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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制度范文1
环境会计Environmental Accounting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研究，环境会计已成为世界性的重要课题。我国自2001年1月成立了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对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进行了研究。与目前发达国家会计学界在环境会计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相比，我国的环境会计研究相对滞后，尤其是在实务方面，尚缺乏可操作性的环境会计制度对企业环境会计行为进行规范。
一、相关概念及解释
（一）环境会计
本文采用美国会计师协会（AAA）于1973年在报告中对环境会计的定义：“环境会计是企业组织行为对自然环境（空气、水和土地）影响的衡量与报告”。此定义立足于微观角度，强调应将企业环境活动对财务的影响，通过一套会计制度予以衡量，处理及揭示。
一般来讲，环境会计研究首先应解决以下问题：从传统会计中找出与环境相关的成本与收益，并采取相关行动以改善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设计新的财务与非财务会计制度、信息系统与控制制度，激励管理决策阶层重视环境问题；发展新的绩效评估模式，以供企业内部及外部报告和评估使用；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确认传统标准与环境标准相冲突的部分，并有效解决二者矛盾。
（二）环境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通过一定程序制定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会计行为准则和规范。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许多国家陆续制定实施自己的环境会计制度，但作为新生事物，各国的环境会计制度缺乏系统完整性，而且内容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执行情况并不理想。为此，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于1998年制定《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为各国建立和完善本国的环境会计制度提供了一份完整系统的国际指南。报告中指出，环境会计制度是一种把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和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效益作定量性的测定、分析和加以公布的制度。
企业环境会计制度应立足于企业，服务于不同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1.绩效评价功能
环境会计制度除了反映财务方面的绩效外，也应该反映非财务方面的环境绩效，财务绩效用货币为衡量单位，非财务绩效则用实物为衡量单位，通过二者结合，使环境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能对环境活动的结果有更完整和详细的了解。
2.信息服务功能
环境会计制度所提供的信息除可被公司内部人员及部门使用外，也应为社会各种利害关系人所利用。
二、制度框架设计
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下属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在1970年对会计下的定义是：“会计是一项服务性的活动，它的职能是提供有关经济个体的数量信息，主要是财务性质方面的。这些信息，在企图作出经济决策时肯定是有用的。”然而，会计的职能往往不能自发实现，它需要会计制度提供保证，这就构成了会计制度的动因。
一个会计信息系统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对会计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和处理、完成会计核算任务，并能提供为进行会计管理、分析、决策用的辅助信息。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会计要继承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特征，在制度构建时应遵循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原则，实现环境会计的基本职能，满足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构建环境会计制度应满足完整性和系统性的要求。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环境会计制度框架的构建，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即会计数据输入、会计业务处理和会计信息输出。
三、数据输入设计
本阶段的设计，主要解决环境会计要素及会计科目的确定问题。
会计要素是对会计核算对象的具体分类。环境会计的核算对象是企业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所有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单纯的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单纯的环境活动并不直接地涉及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主要包括企业的环境目的、环境政策、员工的环境教育和环境素质的提高，企业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及其数量情况，企业参与外部环境活动的态度等。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是由环境问题引发，能够以货币表现，直接涉及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环境活动，如环境污染交纳的税费和罚款，环境管理支出，环境投资评估与分析，由于环境活动可能引发的或有负债与损失等。
对于会计要素，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应依据复式记账法原理进行设计，国内主要有“三要素论”、“四要素论”、“五要素论”和“六要素论”几种观点。
综合几种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各位学者定义的环境要素数量和名称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关注了环境成本（支出、费用）和环境收益（收入、利润）。基于目前我国对环境会计理论和实务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将环境会计要素定义为六个，不需要打破传统会计的理论体系，也便于会计人员接受和理解，在实际操作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基于“六要素论”观点，环境会计科目的设计只需在现有财务会计科目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与环境有关的一级或明细科目。如设置“资源资产”账户核算各种类型的资源的原始价值的增减及结存情况；设置“资源折耗”账户反映各类资源资产由于使用、开采等而累计损耗的价值；设置“应付环保费”一级科目，反映和监督环境保护费用的计算与缴纳情况，同时设置“应付单位排污费”、“应付个人排污费”、“应付包装物排污费”、“应付废弃物排污费”等二级科目。设置“环境成本”科目反映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设置“环境损失”、“环境收益”及“环境利润”科目反映环境收益、损失情况；在“实收资本”科目下设置“环境资本”二级科目反映实际收到的投资者投入的各类资源的价值等等。
四、业务处理设计
本部分主要解决对环境问题给造成企业的财务影响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的问题。只有对环境影响的财务影响予以合理地确认、计量和记录，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才能有效地进行定期的披露（信息输出）。
环境会计业务的发生必然依附于特定的会计主体。与会计主体的活动有关的信息是大量的、多方面的，信息使用者所关心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而会计所能提供的仅是与会计的本质特征有关的信息，以财务信息为主，或者说是反映资金运动的信息。
随着环境因素的介入，企业从直接到利润和损失，到与市场机会成本效率有关的竞争优势，再到资产价值、或有负债和环境风险等事项的核算，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在设计环境会计核算内容和方法时，除了保留传统财务会计的核算内容和方法外，还要特别关注以下内容：对或有负债/风险的核算；对资产重估和资本计划的核算；对能源、废弃物和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的成本分析；对环境因素投资评估的核算；采取环境改善措施的成本和效益的核算等等。对这些业务处理方法进行设计时，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如联合国ISAR的《会计指南――环境财务会计草案》（1997.7）中对环境成本、环境负债的确认和计量方法，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学会（CICA）对本期内环境成本的分类和计量方法等。
五、信息输出设计
环境会计信息输出的设计，也就是环境会计报告的设计，主要解决如何确定报告内容和报告模式。
企业环境制度范文2
【关键词】中国国情 环境会计制度 构想
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当代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往往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以资源为代价实现个体的短期利益，最终导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而传统会计学并没有把环境支出与收益纳入其核算体系，没有对环境项目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没有提供生态效益方面的信息，仅仅是把会计主体局限在没有生态的环境之中，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没有计入成本。“经济之发展与环境之恶化犹如一种双面镜，一面显现出经济社会歌舞升平的景象，而另一面却照出了人类文明的病态”（郭道扬，1997）。为解决这一问题，构建环境会计体系已迫在眉睫。
环境会计（Environmental Accounting）是企业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它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纳入会计核算，以有关的环境、会计法规为依据，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采用多种计量手段和属性，对企业的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所做的反映和控制。需要说明的是，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大部分在传统会计中都予以考虑，但过去的考虑仅仅着眼于企业是一个盈利性的经济组织而未把企业看成一个社会性的组织，未能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加以考察。环境会计的建立将弥补这一缺陷。
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1971年比蒙斯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两篇文章为代表，他们率先提出了“环境污染会计”这一概念。其后，西方各国会计理论界将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相结合，着手研究环境会计和环境报告，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框架。1990年Rob Grany的报告《会计工作的绿化》作为环境会计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环境会计研究已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议题。我国开展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引进环境会计理论。葛家澍教授等在《会计研究》1992年第5期上发表的《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是我国开始进行环境会计研究的重要标志。由此，我国逐渐开展了对“绿色GDP”的研究，进而延伸至环境会计理论体系。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资源与环境》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建立环境会计体系，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满足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构建我国环境会计体系的必要性
1、我国环境现状的客观要求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落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过多地依赖于资源耗费。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对有关社会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问题的“无能为力”，人们的环保意识淡薄、环保技术缺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恶化、环境污染和环境问题已成为人们最为担忧的问题。从国家环保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近年来我国大批森林草原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碱化，草原退化，沙丘移动，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我国的环境状况已发出种种警报，建立环境会计体系迫在眉睫。
2、正确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需要
在传统会计核算方法体系下，环境资源未被列入资产加以核算，各项经济增长指标并不能如实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虚增国家富有程度，夸大人均收入和经济福利。就企业成本而言，传统会计只计人造成本，而对不能计价的自然资本忽略不计，助长了企业对社会资源的无偿占用和污染，虚增自身利润。环境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在产品生产成本中加入环境资源成本，从而能够较准确地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使企业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生产成本、保护社会资源环境。
3、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障。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改变、废弃物处理、产品安全与卫生等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组织和管理决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个社会环境的恶化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企业只有建立完善的环境会计体系，积极协调企业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4、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始终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在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条件下，只有建立环境会计体系，通过环境会计体系提供环境保护、公害防止与消除等方面的信息，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点，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社会和谐发展，才可能最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影响子孙后代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发展生态经济，建立我国环境会计制度的构想
1、树立企业环境责任的道德理念
目前企业环境责任的道德理念尚未真正形成，企业对环境会计在建立健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化制度中的重要作用缺乏认识。首先，政府职能部门应当更新传统观念，树立生态环境无害化的绿色文明理念，建立企业清洁生产的生态环境战略发展观念。其次，国家环保职能部门应加大环境保护、推进环境会计核算的宣传力度，借我国“绿色GDP”试点工作建立适合我国的经济核算框架，促进中国环境会计研究和发展。
2、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环境会计理论体系
（1）环境会计假设。会计假设是会计理论的支柱，是开展会计实务的必要前提，葛家澍认为“它是建立会计信息系统所依据的前提条件”。环境会计的主体究竟是企业还是政府？目前学者们的意见仍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环境会计既涉及微观（企业）又涉及宏观（政府），所以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包括企业微观核算体系和政府宏观核算体系两个方面。二是认为环境会计的主体就是企业，所以只需要设立企业微观核算体系；在近期内，上市公司应该成为我国企业环境报告的主体，当前尤其应关注企业层面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问题。三是认为政府作为环境会计的主体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较赞同第一种观点，环境会计体系应以企业为主，政府监督、统筹全局，协调管理。
（2）环境会计目标。从环境会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看，环境会计的目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目标，即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生态经济。在生产中要自觉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并积极治理污染，降低环境负荷，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生产中走内涵扩大再生产道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利用环境资源，谋求发展生态经济。第二层次是具体目标，即充分披露有关环境会计信息，满足决策的需要。如披露环境资源的存量和流量及资源资产的分布和变化；了解环境资源所能产生的效益；了解环境投资总额、投资管理情况；了解环境费用支出总额及其具体用途等。
（3）环境会计对象要素。环境会计的对象是企业的环境活动及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在环境会计要素方面，目前的学术研究也存在分歧。本文认同“六要素论”，即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收入、环境费用和环境利润。环境会计要素应与目前的主会计报表挂钩，以便经营者了解目前企业的环境状况，体现环境会计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建立完整的环境会计信息系统
企业环境信息要在环境报告中充分披露，增强披露数据的可比性和可靠性。环境报告披露的内容应包括：环境问题及影响、环境对策；在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披露环境支出和环境负债。其中，环境支出和环境负债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关键内容。环境会计报告可以是定量总结与定性描述相结合、价值量基础与自然量基础相结合以及环境的财务影响报告与非财务影响报告相结合，并突出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报告的模式有两种。一是补充报告模式，即在现有财务会计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会计科目（如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等）、会计报表（包括环境成本与收益表、环境业绩表和环境效益表等）和报告内容（有关环境方针、环境业绩、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预测等等）的方式报告企业环境信息。二是独立报告模式，报告内容包括：企业简介与环境方针，环境标准指标和实际指标，废弃物、污染排放等信息，环境会计信息，环境业绩信息，环境审计报告等。
4、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环境会计准则和制度
在进行绿色企业“三R”典型调研的基础上，尽快组织专家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会计准则和制度，这是实施我国环境会计的关键。为有效地建立和开展环境会计，我国必须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应制定相应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使各企业的报告标准、程度相同，从而在实践中统一规范环境会计核算对象及报告形式，增强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适应社会和时展需要的产物，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无限生命力，应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制度。通过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理论与实务的不断完善，可以促进企业处理好发展生产与环保的关系，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实现环境资源的损耗与补偿的良性循环，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融合，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许加林、孟凡利：环境会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 赵朝丽：试论构建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体系框架[J].事业财会，1999（1）.
企业环境制度范文3
[关键词] 环境标志制度 纺织品服装 绿色贸易壁垒
根据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规定，从2005年1月1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取消配额限制，纺织服装产品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国家或地区。这为中国的服装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然而，环境标志制度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将成为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面临的新挑战。
一、环境标志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产生和发展
1.环境标志制度的主要内容
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生态标志，是指由政府管理部门，或由民间团体依据一定环境标准，向有关申请者颁发其产品或服务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标志获得者可把标志印在产品和包装上。它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或服务从研制、开发、生产、使用、回收利用、处置的整个过程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最终有利于保护环境。
2.环境标志制度的产生
环境标志于1978年起源于德国。目前德国已对4500种以上的产品发放了这种标签，占全国产品的三分之一。随后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制定和实施了环境标志制度，其中较为有名的有:美国的“绿色签章” 和新加坡的“绿色标志制度”等。
我国于1994年5月组成的环境标志认证委员会，是代表国家对环境标志产品实施认证的惟一合法机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等文件,以及一系列“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的批准，为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奠定了基础。目前已开展认证种类42类，产品涉及家电、轻工、纺织、汽车等各大行业，有140多家企业的430余种型号产品获得环境标志。
二、环境标志制度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的影响
1.中国纺织品服装行业受到环境标志制度的消极影响
(1)环境标志制度可能阻碍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企业对环境意识和观念淡薄，纺织行业中的上游企业――原料商、面料商、印染制造商等少有申请生态纺织品认证的。虽然环境标志属于自愿性标志，本身并不具有公开的歧视性，不区分国内和国外的环境标志申请者，但它仍然可能具有隐含的歧视性。因此，取得出口国环境标志的产品可能因为不具备进口国的环境标志而无法进入进口国市场。因不符合国际环保标准且未获得环境标志，我国近年来大批纺织服装出口商品受阻，损失惨重。
(2)降低了中国不具有环境标志产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产品占有率
中国的环境标志制度起步晚，企业的具体操作法规存在空白点造成其产品申请并获得环境标志认证越显困难。事实上，发达国家环保行动起步较早、技术先进，其授予环境标志的评价标准较为严格。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即使真正实施环境标志制度，也往往会是依据的标准或条件相对较宽松，法律法规没有严格明确的强制要求认证，因而其未认证环境标志的产品无法得到发达进口国的认可，从而限制了这些国家产品的出口，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较低。
(3)环境标志认证增加了中国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成本
目前，我国国内环境标准与技术水平较低，实施环境标志的纺织产品的申请和使用成本较高。我国服装行业目前拥有的仪器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和检测手段在采用国际标准和国际市场接轨等方面都处于落后水平。企业为达到进口国的绿色环境标准往往需要引进先进设备以保证产品的清洁生产，提高产品的环保标准。这对受资金短缺的瓶颈约束的中国企业构成了环境保护的成本。另外，我国企业为了获得国外绿色标志，不仅需要支付大量的检测、评估、购买仪器设备等费用，还要支付不菲的认证申请费和标志使用年费等费用。
2.环境标志制度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的积极影响
(1)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如果建立环境管理体系，能带来环境绩效的改变，使绿色标志的产品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也会有很大的提高。纺织品服装环境标志产品一经出现，就吸引了广泛的公众关注，并在公众中有很高的认知度，成为引领绿色消费的先导。许多纺织和服装环境标志产品品牌已成为国家名牌，如杉杉西服等。尽管环境标志产品的售价要比传统产品高出5%～15%，但仍博得了许多消费者和厂商的青睐。在欧美、日本等地的百货市场中，有专门经销生态纺织品的专柜，销售的纺织品服装的面料都采用天然纤维制成的棉、麻、丝等，染色是用蔬菜汁染制。
(2)提高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避开“绿色贸易壁垒”
目前，我国的生态纺织品尚处于起始阶段，为适应国际纺织品市场的发展需要，2000年10月我国推出了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HJBZ30-2000《生态纺织品》标准，以应对发达国家对我国纺织品设置的技术壁垒。中国生态纺织品环境标志标准基本上可以与国际通用的生态纺织品标准接轨，因此可以说中国纺织和服装环境标志产品突破了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目前有90余家纺织企业也相继通过国际环保纺织品协会“Oko-Texstandard100”的认证。如“鄂尔多斯”牌针织纯羊绒服装被授予“信心纺织品”标签，为我国驰名商标早日成为世界名牌打开一条绿色通道。
(3)促使出口企业节约能源，降低经营成本，加速产品结构的调整
环境标志标准要求企业按照自身的情况，逐步实现能源消耗的减少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这样既减轻了污染，减少了资源消耗，又降低了各项环境费用（投资、运行费、赔罚款、排污费等）的支出。另外，环境标志制度在改进企业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加速了纺织品结构调整的步伐。一些企业在申请环境标志过程中，积极开展高新产品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改进和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努力提高产品档次和技术附加值，从而达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如淄博第三毛巾厂在实施环境管理体系中，采用了两项工艺改革，使染纱的耗水量降低73.5％，染布的染料用量降低54.7％。
三、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应对环境标志制度的对策
1.提高环境意识，树立正确的可持续发展观
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生产企业应顺应全球环境保护大潮，实施以质量取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应提高技术水平、注重环境保护，从整体上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从根本上突破环境标志这个新贸易壁垒。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企业要设计绿色产品、进行绿色生产、获得绿色环境标志并建立绿色营销渠道。这一系列的绿色环境保护措施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2.调整企业结构，开发符合环境标准的产品
环境标志制度的推行无疑为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催化剂，并且纺织行业推行环境标志制度还带来了其他相关行业的结构调整。如染料行业与纺织行业密切相关，由于生态纺织品标准中禁止使用部分有致癌作用的染料，并且这一要求也成为纺织品国际贸易的普遍要求，因此，染料行业加大了对环保型“绿色”替代染料的研发和生产的力度，并成为染料行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换代的一个切入点。
3.积极申请国际环境标志认证，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虽然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属于企业的自愿行为，但它对国际市场关系的影响是潜在和巨大的，因为零售商或消费者可能会拒绝购买无环境标志的产品，从而使有环境标志的产品和无环境标志的产品处于不同的市场竞争地位。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出口产品应积极申请并取得出口市场需要的环境标志等认证，主动争取在国际市场的有利竞争地位。特别是要重视贸易对象国的产品认证要求，根据进口商要求的标准提品。如杭州市喜得宝丝绸公司自从获得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并被批准使用环境标志以后，原先要经过200多项检测的丝绸产品出口到对方口岸时获得了免检，大大促进了公司的出口增长，使公司业务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口量增长了一倍多。
总之，从长远来看，只有更加注重人体健康和周围环境质量、对环境保护较为有利的“绿色纺织品”，才能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国服装企业应在新一轮绿色消费的浪潮中，惟有提升纺织环境竞争力才能有效获取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争取逐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企业环境制度范文4
【关键词】制度环境 非国有控股企业 研究开发投入
作为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成分，非国有控股企业已有30余年的历史。一般认为，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的非国有控股企业是指民间所有和经营的经济组织。狭义的非国有控股企业专指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而较宽泛的非国有控股企业则既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也包括集体经济和外资经济（王少梅、白雪，2007）。
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在发展的起点和发展历程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非国有控股企业发展起步比较晚，所涉及的行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次，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约束，社会和政府部门还不能完全接受其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因此，在相关的政策支持、社会支持、法律支持等方面也存在着特殊性。国有企业由于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其在社会制度环境较非国有控股企业则具有明显的优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以往的一些研究考察了我国企业R&D投入不足行为，但较少考察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R&D投入不足原因，而这个问题对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因此本文将从社会制度环境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关系方面展开讨论，以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供参考。
一、制度及制度环境的内涵
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和经济学家赋予制度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在众多经济学家流派的经济学家中，真正从一般意义上讨论过制度含义的主要是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芒斯和新制度经济学家舒尔茨、诺思等。凡勃伦认为，制度无非是“指导”个人行为的各种非正式约束。在康芒斯看来，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舒尔茨1968年给制度的定义是，“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论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从上述新旧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来看，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
制度环境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构成。戴维斯和诺思（1994）将制度环境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如支配选举、产权与合约权的规则。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我国国有控股企业的制度环境，以非国有控股企业作为研究的主体，并从其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制度。
二、制度环境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活动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2004）数据：2000年和2003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强度分别为1.73%和1.51%。美国2000年度高科技产业平均R&D强度为22.5%。显然，我非国有控股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与国际水平相比处于严重不足状态。虽然以往的一些研究考察了我国企业R&D投入不足行为，但较少考察我国企业R&D投入不足原因。从企业进行科学研究的制度环境方面考虑，而当前我国不同类型的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有较大差别，研究这个问题对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环境是影响所有企业研发投入状况的重要前提。按目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研究开发投入资本化有较严格的限定，多被列入期间费用，直接减少当期会计利润。这减小了与利润挂钩的绩效评估制度的国有企业研究开发的积极性，而非国有控股企业在这点上有明显的优势。
第二，企业制度从根本上划分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对研究开发投入不同态度表现的界限。李丹荣、夏立军（2008）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R&D强度与政府科技专项拨款投入有显著关系，非国有公司无显著关系，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事R&D活动的自我激励可能更强。
第三，地区市场化程度是影响企业R&D投入的重要方面。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R&D投入普遍较高。安同良、施浩和Ludovico Alcorta（2006）发现，江苏省制造企业R&D投入最强的的三大行业――医药制造业、造纸业和印刷业的投入强度分别为10.15%、6.99%和6.29%。赵海娟和程红莉（2007）研究得出东部地区在R&D经费方面的投入显然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且比重一直在增加；西部地区的经费投入不仅低于东部，而且也低于中部地区，且其重基本保持下降的趋势。
第四，非国有控股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规模是决定了R&D投入的微观制度环境。在以非国有控股企业为主的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创始人及家属担任高管可能更易处于盘踞地位，高管任期对R&D有负面影响，非国有控股企业上市越久，自主创新动力越差，“年轻”非国有控股企业创新动力更强。规模对创新的关系要以良好的治理结构为条件，非国有控股公司在创新活动中能承担较大风险的优势更多。
三、与研发活动有关的制度环境供求现状
企业产权制度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不同的发展思路。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度和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产权制度形式的选择与偏好方面。相对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制度缺陷，非国有控股企业由于企业产权更为清晰，企业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使产权价值最大化来安排，因此非国有控股企业要比国有经济的制度绩效好。王少梅、白雪（2007）认为，长期以来政府的制度与政策供给，并未给非国有控股企业提供一个必要的和足够的生存空间。对培养非国有控股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很多鼓励措施对都只停留在口头上。制度供给不足，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结构促进研发的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第一，抓大放小政策。各地政府多有大企业偏好，国有大企业也乐于向政府靠拢。大企业依靠政府提供的优势资源，取得竞争优势，同时，这也导致了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及其利益被忽视的问题。由于政府支持自主创新的资源集中投向了国有大企业，可能损害到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具有很好市场前景、具有较强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民营高科技中小企业。
第二，支持引导非国有控股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尚未完全成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我们现在鼓励、支持、引导非国有控股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政策许多还停留在宏观层面。在具体的制度安排、法律制度和运行细则方面，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国有控股企业发展的原则有很大差距。这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产生的某些不规范的市场行为有一定关系。非国有控股企业在具体的运作中财务与税收的不规范行为，使得会计准则的运用方面出现额外成本。
第三，非国有控股企业R&D的投资融资市场显失公平。我国政府在对企业R&D的投融资活动给予支持，主要是国有大企业获得了机会。而运用融资政策对非国有中小企业R&D活动进行扶持的相关措施和手段较为单一，支持力度也有限，中小企业R&D活动融资支持体系还存在许多缺陷。
第四，政府的职能转变不适应非国有控股企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改革缓慢，对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非国有控股企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对制度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强烈。现状同非国有控股企业发展新阶段的需求不相适应。
另外，文化作为非正式约束的表现形式，必然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深层土壤之中（陈定坤，2006）。在不同类型和特点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不同的经济类型有不同的看法。
非国家控股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外来力量的推动，外来力量中有一部分为外来科技力量。非国家控股企业要形成持续发展的能力，必须强化研发工作，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需求方面高质量的科技实力的引进必须的得到所有者的高度重视；供给方面，公共产品资源提供者必须消除传统文化中对“外来非主流”的偏见。
四、对改善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制度环境的思考
从上述对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制度环境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当前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制度环境还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第一，正确认识非国有控股企业，树立大力发展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观念。在实践上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使人们能真正认识到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建立和完善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财政扶持体系。将部分非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支持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而不仅仅将优势资源堆积到某些国有大企业进行相对低效的运营。
第三，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是解决我国中小高科技企业R&D融资困难的有效途径。为此，必须转变政府投资角色，拓宽我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完善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
第四，营造更加公正的法治环境。要制定宽松的政策，如公平税负，积极开展向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服务，加大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科技支持力度，鼓励人才到非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从内在素质上提高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科研实力。
第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积极主动地帮助解决非国有控股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将非国有控股企业自主创新水平引入地方领导的政绩评价评价体系。
第六，提升非国有控股企业整体素质。加强和改进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监管，推进产品技术和制度创新，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强化员工技能水平培训，努力提高民营、私营企业整体素质。
第七，传统文化和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协调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生成的深厚土壤，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成熟，我们必须正视家文化对我国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影响，辩证地对待现有运作模式，寻找传统文化有利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契合点，摒弃过时的文化，通过制度变迁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
综上所述，要促进非国有控股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开展，建立和完善财政扶持体系，以发展风险投资的方式解决我国中小高科技企业R&D融资困境并消除传统文化中对“外来非主流”的偏见已成为必然。制度环境的优化，将有利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少梅、白雪：制度环境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北方论丛，2007（6）.
[2] 李丹荣、夏立军：股权性质、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R&D强度[J].财经研究，2008（4）.
[3] 安同良、施浩、Ludovico Alcorta：中国制造业企业R&D行为模式的观测与实证――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2）.
企业环境制度范文5
关键词：家族企业 投资者保护 法律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66—03
家族企业有优点，也有不足，家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取决于特定的条件，包括家族企业内部体制的效率以及家族企业外部经济制度环境的作用。我们认为企业发展的外部制度制约条件对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内部机制更重要，即家族企业的存在和演进路径内生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现阶段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与制约，其实可以归结为金融环境、法制环境这两个因素，它们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与组织演变的重要变量。
一般学界公认的是，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成长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处在转型时期法制环境对于投资者保护较弱，外部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严重滞后，同时大多数企业处于创业期或成长期，企业创办者创新精神不足、创新能力递减，导致现阶段我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居多。
现阶段广东民营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集中、管理封闭，所有权开放度不高。即便有少数民营家族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笔者认为，广东民营家族企业的组织演进当然不可能脱离整个国家的大环境，但相对全国而言，广东家族企业社会化的趋势应该显得更强一些。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本文将借鉴投资者保护理论中法律金融论的代表人物LLSV等观点，根据近年广东省工商联对省内私营企业主的调查数据，对此进行分析。
一、广东民营家族企业所有权安排的现状
根据2004年（2006年）广东省工商联对全省181家私营企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现阶段广东民营企业的家族经营特点明显，虽然过半数的企业成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工会，但是仍然是企业主主导企业经营。创办人多集所有权和经营权于一身，在企业的重大决策上，由企业主本人作出决定的占36.46%；约95.30%的企业主同时担任企业总裁、（总）经理职务，企业主的父母、配偶、兄弟姐妹或子女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36.01%。这说明私营企业主，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于一身，家族经营特点明显；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等组织在企业治理中处于从属角色。
广东省工商联的调研数据显示，广东民营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集中、管理封闭，企业至今大都采取家族管理的经营方式，所有权开放度不高。即便有少数民营家族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广东民营企业主不积极引入职业经理人，是否说明在既存的制度环境中，与其他形式的企业组织相比，家族企业更有效率？
法律金融论的代表人物LLSV等观点，主张法律渊源的不同会导致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差别，进而在微观层面上出现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宏观层面上出现不同的金融市场监管模式和程度，从而影响国家公共金融市场的发展，乃至经济的增长。鉴于以上的考虑，本文将集中探讨法制环境对于广东省民营家族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影响与作用。
二、法律环境影响投资者保护的分析框架
法律因素是指东道国或地区为调整投资关系而制订并实施的各项与国际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有关政策和措施等。投资者保护源于公司治理中的委托问题。除契约论外，另一派是法律论。其观点以La Porta等人（简称LLSV）为代表，他们以全球的视角在国家层面（country—level）上分析比较各国的投资者保护现状，研究公司治理的外部法律环境（法律渊源和执法质量）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
LLSV（1998）以49个样本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按法律渊源（普通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分类比较了这些国家的投资者权利（股东和债权人）。LLSV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英美法系下的国家，一股一票方面的平均分值是与抗董事权的平均分值远大于法国大陆法系下的国家、德国大陆法系下的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下的国家，而强制股利只存在于法国民法系下的国家。他们发现，普通法系的国家较之民法系的国家能提供更强有力的投资者保护，因此法系根源是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投资者保护的解释因素，而有效的法律法规能有效能提高投资者保护的程度，提高投资者信心，增加了公司的融资能力。
另外，法律制定确实能弥补不完备契约的缺陷，但是仅仅只有法律制度就可以实现投资者保护了吗？LLSV（1999）分类衡量了49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主要从司法效率、腐败程度、掠夺风险和会计准则评级等方面进行考察）。他们发现，在很多方面普通法系国家较之民法系国家具有更高的执法质量，因此，他们指出较高的执法质量和效率能弥补法律制定本身的缺陷。
三、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的实证分析
下面将分别从中国的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分析、到广东投资者保护的法律环境分析，逐一展开对广东民营家族企业法律环境的探讨。
1.对中国的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的实证分析。我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经历了从弱到强，逐步健全的历史过程。本文将在LLSV（1998）和沈艺峰等（2004）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他们权威的研究指标，以更全面地衡量我国自1995年以来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历史实践进程。参照沈艺峰等（2004）的研究方法，根据中国证券会的《投资者维权教育手册》中的“维护证券投资者权益的主要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目录索引”以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选取1992年5月至2005年12月实施的78部法律文件。
为了分析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表2统计了中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的比较。
从表中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债权人权利指数和反董事权利指数落入了拥有最好保护措施和最差保护措施的国家之间，但却略低于转轨经济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这两个指标是来自于文件的法律，而非执行中的法律，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文件法律而言，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状况处于中等水平。
其中，法治、腐败和司法体系指数的数据资料给出了中国所有的法律执行指标，中国的法治和腐败两类指标的数值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大部分新兴国家和La Porta等人样本国家的世界平均水平，表明中国的法律权利只有形式的规定而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中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状况在整体上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2.对广东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的实证分析。在一个国家内部其法律基本是一致的，不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在法律的执行质量上有差别是肯定的。而法律的执行质量从本质上表现了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程度。因此，第二层次我们主要从法律的执行质量上来体现广东省各地区的投资者保护差距。
本文重点分析2000年以后广东省的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笔者借助了近几年广东省工商联对私营企业主的调查数据，以及广东省内学者近年的调研结论，并结合广东省各市的民商案件结案率来反映广东各地区在法律执行方面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
广东省工商联近年的调查显示，从私营企业主的角度，广东民营企业家一致反映：要不断完善法律的保障措施，增加私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要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要不断完善信息网络，政府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给予法律投资指引、行业规章、情报等信息服务。被访者虽然认同近几年来在落实保护私人财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提高私营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地位方面有改进，但对优化法制环境和政务环境的要求强烈。
另外，中山大学“民营经济研究”课题组在2006年《民营企业成长报告——基于广东民营企业的调研分析》一书中，对广东民营经济体制保障的问卷调研结果，也表明虽然中央和地方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供给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但是“法律法规的执行不能令广东民企满意”。
然而从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律实践看，自1988年中央颁布实施《民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到2005年的“非公36”条出台，有关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接近40部，而且个省市都自行制定了地方性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应该说法法律制度的供给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从这个角度理解，可能说明样本企业的回答更多地是针对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而言的，因此，法律权利只有形式的规定而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广东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珠江三角洲地理优势明显，基础设施齐全，经济势力雄厚，经济发展快速；东西两翼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良好，投资力度继续加大，但是相比珠江三角洲明显不足；山区地处交通闭塞，相比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的发展虽系于投资，受投资环境之影响，但制度差异的反作用不可低估。制度差异将直接表现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而在市场化进程发展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不仅市场体系健全，而且市场的运行机制也相对完善，市场关系比较规范，市场竞争相对有序，因此，可以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完全的市场信息，以此来配置生产资源、获得资金和销售产品，从而降低市场风险，吸引国内、国外资金投资，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北部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由于市场信息失灵，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市场风险，许多投资者不愿冒此风险，吸引资金明显不足，从而影响其经济发展。
从结案率的角度，从2002年广东省21个市的执法情况来看，三个区域的总案件结案率和民商案件结案率均没有明显差距，除了缺失的数据之外，只有云浮的总结案率低于90%，其他市的总结案率和民商案件结案率均在90%以上，湛江的两个指标都居全省首位。这表明广东省各地区在法律执行方面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不存在明显差距。
，
我们对于广东省民营企业产权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一是企业产权结构稳定，投资者构成和所有者权益构成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二是投资者在企业主要扮演所有者、管理者、技术开发者的角色，特别是所有者、管理者互相交叉的情况较为普遍；三是企业投资者合作关系相对稳定，投资主体略有扩充的趋势。因此，对于广东民营企业而言，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比例不高。
四、主要结论
家族所有权是创办人对既存的经济制度环境的一种制度适应。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实则是基于理性算计而做出的选择。从这个层面说，家族企业的制度安排的决定及效率是状态依赖的，但当外部约束条件改变时，最优的制度安排可能也会随之改变。
国内（当然包括广东地区）的股东法律制度，表面看来比较完备，但是法律执行效率很低，这使法律对投资者提供的保护大大折扣，这种法律制度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安排。
1.据中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的比较，我国还属于在法律对少数股东的保护程度非常弱的国家。虽然就文件法律而言，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鉴于此，现阶段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不会分离，创始人家族必须保留对企业的控制，并且自己进行管理。
2.在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民营家族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一些企业在规模化和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开始遇到管理瓶颈，从而感受到了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已有相当部分企业引入了、引进过、或计划引入职业经理人，但受制于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环境，故成功的案例不多。
3.为了促使广东家族上市公司向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转变，提高我国的投资者保护水平和国家、地区的执法力度以达到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目的是一条必行之路。
[基金项目：2010年广州市属高校科研项目“广州外贸企业国际贸易结算多元化战略研究”（108071）]
企业环境制度范文6
关键词：制度环境感知；人力资本；企业行为
一、引言
作为企业运行的宏观因素，制度环境能够对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Peng，2003）。樊纲等（2011）构建了一套涵盖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5个客观衡量制度环境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大量文献将这一指数作为制度环境的变量，研究制度环境对资本积累、融资方式和创新能力等企业行为的影响（笪凤媛；张敏；刘继兵）。然而，作为企业行为的发起人，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感知是企业战略决策选择的重要依据（Miller and Shamsie，2001）。企业家的制度环境感知充当着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企业行为的中介变量（Gavetti et al.，2005），一方面，企业家不断接收新的制度环境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对制度环境的对比分析和成本收益的反复衡量，选择收益最好的企业行为。与市场化进程指数相比，制度环境感知能够捕捉到企业家可能采取具体行为的主观意愿。
目前，我国的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等制度环境并不完善，无法完全支撑市场的公平交易。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难以通过市场自由平等地获得经济资源（Bai et al.，2006）。在产权制度方面，产权制度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相较于国有企业偏弱（余明桂等）；在金融制度方面，金融市场化的滞后性使得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加大（方军雄）。私营企业即使成功获取到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必定也要付出极大的成本（朱沆等，2012）。如果企业家无法及时地感知到制度环境可能存在的机遇和风险，就很难准确地判断并选择正确的企业行为。因此，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准确感知显得尤为重要（Peng，2003）。
针对目前正式的制度环境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现状，企业家普遍选择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的企业行为弥补制度环境的不足（何轩等，2015）。政治关联能够为在产权、融资等方面处于弱势一方的私营企业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蔡地等，2014）：一方面，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接触政府官员的机会，进而更多地了解产权相关的政策，如果能够接触到高级政府官员，还有可能影响政府执行有利于保护企业产权的政策（Bai， Lu & Tao，2006）；另一方面，现有文献研究发现，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资源，并且这种效应在金融市场化程度相对落后的地区尤为明显（余明桂等，2008）。
虽然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提权、融资等方面的资源保障，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政治关联会使得私营企业通过寻租手段扭曲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Charumilind et al.，2006），比如：私营企业的重复投资（梁莱歆等，2010）。政治关联作为弥补制度环境的非正式机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帮助私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治关联无法维持企业的持续发展（蔡地等，2014）。现有文献研究发现，虽然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入，但是这种效应会随着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具体而言，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较为完善时，政治关联对私营企业创新行为的激励作用会显著降低（蔡地等，2014）。原因在于，更好的产权保护制度使得私营企业更有动力进行创新活动，稳定的创新投入产出预期同时也降低了私营企业对政治关联的依赖程度；同时，市场化程度高的金融环境使得私营企业能够平等地享有融资途径和获得资金支持，这同样也会降低政治关联的作用。
Peng（2003）提出的二阶段经济转型理论也能够解释政治关联无法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在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交易结构以包含了政治关联的关系为基础；但是在经济转型的第二阶段，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交易结构将以市场为基础，交易的自由平等使得企业自身能力将越来越重要，而关系的作用将越来越小。Stiglitz也指出，在制度环境不够完善、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环境中，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资源，进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是一种相对更优的选择，但是随着制度环境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企业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边际收益呈现递减趋势，只能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持续获得收益。
政治关联这种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形下，短期内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的行为，无法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企业需要采取有利于企业内生发展的行为，才能够维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人力资本能够作为投入要素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时也能够作用于技术创新，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增长产生间接的影响（王文静，2014）。国内外的大量文献证明，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产生正向影响（Aiyar and Feyrer，2002）。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出：即使企业家感知到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了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进行诸如人力资本投资这种能够提升内生能力的行为才是更优的选择。
另一方面，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逐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蔡P，2013）。而人力资本能够作用于技术进步，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纪雯雯等，2015）。可见，从现实角度来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企业相对更优的选择。
然而，目前从制度环境感知的角度研究企业行为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家族传承等方面，涉及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相对偏少。为此，本文将尝试研究以下问题：在现有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在感知到制度环境不完善所引起的经营障碍时，是否会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一行为，以降低制度环境带来的风险，同时保证企业的内生增长。
如上文所述，企业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融资途径两类制度环境的感知会影响到企业的行为，在此基础上，过度的政府管制与审批（罗党论等，2009）和工业用地的价格扭曲（黄健柏等，2015），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高和市场需求不足（蔡地等，2014），都会被企业家感知并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在现有文献对制度环境感知测算方法的基础上（何轩，2014），在企业家对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6个方面的主观评价的基础上构建制度环境感知指标，使用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变量（李唐等，2016），运用OLS回归检验制度环境感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相关性，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IV）去除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内生性问题，检验两者的因果效应，最后使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进一步验证了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因果效应。
本文余下小节结构如下：第二节是研究设计，首先介绍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然后构建回归模型，并基于现有文献描述制度环境感知和人力资本等相关指标；第三节是实证分析，首先对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分别从总体的制度环境感知以及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7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进行初步统计分析，然后使用OLS回归、工具变量法（IV）和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检验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因果效应；第四节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武汉大学等机构开展的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作为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本次调查采用严格的随机抽样方法，使用等距抽样随机抽取广东省19个区（县），基于广东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在19个区（县）中随机抽取1000家企业，根据每家企业的员工名单分别随机抽取30%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70%的一线员工，最终分别发放企业问卷和员工问卷874份和5300份，成功回收570份企业问卷和4988份员工问卷。本次调查数据涵盖了用于测量制度环境感知的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6个方面的企业主观评价数据，以及用于测量人力资本的员工受教育年限数据，同时，此次调查还收集了控制变量对应的数据，比如：用于测量研发强度的企业研发投入和员工人数数据，企业税收数据，国有和外资的股权占比等反映企业股权性质的数据，是否国有企业、是否外资企业、是否出口企业、是否加工贸易出口企业、是否高科技企业等反映企业所有性质的数据，区域的政府GDP支出比重、区域市场化程度等反映地区经济水平的数据，企业行业代码、区域代码和调查时间等反映企业所处行业、地区和时间的数据，以及中间投入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等用于检验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因果性的工具变量的相应数据。
笔者对调查数据缺失值进行了清洗，排除了存在逻辑的数据，最终构建了2013～2014年934条企业面板数据。笔者对数据进行了Cronbach检验，系数达到0875，达到了调查数据信度和效度的平均阈值，说明本次数据具有可用性，能够作为本文分析的数据集。
（二）模型构建
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构建了一个测量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OLS模型，具体的模型如公式（1）所示：
1.因变量
现有文献通常使用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Henry et al.，2009）。本次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员工问卷包含了员工的受教育年限数据，为此，笔者首先根据企业编码将员工的受教育年限取平均值，然后利用企业编码和员工编码对企业数据和员工数据进行匹配，最后把员工的受教育年限匹配到对应的企业数据中。
2.自变量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测量方法计算制度环境感知（何轩，2014）。具体而言，笔者对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6个方面的企业主观评价数据求平均值，得到制度环境感知变量。问卷中6个主观评价数据分为无、较小、中等、较大和完全五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示企业家感知到该项制度环境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越不利的影响。因此，制度环境感知是一个反向数值，其值越高，表明企业家感知到的制度环境对本企业可能的负向影响越大。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研发强度（lnr_d_power）、企业的规模（lnlabor）、企业的税收（lntax）、国有和集体股权占比（lnstake_stake）、外资股权占比（lnforeign_stake），是否国有企业、是否外资企业、是否出口企业、是否加工贸易出口企业、是否高科技企业等反映企业所有性质的控制变量（X′it），区域的政府GDP支出比重、区域市场化程度等反映地区经济水平的区域控制变量（X′dt），以及一维制造业行业代码、19个区（县）的区域代码、2013和2014年份等反映企业所处行业、地区和时间的控制变量（Dj、Dd、Dt）。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举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图1～图4分别列举了基于制度环境感知、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7个制度环境感知因素的人力资本均值分布情况。其中，制度环境感知来自于6个指标的平均值，数值范围从1到5，平均分为4段，图1的横轴显示的是每1段制度环境感知的平均值。融资途径、市场需求等6个指标只有无、较小、中等、较大和完全五个等级，图2～图4的横轴分别显示6个指标的五个等级。
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制度环境感知指标，还是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6个分项指标，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基本相同，即随着制度环境感知的得分越高，企业的人力资本得分也越高。从图1中可以看出，当制度环境感知的取值分别在1～2、2～3、3～4、4～5时，人力资本均值从11592增加到13438，分别增加了0619、0527、0700，从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可能存在正向的关系。
11.779 图1基于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分布从图2～图4可以看出，随着基于创新能力和土地的制度环境感知取值越来越大，人力资本的均值也越来越大，呈现持续递增的趋势，总体上分别增加了1313和1010；随着基于融资途径、市场需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管制与审批的制度环境感知取值越来越大，虽然人力资本的均值出现了波动，但整体上仍然呈现递增的趋势，总体上分别增加了1004、1095、0830、0705。
进一步比较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6个分项指标的人力资本均值分布，发现当企业感知制度环境对企业产生完全的负向影响时，基于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最大，达到13003，比得分最低的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高0447；当企业感知制度环境对企业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最大，达到13211，比得分最低的基于融资途径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高1408。说明与
图2基于融资途径和市场需求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分布
图3基于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分布
图4基于土地和政府管制与审批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分布图5制度环境感知对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相比，企业感知到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可能会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时，企业更有可能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图5列出了制度环境感知对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制度环境感知对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为00447，说明制度环境感知可能会对人力资本产生正向的影响。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1.OLS估计结果
根据公式（1），本文对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进行了OLS估计。如表2所示，本文构建了3个模型，通过逐步引入控制变量，检验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相关性。模型1为在不控制任何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OLS估计结果。模型2为增加了企业研发强度、企业规模、税收、国有和集体股权占比和外资股权占比等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模型3为引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3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显著。当引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制度环境感知仍然与人力资本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为00447，说明制度环境感知每提升1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将提升447个百分点。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感知对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当企业感知到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越大时，企业越会采取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来降低制度环境带来的负向影响。
2.工具变量法（IV）估计结果
本文检验的是制度环境感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如果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存在相互影响，即两者存在内生性问题，则会影响OLS的估计结果。为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IV）剥离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内生性。本文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判断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是否存在内生性。通过运算，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3，小于5%，说明本文使用的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能够使用工具变量法（IV）剥离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内生性。
为了解决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Blundell and Bond，1998），选用中间投入总值（l_intermediate）和固定资产投资（l_investment）的滞后项作为制度环境感知（institution）的工具变量，分别求得中间投入总值的对数值（lnl_intermediate）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lnl_investment）作为制度环境感知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运算。如果工具变量（lnl_intermediate、lnl_investment）的Hansen J统计量的P值大于01，则表明工具变量满足了外生性假定，即可以作为计量模型（1）的工具变量。
根据公式（1），本文对表2的3个模型分别进行了IV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3个模型的Hansen J估计量的P值均大于01，说明本文选取的中间投入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滞后项的对数值能够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在加入工具变量后，模型2和模型3依然显著，说明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
3.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估计结果
虽然使用工具变量法（IV）的估计结果满足了Hansen J估计量的P值大于01的外生性假设，但是Wald F统计量均小于10，即不能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可能是弱工具变量，运用弱工具变量进行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偏差。为此，本文使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进一步估计，相较于2SLS等工具变量法估计，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对弱工具变量更加不敏感。如果Wald F统计量足够大，并且系数估计值与工具变量法的相近，则可以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表4列举了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模型2和模型3的Wald F统计量都足够大，并且系数估计值与工具变量法的相近，说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可以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同时可以看到，在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前提下，工具变量法（IV）的估计结果仍然显示，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存在正向的因果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基于融资途径、市场需求、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制度环境感知的人力资本均值分布的分析，发现制度环境感知可能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运用OLS回归估计、工具变量法（IV）估计以及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估计，在工具变量满足外表4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的有限信息最大
似然估计法（LIML）估计结果
chi25.8927.6557.25生性和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前提下实证分析发现：制度环境感知与人力资本存在正向的因果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当制度环境感知越强时，企业的人力资本越高。由于制度环境感知是一个反向统计量，即数值越大，表示制度环境可能对企业发展的负面效用越强，所以从结论中可以推出：当企业家感知到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经营发展造成的障碍越大时，企业家越会选择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结论与现有部分文献的结论不太一致。有的研究提出只有当制度环境不断完善，企业通过诸如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获得的收益大于政治关联所获得的收益时，企业才会选择人力资本投资。但是，也有研究提出政治关联会引起社会资源的扭曲配置，降低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政治关联的非正式性也导致了其具有不稳定性的特征，进而降低了企业家将企业长期经营下去，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的信心。面对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产能过剩等现状，企业家在感知到制度环境还欠完善，可能会对企业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时，仍然选择风险更大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在情理之中了。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以产权和金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建设力度。本文通过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在制度环境还不完善的环境中，企业仍然会选择人力资本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不仅会承担极大的风险，比如无法及时融到资金购买匹配经过人力资本积累的技能劳动力的机器而使得人力资本投资成为沉没成本，并且不公平的制度环境还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王学龙等，2015），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的天然互补性会降低人力资本的人均产出，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为此，政府应当加大制度环境的建设力度。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现有文献的研究，与市场需求、创新能力、土地、政府管制与审批等制度环境相比，政府应当以产权和金融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建立支撑平等自由交易的产权和金融制度，推动制度环境的全面改善。随着产权、金融等一系列金融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力资本的巨大红利将会被释放出来，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转型和稳定增长提供源源动力（顾国华等，2013）。
第二，加大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现有文献指出，只有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Vandenbussche et al.，2006）。这里的高等教育不仅包括大学教育，还包括职业技术教育。由于我国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还不完善，因此出现了企业需要的技能型劳动力与高校实际培养的劳动力技能不匹配的现象，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为此，政府应当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设力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质量，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补贴政策吸引更多的劳动力选择职业教育，从而为劳动力市场稳定地提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第三，加大以小微企业为主要对象的特殊性培训优惠政策倾斜力度。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和再培训两种方式进行。通常情况下，比起高等教育，员工进入企业后的培训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作用更加明显。培训费用由政府承担的一般性培训，效果没有培训费用由企业全部承担或者企业和员工个人共同承担的特殊性培训效果好。对于大中型企业，企业有能力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培训费用，但是对于小微企业，即使培训费用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企业也不一定愿意承担，加之我国目前制度环境的不完善，进一步降低了小微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为此，除了承担一般性培训费用外，政府应当对小微企业的特殊性培训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政府可以承担一部分由企业组织的特殊性培训，提高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进而提高整体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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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Enterprise Strategic
Choice Under the Percep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Yu Fan and Wang Chu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Coordination
Innovation Center of Macro Quality Management in Hubei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