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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制度范文1
[关键词] 农村金融机构；试行贷款“双保险”；保险费率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B
一、试行贷款“双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银行业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主导，市场垄断程度较高。这些银行凭借自身雄厚的实力与积累，再加上国家信誉的隐形担保，市场竞争优势明显。此外，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不断加大，大量外资银行纷纷涌入，并逐渐取得“国民待遇”，这些享有国际盛誉的银行，品牌效应极大，市场竞争力强。“与狼共舞”的农村金融机构则明显相形见绌，劣势明显，风险抵御能力低下，市场竞争力明显不足，尤其是信贷方面。由于农业具有天然弱质性，导致信贷风险相对较高，资产质量不高。但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却肩负着提供基础性的金融服务、配置“三农”资源、调节农村经济的社会责任。因此，亟需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构建风险处置机制建设，探索金融风险分担和处置的市场化路径，降低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经营风险，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议按照“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原则，促进银保合作，加强贷款保险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参照机动车辆保险和财产保险的运作原理，在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双保险”，即“贷款违约责任强制险”和“贷款违约商业险”试点。
由于农业银行是“六大行”之一，而农业发展银行又是政策性银行，二者代表性不强，因此建议选取除此之外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试点，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村镇银行，为全面推行贷款“双保险”制度探索经验。
二、贷款“双保险”制度的框架假设
众所周知，机动车保险分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俗称“交强险”和“商业险”），财产也有“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之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建议将二者有机结合，创设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双保险”制度。具体而言，将贷款保险分为强制险和商业险两类。一是“贷款违约责任强制险”，属贷款保证保险性质。强制借款人投保，一旦其违约，无论何种原因，农村金融机构即可获得限额赔偿。二是“贷款违约商业险”，属于贷款信用保险性质。由农村金融机构依据自愿原则购买，一旦借款客户违约，即可获得限额赔偿。保险人为政策性保险公司或者选择现成的资质良好的保险公司，政府给予专向财政补贴。被保险人、保单所有人、受益人均为农村金融机构。投保人按照保险类别不同由银行（贷款行）或客户（借款人）分别担任。这样，信贷业务中的风险不对称问题便迎刃而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利益，并从根本上提高了其抗风险的能力。
三、保险费率的基本设计
从经济意义上说，贷款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的过程。成千上万存在违约风险或者面临违约风险的投保人将一定的资金集中到保险人手上，当贷款违约带来损失时，由保险人将集中起来的资金进行经济补偿，以减缓农村金融机构的损失。贷款保险制度框架有两大核心：一是准确厘定基于客户或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调整的差别保费费率，以向众多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二是确定赔偿限额。贷款“双保险”制度亦不例外。
相对而言，赔偿限额的确定比较简单。既要能够覆盖大部分贷款违约风险，保护农村金融机构的利益；又有一定限度，即最高赔偿金额，防止“道德风险”。保险人在规定的限额内，按照违约贷款本息的一定比率负责赔偿，超过限额的部分则不予赔偿。建议“贷款违约责任强制险”赔偿限额为违约本息的30%。“贷款违约商业险”赔偿限额为违约本息的50%。这样，一旦贷款违约，农村金融机构可获得违约本息80%的赔款，得以较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充分体现保险的分摊与补偿两大基本职能。
保险费率的准确厘定则要复杂一些。除了要遵循公平合理、保证偿付、相对稳定、增进社会福利等若干原则，还要通过差别保险费率（级差费率），根据违约风险程度进行适当调险大的费率高，风险小的费率低，从而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使保险能够可持续发展。基于风险调整的差别保险费率具体依据保险类别分别确定。具体设计如下：
（一）“贷款违约责任强制险”费率的厘定
由于贷款保险属于金融创新，根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建议使用修正法之表正法，厘定“贷款违约责任强制险”费率。首先按照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确定一个基准费率（例如：2014年前3季度不良率分别为1.04%、1.08%、1.16%，取平均数1.093%，即10.93‰），然后按照客户性质（个人或公司）、信用等级、担保方式设立一定的调整幅度（见表1），两者相加予以确定。然后，按贷款本金与费率之积计算出保险费，由客户缴纳。比如：某公司类AAA级客户申请抵押贷款100万元，保险费率为10.93‰-4‰，即6.93‰，应缴保险费则100×6.93‰=0.693万元，即6930元。
此外，为了鼓励投保人，特别是“贷款违约责任强制险”的借款客户诚信履约，减少违约风险，建议仿效机动车保险，实行保险浮动费率制度。根据投保人以往的信用记录，对信用记录良好的，实行无赔偿优惠，续贷并续保的保险费率下调，以资鼓励。反之，有违约的客户会被征收较高额保费。而违约频繁、违约金额高的客户则会被征收高额保费。
（二）“贷款违约商业险”费率的厘定
基于“贷款违约商业险”的投保人是农村金融机构，因此费率可根据银监会目前实行的骆驼评级法（CAMELS+，即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资产质量、管理、盈利、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状况等六个单项要素进行评级，加权汇总得出综合评级，而后再依据其他要素的性质和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对综合评级结果做出更加细微的正向或负向调整。）的综合评级结果，结合不良贷款率指标，采取矩阵方式加以确定（见表2）。然后，按贷款本金与费率之积计算出保险费，由农村金融机构缴纳。比如：某1级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若发放100万元的贷款，可以自愿按照6‰费率购买保险，应缴保险费则100×6‰=0.6万元，即6000元。
综上，假如该农村商业银行发放此笔100万元的贷款，利率为8%，借款人必须支付6930元购买“贷款违约责任强制险”，同时银行自愿支付6000元购买“贷款违约商业险”。如果借款人未能如期履约，贷款银行即可以获得100×（1+8%）×80%=86.4万元的“双保险”赔款。这样就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损失，极大提高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可见，在农村金融机构试行贷款“双保险”制度，在构建银保合作新模式进行有益探索，为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寻找新的市场化路径，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待在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成熟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方案设计与论证，可以考虑将贷款“双保险”制度在金融机构内全面推行，甚至运用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及民间借贷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行此类保险时，要采取切实措施，避免信息不对称现象，防止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尤其要避免借贷双方相互勾结，联合骗保。
[参 考 文 献]
现代金融制度范文2
一、现代审计与现代金融审计
传统观点认为，审计就是通过检查账务的方式进行差错防弊。这种简单的目标定位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复杂化，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学者们对现代审计的定义是，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机制存在，其根本目标在于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除了这种本质性的功能作用之外，现代审计因为受托经济责任的内容和要求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功能特点。
现代金融审计是现代审计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职责而存在和发展。其本质性的功能与现代审计保持着一致性，即实现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但是其具体的功能则取决于国家的受托责任方向。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通过全面发展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因此，国家的职责其受托经济责任内容已经由简单的经济效率监管转变为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的并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对社会经济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政府审计已经往风险免疫审计方向不断发展。因此我国的现代金融审计的具体功能就在于，通过增强金融领域的免疫力，保障金融安全，最终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实现国家的受托经济责任。
二、免疫视角：现代金融审计与现代金融监管的关系
现代金融审计承担着促进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职责。而“免疫系统观”下的现代金融审计通过将国家审计提高到更为宏观的角度，而使之区别于传统的查账、监督、控制职能。在免疫系统观下，现代金融审计更强调整个政府审计对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责任，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成为审计的重点内容。而且，审计本身的职能也在不断拓宽，更加强调发挥综合信息优势，增强风险预警和政策评价功能。也就是说，现代金融审计的重要作用在于有效推动宏观经济调控，防范风险。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性影响，国家对于金融监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金融审计对于协同促进金融监管的职能也有重要作用。在免疫系统观下，现代金融审计和现代金融监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差异分工，协同监管。
在现代的金融系统当中，金融组织内部治理、金融监管、金融审计是三大治理主体。金融组织内部治理重视内控，而金融监管则重视外部直接控制，而金融审计则从内部和外部同时影响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就外部监管来看，金融监管和金融审计存在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主要表现在，金融监管以被审计后的财务真实性为基础，而金融审计则依靠金融监管的原则来作为评价的依据。另一方面，金融审计对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修复作用。通过加强对金融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监控和风险预防，能够大大降低金融监管的风险。而且通过开展绩效审计，对金融监管主体进行监督，可以有效评估金融监管运作有效性，推动监管主体行为的规范性，提高监督效率。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金融监管是对于金融外部环境的直接控制，而金融审计则是通过独立的监督与预防，同时降低金融组织内外部的风险水平，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审计有效评价金融政策的效果。二者相互补充和促进，推动监管体系的完善，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国家经济宏观层面的风险水平。
三、现代金融审计功能的作用机理
现代金融审计对金融监管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与促进作用，共同降低经济风险水平。而现代金融审计的具体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它的免疫能力，以风险为导向作为审计开端，最终落脚到对于风险的预防上。
风险导向审计是审计免疫系统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强调审计通过采用现代审计模型，以被审计单位的风险识别为基础，判断出影响审计风险的具体因素，然后对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考量和评估。随着审计环境的不断复杂化，新的审计将同时强调风险导向和绩效导向，也就是同时注重经济性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在我国的国家审计中，以风险为导向意味着要扩大审计范围，注重对于整个营运整体的风险水平的评估，关注公共风险，延长审计链条，改善审计方法和程序。这种风险导向的审计对于发现、揭示和预防相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它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金融免疫系统。它的免疫功能主要由预防表现出来，因为能够提前感知风险，进而可以迅速采取法定职权，抵御侵害，推动社会经济系统的安全；另一方面，通过有效评估决策的风险程度，可以发现制度缺陷，不断完善制度本身，强化管理。
总之，现代金融审计的作用机理最核心点在于它的免疫能力。而这种免疫能力的具体发展则是通过及时识别与判断风险，然后利用综合平台信息对风险进行有效评估，最后按照监管法则对政策进行最终评价，以不断地改进审计效果，协同监管职能，最终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四、现代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构建：金融审计监管机制
通过对现代金融审计的探讨，笔者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位，尤其是对其宏观层面的经济职责做出了更多的强调，同时说明其对于金融监管的协同促进作用。在免疫系统观下，明白了金融审计的重要机制在于以风险为导向，最终实现对于风险的及时预防。那么，在这种作用机理之下，需要进一步探讨在我国的背景条件下，为什么以及如何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
（一）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迫切性 （1）金融监管存在严重缺陷。我国金融监管的问题非常突出。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金融监管实务过程中，监管法律不完善，很多法律法规不够具体，因此缺乏有效的约束力。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经常利用政治权力干预地方银行，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从范围来看，又忽视了非金融机构的管理，缺乏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从道德风险来看，当前金融机构的腐败犯罪行为日渐猖獗，犯罪主体的职位越来越高。而针对金融创新行为的监管也非常匮乏，很多金融创新因为其技术复杂性，风险并发性，导致不易监管却极其容易引发高风险，因此成为当前监管的重要漏洞。（2）审计职责功能不完善。当前我国政府审计并没有被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当中。在整个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虽然国家审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国家审计部门与人民银行及有关分支机构的沟通并不顺畅。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进行的金融稽核缺少对审计专业技术的运用。由于缺乏审计专业技术的运用，导致抽查的样本零散不连贯，不能对金融金融机构形成持续的监管效力。最后，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审计缺失。审计机构并不关心经济责任的履行程度，而只是关心其合规性和风险性，导致对风险的控制水平大大降低。
（二）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可行性 （1）金融审计应对金融风险的比较优势。本文在总结金融风险特点、金融监管缺失的基础上，对比金融审计的特点，找出金融审计应对金融风险的优势。
（2）金融审计免疫机制能够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预防为立足点，面向提高金融系统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金融免疫系统能够与金融监管相互配合，从而实现一种自我免疫与外部监管相互促进的监管效果。免疫系统在理论的指导下，能够有效明确金融审计的定位，避免审计与监管相互混淆导致的监管过度或者监管不足，能够有效地完善金融安全网络。这种作用的实现主要表现在，首先，金融审计免疫机制能够实现对金融机构的再监督，而且因为层次划分清晰，能够形成更为系统有效的监管体系；其次，以免疫系统观对金融机构管理绩效的审计，有助于金融审计拓宽审计面，达到对金融运行各个方面的监督效果，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安全，优化监管体系，完善安全网。
（三）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具体措施 在了解了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还需要详细探讨如何真正地打造我国金融审计系统免疫机制，以真正有效地实现其预期的理论效用。（1）明确不同的审计主体，打造金融审计“合力”。从监管的具体过程来看，社会独立审计应该占据金融审计的主题地位，国家审计在特殊事件中发挥其重要作用。立足于我国的背景，可以建立以国家审计为主导，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相互促进的整体金融体系。通过加大社会审计的参与范围，提高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水平，都可以有效地发挥风险防范的作用，使其审计结果能够为社会审计和金融监管起到参考作用。最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效率。在构建合力的过程当中，还应当能够有效整合各类审计资源，实现金融审计监管的综合优势。也就是说要发挥金融审计的组织优势，内部审计的信息优势，社会审计的技术优势，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发挥各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从而降低总体风险。这一综合的最终效果体现在组织的统一性，资源的集中性以及控制范围的全面性等各个方面。（2）构建金融审计监管机制的“硬件结构”。为了切实打造审计合力，我们认为需要从组织结构上对不同审计进行恰当定位，并通过充分的信息流动实现不同审计主体之间的相互促进，形成协同效应。如图3所示， 组织结构设计特点是，三个运作层级不同层级之间可以实现信息流动的双向性。第一个层级主要是金融风险监管委员会，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实现统一性。第二层级是政府审计主导的审计监督系统，该层级是核心部分。第三层级是内部风险监管部门。这里，主要说明一下第二层级的运作机理。审计合力的形成，需要实现全方位的金融风险监控管理。国家审计因为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因而其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通过确保国家审计的独立性，能够增进整个金融机构的客观性。其作用的具体层面是，第一，通过加强审计行业规范，实现对内部审计的指导；第二是促进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信息传递；第三是将政府审计发出的风险信号传递到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内部。通过三个层级的双向互动，可以最终构建一个良性的运作系统，从而搭建起有效的审计合力硬件平台。（3）构建金融审计监管机制的“软件平台”。监管机制的真正建立不仅需要组织结构的调整，还需要制度创新的保证。通过有效地提供制度基础，能够使得相应的硬件结构更好地发挥组织职能。如果组织结构是硬件平台，那么制度基础就是软件平台。当前对审计监管机制的制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法律、技术、人才等三大方面。通过不断地挖掘各种相关的审计资源，实现审计行业整体的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为了构建良好的审计监管制度基础，需要确保法律制度、人才选拔制度、技术开发制度等方面的发展，而且法律制度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以外，还应该加强一些其它方面的信息保障，包括提高审计信息质量，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推动非现场监管的制度的试行，比如说加强报告制度。最后是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组织内部的风险控制。如果内部建设良好，那么会带来外部监管成本的降低。
本文通过重新定位金融审计，探讨其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优势所在，提出应该充分利用免疫系统理论，构建我国独特的金融审计免疫机制。尤其是通过硬件组织和软件平台的构建，共同打造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合力，最终充分突出现代金融审计对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正面影响力。笔者相信，现在对于建立更为完善的金融审计机制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参考文献：
[1]黎仁华：《政府审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实现机制》，《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现代金融制度范文3
2005年之后,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非常重要,并且是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没有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也难以有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市场的巨大价值,所以国家花了很大力气来发展这个市场。
近五年,中国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这两件事情资本市场也不会走到今天。
一个是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从制度层面上的确阻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它使得这个市场没有方向、动力、激励和约束。2006年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从制度层面解决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也确立了它的发展方向。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完成。
另一个就是证券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前,如果大盘从6000多点跌到1600多点,如此跌幅下一定会有80%的证券公司破产,但是这次从6000多点下跌到1700点,没有一家证券公司破产,只有几个证券公司因为规模太大,引起了一些损失,但是没有到破产的程度。按照第三方托管的资金管理模式使证券公司走入了一个正常的发展轨道。如果没有证券公司规范的制度,资本市场一时也难以发展。
这两件事是最近五年来最大的改革。中国资本市场从改革初期的2、3万亿市值发展到现在的20多万亿市值,这两个因素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已堪称大国经济
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以前说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人家说我们的规模太小,2、3万亿的市值折合美元就是几千亿,根本构不成影响,对国民经济也没有任何作用,而现在20多万亿市值正在慢慢对全球产生一定的影响。发展到今天,资本市场已经开始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影响力之大证明其已经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大国。
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地位还不是非常全面。在政治意义上,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一个政治大国,在经济上虽然也是大国,但是这个大国更多是指区域位置的。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因为全球形势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全球经济格局变成了G2,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正在提高。
如果不出意外,2009年中国GDP大约4900亿美元,如果把物价因素考虑进去,大约在4800亿美元左右。该水平和日本接近,2010年可能超过日本,日本目前还在负增长,2010年它是零增长就不错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的确是经济大国,而且无论是经济的规模还是贸易的规模,都堪称经济大国。一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贸易规模很重要。中国贸易当前在全球位居第二,再加上产业竞争,中国不再是一个低端产业加工的国家,高科技企业也在逐渐兴起,这一点通过出口产品的结构可以看得很清楚。再加上中国金融体系这次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率先复苏,这和中国有一个有效率、安全、强有力的金融体系有关系。
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金融体系,世界的金融危机也会变成中国的经济危机,但是之所以没有变成中国的经济危机,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金融体系,它阻碍了信贷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可以发挥强有力的稳定经济的作用。这主要得益于中国这些年的改革,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体系所获得的重大发展。
大国经济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现在,中国为了经济能够长期、持续、稳定增长,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人口的规模、具有安全保证的战略性资源、强有力的科技创新能力等等,而最为重要的是,构建一个与之匹配、结构合理、能够分散风险同时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金融体系。中国不想走日本的道路,日本只维持了15～20年的增长,1990年以后就开始停滞了,这里面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其中就包括它的金融结构有问题,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美国能够成就今天的地位,是因为它维持一个世纪的增长。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美国就开始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二次世界大战它获得了很多好处,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才维持了它一个世纪的增长。
中国如何构建这样一个金融体系?我认为,在经济增长、发展模式上要更多地借鉴美国。虽然这次金融危机令人怀疑美国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没有出现问题,它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出了问题,比如说它追求过高的金融杠杆,以较小的资本追求极大的风险利润。美国的资本架构始终是最好的,面对这样的金融危机,哪个国家都会遇到问题,但是美国的问题不是特别大。
现代金融制度范文4
关键词：晋商票号；金融；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1783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4543(2009)06―0115―06
一、引言
2008年底，一场由美国2006年春出现端倪的“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华尔街职业经理人置风险管理于不顾的种种金融创新在多重传导机制的作用下让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在这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的经济危机中，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金融业管理上的缺陷都暴露在我们的面前。金融业的管理秩序亟待重建，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从中国古代金融业管理制度中会发现许多有建设性的方案，对完善我国乃至世界的金融管理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晋商在我国的商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时期主导全国商业的“十大商帮”之中。以晋商与徽商的成就最为耀眼。而论及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山西票号的地位更是不能忽视。晋商票号自1823年创立，在鼎盛时期，曾经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局面，但由于政治原因和本身发展的一些瓶颈，晋商票号历时一百余年后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现代金融企业的组织形式比百余年前的晋商票号更为严密，业务范围更为广泛，但晋商票号的兴衰对金融企业的管理还是有着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也能给与我们许多的启示。
二、“道德与业务并重”――完善的员工培训制度
人力资本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资本，“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所有的企业基本上都有自己培养合格职工的体系。晋商早在一百余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人力资源看作票号的第一资源，十分注重培养职工的业务能力与道德品质，并有一套与之相对应的培训体系。
山西票号中一般职员的选拔与培养遵循严格的“学徒制”，学徒(亦称“练习生”)时间1年，其录用、遴选都是非常严格的，从年龄、品格、相貌上都有具体的要求。已通过遴选的练习生还要经过1年的试用期，在试用期内，掌柜会交办一定的业务，在实际中考察，如站柜、待客、取货、送货、跑外、通知、誊写等。经过1年的训练，掌柜们听取伙计们的评论意见，认为符合当伙计，或者发现有经商头脑、精明干练的，进行谈话，决定留用人号。
之后练习生就进入了为期3年的见习期，在此期间对练习生的培养，不仅要传授业务知识，而且要培养每个练习生的道德品质。“练习生由总号年资者训育，训育的科目，在技术方面为打算盘、习字、背诵平码、抄录信函、练习写信及记账等；在道德方面为重信义、除虚伪、节、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晋商在道德考察方面还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即“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钾，近则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其观其能；卒则难办，卒间以观其智；急则易炎，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派往繁华而观其色。”
晋商不仅重视练习生的培养教育，而且也很重视对其他员工的培养教育。如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十分重视儒学伦理思想。他在担任大掌柜期间，开办号内学校，“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并请名师教育青年职工，灌输重信誉、讲忠诚的立身基础，以商人伦理道德要求员工“正心、修身”，杜绝邪道侵入。晋商对职工的技术培训使职工熟悉了票号的业务，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与此同时进行的道德教育则增强了职工对票号文化的认同感，使员工将商号与自己的价值取向合而为一，既避免了一些由于职工本身的差异带来的道德风险，又增进了职工的业务能力。
同样，现代金融企业也视人力资本为最重要的资本。他们通过对职工的轮岗、定期专业知识培训、公费留学等手段，培养、选拔合格的职工。但这样单方面侧重于技能的培训并不能规避金融业中尤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金融工作者们出色的职业技能使他们创造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不同年龄的债务本着风险分散化的原则被打包成次级债券在债券市场上发行，风险进一步被分散、转嫁，在技术角度看来，这样的金融创新无可挑剔，但是，金融衍生工具数理模型计算而来的定价则忽略了现实中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多样性、突变性，于是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的那一刻即是鼓声停止的那一刻，总会有人在该时刻为之前的一切付出代价。如果现代金融企业能够在培训员工的时候像明清晋商那样将道德培训放在与业务培训等同的地位上，职工在进行日常业务时就会考虑到道德因素，而不是只考虑业务的增加量、风险的转嫁率。
由此，关于规章制度与业务技能等“硬指标”、“硬约束”与职工道德文化等“软约束”的关系应该再度被我们提上讨论的平台。众所周知，仅靠道德约束的社会由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等问题的存在并不可能成功运转，但仅靠制度约束的社会也并不能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晋商的成功告诉我们，只有将“文化因素”渗透到员工的意识中，企业才能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下获得最大的效益。在产业经济之中，也有不少大型企业都将企业文化建设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松下公司在几十年的经营生涯中形成的七种精神：“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和亲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虚、顺应同比、感谢报恩”，通过将这些理念不断地传递给新的职员，保持松下谦和、执着、一以贯之的风格，松下产品的质量以及品牌形象也就在对员工的文化道德培训之中薪尽火传。
而现代金融企业由于业务的特殊性以及人才的特异性，在发展中并未像产业部门中的知名企业那样注重企业文化也就是对于职工的道德培训。这些现代金融企业在培训、任用、奖惩员工时，如果将文化道德与技术指标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员工的道德意识就会在业务指标之后形成第二道“保险杠”，使员工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相接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金融企业的高道德风险问题。
三、“花红制”――解决金融业委托一问题的一种可能方式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它的业务主体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对资金或货币资源进行跨期配置，而跨期的经营就容易引起经营的脱节甚至失败。大到政治动荡、战争爆发、未预料到的急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经理人的经营方式(冒险或是审慎)，小到单个客户的违约风险，都关系着金融企业的经营成败。
但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中，经理人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对金融企业的存亡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因为经理人是直接面对种种风险，他的决策将与社会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可控因素有一个综合作用。冒险的经营方式将放大固有的金融风险，将金融企业推人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与此相
反，审慎的、合理的经营方式将最小化不可控风险，使金融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由于经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对称，除了经理人本身的道德因素外，正确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监管机制就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在百余年前，晋商票号在面对种种不可抗拒的风险时，采用了一个非常人性化也更值得现在的金融机构借鉴的激励机制――花红制，来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规制。晋商票号的所有者们一般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基金。此笔款项是总号在每次账期①决算后，依据纯利润的多少按预定比例、对应各分号掌柜记提的一定金额的损失赔偿准备金，此项准备金成为“花红”，或者称为“倍本”。如“大德通的资本，在光绪十年改组时，原本十万两……光绪十八年，每股倍本一千五百两，共倍本三万两，合计为十三万两。”…此款专项存储于票号，并支付一定利息，一旦出现意外风险，以此款作为补偿。如果在分号掌柜任期届满退休时，而未曾出现意外事故，则连本带利一并付给分号掌柜，这相当于一笔数目十分可观的退休奖励金。
建立花红制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保障票号正常经营，防范意外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能够激励总号分号掌柜审慎经营，因为分号的利润越多，在未发生风险的条件下所获的收益也越多。花红制不仅相当于现代银行的计提风险准备金，它还包括建立了“风险管理奖励基金”，为票号的有序经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个“风险管理奖励基金”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晋商的时代，其对现代金融企业也有着很大的启示。
在当代社会，面对来源于社会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给金融业带来的不可控因素，金融监管机构想出了各种各样规避、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措施和方法。特别是在20世纪“大萧条”之后，银行监管成为金融业的首要议题，经过数十年的建设，银行监管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含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最后贷款人安排制度等官方安全网的体系。从日常经营管理的角度看，其中包括业务活动限制、资产分散化管理、资本充足性限制、风险管理评估以及信息披露要求等。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林银行到近期雷曼兄弟公司等近50年时有发生的金融企业倒闭案中，我们发现，纷繁复杂的条款并没有阻止现代金融业的经理人们采取冒险的决策。究其原因，是其激励机制与监管机制实际上的背道而驰。
现代金融企业的监管机制控制了以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的比例，而激励机制则是激励职业经理人从有限的报表数字之中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会计利润。而激励机制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经理人的薪酬体系。金融业经理人的薪酬通常是由两部分构成，即“底薪+分红”。以华尔街的金融工作者为例，他们的薪酬以分红为主，占总薪酬的80％甚至更多，②所有工作者根据等级以及业务量的不同对总的奖励金即总分红进行分成。而总分红的多少则仅与该会计年公司的全部利润正相关，即经理人为公司创造越多的利润，经理人本身可以获得越多的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成为薪酬考量的近似唯一指标，好的风险管理并不能量化为可参与薪酬体系的因素。而冒险的策略通常在短期内能获得更大的利润，经理人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选择审慎经营的可能性就很小，委托一问题也就更为突出了。
当监管机制希望用数量上的规制来避免经理人的冒险行为时，现代金融业的经理人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却是鼓励经理人找到监管制度的漏洞，获得更大的收益。近期起源于美国的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是由于银行业的冒险经营，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业间的风险转嫁，最终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倒下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就为这种监管机制与激励机制的不平衡付出了代价。与其他的现代金融企业一样，雷曼兄弟也采取了员工持股、期权的薪酬体系。相当比例的员工报酬以公司股票和期权的方式支付，且锁定期较长。巨大的财富激励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弊端，职业经理人不断冒险推高股价以获得高收益，公司的风险也不断累积。由于雷曼兄弟转变传统投资银行的经营范围，进入多角色的跨界经营，再加上与会计利润紧密结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促使各分、子公司大量操作风险业务，如承销以及在二级市场上买卖以次级房地产贷款为源头的垃圾债券和贷款，这就使得风险头寸大大增加，导致在市场风险加大的时期资产结构的调节难度大大增加。此外，雷曼公司一直增加的杠杆率使其在双高风险下运作，也是导致其风险管理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截至2007年，雷曼兄弟资产中45％是金融头寸，这些头寸中垃圾债券和贷款达327亿美元。当然，这样的运作模式也正是该公司激励机制极好运行的体现。不过，在激励机制完美运转的同时，雷曼兄弟公司的风险管理机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雷曼兄弟风险管理部门的设计虽然是独立于收益生产部门，但实质上风险管理部门并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公司的收益激励。与其他金融企业一样，雷曼兄弟对高管的激励措施也与短期证券交易收益挂钩，在诱人的高薪驱动下，雷曼兄弟的“精英”们为了追求巨额短期回报，纷纷试水“有毒证券”，借鉴金融创新从事金融冒险，重奖之下放弃授信标准，离开合理边界的高薪激励使得高管在风险与收益这一对孪生兄弟别疼爱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仅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以会计利润为准绳，应该加强监督、实行风险管理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抛弃了自己本身应有的职责而走向监管机制的反面――以会计利润为表现的激励机制。
此时再反观晋商票号，那时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更没有中央银行的日常业务监管。换言之，现代约束金融企业的严密的监管网络，当时并不存在，但其在19世纪的经营活动却从未由于经理人的过于冒险的行为招致损失。经理人在退休时可能得到的“风险管理基金”的约束下，采取了审慎经营的态度，对票号的放款对象、总放款额度有着严格的控制。也正得益于这种审慎的经营态度，晋商票号以信用贷款而非抵押贷款的高风险方式运营却得以屹立中华百余年。可见“花红制”作为风险管理的一种模式，是相当成功的。如果现代金融业能够借鉴晋商票号的“花红制”，也建立一个能够与“利润比例分红制”规模相当甚至规模更大的“风险管理奖励基金”，将风险管理量化为激励体制的一部分，从而从根本上遏制金融企业经理人的过度冒险行为，金融业的委托一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四、“有限责任与无限权利”――权责失衡带来的困境
从权利构成上看，晋商票号实行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普遍采用“东家出资，伙友出力”的方式。东家作为所有者只决定两件事：任命大掌柜和主持一个账期的分红，不直接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这样的所有制结构的分配制度是所谓的“股俸制”，即将人力股与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股合在一起，按总占股比例分配。李谓清描述了山西票号“股俸制”的操作细则：“各票庄身股之分配，大致无多大差异。各伙友人号在3次账期以上，工作勤奋，未有过失，即可由大掌柜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即将其姓名登录万金账中，俗称为‘，顶生意’。最初所顶之身股，最多不能过2厘(即1股之十分之二)，然后每逢账期1次，可增加一二厘，增至1股为止，谓之‘全份’，即不能再增。”管理
人员经营得好，东家、伙友均可获益；若是经营得不好，“赔东家不赔伙计”，管理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票号的经营之初，各票号财东所占的股份占绝对股数，这样的制度可以更好地激励管理人员从而使票号的业绩更上一层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票号财东的银股数变动很少，而人力股却处于持续的递增势头，到了20世纪初期，各票号的身股数已经普遍超过了银股数。以大德通1908年账期的分红情况看，银股分红34万两，身股分红40.288万两，比银股多分6.288万两，人力股东实质上已经是企业利润的主要获得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者的行为就趋向于以获取最大的可能利润为主导，如果高收益所带来的高风险造成了票号的亏损，管理层并不为此负任何责任。加之晋商票号的所有者承担无限责任，票号破产之后要变卖地产、房产，甚至因此入狱，晋商票号委托人、经理人的权责严重失衡使其发展步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
不少学者认为晋商票号的出路应该是改革组织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股份制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但是，根据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状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是最好的组织形式。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组织形式也不能解决管理层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管理层尽管面临着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权利约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依然存在。以本次次贷危机中声名狼藉的投资银行业为例，在一些投资银行破产或是被收购之时，股东为决策上的失败承担了有限责任，但具体做出决策的管理层并未被追究责任，其与本期对亏损相对应的收益早已在前几期以经营奖励的形式成为其私有财产。仍以雷曼兄弟公司为例，其作出2004年大举进军次级贷款市场决定的CEO富尔德在雷曼公司破产之后，虽然在华尔街乃至全世界的名声已经一片狼藉，但其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在雷曼公司破产之后受到损害。而公司的另一名高管Xavier Rolet更是在雷曼兄弟破产后不到1年的时间内，接受了伦敦证交所提供的首席执行官这一职位，继续书写他的职业生涯。这与该公司许多变得一无所有的股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进一步说明了，在现行的所谓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之中，管理层的权利与责任仍然处于不对称的状况。
此时，在风险投资基金中最主要的结构形式――有限合伙制可能成为解决这种权责失衡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中，合伙人由有限合伙人和无限合伙人组成。有限合伙人主要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公司和富有的个人，他们的投资占总投资的99％，但不直接参与经营和管理，对投资承担有限责任；而无限合伙人(又称为普通合伙人)为风险投资家，他们出资仅为总投资的1％，负责基金的实际运作，对投资后果承担无限责任。在项目产生收益后，先归还投资人的投资，超过基本收益的部分，无限合伙人可以分得20％～30％。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不直接参与基金的经营运作，并且仅以其投资额为限对基金的亏损及债务承担责任。而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投资专家，则直接经营管理风险投资基金，并以自己的所有资产对基金的债务承担责任。
在有限合伙制下，风险投资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一般合伙人，在企业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出资额和主导风险投资的决策权，但同时也对企业的借贷和负债承担无限责任，因而个人的财产处于与公司的经营共同的风险之中。对风险投资企业的经营者而言，其采取的实际上就是“控制取向型”的融资方式，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外部出资者，而是实际性地参与了企业的具体经营。因此，此时的经营者既是出资者，又是经营者，是个古典意义上的“企业家”，即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拥有者，又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拥有者。也就是说，作为一般合伙人的经营者拥有完整意义上的企业产权，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是高度匹配的，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是高度匹配的。因此，有限合伙制的实施大大制约了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产生。
从企业组织理论的角度看，晋商票号的失败说明了所有者承担无限责任并不是一种好的组织形式，而现代金融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说明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并不十分顺利。制度只有在能促进企业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生存，若是其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而就有限合伙制在风险投资领域的表现而言，其在统一权利和责任这一方面算是成功的。金融行业的高风险要求管理层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负责，而有限合伙的形式就从激励层面彻底地约束了管理层的行为，如果这样的形式能够真正得到推广，金融企业被经理人权利与责任失衡所放大的金融风险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虽然有限合伙制这样的组织形式现在还是主要应用于风险投资基金，若想将其推广到整个金融行业上还面临着各种各样操作层面的问题，但这样的权责分配也为金融行业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
五、小结
现代金融制度范文5
大数据就是针对各种类型众多的数据当中，能够保证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并且在进行实际应用过程中，具有较稳定结果，数据关联性较高。金融统计是密集型金融产业的监管部门，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金融企业金融统计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大数据时代对金融统计的重要意义
1.对金融统计准确性意义
目前，我国现行的金融统计数据是按照各金融单位进行层层汇总方式进行数据传递，这就导致每一个机构在进行金融统计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最终影响人民银行进行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采集方式的出现，减少了各金融机构之间层层汇总的数据统计方式，对于金融机构数据准确性具有重要保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金融在数据统计过程中成本有效的降低，对于金融统计准确性提升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2.对金融分析方式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具体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大数据时代金融统计并不只是将数据进行简单汇总，是将数据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筛选，保证有价值信息的提取与使用，能够依据科学方式进行数据分类，满足金融行业数据统计要求。同时，大数据能够实现对原始数据的整理，实现重要金融结论的体现，保证金融行业决策效率性提升，保证决策效率质量。
3.对金融行业监管的意义
大数据信息集散处理能够实现金融行业监管能效的有力提升，大数据通过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数据实时分析，实现对金融行业监管方式的更新。保证大数据处理的全方位信息，掌握金融分析机构的具体行为。通过大数据进行实际分析，能够保证监管报告的提供，并且内部信息相对准确，实现金融行业监管，保证金融监管有效开展。
三、大数据时代对金融统计改革与应用对策
1.重视细粒度数据采集
近年来，人民银行对于数据采集的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逐渐向着逐笔报送方向发展。存贷款抽样综合统计工作就是对于大数据时代金融统计的集中应用，实现采集、汇总、筛选、利用的全过程探索。存贷款抽样综合统计工作在具体开展中，能够实现对于数据的有效采集，并通过具体分析，实现对金融利率市场变动的监测。这种方式在金融机构当中进行实际推广，对于金融行业数据统计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实现监测范围更加广泛。
2.建立数据标准体系
建立数据标准体系，对于数据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提升整个金融统计体系当中的兼容性。由于在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中，受到数据记录不全面，数据标准不统一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现代传统的金融统计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金融发展标准，导致在金融行业数据安全性低下，准确性、一致性效果不明显，导致金融统计准确性受到影响。因此，建立数据标准体系，实现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统计数据一致性，促进金融统计工作准确性提升，保证金融行业有效决策。进行实际标准体系建立过程中，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内容：规范金融机构信息、规范金融计值以及规范金融工具，以此来实现数据标准的建立。
3.建立金融行业综合统计体系
金融行业存在一定风险，保证金融行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建立，能够有效提升金融行业监管抗风险能力。运用大数据进行金融行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建立，具体实施方法为：第一，建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在内的金融体系，实现总量与结构、存货量以及流量、数量以及价格之间的金融体系框架构建，全面反映金融体系资金变化，控制资金流量以及流向等相应状况；第二，建立专项金融统计制度，针对金融行业高风险平台，如房地产、政府融资等建立专项统计制度，保证统计安全性提升，同时细化影响金融稳定检测统计指标，保证金融监管安全性提升，实现风险评估预计决策信息有效监管。
4.扩大信息共享基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完善数据发展渠道至关重要。进一步完善推动金融统计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共享机制，实现金融统计覆盖面积以及获取渠道的扩宽。保证金融统计体系建立过程中法律保证与支撑，实现金融统计的发展。同时针对相应数据实现统计资料的与提供，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数据体系，实现金融行业各部门之间统计工作流程，保证统计数据可知性。
现代金融制度范文6
关键词：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
一、民间金融的界定
现代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界定的，因此也可称为“非正规金融”，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正规金融活动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这些民间金融组织从事资金融通活动但并未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运作模式主要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典当、合会等。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大多不能通过正规金融满足资金需求，例如农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行为；民间金融的交易对象是一些非标准化的金融工具，不被正规金融所认可，而且民间金融也不存在固定和正式的交易场所，使得民间金融很难处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虽然是相互对立的概念，但民间金融能对正规金融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有一套标准化的交易流程，受到金融监管当局的严格监管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信息公开透明，市场成熟稳定，利率成本和市场风险都比较小，是大多数金融主体的选择对象。但正是因为正规金融的风险厌恶偏好和标准化的交易流程，很多具有成长潜力而资质不够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满足资金需求。而且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完善，民众可选择的投资路径较少，银行存款和理财的回报率较低，无法满足广大资金持有人的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民间金融受到的规范约束较少，能够为资金的边缘需求提供支持，对正规金融起到了有效地补充作用。但是民间金融游离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之外，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导致信息匹配成本和利率成本偏高，风险较大，威胁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依照当前温州金融改革的背景来看，温州民间金融的内涵已超越上述定义。经济主体在银行、保险、证券市场之外从事的资金融通活动均属于温州民间金融的范畴。单纯从正规与否的角度定义去温州民间金融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因为温州存在大量正规组织形式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P2P等民间金融机构。温州民间金融可分为两个主体部分，即可监测民间金融和不可监测民间金融。随着温州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巩固加强，可监测民间金融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例如，温州市政府设立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监管小贷公司，从而将一部分民间借贷纳入制度法规的正规监管之下；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鼓励民间融资活动登记备案。而未来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主要努力方向便是推动更多的不可监测民间金融转变为可监测。
二、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内涵
本文认为现代金融是一种更为高效且理想化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是货币流动的信用中介，具有市场价格的发现功能，对现代经济的高速运转提供作用，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现代金融体制机制规模庞大，接受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公开透明，还享有政府隐性担保，所以现代金融的资金配置功能十分高效，金融市场风险处于可控的合理范围内，利率成本较低、安全性较高，通过多元化的运作模式，能够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主体提高资金支持，有效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同时又因为信息公开透明，信息匹配效率高，对整体和局部金融风险的预防与处置机制更加发达，因此能够有效满足高风险高潜力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所以现代金融市场呈现的特征就是，信息公开透明、快速匹配，受到合理监管和制约，基本上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利率成本低、风险小、效率高。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是相对的概念，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金融范畴，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任何对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改善都是朝向现代金融迈进。正规金融需要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包括银行、券商、保险公司及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厉监管和相关法律规章的严格约束，正规金融行为呈现标准化、程序化和规模化等特征，因此正规金融体系比民间金融体系更为健全完善，正规金融市场信息公开透明，信息匹配效率更高，所以正规金融具有较低的利率成本、较小的金融风险和较高的安全性。针对正规金融的严格监管在全力杜绝风险的同时也将大量资质不足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而这些中小企业为实体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和现实条件所迫，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取资金支持，阻碍其生产经营，甚至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即使是一些优质的中小企业也难以幸免于难。所以正规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要差于现代金融，并导致如今的信贷结构扭曲问题越发严重，闲置资金过多，资金短缺现象又十分普遍，正规金融在疏通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趋向平衡上的表现较差。民间金融游离于严格监管之外，其覆盖面比正规金融广泛，为边缘需求提供资金支持，有效地补充了正规金融的缺漏。但是民间金融不公开不透明，信息匹配困难，缺乏必要监管和约束，信用风险偏高，导致民间金融市场利率成本过高、安全性不足，抑制了民间金融高效地发挥资金配置功能。民间金融阳光化实质上就是民间金融向现代金融的升级转型。我们首先要理清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意义在哪，目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当前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利率成本过高、风险过大，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较低，无法有效补充正规金融的缺漏。民间金融交易主要在地下进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较为严重，交易双方或多或少都怀有投机动机，缺少信息公开与共享平台，信息搜集和交易匹配要比正规金融困难很多，这就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民间借贷利率要高出正规金融市场利率很多。另一方面，民间金融缺少正规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缺乏金融监管部门的必要监管，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及约束，使得民间金融的事前金融风险排查和事后金融风险处置能力较弱，民间金融的整体风险应对能力有待加强。只有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运作模式和金融工具进一步多元化、专业化、系统化，才能有效解决高风险、高成本的问题，使得民间金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在资金配置上的优势，对正规金融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推动民间金融向现代金融的转型速度进一步加快。
三、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进展
温州民间金融十分活跃，民间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运营规模庞大，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已经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温州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必要约束，温州民间金融规模恶性增长，借贷关系错综复杂，乃至个别信用违约就能引致担保链断裂和流动性紧缺，进而导致爆发严重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自2012年3月国务院启动温州金融改革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在迈向阳光化、正规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诸多成果，温州的金融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民间金融开始接受更多的规范化监管，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1.温州金融改革的举措和成效。规范民间金融组织，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2014年3月1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一举措有助于规范温州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包括民间资本管理企业、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和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中小企业融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规范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直接融资效率。设立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能有效解决民间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交易双方的匹配速度和效率，促进交易成本的降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是登记注册平台和信息公开平台，它的设立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公开透明，有利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督管理。温州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被很多地方学习，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截止2014年6月共有15个省和自治区设立了77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进行登记的借贷双方一旦遇到借贷纠纷，便可通过服务中心寻找解决纠纷的证据支持。金融监管当局在处理非法集资等犯罪案件时，也可以通过在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登记备案寻找证据支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设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加强与商务局、经信委等单位的合作，监督管理地方金融组织；由温州市金融办等单位牵头，从公安、法院、银监、财税等11个相关部门抽调人手成立了金融风险处置办，强化了温州市处理金融风险事件的整体协动性；市公安局组建金融犯罪侦查支（大）队，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设立金融审判庭和金融仲裁院以解决民事金融纠纷案件。2013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是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融资的法规。首创合理监管审判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解决银行及民间债务涉及面广、处置难的问题。完善征信体系，提升企业信用水平，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温州征信系统纳入了13家小额贷款公司、2家村镇银行和所有在温商业银行，而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也引入了征信服务。同时推动温州市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辅助管理系统、温州市征信综合数据查询平台和人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使用。征信服务在金融机构间的共享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金融机构搜集信息的成本，增强了风险防范能力，确保民间金融有序发展。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在温州地区的建立与发展，引导地方企业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温州民营企业多采用家族管理制，企业文化理念和经营管理方法比较落后，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管理制度较为混乱，扼杀了企业的成长潜力，以至于很难通过正规金融获取资金支持，但民间融资渠道成本过高，只会让本已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温州市政府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有两方面好处：中小企业如果想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首先需要进行公司股份制改造，及时披露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的相关信息，接受市场监督，促进企业资质的提升；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依靠资本市场庞大而复杂精细的运作机制，能妥善处理风险问题。对于在新三板成功上市的企业，温州市政府会给予100万元的奖金。2014年有223家温州当地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快速弥补了温州缺乏上市公司的短板。2.存在的问题。针对温州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依然存在较多漏洞，各管理部门的职能既有所重叠又留有空白，导致金融监管当局工作效率下降，民间金融游离于正规监管之外的空间依旧存在。目前行使职能的监管部门各司其职，比如金融办负责管理小贷公司，工商局负责管理典当行，经信委负责管理P2P，缺乏明确的金融监管主体，对民间金融监督管理工作的统一部署与协调难以进行，一旦出现问题，各部门容易相互推诿责任，使得温州在防范和处置总体风险方面的能力相对偏弱。温州民间金融在阳光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如何保证新设制度和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新设法律规章能否有效保障民间金融交易双方的权益，新设监管体制能否尽可能的涵盖民间金融的方方面面，同时又不能制约民间金融的积极性，如何保证阳光化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对民间金融的监管要到位而不是繁杂，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设立的初衷是鼓励民间借贷行为主动登记备案，促进民间金融公开透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既能提高民间金融配置资金的效率，降低民间金融的成本，又能方便监管部门掌握民间金融的市场动向，从整体上预防和把控金融风险。但现实与预期差距较大，在服务中心登记备案的民间借贷累计额只占温州民间借贷总额的很小部分，因为大多数民间借贷行为主体本身就不愿接受公开。在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的过程中，应增强阳光化对民间金融行为人的吸引力，为主动登记备案的借贷双方提供法律保护优惠和税收优惠等。
四、对于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建议
一旦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概念梳理清晰，我们就有了民间金融阳光化的目标，能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并及时落实。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是区域性金融体系升级转型的过程，推动阳光化需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着手。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内在方面是指温州民间金融的自我规范，以此提高民间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和降低风险。温州民间金融机构如小贷公司、典当行、P2P等应该积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吸纳金融行业人才，推动组织机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从根本上解决民间金融资金配置效率的问题。同时，温州民间金融机构可以成立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准则，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民间金融行业自律水平。温州市政府在推动阳光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组织成立公共服务平台，如现在已经存在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鼓励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升级转型为正规金融组织和机构，鼓励民间金融组织在公共服务平台登记备案、交易信息尽量公开透明，让公共服务平台能够容纳更多的民间金融活动，吸收更多的民间金融信息，促进民间金融市场的统一和规范，提升民间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外在方面是指依靠外部力量（如政府、市场）规范温州民间金融。首先，作为全国范围内民间金融改革的排头兵，温州市政府应该努力争取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给予其在法律规章和体制机制建设上的特殊性，保证相关政策对温州民间金融的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般性政策对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推进速度的约束性，使得温州在阳光化过程中将精力更多的放在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如何冲破陈旧的制度束缚。然后，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温州民间金融体系，保障民间金融主体权益的同时严惩违法犯罪活动。当前，温州市政府委派不同监管部门对相应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还应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组织，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与配合，促进温州民间金融监管体系化零为整，提高对风险的整体把控和处置能力。最后，应加快完善温州市征信制度，建立征信信息共享平台，以此提高对金融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力，降低民间金融风险和信息搜寻成本，提高温州民间金融的运作效率和安全性。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的疏导与平衡是民间金融在阳光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民间金融实现阳光化后需要去解决的经济问题。一方面社会闲置资金较多，另一方面社会融资需求又得不到有效满足，资金融通渠道的疏导是民间金融转型的任务和目标，这也需要在接下来的民间金融阳光化进程中不断尝试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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