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范文1
【关键词】区域空间；城乡一体化；协调
“空间”是人类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和权利动作的载体。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如开辟耕地、植树造林、修建铁路等都构成空间结构的组成部分。空间结构状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运费、地租、集聚三个基本因素外，还有如资源的分布、地形与气候、历史特点、社会结构、与周围区域的关系、决策者的决策标准与决策水平等（陆大道，1988）。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乡空间结构的巨大变革。在多数国家社会结构体系里，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的两种社会形态，城市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逐渐成为人类文明先进的象征；而农村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渐渐沦于愚昧、落后的困境。城乡分离的社会大分工，使城市和乡村的协作关系笼罩上了城市中心论的阴影，长期以来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相互分离、独立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城乡差距较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城镇与乡村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总体经济最优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1. 区域空间演进的一般规律
1.1空间演进的阶段划分。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与成长，经济增长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关系。区域空间以“核心————网络”为基本结构单元，在集聚与扩散的相互作用下，呈阶段性的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在传统农业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四个阶段演进过程中，空间结构类型依次为均质化空间、极核化空间、点轴化空间和一体化空间（陆大道，1988；潘玉君等，2007）。其空间的组织形态由分散的点状、无发展轴、无规模等级结构逐渐向点轴系统，进而向空间网络一体化系统演进，城乡空间关系由共生、分离、对立逐步走向城乡空间融合。
1.1.1传统农业阶段。这个阶段历史漫长，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逐步出现以居住为主要职能的乡村居民点；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商品交换为职能的小城镇慢慢出现，城乡结构初步形成。但由于社会发展缓慢，城乡之间交通等区域性基础设施水平低，城乡之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很少，没有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疏密问题，空间结构状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即呈现低水平的空间均衡发展状态。
1.1.2工业化初期阶段。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传统的以家庭、作坊经济为主体的分散式的城乡空间格局迅速瓦解，区域空间结构开始进入由分散走向集中的发展阶段。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增长，社会分工明显加快；水上交通、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出现，使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聚经济”效应开始出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城镇不断吸收广大乡村地区的资源，并向周边地区输出商品，城镇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低效的空间均衡状态被打破，空间经济梯度突显。
1.1.3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和私人投资能力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重化工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开始大量出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逐步加快。资源的开发和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使新的城镇不断形成，单纯的“中心一”模式逐渐变为多核心结构，城镇职能分工和等级体系初步形成。由于集聚经济在社会经济区位决策中的统治地位，社会及产业主要集聚于高等级的城市和轴线上，“点一轴系统”逐步形成，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愈演愈烈，空间结构仍处在变化之中（陆大道，1998）。
1.1.4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科技文明高度发展，并在经济建设、城乡规划、生态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事业使经济发展的区位因素大大下降，“集聚经济”发展超过了所能允许的边界，形成了所谓的“集聚不经济”，“用脚投票”的民主制度使城乡、区域之间的消费、收入、就业和机会选择的差异逐渐消失。生态文明理念受到高度重视，各地区的空间和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以城镇群为主导的“点一轴”空间系统逐步完善，等级差别愈来愈小，整个空间结构重新回到“平衡”之中。
1.2空间演进的三维模型。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决定着空间结构的演进过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前，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对物质生活的高度渴望，使社会经济的空间运动以集聚为主，其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增长极发展模式成为最佳选择，区域空间结构不平衡不可避免。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公平、正义、发展机会均等社会因素渐起主导作用，经济因素作用下降，平衡布局、发挥社会效益变得愈加受到重视，社会经济区位决策可能偏离经济上的最优方案，随着经济、社会两维空间延伸。到了后工业化阶段，强大的技术手段强烈地改变着自然结构和生态环境结构，生态环境因素愈来愈明显地影响国家和地区资源开发方向、产业选择和空间布局，空间区位抉择同时受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因素的作用，空间结构变化沿着三维空间延伸（陆大道，1998）。
2. 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现状解析
2.1城乡空间结构演化进程明显加快。
（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把发展重点放在城市，而农业部门只是向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导致农业减产、粮食供应紧张、农业部门长期滞后、城乡差距加大，城乡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周叔莲、金碚，1 993）。
（2）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国城乡结构在经济、社会转型等多重推力下，正经历着急剧的空间演变进程（李国平等，2009）。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和经济能级提升。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建设呈现出大规模的开发热潮，城乡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演化进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2008年底，人均GDP为2.2698万元，已基本具备了促进城乡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条件：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不断进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了小康水平；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央政府多次下发文件，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规划。
2.2影响城乡空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1）尽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严重障碍。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在为工业化作出贡献的同时，却由于“抑农保工”和“城镇剥夺农村”两大措施损害了社会公平目标和牺牲了农业效率。农村人口因转移无门而大量滞留在有限的农业空间，农业的规模经济难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迟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有效需求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隐患（何念如、昊煜，2007）。
（2）我国城乡空间布局混乱，多数城市空间扩展陷入“摊大饼”的怪圈，处于近域无序蔓延，广域扩展严重不足状态。一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带来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就业困难、地价上涨等一系列过度“城镇化”问题；另外，城镇化将城镇技术水平低和污染严重的工业向农村转嫁、扩散，从而也连带地将城镇污染向农村延伸、扩散，形成新的污染区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王春光，1997）。二是多数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城镇规模存在断层，缺乏大城市，不利于经济要素与产业的快速聚集与扩散，不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由于小城镇缺乏投资，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低，吸引力差，一些企业不愿在小城镇扎根，使工业合理布局不能顺利展开，疏导大城市人口的阻力很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大城市已明显表现出工业和人口过分集中的许多弊病，却仍然存在着继续集中的趋势。三是在产业发展上，城市之间的依存度不高，产业落差和经济落差大，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产业发展矛盾难以协调，中小城市的支撑产业普遍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不同程度地发展滞后。四是在行政管理上，大都处于无序竞争、各自为政，而不是有序合作和协调发展等等。
3. 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3.1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外部环境。
（1）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相互支援，共同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切改革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是一个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必须拥有一个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首先是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其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改变目前主要由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调低税率，刺激和鼓励国内消费，启动巨大的乡村消费市场；第三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改变目前经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为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第四是改革垄断行业，加快事业单位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黄坤明，2009）。
（2）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一要采取各种措施为人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国家要保护农业、建立自然保护区、新城建设引入农业景观、维持生态平衡，使人类可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二要提高人类素质，增强责任感，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也刚步入中级阶段，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保护环境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二者并不矛盾。
3.2城乡统筹规划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前提。
（1）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乡统筹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打破行政界线，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既注意城乡之间以及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又注意城市发展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紧密联系，从城乡区域整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前提。用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来控制城乡土地的使用，使城乡发展相互衔接，从根本上防止城镇无限无序蔓延，保护农业发展。通过建设高度发达的道路交通系统，缩短城乡之间的距离，方便人们的出行和货物运输，从而使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兴旺发达。
（2）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和小城镇都已编制了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不少城市甚至进行了多次修编和调整。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发展规划的法律约束力弱，随意改动现象严重，致使规划难以落实。只有通过立法，加强规划的约束力，才能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城乡统筹规划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不仅仅是规划专家和政府的事情，必须允许社会公众参与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西方国家所有的规划必须通过市民的审议程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充分转变政府职能，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利益，不断增强服务意识，通过强化社会公众对城乡规划和管理的参与和监督，引导和帮助公众去改善发展环境。
3.3发挥政府职能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关键。
（1）统筹城乡空间协调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离不开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扶持和保护。一些人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消失，我国可以通过人为地加速城镇化进程来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空间的迅速融合。这种想法不但不可取，而且非常有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常常给市场经济造成无序和混乱，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对于自由竞争发展中的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应当努力去调控和纠正。城乡空间发展即有内在的规律性，也需要从外部加强引导和支持，西方国家无不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城乡空间协调发展保驾护航。
（2）另外，由于农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弹性低等，因此，市场对农业的调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农村改革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支持参与程度，深刻影响着社会参与度和农村面貌改变程度。解决城乡空间二元结构，从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必须要依靠政府的积极作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业、农村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
3.4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途径。发达国家城乡空间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高度发达的城镇化并没有消灭农业，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和人类聚落的一种形式，也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农业的健康发展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应从具体政策和资金投入上加强对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通过龙头企业的订单农业，把分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农民种易卖难的后顾之忧；积极发挥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的作物，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利润增值问题。同时，要进一步落实“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以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为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农业，不断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增强农业综合能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比较收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黄坤明，2009）。
3.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基础。社会保障是实现二次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贫困率，防止两极分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城乡间的差别，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随着城乡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问题仍然很多。首先，我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比较窄、制度不够健全、管理基础比较薄弱、资金支付压力大、部分社会群体保障待遇不合理，特别是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不衔接等问题尤为突出。其次，农村社会保障仍然非常薄弱。一是农村低保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有待完善；二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配套资金不到位，保障水平过低；三是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定位，农村养老保障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非农化的发展，我国农民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土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化。另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家庭小型化也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大为削弱。当前农村医疗、教育费用支出过高，抵制了农民的消费意愿，导致经济发展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因此，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助于贫困农民增强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和城乡生产资料的合理流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形成全覆盖、多层次、可持续、高效率的社保体系，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省市转移接续，不断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等。
参考文献
[1]黄坤明，城乡一体化路径演进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56～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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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玉君等，区域发展与主体功能区系统研究（第2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1～32.
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范文2
（一）城乡布局统一规划，打破城乡空间界限
2008年，根据宝鸡统筹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凤县为全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和样板，制订了《凤县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打破城乡空间界限、村组界限，统筹推进“四个集中”：人口向县城集中、向工业园区集中、向城镇集中、向中心村集中，制定了“一体两翼五星百村”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建成以凤县县城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凤州现代科技产业园区和留风关循环经济示范园区为两翼的副中心；以河口、黄牛铺、平木、唐藏、三岔五个明星镇为依托的产业基础雄厚、生态环境优美的小城镇；以100个自然村为支撑的主导产业突出、农民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集中居住社区。通过近年来的运行，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进展顺利。
（二）县域经济实力壮大，农民收入大幅提高
宝鸡县域经济不断壮大，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136户，县区工业园承载能力不断增强，34户企业成功入园，园区已成为引领县域工业发展的引擎。农业特色产业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畜为主导、果为特色、粮为基础的发展格局。城镇化步伐显著加快，一批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工程陆续开工。2009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86元，县域经济、非公经济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分别达到45.2%、47.6%。凤翔、扶风县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升最快百强县，凤县荣获全国最美小城殊荣，岐山成为部级苹果项目示范县，眉县成为全国无公害猕猴桃科技示范县，东岭村跻身“中国经济十强村”。
（三）“新农保”制度试点成功，城乡养老制度无缝衔接
宝鸡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采用费用县级统筹式、缴费和享受待遇捆绑式、基金储蓄以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完全个人账户积累式等形式。该制度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为基础，兼顾传统的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方式，推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村和城市享有同等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使农民真正享受到30年改革发展的成果。2010年4月《宝鸡市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宝鸡市社会养老保险从制度层面上实现了无缝隙、全覆盖，从根本上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问题，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四）统筹城乡就业，城乡就业体系逐步完善
按照“统筹城乡”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宝鸡市政府提出了“统筹城乡就业”的发展思路，积极推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等。鼓励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农民、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主体，从事个体经营，创办经济实体。对创业所需土地可征用，可租用、可入股；对自行申贷创业成功的下岗失业人员，按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贷款限额，由财政给予2年的贷款贴息；对有就业愿望、就业技能的下岗失业人员，由公务员牵线搭桥，帮助其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超过50人和100人的，以最高不超过50万元和100万元的贷款限额，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的50%，由市财政给予两年的贴息；对自主创业的大中专学生，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由市财政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判别
（一）农业人口众多，城市化进程滞后
城乡融合是农村不断被城市“同化”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就越高。宝鸡是因宝成、陇海铁路而兴起的新型工业城市，城乡并存，城镇化水平低，城镇规模偏小，城市化进程滞后，农业人口众多，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2008年宝鸡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11%、60.3%、28.7%，从数据看，经济结构趋于合理，但一、二产业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且GDP、人均GDP、经济增速在全国处于下游位置，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也不同步，超过50%的人口仍滞留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
（二）城乡资源配置不均，现代农业发展缓慢
宝鸡工业基础雄厚，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但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县域经济实力依然不强，工业反哺农业能力较弱。农业基础条件相对较好，资源较为丰富，但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虽然近年来在城乡建设、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没有达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现代农业开发与综合利用滞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不同步，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尚不健全，现代农业发展缓慢，统筹城乡发展压力较大。
（三）大量富余人员进入城市，农村发展缺乏后续新生力量
城市化发展，承载着城乡腾飞的希望，也抽取了广大农村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过量转移，势必造成农村劳动力下降，农业系统人才稀缺，尤其是缺乏高技术人才和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鲜血液。这不仅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也降低了土地这一人类最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宝鸡县域人口占全市80％左右，而经济总量仅占全市的50%多，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仍有40多万的贫困人口，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统筹的发展思路
根据宝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城乡一元的现代化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发展，积极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宝鸡在国家“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范文3
关键词：乡村转型；乡村发展；城乡协调；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097-04 收稿日期：2011-05-12
乡村(亦称农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指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2009年，我国城区面积为17.55万km2，余下的乡村地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8.17％。2009年我国的乡村人口仍占到总人口的53.4％。目前，我国乡村和城市的发展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随着经济与社会转型，区域要素重组与产业重构，特别是乡村要素非农化带来的资源损耗、环境污染、人居质量恶化等一系列新问题：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1999-2009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亿亩，其中大部分转为了城镇建设用地；中国农村发展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近2亿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社保等系列生计问题，城镇化滞后于非农化引发了严重的农村空心化与土地资源浪费问题；工业污染导致的村民健康、饮水安全等问题；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过程中智力资源的严重流失导致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缺位问题等，严重影响到我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体制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6：1，扩大到了2009年的3.33：1)，“三农”问题日益凸显，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三农”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作出了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部署，以此稳定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积极性，推进农村生产发展，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些举措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未从根本上遏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并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当前，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双轮”驱动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这使得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顺利实现乡村的转型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乡村转型发展的概念内涵
关于乡村转型发展的定义，已有诸多观点见诸发表。刘彦随认为，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农村传统产业、就业方式与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由过去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转向构建和谐社会过程的统一，其实质是推进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这一定义强调乡村发展模式和结构以及工农和城乡关系的转变，而对发生这些转变的作用主体与作用方式没有阐述。乡村转型发展概念在实质上与国际上流行的乡村重构(ruralrestmcturing)这一术语具有相似的内涵。伍兹(woods)认为，乡村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和农村经济的调整、农村服务部门的兴起和地方服务的合理化、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要素重组等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它是地方内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与变化以及当地参与者对这些作用与变化作出响应与调整的结果。伍兹的这一概念则强调了转型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因素与主体，并突出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塑，但对乡村空间重构并没有强调。而陈晓华和张小林则强调空间重构，认为乡村转型发展集中表现在经济形态、空间格局与社会形态等方面的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乡村空间重构。此外，蔡运龙认为，乡村转型发展主要体现为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农业土地的经营方式、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与城乡差别、乡村经营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转变。
综上所述，乡村转型发展，即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并由当地参与者对这些作用与变化作出响应与调整而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消费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城乡差别等方面的转变。
二、乡村转型发展的测度
一般认为，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乡村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城乡间交流和联系的不断深入，由此造成社会产业整体在城镇与乡村间的功能分工愈加广泛和深刻，并推动城镇系统和乡村系统在持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变动和转型。合理推进地区乡村转型发展，首先需在定量分析与评价基础上，清晰把握其现有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及其所处的转型发展阶段，紧密依托乡村转型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地区发展优势，明确乡村发展定位，并由此组织经济与产业结构的深化调整。
在定量层面全面评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状态，不仅需综合描述其乡村发展层面的状态与变化，还需深度刻画其经济社会与产业结构变化与升级的转型过程，同时综合性地检验不同发展状态与转型过程相匹配的最终效益。据此，可以从乡村发展度、乡村转型度和城乡协调度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测度乡村转型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图1)。
乡村发展度：综合度量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之前所拥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和转型前后发展水平的变化，以及乡村转型对乡村系统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变化方面的综合作用结果。
乡村转型度：即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程度，综合反映乡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速率，揭示乡村系统由粗放无序发展向高效有序发展的转变程度。
城乡协调度：从本质上揭示区域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有效的配置程度，以及乡村转型发展是否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益最大化。城乡协调发展程度能有效检验乡村转型发展的合理性，良性的乡村转型能推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而恶性的乡村转型只会加剧乡村的被剥夺。推进乡村发展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而协调的城乡关系能有效整合与配置区域资源，进一步促进乡村的持续发展。
一般而言，特定区域的乡村转型发展需要适应于其自身的乡村发展度基础。较低的乡村发展度意味着区域乡村系统在发展资金、农业技术、人力资本、基础生产和服务设施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积累，难以有效支持乡村在每个功能子系统的全面升级和转型。若在此状况下盲目推进乡村转型发展，将打乱原有的乡村积累和发展模式，致使乡村功能子系统的结构升级难以达到改善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目标，并最终导致乡村系统发展受限和城乡不协调发展。但如果推进乡村转型的
程度适中，且乡村经济的转型集中于改善原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条件，最终将促进区域乡村发展度的显著改善，并有效推动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
当区域乡村系统经历了快速发展并成长到一定阶段，在原有发展模式下乡村系统必然难以保持应有的发展速度以满足区域整体发展的需求。及时推进乡村转型发展，通过政策激励、就业支持和技术改进等措施，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系统结构的优化，加快乡村发展速率，成为推动城乡协调、保障区域整体持续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区域乡村发展度得到不断增长，而乡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平稳将极大地影响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简而言之，特定的初始乡村发展度面对不同的乡村转型度，最终将导致城乡关系和区域整体不同的发展模式(图2)。
三、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转型发展
本文从乡村发展度、乡村转型度和城乡协调度等三个维度出发，分别构建综合型评价指标体系。从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等三个方面概括，以确定乡村发展度评价的四个准则层，即乡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投入、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态环境，并构建乡村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选取非农人口比重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乡村消费结构变化、粮食作物种植比重变化和复种指数变化等指标构建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城乡人均收入对比、城乡消费结构对比和产业劳动生产率对比三个核心指标构建城乡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对比度量城镇与乡村两个不同地域的发展是否协调。
以地区(地级市)为评价单元评价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转型发展态势，结果表明：1)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各地转型发展的普遍驱动力，而特定区域的乡村转型发展需要适应于其自身的乡村发展度基础，以使转型过程得到最高效的支撑；2)较低的乡村发展度难以有效支持乡村系统的全面升级和转型，盲目推进乡村转型发展将打乱原有的乡村发展模式，导致乡村系统发展受限和城乡不协调发展；3)当区域乡村经济拥有了足够积累并对快速发展提出新的诉求时，及时推进乡村转型发展、促进乡村系统结构的优化，将成为推动城乡协调、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与必然选择；4)总体上看，2000-2008年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经历了一个普遍衰退的时期，57.9％的地市呈现城乡协调度的负增长，全国层面的城乡协调度降低了1.3％，城乡协调度降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矿产开发基地和部分中部地区，其经济的发展并未实现城乡系统的互动和协调发展。
四、统筹协调快速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社会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促进了乡村系统的快速高效发展，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造成乡村地区大量优质资源，如优质耕地、熟练农业劳动力等快速流向城镇，而城镇地区却未能对乡村地区形成有效的资金与技术补偿，严重制约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增长速率普遍低于工业产品，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仍使乡村地区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造成乡村发展速率长期低于城镇发展，城乡发展之间出现明显的不协调。
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范文4
摘要：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以新时期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要的切入点，但是在此之前相对应地添加了“新时期”、“社会公平”这两个重要前提，其中这两个限定词分别将本文研究内容的时间属性与研究方向进行限定，同时也充分呼应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建设中的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几个重要的主题。与此同时，在完成了基本的理念廓清与思路的梳理之后，笔者将先后对社会公平原则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关系、规划设计的基本理念、规划设计的基本策略进行阐述，进而形成一个有机组成的系统。
关键词：新时期；社会公平；城乡基础设施；发展与规划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科学的规划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与效能。在新时期，社会发展进入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并且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社会发展的走向开始朝着经济转型与社会进步和谐发展、深化改革与构建社会和谐并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环境，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进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发展、统筹规划、科学发展，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
基于目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基于社会公平的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与规划将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对于城乡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与科学规划将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将大大推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资源公平、建设公平和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与规划将会对于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二元经济体制之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劣势地位，并且呈现出了发展滞后的局面难以满足农村的生产与发展需要，进而影响了农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现代化发展的推进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然而，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与规划的展开将有助于构建起统筹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为新农村建设与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以新时期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要的切入点，但是在此之前相对应地添加了“新时期”、“社会公平”这两个重要前提，其中这两个限定词分别将本文研究内容的时间属性与研究方向进行限定，同时也充分呼应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建设中的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几个重要的主题。与此同时，在完成了基本的理念廓清与思路的梳理之后，笔者将先后对社会公平原则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关系、规划设计的基本理念、规划设计的基本策略进行阐述，进而形成一个有机组成的系统。
一、新时期社会公平的内涵
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离不开社会公平与正义，社会公平是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构建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必须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对于新时期社会公平的内涵，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观点中寻找到一些启示，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时期的相关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其实，新时期社会公平本质上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
社会的运行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其中不仅需要社会思想与发展理念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公平与正义，更需要在资源配置、社会机会分配、社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公平与平等。与此同时，社会的公平与平等都能够较好地表达出正义的内容，同时正义的表达与实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资源与发展的公平。当然了，新时期社会公平的内涵与原则绝非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呈现出来的，也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差别与差异基础之上的。新时期城乡基础社会建设方面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正是立足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差异，推动资源分配与发展的和谐发展而形成的。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发展也是与社会经济平等观和满足需要的平等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就社会公平的内部构成而言，这一概念与内涵也主要体现在多个维度，其中社会制度的公平、资源配置的公平、发展机遇的公平以及百姓认可等多个维度。而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基于社会公平的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与规划研究更多地是立足于城乡发展现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进而实现城乡基础建设走向协调发展、科学规划的良性循环，进而全面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社会公平原则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关系
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其中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与社会管理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并且是采用各种措施促进这一原则的实现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而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一体化科学布局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措施与实践任务，同时可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改善农村发展环境，进而实现城乡资源有机配置与和谐发展以促进社会公平原则。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在要求。从这一点上不难发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思想与重要原则，并且成为城乡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科学规划、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而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科学布局、推进城市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也在客观上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发展。可见，社会公平原则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存在着一个指导原则与实践内容、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关系，同时二者共同统一于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
三、基于社会公平的城乡基础设施规划设计理念
1. 城乡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理念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经济活动逐渐突破原有的传统区域限制，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机制，呈现出日益频繁、多元、紧密的交流现状，并且呼唤一体化的交流与发展环境。而传统的城乡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受到社会环境、思想理念与发展方向的影响，更加注重城市方面的内容，进而直接导致了城乡技术设施建设的不协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严重滞后的发展局面，迫切要求基础设施规划必须在更广大的区域范围内协调城乡平衡、统筹和谐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是某一区域或者城市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全局、统筹区域发展，从整体的角度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的整合与发展，进而有效地促进和提升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
城乡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理念就是将统筹规划的范围进行扩大与延伸，进而区域环境的改善与协调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同时对于传统规划模式之下行政主体所具有的封闭规划模式进行改革与完善。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不断加强，尤其是不同区域之间技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诸如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等，使得城市的资源可以借助于这些技术设施实现完善与共享，城市周边地域也可以得到一定资源的共享。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之下，相关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协调仅仅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切入已经难以满足客观环境的需要，需要从城乡发展的全局状况出发，立足于整体规划的理念。诸如：在进行城乡整体规划的进程中，为了解决一些大型供水、排水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的分割影响，解决同类设施内部缺乏协调问题，可统一规划垃圾处理与给水处理体系，进而减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实行城乡一体的垃圾处理)供水系统和排污系统。
2. 城乡基础设施的综合协调发展理念
坚持城乡基础设施的综合协调发展就是要跨区域、跨部门、跨传统地进行协调发展策略，淡化行政区域的影响，积极强化市场规律与资源调配的贵了吧，实现基础设施规划与设计时在标准、时序、位置等诸多方面的有效对接。与此同时，城乡基础设施的展开更多地着眼于自身的固有特征与市场特性进行区域范围内公共交通、电力通信、供水排污等公共基础资源的市场化与专业化，建立跨越诸多行业的市场竞争体系与激励服务机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源与发展机会的协调与发展也是这一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更加积极地进行城市快速交通事业的发展，完善和打造完善轴线地区和核心圈层公路网络，推动城市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实现，加速城乡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开发。而至于城乡之间所涉及到一些公共问题和财力投资的项目，整体的基础设施设计与规划需要立足于区域综合协调发展的角度，应以整体发展为目标，以区域轨道交通网)快速交通系统和区域供水为重点，进行综合协调)统筹规划。
在城乡基础设施的综合协调发展理念之下，城乡技术设施规划的实现还需要一定的政策、执行机构、相关措施作为有力的保障，可以通过成立区域规划协调组织机构，建立城乡发展协商与规划机制，进而建立起城乡基础设施发展的共享机制，为城乡从技术设施的规划提供有力的协调规划环境。此外，为了保证城乡基础设施的综合协调发展的顺畅，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区域之内的发展状况进行行政区划的设计与调整，适度解决行政体制对于相关规划协调行为的影响。
四、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与规划策略
1.确立农村基础设施先行的规划意识
在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与规划实践过程中，要树立起农村基础设施现行，城乡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这一点与目前的基础设施现状有着直接的联系。一方面，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重要的资本。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处于劣势地位，并且直接影响到农业现代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故而其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现代农业的水平与农业生产力。此外，农村的基础设施是城乡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系统构成，不仅具有了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特征，同时在测算和评价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时应充分认识其特殊性。
2.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城乡一体化策略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是新时期进行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与规划的重要策略之一。实践过程中，主要是用过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于传统的发展规划与策略进行集中调整、修改与修正，进而制定出符合目前社会发展实际的规划策略。在目前城乡基础设施发展环境下，农业基础设施处于较为明显的落后局面，对其适当地倾斜与辅助是应当的。然而，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在也需要大量的资源配置，故而需要照顾到目前的这一现状，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性特征出发，通过合理布局，可以优先发展城乡社会共享型基础设施，极力扩大基础设施的服务对象、服务范围和领域，让农民分享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使基础设施成为沟通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统筹的纽带。
3.拓宽投资渠道，加大投资建设力度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大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作为后盾，由于目前的基础建设财力投资相对薄弱，故而需要拓宽投资渠道，加大投资建设力度。在目前的城乡基础建设投资环境下，各级规划与建设单位需要创新融资渠道，丰富投资主体，形成国家、企业、个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局面，为整体的建设活动提供资金保证。另一方面，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各级管理部门需要对于投资范围和投资责任进行明确，以保证投资的力度与投资质量。诸如：国家在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同时，降低投资成本，压缩投资周期，优化投资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收益，提高工程项目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强化服务功能与此同时，为了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应当继续实施“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以充分发挥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4.重视城乡信息化网络建设
信息化建设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基础设施效能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相关规划与设计者需要将农村的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纳入到城乡基础设施发展的进程中，并且把农村的诸多信息化模块纳入到基础设施体系之中，诸如农村的“六小工程”，可以有效的提升农村的信息化平台。为了充分兼顾社会公共的建设原则，可以在统筹城乡规划、加强区域合作的较大的建设城乡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健全城市与农村的信息沟通机制，构建起完善的信息服务平台。与此同时，重视城乡信息化网络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策略，不仅要注重对于硬件投入，还要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信息化技术人才队伍，通过信息化技能培训、人才引入、信息化知识普及与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努力，最终提升基础设施效能。
5.建立高效、统一的城乡基础设施管理机制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其中不仅需要规划与设计、建设与维护，还需要一个科学经营管理的过程，故而需要建立高效、统一的城乡基础设施管理机制，以实现基础设施的增效。一方面，需要对于城乡基础设施中的竞争性、经营性城乡基础设施逐步按照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建立起一整套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城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非营利性城乡基础设施，需要充分依托于现有的公益管理现状，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实物管理为辅，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能。此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中离不开很多小型基础设施的作用，针对于这些可以采用合作社、管理组等管理形式，实施科学的管理，保证城乡基础设施发挥应有的效能。
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范文5
「 正 文
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如何进一步深化城乡经济改革,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重大决择。然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本文试从分析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探讨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导向作用。
一、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1、体制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将农业剩余转化为重工业扩张所需的资本积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那种采取农产品低价收购、派购政策实现剩余产品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的方式是取消了。那种采取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实行小农经济集体化,便于保证政府干预农业生产的有效性组织形式也取消了。那种采取禁止或限制农村工业和商业活动,将农村产业结构变为单一的种植业结构生产管理体制也取消了。但是,在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正常流动户籍制度却没有取消,使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固定在有限的土地上,这将广大农村割裂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形成了发展“鸿沟”和分割体制,造成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严重分化。
2、政府行为问题。政府行为不规范,增加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难度。政府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越位”。主要是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过度推动,出现拔苗助长现象。许多地方不顾当地条件和市场需求,盲目追求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二是政府“错位”。主要是政府与农民的职责不清。在不少地方,政府对农民的自重视不够,通过行政命令搞“小城镇”,导致劳民伤财的后果。
3、相关政策问题。我国现行的一些相关政策不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产品加工业增值税负太重。目前,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征收增值税时,税率深加工按17%、初加工按13%计算。如此一来,如果深加工、初加工企业从农民那里购进农产品作原料,即使不加工而直接用于销售,仍然需要按原料收购额分别交纳7%或3%的税。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装备技术水平,低于冶金、化工、纺织等行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负担相对较重,导致城乡经济失调发展。
4、市场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到几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之一。这里的主要问题有三点:一是现行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完善,如农业保护价不到位,农产品藏储设施落后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市场波动。二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发育不全。现有的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存在着设施不全、信息不灵的问题。三是目前国家对一些重要农产品价格在市场运行中行政干预过多,这给市场发育带来很大影响。
5、农民贫困问题。经多年努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农民贫困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98年,我国贫困人口仍然占农村人口的4.6%(见表1)。农民贫困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6、政府负债与农民负担问题。长期以来,大多数乡村政府负债严重,难以对乡村经济进行财政支持。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全国乡村两级的负债总额已达4000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每个村级负债20万元。与此同时,农民负担更为严重,1997年,农民现金支出负担占现金收入的7%(见表2)。
7、农业支出问题。投资是现代经济,成长的第一动力,也是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前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财政对乡村经济支出不仅有限,而且出现相对下降的趋势。例如,1997年比1991年,国家财政中农业支出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见表3)。
8、农业产业化问题。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际进展与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求,仍然有较大差距。当前,农业产业化除了存在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和农产品加工增值程度低等问题外。最主要的问题是资金短缺。一方面是国家对农业的支出比重不断下降。例如,1997年就比1991年下降近两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国有四大银行收缩农村市场。几年来,国有四大银行撤并的县、乡(镇)机构、网点总数约为三万多个,极大地限制了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来源。再一方面是农村资金大量流失。据资料显示:仅2002年第一季度,全国邮政储蓄余额累计就达6100多亿元,其中有2/3来自县及县以下,也就说今年一季度有4000亿元的农村资金倒流城市。
9、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然而,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严重失调。1998年中国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2%,而城市化率(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0.4%,两者相差11个百分点多(见表4)。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一般城市化水平都高于工业化水平,而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工业化发展没有有效带动城市化发展。
表1 中国贫困人口变化情况附图注: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线相当于每天0.66美元。(2)两种标准下的数据都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农户抽样调查得出的。(3)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别报告——中国战胜农村贫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表2 农民现金负担情况
年份 农
民现金收入占 农民负担占 以现金支出负担占
纯收入的% 现金收入的% 纯收入的%
1994 64.85 5.5 7.5
1995 62.56 5.6 7.8
1996 63.27 5.6 7.8
1997 67.18 5.2 7.0
资料来源:杨承训、杨继:《加快城镇化必须改革农村上层建筑》《南方经济》2000年第1期
表3 国家财政中农业支出的比重
年份 国家财政支出 国家财政对 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占
农业的支出 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
1970 649.41 49.40 7.61
1975 820.88 98.96 12.05
1980 1228.83 146.95 11.95
1985 2004.25 153.62 7.66
1990 3083.59 307.84 9.98
1991 3386.62 347.57 10.26
1992 3742.20 376.02 10.05
1993 4642.30 440.45 9.49
1994 5792.62 532.98 9.20
1995 6823.72 574.93 8.43
资料来源:由《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0-1998)推得
表4 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
年份 工业化率 城市化率 两者之差
1949 12.57 10.64 1.93
1950 14.08 11.17 2.91
1955 21.00 13.48 7.52
1960 39.00 19.76 19.24
1965 31.80 17.98 13.82
1970 36.80 17.38 19.42
1975 41.50 17.34 24.16
1980 44.20 19.39 24.81
1985 38.50 23.71 14.79
1990 37.00 26.41 10.59
1995 42.30 29.04 13.26
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范文6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乡协调发展；实践与启示；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9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56-05
1.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与实践
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和城市化高级阶段，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农业产业化和农工商综合企业迅速发展，农场经营管理趋向集中化、资本化和企业化，农民收入提高和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的平等化，小城镇兴起与郊区城镇化发展。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保护城市与乡村的居住环境的多样化，推进城乡融合、城乡优势互补的城乡一体化发展［1］。
为了城乡协调发展和体现城乡的各自功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采取了绿化村庄、拓宽或取直道路，修整村旁河岸，修建公用水井、灌溉池塘和粪肥储存设施，修整住房，建造农村通信系统，建立社区中心等促进农村发展。其主要做法有：（1）通过立法形式进行乡村地区城镇开发，政府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政策立法，对乡村城市化进行支持和重视。如英国政府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进行了“新城运动”；美国则于1968年通过“新城镇开发法”，第一批就建成63个规模在2万人左右的新城镇。英美两国都制定了“农业基本法”以确立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方针政策，韩国的农业立法则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有达标的途径和办法，有明确的赏罚条款，保持法规的连续性等。（2）积极引导工业的分散化。如意大利全国有8000多个市镇，已全部覆盖了农村，每个市镇平均7000人，工厂分布在周围的农业区域，市镇之间主要是商业、服务以及文化、教育等公益机构。韩国于1970年提出“培育新农村运动”，“使所有的村庄在最近的将来从传统性落后、停滞的社区，转变为现代的、进步的、有较好生活环境的社区”。从1971年开始的“新村运动”，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动员大量财力、物力和农民劳动力，致力于改善农村环境、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农村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方面已经向现代化迈进，农民生产有所提高，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趋于现代化，乡村小城镇和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受到了重视。不仅有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建筑和完善的设施，而且到处绿草如茵，创造了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环境，从而避免了城乡之间的严重矛盾冲突［2］。（3）发展农业集约经营和多种经营，改变农业生产落后局面，并在种植业内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农业部门的反哺。如自1960～1980年，日本中央政府农业预算在国家总预算中的份额一直保持在7%以上，对于农户购买农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补40%，剩余20%由农协贷款，由此促进农业机械集约化经营；韩国则加大对农村农业部门在科技、教育、交通等方面的公共投资，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趋势，日韩两国都加大了技术反哺农村农业的力度，自下而上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科研教育设施，出现了“电脑村”、“高新技术村”及“高效农业村”。（4）大力兴办农村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工程，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如在日本，当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部门劳动力吸收能力减弱时，政府就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放在农村内部，转移的方向主要是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推进，向农业的产前和产后部门转移。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为解决就业问题，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建立公民水土保持团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在农业内部扩大就业面的做法对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大借鉴意义［3］。（5）建立功能齐全的农村组织―农业协同组织。如日韩两国均建立了农协，农协网络了农村中的全部农户，不仅是农村中的经济组织，也是农民的政治组织，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地位，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协既可以代表农民与政府讨价还价，也可以作为政府代言人，执行国家农业政策。政府反哺农业的政策策略，是农协促使政府制定并通过农协实施。所有这些方法和手段使日韩农村农业同整个经济一起进步，实现了农村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民收入提高，维护了社会公平［4］。
2.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
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赶超目标，企图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战略的重点，将大量资金投放在城市，忽视农业和乡村发展，过分榨取农业剩余用作工业和城市发展积累，从而使乡村更加落后和贫困，城乡差别呈现扩大态势。196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步认识到片面工业化战略的局限性，开始重视农业变革和乡村的综合开发，重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乡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存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以工业为主，乡村以农业为主，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等等。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的二元结构，导致其城乡之间的联系与发达国家比起来要弱得多。而发展中国家以高度集中的空间模式推进城市化，往往直接造成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体现在生产活动、就业机会、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即在城市中，居民较富裕，非农业活动、就业机会多，人口集中；而在乡村地区，以农业活动为主体，就业机会少，这些都会限制乡村的经济发展而扩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进而带来许多社会方面的不平等，这给经济更快上升、利益的合理分配都带来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推进城乡关系协调的典型做法主要有：（1）改善农业生产软硬环境，增加农业投入。如巴西政府在1965～1985年用于农业的政策资金累计约2191亿美元，其中310亿用于农业补贴，其他用于投资和市场政策。1985年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1986～1990非洲经济复兴优先纲领》指出，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20%～25%是比较理想的［5］。（2）进行。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规模缩小式”和“土地银行式”。如墨西哥把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小农场所有，巴西则是由联邦政府向农民提供信贷用于购买农村地产，从而推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菲律宾是先征收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然后由土地新主人分期向土地银行交付土地购买费，银行再付给原地主。（3）乡村工业化。在农村地区开设工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业，增加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如泰国政府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7～1981年)，开始着重发展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村工业，以后又采取多项计划和措施来促进农村工业化。（4）优化城市布局。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三种形式布局城市，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一种是扩散化布局，使经济增长由中心城市向扩展。第二种是设新城，以边远资源开发地区或者以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为新城建设点，形成新的增长极。如1967年巴西政府为了加速边远农村的开发，在远离海岸1000公里的亚马逊大森林中的马瑙斯建立增长极以带动整个亚马逊地区的发展，1974年后，在这个增长极的辐射下，亚马逊地区又建立了17个次增长极，形成了带动整个区域开发的发展网络。第三种是发展小城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5）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人口多、人口的高速增长和沉重的赡养负担，低下的生产率导致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高水平的失业和低度就业，对农业生产的严重依赖及国际关系中的劣势地位等［6］。
3.中国东部发达区域处理城乡关系的模式
3.1义乌：城市发展主导下的以城带乡模式
从理论上来讲，以城带乡模式是最典型的现代城市力量的扩展，表现为通过城市的扩展力量或扩散效应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理想格局；其主要特征在于城市发展及由城市的扩展而波及、卷入乡村的社会发展，它是整个社会由农村社会结构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变的开端，经过城市带动乡村发展，通过工业生产力作用实现对城乡社会的改造［7］。以“中国小商品城”闻名于世的义乌是以城带乡模式的典型。义乌位于浙江中部，总面积1105平方公里，2002～2003年稳居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17位。义乌模式的特征在于以商品市场发展为龙头，先横向再纵向的产业聚集为基础，市场经济为主导，产业聚集与城乡一体化良性互动，以点――线――面的推进方式，从小城市迈进大中城市。在1978～1988年的初步发展阶段，义乌产业初步聚集与同心圆城市出现，城镇形成商业贸易中心，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与传统轻加工业围绕商业中心逐步聚集，稠城镇在义乌县的经济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位于城区周围的徐江、下骆、青口与廿三里等乡镇，工业率先启动，城镇建设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义乌城区面积从1970年代末的2.8平方公里扩大到5.88平方公里，人口从3万余人增加到6.18万人，建制镇从2个增加到6个。在1988～1998年的劲升时期，义乌撤县改市，城区扩张与周边中心镇迅速发展，成为浙中重镇。在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影响下，义乌城区同心圆布局因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迅速沿交通干线向经济强镇延伸，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1998年，义乌城区面积15.4平方公里，人口近20万，建制镇15个。从1998年至今，义乌城市加速聚集，城市发展迅速，城区辐射力增强，周边乡镇因汽车通勤而迅速与城区紧密交流、城区沿交通干线进一步呈松散型延伸，连接交通干线上乡镇的工业率先受到小商品城的辐射，位于杭温、绍金公路线与浙赣线上的乡镇，工业经济与城镇建设迅速发展。2002年，义乌城区面积32.2平方公里，人口近43万；廿三里、苏溪、佛堂三大中心镇已纳入城区“十分钟交通圈”，成为城区卫星镇。审视目前义乌的城乡发展实践，可以发现第三产业的聚集与提升对城乡发展作用最为直接，义乌城乡一体化迅速推进在于以商业市场的聚集促进消费聚集与人口聚集，进而促进商业中心形成与城区发展，同时，打破行政地域限制，促进行政管理体制“市管县”改革、市场化土地资源运作和土地收益股份化［8］，成为义乌以城促乡的关键环节。
3.2龙港：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发展模式
乡镇企业作为城乡一体的联结点，改变了传统乡村、工业城市的格局，突破了国有经济大一统的计划体系，成为城乡经济发展中颇具活力的微观主体之一。以“中国农民第一城”而著称的温州龙港镇是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发展的典型。龙港镇建镇于1984年，目前总面积58平方公里，人口14.7万，是苍南县经济中心、温州综合实力强镇、浙瓯南闽东北地区重要物资集散地、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小城镇”试点。龙港建镇之初，在全国率先进行土地有偿使用、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和股份合作企业制度改革，成功走出了不依赖国家投资、主要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新路，为中国农村城市化做出了实践上的有益探索。目前，2.7万亩的耕地、50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万亩蔬菜瓜果基地以及3000亩海水养殖、2000亩淡水养殖基地，奠定了龙港农业的基础；以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主和个体私营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三大支柱产业所形成的575家企业、20多个专业市场以及通讯电缆、制药、仪器仪表等高新技术行业构成龙港工业经济的灵魂。总结龙港城乡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完整的“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学路径，它在诸多方面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演进，表现为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吸纳的贡献（2000年中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2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7%）、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提供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建设资金以及对农村居民整体素质提高的改善［9］。同时，作为一种农民自发的城市化，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存在的布局分散、工业污染、生态恶化、发展差异悬殊等问题是我们在处理城乡关系实践中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
3.3嘉兴：整体推进的城乡发展模式
城乡整体推进就是将城市中心组团与周围乡镇及乡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各项制度，统一规划城乡人口分布、产业构成、用地规模、基础设施等实现城乡的区域融合，实现特定区域既是城镇又是乡村、城乡界限模糊，乡村发展不依赖于城市的设施，城乡之间协调、均衡和相互作用，融合于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统一体中实现区域现代化。这种模式推进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乡村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农村文化和技术全面提高，城乡生活水平接近以至城乡差别缩小乃至淡化，它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流动与相互作用，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这种模式。城乡整体推进一般发生在自然条件优越、人口密度高、城镇密集、交通网络较为完善、资金充裕、产业水平高、工业化程度高、非农产业程度高的河口三角洲。1998年以来，嘉兴注重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注重工业化和城市化。2004年以来，嘉兴编制了城乡一体化规划纲要和6个专题规划，为推进网络型大城市建设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作保障。在具体做法上从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推进城乡共同发展，并将具有区域性的城乡整体推动发展的最基本实施单位落脚在县域经济的层面。2003年，嘉兴城市化水平为45%，各级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已经形成以嘉兴市区为核心、5个县城为主体、若干个中心镇为支撑的城镇网络框架，城乡公交开通了36条线路，通达238个行政村，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80%；城乡互动能力不断增强，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相互促进；全市农村劳动力当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占到67%，农民收入中来自二三产业的占8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49.6万人，村级合作医疗覆盖率98.7%，广大农村区域正逐步转变为城镇新社区［10］。
4.中外处理城乡关系的启示与西部地区的实践借鉴
4.1始终重视城乡双向互动和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是避免城乡隔离的根本保证
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状态是城乡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与互动过程的有机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脉络是由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到大城市的郊区化到最后迈向城乡一体化，这是一个渐进的、城乡社会现代化的系统演化和动态自然发展过程，是一种恰当处理城乡关系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这种发展强调城乡两个单元是互动发展的过程，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作用；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城乡差别的消失绝非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发展不是超越阶段，盲目奢求城乡同样发展。短期内完全消除城乡差距，实行完全相同的城乡政策既不现实也无法完成。我们要缩小的城乡差距是那种过大的、不合理的差距。按照执行的难易程度我们不妨按照先易后难的做法，先实行城乡经济统筹、再城乡社会统筹、最后是城乡政治统筹的办法协调城乡发展；在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中，应当校正“城市偏向”，将城市与乡村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城乡平等发展战略，避免出现城市问题突出而乡村衰落萧条的两难困境；协调城乡关系的目标是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即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协调发展，是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民通盘考虑、整体发展的战略思想，其重点是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深层次变革，需要观念、机制和体制的诸多变革。马克思主义本质上要消灭的是城乡对立而不是城乡差别，恩格斯曾经指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两个标志是工农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城乡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
4.2城乡协调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城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要保护农业的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而绝非被动、辅的部门，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会造成城乡关系严重不平衡。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化高度发达后，农业不会消失，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不会消失，作为人类聚集的社区的一种形式也不会消失。因此，中国当前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以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张来带动工业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注意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将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在城乡经济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实现各种生产要素总量关系的变化和配置方式的市场化调整，那种只靠国家计划的调拨、分配来组织城乡关系发展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4.3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不同作用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保障
城乡关系的实质就是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通过何种方式促进稀缺资源在社会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与流转。城乡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公共投资始终是农村经济增长、贫困减少和城乡发展的重要源泉。城乡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乡之间双向而非单向的互动过程，它一方面要求整个城乡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另一方面又要求资本、技术、劳动力和信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能够在城乡之间实现有效分配。但是，市场作用的滞后性和短期性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必须有效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主要是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如在户籍管理、粮食、居住及就业等方面实行体制改革和较宽松的政策，从而使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种作用有机结合，达到提高城乡空间经济组织化程度的目的。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包括财政、金融、外贸)、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农业政策目标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相配，现阶段的收入支持政策可考虑以间接支持方式，即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政府用立法手段规定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扩大银行的农业贷款份额，对中长期农业贷款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较长的还款期限。政策的制定还要重视农业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推动农业发展，只有这样农村经济才能大规模发展，城乡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4.4根据城乡优势和条件制定综合发展规划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城乡协调发展规划的主体是城市与乡村，传统城市规划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展开规划而将乡村作为一个背景违背了城乡系统规划的一般规律。城乡协调发展规划中必须重视城乡之间交通的衔接与网络化支撑，城乡协调规划发展的内容应突破城镇体系规划对城乡空间规划的要求。特定区域的城乡统一规划和建设城乡居民点、工业布局、基础设施网络，重视城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发展与城乡市场沟通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通信、商业、仓储以及金融服务等部门，必须促进城乡专业化协作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合理规划与建设集镇和小城市，在各等级规模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的网络体系，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城乡发展道路和模式。
4.5转换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城乡协调的内在要求
城乡协调发展状态的实现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融合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城市化，必须重视农业的结构性转型，使土地经营方式从小农生产逐步向规模经营转变，使农业成为城市农业，进而使城市化走向高速轨道；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壁垒，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用工制度，尽快消除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并将更有意义的社会学单位的生态城市与法定城市有机联系起来，对于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实现社会生产资源在城乡之间得到合理高效配置，城乡关系协调的社会条件在于依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城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实质性持续增加。
4.6调整城乡关系的实质在于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与实现城乡融合
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相互关联的内容、形式、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城市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与自给性强的农村经济二元结构是城乡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是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标志，反映了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协调发展，就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通过发挥城市经济增长极的功能带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通过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的协调发展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其根本途径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等诸多“普世化”进程，用先进适用技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根本改造，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城乡统一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轨道。
4.7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及财政金融支农是城乡协调的必然趋势
诸多反哺机制的生成总是与特定时空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农业反哺的经济实质在于工业部门的剩余回流于农业，即工业部门把自身的部分剩余无偿地转移到农业部门，对农业发展实施补贴。反哺农业的基本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和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差距。从国际横向对比看，当今的英、美等发达国家都在对其农业进行反哺，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在对其农业进行剥夺；从纵向时序对比看，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对其农业进行反哺，只是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一定阶段后，才设计农业反哺机制和采行了农业反哺政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开始对其农业实施反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事实和过程。农业现代化离不开要素投入和科技进步，也离不开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适度规模经营；工业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抽取大量的农业资源，阻碍农业要素投入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滞缓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已历经家庭承包经营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行而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宏观特征做出的基本判断［11］。
4.8特定时空存在着由不同城乡发展的初始条件所决定的模式选择
从各国实践发展看，城乡关系的发展模式存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以乡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等几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城市发展观，它的理论基础是以佩鲁、布代维尔、赫希曼、弗里德曼等人的增长极和弗里德曼的核心――论为代表的空间极化理论；以乡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农村发展观，其理论是建立在批判增长极论和核心――论的基础之上的激进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其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建立自力更生的农村经济，尽可能少与都市经济发生联系；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追求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失，城乡差距缩小，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一种标志和归宿，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是使城乡之间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特有的网络组织功能效应，它倡导的是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对西部地区来讲，要想使更为落后的乡村完全靠自给自足的方式去发展是根本行不通的，况且城乡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开放和关联是该系统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同时，城乡一体化的模式对当前的西部来说也只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目标。但是，城乡网络发展模式强调城乡的存在和发展并非孤立而是一个空间发展关系的集合过程，是一个点、线、面和各种关系变量的集合过程，对西部形成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4.9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壮大县域经济是城乡关系协调的必要补充
农民合作组织可以减少中间商对农民的侵害，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和意外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存在着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增殖利润问题。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把农民与市场通过发展龙头企业和订单农业联结起来，培养一批在农民中有威望和信誉的农业经纪人，带领农民开拓市场，让订单农业和农业龙头企业形成良性互动，解决农民种地卖难的后顾之忧，稳定生产，而且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积极地发挥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推动农业产业化基地向规模化、规范化、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在中国处于城尾乡头的位置，中、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以县域经济为突破口，在县域发展农村工业，在县域推进城镇化，在县域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把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城乡平等协调发展的切入点，县域经济将必然成为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4ZD―018）“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三农问题及对策研究”的子课题之一――“西部地区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作者关于“中国西部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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