外交问题演变为经济摩擦。由此预见，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全球化将进入一个曲折前进的发展阶段，此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愈加重要，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中，广西的区位优势明显，广西服装纺织品商贸面临着数字时代特殊时期给予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产业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4.43万亿元，增长14.1%，东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3月份，中国的最大进出口贸易伙伴由欧盟转变成为东盟。在中国对东盟2020年3月份的出口贸易额中，纺织类产品排在第3位，货源主要来自山东魏桥、浙江温州等地，广西只是贸易通关口。如有好的服装纺织产品、好的商贸平台，广西有条件扩大对东盟的服装纺织品出口份额。为此，需要加大对东盟的服装贸易相关人才培养，着力在广西高等院校中建设服装营销管理学科，增设服装网络营销专业，扩大招生。
3广西服装网络营销专业建设
3.1广西服装网络营销专业建设应以国内外的先进教育成果为指导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有关服装网络营销教育论文后发现：在服装高等教育领域，国外的营销管理学科建设比较成熟。以美国纽约时装学院为例，时装设计专业在前4个学期是服装专业基础课与社会科学类通识课程，第5个学期开始分别有5个专业方向，涉及时尚产品营销及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法国时装学院IFM同时招收艺术设计、工程技术和营销管理3个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交叉学科共同学习的组织方式，让工程专业的懂艺术设计，艺术设计专业的会工程和营销管理[1]。并且，欧美的基础教育文理不分科，重视自然科学，服装专业生数、理、化都有一定基础，服装从业者擅长用统计学工具、实验方法、调研数据分析等做营销管理方面的研究，技术手段先进[2]。国内较早建设服装营销管理学科的是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约在2000年已确立明确的服装营销管理专业方向，后成立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创建了“时尚、网络、营销”三位一体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相对成熟[3]。上海工程大学服装学院的鲁成等[4]于2018年调研了国内多家院校发现，在招生计划中明确开设服装营销管理专业方向的全国仅十余所院校，如香港理工大学开设时尚与纺织营销时尚零售方向、北京服装学院开设服装产品策划与买手方向、浙江理工大学开设服装贸易与营销方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开设服装营销方向，西安工程大学开设国际纺织品贸易专业等。临沂市工业学校的高敏通过大量调研发现，懂设计、精制作、会管理、营销的一专多能职业人才倍受用人企业的欢迎[5]。这些成果为广西区相关专业办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3.2广西服装网络营销专业建设应以数字技术的营销应用为侧重点
在蓬勃而多变的网络经济时代，在充满机遇的中国，针对线下实体商贸研究的传统市场营销学理论已无法满足数字化服装营销人才的培养需求。理论知识体系需要更新，新的发展趋势要纳入专业通识教育，借用东华大学一句标语—“我们应该教给学生未来的知识和技能”，故而提出“服装网络营销”这一专业名称，“网络”一词侧重强调未来技术引领下的行业思维塑造，服装产业发展态势、服装领域数字化技术的最新应用都可以纳入课程内容。
3.3广西服装网络营销专业建设应以本地区产业发展实际为办学特色
想要在广西开设跟得上全行业发展步伐的服装营销类专业似乎道阻且长，一是本地区的服装制造业相对落后，产业基础薄弱，本区20多年的服高等教育发展正受限于此；二是对口师资缺乏，各大学的教学实践和科研范围中涉及服装品牌文化和推广应用的研究还很浅显，纺织服装贸易、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几乎空白。国家实施“东桑西移”政策以来，柳州地区的生丝产量数年来一直居全国之首，生丝原料及粗加工出口贸易体量大；柳州的轻纺工业有数十年的积淀；玉林福绵是两广地区小有盛名的牛仔产业集群地；南宁的时尚产品商贸发展迅猛，内需旺盛，并逐年吸引东盟各国商贸企业的青睐；桂平的大型服装产业园建设已有成效；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大学开展东盟相关的研究已经有十余年基础；广西大学和广西财经大学工商学科高产工商贸专业人才；广西艺术学院服装研究生院吸纳A类地区服装研究生比例逐年增加。广西服装纺织品商贸稳步发展给本区服装高等教育提供了产学研基础。确立切实解决本区服装纺织商贸发展问题的教科研方向，成就广西区发展服装营销管理学科建设的办学特色。注重教育资源的优势整合，也为本区服装网络营销专业建设提供初代师资。
4结语
广西的服装网络营销专业建设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教育成果为经验，衔接前沿的“互联网+”、数字技术，并以本地区的服装纺织品商贸优势产业实际应用为特色办学，大有可为。不仅本地区的服装专业院系可以开设服装网络营销专业方向，综合性大学的工商院系也可以开设服装纺织品贸易专业，针对服装产业领域的营销管理专业方向，构建科学、务实、符合数字时展趋势的服装网络营销专业体系，培养适应服装产业升级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助力本区服装纺织品贸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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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巧玲.中外服装营销专业高等教育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的对比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06.
[3]沈蕾，李宏，杜芹平.基于网络平台的国际化时尚营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J].纺织服装教育，2012（3）：217-219.
[4]鲁成，胡守忠，唐新玲，等.服装营销管理专业方向的市场需求[J].时尚设计与工程，2017（6）：46-52.
数字贸易论文范文6
1网络传播影响力已成为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指标
在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衡量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指标在北京大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和武汉大学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评价（RCCSE）》中均有所体现。北京大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中，web即年下载率、web总下载量是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2个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6］的A刊评价报告中主要从吸引力、管理力与影响力3个一级指标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在综合评价的3个一级指标中，均包含关于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开放获取、下载量、网站建设、线上投稿系统、微信公众号、网络显示度等三级指标可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情况。武汉大学版的《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评价（RCCSE）》也已将Web即年下载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由此可见，网络传播影响力已成为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指标，见表1。由表1可见，随着学术期刊信息化建设，学术期刊出版和传播方式的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媒介融合发展渐成学术期刊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已被部分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先后采用，作为衡量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和信息化建设程度的重要评价指标。
2体育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和互联网传播现状
在体育学术期刊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体育学术期刊数字化建设和网络传播的过程中，随着体育学术期刊信息化程度加深，作者的投稿方式、体育学术期刊审稿方式、读者检索和阅读文献的方式在转变，体育学术期刊通过数字化出版和网络传播、自主型网站建设、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实现了纸本期刊出版与网络传播的融合发展，形成了融媒体网络传播模式。
2.1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建设
在自主型网站建设方面，多数的体育学术期刊经历了从创建链接网页到自主型网站建设的发展过程。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为例，2002年该编辑部在中国知网上开设网站，但因是只具有宣传和推介作用的单一功能网页，不具有编辑与作者进行线上互动的功能，因此，《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网页浏览量十分有限，被关注程度不高。同时，由于当时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不足及部分体育学术期刊沿袭以往的邮箱投稿，许多作者囿于当时的互联网不够便捷及对互联网的熟悉程度不高，从而导致中国知网上开设的学术期刊网站多处于闲置状态。部分体育学术期刊鉴于办刊宗旨、期刊发展目标及顺应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趋势，为了实现与作者的线上交互，建立了自主型门户网站，并与专业的信息技术企业合作，采用了网络投稿系统。例如《首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是较早建立门户网站的体育学术期刊，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建设方面具有示范作用。《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等也陆续建立了门户网站，采用了网络投稿系统，搭建了作者线上投稿、体育学术期刊编辑部线上审稿的互动网络平台。网络投稿系统较早显示出来的优势之一便是加快了审稿进度；优势之二是快捷的线上投稿及快速的审稿反馈速度，激发了作者的投稿积极性，进而吸引了更多的自由投稿，从而扩大了稿源；优势之三是网络投稿的无纸化，为体育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与网络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体育学术期刊互联网传播现状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的中文体育核心期刊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作者QQ群的运用是学术期刊网络传播渠道的又一革新［7］。部分体育学术期刊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作者QQ群进行网络传播。在建立作者QQ群方面，部分体育学术期刊将作者QQ群作为建设作者队伍的重要方式，有个别体育学术期刊建有1个或多个QQ群与作者建立线上联系。在微博建设方面，单独开通微博的体育学术期刊并不多，大多附属于主办单位的微博页面中，非定期地有关体育学术期刊的组稿方向、所获奖项、召开学术会议等动态信息。例如，2015年7月27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开通新浪微博，成为体育学术期刊中少数开通微博的期刊之一。但目前因无专人管理和运行，信息和受关注度都不足。在微信公众号建设方面，《体育与科学》是体育学术期刊中开通且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各项功能的期刊之一。《体育与科学》微信公众号不仅具有稿件查询、重点文章推介、科研方法等学术信息的功能，且开设了“作者自白”、创刊四十年专号“我和《体育与科学》”等栏目，且从2016年3月起，微信公众号中陆续视频文件，向用户推送期刊组织的学术工作坊和主题沙龙等活动信息，开启了体育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视频文件的先河。再如《中国学校体育》也通过微信公众号，播放了许多校园体育赛事视频。目前，体育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多已设置网站链接，读者可在手机上登录所链接的网站；有关学术会议通知、重点推介文章等。从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多数体育学术期刊已实现了媒介融合发展。在互联网出版模式背景下，体育学术期刊还需进一步加强自主型网站信息更新，并要在作者QQ群中建立及时互动，设专人负责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信息更新，发挥融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
3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现状
在体育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评价中，网络传播影响力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已越来越引起文献计量学研究者和体育学术期刊相关负责人的关注。目前，体现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指标主要有2个部分：中国知网的引证报告中的数据，期刊自主型网站的统计数据。前者根据中国知网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来源期刊的主题词词频、网站主页及学术期刊的引证报告等的统计数据；后者从各体育学术期刊网站收集相关数据。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的相关数据主要通过期刊网站链接、引用频次统计得出。
3.1基于中国知网的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评价
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统计分析平台”的传播趋势分析可体现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情况，评价指标主要有：web即年下载率、web总下载量、浏览量、各地下载量、各单位下载量、各学科下载量、文献访问量分区分布等。
3.1.1web即年下载率与web总下载量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每年的各学科期刊的年度学术影响力指标中，web即年下载率和web总下载量是评价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2个主要指标。web即年下载率是指某个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统计年发文的当年全文下载总篇次与该期刊当年发文总数之比，某学术期刊的web即年下载率能够体现该学术期刊发文当年的论文被下载的情况。web总下载量指某个被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在统计年被全文下载的总篇次。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8］可知，在web即年下载率指标中，《体育科学》居首位；在web总下载量指标中，《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为49万3800次、《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为23万4800次，分别列于第3位和第4位。
3.1.2浏览量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统计分析平台”的传播趋势分析明细表中可知，论文下载日期、下载量（次）、下载比例、浏览量（次）、浏览比例、论文信息。其中，由读者地区分布分析可知文献下载量、浏览量在各个地区的分布情况，有助于了解论文传播较为充分的地区和欠缺的地区，以及论文在国外传播的情况。例如，从2005年1月至2016年9月，《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浏览量呈逐渐增长的趋势，2008—2009年间达到一个高峰，之后略有下降，至2016年再次达到新高。2008—2009年论文下载量则相对平衡，保持在15000～25000之间。由读者所属单位分析可知论文下载量、浏览量在各个单位的分布情况，这有助于了解学术期刊的目标读者、潜在读者分布情况。例如《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论文下载单位中，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的下载量最多，达到9万3422次，占所有下载单位下载论文总数的7.34%；浏览量为6万9236次，占所有浏览单位浏览论文总篇数的6.33%。由《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论文下载单位分布可知，目前，专业性体育院校、综合性大学体育学院及其图书馆是体育学术期刊论文主要的阅读单位和下载单位，这与数字文献资源的订阅方式和使用现状息息相关。由被访文献所属学科分析可知论文按学科归类后的被下载情况和浏览情况，这有助于了解学术期刊网络传播中的凸显学科。体育学术期刊可以依托这些学科创新栏目和选题。例如《武汉体育学院学报》被社会科学Ⅱ辑中的学科下载的次数最多，占比为92.44%，可见，这与《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开设的教育部名栏“体育人文社会学”有关。由文献访问量分布可知论文按被访问次数归类后的文献分布情况，这有助于了解学术期刊发文中最受用户关注的论文情况，此类论文具有较大的被引用可能。例如《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文浏览量大于100次的有5211篇，占发文量的68.92%，发文从未被浏览过的有99篇，占发文量1.31%。下载量大于100的文献有5120篇，占所有可下载论文总数的67.72%，但也有99篇论文从未被下载过，其他约30%的论文下载量介于10～100次。由文献海外访问量分区段分析可知论文按被访问次数归类后的分布情况，这有助于了解学术期刊发文中最受用户关注的论文情况，此类论文也具有较大的被引用可能。例如《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文的海外访问量分布中，下载量大于100次的仅3篇论文，占总发文量的0.04%。而占总发文量29.51%的2231篇论文从未在海外被访问与浏览，大多数论文的下载量介于10～50次。
3.2基于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的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评价
3.2.1点击量和下载量
点击量和下载量可体现论文被关注和使用的情况，是体现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建设和学术论文网络传播影响力的主要评价指标。目前，从多数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门户网站可收集到摘要点击排行和全文下载排行2个指标的数据。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网站为例，某一年内发文的摘要点击最多为603次，位列前十的论文摘要点击次数介于182～603次，全文下载排行中下载量最多为3509次，位列前十的论文下载次数介于2440～3509次。
3.2.2浏览量
在浏览量方面，部分体育学术期刊的自主型门户网站可显示总访问量、今日访问量和网络在线人数。截至2019年4月29日下午4点16分，《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网站总访问量为266万5257次，4月29日访问177次，由网络投稿系统可知网络在线人数4人。《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2刊网站的总访问量为133万零195次。《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的总访问量为181万3976次。《体育学刊》总访问量为1700万2796次。
3.3微信公众号浏览量
由于多数体育学术期刊没有单独开通微博，在此不作分析。在微信公众号使用方面，《体育与科学》浏览量均在1000+，“作者自白”等栏目的篇均浏览量均在2000+。《体育学研究》的“新刊速览”栏目的浏览量均在2000+，《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创刊60载之学术服务”栏目的篇均浏览量均在1000+。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影响力可通过查询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统计分析平台”获知：web即年下载率与总下载量、浏览量等指标值。可通过体育学术期刊的自主型网站获知点击量或浏览量、下载量等指标值。可通过体育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获知浏览量等指标值。但是，因部分体育学术期刊尚未建立自主型网站，或是没有开设微信公众号，因此，本文基于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的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仅对建立了自主型网站和开设了微信公众号的部分体育学术期刊进行评价。
4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提升的主要困境
通过分析体现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相关指标发现，部分体育学术期刊还未建立自主型门户网站，并且仍然采用邮箱投稿的方式，因此，本文统计的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指标的数据存在缺失。对于多数建立了自主型门户网站和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的体育学术期刊来说，由于缺乏专职的网络信息人员，网站数字化建设还不充分，微信公众号信息更新间隔时间长，这一状况亟待改善。
4.1部分体育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有待完善
笔者从2009年针对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调查中发现，部分体育学术期刊网站的网页打开速度较慢、网站的交互性不强、网站信息更新和建设不够、网站内容单一及缺乏特色，这与体育学术期刊的重视程度有关［9］。时隔十年，即2019年，各体育学术期刊采用了网络投稿系统，例如“玛格泰克”“勤云”“三才”开发的网络采编系统，此类网络采编系统运行较为稳定，自主型门户网站主页中内容丰富，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随着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的普及，很多体育学术期刊顺势而为，先后开通“两微一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拓展了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途径。笔者经前期的调查发现，目前，在40余种体育学术期刊中，仅有11种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而其中大多数为核心期刊［10］。这体现出在发挥新媒体网络传播功能方面，核心体育学术期刊在转变思维，但是已开通微信公众号的部分体育学术期刊又存在长时间不更新微信公众号信息的状态，一方面说明体育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体育学术期刊受到了微信公众号没有专职信息更新与制作人员的掣肘。
4.2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站和“两微一端”建设有待加强
如前所述，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部分评价指标值来自各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在体育学术期刊评价中，体现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指标主要由评价单位从各体育学术期刊网站按年度采集有关评价指标的信息和数据，例如下载量、网站建设程度、网络投稿系统、微信公众号、网络显示度等，因此，体育学术期刊需加强自主型网站的数字化建设。目前，多数建立了自主型门户网站的体育学术期刊实现了论文免费下载和阅读，但部分体育学术期刊过刊回溯还不全面，部分体育学术期刊对日均下载篇数有所限制，这对读者的阅读体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多数建立了自主型网站的体育学术期刊会设置与其他体育学术期刊网站的链接，但有的网站链接无法打开，有的网站链接稳定性不足，因此，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设置的其他体育学术期刊的链接应确保有效。还有一些体育学术期刊的自主型网站的内容建设仍有待加强，除了具有网络投稿与采编的基本功能外，还应设置点击量、下载量、浏览量等网络显示度的即时数据和年度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功能。在移动互联网传播方面，有的体育学术期刊虽然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但是对于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处于信息更新间隔时间较长的状况。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公众号在网络传播方面的优势，定期体育学术期刊载文和投稿有关的信息，吸引读者和作者，扩大体育学术期刊稿源覆盖面，提高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显示度。
4.3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信息更新与制作岗位配置不足
据笔者的调查资料可知，目前，各体育学术期刊的自主型网站多已开通了网络投稿系统，实现了当期和过刊的开放存取。而对“两微一端”的信息模式主要分为3种：第1种是由专职编辑制作，例如《山东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体育研究与教育》《沈阳体育学院学报》等；第2种是由外聘实习生制作，例如《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等；第3种是未建立“两微一端”，例如《体育科学研究》等。由此可见，体育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多数没有设置网络信息更新工作岗位，多数编辑在承担审稿、编校等编辑出版工作的基础上，同时承担网络信息更新的工作。笔者认为，设置网络编辑岗位是各体育学术期刊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方面的侧重点。
5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提升策略
5.1加强网络出版和重点论文的“两微一端”推送
体育学术期刊不仅要重视自主型网站主页内容的建设，而且要加强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主页内容的“两微”化，加强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主页内容在“两微一端”的二次创作。目前，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中的指标数据主要是由中国知网和国家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出具。例如web下载总量和web即年下载率是体现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较为客观的评价指标。因此，体育学术期刊要提升网络传播影响力就要加强数字出版和重点内容的移动互联网传播，例如强化自主型网站主页信息更新和在相关数据库中的优先出版、加强“两微一端”的重点论文推送。
5.2充分发挥融媒体的网络传播作用
体育学术期刊在由传统的纸本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过程中，并不是由新媒介取代传统媒介，而是多媒介融合的长期共存，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融状态。目前，体育学术期刊要在自主型门户网站与“两微一端”的建设上加大力度，在体育学术期刊发文内容的网络传播方面整合多种媒介资源，充分发挥融媒体在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提升中的作用。此外，如果能够建立体育学术期刊联盟，建设我国的体育学术期刊联盟门户网站［11］，在体育学术期刊网络投稿系统、体育学术期刊发文数据等方面进行整合，对各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5.3完善数字文献的开放存取途径
有研究者对5种开放存取的农学期刊从优先出版和印刷后出版的文献计量指标与其他农学期刊作了对比，发现开放存取的农学期刊的web下载总频次、web影响因子、web即年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6项指标均明显高于非开放存取的农学期刊，说明农学期刊的开放存取是提升农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手段［12］。目前，采用了网络采编系统的体育学术期刊多已实现了开放存取，例如《体育学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首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等是较早实现期刊全文开放存取的期刊。论文免费下载和阅读实现了体育学术期刊网络资源的共享［13］，可提高体育学术期刊发文的网络可见度与可获取性，对于提升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影响力及对体育科研成果的网络具有重要作用。
5.4借鉴国外体育学术期刊的有益经验
从国外的体育期刊网站来看，国外的部分体育期刊在网站栏目设置、开放存取程度、网站信息更新速度等方面有值得借鉴之处。其中，超过90%的体育期刊建有网站，网站导航界面友好，开放存取程度较高，且单篇论文网络出版成为了一种新的现象［14］。国外的体育期刊普遍以DOI号作为数字学术论文资源的标识符［15］。网络出版是国外体育学术期刊扩大网络传播影响力的重要出版方式，也是在国际体育学术交流背景下［16］，值得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界思考的一个问题。由国外的体育学术期刊的经验可见，我国的体育学术期刊要顺应网络出版潮流，全面提升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影响力。
数字贸易论文范文7
关键词：融媒体；学术期刊；作者；编者；角色；融合
一、前言
学术论文是人类探索自然和思考社会的思想成果和理论结晶。学术论文组合成为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国家科研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从世界上第一本学术期刊LeJournaldesScavans（可译为《学者杂志》）于1665年在法国创刊以来，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学术期刊作者和编者的角色的连接纽带，是刊发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一般认为，作者是学术论文的创作者,编者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随着学术期刊本身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高度重合，到逐步分离，再到相互融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在学术期刊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诞生和成长的起始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高度重合。在学术期刊产生后的一段时期，作者与编者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无论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学术期刊，还是中国早期出版的学术期刊，“作者即编者，编者即作者”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学术期刊随着社会工业化而不断壮大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渐分离。从工业革命时期到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实现了若干次跨越式创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岗位设置日益专业化、职业化。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步分离，重合之处日益减少，即“作者是作者，编者是编者”。在学术期刊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而转化为融媒体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相互融合。在融媒体时代，由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论文研究、写作、编校和出版传播的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在工作上的交流沟通日益增多，角色开始相互融合。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表现为在学术论文的构思、写作、编校到出版、传播的流程中，在各个环节上，作者与编者自身学术活动的范围拓展和相关各项工作的相互介入。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反映了学术期刊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信息技术广泛深入使用的结果。作者受到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激励和约束，需要尽可能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期刊拥有建设学术品牌的动力和面临评价体系的压力，力求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在发文数量上有所控制。这样，形成了作者投稿数量多而期刊发文数量少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作者与编者必须实现角色融合，才能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信息技术的广泛而深度的应用，为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提供了支撑。作者进行研究、撰写论文，编者编辑校对、出版传播，作者与编者的沟通交流，都随着融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模式变革。特别是作者与编者的联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式更加多元化，使得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开始不断融合。
二、课题研究环节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的思想和知识是学术论文的源泉，而思想和知识来自科学研究。在融媒体时代，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通常以课题立项的形式拨付）作为保证。这使得学术论文的“生产”大多依赖于课题研究，即论文的完成需要大量的课题经费支持。可以说，在融媒体时代，作者没有课题，论文难以产生。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论文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情况，也是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设定核心期刊评价指标时，明确列入了“基金论文比”（学术期刊发表的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论文所占比重）。为了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作者与编者需要相互“发现”，即编者寻找目标作者，组织稿件，作者确定目标期刊，投出稿件。作者和编者需要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课题研究环节，凭借融媒体的各项技术，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
（一）作者在课题研究环节的角色。在课题研究环节，以课题的申报、研究等工作为基础，作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编者的角色靠近。作者应当明确，自己不仅是课题的研究者，更应当成为课题的宣传者、论文的推荐者。进一步树立打造个人学术品牌的意识。作者应当积极申请各种类型的课题，尤其是部级课题，争取成为课题的主持人或者参与者。课题立项开始运行后，收集整理数据，依据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构思可能的创新方向，凝练创新之处，并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期刊评价成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推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等，确定投稿的目标期刊。除了传统的信件往来和电话联系，作者应当使用融媒体时代的先进技术，例如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及时向目标期刊的编者介绍课题立项情况和论文主题侧重，特别需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
（二）编者在课题研究环节的角色。在课题研究环节，编者不能坐等投稿，而是需要“主动出击”。与传统的工作流程相比，编者可以提前介入论文的发现、组织的过程，向作者的角色靠近。编者应当明确，自己不仅是论文的加工者，更是论文的“探寻”者。编者应当把握各级课题，特别是部级课题，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各类省部级课题，重大横向课题等的立项和在研情况。而融媒体时代的网络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中的搜索软件、统计软件，为作者把握课题情况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同时课题（项目）主管机构的信息公开化程度不断提升。作者应当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随时查阅各种类型的课题数据库，收集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课题立项规律，建立项目库和作者库。选择与本刊办刊方向一致或者相近的课题，剖析课题带头人和研究队伍的构成，关注其中的“产出能力高端”的学者并主动联系潜在的作者。
三、论文写作环节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完成学术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把思想、知识使用文字、符号、图像等媒介，按照特定的规范与格式（已经定格为学术八股文的程式）表现出来的过程。融媒体时代，学术论文的写作呈现开放性特征，即论文写作不再是作者的闭门造车，而更多体现为作者需要编者的辅助。在论文写作环节，编者更多地融入作者的工作之中。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加深融合。
（一）作者在论文写作环节的角色。时下，学术论文八股文化是一种现实，作者必须接受。作者在确定投稿的目标期刊后，应当了解目标期刊的阶段性选题重点、发文风格（例如期刊对论文的研究范式偏好）与格式规范要求，将期刊的希望和要求贯穿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之中。作者在投稿前，应当按照目标期刊的论文表现形式要求，对论文进行格式化整理加工。作者可以通过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移动互联网客户端等媒介，主动了解相关信息，把握目标期刊出版规律，这样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编者在论文写作环节的角色。在融媒体时代，编者恐怕不能在写作完成之后，而是应当在写作开始之前、之中辅助作者撰写论文。编者可以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的形式，将近期选题策划的重点、发文风格、具体的写作规范（特别是学术论文的引用规范）向作者详细介绍。如此，编者帮助作者在论文写作阶段“有章可循”，避免投稿后的格式调整，大幅度提高写作效率。
四、编辑校对环节编者与作者的角色融合
在传统媒体时代，编辑校对是编辑人员的专业工作，而在融媒体时代，学术论文的编辑校对，需要编者与作者的深度合作，不再是编辑人员的“一家独大”。在编辑校对环节，作者积极参与编校，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实现深度融合。
（一）作者在编辑校对环节的角色。作者需要及时与编者联系，知晓稿件（论文在发表之前一般称为稿件）的处理进程。作者对于自己的学术论文，不能“一投了之”，而是需要做好投稿、编辑管理工作。作者需要在编者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融媒体技术手段做好各个校次的文字处理、引文核对等工作。
（二）编者在编辑校对环节的角色。编者在发挥专业优势、精心编辑校对的同时，应当就相关问题及时与作者沟通。融媒体时代，在编辑校对工作上，编者与作者可以凭借信息技术打破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无缝对接。编者与作者合力，将促使稿件主题鲜明、逻辑严密、表达规范。
五、出版传播环节编者与作者的角色融合
相较传统媒体时代而言，融媒体时代学术论文的出版传播呈现立体化、多元化、网络化。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学术论文作为一种单独的呈现形式，摆脱了期刊的“约束”，在移动互联网中实现了即时化、广泛化和社交化的传播。学术论文在融媒体时代的出版传播，对于作者建设个人学术品牌，期刊扩大社会影响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出版传播环节，编者和作者都是论文传播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作者推广论文，类似编者推广论文；编者传播论文，如同作者传播论文。编者与作者的角色高度融合。
（一）作者在出版传播环节的角色。在融媒体时代，作者不仅需要完成论文的写作，更需要传播自己的论文，为个人打造学术品牌不遗余力。作者可以将自己的论文在微信的朋友圈，这样，论文中的学术思想的传播，犹如一个一个水波荡漾开去，在学术共同体中留下印迹。融媒体时代学术论文的传播，对于作者建设个人学术品牌大有裨益。同时，对于期刊扩大社会影响、提高评价水平善莫大焉。
（二）编者在出版传播环节的角色。在融媒体时代，编者不仅是论文的组织者、加工者，更需要从多种渠道大力传播学术论文中的思想。同时，学术论文开放获取的理念和实践，恰好为学术论文传播助力。除了传统的纸质期刊发行渠道，编者可操作的论文出版传播的方式包括：①将论文推送到综合性的学术平台，例如人民大学壹学者公众号等；②将论文在中国知网等大型数据库网站；③将论文在期刊自建的网站；④大多数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开设了微信公众号，论文可以同步甚至提前到微信公众号；⑤将论文在微信朋友圈；⑥及时将单篇论文推送至作者。
六、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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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开放获取（OpenAccess，简称OA）可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相比其他利益相关者，学术期刊参与OA的积极性较高，这为公众提供了多样的信息资源获取途径。笔者前期调研发现，我国学术期刊有基础有条件转型为OA期刊，现阶段应当以高质量学术期刊的转型为发展重点，同时推动其他订阅期刊以多种方式参与OA。学术期刊参与OA离不开OA政策的支持与指导，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其政策的研究与制定。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学术期刊OA政策研究成果少，研究内容归纳为两方面：以某出版商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案例研究，以政策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分析。案例研究成果主要对各出版商的期刊OA政策进行介绍，如Springer、Elsevier、NPG、OxfordPress、Wiley等国际著名商业出版商的OA政策和PLOS、BMC等OA出版商的政策。例如，韩婧对PLOSONE的期刊政策从同行评审制度、经费来源、版权问题、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在政策内容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对OA政策的某一组成要素进行研究，如对OA期刊版权政策、收费政策的探讨。有的学者则对学术期刊的OA政策进行综合研究，如李麟和张晓林以国外著名出版商为例，分别分析完全OA模式和复合OA模式期刊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版权、使用许可、存储政策、费用、OA声明等方面，为传统出版者支持开放出版提供政策参考。初景利对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OA政策状况进行调查，包括开放程度、是否有开放政策、资助与收费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方面。张晓林将政策分为支持开放存储的政策、延期OA政策、支持完全OA的政策，并从存储版本、时间、费用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梳理出学术期刊OA政策内容的框架。综上所述，不管是案例研究还是政策内容研究，现有成果多以国外OA政策为研究对象，鲜少结合我国学术期刊现状提出明确的政策内容建议。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OA政策的调研，分析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政策初步构建政策体系，并使用主观赋值法确定政策要素权重，为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的制定现状和问题
为了掌握目前国内学术期刊OA政策制定情况，笔者选取CSSCI（2017-2018）来源期刊目录的533种核心期刊进行调研分析。调研时间为2018年2月28至3月17日。CSSCI来源期刊为高质量期刊集群，其政策现状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我国学术期刊的政策现状和问题。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对533种核心期刊进行网上在线调研，主要调研期刊是否为OA期刊，以及期刊的OA政策制定情况，包括OA期刊的政策和订阅期刊的OA政策。在调研OA现状时，将OA期刊细分为完全OA期刊、部分OA期刊和延时OA期刊。完全OA期刊是指那些论文一经发表就可以为读者提供免费全文访问的期刊，一般采取对作者收取论文出版费用或接受出版基金资助的方式来弥补期刊出版成本；部分OA期刊是不少出版机构在传统出版与OA出版之间采取的折中做法，在此模式中，由作者选择是否将科研论文OA，如果作者选择OA，则支付出版费用，读者可以免费访问这篇论文，所以又称为复合OA期刊；延时OA期刊则是指论文出版一段时间后提供免费访问的期刊。调研数据的获取方面，大部分期刊可从其网站或链接的中国知网电子期刊数据库获得相应信息。但也有15（2.81%）种订阅期刊网站在多次访问后，依然无法打开或网站维护中，无法获取调研内容。
1.1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制定现状
通过调查，CSSCI来源期刊的OA现状和期刊的政策制定现状为：①在所调研533种期刊中，OA期刊为140种，占26.27%，非OA期刊为393种，占73.73%，OA期刊占比较低，我国学术期刊对OA的认知与认可程度有待提高；②OA期刊中，完全OA期刊、部分OA期刊、延时OA期刊分别有88种（62.86%）、1种（0.7%）、51种（36.43%）。半数以上OA期刊选择完全开放，近4成OA期刊对读者延时开放，说明我国OA期刊的OA意识较强，重视学术资源的交流和广泛传播；③在政策制定方面，可以获取调查内容的378种订阅期刊均没有制定与OA政策，这对作者的自存储行为会有一定影响。140种OA期刊中，99种有OA政策，占全部OA期刊70.72%。经过对已有OA期刊政策的分析发现，政策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OA声明，即明确说明该期刊为OA期刊；版权政策，即对论文版权归属问题的声明；费用政策，即说明如何缴纳审稿费、版面费和投稿费等费用的政策；质量控制政策，即说明审稿流程和审稿方式的政策。首先，只有6种OA期刊OA声明，明确本刊为OA期刊，读者可以免费下载、阅读并使用本刊内容。例如，《经济学（季刊）》声明：“自2015年1月1日起，《经济学》（季刊）授权北京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网（PKU-OAJ）刊载全文，并在法律框架的支持下，提供OA的全文。”《图书情报工作》声明：“本刊决定，自本刊创刊起，对本刊发表的论文实行立即完全的OA出版。”[14]《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声明：“本刊面向非商业用途‘开放阅读’，请尊重作者的署名权等权利。”另外134种期刊只提供全文阅读下载，并没有OA声明或相关内容。其次，70种OA期刊有版权政策，均强调著作的专有使用权和独家权，并说明刊物与部分知名网站、期刊数据库和其他网络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作者投稿也视为授权该刊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合并一次性给付，如作者对著作权有保留，需在投稿时声明，该刊将另作处理。《管理评论》明确说明：“后，版权即属于编辑部所有（包括上网的版权）。”《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出：“本刊编辑部自之日起即自动享有该项作品为期一年的专有版权和使用权。”[17]《中国农村观察》明确说明：“凡向本刊投稿者，将视同已授权本刊编辑部专有使用和独家其所的著作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人文地理》提出：“后，本刊保留已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汇编权，并可授权第三方使用（如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等）。”再次，44种OA期刊有费用政策，主要有五种类型：（1）不收任何费用的期刊。这类期刊会郑重告知作者，该刊不收取任何费用，任何借该刊名义收费的均为诈骗。《中国农村观察》说明：“本刊对作者来稿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请作者注意甄别任何网站、组织或个人以本刊名义索取审稿费、版面费的欺诈行为。”（2）收取少量审稿费及版面费的期刊。《管理评论》《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审稿费100元，版面费100—600元不等。（3）不收审稿费，收取版面费，但版面费根据论文版面或是否为在校学生决定。《人口与发展》说明：“按照所占版面计算，平均约2500元。”[21]《出版科学》说明：“通过外审后最终录用的论文收取一定的版面费，收费标准为400元/版面，学生减半，即200元/版面。”（4）对非项目资助论文不收版面费，有项目资助的论文收取0-1000元不等的版面费，如《大学图书馆学报》。（5）使用在线投稿系统的期刊，通过系统告知作者费用情况。如《中国管理科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最后，在质量控制政策方面，70种OA期刊有质量控制政策。绝大部分OA期刊采取匿名评审，通常有三轮评审，分别为编辑初审、专家复审、主编终审，最后确定稿件录用情况。《社会学研究》说明：“本刊采取匿名评审稿件及三审定稿制。”[23]
1.2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调查可知，我国学术期刊的OA政策存在以下问题：①政策分散。多数OA期刊缺少明确的OA板块，所有的政策分散在期刊网站的各个部分，缺乏系统性，不利于科研人员对政策的发现。②政策的非针对性。我国学术期刊在转型为OA期刊时，其已有政策也相应成为OA期刊的政策。但除OA声明外，其它政策并非针对OA期刊的特点而制定，不能有效支持OA期刊的发展。③政策不完善。由表1可知，从政策角度来看，我国OA期刊已有的四类政策中，并无一类政策是所有期刊共有的。从学术期刊角度来看，仅有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完整制定了四个方面的政策。OA期刊和订阅期刊均缺乏自存储政策，而自存储政策应当是期刊OA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政策制定情况与OA意识不成比例。在所调研OA期刊中，完全OA期刊居多，但政策制定现状完全不能反映我国OA期刊较强的开放意识。政策缺失使得科研群体不能全面了解期刊的OA现状，不能充分合理的利用学术资源，必然影响OA期刊推动学术交流和创新之目标的实现。
2国外学术期刊OA政策的制定实践
国外学术期刊OA政策制定进展较为迅速，实践经验丰富，对其进行调研分析，有助于为国内政策制定提供借鉴。笔者于2018年2月选取PLOS、BMC[25]和Elsevier、T&F四个期刊出版商，对其OA政策进行调查。选取这四个期刊出版商的原因是：PLOS和BMC是OA出版商的代表，而Elsevier是全球最大的传统学术期刊出版商，T&F是从其他几个著名传统出版商中随机选取的代表，这四个出版商的政策可以代表原生OA出版商和转型传统出版商的OA政策。从调查结果看，国外学术期刊OA政策有以下特点。
2.1多途径、全方位展示OA政策
（1）学术期刊使用多种展示方式向用户传递有关OA的政策信息。从形式看，既有文字，也有视频；既有网页介绍，也有下载文件；既有政策内容陈述，也有常见问题集锦（FAQ）；既有英文，也有包括中文在内的其他常用文种。Elsevier除了以丰富的网页信息介绍期刊支持的金色和绿色OA途径、两者的运行方式和各类相关政策之外，还专门的OA出版指南文件供用户下载，文件图文并茂，更为详细地讲述OA出版方式的运行机制、版权和许可政策、分享政策、其他领域OA政策的影响等内容。此外，大部分政策均搭配FAQ，以保证作者和用户对政策的全面了解。T&F除了有网页文字介绍、下载文件、FAQ外，还有视频和中文版本的政策内容。PLOS和BMC主要采用网页文字的形式展示政策，同时也有FAQ和中文版本。（2）多重列类，广泛应用链接，用户可根据需要及时获取相应政策内容。多重列类是指同一内容出现在不同类目下，方便用户的政策获取。例如，Elsevier的OA政策不仅有专门的版块，也出现在其“policy”版块中，“policy”版块是Elsevier期刊出版政策的大集合，融合了传统期刊和OA期刊的出版政策。T&F的OA相关政策也会出现在“作者指南”中。POLS既有相对简单的整体核心政策介绍，也在每一个期刊下详细列出这些政策。相比之下，BMC的政策则比较集中。同时，四个期刊商的政策都有广泛应用链接的特征，帮助用户随时获取相关信息，有助于用户对政策内容的详细深入了解。有的期刊商在政策内容中设置多个链接，例如，所有提到CreativeCommons（简称CC）的内容都链接指向CC网站或者对CC的介绍页面。有的期刊商在政策结束后链接若干延伸信息，例如，Elsevier在每一类政策结尾处都设置若干相关信息链接。总体来说，传统商业出版商由于其出版方式多样，订阅型期刊、完全OA期刊、复合OA期刊并存，政策的表现方式与手段也较OA出版商更为多样。
2.2具有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
国外学术期刊出版商更为关注OA的最新进展，并将这些进展体现在政策中。例如，近年来，数据开放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商业界和其他领域的重视，学术期刊也纷纷将数据政策列为重要的政策内容，这使得其政策体系越来越完整。通过对四个代表性期刊出版商政策的调查，发现OA模式选择、论文处理费（APC）收取和支持政策、版权和许可政策、自存储政策、数据政策等是国外学术期刊出版商基本的政策组成部分。在所调研的四个期刊出版商中，Elsevier和PLOS的OA政策最为完善。Elsevier的“Policy”版块，包含有获取、文章移除、版权、保持学术记录完整性的政策、定制出版政策、数字存储、编辑独立政策、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其他平台转载文章的政策、开放文章的用户许可政策、使用病人或其他个人信息的政策、OA和订阅选择的收费政策、数据隐私政策、出版伦理、研究数据政策、文章分享政策、文本和数据挖掘政策、贸易制裁和出版等内容。POLS是完全OA出版商，采用最为宽松的CC-BY用户许可。其中译本政策包含了PLOS期刊之间的关系、出版费、版权和授权规定、作者身份、利益冲突、人体试验与动物研究、数据和资料和软件共享、具体研究设计报导指南、关于提交新类群名称的政策、相关文稿的提交、审稿人和编辑回避条款、保密性、勘误与增补、出版道德、媒体禁令、特定资助方支持的研究、生物安全及双重用途研究、数据政策常见问题等内容。OA期刊的质量是利益相关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从以上政策要素来看，虽然没有以“质量控制政策”或类似名称命名的政策内容，但各期刊出版商均在政策的不同位置说明同行评审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实施、编辑独立、出版伦理、科研标准等相关政策，来保证OA期刊的质量。
2.3政策内容个性突出，多样化特点显著
学术期刊出版商政策有相同的政策要素，如OA模式介绍、论文处理费（APC）收取和支持政策、版权和许可政策、自存储政策、数据政策等，但与机构库政策、科研资助机构政策相比，个性化、多样化特点较为突出。从调查的四个政策对象看，并无统一的政策模板，各出版商按照不同方式、次序自行组织阐述OA政策，并且各有自身个性化的政策内容。例如，各期刊商政策均对OA和所选择的OA模式进行介绍，但BMC还在政策中专门设置“BMCOA章程”部分，用精炼的语言说明在BMC期刊上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包括文章的获取方式、作者给读者的授权、读者应遵守的规范、BMC对开放出版政策的坚守等。BMC还设置了其他政策均不包含的广告政策。PLOS的个性化内容较多，比如要求明确作者、编辑、审稿者的经济利益冲突、职业利益冲突、个人利益冲突等的利益冲突部分，资料和软件共享的规定，新类群名称、研究报告和特殊领域研究标准，媒体禁令，作者身份确认等内容。T&F政策对使用第三方材料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超过其他政策。Elsevier政策中的其他平台转载文章的政策、文本和数据挖掘政策、贸易制裁和出版等也是其他政策所没有的。
3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体系的初步构建
根据上文对国内外学术期刊OA政策的调研，结合前期各利益相关者政策需求的调查与分析，笔者构建了包含国家宏观指导政策与学术期刊OA政策在内的政策体系，来指导我国学术期刊向OA的转型与发展，具体内容如下。
3.1国家宏观指导政策
在学术期刊OA政策体系中，国家宏观指导政策从政府层面对期刊OA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给予强有力的规范和约束，其指导对象主要是学术期刊，政策应涉及国家对学术期刊OA的态度、期刊OA模式的选择建议、延时OA模式下开放时滞的建议、质量控制要求、版权和许可的规范、出版费标准等内容。在国家层面上对以上问题进行引导、规范，有助于在保证开放出版优势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并形成良性的出版市场。由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期刊的主管部门，国家宏观政策可由其颁布，也可由其上级部门国务院颁布。同时，由于中央已颁布政策，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承担[28]。因此，期刊OA模式的选择建议、延时OA模式下开放时滞的建议、质量控制要求、版权和许可的规范、出版费标准等方面的政策也可由中国科协下的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和中国期刊协会等代表国家政府负责研制并监督实施。国家应明确对学术期刊OA的支持态度，通过政策鼓励学术期刊以金色或绿色方式参与OA。若选择金色模式，政策应鼓励期刊选择最有助于学术成果传播和创新的完全OA模式，对于采取延时模式的学术期刊应对其时滞期的选择给予宏观指导。在OA模式选择方面，所调研国外期刊多采用完全OA和复合OA模式，这两种模式均可实现对开放论文的即时无限制获取，并没有选择延时模式的期刊。但从对我国学术期刊OA模式的调查来看，选择延时模式的期刊占有一定比例，因此需要对其时滞期进行规范，以免影响OA的传播优势。同时，质量是OA期刊发展的生命线，国家应对OA期刊的同行评议机制、期刊制作到出版的各个流程提出严格要求。在版权与许可方面，所调研国外OA期刊的版权都归作者，而国内的传统期刊转型为OA期刊后，长期存在的版权转让制度仍然没有发生改变，一方面，这与国际做法不符，另一方面，不利于我国OA期刊版权制度的规范发展，不利于科研人员甚至整个国家形成正确的版权观，影响我国版权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因此，国家层面政策应对OA期刊的版权管理给予正面引导，明确作者和学术期刊在学术成果生产中的具体贡献与应获得的权利。作为OA期刊，有清楚的用户许可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政策应要求学术期刊为作者提供明确的用户许可选择，并从提高成果与期刊影响力、推动创新的角度，鼓励学术期刊选择较为宽松的用户许可协议。最后，出版费也应有相应的标准。我国学术期刊版面费有愈来愈高的趋势，且缺乏价格控制。由于OA期刊是作者付费模式，更需要规范期刊的收费行为，使得学术成果的传播不被出版费所阻碍。
3.2学术期刊的OA政策
在国家宏观政策为学术期刊的OA行为提供方向指导和基本规范的同时，学术期刊还需要制定适合自身的期刊政策来指导期刊的日常运行，指导作者和读者的相关行为。根据OA的实现途径，可以将期刊政策分为OA期刊的政策和订阅期刊的绿色OA政策。
3.2.1OA期刊的政策
OA期刊与传统订阅期刊的运营方式有较大区别，当传统期刊转型为OA期刊后，必须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以使政策符合OA期刊的特点和运营需求。笔者认为OA期刊可构建包含以下内容的政策体系。（1）学术期刊的OA章程。金色OA期刊应在政策中提供正式的OA声明或章程，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告知用户本期刊的运行模式，具体应包括同行评审、版权、许可、相关承诺等科研人员较为关心的内容。目前，国内只有少数OA期刊通知性质的OA声明。可以借鉴BMC的OA章程，通过设置正式、简明且内容丰富的声明文件帮助用户快速把握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清楚期刊的同行评审制度、版权政策等，提升用户对期刊的信任。（2）OA模式介绍。在OA章程的基础上，对OA的含义、特点、实现途径以及期刊选择OA的益处、影响力等基本信息进行介绍，有助于作者和读者全面了解OA模式，增进对该模式的认可程度。目前，国内OA期刊在这方面比较缺失，国外OA期刊则较为完善，所调研的四个期刊出版商均对OA模式进行详细介绍。例如，BMC在介绍OA模式的同时，对OA期刊的同行评审、影响因子、版权等方面也进行了说明。（3）OA出版费政策。由于OA采用作者付费模式，所付费用被称为论文处理费或文章出版费（APC），因此，有关OA出版费用收取的政策要素必不可少。政策应明确说明出版费或论文处理费的收取机制，这包括：是否收取出版费？如果收取，收费标准是什么？出版费涵盖哪几方面的费用？出版费的收取时间与流程？何种情况会退还出版费？出版费豁免或补助政策等。Elsevier的政策还特别指出出版费的定期审查制度，审查依据包括期刊影响因子、竞争因素、市场条件、其他收入来源等。（4）版权政策。版权法是保护版权人利益、促进知识传播共享的法律工具，OA期刊政策应保障作者和出版者双方的合理权利。OA期刊论文的版权由作者保留是国际学术期刊界的普遍做法，因此，我国学术期刊也应在政策中明确期刊论文的版权归属，且认可版权属于作者。同时，由于期刊在学术成果同行评议、制作、出版发行等方面的贡献，可在版权协议中规定由作者让渡专有出版权、发行权等部分权利给期刊。（5）许可政策。OA模式允许用户最大限度的利用学术成果，但各期刊的可利用程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即是通过期刊和作者所选择的不同用户许可协议来体现，许可协议使用户可以利用期刊论文而不需要获得许可。因此，学术期刊应在政策中明确作者可选择的用户许可协议，以及每种许可协议所授予用户的利用权限。在许可政策方面，除了需要考虑用户许可协议外，利用照片、图形、表格等第三方材料的许可问题也是要考虑的重点。期刊应在政策中明确，获得第三方材料利用许可的具体要求，以免出现文章许可与第三方许可不一致的问题而侵犯第三方权利。（6）分享政策。分享政策主要用来指导作者对个人所发表文章的分享行为，即在机构库、学科库、预印本库、社交网络等网络平台张贴文章的自存储行为，还包括会议分享、个人分享等线下分享行为。OA期刊应从发表文章的不同版本、分享文章的不同环境、期刊所采用不同许可协议等多个角度对分享行为给予详细的指导。从OA期刊不同模式的角度来看，完全OA期刊可以根据所选用的许可协议和期刊对分享的态度制定相应的分享政策。而复合模式期刊由于订阅文章的存在，应分别针对OA文章和订阅文章制定不同的分享政策。延时模式期刊则需要考虑时滞期内和时滞期外分享政策的差异。（7）数据政策。随着数据重要性的日益凸显，数据共享政策或开放数据政策已成为OA期刊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数据政策，明确如何对期刊所的基础研究数据进行开放共享，推动数据重用，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创新发展。数据政策具体包括数据开放的要求、政策适用的数据类型、数据提交与数据管理政策、推动数据开放的措施、数据重用的许可协议等内容。Elsevier不仅重视数据的提交共享，还支持正确的数据引用实践，以确保作者获得分享研究数据的荣誉，这对鼓励作者参与数据共享有积极意义。（8）长期保存政策。数字信息资源在利用便捷的同时，依然存在诸多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其利用稳定性。OA期刊主要通过网络进行出版发行，如何对期刊文章进行长期保存，以保证其永久可用性应当是期刊政策的重要内容。BMC和Elsevier都制定了保障数字出版内容永久可用的政策。以BMC为例，在其“文章永久可用性”政策部分，BMC承诺：其发表的所有OA文章都将被存储到安全的开放存储库，并永久无条件OA；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原始文章，若需纠正或撤销，将张贴相关提示。但也有例外情况，若出版内容违法，BMC会将其迁移到其他网站，但在文章索引中仍会保留其条目，并附带不可用提示。（9）其他政策。除了上述政策内容，PLOS等期刊的利益冲突、作者身份、出版道德、研究内容相关标准等政策和BMC的广告政策虽然不是OA独有的政策要素，但对提高期刊质量都有重要的影响。例如，PLOS的利益冲突政策要求期刊编辑、审稿人、作者等相关角色公开表明自己的利益冲突，如作者是否就职于所投期刊的编辑部，审稿人是否与稿件作者共事等，以保证PLOS公正的对待所有研究成果。作者身份确认政策明确了作者资格审查标准、确认流程、作者资格变更规定等内容。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等学术期刊已开始实施作者资格确认工作。出版道德政策主要对作者在研究中的学术道德行为和编辑、审稿人公正审稿、遵守保密规定的行为进行约束。此外，PLOS还根据旗下经营期刊的内容性质、稿件提交需要等列出一些需要遵守的标准。BMC的广告政策详细列出了投放广告的原则、审查标准，明确所有广告和商业赞助都独立于编辑部的决定，审稿决策不会受赞助商或广告商的影响。这些政策都值得我国期刊在制定政策时进行借鉴。
3.2.2订阅期刊的OA政策
订阅期刊虽然在期刊出版发行机制方面没有发生改变，但仍可以绿色OA方式推动学术信息资源的广泛传播共享。因此，在OA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订阅期刊应制定OA政策。首先应明确其对绿色OA的态度。不管订阅期刊是否支持自存储，态度声明都有助于其自身政策的完善，也有利于研究人员自存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Elsevier和T&F在政策中都明确表示提供两种OA出版方式，即金色OA和绿色OA。两者均对绿色OA进行了界定。T&F指出其绿色OA是指对所出版文章早期版本，如预印本等，通过在线资源库进行存储和提供访问，通常要遵守一定的时滞期。Elsevier推荐两种针对订阅文章的绿色OA方式，分别是：对早期版本的自存储，或提供指向文章出版版本的链接。支持绿色OA的订阅期刊在声明的基础上，可详细的文章分享政策，指导作者的分享行为，具体内容与OA期刊的分享政策类似。
4学术期刊
OA政策要素权重调查在上文初步构建政策体系要素的基础上，为了明确各要素在政策体系中的重要性，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体的建议，笔者采用主观赋值法获取政策要素权重。具体过程为：首先，设计政策要素必要程度调查问卷。其次，确定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包括专家和利益相关者两类。专家是对学术期刊开放获取政策这一主题进行过研究并发表相关成果的群体，通过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检索有关的研究论文，并将结果限定在CSSCI来源期刊，获取本领域专家联系方式。由于部分学术期刊不提供作者联系方式，最终共获得五位专家的联系方式。在利益相关者中，笔者选取前期调研中曾给予回复的55种OA期刊，并随机选取11位对OA有所了解的科研人员作为调查对象。最后，于2018年3月1日至11日，8月20日至27日，两次向调查对象发送调查问卷。共收到12份反馈，其中，专家一份，科研人员八份，学术期刊三份。由于权重调查对象人数控制的一般做法是十人左右，人数过多不利于结果的收敛，因此，本次调查反馈人数合适。在调查中，调查对象依据自己的主观认识，对政策要素的必要程度进行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共五级的选择，五个级别分别用5、4、3、2、1代表。经过对各要素必要程度选择的加和平均计算，得出各政策要素的权重得分，四舍五入保留一位小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