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而教育扶贫则被赋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使命。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发展仍比较滞后，可以说，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农村教育;精准扶贫
一、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
(一)农村教育的概念界定
何谓“农村教育”?学界尚无定论。当前，主要存在三种界定方式:(1)“地缘说”，认为农村教育即为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如，李少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教育就是指县和县以下的教育，包括县、乡(镇)、村教育”［1］。(2)“对象说”，认为农村教育是针对农村人口开展的教育。如，陈敬朴指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2］(3)“面向说”，认为农村教育应以服务农村为宗旨。如，1991年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农村教育被定义为“由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所组成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3］。笔者认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域内的基础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以及当前服务于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培训均属于农村教育的范畴。
(二)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小学净入学率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4］，教育发展的重心已从普及数量转变为提高质量。但是，不可否认，农村教育生态现状依然令人堪忧。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全国农村中小学为对象的撤点并校，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教育革命”拉开序幕，我国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有增无减，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严重，许多地区的农村教育走向萧条［5］。
1．学生方面:家校距离远，孩子们不得不寄宿求学，导致乡土情结的淡化与亲子教育、人格教育的欠缺。而进城读书，又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很多农村学生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学生辍学率上升;校车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合并后的学校人满为患，教育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等。
2．家长方面:教育观念滞后，一方面视教育为逃离农村的跳板;另一方面，高昂的教育成本、渺茫的升学希望、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读书无用论”在部分农村家长的心中升温，他们宁愿让孩子在家务农或随其外出务工，因此，在许多农村学校，存在普遍的“隐性辍学”①现象。
3．教师方面:或被裁退，或被转岗，面临巨大的心理、社会压力，乡村教师的待遇亟待提高。“超编”和“缺编”问题并存，师资结构(年龄、学历、职称等)不合理，部分学校十几年未新进过教师，优秀教师的流失，严重影响重要学科的教学。
4．学校方面:“巨无霸”学校的管理难度较大，生师比攀升，生均教育资源减少。此外，如何完善硬件设施建设，如何有效地整合师资力量，如何开设与农村生活密切联系的校本课程和社团活动，亦是农村学校面临的难题。
二、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的战略意义
(一)维系国家稳定大局，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一些传统村落逐渐衰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农村人口比重回升，农村并没有消亡。2014年，义务教育的城镇化率已从2009年的51．04%达到72．55%①，显著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伴随教育资源向城市的大量聚集，我国农村仍有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和3500万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城镇化率的快速攀升显然是畸形的，有违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的呼声，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们无异于被剥夺了自己做出决策、选举和参与政治过程、行使国家管理权的能力。虽然我国的扫盲运动成效显著，但是还有超过5000万的文盲半文盲。②相对来说，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农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避免他们的子女成为“新文盲”，事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人民当家做主权力的落实。
(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教育与经济密不可分，双向影响。如图1所示，国家经济社会系统是农村教育的外部环境，为农村教育制定政策、供给资金和师资;农村经济社会系统是农村教育的内部环境，为农村教育提供生源、筹措经费。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而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正是外部环境给予农民的投资机会和有效鼓励。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了农村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决定于知识的进步和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生产比从前更好的物质资本形式”，而知识的进步和运用有赖于教育与培训。舒尔茨视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并指出初、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高等教育。按照舒尔茨的观点，许多农村地区之所以经济萎靡，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农村孩子的受教育年限、质量均不如城市孩子，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学校的投资欠缺［6］。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带动农村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三)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遏制离农、弃农倾向
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学校教育服务于主流文化，教育内容与乡土文化“圆凿方枘”，农村孩子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渴望通过教育实现“跳龙门”。另一方面，教育内容与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处事准则和风俗习惯格格不入，为了适应学校生活，他们不得不进行“再社会化”，从而加剧了“离农”“弃农”的倾向［7］。城乡一体化固然要实现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市场等要素的相互融合，但积厚流光的农村文化作为无可替代的国家软实力，绝不能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牺牲品。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充分发挥农村学校传承民间艺术的特殊功能，如编织、剪纸、幺妹舞、皮影戏、泥塑等，注意培养孩子们对家乡的深情，尽可能避免“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悲剧，实现农村与城市、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美美与共”。
(四)促进社会畅通流动，消除贫穷代际传递
在大多数国家，农村都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农民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往往寄希望于教育摆脱贫穷、走出农村。依据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社会分层结构一直存在，但社会上层人员和下层人员的地位不能凝固不变，保持精英循环路线的畅通是实现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8］。非执政的精英人物上升为执政者，执政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阶层，如果循环受阻，将危及统治基础。人人生而平等，在一个真正追求公正的社会，教育的确应该发挥促进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作用。罗尔斯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9］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民和农村孩子在教育上先赋条件的不足，为他们成为“精英”开辟出路，让贫穷不再代际传递。当然，帕累托所谓的“精英”是广义的，泛指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的人。通过在农村开办多样化教育，不仅要使少数能升学的学生“榜上有名”，也要使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孩子“脚下有路”。
三、农村教育精准扶贫体系的建构
扶贫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呕心沥血的伟大事业。1986年，我国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政策调整，陆续确立了开发式扶贫、项目式扶贫、救济式扶贫等方式，诚然为扶贫攻坚做出巨大贡献，但问题积弊，如许多贫困户消极地“等、靠、要”政府救济金、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人情扶贫等，这显然不符合扶贫的初衷，严重影响扶贫的进度和成效［10］，目前我国仍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③2013年，“精准扶贫”的思想顺势问世。精准扶贫既重视“输血”，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支持力度，更强调“造血”，授之以渔，鼓舞他们的志气和信心，实现自力更生。中国的“穷根”在农村，教育落后是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整个扶贫工程的“造血”系统。精准扶贫是相对粗放扶贫而言的，重在“精”和“准”。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进行价值、对象、管理的精准定位。价值定位是通过观念引领行动。明确农村教育的价值选择是有效实施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逻辑起点。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反映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而教育服务于社会和个人双重价值主体。当前，我国农村教育在价值定位上存在“离农”和“为农”的悖论，这源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教育应秉持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宗旨［11］。对象定位就是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落实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前提。为彻底“拔穷根”，必须积极探索识别扶贫对象的制度、方法，下定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和跟踪调查，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库，彻底搞清楚哪里穷?谁穷?为何穷?是否需要教育扶贫?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管理定位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涉及到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多个主体的责任划分，农户信息的及时更新，扶贫项目的设置，扶贫资金的投放、使用、监管及效率评估等。因此，必须明确事权、分工到位、精准管理。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一个逐级递进的长期过程，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必须构建全方位的扶贫体系。
(一)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精准改造
义务教育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21世纪初，义务教务的普及工作基本完成，但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的差距仍较突出。义务教育的属性，决定其必须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在精准定位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原因的基础上，应加大教育经费的倾斜力度，有针对性地设置扶贫项目，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校车安全整顿计划等，改善薄弱的教学设施，配备优秀的教师资源［12］。同时，要帮助农村学校精心开办校本课程，注入更多农村元素，增强教育内容与农村文化的融合度。从而实现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均衡发展。此外，在许多农村地区，高中办学面临瓶颈，必须谋定思变。初三是农村孩子求学生涯的一个转折，有能力升学的进入高中，剩下的学生该何去何从。“跳农门”“读书无用论”使得不少学生选择无奈辍学。事实上，中职的就业率稳居高位，2015年达96．3%。①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对高中教育进行“精准改造”，一方面，努力提高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另一方面，设法改变农民的陈旧观念，如设立“教育观念引导中心”、制定中职教育协作计划等，实现普高、职高双管齐下、并蒂开花。
(二)职业教育:打造特色、精准就业
农村教育存在“两头响声猛，中间受梗阻”的细腰鼓现象———现代职业教育的组织方式与农民获取非农生产技术的矛盾［13］。具体来说，国家积极呼吁重视职业教育，农村社会发展亟需职业教育，农民迫切希望通过非农技术摆脱贫穷，但实际上，去职业学校学习的农村孩子并不多。根据《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中，90%以上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53%为“农民与农民工”家庭背景，并且这两项比例呈上升趋势。报告显示，高职毕业生发展潜力逐步提升，月收入连续5年增长，以2012届学生为例，学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731元，3年后为5020元，增幅达83．8%，这说明职业教育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显著功效。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打破这一怪圈。“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职业学校［14］，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水平。
1．办出特色:依托当地区域环境和经济资源，设置特色鲜明、符合需要的专业，并配足设备和师资。
2．保证生源:深入贫困家庭，引导高中毕业生、大龄青年正确认识高职教育，依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推荐就读专业。
3．完善资助:在“奖、助、贷、勤、补、免”多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上，大力实施“雨露计划”，并拓展扶助项目。
4．技能培训:发挥职教的技术导向优势，挑选业务精良、实践能力强的技术骨干定期下村、下户，进行现场答疑、按需施教，培养新型知识化农民。
5．立足就业:开设创新创业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指导，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
(三)高等教育:提供机会、精准招生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城乡学生在高校入学机会上的总体差距明显缩小，但在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率远低于城市学生。据统计，2015年，在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招收的本科新生中，农村考生均不到两成。这是为什么?与城市孩子比，他们差的是机会。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重视高等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2015年，我国吹响了“统筹推进两个一流”的冲锋号，高等教育建设进入新阶段。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公平仍需要被置于战略高度。可喜的是，《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招生规模为5万名;继续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招生计划不少于学校本科招生规模的2%;继续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由各省(区、市)本地所属重点高校承担，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少于有关高校本科一批招生规模的3%”，这表明国家对农村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其有效的贯彻落实必将推进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的进程。
总之，实施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战略，补齐教育短板，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属于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期待中国农村教育早日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薛欣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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